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无力改变的事物，人们至少应该去描绘。”
雷纳。纳尔纳。法斯宾德第二章39/ 你如同一部《帕斯卡思想集》，一个肥皂广告也能让我有宝贵的发现。
马塞尔。普鲁斯特第三章83/ 他然而那时候，这些工业如林、商店遍布的富裕国家又发明了一个新的信仰，一项值得人类为此付出千年汗水的计划：把全世界变成一家独一无二的、巨大的企业。
罗内。纳克多。皮雷斯《诅咒者》1974第四章121/我们“为了昭显我们的使命，并且尽可能地给公众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印象，我们不得不杀人。”
泰奥多尔。卡克幸斯基，又称“炸弹杀手”。
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宣言，1995年9 月15日第五章159/你们“在一个封闭的、人人有罪的社会里，惟一的罪过就是被捉住。在窃贼的世界里，惟一具有决定性的罪过就是愚蠢。”
享特。S.汤普森，《拉斯维加斯的恐惧与憎恨》1971第六章195/他们“……在我进大学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好地方可以去了。……老是什么混账的赛马啦，哪个太太小姐一艘船行下水礼啦，还有一只黑猩猩穿着裤子骑混帐的自行车啦。
到那时候情况就根本不会一样了。……”
沙林杰，《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 217/ 后记218/译后记“对于无力改变的事物，人们至少应该去描绘。”——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对中产阶级的批判而着名的德国电影导演，代表作《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轰动一时。」一切都是暂时的：爱情、艺术、地球、你、我。死亡是如此不可抗拒，它会突然降临到每个人头上。怎样知道今天就不是最后一天？我们以为还有时间。然而突然间，完了，规定的时间到了。在你的记事本里，唯一没记下来的约会是你的死期。
一切都能买到：爱情、艺术、地球、你、我。我写这本书为的是设法被炒鱿鱼。如果我辞职，就没有遣散费了。我必须亲手锯断这根承载着舒适的树枝。我的自由就叫失业保险。我当然更希望是被一家公司解雇，而不是被生命。因为，我害怕。看看我周围，同事们就像苍蝇般纷纷坠落：泳池里的冷刺激昏厥，伪装成心肌梗塞药品的可卡因过量，私人喷气飞机坠毁，敞篷跑车翻滚失事。就在昨夜，我梦见我溺水。我看见自己在不断地下沉，拂过光滑的鱼背，肺中积满了水。
远处沙滩上，一位漂亮的女子在喊我。但我却不能回答，因为我嘴里灌满了咸咸的海水。我正在淹死，但我无法喊救命。而且海里的所有人都跟我一样，人人都在下沉，却都不呼救。我想，此时是抛开一切的时候了，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漂浮。
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能买到。人就像所有商品一样，也有销售期限。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33岁就退休「基督教中基督复活时为三十三岁。」，似乎这也是重新开始的最佳年龄。
我名叫奥克塔夫，我身上的服饰都是专门定制的。我是个广告人：不错，我污染这个世界。我就是那个向你们卖垃圾的家伙，让你们梦想那些你们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天空湛蓝湛蓝，女人永远美丽；一种经过Photo Shop处理过的圆满的幸福、无瑕的影像、最时髦的音乐。当你们省吃俭用，终于买下梦想的汽车，也就是我在上次促销中推出的那种，我却早已让它过时了。我总是比你们更时尚，更超前，而且总让你们望尘莫及。奢华荣耀是人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国度。我用最新的时尚来毒害你们，而新时尚的好处就在于无法维持，总会被另一个更新的时尚所淘汰。我的神圣职责就是让你垂涎欲滴。在我们这一行，没人希望你们幸福，因为幸福的人不消费。
你们的痛苦能刺激销售，我们的行话把它称之为“后购物沮丧症”。你们迫切需要一样商品，一旦获得后，你们又迫切需要另外一样。享乐主义并非人道主义，而是现金流转。它的座右铭就是：“我消费，故我在。”「取自法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但要创造需求，必须挑起妒嫉、痛苦和贪婪。这些就是我的弹药，而我的靶子就是你们。
我的工作就是琢磨怎样欺骗玩弄你们，为此我得到丰厚报酬。我每月挣一万三千欧元（还不包括公司报销、公司用车、认股权以及所谓的黄金降落伞）。欧元的发明就是为了让高额薪水看上去不那么厚颜无耻。有多少人在我这个年龄就能挣一万三的？我摆布操纵你们，人家就送我奔驰SLK （车顶能自动收回到后车箱里），或宝马Z3、保时捷跑车、马自达MX5.（我本人比较偏好宝马Z3敞篷跑车，不仅车身唯美流线，而且水平对卧排列的六汽缸引擎，马力能达到三百二十一，从零公里加速到一百公里只需五点秒。另外，它车身形如巨大的肛门用药栓，用它来操这个地球正合适。）我若打断你们正在欣赏的电视片，强插进我的商标，人家就付钱让我到圣巴特勒米、拉姆、普吉岛或拉斯卡邦等美丽的岛屿去度假。我若在你们爱看的杂志里口罗嗦重复我的广告标语，人家就送我普罗旺斯农庄、或安地列斯帆船、圣托贝游艇。我无处不在，你别想躲我。你们的目光投向哪里，我的广告就在哪里恭候。我禁止你寂寞，我不让你思考。我用最时尚的恐怖主义向你们贩卖空洞，犹如冲浪。你若问任何一个冲浪者，他都会告诉你：要想呆在浪头上，下面必须有个波谷；冲浪，就是在一个大洞上滑行（网上冲浪者跟冲浪冠军们一样对此了如指掌）。我宣判什么是真，什么是美，什么是善。我挑选能让你冲动至少六个月的模特，再将她们宣扬张贴，你们不久就会给她们冠以名模的称号。我那些年轻的女孩能让所有14岁以上的女性精神受创。你们崇拜我的选择：今年冬季的流行趋势是，乳房要高过肓膀，某些地方要皮净毛稀。我越玩弄你们的潜识，你们就越听我摆布。如果我在你所居城市的墙上吹嘘某某牌酸奶怎么好，我敢保证你肯定会买。你以为你拥有自由的意志，但总有一天，你会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上认出我的产品，你会买下，为了尝尝，就这样。请想信，我了解我的工作。
嘿，进入你们的大脑真是快活无比。我在你们的右半脑一泻千里。你的欲望已不再属于你：我的已经取而代之。我禁止你们随意遐想。你们的欲望应是亿万欧元的投资结果。至于你们明天想要的，都由我今天来决定。
所有这些，肯定让我在你们眼里形象不佳。一般来说，人们写书时，开头部分应昼给人好感，但我却不想扭曲真相，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作者，事实上，我更像那种大恶棍，碰到什么，什么就会腐烂。其实，最理想的是，你们先恨我，然后再憎恨造我的这个时代。看到所有人似乎都觉得一节正常，这难道不令人发指？你们这些让我恶心、受制于我的恣意妄为的可悲奴隶！你们为什么任凭我成为世界主宰？我定要揭开这个奥秘：在这个玩世不恭的鼎盛时期，广告是如何加冕登上皇帝的宝座。两千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白痴能像我这样，拥有如此强大的权利。
我想抛开一切，远离此地，带上金银财宝、毒品和妓女到一个他妈的荒岛上去。但我没胆提出辞呈，所以我对世界有害。可怜可怜我吧！快阻止我，否则将为时已晚。给我一百万，我保证立刻滚蛋！如果人类选择了用消费品来代替上帝，我又能怎么办？
不过，我不禁又洋洋得意，因为这本书一出炉，我很有可能不会被扫地出门，反而会荣获晋升。
在这个我将向你们描绘的世界里，批评可以容忍，蛮横受到鼓励，告密得到酬谢，谩骂更是有组织、有规模的行业。不久的将来，就会颁布诺贝尔挑衅奖，而我则是个锐不可挡的候选人。叛逆也是游戏的一部分。想当初，那些独裁者们惧怕言论自由，审查异见，焚书囚儒。宗教裁判所虽然可恶，但在那古老美好的时代，人们毕竟还能分辨善恶，而广告的极权主义却能更狡猾地洗清罪过。这个法西斯已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1945年的柏林和1989年的柏林。你们说，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行径都葬身在同一座城市？）为了把人类降为奴隶，广告采取了低调、迎合与说服。我们生活在第一个人控制人的体制中，就连自由也无法与之抗衡。相反，这个体制却把一切都投注在自由身上，因为这是它最大的发现。所有的批评都赋予自由美好的角色，所有的抨击都增加了人们对它肉麻的容忍所抱的幻想。自由以优雅的方式让你屈服。一切都被允许，你闹翻天也没人来教训你。这体制显然达到了它的目的，即把叛逆也变成了一种服从的形式。
我们破碎的命运被漂亮地拼成版面。你们，这本书的读者，我肯定你们会说：“看他多可笑，这个做广告的，对送上门来的还这么吹毛求疵，回你的窝去，做个缩头乌龟吧，你跟所有人一样都得交税。”没有任何出路，一切都堵死了，脸上还得挂着笑容。贷款、租金以及每月各种费用的支付已将你牢牢套住。你良心上过不去吗？门外百万失业大军正等着你腾地方。你尽管去不满、抗议吧，邱吉尔早已给你找到了答案，他说：“这个体制虽然非常糟糕，但其他体制更不理想。”他没哄你，他没有说这体制优越，而只说相对而言还不算最糟。
这天上午九点，我和麦多纳公司新鲜产品部销售总监有个早餐会。麦多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食品集团之一，1998年的营业额达一百二十九亿三千五百万欧元。会议地点是一个由钢筋和玻璃筑成的堡垒，颇具亚伯特。史匹尔「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的建筑师。」的建筑风格。要想进入这个大楼，首先得出示身份证明。
乳酪帝国处于严密戒备状态，奶制品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保护，就差把保鲜期限贴在自动门上了。人们给了我一张磁卡，用来进电梯，然后我穿过一个装有地铁站式旋转栅拦门的缓冲空间。此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好像我去见的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其实，将站在我对面的只是一个穿着条纹衬衫、高等商业学院的老毕业生而已。在电梯里，我不禁想起米歇尔。乌尔贝克（M.Houellebecq）的一首诗：“职员通向他们的受难地女秘书们走来走去忙着给自己的眉眼补妆就在一尘不染的电梯里。”
沉浸在这首诗的冰冷气氛中，我感到有些滑稽。
仔细想想，今天这个会议确实比国家元首会面更重要。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因为它决定了之后发生的一切的一切。
麦多纳公司大楼第八层，所有产品主管都穿着条纹衬衫，系着印有小动物图案的领带。销售总监对待他那些肥胖女助理的方式是如此恐怖，以至她们连厕所都不敢去。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杜勒。杜勒开会的头一句话总是：“我们今天聚集在此，不是为了让我们高兴，而是为了让消费者高兴。”仿佛消费者是另外一个种族，一种“人下人”。总之，我一看到他就觉恶心，对于在食品行业工作的人来说，这真有些麻烦。我可以想像，每天早上他一边刮胡子，一边打领带，同时喷着口臭向他的孩子咆哮；或是站在厨房里，听着开得震天响的法国新闻台，端着咖啡，读着“回声报”。他从1975年以来就不再碰他的妻子了，甚至连外遇都没有过（她可有）；他每年就读一本书，而且必须是法国名记者阿兰。杜阿迈尔写的。他西装革履，深信自己在公司里是个关键人物；他有一辆硕大的奔驰车，堵车时马达隆隆作响；车内先锋牌音响上挂着摩托罗拉手机，来电时发出噼里噼里的铃声；收音机里播放着家具超市卡斯托拉玛（Castorama ）的广告：“廉价甩卖，要买尽快。”他坚信经济恢复增长是件好事，而增长只意味着不断地生产，意味着“商品的高度积累（马克思）”。剩余产品堆积如山，足以将我们埋没。
他也有信条，是他在商学院学到的：你的信念就是增长。让我们生产出百万吨的产品，这样我们就幸福了。让我们歌颂维持工厂运转的增长！让我们赞美工厂运转带来的增长！尤其是千万别让我们停下来思想！
像在世界上所有的办公大楼一样，我们坐在一个青蓝色的会议室里，围绕着一张椭圆形大桌，上面摆着一杯杯橙汁，一个秘书奴隶低眉下眼地拿进来一个咖啡保温瓶，空气中还存有前晚的会议残留下的狐臭。杜勒致了开场白后强调：
“今天的会议内容保密，没有章程，是一个危机会议，要看消费者再次购买状况，只是我有点担心周转率。一家竞争对手正大肆开展一场促销活动，发出‘我也要’攻势。消息一致证实，他们想窃取我们的市场。我们认为我们已面临威胁。”
刹那间，所有与会人员都皱起眉头，如果加上钢盔和总参谋长的地形图，我们就置身于《最漫长的一天》「美国电影，叙述二战时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当中了。
经过了一番形势的例行评论后，轮到我们广告公司的客户服务总监让。弗郎索瓦（惯称杰夫）发言，他一边摘要总结，一边用投影机将他的幻灯片投映在墙上：“过一会儿，我们将向你们介绍我们设计的三十秒广告脚本，以打退竞争对手向‘清丽佳人’的攻击。我提醒你们，上次会上确定的战略目标，就是针对市场不断被侵蚀的状况。‘清丽佳人’除了不断革新外，还希望借助于其人体工程学的新包装，向人们提供一种软乳酪新形象。”他抬起头，换了张幻灯片，墙上显现出几个加粗了的字：中间色调提议（续）情绪贪食/ 难以抵制快乐/ 时尚清丽佳人减肥/ 美容健康/ 营养理智既然没人吭气，他看着他的女助理（她寄托在幼儿园的孩子正闹中耳炎）用Word 6.0打的文稿继续侃侃而谈：“正如二十三号那天吕克和阿尔弗雷德所决定的，我们考虑重点主要放在消费者的利益上，即，‘清丽佳人’，让我保持苗条，其丰富的维他命和钙质，更让我吃得聪明。鉴于众多类似商品已充塞市场，品牌评估报告显示，我们应该着眼以下两个方面：美容和健康，即‘清丽佳人’，对我的身体和心灵都有益处。也就是说大脑和大腿。嘿嘿。”
他这番话是企划部门职员（两个四十岁左右、患有抑郁症的企划人员和他们从第戎高等商学院毕业的跟班）一齐劳作的硕果，完全是为了迎合客户的愿望和品味，同时又可以为我昨晚才琢磨出的广告脚本说明原由。这时，杰夫止住笑，因为他发现只有他自己觉得幽默。他继续手舞足蹈地说：“我们找到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概念，如果与战略目标紧密结合，我相信一定能让这一产品在视觉上具有最强烈的冲击力。好，现在由奥克塔夫来谈谈这一文案。”
既然奥克塔夫就是我，我不得不站起来，拿出分镜头图，上面的十二幅草图是用高薪聘来的美工画的。我在一片死寂中，开始讲解这个广告片：“呃，是这样的。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马里布海滩。晴空万里。两个金发美女身着红色泳衣在沙滩上奔跑。突然一个对另一个说：”人地名注释会成为宗教经典解释的障碍。
‘另一个回答：“注意别落入本体论近义词的圈套。’与此同时，海水中，两个有着古铜肤色的冲浪者正在激烈地争论：”你知道吗，尼采在自传《看！这个人》中大赞游泳是完全的享受主义？‘另外一个反驳：“不，他只是用唯我论的比喻来扞卫他的’崇高健康‘理念。’镜头再回到沙滩，我们看到那两个美女此时正在沙子上写数学方程式，对话：”如果我们假设X 的立方根随无穷数变化……‘，’对，‘另外一个说，’你只要再将趋向渐近线的集合数加以细分。‘片子以一艘’清丽佳人‘的小艇画面结束，广告词是：清丽佳人，轻盈让人智慧。“死寂仍是一片死寂。销售总监扫视着他的产品主管们，他们都忙着埋头记笔记，以躲避发表意见。杰夫不大有信心地试图为我的文案辩护：“当然还有最后的唱名‘嗯，麦多纳’，在此就不另提了。呃，我们认为，如果让那些俏丽佳人的代表们同时进行非常知性的谈话，一定更有意思，而且要知道，户外的体育活动如今越来越成为主流。另外，这脚本还可以提供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法国小姐们讨论地理政治，大谈1918年的不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猛男脱衣舞表演剧团（Chippendales）一边讨论裸体怎样同时作为身体解放以及后现代的异化否定，一边光溜溜地展示着他们的肌肉；等等。这挺有趣儿吧？”
那些主管们此时开始按照他们的官职顺序，轮流发表意见：“还可以”，“不错”，“我没被说服，尽管我明白它要说什么。”“这是个可能的思路”……我注意到，他们就像鹦鹉一样，每个人都重复他的下属所说的，一直到杜勒为止。这位老板倒是根本不同意他属下的意见，他问：“为什么要使用幽默的方法？”
他问得没错，我要是他，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我忍住逐渐升起的恶心感，试图论证我的观点：“这对您的牌子有好处。幽默能让您显得可亲，而且更有助于记忆。消费者更容易记住让他们好笑的东西，之后，他们会在晚餐上、办公室、课间休息时重复这些笑话。你看那些闹剧有多火，人们进电影院就是为了找乐……”
此时，阿尔弗雷德。杜勒掷下一句不朽的名言：“对，可事后他们不会去买胶片吃。”
我请他原谅，我得去趟厕所，同时想：“你这他妈的王八蛋，你在我的书里可赢得了一个位置，而且是个明显的位置，就从这一章开始。阿尔弗雷德。杜勒是堆臭大粪。”
所有作家都是告密者，所有文学都是泄密。如果不是为了往送给我的一锅汤里啐唾沫，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写书。事实上，我曾经是众多事件的目击者，而且我认识一位够疯的出版商，允许我将这些娓娓道来。起初，我没有任何要求。
我身处于一个机制当中，这个机制会将所有拦路的东西都予以捣毁。我从未认为我能够安然无恙地脱身。我曾到处询问，想知道谁有力量来改变这世界，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这个人也许就是我自己。
总的说来，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摧毁森林，代之以汽车。他们制定这个计划并无任何意识，也没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更糟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目标在何处，但仍吹着口哨，向前进发。他们身后，即使是酸雨肆虐，也跟他们没有任何干系。
地球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第一次拥有了同一个目标：挣到足够的钱，以便能像广告里那样活着。其余的都是次要的，反正要承担后果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有一点我要说清楚，我并没有在进行自我批判，也不是在做一个公开的精神分析。我写的是世纪顽童的忏悔。我用“忏悔”一词，绝对是天主教意义上的。
我想在滚蛋之前完成我的灵魂救赎，我记得圣经里的路加福音：“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从此，我惟一能接受与之签订无限期合约的，就是上帝。
我要让你记住，我曾经也试图去抵抗，尽管我明知参加这样的会议就等于同意合作。你只要在那些病态的、带空调的大理石会议厅里，在他们的桌边就坐，你就等于参与这愚民的过程。他们好战的字眼让他们露出心虚的马脚：他们谈宣传战、目标、对象、冲击力、计划目标、第一波攻势、第二波攻势。他们害怕被吞噬，拒绝被吸血。我听说，马尔斯（Mars）公司（是个巧克力生产商，马尔斯是希腊神话中战神的名字）那里，把一年时间分成十二个P ，每个P 有三个S ；他们不说四月一日，而说“P4S1”！这简直是一帮匪军，正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广告作为毒害大脑的一门技术，虽然是由美国人亚伯特。戴维斯。拉斯克尔（A.D.Lasker）于1899年发明的，但它的高速发展还是得力于三十年代一个叫约瑟夫。戈培尔的家伙：为了说服德国人民去烧死所有的犹太人，戈培尔可谓是个杰出的广告文案策划人员：“德意志高于一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劳动赋予自由”……记住，不要拿广告开玩笑。消费与消耗本没有什么大区别。
有时，我觉得我也许能成为掉进齿轮里的一粒沙子，或者是繁殖力旺盛的巨兽胃里的一条蛔虫，甚至是摧毁全球市场的特种部队士兵。我说：不上飞机，就不能劫机，正如葛兰西（A.Gramsci ）「1937年逝世的意大利共产党着名理论家。」所说，“改变应从内部着手”。（葛兰西比托洛斯基来得潇洒，而且同样鼓吹渗透主义。我还可以引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或六八叛逆分子丹涅尔。龚本迪「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的青年偶像，现为欧洲议会法国绿党议员。」的例子。）这样才有助于我完成这件麻烦的差事。不管怎样，那些六八叛逆分子先从革命起家，然后都进入了广告界。我想做的则正好相反。
我想我更像是切。格瓦拉式的自由战士，一个身着“古奇”名牌服装的叛逆者，对了，我就是副指挥官古切。古切万岁！这名号真棒，又好记。只是在认知上有两个问题：第一，它听上去像墨索里尼的称号杜切。第二，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不是切。格瓦拉，而是戈尔巴乔夫。
夜晚，我回到我宽敞的住房，因时而想到那些无家可归者而难以入眠，但实际上，是可卡因让我保持清醒，它那股金属味道直冲我的喉咙。我在厕所里自慰一番，然后吞下一粒安眠药。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中午。我身边已没有半个女人。
我想，最初我还是很愿意在我周围做些有意义的善事。可是最终没成功，因为人们阻止我，我也就势放弃。心怀好意的人最后常常变成禽兽。今天，我知道什么都不会改变，什么也不可能有改变，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这个潜伏的对手无所不在，而且让你不痛不痒，我们不可能与之抗争。与奥林匹克奠基人皮埃尔。
德。顾拜旦所呼吁的正相反，我认为，当今最重要的是不参与，应该像高更、兰波和卡斯卡尼达一样，远走高飞到一个荒凉小岛，看安洁丽卡往朱丽亚娜的乳房上抹油，让朱丽亚娜给我抚慰，我们照管着种满大麻的花园，同时希冀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已一命呜呼。品牌已经打赢这场对抗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都是战败国。我向你们透露一条独家新闻：大卫从来没有向巨人歌利亚「在《圣经。旧约》中，以色列遭非利士人侵犯，少年牧童大卫巧用石子战胜敌方巨人歌利亚。」挑战。
我曾经天真幼稚，而这并不是干我们这行所必需的条件；我如今上当受骗，这正是我和你们惟一的共同点。
在麦多纳国际集团的厕所里，我吐出喝进的十二杯咖啡，然后又刮了一道白粉，让自己重振精神。我用冰冷的水泼了泼脸后才回到会议室。难怪没有任何创意人员乐意为麦多纳工作，这帮家伙的确不好伺候。不过，我好歹还有备用脚本：我建议他们模仿电影《霹雳娇娃》，三个美女上窜下跳、端着手枪瞄准镜头，伴着七十年代的灵魂音乐；她们抓到坏蛋就向他们朗诵波德莱尔的诗句（再加柔道、飞腿和跟头倒立），一个美女直视镜头，同时扭住一个可怜坏蛋的胳膊，他疼得呲牙咧嘴；美女大喊：“要是没有零脂肪的清丽佳人，我们就不可能将他们抓获。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这个方案也未获成功。以下几个方案如：
模仿某种模式的印度电影、007 女郎接受精神分析、法国名导演让。吕克。戈达重拍《神奇女侠》、摄影名家大卫。汉弥尔顿拍摄有关着名女批评家朱莉雅。克斯特瓦的研讨会，等等，也同样都遭到了被唾弃的命运。
我们这位地球村的白痴杜勒继续他对幽默的抨击：“你们这帮创意人员，自以为是艺术家，你们想的就是怎样在戛纳得奖。我可要有交代。对我来说，要知道行还是不行，要能迅速清仓出货。我们有迫切需要，您明白吗？奥克塔夫，我特喜欢您这个人，您讲的笑话让我特过瘾。但我不是一个中年家庭妇女，我们针对的是市场，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判断为基础，应该考虑到目标对象的需求，想想超市里的那些展示台，难怪人们管它们叫维苏斯的贡多拉船头。”
“是威尼斯，”我反唇相讥，“让贡多拉留在威尼斯吧。”
这位宝洁公司出身的家伙可没有一丝笑意。他转变话题，对市场调查大加赞赏。他的领带部下们继续忙着在他们的本子上涂抹。
“我们集合了二十名消费者，她们对您的奇思异想一点都摸不着边，不能整理出任何观感。她们要的是信息，要看产品和价格，就这些。另外，我要求的视觉重点您放在哪儿了？您的点子很有创意，不错，可是，我是个卖大路货的生意人，我需要能随时变成市场营销广告的东西。另外，您让我怎么通过互联网做宣传？人家美国人早就发明了垃圾邮件，就是通过电子邮件寄广告。而你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二十世纪！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已学过最基本的，实际经验才是真格的。我是准备花钱买些让人震动的东西，但它们应该考虑到我们的急需。”
我极力保持自己的镇定：“先生，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如果您事先就征求消费者的意见，您怎么才能给他们一个惊喜呢？难道您让您的太太自己选择您要送给她的惊喜礼物吗？”
“我太太不喜欢惊喜。”
“她是为了这个才跟您结婚的吗？”
让。弗郎索瓦像是被呛着了，发出一阵干咳。
我虽然在对杜勒礼貌地微笑，可心中想起的却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话：“要想赢得大众的好感，你就要告诉他们最愚蠢、最粗俗的东西。”这是一种对人民这个模糊群体的鄙视和憎恨……有时，我甚至觉得为了让消费者吞食他们的产品，那些工业巨头差点准备再次启用那些让无数犹太人丧命的囚车。让我再给你们引述另外三句话：“我们寻找的不是真理，而是产品效应”。“宣传如若变得显而易见，它将不再具有实效”。“谎言越大越真实”。这些都来自戈培尔枣又是他！
阿尔弗雷德。杜勒继续他对幽默的追击：“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完成一万两千吨的销售。您那些跑在沙滩上、大谈哲学的女孩子太知识了，给巴黎的《花神咖啡厅》倒挺合适，但消费者懂个屁。至于引用尼采的《看！这个人》，我倒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可在普通观众眼里，恐怕有同性恋之嫌。说实在的，这不行，得给我重来。您知道吗，宝洁有句名言：”别把大众当成傻瓜，但也别忘了他们就是傻瓜。““您刚才说的也太恶劣了。这意味着民主将导致自我毁灭。就是这些极端看法才会让法西斯回归：我们先说人民大众愚蠢，然后再将他们除尽。”
“嗬，您不是想给我来一段叛逆创意人员的高调吧？我们聚集在此，是为了卖乳酪，而不是干革命！他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昨晚人家没让他进那家有名的‘澡堂’迪厅？”
气氛有些嘈杂混乱，让。弗郎索瓦试图转变话题：“不过，说实在的，性感女郎大谈柏拉图的宗教解释学，这种反差不正表达了你们的意思：美丽和智慧……”
“广告语太长，车篷可没这么多地方。”一个戴眼镜的杜勒部下说。
“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广告的原则：制造幽默反差（我们的行话称‘创意跳跃’），来引观众发笑，从而与消费者产生买卖默契。另外，你们这些所谓的宝洁出道的人，你们的策略还真有些蹩脚，请原谅我这么说。如真想把苗条和智慧作为唯一卖点的话，还就必须这么干！”
让。弗郎索瓦示意我别再坚持。我差点儿建议用“麦多纳高于一切”来做广告语，但我最终还是泄了气。
你们会觉得我有些过分，会觉得情况并不那么严重。但看看这天上午这个小小的会上所发生的。这不仅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广告文案讨论会：它可比慕尼黑条约还重要得多。（1938年，在慕尼黑，英法首脑内维尔。张伯伦和爱德华。达拉第就是这样，在桌子的一角，将捷克斯洛伐克遗弃给了纳粹。）每天都有几百个麦多纳这样的会议将世界遗弃，每天签署的慕尼黑条约成千上万。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至关重要，他们在谋杀思想，禁止变化。你面对的是一些鄙视公众、并想把他们置于一种愚蠢的、限定了的购买行为当中的人物。在他们眼中，他们是在跟五十岁以下的低能儿打交道。你试图向他们提供一些有意思的建议，对大众表示些尊重，并让他们有所提高，因为打断人家正在欣赏的电视片是个礼貌问题。但你却受到阻止，而且，天天如此，次次如此。每天都出现成千上万次的尾巴夹在化纤西服底下的屈服投降；每天都出现成千上万次的“怯懦的如释负重”。而且，逐渐地，通过成千上万的这种低能会议，工于心计和蔑视一切的愚蠢与荒诞，最终战胜了为人类进步所做的对纯朴的探求。本来，民主时代最理想的是，我们应该利用传媒的神奇力量来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而非将其碾碎。可惜前者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拥有这力量的人不愿冒任何风险。广告主们要的都是咀嚼过、试验过的，他们不想让你们动脑筋，他们想把你们变成羔羊。我不是开玩笑。总有一天，他们会在你们的手腕上刺上条形码。他们知道你们的权利都在你们的信用卡里。他们要阻止你们选择。他们要把你们的随意行动变成购买行为。
对变化的抗拒往往在那些毫无人味的会议厅中来得最强烈。在这幢大楼里，保守主义的核心，就在那些满是头屑、用增高鞋垫的卑微职员中。他们被授予权利的钥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些政治家什么都控制不了，经济才是主管。市场销售将民主倒置，如今是由乐队掌控指挥，民意测验来搞政治，市场调查指挥广告，听众抽查决定电台播放音乐，商业审查决定一部电影的结局，收视率指导电视节目。而所有这些市场调查都由地球上的这些阿尔弗雷德。杜勒们控制。除了他们，没有人能为此负责。阿尔弗雷德。杜勒们操纵着缰绳，但却是哪儿也不去。老大哥「英国小说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中极权国家机器的代称。」并不监视你，老大哥在测试你。民意调查本身就是保守主义，是一种让步。人们不再向你们建议任何有可能不招你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就这样扼杀了发明、独创、创作和叛逆，其余的也跟着一起遭殃，余下的只是我们的克隆存在……我们被催了眠的迟钝……生灵的孤独……对丑陋的广泛麻痹……不，这不是一个小小的会议，而是走向世界末日。人们不可能在屈从这个世界的同时又改变它。总有一天，我们将在历史课上学习民主是怎样自我毁灭的。
五十年后，阿尔弗雷德。杜勒将因反人类罪而受到指控。这家伙每次使用“市场”一词时，都要理解成“蛋糕”。若他说“市场研究”，他指的是“蛋糕研究”，“市场经济”意味着“蛋糕经济”。他鼓吹蛋糕的自由化，他要不断在蛋糕上推出新产品，他永远不忘强调这蛋糕是全球性的。要知道，他恨你们。对他来说，你们就是些需要填喂的牲口、巴甫洛夫实验用的小狗。他感兴趣的就是怎样把你们的钱移到他股东（即美国退休基金，就是说一帮做了拉皮手术、正在迈阿密游泳池边等死的退休者）的口袋里。美好的物质世界就将如此美好地运转下去。
我再一次向杜勒抱歉离席，因为我觉得我的鼻血快流出来了。这是巴黎可卡因的问题：它掺有这么多杂质，你的鼻孔一定要非常坚韧。我觉得血在往下流。
我屏住鼻息，迅速起身，直奔洗手间。那儿，血液从鼻腔奔泻出来，无可阻挡。
到处都是血，镜子上，衬衫上，自动纸巾机上，地板上。我的鼻孔冒着大大的红气泡。此时幸好没有人进来。我看着镜子里的我，满脸是血，下巴、嘴巴、衣领、桃红色的洗脸池，还有我血迹斑斑的双手。这回可好，他们赢了，我的确是双手沾满了鲜血。这倒给我一个主意，我用血手在厕所的墙壁上抹了个“猪”字，在门上也涂了一个大大的“猪”字。我出门来到走廊，在墙壁上，地毯上，电梯里，都涂上“猪”字，然后逃之夭夭。我想，那些监视器已让这一光荣的时刻成为不朽。这天，我用自己的鲜血为资本主义洗了礼。
哎哟，我们公司总裁刚走进我的办公室。他穿着白色长裤，镶着白色口袋和镀金扣子的海蓝色法兰绒上衣，玫瑰红提花格子衬衫（可想而知）。我差点来不及让我刚才写的东西从屏幕上消失。他拍着我的肩膀，一副家长风范。“怎么样？
正埋头苦干呢？”菲利普很喜欢我，因为他嗅出我与这行保持着距离。他清楚，没我，他什么都不是，相反，我要是没他，再见了，荒凉小岛！再见了，可卡因和女人！一旦我的这本小书出炉，我将随着法国广告业一齐毁灭，而他属于那些我会为之遗憾的人。他付我很高的薪水，以证明他对我的爱。我尊敬他，因为他的房子比我的更大。但此时，他拍我肩膀的方式有些奇怪，在我耳边的声音十分僵硬：“告诉我，你是不是最近有点儿累？”
我耸耸肩膀：“打我一出生就是这样。”
“奥克塔夫，你知道，这里，我们大家都喜欢你。但当心点儿。据说你今天在麦多纳大发神经。杜勒给我打电话大发雷霆。我不得不派个清洁小组去清除你的艺术杰作。也许你应该停下来歇一阵……”
“你觉得是不是更应该叫我走人？”
“这话说重了。这绝不可能。我们太欣赏你的才能了。你的存在对公司太有好处了。你知道，那些美国人特喜欢那些橙汁可乐的广告，尤其是你那广告语：”
这实在是美妙至极！‘在益普索市场调查中评分很高。也许，你只要少去客户那里就行了，不是吗？““你先别这么说，我当时特平静。这蠢材杜勒居然拿网上的垃圾邮件教训我，我真应该让查理传给他一个‘特洛依木马’病毒，把他的系统都搅乱，让他付出比清理厕所更高的代价。”
菲利普咯咯笑着出了门，说明他并没有完全明白我这个恶毒的玩笑。但总裁亲自来向你训话，对我希望的解雇还是个好兆头。他本来完全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网络给我发个邮件副本。人之间谈话越来越少，通常，到人们被迫当面道出真相时，也意味着几乎为时已晚。
人们常问我为什么创意人员的工资这么高？一个自由文案策划人花十分钟写的广告文案所得的报酬，比一个自由撰稿人花一星期给《费加罗报》撰写一篇文章要多出五十倍。这是为什么？很简单，文案策划人所做的工作能带来更多的金钱。广告主每年花成百上千万做广告，广告公司则根据客户买的广告总额来计算其佣金：一般为9 ％（过去是15％，但客户很快意识到这是敲诈）。其实，相对于他们带来的金钱数目，创意人员的薪水反倒不够高。与那些经过他们鼻子底下、流向他们老板的巨大数目相比，他们的薪水其实微不足道。另外，如果一个文案策划人要求的报酬过低，就没人把他当回事。
有一天会议结束，和马克。马隆涅出来，我向他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对菲利普洗耳恭听，而对我不是？”
“因为，”他一针见血地回答，“菲利普每月挣五万欧元，而你不是。”
创意这行，不需要你去证明薪水，而是薪水证明你。就像电视台的主持人一样，其职业生涯极其短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搞创意的在几年内赚的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辛苦一辈子的收获。但电视节目和广告还是有数字上的差异：一个创意人制作一部三十秒的广告片要花一年的时间，而一个电视主持人只需三十秒就能构思出一个节目的整年计划。
再者，创意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而且不得不忍受外表看似简单的名声，以致每人都觉得他也能做到。那天上午的会议就向你们显示出这份工作的艰难。如果我们继续和《费加罗报》的自由撰稿人比较的话，创意人的工作就像写完的文章先经过副总编的修改，然后再由总编修改，然后经过编辑部主任，然后要让文章中提到的所有人审阅和修改，然后在一批读者代表前公开阅读，再进行最后的修改，所以总的来说，有90％的可能性不会被发表。你认识多少记者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就是为了这个，我们才享有高薪。
在某个时候，一定需要有人来制造这些你们到处可见的广告：广告公司总裁和他的经理们把广告卖给他们的客户，通过报纸上的大谈特谈，电视上的竭力仿效，各种中心的剖析研究，产品的名声和销售量也就此一同攀升。但是，也在某个时候，一个年轻的白痴正坐在那儿，用他小脑袋想像出这些广告，他身价昂贵，因为他是宇宙之主，这点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这白痴身处生产至上主义的流水线终端，那里，所有工业成果都汇集在一起；那里，竞争也最激烈。一个品牌想像出产品，再由成千上万的工人们生产，然后投放到无数商店的货架上。但是，如果这椅子上的年轻白痴不知道怎样来捣毁对手，赢得竞争，说服消费者不去买另外一个品牌，所有这些活动将是徒劳。这场战争既不是一种无偿行为，也不是业余爱好者的游戏。我们不会随意行事。
我和坐在我对面的艺术总监查理，当我们俩意识到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办法，向贫困主妇的购物篮里推销一种对她们没有任何用处的产品时，我们会突然间一脸神秘地交换会意的眼色。魔法又应验了：让人们渴望购买他们十分钟前还不需要、也没钱购买的东西。每一次都犹如第一次，主意点子总是凭空而来。这种神奇让我心神不安，我因此眼泪汪汪。看来，当务之急是尽快让他们把我扫地出门。
我的具体头衔是：文案策划人员，人们如今也用它来称呼那些公共作家。我负责构思三十秒广告片的文案，包括海报的的标语。我用“标语”一词是为了让你们能明白，其实这词早已过时了。今天，我们用“Hook（钩子）”或“Title（标题）”。我本人较喜欢“Hook”，但“Title ”更具有炫耀性。那些附庸风雅的策划人员都用“Titl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也说我搞出这个或那个“Title ”，反正，你越高雅，晋升机会就越多。我手上有八个项目：一种法国香水，一种过时款式服装，一种意大利面条，一种合成调味剂，一种手机，一种脱脂白奶酪，一种速溶咖啡，还有一种橘子汽水。我的日子就是不断在这八个都必须扑灭的火灾中不断地换台。我要随时应付处理不同的问题。我就像是只吸了毒的变色龙。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相信，但我选择这份工作的确不只是为了钱。我喜欢想像发明句子。没有哪个行业赋予字词如此多的权利。一个广告的文案策划编辑，就等于一个格言作家，并且这些格言还可以卖。我尽管憎恨今天的我，但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让你为了一个副词讨论三个星期。当法国哲学家奇奥朗写道：“我梦想有这么一个世界，人们可以因为一个逗号而去死。”他是不是知道他所说的正是广告文案策划人的世界？
一般来说，文案策划和一个艺术总监形成一个工作小组。那些艺术总监们也找了个花样来显示他们的高雅：他们自称为“AD”（艺术总监英文“Art Director”
的缩写）。他们本可以按照法文的缩写称作“DA”，不，他们一定要用英文的缩写。好了，我不再给你唠叨广告界这些花招了，这也不是我的目的。你们只要去翻翻罗杰的旧漫画书，看看七十年代的电视剧（通常是星期天晚上），里面广告人的角色总是由皮埃尔。理查德演的。那时候，广告还很搞笑。如今，它不会逗任何人笑了。这不再是个愉快的冒险，而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工业。在广告公司工作已经跟在会计事务所工作一样平庸无奇了。
总之，做广告的早远离了江湖骗子的时代。今天他们是商人，高度危险，富于心计，而且毫不宽容。人民大众已开始有所意识：他们避开我们的屏幕，撕毁广告册子，远离公车站，涂抹我们的海报。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作“广告恐惧症”。
尽管如此，贪婪仍让广告成为一切的主宰。这部启动时被看作是个玩笑的机器，如今却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它资助电视，决定报章内容，操纵体育比赛（世界杯足球赛，不是法国队击败巴西队，而是阿迪达斯战胜耐克），塑造社会，影响性欲，支持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统计数字吗？1998年，全世界的广告投放总额为两万三千四百亿法郎（即使换算成欧元也是个大数目）。我敢向你们证明，以这个价钱，一切都可以买，尤其是你们的灵魂。
我不时搓着我的牙龈，它们老是不停地发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嘴唇越来越薄。我每天要吸食四克的可卡因。早上一醒来，在喝咖啡前，我先刮一道。
可惜我只有两个鼻孔，否则我会多吸一些。弗洛伊德曾说过，毒品是个“忘忧灵”，它可以使问题麻醉。白天，我嚼着无糖口香糖。夜晚，我出没于那些无人会注意我的晚会。
为什么美国人控制着世界？因为他们控制着大众传媒。我当时来到这家美国分公司，是因为我知道马克。马隆涅也在那儿。公司叫罗瑟利。维奇克拉夫（Rosserys& Witchcraft）广告公司，是艾德。罗瑟利和约翰。维奇克拉夫于1947年在纽约创立的，如今已是世界最大的广告集团之一，1999年的营业额为五十二亿美元。
它在法国的分公司被我们称作罗瑟，其办公大楼大概是七十年代建的，因为当时很时兴这种邮轮外观的建筑。大楼中间有个很大的露天庭院，到处都是黄色管子，建筑风格届于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和旧金山阿尔卡特拉兹监狱之间，只不过它地处巴黎郊区的布隆涅。比扬固尔，远没有纽约的麦迪逊大道风光。大厅里，公司名称字母缩写“R&W ”的牌子正襟危坐，周围的绿色植物全是塑料的。男职员们夹着文件行色匆匆，相貌还过得去的女职员们拿着手机来来往往。所有人都肩负着一项使命：重新擦亮一种卫生纸的牌子，推出一种新的速溶汤，“加强人造奶油去年得到的市场定位”，“开辟风干香肠的新市场”……有一次，在走廊里，我撞见一个怀孕的女业务员正在那儿抹眼泪（业务员一般都躲在某个地方掉眼泪）。
我趁机绅士一把，递给她一杯冰水，一包纸巾，顺手拍拍她的屁股。就这样，她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我能感觉到，她因为别人看见她崩溃而感到羞耻。
“昨晚，我梦见我的脚自己行走起来，把我带到罗瑟。我试图反抗，可是我的脚像安上了自动程序似的……但现在好了，我保证，这没什么，一会儿就过去了。”
她请我不要告诉她的老板，向我说明她精神状态极佳，这一切不是因为她的工作，而是怀孕让她感到疲乏。就这些。她重新补了补妆，一溜小跑地离开了。
至此，我才明白，发给我工资的乃是一个非人的邪教团体，它把怀孕的妇女变成生锈的机器人。
马克。马隆涅拍了一下我的手向我打招呼：“你好啊，捣蛋鬼。还在用公司付给你的钱写你那本用来摧毁广告业的书吗？”
“当然啦！这一切还不是你教我的。”
我说的是真的。
马隆涅虽是罗瑟的创意总监，但他同时也出书、上电视、离婚，还给专门揭露丑闻的期刊写些文学评论什么的。他同时做很多事，还鼓励他的雇员也像他一样，所谓的“给脑袋换换空气”（但我清楚其实是避免他们发疯）。马隆涅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些过气了，但在那个时代，他可是个出色的赢家：戛纳金狮奖，《战略》杂志封面人物，艺术总监俱乐部一等奖，等等。许多出名的广告词都是他的大手笔，如：布依格电信的“您呢？您的手机是什么牌子？”；MCM 电视台的“既然热爱音响，不妨也爱影像”；奇妙胸罩的“请看着我的眼睛，我说眼睛”
；福特汽车的“你的一部分渴望至极，另一部分只要闭嘴就是”。最有名的还是：“‘妈咪’咖啡：一定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咖啡，可惜它不存在”。见鬼，这看上去虽简单，可你必须想得到。越简单的就越难找到。最精彩的广告词一看就让人乖乖缴械：“只有疯子才会多花一个子”：“表里如一，内外一致”。“水、空气、生命”：“面包、美酒加《不散》”：“百分之百的赢家都曾去碰过运气”
：“联合我们的才智”：“生命对于肃穆的装扮实在太短暂”：“只有‘麦伊’
让我满意”：“‘赛普’的确赛过普通”。“要想不搞错，当然很容易”：“您不再是偶尔光临此地”：“因为我值得”：“不要忽略简单的事物”：“给粗鄙的世界里添加几分精致”：“并不是因为已经做了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还有商业历史上的最佳台词“Just do it”！（仔细想想，我最喜欢的还是“现代，准备拥有一辆”。这最诚实。以前我们拷问犯人时，总对他们说：“你说不说？”
如今，我们说：“你要不要？”缠人的痛苦最难熬。）马隆涅对这行的幕后秘闻了如指掌，是他教给我那些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规定在第戎高等商学院里从来学不到。我为了好玩，把它打印在一张A4纸上，用按钉钉在我iMAC电脑上方的墙上。
创意人员十诫第一，一个出色的创意人，他的工作不应针对消费者，而是针对巴黎二十名有可能聘用他的人（就是二十家最好的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因此，在戛纳或艺术总监俱乐部得奖比帮助客户占有市场更具重要性。
第二，第一个主意总是最好的，但要过三个星期后再提交。
第三，广告是惟一的一个行业，人们付你钱是为了不让你表现得太好。当你提出一个精彩的主意，而广告主想诋毁它时，多多为你的薪水着想。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用三十秒搓出一堆牛粪，别忘了再在脚本里加上棕榈树，这样就能到迈阿密或南非开普敦去拍它一个星期。
第四，开会从来迟到。一个准时的创意人不可信。进入会议室后，看着眼前已经等了三刻钟的人群，千万不要抱歉，而应该说：“大家好！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或者引用哲学家罗兰。巴特的话：“有助于销售的不是梦幻，而是意义。”
（还有其他不太高雅的引语，可用雷蒙。罗维（R.Loewy ）说的：“丑陋卖不出去。”）如此，客户才会认为他们的钱花得值得。别忘记这些广告主来找广告公司，是因为他们没主意，他们为此受罪，同时还埋怨我们。所以，创意人员应该鄙视他们：这些产品主管都是嫉妒的受虐狂。他们付我们钱就是为了让我们羞辱他们。
第五，若没有任何准备，开会的时候，最后再发言，而且要考虑到别人所说的。反正所有的会，最后发言的人总是正确。永远别忘了，一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别人栽跟头。
第六，高层和低层职员的区别就在于高层的薪水高，工作少。你挣的越多，人家就越听你的，你说的也就越少。在这行，你越重要，就越要闭嘴，因为，你说的越少，人家就越觉得你了不起。推理如下：一个创意人员要让创意总监接受他的文案，他一定要有系统地让总监相信，这最初是总监本人的主意。为此，他的提案应该这样开始：“关于您昨晚跟我说的，我做了详细考虑……”或“我重新想了想您那天的主意”，或“我重新回到您的最初建议”等等。当然，你也清楚，总监前晚什么也没跟你说，那天也没有什么主意，更没提出过什么最初建议。
补充：另外一个区分高低层职员的办法：低层职员说笑话，可笑，但没人笑；高层的说笑话，不可笑，但大家都笑。
第七，注意经常缺席，中午才到办公室，人家跟你打招呼时从不回应，用三个钟头吃午饭，办公室总找不到你。如果人家有丝毫埋怨，你就说：“创意人员没有时间，只有时限。”
第八，不要向任何人征求对一个促销计划的意见。如果我们问某个人的看法，他很有可能真有看法。而他一旦告诉你他的意见，你还真有可能要予以考虑。
第九，所有的人都替自己的顶头上司干活。实习生替文案策划，文案策划替创意总监，创意总监替总裁。你越重要，干的活就越少（参考第六条）。广告骄子雅克。赛盖拉（J.Seguela ）靠着一句“沉静的力量”吃了二十年的饭，这原来是法国前总理布鲁姆的用语，是他公司的两个创意人员别出心裁，把它用在广告上。而这两人姓甚名谁，如今无人知晓。创意奇才菲利普。米歇尔（P.Michel）因海报上的“明天我会脱上边，明天我会脱下边”而广为人知，但最初这是他雇员皮埃尔。贝卫尔的主意。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实习生做：做得好，你就奖励他；若砸锅了，滚蛋的是他。实习生是新一代的奴隶：不需报酬，任劳任怨，并可随时解雇；同时还是咖啡递送员、带脚复印机、最后还能像一次性BIC 剃须刀片一样随手扔掉。
第十，当你的创意同事交给你一个不错的文案时，千万别显示出你对他的佩服。应该告诉他这文案糟糕透顶，卖不出去，老掉牙，或者像英国的过气广告。
如果他给你看一个很烂的文案时，你反倒说：“嗯，我喜欢这个主意，”同时做出羡慕他的样子。
如今，马隆涅当上了公司的创意总监，完全忘记了他的告诫。当创意人给他看文案时，他嘟哝着“不错”或者“没准儿”。“不错”意味着他挺喜欢，这创意人有望年底得到晋升：“没准儿”意味着最好去找其他的主意，否则很有可能被迅速高高挂起。说到头，创意总监的工作并不难：只要能说清楚“不错”和“没准儿”就行了。有时，我觉得马克公布这些判决可能出于偶然，取决于他在脑袋里的抓阄结果。
此时，马克用怜悯的眼神欣赏了我一会儿后，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听说你那天上午在麦多纳发神经了？”
对此，我向他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我在此把它打印出来，好让你们也一读为快：“听我说，马克，你知道，所有的创意人员都会发疯。我们的工作成果总是被扔回来，这太让人沮丧了。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公司最大的客户是垃圾桶，我们却还为它拼命苦干。看看那些老资格的广告人，个个耷拉着脑袋，两眼无光。
几个文案被拒绝后，我们已不抱任何幻想，尽管我们还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我们在被腐蚀。本来我们已经是一事无成的艺术家，而且，我们越来越不得不吞下我们的自尊心，往抽屉里填满废弃的草稿。你会说：这比在工厂里做工要好的多。
但工人起码知道，他生产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所谓创意人员则只要保证一个标题的华而不实、荒诞不经，借此，他就可以呼风唤雨、搔首弄姿。再说，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不是酒鬼、瘾君子，就是抑郁症患者。下午，他们步履蹒跚，骂骂咧咧，一连几个小时玩电脑游戏，抽大麻，各自都有混日子的办法。我刚才就看到一位，站在十五米悬空的横梁上玩走钢丝。至于我，鼻子里吸满毒品，我的牙打颤，脸部肌肉抽搐，双颊冒汗。但我谨以我们这些难兄难弟的名义声明：
我这本书将为所有遭到扼杀的理念报仇。”
马隆涅一直不无同情地听着，就像一位医生正准备告诉他的病人艾滋病毒验血结果为阳性。待我说完时，他一语道破：“你只要辞职就行了。”说着就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我不管，我坚定死守，决不辞职。辞职，就意味着在拳击赛结束前就宣告放弃。我宁愿被打得昏迷不醒，让人用担架抬出去。而且说到底，他是撒谎，因为没人会允许我关门走人。我要是走了，他们就会像电视连续剧《囚犯》「《ThePrisoner》，六十年代英国一部知名电视连续剧，讲述一个政府特工辞职后被绑架软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中，他的代号为“六号”，而村里的居民想方设法要找出他辞职的真正动机。」一样，追着我问：“你为什么辞职？”我本来一直不明白，村长为什么总问六号犯人这个问题。现在，我懂了。在我们这个充满失业恐怖、对劳动顶礼膜拜的世界里，世纪大疑问可不就是“你为什么辞职”？我记得，我最欣赏的，是连续剧每集片头字幕上，演主人公的特里克。麦古恩带着嘲讽的笑容大吼：“我不是一个号码，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当今，我们都像六号一样，我们奋斗都是为了一纸无限期聘用合约。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放弃工作跑到一个能拯救灵魂的小岛，周围是妓女和可卡因，沙滩上随时会出现一团白肉，把你抓回办公室，并向你咆哮：“你为什么辞职？”
就在这期间，人们把产品的巨大海报到处张贴，墙壁、公共汽车站、房屋建筑、地板、出租车、货车、建筑物脚手架、家具、电梯、提款机，直至大街小巷，直至穷乡僻壤。到处是胸罩、冷冻食品、去头屑洗发香波以及三刃剃须刀。历史上从未对人的眼睛有过如此关照。有人计算过，一个人从出生到十八岁，接触广告次数平均为三十五万次。甚至在遥远森林、偏僻村庄、幽僻山谷、白雪山峰以及高空缆车里，我们都不能逃过家居超市、五金杂货、汽车修理、成衣商场的种种招牌。人这个消费动物实在是无处歇眼。
寂静也在逐渐消失。我们不再能逃避打开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刺耳的广告甚至将会渗入到我们私人的电话交谈中。布依格电信就推出了一种新的花样，通话免费，但每100 秒插播一条广告。想像一下：你电话响了，一位交通警通知你，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你的孩子不幸丧生，你悲痛万分，此时电话另一头突然响起快乐的声音：“家乐福，我信服。”到处都响着愚蠢的背景音乐。高速火车、餐厅、教堂里，手提电话处处叫个不停，甚至连本笃会修道院都难免这噪音的污染（我知道，我曾身历其境）。据统计，西方人平均每天接触商品信息达四千条之多。
人类走进柏拉图的洞穴。这位希腊哲学家想像人类困在洞穴中，戴着锁链，面对他们藏身之处的墙壁，只能欣赏真实投上去的光影。柏拉图洞穴如今的确存在，只不过它叫电视。在显像管的屏幕上，我们可以欣赏“加拿大汽水”（CanadaDry ）的真实，它像真实，它有真实的颜色，但它却不是真实。投射在阴湿的墙壁上的已不再是逻各斯「希腊哲学用语，指支配宇宙并使其有意义的神圣之理。」（Logos ），而是商标（logo）。
走到这一步，人类用了两千年。
现在是广告时间。
地点：牙买加。
三个拉斯塔斯男人（信仰拉斯塔法里教的）躺在一棵椰树下，他们的脸都藏在卷曲的头发中。他们显然刚刚抽了大量的大麻，正在那飘飘欲仙。一个肥胖黑女人走近他们，冲他们大喊：“伙计们，该去干活了！”
这三个男人连动都不动，显然他们已如此沉醉，根本无力动一个小手指头。
他们向她笑笑，耸耸肩膀，但那胖女人不放弃：“快起来！午睡结束了。干活去！”
她看这三位老哥仍一动不动，情急之下，拿出一罐“丹奈”挥舞。一看见这巧克力奶油甜点，这三位拉斯塔斯男人迅速起身，同时唱起鲍勃。马利的歌《起来，站起来》，他们边品尝这甜点，边在沙滩上跳起舞来。
“丹奈”的产品特写，加广告词：“只要是‘丹奈’，我们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