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吸引我们的他人生活有何魅力？现在流行传记。专家断言，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文学专业，始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詹姆斯·博斯韦尔的《萨穆埃尔·约翰逊的生平》。盎格鲁-撒克逊的作家无疑是这个体裁的权威人士，他们把传记变成一个艺术品。奇怪的是，在西班牙，除了显著的特例外，几乎还没有人从事传记创作：也许我们过于看重自己的隐私，也许我们接受的是顽固私密的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阿拉伯传统）。
前些时候，女作家贝伦·戈佩吉曾对我说，她不喜欢传记，她觉得这个体裁纯粹是搬弄是非。相反，我很喜欢；不是因为能从嚼舌头中得到什么，而是因为它镜子般的特性。我认为阅读他人的生平时，我们在试图向他们学习：传记人物是在生活那片未知领地进行侦察的探险者。我们研究他们的历险和不幸，渴望推断出等待我们的那些是什么东西——一个人在胜利和失败面前，在衰老、敌意或损害面前，在他人和自我的死亡面前，如何应对。既然世界的偶然性实质越来越明显，混乱缺乏治标之药（婚姻不会永远长久，等待我们的既无天堂也无地狱，已经没有能适宜安排我们日子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我们需要一张在这么多的空白中指路的应急地图。于是当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时，我们逐步绘制自己的私人地图：珊瑚礁在哪里，外海和浅滩在哪里，可以撞碎你的岩石在哪里。
生命是一个时间历程；在这路上，岁月逐渐塑造我们，也毁灭我们。或许那是生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明天我会是什么，我会把自己变成什么？这个系列的女性表明，时间的确起作用；生存本身的航行充满风险。有些女人彻底遇难了，像埃伯哈特或卡密尔·克洛岱尔。其他人陷入一种巨大的毁坏中，但令人尊敬地战斗到底，像弗里达·卡洛和奥托兰·莫雷尔。有一些女性她们的个人发展不能说服我：可以说她们以某种方式内在僵化了，如玛格丽特·米德或西蒙娜·德·波伏瓦。还有其他少数女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命得以改善，使她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成功，优秀的乔治·桑或喜人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这样的例子。
总之，做这个系列，我得以证实自己所描写的这些女性都完全生活在常规之外。例如我在前言中指出的，她们一般都拥有许多比她们年轻好多的情人，也经常有痛苦、沮丧和痴迷，她们中间很多人已接近被社会称之为疯狂的那片无人之地。但这并非是说那些著名的女性必然都是一些疯癫的人，也不是说这十五章的女主人公与她们同时代的妇女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她们的忧虑正是她们自身时代的一种反映。我们不要忘记，在很多世纪里，那些不适应女性狭隘角色的女人被判为精神错乱。疯狂到底是什么？不就是你内心的世界观不被社会所接受吗？
①珀金斯·吉尔曼（1860-1935）：美国妇女运动著名理论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生涯，发表诗歌、短篇小说及社会分析文章。她因发表有关妇女、伦理、劳工及社会等题目的演说而闻名于世——译注。
例如，1852年1月，当夏洛特·勃朗特经受一次巨大消沉时，医生禁止她写作：认为从事脑力工作在女人身上是不正常的，会引发她们的精神危机。许多年之后，已进入二十世纪，医生们对弗吉尼亚·伍尔芙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从未意识到，在那两种情况下，写作或创作是惟一能够宽慰她们的东西）。几个世纪里，社会把妇女禁闭起来，剥夺她们的自由和感觉，已经使她们发疯。这个毁灭过程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例子①。吉尔曼是一位美国妇女，具有艺术志向，已婚，有一个女儿，1880年她经受了"一场精神危机"。她去看那时美国最有名的专家米切尔大夫，对他说，当她旅行的时候，远离丈夫和女儿，她的病症就消失了，而一回来跟他们在一起，病情就加重。但是米切尔大夫看来根本没有关注她。
埃伦赖希和英格莱虚的著作《为了她们自己的幸福》收录了珀金斯·吉尔曼的话，她这样解释医生给她开的药方："您要过一种尽可能家庭式的生活。始终与您的女儿在一起（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给女儿穿衣服这一简单的事都令我发抖，让我哭泣）。每顿饭后睡一小时觉。每天只能有两个小时的脑力活动。在您的余生永远别再碰一支钢笔、一支画笔或一支铅笔。"几个月里吉尔曼试图乖顺地听从所有这些建议，但这几乎要了她的命："我危险地接近失去理智。头脑的垂死变得这样无法忍受，以至于我目光空洞地坐着，把头从一边摇到另一边。"最后，在"一个清醒的时刻"，吉尔曼明白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想当作家，无法再忍受做妻子的被动命运。于是她离了婚，带着女儿去了美国的另一端，变成一位女权行动主义的先驱，写了一本书，在书中讲述她的经历，她因明智而幸福，不再有精神危机。
这些女性当然不是正常的，当然不是。当你稍微了解了那些具体生活，那种隐蔽和缄默的日常工作，你会发现现实与官方的年鉴，与社会的正统观点，与权力告诉我们的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不光指的是妇女，也涉及到许许多多敢于在习俗惯例之外感知、要求和行动的男人。做这个系列，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发现每个生命都是一次历险，是一种对正确事物之局限性的偏离。总之，那或许才是我学到的最重要一点——正常性是不存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