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上了年纪的旅客，坐在风驰电掣的列车靠北窗户的位子上，对着两个空位子，身旁也没人坐，他不是别人，正是铁莫菲·普宁教授。他头秃得挺像个样儿，皮肤晒得黧黑，脸蛋也刮得蛮干净，首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褐色的大脑袋，那副（遮住开始脱落的眉毛的）玳瑁边眼镜，猿猴那样厚实的上嘴唇，滚粗的脖颈和那穿着绷得挺紧的花呢上衣的、结实的身子骨儿；但临了叫人多少有点失望的是他那（眼下穿着法兰绒裤子、交叉着的）两条腿却挺瘦，脚也显得纤弱无比，几乎跟娘儿们的脚一模一样。
他那双邋里邋遢的羊毛袜子是猩红色的，带有淡紫色的菱形图案；那双老式的黑色浅口鞋让他花费的钱，几乎跟他用在全身装束（包括那条花里胡哨的领带在内）其他方面的钱一般多。一九四〇年代以前，他在欧洲那段生活稳定的时期，一向爱穿长衬裤，裤脚塞进颜色素净、旁边绣花的干净丝袜里，用袜带吊在穿着棉布裤的腿肚子上。那当儿，对普宁来说，把裤腿提得过高而让人瞥见里面的白衬裤，就如同让太太小姐们看到他没戴硬领和没打领带一样粗鄙；就连住在巴黎第十六区那座肮脏的公寓时——普宁逃出列宁化了的俄国，在布拉格受完高等教育之后，在那里面住过十五个年头——如果那位看门的卢老太婆上楼来收房租，正巧碰上古板的普宁没戴fauxcol，他也会马上用一只高雅的手遮住脖子前面的领扣。这一切在这个新世界随意的气氛里都有了些改变。如今，他已经五十二岁，反倒热中于日光浴，穿短袖衬衫和松松垮垮的长裤子了，两条腿一搭起来，就存心老脸厚皮地露出好大一片光腿。眼下，他就可能对着一位同路的旅客如法炮制，可是这节车厢里除了一名士兵在一头呼呼酣睡，另一头两位女士在专心照应一个婴孩之外，只有普宁，别无他人。
这儿要透露个秘密，那就是普宁教授坐错了车。他本人并不知道，列车员也不清楚，后者这时已经穿过几节车厢来到普宁乘坐的这一节。说真的，普宁这当儿倒觉得扬扬得意咧。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副主任裘迪丝·克莱德小姐请他星期五晚上到克莱蒙纳——这个城镇在普宁一九四五年起就栖身执教的温代尔西边大约两百俄里——做一次学术报告，她告诉我们这位朋友说乘下午一点五十二分驶离温代尔的那班火车最合适，四点十七分就抵达克莱蒙纳了。但是普宁跟许多俄国佬一样，过分喜好时间表、地图、目录这类玩意儿，尽量把它们收得齐全，然后带着无事瞎忙的兴奋劲儿，随心所欲地利用它们，一旦给自己推敲出一些时间表就沾沾自喜。他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有一班更方便的车次（下午两点十九分离开温代尔，四点三十二分抵达克莱蒙纳），旁边还有个不大显眼的参照符号，标明每周星期五，且只有星期五，这班两点十九分的火车开往远方一个同样冠有一个悦耳动听的意大利名字的比较大的城市，中途在克莱蒙纳有一站。可是对普宁来说，不幸的是他那份火车时间表是五年前印的，其中有一部分早已不管用了。
他在温代尔学院教俄语，这是一家多少带点地方色彩的学府，其特点是在景色美丽的校园正中开了个人工湖，爬满常春藤的走廊把各座大楼连接起来，几幅壁画展现了该校一些得到公认的教员正在把知识火炬从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和巴斯德手里传给许多傻大肥粗的农场小伙子和姑娘。此外，这里还有一个活跃而庞大的德语系，系主任哈根博士得意扬扬地称它是“学府里的学府”（说的时候把每个音节都念得非常清楚）。
在一九五〇年秋季学期里，注册念俄语的学生不多，有一个过渡班的学生，爽直而认真的贝蒂·勃里斯，一个仅露了名字的高年级学生（选了学分而从没上过课的伊万·德勃），还有另外三名生气勃勃的初级班学生：约瑟芬·马尔甘，他的祖父母都生在明斯克；查尔斯·麦克白斯，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已经处理了十种语言，准备再埋葬十种；无精打采的爱琳·兰，有人对她说一旦掌握了俄文字母就差不多能阅读《安娜·卡拉马佐夫》原文版啦。普宁作为一名教员，根本没法跟那些分布在美国学术界各处的了不起的俄国太太小姐们竞争，她们尽管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却不知怎地只凭直觉、巧嘴灵舌和一种母性活力，竟然在那种伏尔加母亲河的歌谣、红鱼子酱和茶炊的氛围里，把她们那艰深而美丽的语言的神秘知识一一灌输给了一群懵懵懂懂的学生；普宁作为一名教员，也从来没设想过要进入近代科学语言学的崇高殿堂——苦行僧般研究音素的学术界，一些认真的小伙子在那殿堂里面学的不是语言本身，而只是学会了一套方法并教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来教学罢了；这套方法犹如瀑布一般，水花从这块岩石泼溅到那块岩石，不再是一种合理的导向式媒介，但在难以想象的将来也许会有助于发展深奥的方言土语——基本的巴斯克语什么的——只有某些精制的机器才能说得上来。普宁对这份工作无疑采取一种漫不经心的闲散态度，他确实只靠一家比温代尔学院大得多的学府的斯拉夫语系主任主编的一本文法书来教课，那位主任是个年高德劭的骗子，俄语蹩脚得简直成为笑谈，可他却宽宏大量地让别人匿名苦干出来的产品借用他的大名出版。普宁尽管有许多缺点，却具备一种令人释怀的、老派的魅力，他那位忠实的保护人哈根博士在一些脾气别扭的校董面前力称那种魅力是一种精巧的进口货，值得用本国现金支付。普宁一九二五年前后在布拉格大学荣获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到了本世纪中叶已经变成没多大用途的头衔，可他作为一名俄语教员倒也不能说完全不称职。他招人喜欢，并非由于什么主要才能，而是由于他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插科打诨，他一离题东拉西扯就会摘下眼镜，一边眉飞色舞地追忆往事，一边按摩他那副现实的镜片。用蹩脚的英语扯扯怀乡话题啦，自传性质的奇闻轶事啦，普宁怎样来到Soedinyonnïe Shtatï（合众国）啦。“登岸前在船上接受海关检查，好好！‘没什么东西要报关吗？’‘没有。’好好！然后是些政治问题。他问：‘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就回答，”——这位开讲人由于打心眼里涌现一阵暗自得意的欢乐而暂停一会儿——“‘首先，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该怎么理解呢？是实际的呢，形而上学的呢，理论的呢，神秘的呢，抽象的呢，个人的呢，还是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我年轻的时候，’我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我们就展开一场很有趣的讨论，结果我在埃利斯岛整整度过了两个星期。”——肚子开始起伏，一起一伏，这位开讲人捧腹大笑起来。
还有一些更妙的幽默场合。仁慈的普宁带着一种羞答答的神秘表情，一边准备为孩子们讲些自己当年领略过的妙趣横生的事儿，一边自己先忍俊不禁，露出一嘴残缺可怕的黄牙，然后会打开一本破旧的俄文书，翻到他小心夹了一张精致的人造革书签的地方；打开那本书的时候，脸上往往会浮现一种惊慌失措的神情，使他那温顺的容颜全然改色；他张着大嘴，狂热地来回翻弄那本书，可能要过好几分钟才找到所需要的那一页——或者对自己毕竟标对了地方而感到满意。他选的段落大都摘自差不多一世纪以前奥斯特洛夫斯基草草写成的一些有关商人生活习气的、古老而幼稚的喜剧，或者出自一出同样古老、甚至更古的、靠曲解词义取胜而价值不大的列斯科夫的闹剧。他用亚历山大古典剧院（彼得堡一家剧院）那种洪亮热情的声调，而不是用莫斯科艺术家剧院那种清脆纯朴的声调，把这些老古董念出来；不过要欣赏这些段落至今尚存的任何妙趣，人们不但得充分熟悉方言土语，而且也要有丰富的文学见识，他这个可怜的小班内的学生这两样可均不具备，因此只剩下这位表演家独个儿在欣赏课文里微妙的联想。我们方才已经提到的那种起伏的喘息，眼下会变成一次名副其实的地震。普宁一边犹如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绘影绘声地模仿表演，尽力追忆他（在一个尽管被历史淘汰却好像格外鲜明的灿烂世界里）度过的一段热情洋溢、对事物敏感的青年时代，一边接连地举出例子，深深陷入自我陶醉的境地，使他的听众有礼貌地揣测那些玩意儿一定是俄罗斯幽默。不大一会儿，笑料对他来说也显得过了头，于是梨形的泪珠便会从他那黧黑的腮帮上淌下来。不光是那排吓人的牙齿，还有一大块粉红色的上牙床，都突然鈀了出来，就像一个玩偶匣被揭开盖儿，玩偶突地蹦出来那样。他的手会忽地一下放到嘴边，宽肩膀摇来晃去。尽管他那只挥来挥去的手遮没了话语，使全班学生越发听不明白，可是他彻底沉醉于自己那种欢乐中的劲头，却证实是无法抗拒的。临到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时，他就会招得学生们憋不住大笑起来，一阵突然爆发、颇有节奏的狂笑发自查尔斯，一串出人意料的、优美而热情洋溢的笑声使约瑟芬换了容颜，她其实长得并不标致，而长得标致的爱琳则失礼地格格傻笑不已。
这一切并没改变普宁坐错班车这一事实。
我们该怎样来诊断他这个可悲的病例呢？特别应该强调一下的是，普宁完全不是上一世纪那种脾气好的德国腐儒——der zerstreute Professor。恰恰相反，他也许过分谨慎，过分坚持不懈地提防邪恶的陷阱，过分劳神地处处警惕，惟恐周围光怪陆离的环境（无法预测的美国）会诱他落入圈套，干出一些荒唐事儿。这个世界恍惚不定，而普宁有责任来整顿这种局面。他一辈子总在跟一些无情的对象交锋，他们一进入他的领域，要么土崩瓦解，要么攻击他，要么不起作用，要么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他的手笨得出奇，可他却又能一眨眼的工夫就用豆荚做出一个单音符的口哨儿，用一块扁石能在池塘水面上打出跳十次的水漂，用指关节能在墙上映出一只兔子的黑影儿（也是一眨眼就完成的），而且还能表演俄国人从袖口里变出东西来的其他一些平凡的戏法，因此他就认为自己有了一套了不起的手艺。他怀着一种困惑不解而又迷信的喜悦心情溺爱各种小玩意儿。各种电气装置使他着了迷。塑料的东西使他激动万分。他对拉链也称赞不已。但是，一阵风暴半夜里使当地发电站瘫痪后，他那座恪守职责的电钟清晨就会给他胡报时辰。他那副眼镜框子会从正中折断，给他剩下两块镜片，他就会含含糊糊地想把它们连接起来，也许巴望出现自动有机黏合的奇迹来修复吧。绅士顶顶依赖的拉链会在他匆忙而绝望的梦魇时刻，由于他不知怎地用手一弄而松开。
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坐错了车。
对普宁来说，英语是个特殊的危险区域。他离开法国到美国来的时候，除了懂得一些像“此外仅余沉默而已”啦，“再也不会”啦，“周末”啦，“人名录”啦等等没多大用途的零星词汇，以及一些像“吃”啦，“街道”啦，“自来水笔”啦，“暴徒”啦，“查尔斯顿”啦，“边际效用”啦等等普通字眼，对英语根本一窍不通。于是，他坐下来顽强学习费尼摩尔·库柏、埃德加·爱伦·坡、爱迪生和三十一位美国总统的语言。一九四一年，他学了一年之后就能熟练地运用“如意算盘”和“好咧好咧”这类油腔滑调的词句。到一九四二年，他能在话语中插入“长话短说”这句短语。杜鲁门进入第二任总统职位期间，普宁差不多什么话题都能谈了；可是接下来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似乎停滞不前了，到一九五〇年，他的英语仍然破绽百出。那年秋天，他除去教俄语，还在哈根博士指导下的一个所谓的专题讨论会（《变化缓慢的欧洲：当代大陆文化概论》）上每周做一次学术报告。我们这位朋友的全部讲稿，包括他在外地做的杂七杂八的报告，均由德语系一位年轻教员负责校订。整个过程颇为复杂。普宁教授先把他那充满格言警句的流畅的俄文稿费劲地译成破绽百出的英文稿，然后让年轻的米勒作一番修订，接着由哈根的女秘书爱森保尔小姐用打字机打出来。普宁再把自己看不大明白的段落删去，最后就照本宣读，念给他每周的听众听。要是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他连一丁点办法都没有；他也不会利用上下移动眼珠那套老办法来掩饰自己的缺点，那就是快速看一眼讲稿，记住一连串句子，滔滔不绝地讲给听众听，然后把结尾拖长，再马上扫一眼下面的句子。普宁慌里慌张的眼睛肯定会看错行。所以，他宁愿用男中音念讲稿，目光盯牢在那上面，声调既缓慢又单调，就好比在慢慢爬那些给害怕乘电梯的人用的没完没了的楼梯。
那位列车员是个头发灰白、慈祥的老头儿，一副钢丝边眼镜低低地架在他那虽然塌、却管用的鼻子上，大拇指上贴着一块脏里吧唧的橡皮膏，他此刻还剩下三节车厢需查票，然后就来到普宁所乘的最末一节。
这当儿，普宁陷入一种普宁式的特殊不安的心情。他处于一种普宁式的为难境地。每逢到一个陌生的城镇过一夜，他都要带着鞋楦子、苹果、字典这类必不可少的东西，此外还带着他那个格莱斯东式旅行包里面装着一套比较新的黑礼服，这是他计划当晚给克莱蒙纳女士们做那个报告（《俄国人是共产主义者吗？》）时穿的。其中还装着一份下星期一在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堂吉诃德和浮士德》），他打算明天在回温代尔的途中再把它看一遍，另有毕业生贝蒂·勃里斯写的一篇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完形心理学》），这篇论文他得代她的主要精神导师哈根博士审阅一下。他的为难之处在于：如果他把那份要在克莱蒙纳发言的稿子——一叠折得很整齐的打字纸——放在口袋里，贴紧自己温暖的身子就显得牢靠些，可是按照推理他又很可能忘记把它从现在穿的这身上衣里掏出来，放进晚上要穿的那套上衣里去。另外，他要是现在把这份讲稿放入旅行包里那套衣服的口袋，他知道自己又会担心箱子被人偷走而惴惴不安。第三方面（这种心理状态总在滋生额外枝节），他眼下穿的那身上衣的内兜儿里装着一只宝贵的皮夹子，其中有两张十美金的钞票，一张我在一九四五年协助他写给《纽约时报》社涉及雅尔塔会议的一封信的剪报，还有他的入籍证书；于是在需要掏出皮夹子的时候，一忙乎确实有可能把那篇折好的讲稿一起带出来而不幸遗失。我们这位朋友在火车上的二十分钟里已经把他的旅行包打开两回，翻弄他的几份稿子了。列车员来到这节车厢时，勤奋的普宁正在费劲地审阅贝蒂那份成果，开头第一句是：“当我们考虑大家生活在其间的那种思潮时，我们不得不注意——”
列车员进来了，没把那名士兵叫醒，答应那两位女士到时他会通知她们准备下车，接着冲普宁那张车票直摇头。克莱蒙纳那一站早在两年前就撤销了。
“一次挺重要的演讲啊！”普宁喊道。“怎么办？简直是一场大灾难！”
头发灰白的列车员表情严肃但很舒适地一屁股坐在普宁对面的座位上，一声不响地查阅一本尽是皱角的时间表。几分钟之内，也就是说三点零八分，普宁得在惠特彻奇下车，这就使他可以赶上四点钟那班公共汽车，六点钟左右便可以把他送到克莱蒙纳啦。
“我本来以为可以节省十二分钟，哪晓得现在却白白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个钟头，”普宁痛苦地说。他清了清嗓子，没理睬善良的灰发老头儿那句安慰他的话（“你会赶得上的。”），连忙取下那副看书用的眼镜，把他那个石头般重的旅行包整理好，走进车厢末端的通廊里，好在那儿等待车外那叫人无法分辨的葱翠景致匆匆掠过，而他脑子里记牢的那个车站来到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