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动武。但是我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持续不断的矛盾与纠纷，对此我不予解释，因为我生来憎恨讲解道理。
特里斯坦·查拉
在远离纽约的大西洋另一侧——战火纷飞的欧洲，有两个人正在下国际象棋。一位45岁，高颧骨、秃头，蓄着两撇小山羊胡子；另一位，20岁刚出头，脸色蜡黄，近视眼，戴单片眼镜，一绺黑色头发覆盖在他的前额。
年长的是俄罗斯人，年幼的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罗曼·罗兰、詹姆斯·乔伊斯和乔治-路易·博尔赫斯也在该市。
正在下棋的两位除了共同爱好国际象棋、对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反感和使用匿名之外，没有其他的共同之处。他们是革命家列宁和诗人查拉。
他们中的一位去了瑞士的一个名为齐美尔瓦尔德的城市。1915年9月，社会党人的代表集中在距离伯尔尼不远的这个村庄，发表了一个宣言。他们在该宣言中众口一词地强烈谴责由大国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远未主张实行和平主义。
另一位却从内心深处反对战争，不仅仅反对发生在眼前的战争，而且反对所有的战争。然而，他没有参加为和平而斗争的团体或政党，他的革命思想还不如身在纽约的杜尚、在巴黎的布勒东和阿拉贡坚决与彻底。因为特里斯坦·查拉最关心的事并非政治。在战争的特殊时期，他还关心点儿政治，而在其他时期，他最关心的绝非政治。他们到伏尔泰酒馆聚会的时期，查拉无疑还只是一个毫无纪律观念，热爱弗朗索瓦·维龙法国抒情诗人。、弗朗索瓦·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和马克斯·雅各布的毛头小伙子，但是他来苏黎世的目的并非是搅乱世界，而是从事学业。
达达（特里斯坦·查拉）出生于1916年2月8日下午6点钟。“达达”一词是人们用一把裁纸刀闭着眼睛随便在字典中点出来的，只是法国儿语中的这个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这正是它被选中的原因所在。如此不带任何倾向性地随意选择文学流派名称的做法，反映出该运动创始人思想的荒谬与滑稽。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坦·查拉和马塞尔·让科、德国人雨果·巴尔、克里斯蒂安·沙德和理查德·胡森贝克及德国诗人雕塑家让·阿尔普不仅反战，而且反对导致战争的文明。他们极力鼓吹寻求绝对，反对祖传的工作、家庭、祖国和宗教等沉重的精神枷锁。
由雨果·巴尔创建的这个文学帮派经常在伏尔泰酒馆聚会，参加的人中有诗人、作家、画家和大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流亡国外的反军国主义者，其中许多人还是革命者：除列宁之外，卡尔·拉戴克和维利·明策贝格也常去伏尔泰酒馆。
雨果·巴尔常常组织一些音乐、绘画、诗歌、带面具舞蹈、击打乐器混合一起的新型娱乐节目。参加者的一切活动均必须是即席、自发、出自本能。他们创作的作品比波德莱尔、兰波、雅里和洛特雷阿蒙放荡不羁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当场吟诵的诗歌并非必须写出来，也可以即席口头创作。他们在自己创作的诗词中，加入其他诗篇的片段或者黑非洲歌曲歌词的片段。艺术家们一起边用各种餐具器皿敲打箱子、盒子，边声嘶力竭地喊叫，有的吟诗作画，有的唱歌跳舞，围观的群众也被拉进他们的娱乐队伍中同他们一起玩耍。查拉在达达画廊中组织毕加索、马蒂斯和德朗的绘画作品与阿尔普的粘贴画的展出，对它们进行对比研究。
《伏尔泰酒馆》杂志于1916年6月份诞生，发行了500份。该杂志刊登了马克斯·奥本海默、毕加索、莫迪利阿尼、阿尔普和让科的一些绘画插图以及阿波利奈尔和意大利本来主义诗人马利奈蒂的各一首诗，还有胡森贝克、让科和查拉首次的共同创作，可以同时用德语、法语和英语演唱的歌剧《海军上将租房子》。雨果·巴尔在杂志的社论中，透露了一份国际性杂志《达达》出版发行的消息。
首场达达晚会于7月14日举行。其节目内容包括：黑非洲歌曲、达达音乐和舞蹈、混合语言的舞蹈史诗以及立体舞蹈。
几天之后，特里斯坦·查拉在伏尔泰酒馆宣读了《安替比林先生的首次天堂冒险》中的一部分《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1920年，这一作品被收入达达作品汇编，在巴黎再次发表，其中增加了马塞尔·让科的一些木雕插图。查拉邮寄了几套汇编到纽约。达达运动就这样传到了美国。安替比林是作者经常使用的一种治疗神经病的药物，而查拉借天堂冒险的方式发表了达达运动的首部宣言：
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力所在，正是这一强力将德国婴儿的头颅挑在刺刀尖上；达达就是既无拖鞋也无类似东西的艺术……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头脑将要成为柔软的靠垫，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同样也反对官僚阶层，我们唾弃人道说教。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坚信没有纪律管束、没有道德教唆的自由是十分必要的。达达主义仍然局限于欧洲弱者的范围之内。虽然它现在还仍然十分弱小，但我们希望从现在起让艺术的动物园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咚咚锵！嘿啵哈啵！嘿啵哈啵！
［摘自1979年让-雅克·波韦尔作品中引用的特里斯坦·查拉的《达达宣言》］
1917年7月，达达杂志第一期《文学艺术集》出版发行，接着出版了达达杂志的第二期与第三期。不久之后，由于《伏尔泰酒馆》杂志的创始人先后离去而使该杂志的力量大大削弱，但是特里斯坦·查拉仍然在毕卡比亚的鼎力相助之下，发表了《1918年达达宣言》。他们二人在1919年1月会面之前，书信来往经常不断。
这篇宣言在整个欧洲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法国，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将双手赞成实行暴力，提倡敢说敢干，提倡彻底摧毁这个早已过时了的旧世界。
查拉反对人们企图用达达主义寻求一切事物的起因、道理和解释的所有努力。达达主义在一些人眼里是一匹木马，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一个奶妈。俄罗斯人和罗马尼亚人对它双重肯定，而非洲人认为它仅仅是一头圣洁奶牛的尾巴……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认识。
查拉声称艺术作品并非就是美，因为“大家在教科书上对它客观的定义”是死的，各人对美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定义，因此无须对他人对美的理解进行评论。人本身是一个混沌物，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使之条理化，热爱他人是虚伪，自我认识是空想。精神分析法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它麻痹人们反现实的习性，并且还将资产阶级描绘成为一种体制”。辩证法引导人们赞同他人的意见，而没有辩证法人们自己也能够发现这些意见。各种思想流派都为自己辩护，查拉无意说服他们赞成自己的观点，于是他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人们对社团总抱有怀疑，而同时又需求独立，这就是达达运动诞生的社会基础。”［摘自特里斯坦·查拉的《达达宣言》］
废除团体，废除理论，打倒立体主义者，打倒未来主义者，原因是这些都是“系统思想的加工厂”。塞尚是从下方观看他将要画的杯子，立体主义者是从上方看这个杯子，而未来主义者们是观看处于运动之中的杯子。“新艺术家抗议了，他们不画了”。社会与人脑相同，都有着一些固定的、古老陈旧的条条框框。必须将它们彻底打破，惟一需要保留的只是各自“怦怦”跳动的心。使事物条理化的思辨学及调和学与一切体系一样通通无用，均为颓废的思想观念，全部属于摧毁之列。“完成摧毁和否定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这一切都属于打扫与清除之列。”
查拉的言论虽然不置人于死地，但它却具有与枪炮子弹同样的巨大威力。1918年的《达达宣言》是向战争或旧世界的宣战书，是宣扬进行大屠杀之后创造人类新世界的一篇力量无穷的宣言书。它像达达运动的一把利剑，他们并不孤立，在纽约有许多人关心的焦点与马塞尔·杜尚本人关心的相同：
达达主义最强烈地反对绘画领域的有形画。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它的内在是真正地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是企图摆脱思想现状，企图避免受到其周围的一切或者过去的一切的影响：即企图逃避和摆脱旧思想、旧习惯的表现方式。达达主义追求虚无的毅力是十分有益的。达达说：“切勿忘记您并非如同您自己想得那样空空洞洞，一无所有！”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符号杜尚》］
我们这些持正统观念的人完全不能赞同这一观点，不论它是从文艺的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谈问题。1919年9月，在《法国新杂志》重新发行的时候，其编辑部无情地痛斥了来自别处的这样一种新的说法：
巴黎似乎十分欢迎来自柏林的这类如此荒谬无聊的胡言乱语。去年夏天，德国的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达达主义，也报道了该流派的忠实信徒无休止地背诵该运动深奥莫测的几个音节“达达，达达达，达达，达”的情形。
［摘自1919年9月1日的《法国新杂志》］
稍晚些时日，安德烈·纪德纠正了有关达达主义的这一说法，他比较客观地评论道：达达主义反对另一文艺流派——立体主义，是一种“摧毁旧创作方法的运动”。看到到处一片废墟的安德烈·纪德同时也承认：在战后，“思想不应该落后于物质存在，摧毁旧的思想体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达达主义即将担当起这项艰巨的任务”。［摘自1920年4月的《法国新杂志》］
接着，达达主义也传播到了瑞士。《391》杂志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发行（前四期在西班牙出版，接着的三期在美国出版，第八期在苏黎世出版，最后十一期在巴黎出版发行），在巴黎先后出现了《SIC》（为Son，Idées，Couleurs，Formes：“声音，思想，色彩与形式”的缩略语）和《南北》两份杂志。创办发行这些杂志的目的是填补日报发行量不足的空白，因为版面有限的日报几乎全部用于报道前线的战事。新创刊的杂志也补充由于许多停刊报刊和杂志腾出的空白：原有的报刊中还勉强存在的只有《法国信使》一份，但是在主张新艺术的好事之徒们眼中，该报刊过于传统而且古板，完全不适应发展了的新形势。但无论如何，文学界的文豪们对这些热血过于沸腾的年轻诗人总是没有好感。而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再过几年之后，将由他们的一些被人低估了其价值的作品起家，突然成为时代的新星，成为当代的雨果、左拉和福楼拜。
《SIC》接替了奥尚方Ozenfant（1886—1966），法国画家。他于1918年签署了《纯粹主义宣言》。于1915年、1916年发行的杂志《奔放》。它是战前为诗人和雕塑家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一个人创办的杂志。后来皮埃尔做起明信片生意。他自己印制明信片，然后卖给士兵与他们的家人，目的是为他们的通信联络提供方便。为了能够出版他自己及其朋友们的诗作，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决定创办一份杂志。他登记失业，用收到的失业救济金资助该杂志的出版与发行。1916年1月，首期《SIC》杂志出版：8版，每份60生丁，共印刷500份。杂志社设在社长兼编辑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当时在通布-伊苏瓦尔街的家中，第一期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和诗作的编辑工作全部由他一个人承担。他在第一期的首页上写道：
我们的宗旨是：
采取主动行动，不能等待莱茵河的另一端先于我们采取行动。
为兑现以上的诺言，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首先采取主动行动。在《SIC》杂志创刊之时，虽然单枪匹马，不认识任何诗人，而且毫无此领域的知识与经验，他却果断地采取了这样的勇敢行动。不久之后，他的果敢行为将得到应有的回报：他偶然地结识了塞韦里尼。经塞韦里尼介绍，他认识了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又同意向他提供自己的几篇诗作。对于《SIC》的创刊号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
杂志《南北》缺乏它的对手那样不受任何约束的放纵与激情奔放。杂志的名称源于贯穿巴黎南北、从蒙马特尔到蒙巴那斯的地铁线。当其首期于1917年3月出版发行时，它的创办者法国诗人皮埃尔·勒韦迪的名声几乎不超过他所在的那个诗社的范围。作为天主教的职业校对员，他参过军，1914年底退役。他并不比阿尔贝-比罗富有，但他十分善于交际，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关系网：一位有钱的智利诗人给了他必要的帮助，大大推动了他事业的进程；雅克·杜塞也帮助了他；保尔·阿波利奈尔由于健康原因退役之后，经常在他的杂志上作一些广告，每月也给他增加了一些收入；胡安·格里斯为该杂志设计封面。《南北》的色彩迷人，文笔优美，排版印刷的技术高超。
如果说杂志《南北》是艺术先锋的喉舌的话，单从杂志的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这是人们从其内容上发觉出来的。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欧丹让男爵夫人（其惯用的两个化名：罗克·格雷与莱昂纳尔·皮厄）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直至1918年5月最后一期出版的漫长岁月中，为《南北》杂志的各期撰写的文章中均体现出了它是艺术先锋们的喉舌。尽管在勒韦迪和阿波利奈尔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前者批评后者过多地从事记者活动）、马克斯·雅各布和勒韦迪之间存在不和（后者无法接受前者自我宣扬为散文诗的发明人的说法），但是，他们在帮助该杂志方面却始终同心协力。
1917年6月，法国作家、诗人与电影工作者让·科克托作为外部的合作者，经常匆忙来往，从外部帮助着达达运动。由于勒韦迪对《阅兵》的这位作者不信任，该杂志后来再未发表过有科克托签名的文章。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的文章大受《SIC》的欢迎，却同样屡屡遭到《南北》杂志的拒绝，惟有马利奈蒂的作品例外，或许是在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他对他参与发起的这一运动的过激行为有所保留（但这也未能阻止他在几年之后成为意大利1922年至1945年间法西斯政府首脑墨索里尼的朋友）。
然而，为该杂志撰写文章的新人接连不断地出现，而且他们都并非无名之辈：1917年3月，安德烈·布勒东；接着下一个月，特里斯坦·查拉；8月，菲利普·苏波；1918年3月，路易·阿拉贡；5月，让·波朗。
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又同特里斯坦·查拉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勒韦迪加入了达达运动第三支部，阿拉贡、布勒东和苏波加入达达运动的第四、第五支部，后来乔治·里伯蒙-德萨涅Georges Ribemont-Dessaignes（1884—1974），法国作家，达达运动成员，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者。也加入该支部。所有这些作家最终都同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合作，为他的杂志《SIC》撰写文章。在该杂志中也出现了雷蒙·拉迪盖Raymond Radiguet（1903—1923），法国作家。以及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1893—1945），法国作家、画家。签名的文章。
这三份杂志中的一份在瑞士的苏黎世出版发行，另外两份在巴黎出版。当时欧洲正处于混乱的战争年代，由他们这些文学艺术先锋签署的文章，是如何偶然地先后出现在这三份杂志中的呢？
维系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人：《南北》杂志创刊号的社论将此人尊为“开辟了新道路，开创了新天地”的人，并且该杂志对他抱有衷心的敬佩与热烈的感激之情。此人到底是何人呢？他并非别人，又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