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睡得晚，很少中午之前起床。公寓房间晒得很热，床单都被他的汗水浸湿了。起床后，他歪歪斜斜地走到楼梯平台处的小浴室，朝自己脸上泼把水，手指头刷刷牙，就又歪歪斜斜地走回自己的房间。他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地坐在房间里，吃着房东太太留给他的早饭（这个时辰，黄油已经化了，牛奶里漂浮着小虫子）。吃过饭后，他刮刮胡子，穿上昨天穿过的内衣、昨天穿过的衬衫，还有白衣服（裤子的中缝尖挺得像把刀，因为裤子被放在床垫下压了一整夜）。接着，他再把头发弄湿，梳直溜了。然而，当他收拾利落做好一天的准备时，他却失去了兴致，失去了动力。他重新坐到乱七八糟的早餐桌子旁，开始想入非非。要么，他就是摊开手脚平躺下来，用小刀掏着指甲，等着发生什么事情，等着孩子放学回家。
或者，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一会儿开开抽屉，一会儿用指头摸弄点东西。
他走到一个盒子旁。盒上有房东太太和她已故丈夫的照片。他朝盒子上的玻璃吐点口水，拿出手帕擦了擦。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对夫妇在盒子那局促的小地方里彼此瞪着对方。
他把脸埋到她的内衣里面，轻轻闻着上面熏衣草的味道。
他是个大学里注过册的在读学生，可他根本不去上课。他参加了一个小组，一个其成员都拿自由恋爱做试验的小圈子。有一天下午，他把一个姑娘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对他来说，他本来是应该锁门的，但他就是没有锁。他和那个姑娘做爱。他们还一起睡了觉。
一阵动静把他弄醒了。他知道有人在偷看他们。
他碰了碰那姑娘。她已经醒了。他们两个都赤身裸体，长得漂亮英俊。他们两个都为他们的青春年华感到自豪。他们又做了一次爱。
他自始至终都知道门开着一条缝。那个孩子在偷看他们。他的快感强烈，那姑娘也一样。他们以前还从未体验过如此隐秘的甜蜜感。
他把那姑娘送回家后，没有去整理床铺。他想让那好奇的孩子熟悉做爱的气味。
从那以后，一直到夏天结束之前，每个星期三的下午，他都把那姑娘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而且一直是那个姑娘。每一次，当他们分别的时候，房间就显得空空荡荡。每一次，他都知道，那孩子已经蹑手蹑脚地溜了进来，正躲在某处偷看着偷听着他们。
“别再做那事了。”那姑娘悄悄地说。
“做哪事？”
“就那事！”那姑娘小声说道，情欲让她的脸绯红。
“先说两句话吧，”他边说着，边让她说了出来。“大声点，”他说。说几句话会让那姑娘不可遏制地兴奋起来。
他想起了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话：“女人喜欢被羞辱。”
他想到把这一切当成一种趣味培养扔给孩子的时候，这就好比培养一个人对古怪食物的趣味，比如牡蛎或牛羊的内脏。
他质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历史正在走向终点；旧账簿很快就要被扔进火里烧掉；在新旧即将交替的这段停滞不动的时间里，一切事情都是允许的。他特别不相信自己的答案，但也不怀疑它。这很管用。
要么，他就对自己说：这是彼得堡夏天的错儿———这些冗长炎热、无聊透顶、苍蝇嗡嗡撞击窗玻璃的下午，这些四处都是蚊子没完没了嗡嗡叫的夜晚，都是它们的错儿。让我最终度过这夏天，再过完冬天，然后，春天来临的时候，我要启程去瑞士，到山里边去，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他和房东太太以及她的女儿一起用餐。某个星期三的晚上，他假装兴高采烈的样子倚靠在桌边，把孩子的头发弄得乱糟糟的。她跑开了。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洗手。他意识到她已经不经意间嗅到他做爱后的气味。她红着脸，脑子里乱糟糟的，弯腰洗着盘子，不愿正视他的眼睛。
他用清晰的笔迹仔细写下这一切，没有删去一个字。他在今天写作的过程中，才体会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肉欲的快感———笔尖的感觉中，拇指的弯曲过程中，有种温暖舒适的感觉。不光如此，在轻柔地移手动作中，感觉似乎更加舒服些；页面上布满了他那恰到好处的不变的字体。规规矩矩的字母。
安妮娅，安娜·斯尼特金娜成为他的妻子前，是他的秘书。他雇她来整理他的手稿，后来就娶了她。天仙般的女孩，被他唤来整理他那潦草不清、乱成一团的文字。她把这些文字纺成了一根金线。倘若说他今天写得很清楚的话，那是因为他不想再让她的眼睛来仔细辨认了。他在为自己写作。他在为永恒写作。他在为故人写作。
他坐在那里平静如水。同时，他又是个置身于旋风中的人。螺旋形上升的怒吼撕裂了他旧日生活的片断。纸张的旋涡在他周围飞腾盘旋。他生来就在地球的高空之上，经受风吹浪打。在挣脱掉狂风的控制之前，在他开始坠落之前的那一瞬间，他得到允许，可以表明自己的平静和透明。世界在他身下展开，仿佛一幅打开的地图。
来自狂风的文字。四散的叶子。他收拾好它们。分裂的躯体，他重新组装起它们。
有人敲门。外面站着身穿睡衣的马特廖娜。乍一看来，她跟她母亲简直如出一辙。“我可以进来吗？”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的嗓子还疼吗？”
“嗯。”
她坐在床上。即便隔的距离很远，他依然能感觉到她紊乱的呼吸。
她为什么坐在那里？难道她想安静一会儿？难道她也筋疲力尽？
“以前，巴维尔写作的时候，他常常那样坐着，”她说。“我进来的时候还以为你是巴维尔呢。”
“我正在忙我的事，”他说。“我不停下来，你不介意吧？”
她静静地坐在他前面，看着他写。房间里的空气就像带了电，连尘埃都仿佛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
“你喜欢你的名字吗？”过了一会儿，他静静地问道。
“我自己的名字？”
“是的。马特廖娜。”
“不喜欢。我恨这个名字。这名字是我父亲给我起的。我搞不懂为什么我必须叫这个名字。我奶奶也叫这个名字。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我给你起个别的名字吧。叫杜莎。”他找出张纸，在纸的上方写好，给她看了看。“你喜欢吗？”
她没有吱声。
“巴维尔究竟出什么事？”他问。“你知道吗？”
“我想……我想他是自杀了吧。”
“为什么自杀了？”
“为了将来吧。这样，他就能成为烈士中的一员了。”
“烈士？什么是烈士？”
她迟疑了一下。“就是为了将来献出自己生命的人。”
“那，那个芬兰姑娘也是个烈士？”
她点了点头。
他颇为惊讶。巴维尔死之前是否也会常常讲这些套话。第一次他脑子闪过这个念头，巴维尔是可能死了更好。既然他想到了这个念头，他就该直接面对它，而不是否认它。
一场战争：老年人对青年人；青年人对老年人。
“现在你得走了，”他说。“我要工作。”
他另起一页，在顶头的地方写下孩子两个字，接着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