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我也算在内——不喜欢圆满的结局。我们感到上当受骗。伤害才是准则。厄运不应该给堵住。雪崩滚滚而来，却在抖抖缩缩的乡镇上方几英尺之处突然停住，这种情况不仅反常，而且不近情理。我要是在阅读有关这个温和的老头儿的事，而不是在描写他，倒宁愿让他到达克莱蒙纳时发现约定演讲的日期其实不是本星期五，而是下星期五。不管怎么说，他确实不但安全抵达，而且还赶上了晚宴——水果鸡尾酒打头，薄荷冻加一道不知什么肉做的荤菜，最后是巧克力汁和香草冰淇淋。紧接着，他又填了不少糖果，然后就换上那身黑礼服，把三份报告耍弄一遍，把它们一块儿塞进上衣口袋，到时候需要哪份都拿得出来（从而以数理必然性挫败任何失误），随后他就在讲坛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这当儿裘迪丝·克莱德，一位看不出年龄的金发女郎，身穿水色人造丝衣服，扁平的大腮帮子搽了一层甜甜蜜蜜的胭脂，两只亮晶晶的蓝眼珠在一副无边夹鼻眼镜后面炯炯放光，走上讲坛介绍演讲人：
“今天晚上，”她说，“我们的演讲人——顺便提一下，这是我们第三次星期五晚会；上一次，想必大家都还记得，愉快地听了摩尔教授就中国农业问题讲了他要讲的话。今天晚上，我们请来了，我很荣幸地说，出生于俄国而又是本国公民，普——唷，不大好念——普尼恩教授。但愿我没念错。他当然无须乎介绍，我们大家都高兴他大驾光临。我们将有一个迢迢长夜，一个漫长而受益良多的夜晚，我相信大家一定希望讲演结束后有时间向他提提问题。顺便提一下，我听人说他父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医师，他本人曾在铁幕内外旅行，到过许多地方。所以，我不想再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只想再简单说两句我们下星期五计划当中的报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高兴知道，有一件要使我们全体都大为惊讶的事，那就是我们下一次的演讲人是著名诗人和散文作家林达·莱斯弗尔德小姐。大家都晓得她写诗啦，散文啦，一些短篇小说啦。莱斯弗尔德小姐出生在纽约。她的祖先曾在革命战争中分别在南北两方作战。大学还没毕业她就写下了第一首诗。她的许多诗作——起码有三首——收录在《反应，美国女性爱情诗歌一百首》中。一九二二年，她获得一次奖金，是由——”
可是普宁并没在听。前不久发作的那场病泛起的涟漪，夺走了他恍恍惚惚的注意力。这种现象不过持续了几下心跳——最终，几声无害的回响——的工夫，加上这儿那儿几阵抽搐，临到那位高贵的女主人请他发言时，也就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消失了。但是就在那一瞬间，多么清晰的幻觉啊！他看到自己的一位出生在波罗的海一带的姨母坐在前排正中间，穿着绣花边的衣服，戴着珍珠项链和金色假发，她当年每次去观看那位了不起的、演技火爆的演员考多托夫的戏时都这样打扮，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近乎疯狂。她身旁坐着他的一位已故情人，羞答答地冲他微笑，歪着她那光溜溜的黑发脑袋，温柔的褐色眼睛在两道天鹅绒似的眉毛下面百般献媚地凝视着普宁，还在用一张节目单扇风。除了像有礼貌地坐到前排位子上去的克莱德小姐那样的许多新朋友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被谋杀了的、被遗忘了的、尚未报仇的、正直的、不朽的老朋友，分散在这间昏暗的大厅的四处。一九一九年因为父亲是个自由派人士而在敖德萨被枪毙的万尼亚·贝尼亚什金，坐在后排兴高采烈地向他这位老同学招手致意。巴威尔·普宁大夫和他那心神不定的妻子尽管容貌有点模糊不清，但总的说来还是从他们湮没无闻的消亡当中奇妙地复现出来，在不引人注意的位置上瞧着他们的儿子，一九一二年他俩就曾怀着现在这种消耗生命的激情和骄傲注视他（一个单独站在台上的戴眼镜的男孩）在小学纪念打败拿破仑的晚会上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
短暂的幻觉消逝了。那位退休的历史学教授、《俄罗斯的觉醒》（一九二二年）的作者、年迈的赫林小姐，伛着身子，越过中排一两位听众的脑袋，听完克莱德小姐的讲话，正向她表示敬意，同一时刻，另一位眨眼的老家伙在那位女士背后举起尽是皱纹的双手不出声地鼓掌，以吸引克莱德小姐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