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要做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Toontje Lager,from Zoveel te doen(Stiekem dansen,1983)
15
“听起来也许很疯狂，但我有种松口气的感觉。”卡门说，我们甚至还没有离开医院的停车场。“至少现在知道我们到哪了，我的日子快到头了。”
“卡，请——”这是离开谢特玛办公室之后我说的第一句话。
“但，这是真的。去年我们离开这里，此后是未知的，我们无能为力。现在我们确切知道了。”
我很惊讶她这么说，为她这样说而感到迷惑。但她说的有点道理。我回想去年，那时遭受的打击要更大，大得多。
“我想去度假。”她眼里闪着光辉，说道。“尽可能多！我想去爱尔兰，嗯——巴塞罗那！对啦，我想去巴塞罗那，和你一起去。”
我甚至开始享受起这个来。“我问问弗兰克看他知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的便宜舒服的宾馆。”我笑道，“就这些吗，夫人？”
“我想和我所有的朋友一起去比利时南部古堡过周末。”她开始做梦。突然她变成了一个很享受人生的人，“哦，顺便，能不能在杂货店停一下？”
“为什么？”
“买点烟。我决定要抽烟。”
我笑了，在泽尔街一家摩洛哥人开的杂货店停了下来。
“普通的万宝路还是清淡型的？”
“普通的。现在再得点肺癌也没什么关系了，不是吗？”
我做我想做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做我想做的
这可能很傻
我们做我们想做的
（Astrid Nijgh,from Ik doe wat ik doe(Mensen zijn je beste vrienden,1973)
我笑着走进杂货店，前面有两个人在柜台排队。我往外看，看见卡门坐在车里，她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我震惊了，我看着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现在我们能盼望什么呢？
我脑海里出现很多。半夜的急救车，衰弱的卡门，疼痛的恐惧，临终，死亡，死亡。我的心缩紧了。突然我充满了恐慌感，我的妻子处于垂死边缘！卡门现在真
的快死了！我感到一阵眩晕，几乎吐出来。我焦躁不安，开始出汗了。
“嘿，要等他妈的多久才有人招待我？我只要些烟而已。”我突然咆哮起来。
“冷静，先生，我只有两只手！”一向好脾气的人没好气地回答。我前面的两个人回头，瞪我一眼。我赶紧跑到厕所，拿出手机。
癌细胞扩散了，罗丝。晚点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求你。
我收集美好的回忆
Herman Brood,in an interview with Henk Binnendijk
(Fifty-Fifty,EO) in 1994
亲爱的卢娜：
我想在这本日记里写下我们一起经历的所有事情，让你永远知道我有多爱你了。我生病了，得了癌症，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希望这本日记能够为你带来美好的回忆。
你只有两岁，但是你经常表现得非常聪明，可能是因为你说话早。过去的一年中，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说很艰难，有时我或爸爸忍不住哭了，被你看见，你会过来拥抱我们，给我们擦去脸颊的泪水。这让我们感觉舒服多了。或者你会说一些让我们开心的话，让我们不再难过。有很多人来安慰我们，但在我们心中，你做得最好。
今晚在你睡觉之前我拥抱你，说我非常爱你，然后你说你也爱我。真好！这让我从内心感到温暖。
我和爸爸说很多很多话，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不久之后，我就会离开你们。这很痛苦，但无论如何，在最后这短暂的日子里，我们三个人要过得很愉快，我真的很享受这段时间。我很高兴我有一个最棒的家庭，让我可以因为幸福而哭泣。
我爱你！妈妈
如果你问我
我会说
他们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开心
Tol Hansse,from Big City(Tol Hansse moet niet zeuren,1978)
卡门参加了一个谈论组，她把它叫做盘羊组。
如果没有乳腺癌，卡门一辈子都不可能和类似盘羊组这样的组织搭上边。她告诉我会议的情况时，时不时就爆笑出来。“整个上午都在舒舒服服地和五个女人一起谈论乳腺癌。”
唯一一个还好的是托尼，安托尼亚的简称。和卡门一样，她也三十几岁，住在阿姆斯特丹（其余三个来自赞丹、米德勒切特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村庄），而且她也长得不错。假如我不知道她只有一只乳房的话，我甚至会以为她一切都好。所有的盘羊组女士都切除了一只乳房，其中一个（目前还）没有扩散，另一个医生已经放弃了，其余三个和卡门的情况一样，迟早会出问题。“这样盘羊组会逐渐自己消失。”卡门开玩笑地说。
这些女人谈到爱情、婚姻的时候也有很多话说，卡门告诉我其中一个在癌症阴霾开始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丈夫再也受不了。托尼的丈夫几乎不能谈论癌症，整晚都坐在阁楼里的电脑前。盘羊组的第三位女士在癌症之前婚姻就已经破裂了，所以一切都没什么不同。她们谈到这个的时候都想大笑。她们在彼此家里聚会，每两星期聚一次。卡门告诉我，丈夫们有时也彼此交谈。
当我听到这里，我的表情让卡门怀疑我是否也愿意加入他们。
卡门从中也得到些东西。在盘羊组，至少她们可以自由地谈论作为一个女人，失去一只乳房的感觉。而这是安妮、穆德、卡门的妈妈和广告公司的那些女孩从不敢提及的。
上星期盘羊组在我们家里聚会。我和卢娜进屋时，她们都坐在那。我作自我介绍时有些尴尬，因为我知道她们有时也会谈论我。
“今天下午我们给丈夫们打分，满分是十分。”晚上卡门告诉我，“他们如何应对妻子患癌症这个事实，他们是否总是陪妻子去医院，他们是否愿意谈论病情，尽管有这么多痛苦，他们态度是否一样好。”
“你给我打了多少分？”
“八分。”
“八分？”我惊讶地问。
“是的。现在我已经听过了组里所有人的故事，我才明白你处理得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
“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些聚会的事告诉托马斯和安妮。”我答道。
“不需要。”卡门说，“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给有想法的人，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想法
很高兴你活着并不是一种罪恶
Bruce Springsteen,from Badlands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1978)
夏天是大兴聚会的时光。
我和弗兰克达成一致，只有紧急事件和重大报告时，我才去工作。这样我可以和卡门尽可能多地待在一起。
我和卡门一起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我们买黑市票，去看所有在荷兰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只有在对决南斯拉夫四分之一决赛时，克鲁伊维特第四次进球时，卡门才和其他五万人一样欣喜若狂。
球赛是持续半小时的高潮。
卡门认为这很棒！
“如果就在荷兰成为欧洲冠军时我死去，那就太好了，不是吗？我会死得很热闹——”她笑起来。但这只是玩笑话，她并没有办法撑到那个时候，但癌症的好处是，可以将所有的感觉表现出来。当我们看到荷兰跟意大利比赛时，好像在比谁罚球罚不进的世界记录一样，笑得我们肚子都痛了。但是比赛输了并不会死，足球只是游戏罢了。
周末我们就出去，住最好的宾馆。在巴塞罗那，我们住在文艺宾馆。我们在顶楼俯瞰巴塞罗那和地中海，我们要了最大的套间，玩躲猫猫游戏，卡门几乎每次都赢，我走过卡门第三次躲进的衣柜而没有发现她时，她笑出声来我才发现了她。
晚上我们吃丰盛大餐，我们坐在马洛卡大街上吃着西班牙海鲜饭和点心，真的很享受。
刚吃了很美味的一餐，卡门几乎什么也没吃，但她仍然很享受。我也是。
他妈的癌症。在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再度攻击她，卡门五分钟后开始觉得累，但是等了一个小时才有出租车。卡门痛苦得哭了。
晚点我想给你打电话，我的女神——
在爱尔兰，我们选最豪华的城堡吃住。卡门体力很差，我们只有去酒吧吃午饭时才下车，或在隔壁城堡过夜，但我们过了很美好的一周。我们为卢娜录了像，录像反映了卡门和丹未泯的童趣。卡门在都柏林的莫里森宾馆的休息室里，在一个胖女人身后，表演“怎样不被看见”。丹尼戴着巴利摩尔城堡的浴帽表演“辛辣的红辣椒”。卡门把她的假体乳房放在鼻子上表演盖印章。丹尼在莫赫悬崖上演雷?查尔斯。卡门玩“哪种测试更糟糕”（烧死还是淹死？永远不能坐还是永远不能站？永远不能吃还是永远没有高潮？永远不能拉尿还是永远不能拉屎？癌症还是艾滋？）。还用只有我们自己懂的语言讲话。
我们很快乐，在这个疯狂的国家。这里的人们早上十点开始喝酒。据卡门说这里的女人很丑，这也是她喜欢爱尔兰的最大原因。
回到阿姆斯特丹时，只要天气还好，我们每天去运河划船，和父母、朋友一起，还带着许多瓶玫瑰红葡萄酒。我们通常在阿姆斯特尔宾馆停下，在平台上喝香槟。或者我们会开车去奥德柯克，然后在克莱恩帕德伯格吃一顿颓废午餐。还有一次我们开车经过佐格维里德墓地时，卡门告诉我她希望将来葬在这。
唉，刚才经过佐格维里德。卡门问我能否在这里给她找一个好墓地。我不能。
卡门邀请了一群朋友来比利时南部的一个城堡，和我们一起共度周末。一共有23位客人，卡门把她毕生所看的书里面的文章跟大家分享。有时内心里的雨下得比外面还大。
我们还去打猎。我们本来打算在阿姆斯特芬路住三年，然后用我们在MIU和广告公司赚的钱再找一个大一些的房子，可是因为癌细胞扩散的原因，我把计划提前了。卡门还要消化一下我的计划，但是她现在很高兴可以知道她离开后，我跟卢娜会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如果泰素帝真有作用的话，也许我也可以在那住上一段时间。”她满怀希望地说。
我对这方面没有抱很大的期望，如果卡门可以跟我们一起搬进新房子的话，也代表她会死，我怕到时候新房子会跟这里一样，让我对疾病和死亡充满恐惧感。我衷心希望新房子对我和卢娜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我不敢告诉卡门这些。但我们谈论很多关于卡门死后未来的生活。谈几个小时，在家，在酒吧，在船上，在平台上。我们无所不谈。
爸爸和我还谈论将来你可能会有一个新妈妈。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对爸爸来说当然如此，对你也好，因为你有一个可以倾述、一起笑、一起吵架、一起做事的人。尽管我不在了，但我心里你永远都和我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尽管我不能在这里和你交谈、拥抱你——我永远爱你，就像我永远爱爸爸一样。
当我们聊得愈多，我就发现我们再度爱上了对方，我们享受最后一段可以互相陪伴的生活。丹和卡门就像童话中的国王和王后，过着短暂而快乐的生活。
给我
给我
给我力量
Suede,from The Power(DogManStar,1994)
在享受的时光中还是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卡门提早了十五年进入更年期，她开始觉得潮红、月经停止了，而且头发开始变灰白，不过时间不长，因为三次治疗之后她又秃发了。带刺的假发又从盒子里拿了出来。这次她的眉毛和睫毛也掉光了。她戴了几天假睫毛，但并不成功，因为化疗的关系她一直流泪。整天就看她用手帕在擦眼泪。
另一个副作用是她所有的手指指尖都用胶带粘上了，因为她的指甲不是松了就是掉了。她的指尖感觉“就像手指被门夹住了”。今天早上卡门哭了，因为她再不能给卢娜换尿片了。她的手指已经没有力量撕开粘贴着的边了。那以后，她非常生气，生自己的气，生尿布公司的气，生我的气，因为我性急地对她说她可以叫我做。“难道你真不明白我想自己做吗？”她对我尖声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是咳嗽，特别是在晚上。有时我担心她从此停不下来了。但我更担心这意味着癌症在扩散。我在一本小册子里看到过，乳癌细胞最容易扩散到肺部。医生让我们放心：这可能是胸膜炎。“胸膜炎，医生？”似乎你已经猜出来了，这是化疗的后遗症。
卡门做任何事都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她几乎没有精力了。谢特玛把这叫累积效应。身体越来越抵抗化疗。
最困难的是必须从她手上的血管打针，这让她很痛苦，因为卡门的血管比一般人难找，每次打针都变得更加困难，也越来越痛，得试好几次才能成功。卡门将打针看成如爬山般，一次比一次爬得更高。但我每次看到医生这么刺着卡门的手，我的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再有两次，前六次化疗就结束了。然后就有三周不用做化疗，给卡门的身体一个恢复的机会，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了。还有六次。一想到这个卡门几乎要发疯了。
“如果可以将所有打进我身体的针改成药水该有多好呀。”当我们在做化疗前，每个星期去谢特玛医生那里复诊时卡门说，“要我做什么都愿意。”当她这么说的时候，眼泪又快忍不住要掉下来了。然后我搀着哭着的卡门进入化疗室，做第五次化疗。
还有七次。
刚才我看到卡门打针的情形后，跑去洗手间哭了。
这太糟糕了，罗丝。我晚点打你电话。
几年来让我惊讶的
活到一百岁我也绝不会忘记的
是你愚弄了我，你欺骗了我
Wim Sonnefeld,from Tearoom tango
(An evening with Wim Sonneveld,1966)
原来真的有药水。
卡门通过托尼知道的。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卡门去那做放疗，据托尼说正在试验一种口服化疗药物，已经做了几个月了。我不敢相信。
卡门让我给他们打电话。“你的表达能力比我好。”
我打通电话，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证实了托尼的话。
只要范迪安潘太太还是圣卢卡斯医院医生的病人，那么他们就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我说我明白，我会和谢特玛医生联系。
我挂了电话，卡门看着我。
“没错，有一种可以喝的药。”
卡门感动得哭了起来。
我想开车去那家该死的医院，抓住谢特玛的手，把每周都刺进卡门手上的那根针刺进谢特玛的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深呼吸。然后我打通圣卢卡斯医院的电话，找谢特玛。她度假去了。
代理医生是泰斯米尔医生。我尽可能平静地向他解释，我的妻子每星期打针太难了，已经引起了重大心理问题，谢特玛医生也知道这个，希望他们可以允许卡门转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口服治疗。泰斯米尔医生告诉我他帮不了我，他解释说他不能把同事的病人这么简单就转交了，说再过一周半谢特玛医生就回来了。
我愤怒到了极点，告诉他，在今天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医生会把病人的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而我妻子的生活质量几乎为零了，因为每周在化疗前几天，她就坐立不安，哭泣不止，因为她无法面对那根导管再插进她身体里。然后我又提起了一件往事，一个宿怨——而且不是不相关的——我说我原本希望医生会有一点人性，因为我妻子最终会这样，都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事——沃尔特斯医生所犯的一个错误，差不多两年前的那个错误。
泰斯米尔医生变得愤怒了，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还说在他看来，此事与目前的讨论毫不相干，他还认为我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极为不正常。
“你要说的就这些吗？”我问他。
“是的。”
“那好。那么到我说了：我不会再与你有什么交往。”我还说他将收到一份言辞激烈的传真，同时我会将副本发送给谢特玛医生和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因为我把妻子的幸福看得比谢特玛该死的假期更重要。
卡门问我们是否该作罢。想都别想！我已经狂怒。我们一直被人鱼肉，任人宰割。
马上，我走过去坐在电脑旁，开始打着传真，在传真中我写道，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曝光给媒体，以保证我妻子能接受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测试，并且我保留采取任何其他方法的权力。我其实一点也不知道其他方法会是什么，但我认为这听起来具有威胁性。
第二天我将信传真出去，九点的时候电话响了。
“范迪安潘先生，我是罗登巴赫医生，是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学总监。圣卢卡斯医院的泰斯米尔医生给了我你的电话。”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罗登巴赫医生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他是那种让病人倾述、并且也会倾听的那种医生。他告诉我们口服测试的结果仍然不确定，而化疗对卡门的效果较好。他建议卡门不要进行测试，并提出另一个替代方法，不用插管注射。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这在我听来就像是一种化学化妆品，但似乎是一种很方便的小器械，麻醉之后植入乳房附近的皮肤下面，做一个很小的手术。药水就可以通过一个永久性的孔注入静脉，而不是通过针和导管，这是无痛的，而且一般首次做都有效。卡门说她六个月前就从网上聊天群里得知这种小器械，她曾经和谢特玛谈过一次，但谢特玛强烈建议她不要使用。说这种手
术相当大，而且经常会被堵住。谢特玛认为没必要这么麻烦。
“那么——嗯——在我们听来这很好。”
罗登巴赫尽他最大的努力、维护的那个圣卢卡斯医院的同事谢特玛，我曾经问过她让我妻子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治疗会不会更好，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专门治疗癌症。就是那个谢特玛，那时她坚决否定我的观点，说什么由于因特网所有关于癌症的信息、所有新的进展、世界上所有医院的所有新的方法在几个小时之内都会成为所有医生共同的知识。而且她告诉我们，她每两周会和邻近的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们一起讨论她的病人的病情。
但是她骗了我们，就在卡门哭着请求用别的任何方法，只要不用刺那该死的针头时，她麻木不仁地对我们撒了谎。
罗登巴赫说他认为装仪器比口服治疗更好，但决定权在卡门。他还提出接收卡门作为他的病人。
卡门选择了装仪器，选择了罗登巴赫，选择了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我看出来她很高兴，我也是。
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AvL）专业治疗癌症，AvL的医生和护士理解那些生命受到威胁——或像卡门这样已是不治之症——的人心里在想什么。
另外一个好处是，所有在这里出现的医护人员，都知道你来不是因为老婆要生孩子，或者做阑尾切割手术，而是因为癌症。我甚至自己都会不经意对那些在走廊上搀扶着走或安静地坐在大厅咖啡机旁边的人们投以同情的目光，他们或许刚听说母亲的癌症在扩散，或祖父随时可能逝世，或者医生已经对他们的丈夫或妻子放弃了治疗希望。事实上，AvL就像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如果你看见谁在这走动，你就一定知道他/她来这里干什么。
开刀装仪器的手术其实真是易如反掌，卡门去做其余的那些化疗时都开心地吹着口哨。
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圣卢卡斯医院，谢特玛的声音在我们的留言电话中出现过一次，说度假时发生的一切她备感抱歉，并祝我们好运。我接受了她的道歉，没有再追究，卡门也是如此。
虽然卡门即将不久人世，但最起码这段最后的日子她会比较好过。
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希望用情欲来疗伤
Marvin Gaye,from Sexual Healing(Midnight Love,1982)
为了使我的生活也更好一些，我又恢复了老习惯。我又一次对罗丝上瘾了。
知道癌细胞扩散的第二天，把卢娜送到托儿所后，我和罗丝在德派普区的咖啡屋见面。
咖啡屋。在这可以调情，不过只有高手才行。你要的咖啡越不同寻常，你的地位就越高。你得表现得像个行家，忘记卡布基诺、意式咖啡。即使你对咖啡的了解就像一头奶牛对攀岩的了解那么多，你也得叫美式咖啡或特浓意式浓缩咖啡。这样你才属于这里，就是这样。
对孤独恐惧症的人来说，这个时间和地点是最安全的，因为这里离罗丝在奥德西的家很远。
我倾述我的沮丧、苦恼的时候，罗丝倾听着。
那以后，整个夏天，在和卡门一起度假、划船之余，我偷偷地安排和罗丝在酒吧、三明治吧见面。我们谨慎地约在离她家较远的咖啡馆，这样我们就不会冒风险，以免最后我们会去罗丝家，而我会打破我对卡门的承诺。
我认为整整四个月远离罗丝我已经做到最好了，自从认识卡门以后，头一次这么久没有乱来，自从那次在麦德俱乐部和卡门做爱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夫妻生活，化疗使她完全没有了性趣，因此我的性生活就消失了，但我的内疚感没有消失。
我心里的孤独恐惧症在嘲笑我：我仍然过着一种双面生活，我仍然有两个女人，偷偷摸摸的，但我不能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上床。有时在酒吧罗丝稍亲密地拥抱我时，整个人就快爆裂开了。
就在一次刚做完化疗的晚上，情况失控了。我给罗丝打电话，她在家，一刻钟之后我就到了她家。她安慰我，安慰变成了拥抱，拥抱变成了做爱。她也反抗过，但我们谁也没有停止。我们是在地毯上做的，进入她之后不到一分钟，我就射了。我们抱着对方，两个人都哭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迷她。每半个小时我就渴望和她在一起，我的记事本开始挤满了各种时间的安排，卡门、卢娜、去医院、去看房地产公司为我们选的房子、工作。尽管后者也为我与罗丝短暂的会面提供了掩护。
但这与我们去年的情况有一点不同。上星期我们疯狂做完爱后，罗丝突然说出来。
“我爱你，丹尼。”
当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不知道为什么。我背弃对卡门的承诺，而现在事情变得一点都不简单。
当我想明白为什么“我爱你，丹尼”听起来让我感觉舒服时，我非常紧张。罗丝爱的表白抚慰了我的自尊心，我感觉自己又像个男人了，而不是一个朋友。这是对我在家付出那种慈善式的爱的一种补偿。
我意识到罗丝不是在开玩笑。她是唯一一个我喜欢的人，唯一一个让我感觉舒服的人，而她现在也爱我了。
这是弗兰克、酒精或摇头丸都无法阻止的。
是宝贝儿在呼唤
她说我需要你
Golden Earring,from Radar love(Moontan,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