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早晨，卓娅匆匆穿衣服要去上班的时候，想起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请求——下次值班时一定还穿那件金灰色的连衫裙。那天晚上他只看到白长衫底下这件衣服的领口，因此想“在白天的光亮里看一眼”。有时，满足一些通情达理的要求是很愉快的。今天她穿这件连衫裙倒也合适，因为它凑合算得上是过节似的服装，而卓娅指望白天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可以等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跟她开心。
想到这里，她急忙换上了他说的那件连衫裙，喷了点香水，梳了梳头发，但时间不多了，她就一边往门外走，一边穿大衣，奶奶差点儿没来得及把早点塞进她的口袋里。
这是一个有点雾气、阴冷的早晨，但已完全不像冬天的时节。在俄罗斯，逢这种天气外出要穿风雨衣。可是在这儿南方，人们对冷和热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大热天还穿毛料衣服；大衣，人们总是尽量早穿、尽量晚脱；而有皮大衣的人、就巴不得有寒冷的天气，哪怕有几天也好。
一出大门口，卓娅就看到自己要乘的那路电车，便跟在车后跑过一个街区，最后一个跳了上去，气喘吁吁、面颊绯红地待在有风的后面车台上。市内的电车都驶得很慢，又隆隆作响，拐弯时与铁轨的磨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对年轻人来说，气短也好，乃至急剧的心跳也好，都是愉快的，因为马上就会过去，而过去之后就会更充分地感到体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欢畅。
医学院放假期间，无非是到医院里去值班——每周值3班半——对她来说，这是十分轻松的，等于休息。当然，不值班就会更轻松，不过卓娅已经习惯于双重负担：她半工半读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在医院里没有多少实习的机会，卓娅工作不是为了实习，而是为了挣钱，因为奶奶的退休金光买面包还不够，卓娅的助学金一花就没了，父亲从未寄来什么，卓娅也不向他要。她不愿向这样的父亲伸手。
从上次值夜班以来，也就是寒假的最初两天，卓娅没睡过懒觉，她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首先，她坐下来给自己缝一件春天穿的乔其纱内衫，衣料还是工Z月份领到报酬时买的（奶奶经常说：“夏天准备雪橇，冬天准备大车”；正是根据这个谚语的道理，商店里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才能买得到）。卓娅是在奶奶的那台旧“辛格尔”牌缝纫机上做活的（这台机器是从斯库棱斯克搬来的），最初的缝纫技术和剪裁手法也是奶奶传授的，现在都已过时了，于是卓娅就靠眼看心记向邻居、熟人中上过裁剪缝纫培训班的人学，因为她自己怎么也挤不出时间去上这样的课。在这两天里，她没能把内衫缝完，但却跑了好几家化学干洗店，总算找到一家愿意洗她的一件旧的单大衣。她还坐车到市场上去买过土豆和蔬菜，在那里她讨价还价，似乎把每一分钱都掂一掂，最后，两手提着两只沉甸甸的拎包回来（在商店里买东西，通常是奶奶去排队，但重东西她拿不动）。卓娅还去过一次浴室。她想随便躺下来看看书，可是没有时间了。而昨天晚上，她跟大学同年级的同学丽塔一起，到文化宫去参加过舞会。
卓娅真希望能有比一般俱乐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地方，但是除了俱乐部，便没有可以结识年轻人的那种风气、场所和晚会。她同一个年级和同一个系里有很多俄罗斯姑娘，可小伙子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因此，学校里的晚会她懒得去。
她跟丽塔一起去的那座文化宫，地方宽敞、整洁、供暖好，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楼梯，有镶青铜框架的高大镜子——走路或跳舞的时候，老远就能看见你自己，还有昂贵的舒适太师椅（不过它们被套子罩了起来，不允许往上坐）。然而，从新年晚会以后，卓娅就没到那里去过，因为她在那里曾受到很大委屈。当时举行的是化装假面舞会，设有精彩服装奖。卓娅给自己缝了一套猴装，带有绝妙的尾巴。她的整个打扮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发型也好，薄薄的脂粉也好，色彩的对比也好，这一切都既滑稽而又漂亮，可说能稳拿头奖，尽管能够与她竞争的人很多。可是就在发奖之前，几个缺乏教养的小伙子用刀子将她的尾巴割了下来，相互传递和藏匿。卓娅哭了起来——倒不是由于这些小伙子的愚蠢行为，而是由于周围人的发笑，把恶作剧看做是很机智的举动。没有尾巴，这套服装便大为减色，加上卓娅情绪低落，结果什么奖也没得到。
即使是在昨天，她走进文化宫俱乐部时，还带着委屈情绪生俱乐部的气。可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物提醒地猴子尾巴事件。到的人是来联欢的，有大专院校的学生，有工厂的工人。卓娅和丽塔没有一次机会能在一起跳，她们一下子就被分开了，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她们一连3个小时尽情地旋转、摇晃、跺脚。身体需要这种活动，需要这种旋转和扭动，它觉得很舒服。而所有跟她跳舞的舞伴都很少说话，要是偶尔说了句笑话，那按卓娅的鉴赏标准来看，也显得有点愚蠢。后来，一个名叫科利亚的技术设计员出来送她回家。一路上他们谈论印度电影，谈论游泳；要是谈什么正经话题，那必定会觉得可笑的。快到大门口的时候，他们在比较晦暗的地方接吻，而卓娅那撩人春心的乳房是最够受的了。它们被他搂得多么紧啊！他还试图通过别的途径达到目的，卓娅已陶然心醉，但与此同时她想到星期日还要早起，此刻有点浪费时间，一股冷意不由地透入心胸，于是她把他打发走了，自己顺着年久的扶梯跑上楼去。
在卓娅的女友中间，尤其是医学院的女同学之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必须尽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这种思潮的氛围中，要在一年级、二年级、直至三年级还保持什么老处女似的状态，除了滚瓜烂熟的理论知识以外一无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娅也经历过，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数次经历过相互接近的各个阶段——从逐渐放宽限制开始，到被突袭和被占有；经历过忘乎一切的飘然时刻，即使炸弹落到屋顶上也不能改变姿势；也经历过平静下来以后浑身乏力的时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捡起来——本来，他们的衣物怎么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这时双方却看到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一点也没感到奇怪，还当着对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
快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卓娅就绕过了老处女的行列，可这毕竟不是那么一回事n试一切之中缺少那种生活稳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础，缺少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连续性。
卓娅今年只有23岁，可她见到的已经不少了，至今还记得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那令人发疯的漫长路程；起初坐货车，后来乘驳船，再后来又坐货车。不知为什么她尤其记住了货车上的那个邻居，此人不停地用绳子去量每一个人所占用的铺板的宽度，最后证明卓娅一家多占了两厘米。她也记得战争年代这里的饥饿而又紧张的生活，那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关于食品配给卡和黑市上的价格。记得她的叔叔费佳常常从床头柜里偷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面包。而如今，在医院里，她所看到的都是这些忍受着癌症痛苦、难以摆脱厄运的病人，听到的是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倾诉，看到的是他们的眼泪。
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乃至更进一步，都只不过是生活苦海中有点甜味的几滴。靠这样的儿满是无法解渴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着幸福在于嫁人？可同她结识、跳舞、散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统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图：热乎一阵，一走了事。这些年轻人私下里说：“我本来可以结婚，可是一两个晚上就能找到一个，何必结婚呢？”
当周围的人都肯于让步的时候，你就没法摆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样子，就像往集市运送的货物很多时，没法卖高价一样。
即使登记也无济于事，同卓娅互相交接班的乌克兰族护主玛丽娅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玛丽娅相信登记，但过了一周丈夫还是把她抛弃，远走高飞，无影无踪。7年来，她独力抚养孩子，还要被认为是个有夫之妇。
因此，在举杯相祝的小小晚会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赶上危险期，卓娅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处在布雷区似的。
卓娅还有比玛丽娅更近的例子，她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过的那种活受罪的生活，看到过他们怎样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怎样一会儿各奔东西，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就这样彼此折磨了一辈子。重蹈母亲的覆辙，对卓娅来说，无异于喝硫酸。
这同样是任何登记手续都不起作用的一个例子。
在自己身体内部，在身体各个部分的对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对生活的整个理解上，卓娅都感到平衡与和谐。只有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才谈得上她的生活的扩展。
如果有谁在两手摸她身体的间歇中对她说些愚蠢、庸俗的话，或者像昨天科利亚那样，几乎是照搬电影里的一套，那他马上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不可能赢得卓娅的好感。
就这样，卓娅站在后车台上随着电车一路颠晃，直站到终点，其间女售票员大声斥资过一个不买票的年轻人（而那人听着，还是没有买票）。电车开始绕圈子调头，圈子的另一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等车的人。被数落的那个年轻人没等电车停住就跳了下去。有一个男孩也跳下去了。卓娅也跟着跳下车，因为从这儿走过去路近些。
时间已是8点零1分了，卓娅沿着医疗中心那曲折的柏油小路飞奔。作为护土，她不应该奔跑，但作为大学生，则完全可以原谅。
等她跑到癌症楼，脱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楼上的时候，已是8点10分了。如果是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娅就不会有好脸子瞧；如果是玛丽娅交班，那也会对她板着个脸说些难听的话，仿佛她不是迟到了10分钟，而是耽误了半班的时间。然而幸运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卡拉卡尔帕克族的图尔贡，此人一向待人宽厚，尤其是对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为惩罚，可她没有使他得逞，两个人都笑了，结果反倒是卓娅把图尔贡从楼梯上往下推了一把。
图尔贡虽说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已被任命为一所乡村医院的院长，他只有最后几个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经地约束自己。
图尔贡留给卓娅的是一本医嘱簿，另外还有护士长米塔交特的特别任务。星期日没有巡诊，治疗暂停，没有刚刚输过血的病人，不过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属未经值班医生批准不准闯进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来不及做的、份内的没完没了的统计工作，分一部分给星期日值白天班的护士做。
今天，这项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叠病历卡。卓娅嘟圆了嘴唇，仿佛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弹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张，还有没有剩余时间用来绣花儿，这时她感到身旁有个高大的人影。卓娅并未觉得奇怪，扭过头去便看见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过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样表明他有一段强盗般的历史。
“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绅士的派头说道。
“早上好，”她摇了摇头，仿佛什么事情使她不大高兴抑或怀疑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原因。
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着她。
“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请求做了？”
“什么请求？”卓娅皱起眉头惊讶地问（她的这一着，向来都会收到好的效果）。
“您不记得啦？我还为这一请求占卜过呢。”
“您从我这里借走一本解剖学，这事我记得很牢。”
“我现在就把它还给您。谢谢。”
“都看明白了吗？”
“我觉得，该明白的都明白了。”
“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您有害？”卓娅问，这次并非戏言。“我后悔了。”
“不，不，卓英卡！”他急于否定这一点，几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这本书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给我的书简直太好了。不过……”他望着她的脖颈，“请您把白长衫的第一颗钮扣解开。”
“干什么？？”卓娅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这在她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没觉得热！”
“恰恰相反，您已经热得满脸通红了。”
“这倒是真的，”她温和地笑了，自己的确想敞开长衫衣领，因为刚才跑到很急，又跟图尔贡爆闹了一阵，还没喘过气来。于是她把长衫的领子解开了。
灰金色的连衫裙金光炯烟……
科斯托格洛托夫睁大了眼睛望着，几乎不出声地说：
“真漂亮。谢谢。待会儿多露出些给我看看行吗？”
“那要看您占的什么卦。”
“我一定告诉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吗？我们今天岂不一直要呆在一起？”
卓娅把两个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像个布娃娃似的。
“那您得来帮我的忙。我冒汗发热是因为我今天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针头去扎活人，我可帮不了忙。”
‘要是做些医务统计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划划线行吗？”
“我尊重统计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
“那么您吃过早饭以后来吧，”卓娅向他嫣然一笑，作为预先酬谢他的帮助。
已经在往各个病房送早饭了。
还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时候，被夜间一席谈话激起好奇心的卓娅，就到挂号处去看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记卡。
原来他叫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过本名多少冲淡了这种印象）。他生于1920年，已满34周岁了；尽管很难想像，但的确还没有结婚，也的确住在一个叫作什么乌什一捷列克的地方。他没有任何亲属（病人亲属的地址，在肿瘤医院也必须登记）。他的专业是地形测绘，而现在却是土地测量员。
这一切并不能使人看清他的来历，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医嘱簿上看到，从星期五开始，每天给他肌肉注射两毫升人造雌酚。
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来做，就是说，今天这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卓娅动了动嘟成猪鼻子似的圆嘴唇。
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带来，并准备帮她做事，可是这时卓娅正忙于向各个病房发放一天应服3次或4决的药。
后来，他们终于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用来绘制表格，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得用画杠杠的方式标上去。她向他解释如何如何（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都忘了），还一边移动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边在纸上画线。
一般来说，这样一些“帮手”——小伙子和单身汉（也包括结了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心中是有底的：每次这样的帮忙总是变成闲聊、说笑、献殷勤，结果表格上老是出现错误。不过卓娅不在乎这些错误，因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献殷勤也总比至关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并不反对把一场可以充实值班时间的游戏继续下去。
使她更为惊讶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对她横看竖瞧和用特殊声调讲话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还反过来向她解释。他埋头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统计的内容，卓虹则在大统计表的格子里画杠杠。“局部神经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她。
需要统计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每一种类型的肿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10年为一类的不同年龄者各有多少。还需要按采用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剂量的不同而加以分类。而每一类又得分为5种可能的结果：治愈、好转、无变化、恶化和死亡。对于这5种结果，卓娅的帮手特别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愈的几乎没有，不过死亡的也不算多。
“我看，这里总是让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们死在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奥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奥列格”，作为对工作的奖励。他注意到这一点，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显看到一个病人已无法挽救，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让他占着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愈的病人正排着队等候床位住院。再说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什么不治之症？”
“就是无法医治的那些病人…他们的模样和谈话会对可以治愈的那些病人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瞧，奥列格这次坐在护主办公桌旁，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个已无法挽救的“他”，那个不应再占床位的“他”，已与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无关，他不属于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现在人们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已经是另外一种口气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这一飞跃是那么出乎意料，简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件事来，但他现在不可能沉洞于对那件事的回忆中。
“是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让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医生当着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证明上写tumor ocrs（心脏肿瘤），对他本人没做过任何解释，什么话也没说。因此，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局。”
此时他坐在那里，不是有疤痕的一侧对着卓娅，所以他的脸看上去一点也不带凶相。
在这种融洽的气氛里他们继续工作，合作得很好，午饭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诚然，米塔还留下另一项工作：把化验结果按在病人的体温单上，以便减少病历的篇页，也便于往上面粘贴。可是仅仅一个星期日就干这么多活，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卓娅说道：
“好啦，多谢您，多谢，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
“别再这样！请您还像刚才那样叫我奥列格！”
“您午饭以后得休息休息……”
“我从来不休息！”
“可您要知道，您是病号呀。”
“倒也奇怪，卓英卡，您一走上楼来值班，我的病也就完全好了！”
“那好吧，’卓娅爽爽快快地让了步。“这一次我要在客厅里接待您。”
她随即向医生会议室那里把头一摆。
不过午饭后她又给病人发药，那间大的女病房里还有一些急于处理的事情。这里，她的周围充斥着疾患和病痛，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卓娅深感到自己从头到脚乃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那么干净和健全。她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意识到自己的一对乳房既匀称又富有弹性；在病床旁边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时候，她感觉到它们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时候，它们又是怎样的颤动。
事情终于少些了。卓娅吩咐女护理员坐在桌旁，阻止探病者进入病房，有什么事情就叫她。她把绣花活儿带走，奥列格也就跟在她后面进了医生会议室。
这是尽头里的一个明亮的房间，有3个窗户。房间的陈设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表明会计和院长都明显插过手：里面的两张沙发并不是随便安放着，而是完全正规地摆在那里，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发僵，靠背上的镜子只有长颈鹿才能在里面看到自己。桌子也是按令人难以忍受的机关格局摆着：一张主席专用的桌面上压着有机玻璃的大写字台，与另一张长条会议桌垂直相接，排成了T字形。长条会议桌似乎按撒马尔罕风格铺着天蓝色的长毛绒桌布，这一桌布的颜色使房间里洋溢着明朗的色调。此外，有几把舒适的小扶手椅，它们没放在会议桌旁，而是奇妙地放成一组，这也使房间显得很别致。
这里，除了11月7回到来之前出的一期《肿瘤学家》墙报，没有任何东西会提醒你这是一所医院。
卓娅和奥列格在房间最亮地方的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那里的座架上摆着几盆龙舌兰，正面窗户的整块大玻璃外面，有一棵技机繁茂的橡树比二楼还高。
奥列格不只是坐着，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把椅子的舒适，脊背在其中弯得多么适中，脖子和头部还可以多么自由地反仰。
“真阔气！”他说。“我大概有……15年没坐过这么阔气的靠椅了。”
（既然他那么喜欢扶手椅，为什么他不给自己买那么一把呢？）
“好吧，您占的是什么卦？”卓娅问道，她头部的倾斜和眼睛的表情正好符合这样的提问。
现在，他们躲在这间没有其他人的房间里，在这样的扶手椅里坐下来，推一的目的就是交谈，而谈话的进行将是旁敲侧击还是单刀直人，取决于每一个用词海一句话的语气、每一个眼神。对于前一种谈话方式卓娅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来到了这里她却预感到第二种方式的出现。
奥列格没有使她发生错觉。他的头依然靠在椅背上，眼睛掠过她的上方，盯着窗户，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占的卦是……一位有金色刘海的姑娘会不会愿意……到我们那边的新垦地去。”
只在这时他才看了她一眼。
卓娅抵住了他的目光：
“可是，那边等待着这位姑娘的是什么呢？”
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我已对您讲过。令人高兴的事情不多。没有自来水熨斗得用木炭烧。点的是煤油灯。雨天到处泥泞不堪，地皮一干就尘土飞扬。好的衣裳永远也没有机会穿。”
他没有漏说令人不快的任何细节，仿佛存心不让她表示愿意考虑！说实在的，如果永远没有机会穿得漂漂亮亮，这还叫什么生活？然而，卓娅知道，住在大城市里尽管什么都方便，但人并非与城市住在一起。她首先要了解的是这个人，而不是想像那个村子。
“我不明白，是什么把您控制在那里的呢？”
奥列格笑了起来：
“是内务部！还能是什么！”
他还是那样把头靠在椅背上，享受着这种安适。
卓娅警觉起来。
“我也这样料想过。不过，请允许我问，您是……俄罗斯人？”
“是的，百分之百的俄罗斯人！难道我不可以有黑头发吗？”
说着，他掠了惊头发。
卓娅耸了耸肩膀。
“那么……为什么把您……？”
奥列格叹了口气：
“唉，如今的一代青年人可真什么也没见过！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刑法是毫无概念的，也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条款，对它们可作怎样广义的解释。可你们是生活在这儿呀，生活在整个边区的中心，居然连集遣移民与行政流放犯之间的起码区别也不知道。”
“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拿我来说，就是个行政流放犯。我被流放不是因为民族属性，而是因为我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个人问题，懂吗？”他笑了起来。“有如一个‘荣誉公民’，不得跟正直的公民们住在一起。”
他的黑眼珠这时朝她一闪。
但她并没有害怕。换句话说，吓倒是吓了一跳，不过惊魂已定了下来。
“这么说……您被流放多久呢？”她问，声音很轻。
“永久！”他声音很响地答道。
卓娅耳朵里甚至嗡地一响。
“是终身流放？”她又问了一遍，声音近乎耳语。
“不，正是永久流放！”科斯托格洛托夫坚持说。“案卷上写的是永久。如果是终身流放，那么至少说，死后可以从那里把棺材运出来，而永久流放，想必连棺材也不得运出来。即使太阳熄灭也不得返回，因为永久这个时间概念意味着比太阳的寿命还长。”
就在这时她的心才真正缩紧了。一切都并非无缘无故——这道疤痕也罢，有时他会现出凶相也罢。他也许是个杀人犯，一个可怕的家伙，只要一时性起，就可能把她捐死在这里……
但是卓娅没把椅子挪动一下，以便逃跑时方便些。她只是把绣花活儿撂了下来（连一针都没有绣过）。卓娅大胆地望着既不紧张也不激动、还像那样舒舒服服靠在扶手椅里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自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问道：
“要是提起来会使您难过，您就不必对我说了。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判您这样可怕的重刑，到底是由于什么？……”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非但没有因为意识到犯罪而心情沮丧，反而带着一副完全无忧无虑的笑容答道：
“没有任何判决书，卓英卡。我是根据通知单得知被永久流放的。”
“根据……通知单？？”
“是的，就是这个名称。跟发货单差不多。就像从工厂往仓库发货一样：什么东西多少包，什么东西多少桶，…所用的包装…·”
卓娅捧住自己的脑袋：
“等一等……我不明白。这可能吗？……这——只是对您？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吗？”
“不，不能说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只触犯第10款的不流放，而第10款加上第11款——就得流放。”
“这第11款是怎么回事？”
“第11款？”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想。“卓英卡，我似乎对您讲得太多了，以后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您可得当心啊，否则您自己也会为此而受牵连的。加到我头上的主要罪状是根据第10款，判了7年。凡是被判刑8年以下的，请相信，都意味着罪行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但还有第11款，而第11款意味着集团性的活动。第11款本身规定的刑期似乎并不更长，但既然我们构成了一个集团，那就得天南地北地永久流放。为的是我们在老地方永远也不能相聚。现在您明白了吧？”
不，她还是没有明白。
“这就是说…，”她尽量说得温和些。“是被称为……一个帮吗？”
科斯托格洛托夫突然发出响亮的笑声。而笑声又突然中止，脸色也沉了下来。
“这真是妙极了。跟我的审问者一样，‘集团’这个词儿并不使您满意。他也喜欢把我们叫做一个帮。是的，我们的确是个帮——一年级的一帮男女大学生。”他严厉地一瞥。‘哦知道这里不许抽烟，否则就有罪过，但我还是想抽一支，行吗？当时我们聚集在一起，向姑娘们献殷勤，跟她们跳舞，小伙子们还谈谈政治。也谈论过……那个人。您要知道，当时有些现象使我们不满。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对什么都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中间有两个人上过战场，本指望战后会有所改变。就在5月份，考试之前，我们全都被抓了起来，姑娘们也包括在内。”
卓娅感到惶惑…他又把绣花活儿拿在手里。从一方面来看，他讲的这些危险的事情不仅不应该向任何人重述，而且连听也不应该听，应该把耳朵捂上。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倒也如释重负，因为他们毕竟没把任何人骗到黑胡同里去，没杀过人。
她咽了一下唾液。
“我不明白……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
“能干些什么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缓缓把烟吐出来。烟雾的面积多大呀，可一支烟卷竟是那么小。“我已经对您讲过：我们是一起学习的。助学金够花的时候，也一块儿喝喝酒。去参加晚会。结果，姑娘们也跟我们一起被抓了去。她们每人被判5年……”他全神贯注地望着卓娅。“您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期终考试之前突然被抓了起来，于是也就进了班房。”
卓娅放下了绣花活儿。
她原以为会从他那里听到种种可怕的事情，到头来这一切都有点像儿戏。
“那你们，男孩子们，为什么要那样呢？”
“什么？”奥列格不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为什么不满意…潮待什么好结果……”
“不借，的确是这样！真的，的确是这样！”奥列格不由地笑了起来。“这我还从来没有想过。您又跟我的审问者走到一起去了，卓英卡。他也是这么说的。这椅子太好了！在病床上是不可能这样坐着的。”
奥列格又使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一边抽烟，一边眯着眼睛凝视那整块玻璃的大窗。
外面虽然已近黄昏，但本来就有点晦暗的天色却没有再暗下去，反而变得明亮了。西天的云层在渐渐拉开，变得稀薄了，而这个房间的一角正好是朝西的。
只在这时卓娅才认真地绣起花来，而且带着乐趣在一针一针地绣。两人都默默不语。奥列格没像上一次那样夸她的手艺。
“都么……您喜欢的姑娘呢？她当时也在场吗？”卓娅问道，一边继续绣花，头也没抬。
“是，是的……”奥列格说，但不是一下子说出了这个“是”字，他似乎在想别的事情。
“现在她在哪儿？”
“现在？在叶尼塞河一带。”
“那您何不想想办法跟她待在一起？”
“我没有这个打算，”他漠然地说。
卓娅望着他，而他望着窗外。可他那时为什么不在他那个地方结婚呢？
“怎么，待在一起——这很难办吗广她想了想问道。
“对于没有登记的人——几乎不可能，”他心不在焉地说。“但问题不在这里，而是没有必要。”
“您随身有她的相片吗？”
“相片？”他感到奇怪。“犯人是不许有相片的。会统统被撕毁。”
“那么，她是什么模样呢？”
奥列格微微一笑，稍稍眯缝起眼睛：
“头发垂到肩上，可是末端全都往上卷。眼睛么，比方说，您的眼睛总含着几分嘲笑的意味，而她的眼睛总带着某种忧郁的神态。人莫不就是这样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嗯？”
“你们在营里的时候是不是在一起？”
“没在一起。”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在我被捕之前5分钟……就是说，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5月份，我们在她家的小花园里坐了很久。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我跟她分手后走了出来，刚刚横穿过马路，就被捕了。当时，汽车就停在拐角上。”
“那她呢？！”
“是在第二天夜里。”
“以后就再也没见过面？”
“还见过一次面。是在对质的时候。当时，我已被剃去了头发。他们指望我们互相揭发。我们没那么做。”
他捏着烟蒂犹豫不决，不知道往哪儿搁。
“搁那儿，”卓娅指着主席位置那里一只亮烟烟的干净烟灰缸。西天的浮云愈拉愈薄，嫩黄色的夕阳几乎要整个儿脱落出D来。甚至奥列格那一向古板而执拗的面孔在这夕阳的余辉里也显得柔和了一些。“可是您现在为什么不想找她呢？’津败同情地问。“卓娅！”奥列格坚定地说，但突然停下来想了一想。“您能不能稍稍想像一下，如果一个姑娘长得挺标致，她在劳改营里会有什么遭遇？如果她在押解途中，没被那些坏蛋轮奸，那么到了营里他们也来得及对她这样干。到了营里的第一天晚上，营里的那些吃闲饭的寄生虫、派工的淫根、管口粮的色鬼就会安排她洗澡，让她被带进澡堂时，光着身子从他们面前过。当场决定她归谁。第二天早晨就会把建议告诉她：跟某某人一起住，活儿会在干净、暖和的地方干。要是拒绝的话，他们就会设尽一切办法让她吃苦头，非逼得她自己爬来求饶不可。”说到这里，奥列格闭上了眼睛。“她活下来了，顺利地服满了刑期。我不责怪她，我能够理解。但…仅此而已。她也理解这一点。”
两人陷入沉思。夕阳突破了薄云，放出全部光辉，整个世界顿时变得欢快而明亮。小花园里的树木现出清晰的黑色轮廓，而这儿，房间里，天蓝色的台布和卓娅的金发也闪出了光彩。
“……我们的女同学之中有一个自杀了……还有一个活着……3个男同学已不在人世……两个我不知道下落……”
他侧向椅子的一边，微微晃动身体，朗诵起诗来：
那场风暴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人所剩无几……
畅叙友谊许多人缺席……
他就那么侧身坐着，凝视着地板。他那蓬乱的头发向各个方向翘起和撅出。它们每天需要两次抹湿和抚平，否则就不可收拾。
此时他沉默不语，但卓娅想听到的一切，都已经听到了。他被禁烟在流放地，但不是由于杀人；他没结过婚，但不是因为品行不好；过了这么多年，他谈到自己从前的未婚妻依然一往情深，看来这个人是会有真正的感情的。
他沉默不语，她也不说什么，只是眼睛时而看看绣花活儿，时而看看他。他身上尽管没有什么称得上美的地方，但此刻她也找不出特别丑的地方。对于疤痕是能够习惯的。就像奶奶所说的那样：“你需要的不是一个漂亮的男人，而是一个好人。”经受过这样的磨难之后还那么坚强和刚毅——这就是卓娅从他身上所明确感觉到的。这种经过考验的刚毅，她在自己所结识的男青年当中还没有遇到过。
她一针针地绣着，忽然感觉到他投来打量的目光。
卓娅投去一瞥，但并没抬起头来。
他开始以极富表现力的语调朗诵，目光始终没离开过她：
我该召唤谁呢？……
只因为我还活着，
我该跟谁来分享
这既悲又喜的欢乐？
“可你们不是已经分享过了么！”卓娅悄声说，眼睛和嘴唇在向他微笑。
她的嘴唇不像玫瑰，但似乎也不是涂了口红。那是一种燃烧得不太炽烈的火焰的颜色，介于朱红与橙黄之间。
黄色夕阳的柔光使他瘦削面庞的病态脸色有了生气。在这温暖的天地里，看来他死不了，他能活下去。
奥列格把脑袋一抖，像吉他歌手唱完了哀伤的歌要换唱快乐的歌似的：
“暧，卓英卡！您就彻底为我安排一个节日吧！这些白长衫让我腻烦透了。我希望您给我看的不是护士，而是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要知道，在乌什一捷列克我是看不到城里姑娘的。”
“不过，我到哪儿去给您找一个漂亮的姑娘呢？”卓娅假意地说。
“只消您把白长衫脱去一会儿。再就是……走上那么几步！”
他把扶手椅往后移动了一下，指了指在什么地方行走。
“可我是在上班呀，”她还没有同意。“我不能在上班的时候…”
不知是关于阴暗的事情他们谈得时间太长了呢，还是夕阳的余辉使房间里那么美好，总之卓娅感到了一股冲动，她心血来潮，觉得这是可以做的，而且一切都会挺好。
她把手中的绣花活儿扔到一旁，陡然离开椅子，站起身来，像个顽皮的小姑娘似的，而且已微微低着头解钮扣了；她那急匆匆的样子，似乎表明不是打算走上几步，而是准备跑上一会儿呢。
“您倒是扯呀！”她把一只胳膊伸给他，仿佛那不是她自己的手臂。他一扯——一只衣袖随即脱下来了。“还有一只！”卓娅以一个舞蹈动作背朝他转过身去，于是他又把她的另一只衣袖扯着脱下来了，白长衫也就顺势留在他的膝上，而卓娅便开始在房间里行走。她像时装模特儿那么走——保持躯体适度的曲线，两臂时而摆动，时而稍稍举起。
她就这样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转过头来停住不动——胳膊依然微微伸开。
奥列格把卓娅的白长衫抱在胸前，眼睛睁得很大，直盯着她。
“妙极了！”他瓮声瓮气地说。“叭叭叫。”
就连在夕阳映照下蓝得无比鲜艳的乌兹别克台布，也在他心中触发起昨天曾响起的那支有所发现和豁然开朗的曲调。种种放荡、纷乱、低俗的凡人欲望又回到他的身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被剥夺一切而始终不屈的生活之后，这柔软的家具、这舒适的房间又给他带来了喜悦。他看着卓娅，并非无动于衷地欣赏她，而是有所图，这就使他感到加倍的喜悦。要知道，半个月前他还是个垂死的病人！
卓娅自豪地窈动火焰色的嘴唇，仿佛还知道什么秘密似的，带着既调皮又严肃的表情，向相反的方向走了过去，直走到窗前。这时她再一次向他转过身来，像上回那样站着不动。
他没有站起来，还是坐着，但却以小扫帚似的一头黑发自下而上地向她凑近。
根据某些只能急会、不可言传的迹象可以感觉得到卓娅身上有一种力——不是搬动柜子时所需要的那种力气，而是另一种力，它要求对方以同样的力加以接应。奥列格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一挑战，能够跟她较量。
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回到渐渐康复的躯体上了！一切都已复归！
“卓——妞！”奥列格拖长了声调说。“卓——妞！您对自己的名字是怎样理解的呢？”
“卓娅——这就是生命！”她认真地回答，像念标语口号。她喜欢作这样的解释。她两手按在背后的窗台上站在那里，整个身子微微侧向一边，重心移在一条腿上。奥列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跟动物有没有关系？有时候您没感到自己跟动物祖先比较近似吗？”
她笑了起来，以他的那种口吻说：
“我们大家都跟动物祖先有点相似。寻觅食物，喂养后代。难道这有什么不好？”
也许，她应该到此止步！然而，由于受到全神贯注的赞赏目光（这样的目光，哪怕在每个星期六的舞会上都能轻易搂抱姑娘的城市青年那里，也是遇不到的）的激励，她还进一步伸出两手打着柜子，扭动着整个身子，像一般演唱流行的印度电影插曲那样唱了起来：
“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
但是奥列格突然脸色一沉，对她说：
“别唱了！别唱这支歌，卓娅。”
她即刻就摆出规规矩矩的样子，好像刚才根本就没唱过也没扭过似的。
“这是《流浪者》里的插曲，”她说。“您没看过那部影片吗？”
“看过。”
“是部很好的影片！我看过两次！（其实她看过四次，但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说。）您不喜欢那部片子吗？您的遭遇岂不跟‘流浪者’是一样的。”
“跟我的遭遇可不一样，”奥列格皱起了眉头。他没恢复到先前那种开朗的表情，夕阳的黄光已不再使他感到温暖，看得出，他毕竟还身体有病。
“但他也是从监狱里回来的。他的全部生活同样遭到了破坏。”
“统统是骗人的把戏。那是典型的强盗片。一群‘恶狠’。”
卓娅伸手去取白长衫。
奥列格站了起来，把衣服抖开，帮她穿上。
“您不喜欢他们？”卓娅点了点头表示感谢，随即开始扣上白长衫的钮扣。
“我恨他们。”他的视线掠过卓娅，目光冷酷，下颌微微地动了动，样子十分难看。“这是一些残忍的野兽，是专靠牺牲别人过活的寄生虫。我国大事宣传了30年，说他们得到了重新改造，说他们是我们的‘社会近亲’，可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如果你还没被…值时他们所有的是骂人的话，而且极其难听，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如果还没打你，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如果是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那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倒在地上的人，他们也要去踩，以此为乐，还厚颜无耻地用罗曼蒂克式的外套伪装起来，而我们却帮他们制造神话，甚至让他们的这些歌曲在银幕上一唱再唱。”
“制造什么神话？”卓娅望着他，仿佛请求原谅什么错误似的。
“这——100年也说不完。好吧，要是您愿意，我就说一个给您听听。”此时他俩并排站在窗前。与自己的谈话毫无联系，奥列格不由分说地握住卓娅的臂肘，像开导小妹妹似地说。“盗贼们总是以义侠大盗自居，吹嘘他们不打劫穷人，不碰囚犯的圣杖——就是说，不抢狱中的基本口粮，而只是剥夺其余的东西。可是1947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座递解犯人的监狱里，我们一间牢房里连一只海狸也没有——就是说，从任何人手中都没有什么可抢的。盗贼几乎占牢房人数的一半。他们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就把所有的食糖、面包占为己有。而牢房里的人员组成相当有意思：一半是‘恶狠’，一半是日本人，而俄罗斯人只有我们两个政治犯——我，还有一位是著名的极地飞行员，北冰洋上的岛屿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本人却在坐牢。‘恶狠’们丧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们3天的吃食全部抢去，一点也不留下。于是日本人商量好了（他们的话反正听不懂），夜里悄没声儿地爬起来，拆下板铺的木板，一边喊‘班宰！’，一边扑向‘恶狠’猛打！他们把这些强盗揍得多狠啊！真值得一看！”
“你们也挨打了吗？”
“干吗打我们？我们又没抢他们的面包。那天夜里我们保持中立，但心里在为日本人助威。第二天早晨，局面就恢复正常了：面包也好，食糖也好，我们又得到了规定的一份。可是你瞧监狱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把日本人从我们牢房抽走一半，而把没挨过揍的‘恶狠’塞进来增援。这么一来，‘恶狼’们又揍日本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有刀子——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打得十分残酷，往死里打。我和那位飞行员实在忍不住了，便站在日本人一边。”
“反对俄罗斯人？”
奥列格把手从单妞的臂肘上移开，直了直腰。他轻轻摆了摆下颌：
“我不认为盗贼是俄罗斯人。”
奥列格抬起一只手，用指头摸了一下从下巴顺着腮颊的下缘延伸到脖子上的疤痕，仿佛要把它抹去：
“就在那里，我也被砍了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