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手术之后,阿列克谢的情况很糟,是同类手术后状况最可怕的一种。他默思冥想。他不抱怨,不哭泣,不发火。他沉默着。

他整天一动不动地仰卧着,望着天花板上一条曲曲弯弯的缝隙发呆。同伴们撩他调侃时,他总是回答“是”或“不是”,而且常常是答非所问,说完又沉默不语。眼盯着那道泥灰墙里的暗黑色的裂缝,似乎那是某个象形文字,里面暗含着拯救他的密码。他温顺地执行着医生的一切嘱咐,服用医生给他开的药,无精打采、毫无食欲地吃完午饭,然后又仰卧着。

“喂,大胡子,你在想什么?”政委冲他喊道。

阿列克谢把头转向政委那边,他的表情却好像没有看到他。

“我问你,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有一次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顺便走进这间病房,说:

“喂,爬爬虫,怎么样?还行吗?英雄,真是英雄,哼都不哼一声。老弟,现在我可真信了,你是从德国人那边爬了十八天爬回来的。我这辈子碰见你们这样的弟兄可不少,比你吃的土豆还要多,不过给像你这样的人做手术还是第一遭呢。”教授搓了搓他那双正在脱皮的、指甲为红汞浸蚀了的红手,“怎么愁眉苦脸的?人家夸你,你却愁眉苦脸。我可是个中将军医呢。好吧,我命令你笑一笑!”

密列西耶夫的嘴唇艰难地扯动一下,做了一个苦笑,他想:“早知道有这种结果,当初何必爬回来呢?手枪里当时还剩三颗子弹呢!”

政委读了报上一则有趣的关于空战的通讯。我军的六架战斗机与德军的二十二架飞机交战,击落敌机八架,而我方只损失一架。政委那么津津有味地读着这则通讯,似乎干得这么出色的不是他知之甚少的飞行员,而是他的骑兵。通讯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大家都竭力想证明空战是如何进行的,这时就连库库什金也争得面红耳赤。然而阿列克谢却一边听着一边想着:“他们真是幸福的人!他们可以飞行,能够战斗,可我永远也飞不起来了。”

苏联情报局的战报越来越简单。各方面的迹象表明,后方某一地区的红军已聚集了强大的兵力,准备新一轮的打击。政委和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劲头十足地探讨这个打击将集中在哪里以及它将给德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久以前在进行这类谈话时,阿列克谢还是率先发言的,可这回他却竭力不想去听。他当然也猜测到了局势的发展,预感到巨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战役即将来临。可是一想到他的同伴们将去参战,大概迅速痊愈的库库什金也赶得上,而自己却注定只能在后方碌碌无为,再也无法改变现状时,他就万分痛苦。所以这会儿当政委读报或者开始谈论战争时,他就会用被子蒙住脑袋,把脸颊贴着枕头,以免看见或听见,可是脑海里不知怎地老是有句话在萦绕:“天生的爬行动物不会飞行。”①

①高尔基《鹰之歌》里的一句话。

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带来了几枝柳条。这些柳条不知是从何处而来的,怎么会出现在形势处于严峻的、战争状态的、到处设置了街垒的莫斯科城里的。她往每个人的小桌上的玻璃杯里插了一枝。这些嫩红的、布满了洁白、毛茸茸的小球的柳枝散发出那么一股清新的气息,好像春天降临到四十二号病房一样。这一天大家都很喜悦、激动,连默默寡言的坦克手也透过脸上的绷带含糊地咕噜了几句话。

阿列克谢躺着想道:现在的卡梅欣条条浑浊的小溪正沿着泥泞的人行道,顺着熠熠闪光的鹅卵石马路奔腾,空中散发着晒得暖烘烘的大地的气息、清新潮湿的气味和马粪的气味。就在这么一天他和奥丽雅站在伏尔加河的陡峭的岸边,河水茫茫无际,静静的大气中传来云雀银铃般的叫声,浮冰平静而缓缓地从他们身旁流过。仿佛这不是冰块在随波逐流,而是他和奥丽雅迎着波涛汹涌的河水在搏击。他们默默无语地站着,眼前仿佛呈现出无限的幸福。在那里,在坦荡的伏尔加河上,自由的春风,竟使他们透不过气来。但是这一切将不复再有了。她会与他断绝往来,即使她不与他绝交,难道他能接受她的这种牺牲?难道他有权允许她这么一个光彩夺目、美丽、苗条的姑娘与他这么个用假肢一瘸一瘸走路的人并肩同行吗……所以他请护士把桌上这嫩幼的,令人回忆起春天的柳条拿开。

柳条拿走了,但是痛苦的思想仍难以摆脱:倘若奥丽雅知道他成了没有脚的人,她会说什么呢?她会走开、会忘却,会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勾销吗?阿列克谢的整个身心都在抗议:不,她不是这号人,她不会抛弃我的,不会绝情的!但是这样更糟糕。他想象着她怎样出于高尚的情怀而嫁给他,嫁给一个无脚的人,为此她那想接受高等技术教育的理想破灭了。为了养活自己和残废的丈夫,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一群孩子,还得累死累活地干活。

他有权接受这种牺牲吗?要清楚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契约,她不过是未婚妻,可不是妻子。他爱她,正因为要好好地爱她,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自己应该立即斩断他们间的情结,使她不但可以摆脱痛苦的将来,而且可以摆脱痛苦的访惶。

然而就在这时盖有卡梅欣邮戳的信来了,他立刻就勾销了这些决定。奥丽雅的信中充满了某种隐含的担忧。似乎她预感到了不幸的事情,她写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将与他白头偕老,她的感情全都系于他的身上。只要一闲下来,她就无时无刻不思念他,这些思念帮助她经受了战时生活的重负,度过了工厂里的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度过了在空暇的白天和夜晚挖掘战壕和反坦克战壕的时光,帮助她在那里忍受了半饥半饱的生活。“你最近拍的那张小照,带着狗坐在麻条上微笑的那张,一直陪伴着我。我把它镶嵌在妈妈给我的圆形颈饰里,挂在胸前。每当我难受的时候,就打开来看看……你知道吗?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还能害怕什么?”她还写到他老母亲最近非常替他担惊受怕并且一再要求他给老太太的信写得勤一些,不要告诉她坏消息让她受惊。

从前故乡的每一封来信都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艰苦的前线它们久久地温暖着他的心,如今的来信第一次没有激起阿列克谢的喜悦,带来的是一种新的骚动不安。恰恰是这时他于了件蠢事,让他后来痛苦莫及,那就是:他决定不往卡梅欣写信告诉他截去双脚的事。

只有对气象站的那个少女,他才详详细细地写了一封信谈及自己的不幸和自己不愉快的思想。他们几乎互不相识,所以与她交谈就容易些。他连她的姓名也不知道,于是就这样写了地址:野战邮局,某某气象台“气象学中士”。他知道前线是那样的爱惜每一封信,希望这封地址古怪的信迟早会找到收信人的。而这对他无关重要。他只不过是想对一个人诉说衷肠而已。

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的单调乏味的住院生活在他郁郁寡欢的思虑中一天天地过去。虽然他那结实如铁的身体轻易地经受了成功的截肢术带来的种种麻烦,虽然伤口在迅速愈合,但是他还是明显地虚弱了:尽管尽了一切方法,但是大家还是眼看着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憔悴起来。

7

手术之后,阿列克谢的情况很糟,是同类手术后状况最可怕的一种。他默思冥想。他不抱怨,不哭泣,不发火。他沉默着。

他整天一动不动地仰卧着,望着天花板上一条曲曲弯弯的缝隙发呆。同伴们撩他调侃时,他总是回答“是”或“不是”,而且常常是答非所问,说完又沉默不语。眼盯着那道泥灰墙里的暗黑色的裂缝,似乎那是某个象形文字,里面暗含着拯救他的密码。他温顺地执行着医生的一切嘱咐,服用医生给他开的药,无精打采、毫无食欲地吃完午饭,然后又仰卧着。

“喂,大胡子,你在想什么?”政委冲他喊道。

阿列克谢把头转向政委那边,他的表情却好像没有看到他。

“我问你,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有一次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顺便走进这间病房,说:

“喂,爬爬虫,怎么样?还行吗?英雄,真是英雄,哼都不哼一声。老弟,现在我可真信了,你是从德国人那边爬了十八天爬回来的。我这辈子碰见你们这样的弟兄可不少,比你吃的土豆还要多,不过给像你这样的人做手术还是第一遭呢。”教授搓了搓他那双正在脱皮的、指甲为红汞浸蚀了的红手,“怎么愁眉苦脸的?人家夸你,你却愁眉苦脸。我可是个中将军医呢。好吧,我命令你笑一笑!”

密列西耶夫的嘴唇艰难地扯动一下,做了一个苦笑,他想:“早知道有这种结果,当初何必爬回来呢?手枪里当时还剩三颗子弹呢!”

政委读了报上一则有趣的关于空战的通讯。我军的六架战斗机与德军的二十二架飞机交战,击落敌机八架,而我方只损失一架。政委那么津津有味地读着这则通讯,似乎干得这么出色的不是他知之甚少的飞行员,而是他的骑兵。通讯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大家都竭力想证明空战是如何进行的,这时就连库库什金也争得面红耳赤。然而阿列克谢却一边听着一边想着:“他们真是幸福的人!他们可以飞行,能够战斗,可我永远也飞不起来了。”

苏联情报局的战报越来越简单。各方面的迹象表明,后方某一地区的红军已聚集了强大的兵力,准备新一轮的打击。政委和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劲头十足地探讨这个打击将集中在哪里以及它将给德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久以前在进行这类谈话时,阿列克谢还是率先发言的,可这回他却竭力不想去听。他当然也猜测到了局势的发展,预感到巨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战役即将来临。可是一想到他的同伴们将去参战,大概迅速痊愈的库库什金也赶得上,而自己却注定只能在后方碌碌无为,再也无法改变现状时,他就万分痛苦。所以这会儿当政委读报或者开始谈论战争时,他就会用被子蒙住脑袋,把脸颊贴着枕头,以免看见或听见,可是脑海里不知怎地老是有句话在萦绕:“天生的爬行动物不会飞行。”①

①高尔基《鹰之歌》里的一句话。

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带来了几枝柳条。这些柳条不知是从何处而来的,怎么会出现在形势处于严峻的、战争状态的、到处设置了街垒的莫斯科城里的。她往每个人的小桌上的玻璃杯里插了一枝。这些嫩红的、布满了洁白、毛茸茸的小球的柳枝散发出那么一股清新的气息,好像春天降临到四十二号病房一样。这一天大家都很喜悦、激动,连默默寡言的坦克手也透过脸上的绷带含糊地咕噜了几句话。

阿列克谢躺着想道:现在的卡梅欣条条浑浊的小溪正沿着泥泞的人行道,顺着熠熠闪光的鹅卵石马路奔腾,空中散发着晒得暖烘烘的大地的气息、清新潮湿的气味和马粪的气味。就在这么一天他和奥丽雅站在伏尔加河的陡峭的岸边,河水茫茫无际,静静的大气中传来云雀银铃般的叫声,浮冰平静而缓缓地从他们身旁流过。仿佛这不是冰块在随波逐流,而是他和奥丽雅迎着波涛汹涌的河水在搏击。他们默默无语地站着,眼前仿佛呈现出无限的幸福。在那里,在坦荡的伏尔加河上,自由的春风,竟使他们透不过气来。但是这一切将不复再有了。她会与他断绝往来,即使她不与他绝交,难道他能接受她的这种牺牲?难道他有权允许她这么一个光彩夺目、美丽、苗条的姑娘与他这么个用假肢一瘸一瘸走路的人并肩同行吗……所以他请护士把桌上这嫩幼的,令人回忆起春天的柳条拿开。

柳条拿走了,但是痛苦的思想仍难以摆脱:倘若奥丽雅知道他成了没有脚的人,她会说什么呢?她会走开、会忘却,会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勾销吗?阿列克谢的整个身心都在抗议:不,她不是这号人,她不会抛弃我的,不会绝情的!但是这样更糟糕。他想象着她怎样出于高尚的情怀而嫁给他,嫁给一个无脚的人,为此她那想接受高等技术教育的理想破灭了。为了养活自己和残废的丈夫,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一群孩子,还得累死累活地干活。

他有权接受这种牺牲吗?要清楚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契约,她不过是未婚妻,可不是妻子。他爱她,正因为要好好地爱她,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自己应该立即斩断他们间的情结,使她不但可以摆脱痛苦的将来,而且可以摆脱痛苦的访惶。

然而就在这时盖有卡梅欣邮戳的信来了,他立刻就勾销了这些决定。奥丽雅的信中充满了某种隐含的担忧。似乎她预感到了不幸的事情,她写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将与他白头偕老,她的感情全都系于他的身上。只要一闲下来,她就无时无刻不思念他,这些思念帮助她经受了战时生活的重负,度过了工厂里的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度过了在空暇的白天和夜晚挖掘战壕和反坦克战壕的时光,帮助她在那里忍受了半饥半饱的生活。“你最近拍的那张小照,带着狗坐在麻条上微笑的那张,一直陪伴着我。我把它镶嵌在妈妈给我的圆形颈饰里,挂在胸前。每当我难受的时候,就打开来看看……你知道吗?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还能害怕什么?”她还写到他老母亲最近非常替他担惊受怕并且一再要求他给老太太的信写得勤一些,不要告诉她坏消息让她受惊。

从前故乡的每一封来信都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艰苦的前线它们久久地温暖着他的心,如今的来信第一次没有激起阿列克谢的喜悦,带来的是一种新的骚动不安。恰恰是这时他于了件蠢事,让他后来痛苦莫及,那就是:他决定不往卡梅欣写信告诉他截去双脚的事。

只有对气象站的那个少女,他才详详细细地写了一封信谈及自己的不幸和自己不愉快的思想。他们几乎互不相识,所以与她交谈就容易些。他连她的姓名也不知道,于是就这样写了地址:野战邮局,某某气象台“气象学中士”。他知道前线是那样的爱惜每一封信,希望这封地址古怪的信迟早会找到收信人的。而这对他无关重要。他只不过是想对一个人诉说衷肠而已。

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的单调乏味的住院生活在他郁郁寡欢的思虑中一天天地过去。虽然他那结实如铁的身体轻易地经受了成功的截肢术带来的种种麻烦,虽然伤口在迅速愈合,但是他还是明显地虚弱了:尽管尽了一切方法,但是大家还是眼看着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憔悴起来。

8

手术之后,阿列克谢的情况很糟,是同类手术后状况最可怕的一种。他默思冥想。他不抱怨,不哭泣,不发火。他沉默着。

他整天一动不动地仰卧着,望着天花板上一条曲曲弯弯的缝隙发呆。同伴们撩他调侃时,他总是回答“是”或“不是”,而且常常是答非所问,说完又沉默不语。眼盯着那道泥灰墙里的暗黑色的裂缝,似乎那是某个象形文字,里面暗含着拯救他的密码。他温顺地执行着医生的一切嘱咐,服用医生给他开的药,无精打采、毫无食欲地吃完午饭,然后又仰卧着。

“喂,大胡子,你在想什么?”政委冲他喊道。

阿列克谢把头转向政委那边,他的表情却好像没有看到他。

“我问你,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有一次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顺便走进这间病房,说:

“喂,爬爬虫,怎么样?还行吗?英雄,真是英雄,哼都不哼一声。老弟,现在我可真信了,你是从德国人那边爬了十八天爬回来的。我这辈子碰见你们这样的弟兄可不少,比你吃的土豆还要多,不过给像你这样的人做手术还是第一遭呢。”教授搓了搓他那双正在脱皮的、指甲为红汞浸蚀了的红手,“怎么愁眉苦脸的?人家夸你,你却愁眉苦脸。我可是个中将军医呢。好吧,我命令你笑一笑!”

密列西耶夫的嘴唇艰难地扯动一下,做了一个苦笑,他想:“早知道有这种结果,当初何必爬回来呢?手枪里当时还剩三颗子弹呢!”

政委读了报上一则有趣的关于空战的通讯。我军的六架战斗机与德军的二十二架飞机交战,击落敌机八架,而我方只损失一架。政委那么津津有味地读着这则通讯,似乎干得这么出色的不是他知之甚少的飞行员,而是他的骑兵。通讯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大家都竭力想证明空战是如何进行的,这时就连库库什金也争得面红耳赤。然而阿列克谢却一边听着一边想着:“他们真是幸福的人!他们可以飞行,能够战斗,可我永远也飞不起来了。”

苏联情报局的战报越来越简单。各方面的迹象表明,后方某一地区的红军已聚集了强大的兵力,准备新一轮的打击。政委和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劲头十足地探讨这个打击将集中在哪里以及它将给德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久以前在进行这类谈话时,阿列克谢还是率先发言的,可这回他却竭力不想去听。他当然也猜测到了局势的发展,预感到巨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战役即将来临。可是一想到他的同伴们将去参战,大概迅速痊愈的库库什金也赶得上,而自己却注定只能在后方碌碌无为,再也无法改变现状时,他就万分痛苦。所以这会儿当政委读报或者开始谈论战争时,他就会用被子蒙住脑袋,把脸颊贴着枕头,以免看见或听见,可是脑海里不知怎地老是有句话在萦绕:“天生的爬行动物不会飞行。”①

①高尔基《鹰之歌》里的一句话。

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带来了几枝柳条。这些柳条不知是从何处而来的,怎么会出现在形势处于严峻的、战争状态的、到处设置了街垒的莫斯科城里的。她往每个人的小桌上的玻璃杯里插了一枝。这些嫩红的、布满了洁白、毛茸茸的小球的柳枝散发出那么一股清新的气息,好像春天降临到四十二号病房一样。这一天大家都很喜悦、激动,连默默寡言的坦克手也透过脸上的绷带含糊地咕噜了几句话。

阿列克谢躺着想道:现在的卡梅欣条条浑浊的小溪正沿着泥泞的人行道,顺着熠熠闪光的鹅卵石马路奔腾,空中散发着晒得暖烘烘的大地的气息、清新潮湿的气味和马粪的气味。就在这么一天他和奥丽雅站在伏尔加河的陡峭的岸边,河水茫茫无际,静静的大气中传来云雀银铃般的叫声,浮冰平静而缓缓地从他们身旁流过。仿佛这不是冰块在随波逐流,而是他和奥丽雅迎着波涛汹涌的河水在搏击。他们默默无语地站着,眼前仿佛呈现出无限的幸福。在那里,在坦荡的伏尔加河上,自由的春风,竟使他们透不过气来。但是这一切将不复再有了。她会与他断绝往来,即使她不与他绝交,难道他能接受她的这种牺牲?难道他有权允许她这么一个光彩夺目、美丽、苗条的姑娘与他这么个用假肢一瘸一瘸走路的人并肩同行吗……所以他请护士把桌上这嫩幼的,令人回忆起春天的柳条拿开。

柳条拿走了,但是痛苦的思想仍难以摆脱:倘若奥丽雅知道他成了没有脚的人,她会说什么呢?她会走开、会忘却,会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勾销吗?阿列克谢的整个身心都在抗议:不,她不是这号人,她不会抛弃我的,不会绝情的!但是这样更糟糕。他想象着她怎样出于高尚的情怀而嫁给他,嫁给一个无脚的人,为此她那想接受高等技术教育的理想破灭了。为了养活自己和残废的丈夫,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一群孩子,还得累死累活地干活。

他有权接受这种牺牲吗?要清楚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契约,她不过是未婚妻,可不是妻子。他爱她,正因为要好好地爱她,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自己应该立即斩断他们间的情结,使她不但可以摆脱痛苦的将来,而且可以摆脱痛苦的访惶。

然而就在这时盖有卡梅欣邮戳的信来了,他立刻就勾销了这些决定。奥丽雅的信中充满了某种隐含的担忧。似乎她预感到了不幸的事情,她写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将与他白头偕老,她的感情全都系于他的身上。只要一闲下来,她就无时无刻不思念他,这些思念帮助她经受了战时生活的重负,度过了工厂里的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度过了在空暇的白天和夜晚挖掘战壕和反坦克战壕的时光,帮助她在那里忍受了半饥半饱的生活。“你最近拍的那张小照,带着狗坐在麻条上微笑的那张,一直陪伴着我。我把它镶嵌在妈妈给我的圆形颈饰里,挂在胸前。每当我难受的时候,就打开来看看……你知道吗?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还能害怕什么?”她还写到他老母亲最近非常替他担惊受怕并且一再要求他给老太太的信写得勤一些,不要告诉她坏消息让她受惊。

从前故乡的每一封来信都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艰苦的前线它们久久地温暖着他的心,如今的来信第一次没有激起阿列克谢的喜悦,带来的是一种新的骚动不安。恰恰是这时他于了件蠢事,让他后来痛苦莫及,那就是:他决定不往卡梅欣写信告诉他截去双脚的事。

只有对气象站的那个少女,他才详详细细地写了一封信谈及自己的不幸和自己不愉快的思想。他们几乎互不相识,所以与她交谈就容易些。他连她的姓名也不知道,于是就这样写了地址:野战邮局,某某气象台“气象学中士”。他知道前线是那样的爱惜每一封信,希望这封地址古怪的信迟早会找到收信人的。而这对他无关重要。他只不过是想对一个人诉说衷肠而已。

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的单调乏味的住院生活在他郁郁寡欢的思虑中一天天地过去。虽然他那结实如铁的身体轻易地经受了成功的截肢术带来的种种麻烦,虽然伤口在迅速愈合,但是他还是明显地虚弱了:尽管尽了一切方法,但是大家还是眼看着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憔悴起来。

9

那扇朝东的窗户外面,白杨树枝已经吐露出淡黄色粘乎乎的嫩叶,嫩叶下面钻出了红色的毛绒绒的柔美花絮,像一条条胖乎乎的毛毛虫。清晨这些嫩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仿佛是用湿漉漉的纸剪贴出来的。嫩叶浓烈而酸涩地散发出微成的青嫩的气味。它的馨香扑窗而入,冲淡了医院的气味。

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喂着的那群麻雀变得胆大包天。“冲锋枪手”到了春天又长出了新的尾巴,变得格外地好动好斗。每天早晨鸟儿飞到窗檐上聚成一团,又打又闹,以至于收拾病房的助理护士忍无可忍,唠唠叨叨地爬到窗上,把手伸出窗外,用抹布驱赶着麻雀。

莫斯科河解冻了。一阵咆哮之后,河流平息下来,重新卧躺于两岸之间,用强壮的脊背温顺地托起一艘艘轮船、驳船和河上电车(它们在那些艰苦的岁月替代了首都日渐稀少的汽车运输)。与库库什金悲观的预言相反,四十二号病房没有一个人随春汛而逝。除了政委,大家的病情都在好转,整天谈论着出院的事。

第一个出院的是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出院这天他忐忑不安地在医院里踱来荡去,既兴奋又喜悦。他一刻也按捺不住,在走廊里东串西串,又回到病房,坐在窗口,开始精心地撕碎面包,但是立刻又放到一旁跑出去。直到傍晚,暮色苍茫的时候,他才安静下来坐在窗台上深思,唉声叹气,这正是治疗的时候,病房里只有三个人,另两位是:默默注视着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的政委和千方百计想入睡的密列西耶夫。

病房里静谧无声。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的侧影映在被晚霞抹成金色的窗上,政委朝他转过脸,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起来:

“在乡下这会儿正是黄昏的时候,非常安静。到处都能闻到化冰的泥土气息,潮湿的马粪和炊烟的气味。牛圈里的母牛把地上的干草弄得窸窸窣窣,它在焦急:该下小犊了吧。春天来了……还有婆娘们,她们会怎么样呢?地里的肥料下了吗?种子呢,马具呢——都弄好了吗?”

密列西耶夫觉得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甚至不是惊奇地,而是恐怖地看了看微笑着的政委,说:

“你是个巫师!团政委同志,别人心里嘀咕什么您都猜中了。是的,是的,婆娘们当然挺会来事,这话不假;不过我们不在那里,鬼知道这帮婆娘会怎样,这倒也是真的。”

大家都沉默不语。轮船在河上鸡鸣地行驶,它的叫声欢快地飘过水面,在花岗石铺筑的两岸飘荡着。

“你估计战争快结束了吧!”斯捷璠?伊万诺维奇不知何故低声问道,“到割草的季节会结束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像你这样年岁的人可以不必再去打仗了。你是志愿参战的,你已经尽责了。现在你可以提出申请,他们会放你去的。你可以去指挥婆娘们嘛,后方也需要能干的人呢!怎么样,大胡子?”

政委带着和蔼的微笑望着老兵,老兵霍地从高台上跳下来,脸色激动,精神焕发。

“他们会放我?是吗?我也这么琢磨着,是该放了。刚刚我还嘀咕呢,难道还要向委员会写申请?我参加了三次战争呢:帝国主义战争、整个的国内战争,还有这次。我想够了吧,啊?团政委同志,您给拿个主意,行吗?”

“你在申请书上就这么写:请放我回到后方娘们那里去吧!让别人来保护我不受德国人的进攻吧!”密列西耶夫实在忍不住了,在床上呐喊起来。

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内疚地看了看密列西耶夫,而政委则温怒地皱了皱眉毛:

“给你拿什么主意呢?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扪心自问好了,你的心是俄罗斯的,心会给你出主意的。”

第二天,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出院了。他换上自己的军装,走进病房来辞行。身材矮小的他,身穿一套旧的、退色的、浅得发白的军装,紧扎腰带,军服整得没有一丝皱褶,似乎年轻了十五岁。胸前佩带着用白粉擦得耀眼的“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列宁勋章”和“勇毅”勋章,闪闪发亮。肩头上像雨衣一样披着一件白大褂,大褂敞开,掩饰住他的军人气度。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浑身上上下下,从很旧的油布皮鞋到细细的小胡子(他把胡子沾湿,朝上翘着,像锤子似的,挺潇洒)都有点像1914年大战期间印在圣诞卡上的雄赳赳的俄罗斯战士。

士兵走到每一个病友的跟前一一道别,唤着他们的军衔,那么使劲地碰着脚跟敬礼。大家看他这么做,心里很高兴。

“团政委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辞行。”在最后的一张床前他尤其喜悦,铮铮有声。

“再见啦,斯捷璠。祝你幸福。”政委忍住疼痛,迎着他挪了挪。

士兵跪下来,拥抱住他的大脑袋,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习俗相互吻了三次。

“祝你早日康复,谢苗?沃罗比约夫,上帝保佑你健康长寿。你是一个好人!做父亲的也没有这样心疼过我们,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士兵感动地讷讷道。

“走吧,走吧,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激动对他不好。”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拉着他的手强调说。

“还有您呢,小护士,谢谢您的关心和爱护。”斯捷璠?伊万诺维奇郑重其事地对她说,又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您是我们苏维埃的天使,是的,您正是……”

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不知还要说什么,他退到门边。

“那么怎么给你写信呀,往西伯利亚,是吗?”政委笑吟吟地说。

“老地方,团政委同志!你知道战争期间给士兵往哪儿写。”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窘迫地答道,然后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次是给大家),就在门后消失了。

病房立即显得寂静和空荡起来。后来大家开始谈论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战友,以及等待他们的大战役。大伙都在痊愈,所以这次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交谈。库库什金能在走廊里走动了,总是找护士的茬儿,讥笑伤员。他还居然巧妙地和大多数能行走的病人争吵。坦克手也能起床了,并且常常站在走廊上的一面镜子前久久地细看着自己已拆了绷带的烧伤的脸、头颈、肩膀。他与安纽塔的通信愈频繁,愈深深地了解医学院的情况,他就越发不安地审视他那烧得丑陋无比的脸。在黄昏或房间昏暗的时候那张脸挺好看,甚至可以说是很美丽:细细的线条、高高的额头、小小的稍勾的鼻子、在医院里长出的黑黑的短胡子,青春气息的嘴唇上刻着倔犟的表情;但是在明亮的光线下就暴露无遗了:皮肤上布满了疤痕,疤痕旁的皮肤紧紧绷着。每当他激动时或者水疗后热气腾腾地回到病房,这些伤痕使他变得奇丑无比,这个时候照照镜子,葛沃兹捷夫真想大哭一场;

“喂,你怎么垂头丧气的?怎么,你打算当电影演员吗?如果她,你的这位女朋友,是真心的,那她就不该害怕;如果她害怕,那她就是个傻瓜,让她滚去见王八蛋吧!这样的人走了倒好,你还会找到真心的女朋友的。”密列西耶夫安慰他说。

“娘儿们都这副德性。”库库什金插了一句。

“那么您母亲呢?”政委问道。病房里所有的人,唯有对库库什金,政委尊称“您”。

很难表达这样一个一般的问题对中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库库什金噌地从床上蹿起,满眼凶气,气得脸色比被单还要苍白。

“这么说,您瞧世上还是有好女人的,”政委和解地说,“为什么葛里沙会有好运呢?青年人,生活的道理是这样的:付出多少辛劳就得到多少甘美。”

总而言之,整个病室里的人都在渐渐恢复。只有政委的状况越来越恶化,他靠吗啡和强心剂在维持生命。因此有时他处于一种麻木的半昏迷状态,在病床上不安地抽搐。斯捷璠?伊万诺维奇走后,他似乎越来越衰弱。密列西耶夫要求把自己的床靠近政委,这样可以照应照应他。他越发喜欢这个人了。

阿列克谢明白没有脚的日子与别人的日子相比将会无比的艰难和麻烦,所以他情不自禁地佩服政委,这个人能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尽管他自己虚弱无力,但是仍然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现在政委昏睡的时候越来越多,然而一旦清醒依然开朗乐观。

一天深夜,医院已经安静下来,静谧笼罩着整个医院,唯有从病房传出的隐隐约约的低沉的呻吟、鼾声和梦呓不时地打破这寂静。突然听见走廊里一阵熟悉的又重又沉的脚步声。密列西耶夫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了那条泛着昏暗的灯光的走廊和值班护士的身影,她坐在走廊尽头的一张小桌旁编织一件未织完的毛衣。高大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出现了。他的手背着,慢慢地走着。当他走近时护士站起来,可是他烦恼地挥挥手叫她走开。他的白大褂没有扣上,头上的帽子也没戴,一绺绺浓密的银头发搭拉在额头上。

“瓦夏来了。”密列西耶夫小声对政委说,他刚刚跟政委讲述自己特别结构的假肢设计。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跌撞了一下,用手扶住墙,鼻子哼了一下,然后离开墙壁。走进四十二号病房。他站在房间中间,一拍额头,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他一身酒气。

“请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就黑灯瞎火地聊聊吧。”政委建议道。

教授步履蹒跚,走向他的床边,猛然坐下,压得弹簧吱吱哼哼陷落下去了,又用手搓搓太阳穴。以前他不止一次地在查房的时候在政委这里多呆一会谈论战争的进展。他自然认为政委是病人中的佼佼者,所以在今天进行夜巡谈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密列西耶夫似乎感到两人之间的交谈有某种特别的内容,不该让第三者旁听的。他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今天是4月29日,是他的生日。他该……不,他应该三十六岁了。”教授静静地说。

政委竭尽全力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浮肿的大手,握住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手。难以置信的是教授竟哭起来了。看着这个高大、强壮、坚强的汉子在抽泣,真是于心不忍。阿列克谢不由地把头一缩,蒙上被子。

“临行前他来到我面前。他告诉我他参加了民兵,问我工作移交给谁。他那时在我这儿工作。我非常震惊,竟把他大骂了一顿。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候补医学博士,一个有天分的青年学者非要去舞枪弄炮不可。可是他说——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他对我说:‘爸爸,候补医学博士舞枪弄炮是常有的事。’他是这么说的,接着又问:‘把工作移交给谁?’我只要拿起电话,就什么,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懂吗,什么事都不会有的!知道吗,他是在军医院里工作,在我这里当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吗?”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沉默了,只听见他沉重的呼哧的呼吸声。

“……不要这样,亲爱的,您不要这样,把手拿开吧,我知道您动一动会有多痛……是的,我整整想了一夜,琢磨该怎么办。您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您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他有个儿子,是军官,战争初期就阵亡了。您知道这个做父亲的怎么办——他又把第二个儿子送上前线,让他当战斗机飞行员,那是战争中最危险的职业……当我想到这个人时,我为自己的私虑感到害羞,这样我就没有打电话……”

“那您现在后悔了!”

“不。难道这能叫后悔吗!我一面走一面在想:难道我是杀死自己独子的凶手吗?否则他现在就在这里,与我在一起,我俩能替国家做许多有益的事情呐。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活泼、大胆、引人注目。他会成为苏联医学界的骄傲……只要我当时打个电话!”

“您后悔您没有打电话啦?”

“您在说什么呀?唉,是啊……我不知道,不知道。”

“要是这一切都再来一次,您会重新选择吗?”

一阵沉默。只有睡熟的人的均匀的呼吸声,床垫有节奏的吱咯声(显然,教授在冥思苦想,举棋不定)以及暖气管里水流的不时的流动声。

“到底怎么办呢?”政委问道,语调里流露出无限的温暖。

“不知道……我不能马上回答您的问题。不过,我想,一切再来一次的话,我恐怕还会那样做的。我不是什么好父亲,可也不会是什么坏父亲……战争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东西……”

“请您信我一言:别的父亲听到这样的可怕的消息也并不比您好受。是的,不会比您好受。”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默默地坐了好久。他在思考什么?在这漫长难忍的时刻里是怎样的思虑在他那高高的布满皱纹的额头里滑过?

“是的,您说得对!他并不好受,不过他还是把第二个儿子送去了……谢谢,亲爱的,谢谢,亲人儿!哎!还谈什么哟……”

他站起来,在床边立了一会儿,关心地把政委的手放好、盖好,掖好他身边的被子默然走出病房。

夜间政委的病情恶化了。他失去了知觉,一会儿在床上翻来覆去,磨着牙齿,大叫大喊;一会儿又安静下来,忽地挺直腰板。大家感到他的死期来临了。他的情况糟糕透了。所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他自儿子去世那天起,就从那套又大又空荡的公寓里搬进了医院,如今他睡在自己那间小办公室的油布沙发上)吩咐用屏风将他与其他病人隔开:大家知道这是将病者送到“五十号病房”之前的惯例。

后来借助于强心剂和氧气的力量,他的脉搏才正常起来,值班医生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去睡觉。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一人留在屏风那边,她惊恐不安,满脸是泪。密列西耶夫也未入睡,他恐怖地想道:“难道这就完了?”政委仍旧痛苦不堪,他翻滚着,在梦魔中一边偏执地呻吟,一边沙哑地说着什么。密列西耶夫觉得他是在要求:

“喝水,喝水,喝水呀!”

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走出屏风,双手颤抖着往杯里倒了一点水。

可是病人并不要喝水,杯子徒然地碰到他的牙齿上,水泼洒到了枕头上。政委却固执地不时地请求、不时地要求、不时地下着命令说着同一个词。密列西耶夫茅塞顿开,这个词不是“喝水”而是“活着”①。在这一呼声里这个强有力的人的整个身心都在下意识地反抗着死亡。

①俄文中“喝水”和“活着”仅差一个字母。

后来政委安静下来,睁开了眼睛。

“感谢上帝!”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轻声叫道,舒心地把屏风收拢。

“不要收拾,放着吧,”政委制止了她,“不要收拾,小护士,这样我们会舒适些。你也不要哭啦,再哭世界就要发大水喷……喂,您怎么啦,苏维埃的天使!多可惜呀,像您这样的天使我只能站在阴间地府的大门口来迎接了……”

10

阿列克谢体验到一种异样的感受。

自从他确信经过训练能够学会无脚飞行,重新成为有价值的飞行员之后,对生活和工作的渴望占据了他的心灵。

现在他的生活目的是:重返战斗机岗位。他怀着一股狂热的倔劲朝着这个目标挺进——当初他就是怀着这股倔劲在双脚不能动弹的情况下爬回到自己的阵营的。小时候他就惯于思考自己的生活,所以他的首要问题是准确确定,要尽快地达到目的应该做什么,不要让珍贵的光阴白白流失。结果他决定应该:第一,尽快恢复身体,将挨饿时消耗的体力和精力补回来,为此要多吃多睡。第二,恢复战斗机飞行员的素质,为此他要锻炼自己的体能,做些对他这个暂时卧床的病人相适应的体操。第三,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要加强对从小腿下截肢的断腿的锻炼,使它变得既有力又灵活,然后一俟假肢装上就学会用假肢操作飞行所必需的一切动作。

对于没有脚的人来说行走是一件困难的事,而密列西耶夫却打算驾驶飞机,特别是战斗机。驾驶战斗机,尤其是在空战的一刹那,一切都是以百分之一秒来计算的,动作的协调性应该提高到绝对灵敏的程度——脚应该准确巧妙地操作,比手的反应还要迅速,起着支配作用。这样必须训练自己,以便装在断腿上的那块木头和皮革可以像活的器官一样执行这种精细的操作。

任何一个熟悉飞行技术的人,都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然而阿列克谢认为这是人类极限之内的事,既然如此,那么他,密列西耶夫,定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现在阿列克谢着手完成自己的计划。他刻板地(他自己也对此吃惊)履行指定的治疗手续、服用规定分量的药物。他吃得很多,总是要求再加,尽管有时他没有食欲。不管怎样,他总强逼自己有足够的睡眠,甚至养成了午睡的习惯——有一个时期他那生性活泼好动的性格抵抗着这种习惯。

强迫自己去吃、去睡、去服药并非难事。可是做体操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以前他做的那套体操,对于一个失去双脚、困在床上的人已不再适用了。他设计了一套适合自己的体操:手掐着腰,弯弯腰,又伸伸直,左右扭动身体,使劲地扭动脑袋,弄得脊骨啪啪发响。一动就是几个小时。病友们都善意地戏弄他。库库什金撩逗他,一会称他是兹那明斯基的弟兄,一会称他为梁杜梅克的弟兄。一会又用别的什么著名赛跑选手称呼他。对这种体操他不屑一顾,他认为那是病人们所干的蠢事中最典型的代表,平时只要阿列克谢一做体操,他就跑到走廊里,嘴里嘀嘀咕咕,心中不快。

小腿下的绷带拆掉以后,阿列克谢得以在床上更大幅度地运动,体操动作也可做得复杂些,他把小腿用床垫压住,双手叉腰慢慢地弯曲、伸直,他的速度越来越慢,但是弯曲的次数越来越多。接着再做上一系列练腿的动作:仰卧床上把腿弯曲、收缩、再伸直、展开,轮番进行。第一次做完这套动作,他立即感到等待他的将是多么巨大、或许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呀!被截去脚的小腿在收缩弯曲时感到刺骨的疼痛,动作软弱发飘,很难驾驭,就像飞行时难以控制一架翼部或尾部受伤的飞机。阿列克谢不由地将自己与飞机作比较,他明白了,设计得完美无缺的人体构造在他身上失灵了。身体虽然还是完好结实,但是它的动作却永远达不到那种从小训练出来的和谐了。

虽然腿部体操引起剧烈的疼痛,但是密列西耶夫还是每天增加多做一分钟。这一分钟是可怕的,为了忍住无法控制的呐喊,他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嘴唇咬得出血。然而他还是强迫自己做完动作,起初每日一次,后来增至两次,并且逐渐增加动作的幅度。每次做完体操他就无力地倒在枕头上,思忖道:他会坚持到底吗?可是一到规定的时间,他又开始练习了。晚上他摸着大腿和小腿上的肉,欣喜地感到手里摸的不再是做操前的软乎乎的脂肪了,而是以前的那种坚硬的肌肉了。

腿占据了密列西耶夫的整个心灵。有时他忘记了截肢,感到脚心疼痛,于是换个姿势,这时才清醒过来,知道脚已没有了。由于神经的某些异常作用,被截去了的脚似乎还久久地与身体一同活着,有时候忽然痒起来,碰到潮湿的天气会发酸,甚至疼痛。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他往往梦见自己是腿脚健全、行动迅速的人。有时梦中听见警报朝飞机冲去,边跑边跳上飞机,坐进机舱,乘尤拉掀掉发动机套于的时候,用脚试试起落架。有时梦见与奥丽雅手牵手在一片鲜花盛开的芳草地上狂奔,他们赤足跑着,可以感到潮湿、温暖的大地的温柔抚摸。这是多么美好!然而睡梦惊醒发现自己是个无脚的人,这又是多么悲伤。

梦到这些之后,阿列克谢一度陷入沮丧之中。他开始感到自己是在白白忍受折磨,因为他再也不能飞行了,就像他再也不能同卡梅欣的那个亲爱的姑娘赤足在草地上奔跑一样。那个姑娘对他来说,他们分别的时间愈长久,他就愈觉得那个姑娘亲切可爱。

与奥丽雅的关系并未激起阿列克谢的喜悦。几乎每个礼拜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都要让他“跳跳舞”,也就是拍着巴掌在床上跃一下。这样他才能从她那里得到一只用浑圆认真的学生字体写成的信封。这些信的内容写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热烈,仿佛这场短促的、年轻的、被战争中断的爱情对于奥丽雅来说变得越来越成熟。他知道他没有权力以同样的内容来答覆她,因此他总是怀着焦虑的心情来阅读这一行行的字句。

一对同学,一同在卡梅欣锯木厂附属艺徒学校里念书,童年时相互之间怀有浪漫似的好感(这种好感只有在模仿成人时才能被称作爱情),后来一别就是六七年。少女首先进了机械学校学习。战争爆发前不久他们再次重逢。无论是他或是她都没有追寻这次相逢,也许都相互忘却了,因为分别的时间太久了。可是一个春天的傍晚,阿列克谢陪伴母亲去一个地方,沿着小城的街上走着,迎面走来一位少女,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她,只是发觉她的脚步很匀称。

“你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你忘啦,那可是奥丽雅呀!”母亲说出了姑娘的名字。

阿列克谢转过身去,少女恰好也转过身来,看着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突然感到心脏怦怦跳起来。少女站在人行道上的一棵光秃秃的白杨树下。他撇下母亲,向她跑去。

“是你?”他愕然地说,用那样的眼光打量着她,似乎站在面前的是什么海外瑰宝,不知为什么来到了这个寂静的,黄昏时分的,布满了春天泥泞的街道上。

“是阿辽沙吗?”她用同样惊愕的,甚至有些不相信的口吻问道。

这是他们六七年离别之后的第一次相互凝视。阿列克谢的面前站着一位小巧玲珑的姑娘。她身段苗条、柔软;圆圆的脸上稚气未脱,十分可爱;鼻梁上零星点缀着金色的雀斑。她微微挑起线条柔和的眉毛,用灰色的炯炯的大眼睛望着他。在这个轻盈、秀丽而优雅的少女身上很难发现这就是那个脸色红朴圆润,略带粗野,身体结实得像个牛肝菌,神气活现地穿着父亲油渍斑斑的工作服、卷起袖子的少女——他们在艺徒学校最后一年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模样。

阿列克谢忘记了母亲的存在,他惊叹地望着她,仿佛觉得这六七年一直没有忘记她,似乎期待着这次相逢。

“你现在变成这样啦!”最后他说。

“怎么样啦?”她用清脆的喉音问,也与在学校完全不同了。

拐角处窜出一阵微风,吹得光秃秃的柳条嗖嗖直响,呼地撩起遮掩着姑娘苗条双腿的裙于。她就用简单的、很自然的优雅动作按住裙子,笑着蹲下来。

“你变成这样啦!”阿列克谢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赞叹又说了一遍。

“到底怎么样啦?”她笑道。

母亲看着这对青年,微笑着管自己走了。他们仍旧站着,相互欣赏着,相互之间争抢着说话,总是用“还记得吗”,“你知道吗”,“现在在哪儿”,“现在怎样”等等问句打断对方的说话。

他们就这么站了好久,直到奥丽雅指指附近小房的玻璃窗上,天竺葵和灌木丛中露出一张张好奇的脸。

“你有空吗?我们去伏尔加河边走走吧。”她说完就挽住他的手臂,他们小时也不曾这样做。他们要忘掉尘世上的一切,到那悬崖上去,到那伸向河里的高耸的山丘上去。那里辽阔的伏尔加春水一望无际,河上漂浮着冰块,蔚为壮观。

从这天起,母亲在家很少看见自己的爱子。一向不修边幅的他,忽然开始天天熨烫自己的裤子,用白粉擦亮制服的纽扣,从箱于里拿出阅兵时戴的识别飞行员的白顶礼帽,天天剃刮着自己又粗又硬的胡子,一到傍晚他在镜子面前转悠一阵就前往工厂去接下班的奥丽雅。白天他不知该跑到哪儿去,在家总是惘然若失,答非所问。老太太凭着女性的敏感明白了一切。她并不怪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这对青年人还从来没有倾吐过自己的爱情。每当从晚霞照射着的、波光粼粼的静静的伏尔加河岸散步回来或沿着焦黑的土地,沿着布满了鞭子似的瓜藤,长满了墨绿色的掌形叶子的环城瓜地闲步归来,阿列克谢就掐算着悄悄滑过的假日,决心向奥丽雅表白心迹。第二天黄昏来临了。他又去工厂门口迎接她,陪伴她走到一座两层楼的小木房,那里有她的一间小房间,又明亮又清爽,像飞机驾驶舱。他耐心地等待她躲在衣柜的门后换衣服,竭力不看从门后晃露出来的光滑的手臂、肩头和双腿。后来她去洗漱,洗毕过来时穿着那件平素常穿的白绸衫;披着一肩湿漉漉的头发,容光焕发、秀美清丽。

于是他们就往电影院、往马戏团或者往花园走去。究竟去哪儿,对于阿列克谢都一样。他不看电影,不看杂技,也不看散步的人们。他只看着她,一边看着一边想道:“今天一定、一定要在回家的路上向她挑明!”可是等到路走完了,他也没有勇气说。

一个星期天他们决定赶早去伏尔加河对岸的草地上踏青。他穿上一条最好的白色裤子和一件他母亲认为与他黝黑的高颧骨的脸非常协调的开领衬衫去见她。奥丽雅已经准备就绪。她把一个用餐巾裹住的小包往他手里一塞,他们就向河边走去。一个没有腿的老艄公(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致残,男孩子都喜欢的人,阿列克谢小时候,他曾教他在浅滩捉鲍鱼)把自己的木腿敲得咚咚直响,他推动很沉的小船,三两下短划便将小船划了起来。小船一窜一窜斜向河边,迎着满坡翠绿的河岸。姑娘坐在船尾,若有所思地撩着河水。

“阿尔卡沙叔叔,你不记得我啦?”阿列克谢问道。

艄公冷漠地看看这个青年人的脸。

“不记得。”他说。

“怎么会呢,我是阿辽沙?密列西耶夫,你教过我用鱼叉在浅滩捉钩鱼呢。”

“可能吧,从前你们好多人跟我淘气呢,哪能记得这么多!”

一座小桥边停泊着一艘大肚子的快艇,被风侵蚀的船舷上写着值得骄傲的名字“阿芙乐尔”。小船划过小桥,船底部一阵剧烈的磨擦之后,在粗沙石的岸边搁浅下来。

“如今这里是我的地盘了,我不为农委会于了,是替自己干,就是说我是个体户。”阿尔卡沙叔叔解释道,用木腿爬进水中,把小船往岸边又托又推,木腿陷入沙土里,小船动弹不了了。“你们只好下来了。”艄公淡漠地说。

“付你多少?”阿列克谢问。

“喂,随便给吧。本来照规矩应该向你们多要些,看你们多幸福啊!我真的记不得您了,记不得了。”

他们从小船上跳下来的时候,弄湿了脚,奥丽雅建议把鞋脱掉。他们于是脱了鞋。赤裸的脚踩在温暖湿润的河沙上竟使他们感到那么自由自在和快乐,竟想像小山羊那样奔跑、翻筋斗、打滚。

“来逮我!”奥丽雅叫了一声,甩起那黝黑黝黑的结实的脚飞快地跑开了。她跑过沙地浅滩,登上倾斜的河岸,奔向一片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芳草地。

阿列克谢随后便拼命地追起来,他的眼前只见到她那淡花布裙子像光怪陆离的斑点。他跑着,感到花草的绒毛那么狠命地抽打自己那双赤裸的脚,他感到脚下湿润的、被太阳晒暖的大地是那么地松软和温暖。他仿佛觉得追上奥丽雅实在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未来的许多生活取决于它;因为,他现在要在这儿,在这鲜花怒放、散发着沁人芳香的草地上,轻松地向她表白他至今因为缺乏勇气而未倾吐的情愫。但是他刚要追上她,伸手抓她时,姑娘忽然一个急转弯,像猫似地,向另一个方向跑去,身后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她非常顽强。所以他一直没能追上。后来她从草地上又转回到岸上,投入到发烫的金色沙滩的怀抱。她满脸通红,张着嘴,胸部不停地起伏,贪婪地呼吸着空气,笑着。他在这片茂盛的绿茵上,在点点星星的菊花丛中给她拍了照。后来他们游了一会泳。在她换衣服、拧干湿漉漉的游泳衣时,他就乖乖地走进附近的灌木丛中,脸背对着她。

她冲他喊了一声,他看见她坐在沙滩上,盘着那双黝黑的腿,穿着一条又单又薄的裙子,头上胡乱地搭着一块毛巾。她铺开一块干干净净的餐桌布,又用石子沿四角压好,就打开那个小包裹了。他们开始吃午饭,有色拉,有用油纸包得整整齐齐的冷鱼,还有自制的饼干。奥丽雅甚至还带了盐和芥末酱。芥末酱装在小罐里。在这个轻盈亮丽的姑娘认真而娴熟地忙碌时,她的身上流露出一种可爱动人的东西。阿列克谢下了决心:不能再拖了,行了。今晚他一定要向她表白。他要说服她,使她心悦诚服,一定答应做他的妻子。

他们在沙滩上躺了一会儿又游了一会儿泳,然后约好晚上在她家再见面,于是就慢悠悠地向渡口走去,他们又疲惫又幸福。不知什么原因小艇和小船都不在。他们久久地呼喊阿尔卡沙叔叔,嗓子都喊哑了。太阳已经落到草原上了,一束束鲜明的玫瑰色光线滑过对岸的峭壁之巅,小城里的家家屋顶,灰蒙蒙静悄悄的树木都上了一片金色,窗户的玻璃上闪耀着血红色的反光,夏天的黄昏闷热而寂静。不知小城里出了什么事?往日这时的街道空空荡荡,今天却熙熙攘攘。两辆载满了人的卡午开过去了。又有一群为数不多的排着队的人走过去了。

“怎么,难道阿尔卡沙叔叔喝醉啦?”阿列克谢猜测道,“如没有办法就只好在这里过夜了,行吗?”

“我一点也不怕。”她说着,用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望着他。

他拥抱了她,吻了她一下,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吻她。这时河上传来阵阵发闷的桨声。从河对岸划来一只挤满了人的小船。此刻他们扫兴地望着这只朝他们逼近的小船。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们顺从地迎上去,似乎预感到它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消息。

人们默默地从小船上跳上岸来。大家都是节日盛装,可是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担心忧郁的神情。严肃而性急的男人和焦急不安、满脸泪珠的女人——默然地经过这对恋人的身旁从木板桥上走过。这对青年困惑不解地跳到船上,阿尔卡沙叔叔瞧也没瞧他们那洋溢着幸福的脸,就说:

“打仗了……今天收音机里莫洛托夫同志宣布的。”

“打仗?和谁打?”阿列克谢一下从小凳上跳起来。

“还不是和那帮该死的德国人!还能和谁呢!”阿尔卡沙怒气冲冲地划着桨、狠狠地捣着水面,回答道,“大家都到军事委员会去了……都动员了。”

阿列克谢没有回家,直接从散步的地方去了军事委员会。他得到命令搭乘夜里十二点四十分的火车返回自己的空军部队。他匆匆跑回家里取了箱子,连与奥丽雅告别也没来得及就走了。

他们很少通信,这并非是双方情冷爱淡了,或是相互开始忘却。不,他焦急地等待她那用浑圆的学生字体写成的信,揣到口袋里,待到独自一人时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在森林里游荡的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他把它贴在胸口上,时常拿出来念。可是这对青年的关系突然在初入爱河的时候便中断了,所以他们在信中像老相识、好朋友似地互相交谈,唯恐越雷池一步,因而那没有说出的心声,仍旧没有说出。

现在阿列克谢躺在医院里,随着每一封信的到来而变得更困惑。他发现奥丽雅已毫不拘束地突然向他走来。她在信中谈到了自己的相思;对那天阿尔卡沙叔叔不合时宜的载客感到扫兴;她让他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他总有一个人可以寄托的;她让他明白,无论浪迹到什么天涯海角,从前线回乡时他总有一隅可去,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这仿佛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奥丽雅在写信。当他端详她的照片时,总是感到:一阵风吹来,她就连同她那花花绿绿的裙子飘起来,犹如成熟的降落伞似的蒲公英在游浮。这是一个美好的、热恋的、苦苦思念等待自己的爱人的女性在写信。这既让人欣喜又让人为难。欣喜是不由自主的,而为难是因为阿列克谢认为他没有权力享受这种爱情,也不配袒露心迹。因为他当时没有勇气告诉她,他已经不是那个有些像茨冈人的、浑身是劲的小伙子了,而是变成了像阿尔卡沙叔叔那样的无脚的废物了。他决定不说出真相是因为害怕急死生病的母亲,这样他不得已在信中也向奥丽雅隐瞒了实情,而且谎言一次次地越撒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卡梅欣的来信在他心中激起特别的困惑:喜悦和痛苦,希望和担心,这些情绪同时出现,既鼓励他又折磨他。第一次撒了谎,就得继续编造,可他又不善说谎,所以,他给奥丽雅的回信只能是又简短又枯燥。

而给“气象学中士”的信写起来就容易些。她有一颗单纯、具有牺牲精神、正直的心灵。手术后绝望的一刹那,他那么希望向什么人倾吐自己的痛苦,阿列克谢就给她写了一封又长又忧郁的信。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这是一封用练习本上的纸写成的信,字体工整清秀。密密麻麻的信上布满了感叹号和被泪水浸模糊的墨迹,好像面包圈上撒的芹菜末。姑娘写道,若不是军队的纪律,她会立即扔下一切来到他的身旁,照顾他,分担他的痛苦。她恳请他多多写信。这封杂乱无章的信中蕴含着一种天真无邪的情感。阿列克谢看了之后感到很不安,他责骂自己不该在她把奥丽雅的信转交给他时,说奥丽雅是自己出嫁了的妹妹。这样的人是不能欺骗的。于是他诚实地给她写了封信,谈到他的住在家乡卡梅欣的未婚妻,同时还谈到他没有把自己的不幸如实地告诉母亲和奥丽雅。

“气象学中士”的回信迅速地来了,这在那时是难以想象的。姑娘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托他们团的一位少校捎来的。他是个战地记者,一直在追求她,不过她自然对他没有兴趣,尽管他人很开朗有趣。从信中看来,她很痛苦很委屈,她想抑制住,但是不可能抑制住。她一面责备他当时没跟她说实话,一面又请求把奥丽雅当成自己的朋友。信的最后又用铅笔附带写道,希望“上尉同志”知道,她是一个重情的人。如果卡梅欣的那位女友移情别恋(她是知道许多后方妇女的所作所为的),不再爱他或是害怕他是个残废,那么请他不要忘记这个“气象学中士”,只希望他永远在信中对她实话实说。随后转交给阿列克谢的还有一个缝得很细心的小包裹,里面有几块用降落伞的绸布做成的绣花手帕,上面缀着他名字的缩写;一个小荷袋,上面描绘着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一把梳子、一瓶“木兰”牌香水和一块香皂。阿列克谢知道这些小玩意儿在那艰苦岁月里对女兵来说是多么地珍贵呀!他知道这些作为节日礼物落到她们手中的香皂和香水,一般地她们是把它们作为令人忆起战前和平生活的珍品保藏着的。他知道这些礼品非同寻常,所以当他将它们放在自己的床头柜上时,心里又高兴又不安。

现在,当他竭尽全力去训练残废的腿,幻想自己能够重返空中、重返战场的时候,他常常有一种郁闷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心里更加迷恋奥丽雅,对她的情感日渐深厚,但是他又不得不在信中说谎、含糊其辞;另一方面又向一个几乎不认识的姑娘开诚布公。

但是他认真地对自己发誓,只有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重返部队,恢复自己的工作能力,他才会向奥丽雅表达爱情。因此他怀着更大的狂热劲向自己的这个目标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