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萨诺夫本来指望这次会见会使他精神上得到鼓励，不料心里反而更难受了，还不如卡芭别来。他扶着栏杆，摇摇晃晃顺着楼梯往上走，身上愈来愈觉得发冷。卡芭穿着大衣不能送他上楼，因为一名女护理员专门站在那里把守，对家属挡驾，于是卡芭就遣使她把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送到病房，并把一袋食品带去。坐在值班小桌旁的就是那个眼睛有点凸出的护土卓妞，不知为什么鲁萨诺夫第一天晚上就对她有了好感，现在卓妞坐在那里，被一堆登记表挡着，正同没有教养的啃骨者调情，没把病人放在心上。鲁萨诺夫向她要一点阿斯匹灵，她即刻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阿斯匹灵只在晚上才发。不过，她还是量了量他的体温。随后给他送来了点药。
不消说，床头柜里的食品都换了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了下来，正像他渴望的那样，让肿瘤贴在枕头上（这里有相当软的枕头，这一点出人意料，这就免得从自己家里往这儿拿了），连头带脑地蒙了起来。
千头万绪像火一样涌进他的脑海，如此翻腾、撞击，使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像打了麻药似地失去了知觉，他已听不见病房里的那些愚蠢的谈话，感觉不到叶夫列姆的走动，虽然他的病床也跟地板一起随着叶夫列姆的脚步在颤动。他也看不见天已放晴，看不见太阳落山之前在什么地方露出了脸儿，因为夕照不向着楼房的这一边。时间的飞逝他也无所觉察。他一度睡着了，也许是因为吃了药，后来醒了。醒来之后见电灯已经开亮，于是又睡着了。直到午夜时分，在晦暗和寂静中他又醒来。
他感到睡意已完全没有了，起保护作用的一层雾幕已经消失。这时，恐惧马上袭来，揪住他胸膛中央的下方，而且愈期愈紧。
千头万绪开始云集和翻滚：在鲁萨诺夫的脑海中，在房间里以及更远的黑暗空间里。
这甚至不是什么思绪，而只是他感到害怕罢了。很简单，他就是感到害怕。他怕罗季切夫，说木定那人明天早晨就会冲破护士和护理员的一道道阻拦，闯进这里来揍他。鲁萨诺夫所怕的，不是受到审判，不是舆论的谴责，也不是出丑，而是挨揍。一生中他只挨过一次打，那是在学校里他上6年级也是念最后一年书的时候：傍晚，一帮人在校门口将他拦住了，不错，谁也没带刀子，可是那无情的硬拳头从四面八方袭来的这种可怕的感受，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某人是个青年，即使多年之后他已变成老头儿死去，在我们的想像中死者依然是个青年。同样，罗季切夫在事隔18年之后归来，想必已成了个残废，也许变成了聋子，也许得了佝偻病，但在鲁萨诺夫的想像中现在他还是当年那个黝黑健壮的汉子，被捕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在他们两家合用的长阳台上练哑铃和壶铃。他光着膀子在呼唤：
“帕什卡！你过来！暗，摸摸我的二头肌。唉，别嫌，使劲腐！现在你明白了吧，新型的工程师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像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那样的佝偻病患者，我们是全面发展的人。可你，瞧瞧，变得有点虚弱了，老坐在门上包皮革的办公室里你非枯干了不可。到我们厂里来吧，我把你安排到车间里去，怎么样？你不愿意……确哈……”
他爽朗地笑了起来，随即去洗脸擦身，边走边哼：
我们是打铁的，
我们富有朝气。
此时，在鲁萨诺夫的想像中，正是这个健壮的人挥动着拳头闯进病房里来。而他却无法摆脱这个虚幻的形象。
当初他跟罗季切夫是朋友，在同一个共青团支部里，这套住房也是他们共同从工厂分配得来的。后来罗季切夫走了进工农速成班和上大学这条路，而鲁萨诺夫则顺着领导工会工作和管人事档案这条线高升。起先是双方的妻子关系不好，后来他们两人也不和，罗季切夫跟鲁萨诺夫谈话时常常语气伤人，总的说来是过于不负责任，把自己同集体对立起来。紧挨在一起住他们觉得无法忍受，也感到很挤。就这样，各种因素凑在一起，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一份检举材料，说罗季切夫在同他私下里谈话时，曾对已被粉碎了的工业党的活动表示赞赏，并有在自己工厂里把暗害分子组织起来的打算。（他没直接这样说过，但根据他的行为，他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会有这种打算的。）
惟有一点鲁萨诺夫放心不下，他反复要求在这件事的案卷里哪儿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也不要进行对质。审讯员对他保证，说根据法律不要求鲁萨诺夫露面，也不一定要当面对质，只要被告人自己承认就行了。甚至鲁萨诺夫的检举信原件也可以不订入此案的卷宗，因此，被告承认触犯第206条罪行而签字的时候，是决不会碰到他这位邻居的名字的。
要不是由于厂党委书记古宗，事情本来会全都顺利地过去。古宗接到保安部门的密令，说罗季切夫是人民公敌，必须把他开除出基层党组织。但古宗坚决反对，并开始叫嚷，说罗季切夫这个小伙子是自己人，要开除他就得把详细材料拿给他看。他拿自己的脑袋给罗季切夫打保票，结果两天后的夜里，他自己也被捕了，第三天上午，作为同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成员，罗季切夫也好，古宗也罢，都被顺利地开除出党。
然而，现在使鲁萨诺夫如坐针毡的事情是，保安部门在向古宗施加压力的两天内，最终不得不告诉他，材料是鲁萨诺夫提供的。这就是说，只要古宗在那边见到罗季切夫（既然他们是由于同一个案件而去到了那里，那么最终他们可能会见面的），就必定会告诉他。这就是鲁萨诺夫现在如此害怕罗季切夫这次预兆不祥的归来的原因，他担心这种根本无法想像的死人的复活。
当然，罗季功夫的妻子也是有可能猜得到的，不过她还活着吗？卡色当初的设想是这样的：等罗季切夫一被捕，马上就叫卡季卡·罗季切娃搬出去，把整套住房拿下来，阳台也就全都是自己的了。（现在看来会觉得可笑，连煤气也没有的住宅里，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竟然会起那么大的作用。而且，孩子照样会长大。哪间房子的过户手续已经全都办好了，有关方面已派人来让卡季卡搬迁，但她打出这样一块牌子——宣称自己是个孕妇。他们坚持要证明，她也把证明拿来了。而按照法律，不能逼迫孕妇搬迁。只是到了第二年冬天将临时她才搬了出去。在她怀孕和生产期间，甚至直到产假期满，这漫长的月份里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子与她隔壁相处。不消说，在厨房里卡芭不会让她说一个不字，而当时已满4周岁的阿娃也会跟着捉弄她，让人哭笑不得。
此时，鲁萨诺夫仰卧着，在可以听到各种呼吸声和鼾声的病房的晦暗中（惟有护士的台灯从穿堂间透过毛玻璃门映进来一点微光），试图以毫无睡意的清醒头脑去分析一下，为什么罗季切夫和古宗的幻影会使他如此坐卧不宁？如果其他经他插手而被定罪的人里面有的回来了，是不是也会使他感到害怕？比如说，那个曾当着工人的面骂帕维尔是傻瓜蛋的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个工程师（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希望资本主义复辟）；比如说，那个罪在歪曲了一位重要首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保护人——讲话的女速记员（在首长的讲话中，那些话根本不是那么说的）；比如说，那个性格倔强的会计（他偏偏还是神甫的儿子，所以一下子就叫他服服贴贴了）；再比如说，叶利恰斯基夫妇；是啊，这样的人还少吗？……
要知道，这些人当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谁也不怕，他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公开地帮助当局确定他们的罪状，甚至两次出面对质，当场提高了嗓门进行揭发。是的，那时思想上的不可调和丝毫用不着觉得有什么不光彩的！在那个形势大好的诚实时期，在1937年、1938年，社会气氛明显得到纯洁，呼吸变得那么舒畅！所有的撒谎者、诽谤者、过分勇于自我批评或过分卖弄理论玄虚的臭知识分子——统统不知去向和销声匿迹了，而原则性强、立场坚定、忠心耿耿的人们，包括鲁萨诺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昂首挺胸，耀武扬威。
可是现在不同了，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混乱的、不健康的时代，自己从前的那些立场坚定的进步表现难道成了可耻的事情？难道还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简直是荒唐。的确，回顾自己的一生，鲁萨诺夫不能指责自已胆小怕事。有什么事情使他害怕过！也许他算不上是一个什么特别勇敢的人，但也找不出他表现过怯懦的事例。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战场上会害怕，因为作为一名宝贵的、经验丰富的干部，根本没要他上过前线。不应断言他在敌机轰炸下或房屋起火时会惊慌失措，他倒是在敌机轰炸之前就离开了K市的，而房屋起火他也从未遇到过。同样，他从来不怕司法机关和法律，因为他从不犯法，而司法机关一向是保护和支持他的。他也不怕舆论谴责，因为舆论也总是为他辩护。州报上也不可能出现揭露性的文章抨击鲁萨诺夫，因为亚历山大·米哈雷奇或尼尔·普罗科菲伊奇肯定会不让它出笼。而中央一级的报纸不可能过问下面鲁萨诺夫的事情。因此，对于报界他也从来没感到害怕过。
就连乘船横渡黑海的时候，他也丝毫没对海水之深感到害怕。至于他怕不怕登高，这很难说，因为他不是那么没有头脑，会冒险去爬山或攀登悬崖峭壁，而就工作性质来说也用不着他去架桥。
在将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鲁萨诺夫的工作属于管理人事档案一类。这一职务在不同的机关里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是一码事。只有无知的粗鲁人和不明真相的外人才不明白，这是多么精细的工作。在人生途中，每个人都填过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当数量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这条线永远从那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中心。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让这些线都能为世人所见，那么整个天空就会被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像富有弹性的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便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沿街飘飞。它们是看不见旅不着的，但人们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档案，如同绝对真理，如同十全十美的理想，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对每一个活人，档案里总能写点什么反面的或可疑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会做过什么错事或隐瞒了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对牵动这些线的人，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人，自然会产生敬意。这些人便有了权威。
不妨再打一个音乐方面的比喻，鲁萨诺夫凭着他的特殊地位仿佛拥有一架木琴的全副键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敲击键板上的任何一只键。虽然所有的键都是木头做的，但发出的声音却各不相同。
有些键板，在操作的时候，特别讲究谨慎、细腻的方法。例如，倘若要暗示某一位同志，本人已对他有所不满，或者直接向他发出警告，让他有所收敛，鲁萨诺夫就善于采用各种特殊的方式打招呼。当那人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不用说，是对方先打招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以严肃地还礼，但勿须微笑；也可以把眉头一皱（这是他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稍稍迟疑一下，仿佛是在考虑，应不应该同这个人打招呼，值不值得，而只是在这之后才给予相应的还礼（这里也有文章：是把头全转过去，还是半转过去，或是根本不转）。这一短暂的停顿永远能收到很大的效果。受到这种稍微迟疑或态度有点冷淡的答礼的工作人员，脑子里就会开始认真检查自己可能犯了什么错误。可见，这一短暂的停顿在工作人员心中播下了疑惑的种子，这也许是挽救了他，阻止他失足，因为他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得悉这种情况似乎为时已晚。
比较厉害的方法是，在遇见某人时（或者打电话给他，甚或特地把他叫来）对他说：“请您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去一趟。”“现在可不可以？”对方必定会这样问，因为他想尽快弄清楚，为了什么事情找他，尽快结束他们的谈话。“不，现在不行，”鲁萨诺夫会温和地说，但语气又很严肃。他不说他有别的事情或要去开会，不，他决不明确说明原因，以便让对方宽心（妙就妙在这里），他会把“现在不行”这句话说得如此意味深长，让它能包含许多重要意思，而且不是所有的含义都是吉兆，“谈什么问题呢？”对方会这样问，也许他是斗了斗胆子，至少说是没有经验。“明天您就会知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用悦耳的声调绕过这个不知趣的问题，避而不答。可是，到明天10点钟以前还有多少时间啊！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那个工作人员还得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跟家里的人交谈，说不定还要去看电影或到学校开家长会，然后是睡觉（有的能睡着，而有的睡不着），再往后便是第二天早晨，这时，早饭吃不下，因为这个问题老是有如针扎、鼠啃似地刺激着他：“他找我去谈什么事呢？”在这好多个小时之内，那个工作人员会在好多事情上感到后悔，会在好多事情上开始担心，暗自发誓再也不在会上跟领导过不去。而等到他按时去到那里，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只不过是要核对一下出生的年月或文凭号码。
如同木琴的键板，不同的奏法可以按木键的音阶使声音逐渐升高，直到发出最尖、最刺耳的声音：“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这是全企业的经理，当地的‘当家人’），请您在几号以前把这份表格填一下。”这时便会有一份表格递给那位工作人员，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格，而是存放在鲁萨诺夫柜子里的一切表格中最详细。最令人不快的一种，例如，接触秘密文件之前所要填写的那种。也许，根本不需要这位工作人员去接触机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大家对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都怕得要死，谁还会去问？那位工作人员接过表格，还得故意打起精神来，其实，如果他对档案中心隐瞒了什么，心里早就七上八下了。因为在这份表格上什么也没法隐瞒。这是首屈一指的表格。这是一切表格中再好不过的表格。
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表格，鲁萨诺夫才得以迫使好几个女人同她们的根据第58条被监禁的丈夫离婚。这些女人无论怎样消灭痕迹，如不用自己的名义寄邮包，不从本市寄出，或者根本没有寄过，都逃不出这表格上那极其森严的“问题围栅”，要继续撒谎是不可能的。这围栅是只有一条出口：依照法律手续彻底脱离夫妻关系。凡属这种情况，手续从简：法院勿须征求囚犯的同意便可判决离婚，甚至判决之后也勿须通知他们。对鲁萨诺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使她们的离婚成为事实，这样就可以避免罪犯那肮脏的手把尚可挽救的妇女从全体公民的康庄大道上拖走。至于这些表格本身，可说派不上任何用场。即使送给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看，也无非是当作笑料。
在总的生活过程中，鲁萨诺夫所处的半阴半阳、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也使他得到了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厂报、工会基层委员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只不过对不明底细的人来说是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三个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交谈或通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里，流动在鲁萨诺夫及其同事们公文包的深处，它会久久地悄悄跟踪某人，而且仅仅在倏忽间显现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牺牲品喷吐火焰——随后便又躲起来，不知去向了。于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厂报、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当中缺少了一个——被解职、被除名、被清洗了。
鲁萨诺夫办公的地方也布置得与他的工作性质相称。这永远是个单独的房间，房门上最初包着皮革、镶有亮晶晶的包钉，后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还在门口增设了一个起防护作用的门斗，像只黑洞洞的箱子。这个门斗似乎是一种普通的发明，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深度不超过一米，来者只不过在关上第一道门和尚未推开第二道门的时候多耽搁一两秒钟的工夫。但在决定性谈话之前的这一两秒钟，来者仿佛遭到一次短暂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气又不流通，他会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见的那个人面前实在是渺小得可怜。如果说，他本来还有点胆量和自信，那么在这儿，在这只箱子里，胆量和自信也会不辞而别。
自然，几个人同时拥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办公室是不可能的，被召见或在电话里获准前去的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去。
办公地点的这种设施以及放人进去的这种规定，对于周密思考和有条不紊地履行鲁萨诺夫这个部门的职责是极其有利的。要是没有那个起保险作用的门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会感到不舒服的。
不消说，现实中一切现象都有辩证的相互联系，根据这一点来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工作上的处事方式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不仅对火车上的普通车厢，就是对那对号的卧铺车厢也愈来愈不能忍受了，因为那里总是有人挤来挤去，有的穿着羊皮祆，有的带着提桶，有的背着麻袋。后来，鲁萨诺夫夫妇改坐包间软席车厢。不消说，鲁萨诺夫任旅馆也总是事先订好了单间，免得跟别的旅客住在一起。当然，要去休养的话，鲁萨诺夫夫妇也不是随便什么疗养院都肯去的，而是一定要去服务周到、环境和条件称心如意的地方，那里的浴场和供漫步的林荫小路得跟普通老百姓隔开。自从医生嘱咐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要多走路以后，除了在这类疗养院里同身份相等的人相处，她简直感到没有地方可以走路。
鲁萨诺夫夫妇热爱人民，热爱自己国家伟大的人民，并为这伟大的人民服务，甚至准备为人民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那些……居民。无法忍受那些执拗而任性、老是阳奉阴违、还经常提出什么要求的居民。
鲁萨诺夫夫妇对有轨和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特别反感，因为那里总是你推我读，特别是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拼命挤着上车的时候，会把机油或石灰蹭在你的外套上，而主要的是，那里所形成的不拘礼节的作风令人讨厌：拍拍肩膀请你递钱买票或传递找回的零钱，你就是为他们效劳，传来传去没完没了。徒步在城里走路又太远，而且很没有气派，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因此，遇到公家的小卧车已出车在外或在修理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连续几个小时不回家吃饭，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给他派车。能有什么办法呢？跟行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不愉快的事，他们之中有的举止粗鲁、穿戴寒酸，有时还喝得醉醺醺的。衣冠不整的人通常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很少有责任感，想必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否则就会穿得整洁些。当然，万一发生冲突，民警和法律是会保护鲁萨诺夫的，但这种保护必然会来迟一步，只能在事后惩罚坏蛋。
如此看来，对世上什么都不感到害怕的鲁萨诺夫，开始害怕那些放荡不羁、喝得半醉的人了，而说得确切些是，害怕正面挨上一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罗季切夫归来的消息，起初使他那么惊慌。他倒并不是害怕罗季切夫或古宗按法律程序对他起诉，因为按法律程序他们是奈何不得鲁萨诺夫的。然而，如果他们依然保持着健壮的身体，并且想摸他呢？
不过，要是清醒地分析一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情不自禁产生的恐惧是完全不必要的。也许，罗季切夫早已不存在了，上帝保佑，但愿他回不来了。这些关于什么人已经返回的传闻，很可能是无稽之谈，因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还没感觉到有预示新的生活局面的迹象。
再说，就算罗季切夫真的回来了，那也是回到K市，而不是到这里。他现在还顾不上找鲁萨诺夫，而是需要自己处处留神，免得重新被撵出K市。
即使他已开始寻找鲁萨诺夫，那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通这里来的线索。到这里来，火车要跑3天3夜，穿过8个州。就算他坐火车来到了本市，他也总是先找到鲁萨诺夫家里去，而不是到医院里来。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在医院里恰恰最安全。
安全！……真可笑……带着这个肿瘤，竟然觉得安全……
是啊，既然会出现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代，那还不如死了。如果成天担心那些人一个个回来，还不如死了为好。把他们放回来——这是多么荒唐！何必呢？他们在那里已经习惯了，他们在那里已经变老实了，何必把他们放回这里，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呢？……
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总算是度过了思想上的痛苦，打算重新入睡了。应当想办法睡着。
但他需要上趟厕所——这是在医院里最令人不快的一件事。
他小心翼翼地翻身，小心翼翼地动弹（肿瘤像一个铁拳压在他脖子上），从翻开的被窝里爬起身来，穿上睡衣和拖鞋，戴上眼镜，轻轻地蹲着地面走出去。
严肃而黝黑的玛丽亚坐在桌旁值班，听到抄沙声便警觉地回过头来。
楼梯尽头一张床上有个新病号——手臂和腿都很长的一个希腊人——在那里不停地折腾和哼哼。他只能坐着，不能躺下，仿佛被窝里容纳不下他似的，他那一双惊恐的失眠的眼睛目送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在中间的楼梯平台上，一个面孔蜡黄、头发倒还梳得整齐的小个子，靠在垫高了的枕头上吸防雨布料的氧气袋。他的床头柜上放着柑子、饼干、果汁糕，还有一瓶酸奶，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了，因为连普通的不用花钱的干净空气都不能按需要进入他的肺脏。
楼下走廊里还有几张躺着病人的床。有些病人睡着了。一个东方人模样的老妇人痛苦地仰面躺着，浓密的长发蓬乱地披散在枕头上。
随后，鲁萨诺夫走过一间斗室的门口，那里，凡是要灌肠的病人，不管他是谁，一律放在同一张不怎么干净的较短的小沙发上处理。
终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走进了厕所。在这个没有隔板、甚至连马桶也没有的厕所里，他尤其感到自己没有遮蔽和尊严扫地。一天当中，女护理员把这里打扫好多次，但总也来不及收拾干净，还会出现呕吐、血污和大小便的痕迹。要知道，使用这个厕所的有对卫生设备尚不习惯的野蛮人，有已经到了不中用边缘的病号。应该去找一下院长，争取允许他使用医生的厕所。
不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对实现这一具体的设想并未下定决心。
他又从灌肠室门口走过，又从头发蓬乱的哈萨克老姐床旁走过，又从睡在走廊里的病人身旁走过。
他又从那个吸氧气袋的垂危病人旁边经过。
而到了楼上，那个希腊人以其可怕的嘶哑的耳语声问：
“喂，老兄！这里——所有的病人都能治好吗？是不是也有死在这里的？”
鲁萨诺夫十分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在这一动作的同时，他尖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已不能独自转动，非得像叶夫列姆那样跟整个身子一起转动才行。粘在脖子上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向上顶着他的下颌，向上压迫着他的锁骨。
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他还会考虑什么？！他还会怕谁…还会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他的命运就在这里——在下颌与锁骨之间决定了。
他将在这里受到审判。
在这种审判面前，过去的靠山和功绩，都为他辩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