施罗密特奶奶在洗澡时死去后，爷爷又活了二十年。
有那么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他继续黎明即起，把床垫和床罩拖到阳台的栏杆上，狠狠地击打它们，打碎夜里潜到寝具里的细菌或小妖怪。也许他感到难以打破自己的习惯，也许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对逝者致敬，也许他是在对他的女王表达思念，也许他怕一旦自己停下来，就会招致她的报复。
他也没有立即停止给抽水马桶和洗涤槽消毒。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爷爷微笑着的面颊逐渐露出以前从未有过的粉红，总是显得很快乐。尽管直到生命尽头，他也保持着特别整洁的习惯，保持活泼敏捷的天性，然而暴力离他而去：不再狂暴地击打，不再发疯似的喷洒来苏尔水或氯液。奶奶死后几个月，他的爱情生活开始以迅猛奇妙之势绽放花蕾。几乎与此同时，我觉得七十七岁的爷爷找到了性的欢愉。
埋葬奶奶时落在鞋子上的灰尘尚未及擦去，爷爷家里便满是女人，她们献上吊唁、鼓励、孤独的自由和同情。她们从来没有将他独自抛下，与之共进热气腾腾的饭菜，用苹果蛋糕来安慰他，他显然不愿意被她们抛下不管。他总是对女人怀有好感……对所有的女人，包括漂亮的女人和拥有其他男人发现不了的美的女人。“女人，”我爷爷曾经宣称，“都非常非常美丽，无一例外。只有男人，”他微笑着说，“是瞎子！十足的瞎子！咳，有什么呀。他们只看到自己，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到。瞎子！”
奶奶死后，爷爷花在生意上的时间少了。但他有时还是会脸上闪烁着骄傲和喜悦，宣布“到特拉维夫做重要的商业旅行，到古鲁森博格大街”，或者是“拉马特甘举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和公司所有的头头脑脑一道”。他仍然喜欢给所有他见到的人奉上一张他那令人难忘的商业名片：“亚历山大·兹·克劳斯纳，进口商，指定代表，总代理和指定批发商”，等等，等等。但是现在，他多数时日都在忙碌着令之心旌摇荡的事情：签署或收讫请柬，互邀喝茶，或是到某家精心挑选但价格不算太贵的饭馆举行烛光晚宴（和茨特林夫人，不，和沙珀施尼克夫人！）。
他在本-耶胡达街阿塔拉咖啡馆不显眼的楼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穿海军蓝西装，系着圆点花纹领带，模样粉嘟嘟的，微笑，容光焕发，打扮得整整齐齐，浑身散发着洗发水、爽身粉和剃须水的气味。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他那浆洗过的白衬衣，塞在胸前口袋里耀眼的白手帕，银光闪闪的袖扣，总是让一群五六十岁保养得很好的女人包围着——身穿紧身胸衣和后接缝尼龙长袜的寡妇，浓妆艳抹的离婚女子，戴着许多戒指、耳环和手镯，指甲、玉足修整得恰到好处，烫着头发，有身份的已婚妇女，希伯来语中夹杂着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或保加利亚语。爷爷喜欢让她们陪伴，她们为他的魅力着迷。他是个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健谈者，一个具有19世纪作风的绅士，他亲吻女士的手背，急急忙忙前去给她们开门，上台阶或上坡时伸出自己的胳膊，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人的生日，送去一束束鲜花或一盒盒糖果，留意甚至会稍许赞美一下衣服的剪裁、新换的发型、雅致的鞋子和新式手提包，玩笑开得颇有品位，适时引用一首诗，聊天时热情而幽默。一次我打开屋门，看见我九十二岁的爷爷正跪在一个兴高采烈、身材矮胖、头发皮肤均为褐色、某位公证人的遗孀面前。女士隔着陷于迷恋中的爷爷的脑袋，朝我挤挤眼睛，喜气洋洋地微笑，露出两排完美得有些发假的牙齿。我在爷爷尚未意识到我的存在之前走了出去，轻轻关上屋门。
爷爷魅力之谜究竟何在？这一点我大概过了多年后才开始理解。他拥有男人身上罕见的品质，对许多女人来说，那是男人一种最为性感的奇妙品质。
他注意倾听。
他不是一味有礼貌地佯装倾听，不耐烦地等待她把话说完，闭上嘴巴。
他并不打断谈话人的话，替她把话说完。
他并不插嘴归纳她所说的话，以便引入另一个话题。
他不让他的谈话人跟空气说话，进而在脑海里盘算为她说完后自己如何作答。
他不是装出饶有兴趣或感到愉悦的样子，而是真的这样。咳，有什么呀，他有用之不竭的好奇心。
他不是没有耐心。他没有尝试着把谈话从她那微不足道的小事转向自己的重要话题。
相反，他喜欢她谈的小事。他总是喜欢等着她，要是她需要慢吞吞的，他以此为乐。
他不慌不忙，也不催促她。他将等着她结束，即使她结束了，他也不会猛然抓住话题，而是喜欢等候，以防再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万一她要发表另一通感慨呢。
他喜欢让她拉住自己的手，领他去她的所在，她自己的所在。他喜欢做她的陪伴者。
他喜欢认识她。喜欢理解她，了解她，抵达她的内心深处，再多一些。
他喜欢奉献自己。他喜欢把自己奉献给她，而不是喜欢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
咳，那什么，她们不住地向他诉说心灵絮语，甚至诉说最不易公开、最为隐秘、最为敏感的事，而他则坐在那里倾听，明智，温柔，满怀同情和耐心。
不然就带着喜悦和情感。
这里有许多男人，喜欢性，但憎恨女人。
相信我爷爷二者都喜欢。
满怀柔情，他从来不算计，从来不攫取，从来不强迫。他喜欢扬帆远航，但从不急着抛锚。
他在奶奶死后二十年间的甜蜜岁月中，从他七十七岁起到生命的终结，有许许多多浪漫故事。他会隔三岔五和这个或那个女朋友到太巴列某家旅舍，盖戴拉的某家客房，或是纳塔尼亚海边的“假日圣地”住上几天。（“假日圣地”一词，显然是爷爷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某个短语，暗示着契诃夫笔下克里米亚海岸的夏日别墅。）有一两次，我看见他和某女士手挽着手，走在阿格里帕或者是贝茨阿勒尔大街，我没有走上前去。他既没有刻意向我们掩饰自己的风流韵事，也不大吹大擂。他从来没带女朋友来我们家里，或是把她们介绍给我们，他很少提及她们。但有时，他爱得像十几岁孩子那样可笑，眼神扑朔迷离，喃喃自语，嘴唇上挂着心不在焉的微笑。有时他把脸一沉，孩子般的粉红从脸上消失，像阴沉的秋日，他会愤怒地站在房间里，一件接一件地熨烫衬衫，甚至熨烫内衣，拿着一个小瓶子冲自己喷洒香水，偶尔他会用俄语半严厉半温柔地自言自语，要么就是哼唱某个悲戚的乌克兰小调，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大概某扇门冲他关闭了，或者截然相反，像那次去美国的奇妙旅行一样，他又一次陷于同时爱上两人的极度痛苦之中。
八十九岁那年，他有一次竟向我们宣布，他正想着做一两天“重要的旅行”，我们绝对不会担心。但是一星期后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忧心忡忡。他去哪儿了？他怎么没有打电话？倘若出事，但愿不要这样，可怎么办？毕竟，他是那把年纪的人了……
我们感到极度不安，我们应该让警察介入吗？要是他正躺在某家医院里，但愿不要这样，或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要是我们没有照顾他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打电话通知警察，而他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回来了，我们怎么能够面对他火山爆发般的愤怒？我们犹豫了一天一夜后决定，要是爷爷星期五下午不回来，我们就得给警察打电话。别无选择。
他在星期五下午出现，比最后期限提前了半个小时，粉嘟嘟的脸上挂着满足，人非常幽默、有趣、热情，像个小孩子。
“你去哪儿了，爷爷？”
“咳，那什么，我旅游去了。”
“可是你说只去两三天。”
“我说了。可说了又怎么样？咳，我和赫尔斯考维茨太太一起去的，我们在那里很开心，没有意识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可是你去了哪里？”
“我说过了，我们去散了散心。我们找到了一家很棒的家庭旅馆，一家非常文化气的旅馆，像瑞士的家庭旅馆。”
“家庭旅馆？在哪儿？”
“在拉马特甘那边山上。”
“你至少能给我们打个电话吧？我们就用不着为你担心了。”
“我们在房间里没找到电话。咳，那什么，那家家庭旅馆有很棒的文化气息！”
“但是你可以用公共电话给我们打吧？我把自己的代币都给你了。”
“代币，代币，咳，代币是什么玩意？”
“打公用电话的代币。”
“噢，你那些金属代币。在这儿呢，咳，拿去吧，尿床的小家伙，把你的金属代币连同它们中间的窟窿一起拿走，只是要数一数。永远不要不仔细清点就接受别人的东西。”
“可是你干吗不用呢？”
“金属代币？咳，那什么，我不相信金属代币。”
他九十三岁那年，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爷爷认定，和我进行坦诚交谈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我召唤到他的小屋，关上窗子，锁上房门，庄严而正式地坐在他的书桌旁，示意我坐到书桌另一侧，面对着他。他没有叫我“尿床的小家伙”，他双腿交叉，双手托着下颚，沉吟片刻说：“是我们该说说女人的时候了。”
他立刻又解释说：
“咳。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
（我那时三十六岁，我已经结婚有十五年之久，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儿。）爷爷叹了口气，手捂嘴轻轻咳嗽了一下，正正领带，清了两下嗓子，说：“咳，那什么，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也就是说，一向。你不会把这理解为有什么不好吧！我说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咳，我只是说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不，不是‘女人’问题！是作为人的女人。”
他咯咯一笑，又纠正自己：
“咳，在任何方面都让我感兴趣。我一辈子都在观察女人，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咳，不，不，我从来没有像某种流氓那样看女人，不，只是深怀敬意地看着她。边看边学。咳，我以前所学到的，现在也想从你这里学到。所以你会知道。所以你现在，请仔细听我说，是这样的。”
他停下来思索片刻，也许在脑海里编织出一组意象，脸上漾出孩子般的微笑，他这样结束他的教诲：“可是你知道吗？女人在哪方面恰好与我们一样，在哪方面非常非常不同……咳，”他从椅子上起身，总结说，“我依然在探讨。”
他九十三岁了，他也许会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直至生命终结。我自己也还在探讨这一问题。
亚历山大爷爷的希伯来语别具一格，拒绝接受别人的纠正。他总是坚持管理发师叫水手，管理发店叫船坞。精确地说，这个勇敢的水手每月一次阔步走向本-亚卡尔兄弟的船坞，坐在船长的位置上，提交详尽、严格的下次航海规程和指示。他有时这样告诉我：“咳，你该出去航海了，那将是什么样子！海盗！”他总是把架子一词的复数形式说错，尽管他说单数时非常准确。他从来不叫开罗的希伯来文叫法，而总是叫开罗的俄语叫法；总是用俄语叫我“好孩子”，或者是“你这个笨蛋”；管汉堡包叫干堡包；说“习惯”一词时总用复数；要是问他睡得怎么样，爷爷总是回答“好极了”，因为他并不完全信任希伯来语，会欣欣然用俄语加上“好，很好！”
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次，他向我讲起他的死：“倘若，但愿不要这样，一些年轻的士兵战死在疆场，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咳，那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不是一场悲剧。在我这个年龄上死去……那是场悲剧！像我这样的人，九十五岁，快一百了，多少年总是早晨五点钟起床，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冲冷水澡，做了快一百年，即便在俄国也在早晨冲冷水澡，即便在维尔纳也冲，一百年来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吃夹咸鲱鱼面包片，喝茶，天天早晨天天早晨走出家门，一如既往在大街上溜达半个小时，无论冬夏，清晨漫步，这是为了运动，周而复始循环得这么好！天天在这之后立即回到家里，稍稍读读报纸，与此同时，再喝另一杯茶，咳，总之，就是这样，亲爱的孩子，这是19世纪的习惯，要是他被杀死，但愿不要这样，他尚未来得及拥有各式各样的正常习惯。他什么时候才会拥有呢？但是到我这个年龄，很难停止了，非常非常困难。每天早晨在街上漫步……对我来说是积习了。冲冷水澡……也是习惯。甚至连活着……对我来说也是种习惯，咳，有什么呀，谁可以在过了一百年后突然改变所有这些习惯呢？不再早晨五点钟起床？不再清洗，不再吃夹鲱鱼面包片？不再看报不再漫步不再喝杯热茶？这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