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我不属于这里
Radiohead,from Creep(Pablo Honey,1992)
路上所花的时间与前几次一样，走进圣卢卡斯医院的旋转门时我这么想。这些天以来我们已是第三次来这里了。今天我们要去一楼，卡门的预约卡上写着“105室”。我们要去的那个走廊挤满了人，我们正准备挤入人群中时，一个明显戴着假发的老人用拐杖指向一扇门。
“你们要先进去，告诉他们你们到了。”
我们点点头，忐忑不安地走进105室，门边的小木板上写着“内科专家W.H.F.谢特玛”。看得出来，里面的房间才是真正的候诊室——走廊上的人实际上是里面容纳不下的。在此等候的病人年龄起码大我们十岁以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怜悯同情的眼神看着我们。医院也有自己的等级，我们显然是新人，我们是候诊室的外来客，我们不属于这里。但是，卡门的乳腺癌不会这么认为。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妇人坐在医院的轮椅上，瘦骨嶙峋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张和卡门一样的塑料封皮的预约卡，毫无顾忌地上下打量我们。我试着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我和妻子都年轻、漂亮、健康，比你好多了，你这个满是褶子的老皮囊。可别以为我们会待在这儿，我们会飞速离开这个癌症窝，但是我的肢体语言却不配合，把我的不安全感泄露无疑。这就像你走进一家城镇小酒吧，从旁人嘲讽的眼神中意识到自己就像个穿着过于隆重的阿姆斯特丹人。真希望早上我没有选这件宽松的带蛇皮饰带的红色衬衫。卡门也很不安。确诊：从现在开始我们真的属于这里了。
105室也有一个问讯台，坐在问讯台后面的护士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她立刻问我们是否愿意到隔壁的小房间去坐。真及时，因为我从眼角看到卡门又泪水盈眶了。不必挤在候诊室或走廊上的一群行尸走肉中间，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前天，肯定是个沉重打击。”护士端来咖啡，对我们说。我立即想到医院已经会讨论过卡门?范迪安潘的病情了。护士看看卡门，然后看看我。我努力振作起来，一个才见面的护士不必看到我的可怜样。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属两种类型其一，是在所有的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Milan Kundera,from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4)
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有着严重的孤独恐惧症，但我的享乐思想立刻被卡门征服了，我对她一见钟情。可从一开始，她就不满我对一夫一妻制的恐慌与焦虑。起初，她对此还有几分同情，觉得我与其他女人的逢场作戏好玩，把这看做是挑战而不是预警。
直到一年后——那时我们不住一起——我与那时供职在伯尼维广告公司的接待员莎朗上床，事情败露后，她才确信我从未忠实于她，甚至从未尝试过要忠实。几年之后她告诉我，莎朗这段插曲过后，她想甩掉我，但意识到自己爱我至深，所以干脆对我的不忠视而不见，把这当成是我性格中无法弥补的缺陷，就好比有人好抠鼻子，有人好赌一样。这在感情上给她一种慰藉，不再去想自己的丈夫“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
但是，之后许多年，她仍然威胁我如果旧病重犯，她就离开我。她要确保我若再出轨，至少也要对她隐瞒得密不透风。这招果然有效。
这以后的七年，我们是西半球最快乐的夫妻，幸福一直环绕着我们。
直到三个星期之前，当我和弗兰克强打精神在听荷兰娱乐场产品经理喋喋不休时，卡门给我打来电话。
我们知道这是世界末日了
REM,from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去赌场的都是些怪人和穿仿真丝衣服的女人。我在赌场从未见过一个漂亮女人。糟透了！
所以，当荷兰赌场的产品经理打来电话说他想成为MIU市场营销策略公司的客户时，我很自然地告诉他，赌场真是个让我疯狂的地方。
荷兰赌场对我们来说，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第二天上午弗兰克和我抽空来到这间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赌场，产品经理带我们四处看一看，并参观他口中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对了，“商业中心”，这就是我们客户喜欢用的术语。我没有什么意见。他们可能在讨论要“一起聚聚，好好聊聊”呢。
我们，也就是我和弗兰克，在MIU谋生。有一技之长的人生产产品，还有一些人卖产品，虽然不是那么体面，但一样非常实用。我和弗兰克不卖产品，我们卖的是时间。我们甚至都不用自己生产它。MIU大部分的脑力工作都是由六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女来做的，他们都像自主创业之前的我和弗兰克一样，敏感、易激动。我和弗兰克把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的点子集中起来，做成报告，让我们那美艳惊人的秘书慕德加上漂亮的封面，然后我们神态自若地把点子告诉客户。他们照例反应热烈，极力夸赞我们，然后把点子置之一旁，再不理会。再然后我们又对同一个客户提供下一个报告，赚足了油水。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模式。
弗兰克提了一些问题，他知道客户总是欢迎这类问题，产品经理大谈信息过载的世界记录，我则装作在认真听。我的装听艺术已是登峰造极了，客户会以为我在苦思他的市场营销问题，而实际上我正在想的是做爱、俱乐部或阿贾克斯足球队。有时，我完全不知道客户刚才说了什么，但这没有太大关系。高深莫测的表情、紧缩的眉头、故弄玄虚的沉默是干我们这行的先决条件，这甚至可以让我们赚更多钱。只要尽量不要睡着，这招就有效，弗兰克总这么说。
今天我实在撑不住要睡着了，我已经明白无误打了哈欠，两次，这可惹恼了弗兰克。正当我的上下眼皮不停打架时，手机响了。我松了一口气，说了声抱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是卡门打来的。
“嗨，宝贝。”我说，一边从桌边转过身去。
电话那头传来卡门的啜泣声。
“卡，怎么啦？”我大惊，问道。弗兰克朝我瞥了一眼，很担心的样子。产品经理仍在夸夸其谈。我向弗兰克作了个“别担心”的手势，从桌边起身离开。
“我在医院。不是好消息。”她抽泣着说。
医院！我已经忘了她今天得去医院。两天前，她让我看看乳头是不是不太正常，乳头有些红肿，我试着说服她这只是来例假的原因，或者也可能是被乳罩里什么东西刮伤了。不要紧。就像六个月前的那次假警报一样。我说如果她担心的话就去找沃尔特斯医生看看，让自己放心。
应对坏消息我毫不在行，每次我都会试图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事情没有那么糟，一切都会好转的。就好像事情有时会无可辩驳、无可逃脱、无可避免糟糕透顶，这让我感到很惭愧。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就是爸爸问我NAC布雷达球队踢得怎样，而我不得不告诉他布雷达球队以0比1输给了文登球队。感觉就像是我让他踢了乌龙球。总觉得告诉别人坏消息或是听到坏消息，那一天就全毁了。
“听着，卡，冷静地告诉我他们说了什么。”我对着电话说，小心避免用“医生”这个词，因为弗兰克在旁边。
“他也不确定，他认为我的乳头看起来很奇怪，他说情况不乐观。”
“嗯……”我过度悲观的情绪从电话这头传到卡门耳里，让她开始慌了起来。
“我告诉过你我感觉乳房发热！”她吼道，她的声音都变了。“该死，我就知道情况不妙！”
“冷静，亲爱的，还不确定——”我壮起胆子。“你想要我去陪你一起吗？”
她想了一会儿，“不，来这你也做不了什么。他们要取血样，还要检尿，他们会告诉我哪天做切片手术，像上次一样，还记得吗？”现在她听起来平静一些了。
理性谈论事情可以帮助人恢复情绪。“如果你能去托儿所接卢娜那就太好了。还有，今天我不去公司了。”
公司全称是广告经纪公司，是卡门的公司。卡门突发奇想去广告公司工作是因为看到我在伯尼维广告公司工作，那时我们自称自己的公司为广告界的皇家马德里。以前卡门很不喜欢那种小集团，“满是趾高气扬的自大狂，以为自己高人一等，高过他们的客户、同事、上帝”，她以前常这么说。“玩弄创新，实际上他们真正想的是驾一辆大笨车，赚大把大把的钱。”她认为去搅搅局会很好玩，在伯尼维一次招待会上，她偷偷问我们的一个客户（B&A中心）他们为什么不把产品和广告权卖给其他国家的非竞争性公司。“一种经纪观念，就像书、电影和电视节目一样。”她说。这个客户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第二天他就向伯尼维的主管拉蒙提议了。为省麻烦，拉蒙勉强同意了。卡门于是披挂上阵，六个月之内她就把B&A中心的产品权卖给了南非、马来西亚和智利的公司。广告界炸开了锅，他们认为这庸俗，庸俗透顶，就像牲口市场。卡门坚持自己的立场，她是发现宝藏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想成为广告经纪公司的客户。广告经纪公司横空出世。谁也不曾预料，由于卡门，他们现在赚得的是过去的四五倍。以前客户都是咬紧牙关按小时付费，这比他们去阿姆斯特丹最豪华的男人俱乐部（如雅漾俱乐部）都更贵，很快，他们看到了挥金如土的广告活动所带来的利润。而这些只不过是因为卡门看准了机会把广告卖到了遥远的某国。两年之内，卡门手下就有20人，她的客户也遍布天下了。她对这份白手起家的事业很得意，有时心血来潮，她会选个好地方，飞去拜访她的客户，很是乐在其中。“这种感觉真好！”每次她谈成一个新客户都会这么说。
我不能拉长着脸去托儿所啊。我希望六点之前可以离开这儿。那晚饭吃什么呢？我忍不住笑了。我们对一日三餐从来都不在意，总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想起要吃饭，然后惊讶地发现除了一抽屉卢娜吃的婴儿食物之外，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朋友取笑我们每周花了多少钱在达美乐比萨店、中国外卖店、街头小店。
“我们去准备点吃的，你尽快回家，好让我抱抱。可能，最后什么事也没有。”我尽量把语气放轻松，然后挂了电话，但我的后背已经被汗湿透了。我隐隐觉得我们的生活刚刚触礁了。我目视前方，心想情况肯定还是有积极的一面，以后我们将心情平和，列一个清单，写下每一件事，看看那些好事。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安慰卡门，现在她正坐在那家糟糕透顶的医院。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回弗兰克和产品经理所在的桌边，那位产品经理刚刚开始絮絮叨叨地讲把新顾客变成常客的问题。
你快乐极了
但一切即将过去
Jan Wolkers,Turks Fruit(1973)
我把雪佛莱开拓者停在房子对面，我们家在阿姆斯特芬路，就在阿姆斯特丹森林边缘。
我讨厌阿姆斯特丹森林，讨厌阿姆斯特芬路，讨厌我们的房子。我们在市中心住了五年，住在沃德尔路一个公寓的二楼。卢娜出生还不到两个月，卡门动起了搬家的念头，一来是为了给卢娜更好的生活环境，二来她厌倦了每次出门或回家都得把婴儿车搬上搬下，而我则是每天回家都得花上二十分钟在附近绕圈寻找停车位。一次我们在沃德尔公园野餐，刚摆好食物篮，在桌布上摆上两瓶玫瑰红葡萄酒，才发现卡门忘带尿布了——“不，你去拿吧，丹——”然后她就极度推崇阿姆斯特芬，那里每间房都有自己的独立花园，最后我们决定搬家，选了阿姆斯特芬路的一所房子。
我们家是872号，是个典型的战前小房，前房主精心改建过。房子正面漆成了黑色，木头尖拱屋顶是绿色的，白边。房产中介称这个屋顶“美轮美奂”。你说美轮美奂是什么意思，我暗想，这里又不是赞丹市，甚至都不算是保护区。但是卡门想搬家的想法日益浓烈，迫于她的压力，此外，至少我们不用搬去像海特库伊或阿米尔之类的乏味的郊区，就这里了。虽然这还是属于阿姆斯特丹，但充满了阿姆斯特芬味。从一开始我就感觉自己与这里不协调。我开车上到出城的A10高架桥时，就感觉自己在远征。“看，斑马！”我们第一次去看房的时候我说。卡门没有被逗乐。这里没有电车，但有公交车经过门口。你想想看吧。但是，先在这住几年还是不错的，要等到MIU和广告经纪公司飞速发展，变成金矿，我们买得起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楼的公寓之前，斑马就斑马吧。
五十码外停着那辆黑色的甲壳虫车，我知道卡门已经到家了。我从车里把卢娜抱出来，跑到门前，做了个深呼吸，把钥匙插进锁孔。我的神经比1995年阿贾克斯比赛时还要紧张，比分1比0，阿贾克斯必须在最后几分钟扳回局面，打败AC米兰。
卢娜是我的阳光，我们同一天过生日。她一出生我就知道，六十岁生日时我的朋友们肯定会来的，他们不会错过我女儿的漂亮、健美的年轻朋友在我家跑来跑去的场景。
这似乎是一个很寻常的傍晚。卢娜一看到卡门就笑开了，她的小脸几乎都笑成两半了，卡门照例拉长了声音喊“卢——娜——”，傻乎乎的表情，学着卢娜的样子趔趄小跑，然后蹲下抱住她。卢娜也非常高兴地回答“妈——妈——”。今天傍晚这一幕比以往更加打动我的心。“嗨，心肝。”卡门站起来时我说，我吻她的唇。我们拥抱，她立刻就哭了起来。再见吧，寻常的傍晚，不寻常了。我紧紧地抱住她，从她的肩头望去，一片空旷。我告诉她最后一切都会好的，就像六个月前那次一样。这是下午以来我所能说出的最好安慰了。
她上床了，我抱紧她。我们开始亲吻，从她的动作我知道，她兴奋了。她从后面抱住我，在我耳边轻声说：“跟我做爱好吗？”然后捂住我的嘴，以免吵醒睡在隔壁的卢娜。
卡门在卧室脱下衣服，我查看她的乳房。第一次见到她裸体时，我张口结舌，直勾勾地看着她的身体。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从未睡过这么美妙的身体，她大笑，说那天傍晚在罗莎酒馆，她就注意到我眼睛一刻也不离盯着她低胸黑色T恤露出的乳沟。卢娜出生后，她的乳房稍微有点下垂，但我觉得这毫不影响，依然那么迷人。卡门只要脱衣服，露出她那美妙的乳房，就能让我兴奋起来。每晚都是盛宴。与卡门在一起的生活就是盛宴，是身体盛宴，也是精神盛宴。
就在我们激情过后，她又开始哭起来。
“别这样，宝贝。”我低声安慰，轻轻吻了吻她的头发，把脸埋在她的秀发里。
“下星期是你的生日，”后来我关灯时她说，“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庆祝了。”
“后悔”总是来得太迟
Extince,from On the Dance Floor(binnenlandse funk,1998)
到三点半了我仍然没有睡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要怎么向家人和朋友再次报告这个坏消息。就跟半年前的情形一样，在检查结果还不明确时，让所有人跟我们一起担忧。切片检查安排在十天后的星期五，虽然卡门希望尽快做手术好确定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沃尔特斯医生告诉卡门，他们无法早做，他让我们放心，十天反正也没什么关系。今天傍晚我又为这事上火的时候，卡门没好气地说，“那我能说什么呢，丹？说我们自己做切片检查？”此后我就闭嘴不再说了。
沃尔特斯医生。六个月来，我见他的时间一共大概就半个小时，但我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脸。约55岁，灰发，斜分，戴着圆框眼镜，白衣。自从半年前卡门去家庭医生巴克医生那里做完检查后，噩梦就开始了。他建议我们去医院检查乳房，说是为保险起见。我们被吓坏了。在圣卢卡斯医院我们见到沃尔特斯医生，他检查了一下，说卡门需做切片检查，这让我们更加害怕。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切片检查是什么，而是因为如果你去医院，要做你从未听过的检查，这本身就是坏消息了。
切片检查的前一晚，我们躺在余晖照射的卧室，我努力不让卡门注意到我内心在激流汹涌。因为就寝前我从她眼睛里看出来她害怕极了。我真的理解，因为对我们来说，癌症就等于死亡。
沃尔特斯医生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细胞很活跃，我们还不确定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它不是恶性的。”我记得他一说完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只想赶快离开医院，离得远远的，回归我们的快乐生活，我们可以继续快乐地过以后长长的日子，就像我们所计划的那样。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千年万年的计划。一走出医院，我们紧紧相拥。我们高兴得就像是刚刚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婴儿。我高兴地打电话给卡门的妈妈、托马斯和安妮、弗兰克和穆德，告诉他们没事了，卡门很健康。
不是恶性的。难道我们不该向沃尔特斯医生问清楚，这不确定的到底是什么吗？难道我们不该再去另一家医院，听听不同看法吗？说到底，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吗？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搪塞了事吗？卡门高兴、放松情有可原，但是难道我不该继续寻求结果，坚持让医生继续检查，直到完全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白痴的是我，不是沃尔特斯医生。毕竟，我才是她的丈夫。难道我不该保护她吗？
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的脑子里浮现了这句话。
这次不会再那样了。如果下星期他再保证没有一切正常，我就要揪住他的医生袍把他从桌子后面给拖出来。我保证说到做到。
微笑，只是一种嘲讽
Rita Hovink,from Laat me alleen(Een rondje van Rita,1976)
卡门是在圣卢卡斯医院的肿瘤科做切片检查，我看见推拉门上面的门牌上写着“肿瘤科”。我模模糊糊知道这个词，但我不知道它和癌症有什么关系，它看起来是这么无害，更像是研究猛犸象是怎么灭绝之类的东西。
圣卢卡斯医院。有些人认为那个大型欧帕停车场是阿姆斯特丹最沉闷的建筑，也有人选择荷兰银行，或比玛尔区的高层建筑。我想邀他们来圣卢卡斯医院参观参观。一看到它延伸在A10高架桥旁，我就起一身疙瘩。
卢娜在空中舞动她的玩具人艾莫，那是上星期她得到的生日礼物。卡门坐在床边，她刚称过体重，抽过血。她装着洗漱用品、拖鞋、一件波斯丝绸睡衣（我不知道她还有这个）和一本《嘉人》杂志的那个黑包扔在床上。我挨着她坐下，外套还没脱，拿起我们刚拿到的两本手册，一本绿色的，《癌症患者须知》；一本蓝色的，《认识乳腺癌》。两本手册上都有薇赫明娜女王基金会的标志。我开始浏览蓝色手册，就像在飞机上看免税指南使自己进入状态一样。第一页最上面写着手册目标读者，我看到我和卡门属于目标读者。我不喜欢属于哪种目标群，更别说是这种手册的目标群了。在目录页我看到章节标题，什么是癌症、假体乳房、战胜疼痛。为什么我们要看这种东西？不就是个切片手术吗？我们就不能暂时表现得好像一切正常，也许红肿的乳房上收缩的乳头是由荷尔蒙或什么引起的？这几天乳房更红更大了，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我也能看出来。
现在已经九点了，一位护士走进来。她拿着一份写着卡门名字的病历夹。
“又看到它了。”我对这病历夹点点头说。
卡门笑了，微微的。
“切片手术安排在12点。”护士说。
这位护士50岁左右。她说话时语气尽量客观。有一次她甚至把手放在卡门膝盖上安抚她。卡门很友好，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感觉很怪，我真正想做的是带卢娜回托儿所，然后尽快去MIU。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天离开这个医院后还能做什么。
尽量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吧，我想。
卡门感觉到我的不安，笑着说，“你走吧，我自己能行。MIU的咖啡可好喝多了。”
“你妻子麻醉醒来后，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护士说。
我和卢娜拥抱了卡门，我轻声对她说我爱她。在门口我给她做了个飞吻，卢娜挥挥手。
卡门勉强笑了笑。
我把泪水藏在虚假的笑容背后
Isley Brothers,from I Hide My Tears Behind a Painted Smile
(Soul On the Rocks,1967)
十点，我打开办公室的大门，办公室在奥林匹克体育馆。从我们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起，这里就让我感觉到比家里更舒适。我的部分青春就属于这个体育馆。十六岁从布雷达来到这，我发现80年代初五彩缤纷的阿姆斯特丹魅力非凡。经常，星期天我就会坐火车来阿姆斯特丹，星期一早上我就可以告诉学校每一个人阿贾克斯（或者我们称之为哦贾克斯）的火爆场面。
弗兰克喜欢美女，我喜欢阿贾克斯，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就选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看台下方，这是最折中的方式。我坚持整面侧墙贴上7€?.5的巨幅画，画中可以看到冠军杯总决赛之前球员在无数小旗和红色烟雾中走上球场的情形。MIU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我十五岁时的卧室，只不过空间要大上十倍，而且要酷上不知道多少倍。这是弗兰克和设计师的，设计师戴着时髦而滑稽的眼镜，是个女人气的英国男人。他认为我的足球情结与这儿的整体风格不协调。我说那就难办了，我还说他的创意很好，但不能动我的那幅画。关系到足球的场合我是非常有原则性的。他不情不愿地同意了，但要求全权处理办公室其他地方作为补偿。“我没意见。”我说。然后就这样了。他坚持办公室的露天场所要放上三块有机玻璃屏风，2米宽1.5米高，一块红色，一块黄色，一块蓝色。他还坚持书架后面装上粉红色荧光灯，一面5米高的墙壁漆成苹果绿，另一面墙用波斯风味的挂毯盖住。我认为确实是五颜六色，结果装修超出预算，弗兰克笑我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