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够了，一切应在她分娩之前完成。因此，我们不可能详尽研究托米林娜的个性了。通常，我们在制定计划并付诸实施之前，要用两三个月乃至更长时间对目标进行研究，但在目前情况下，一切都应该尽快完成。再有两个月她就要分娩，到时候我们就未必能改变什么了。”
“我同意。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我准备以托米林娜为例来研究一种新的方法。即根据作家作品来绘制一幅她的心理肖像。这种方法我们将来会用到。因此，我希望托米林娜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有个人问题的知名作家，她应该成为一个开端。”
“就算这样。那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您知道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的区别何在吗？”
“您不要反问我。您的这种风格总是惹我生气。说出您的实质内容。”
“对不起。一个人写书一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想与别人、与读者就一些他自认为重要、有意义并值得大家讨论和深思的问题进行交流。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想谈一下自己。”
“等一等……听您的意思，难道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了吗？那么金钱呢？一大批拙劣的文字匠人在糟蹋纸张，他们的数目多得数不清，他们就是为了赚钱。您把他们划为哪一类？此外，您还忘了那些一心想出名的俗人。这类人同样也写了很多东西，而且经常都能遇到。您的这种分类不完全。”
“您没有明白……确切地说，是我的表述不够准确。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写的东西拿出来出版，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其中的原因，正如您非常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既有金钱欲、声望欲，也有向别人证明什么的欲望，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而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是使人提笔进行创作的动机。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东西。构成文学作品基本材料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中涉及某类问题；另一类则是作品中写了某个无可挑剔的人物。至于女性文学，它们永远都是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样一种文学：其中的女性作者往往将女主人公作为自己的化身。她欣赏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赋予她种种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美德，同时还赋予她以作者本人梦寐以求的容貌。女作家希望能像女主人公一样生活，完成女主人公那样的行为，能邂逅女主人公那样的非人间的爱情，能像女主人公那样令人叹为观止地做爱，能既从生活本身也从那些漂亮富有的情人那里得到主人公所得到的意想不到的礼物。任何一本女性小说都是如此建构的。如果对女性作者的整个创作仔细进行一番研究，那么就可以制订出一张表，列出有关她的口味、愿望、幻想、童年时代的恐惧感等情况。由此可以构成一幅完整详尽的女作家心理肖像。这张肖像与我们通常那种经过长时间细致搜集目标的各种信息后绘制出的肖像相比毫不逊色。”
“那么您认为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就正是这样的作家吗？”
“那当然了！她写的侦探小说我已读过多半。她的书中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女主人公，所以我坚信，如果我们对这一女主人公形象进行一番整理和研究，我们就能了解有关托米林娜的一切情况，从而为正确制定计划提供参考。难道您还是不相信我吗？”
“哼……有时我觉得您的方法十分可疑。比如说，我至今不明白，搞出最近这具尸体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一个接一个地制造死亡？这个小伙子怎么妨碍您了？但我还是不得不公正地说：您确实总是能成功地达到预想的目的。我不清楚，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您认为需要就去做吧！但是您要记住，当您向我保证会成功时自己承担的责任。”
“我记得。”
负责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害案调查工作的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格梅里亚探长患了感冒。他嗓子发哑，喉咙疼痛，不停地流鼻涕。戈尔杰耶夫上校虽然竭力想使谈话郑重一些，可还是忍不住不时调侃几句，好在他认识格梅里亚时，后者还在当片警。尽管，应当承认，他们的谈话似乎不能不郑重一些好，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好笑的事。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科罗特科夫少校牵着我的鼻子走，是不是得到了您的默许？”格梅里亚一只手攥着手帕放在脸旁，嗓音嘶哑，很吃力地说。
想到格梅里亚探长的鼻子，而不是他所用成语中鼻子①的情形，戈尔杰耶夫觉得他的问题很好笑，于是，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①俄语成语有“牵着某人鼻子走”，书中人物因而有此联想。
“瞧您说的，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他竭力保持礼貌回答道，“科罗特科夫不会牵着任何人的鼻子走，他还没狡猾到这份儿上。他这人单纯得像小孩子。您自己难道就没发现这一点吗？”
“尽管如此……”格梅里亚皱着眉头打了个喷嚏，“对不起。科罗特科夫提了一个方案，按照他的方案，我们应当通过‘格兰特’私人侦探所来寻找杀害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凶手。跟您说实话，这种假设我很不喜欢，但我还是允许科罗特科夫据此进行调查。可查出什么了？就在侦探所门前，有人几乎就是面对面地枪杀了季姆卡-扎哈洛夫，还在他是个相当不错的警察时，我就认识他，而就在他被害时，您手下的卡敏斯卡娅就在他身旁。这怎么理解？”
“您说怎么理解呢？”戈尔杰耶夫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
“应该这样理解，还有一些您的下属也在调查此案，而对他们的活动我却一无所知。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敢教训您，因为我过去曾向您学习过，但现在的问题涉及到议员被杀案，所以一切工作都应该非常明确、非常内行，因为我们的每个行动，上头都有十只眼睛在盯着。您这是在把我往哪儿放呢？”
“你算了吧，鲍利亚！”科格布克和解地说，“别摆探长架子了，你原来是个小警察，现在也还是。只不过是制服上的领章变了而已。我没有策划任何反对你的幕后活动。这个方案是卡敏斯卡娅提的，你猜对了，但我之所以要科罗特科夫协助你，是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姑娘，调查议员被杀案还早了点儿。一旦搞砸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工作关系而言这类犯罪案不归她管，所以一旦出事，谁都不会打她板子，也不会折磨她的神经末梢。而尤尔卡小伙子身体强壮，经得住摔打，对什么都不在乎。全部诡计也就只此而已。”
“一开始您就这么告诉我就好了，”格梅里亚声音很响地擤着鼻涕，嘟嘟囔囔地说，“对不起。您自己不是说，我的内心还停留在普通警察的水平上么，那我不理解也情有可原？昨天一大早我就被叫到了检察院，可有关卡敏斯卡娅，我能说出什么所以然来呀。真丢人呐！想不说话吧，可又不行。他们要我报告案件侦破进程，而与‘格兰特’有关的倒成了惟一有所进展的方案了，我只能讲了我向他们胡诌的那些事儿，幸亏您没听见。全是胡说八道。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您——我从前的老师的尊敬。”
“那就多谢了，”戈尔杰耶夫哼了一声，“鲍利亚，我就知道你是会记得别人的好处的。有趣的是，你到底对他们胡诌什么了？”
“与其说是胡诌，倒不如说是有意避而不谈。最主要的我没敢说出来，就是扎哈洛夫在私立保镖公司工作这件事，不然的话，他们还不得当场把我脑袋拧下来才怪。您也知道我们可爱的检察院多么喜欢私立机构。简直是宠爱极了。睡梦中都恨不得把他们的活动不露痕迹、一劳永逸地全部取缔。如果我供认，在我身后，有一个私人侦探，经刑警局允许，也在侦查国家杜马议员被害案，他们非得把我……哎，他们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自己也知道，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喏，你瞧，既然不能把扎哈洛夫端出去，那我就只好边想边说了，我说我让卡敏斯卡娅相机寻找可以接近‘格兰特’事务所的途径，而她找到了一个叫扎哈洛夫的家伙，此人在这家事务所有熟人，于是便通过他了解从该事务所刺探情报的可能性。扎哈洛夫准是找到点什么，井答应要给卡敏斯卡娅指认某个他认为可疑的人。而他就在指认他们时被杀害了。第一次好像就这样对付过去了，可一旦他们知道一切全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就有好果子吃了。”
“如果你不对任何人讲，他们是不会知道的。算了，鲍利亚，原谅我这个老头子吧，是我让你受了委屈，但凭良心说，我并非出于恶意。想让我告诉你实情吗？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方案。它有些荒谬。可我们这位小姑娘想就此练练手，我干吗一定要禁止她呢？让她去试试，积累些经验，磨磨牙齿。可谁又能想到她会再次惹麻烦呢？她抓住的是个最差劲的方案，可你瞧事情完全给颠倒过来了。假如我哪怕有一秒钟能想到案子会发展到出现死尸的地步，我可真的不会让她背着你去搞游击。可现在看来，在‘格兰特’事务所里确实隐藏着一个混蛋，他为了大笔捞钱而出卖情报。而当他发现扎哈洛夫把他给咬住后，就决定摆脱扎哈洛夫。但是，鲍利亚，你要注意，这个可恶的私家侦探，可不是孤零零的个体户。他身后很有势力。我亲自到过现场，因为阿娜斯塔霞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用这双手把整个‘格兰特’折腾了个遍。”戈尔杰耶夫在格梅里亚探长脸前抖了抖他那胖胖的手指。“侦探所的所有人员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在扎哈洛夫被害时，多数人就在事务所里等着参加原定15点召开的会议，其余的人来得稍晚了一点，但所有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有人在别的地方见到过他们。因此，可以设想，侦探所里那个小混蛋，准是跟什么人说过，说他正在翻找主任的卡片盒时，被扎哈洛夫当场抓住了。而那些人对他的话肯定相当重视，不但没有置之不理，而且也没让他自己继续去对付自己惹的麻烦。”
“是的，”格梅里亚点了点头，“他是个重要成员。准是有人非常需要他。算了，让什么检察院见鬼去吧，重要的是案子毕竟有所进展了，要不然，我早就彻底丧失希望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把卡敏斯卡娅给我吧，行吗？”
“那样你的日子会很难过的。”上校以玩笑的口吻说。
“怎么会呢？她脑子很好使，很清醒。您别舍不得。”
“我说不行。她搞这种案子还太早。她还对付不了这类案件。应当让小姑娘们远离政治。”
“您这叫什么话！”格梅里亚又开始嘶哑地咳嗽起来，“您还拿她当小姑娘？我又不是不知道她，我们一起调查过女演员瓦兹尼斯谋杀案。像她这样的小姑娘，你给她一个手指头，她会不但把你整条手臂，而且把你整个人连同皮鞋都一口吞了。她大概只比我小两岁吧？”
“问题不在年龄，格梅里亚，而在性格和神经系统。不错，女演员被杀案，确实，是她力所能及的。可议员被杀案就不同了。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离开我吗？”
“因为您善良，爱护大伙，一切都可以原谅大伙，也很怜惜大伙。”格梅里亚有几分挖苦地说。
“不，鲍利亚，我并不善良，而是聪明。我爱护自己人，今天我保护一个人，明天，毫发未损、四肢健全的他，会给我侦破十件大案。而如果我不爱护他，委屈了他，迫使他超越其极限而工作，使他神经过度紧张，精神受到伤害，那么，你就会至少有半年时间失去他。每个人都应该去做他最擅长的事，只有这样才算明智。如果我不让一个好的枪手上射击台，而让他去跑5公里越野，那么，这段距离他当然也能跑下来，可那样会使他累伤，病倒，使他心脏受不了，双手颤抖。而他也无法创造新纪录，使我派不出人来上射击台。你明白这个小寓言的含义吗？”
“这我明白，可有关卡敏斯卡娅我还是不明白。您凭什么断定她搞不了政治谋杀案，或是用您的比喻来说，她跑不了越野赛呢？”
“鲍连卡，越野赛她已经跑过了，而且累伤了。现在她什么都干不了了，既不能跑，也不能射击了，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指望娜斯塔霞了，而科罗特科夫和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他们都是些精明的小伙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把谢鲁扬诺夫给你。”
“好啊，”格梅里亚一听来了情绪，“我认识他，人很活跃，一只脚在这里，而另一只已经在那儿了。什么事情到他手里都干得快。把他给我吧。”
“嗬，瞧你这双贪婪的眼睛，还有这双贪心的手。”戈尔杰耶夫笑了，“应该给你开些治贪心病的药片，开得多多的。你别拿这双眼睛瞪我，尽管你现在办的案子很重要，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眼里你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现在你最好给我说说，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如何触怒了自己的妻子，以至于她让人跟踪他？”
“原因无非是二者之一：或是金钱，或是女人。一切罪恶都是源于它们。”探长富有哲理地说。
“源于谁？源于女人？”
“也源于金钱。尤丽娅被牵扯到税收方面的案子中，她非常害怕她的丈夫向国家隐瞒了什么，她很爱惜自己的声誉。显然，她怀疑她丈夫实际挣的钱，比告诉她的还要多。”
“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些怀疑都是毫无根据的，”戈尔杰耶夫说，“戈托夫齐茨除了个体医生活动外，并未参与其他什么活动。这已经是精确核查过的。”
“那就是因为女人了，”格梅里亚叹了口气，又开始擤起鼻涕来，“对不起。真见鬼了，不知是怎么得的感冒，真是莫名其妙！外面天气很暖和，而且我连一场雨也没淋过，可是却弄得鼻涕不断。”
“不，鲍利亚，反正我还是不明白。”上校固执地摇着头，“如果怀疑丈夫不忠诚，为什么要派人跟踪他？你就给我解释这一点：为什么？”
“那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为了及时对他予以斥责并且使他能回到夫妻生活的轨道上来。否则，如果对此类事体不闻不问，那就会弄到离婚的地步。”
戈尔杰耶夫深沉的目光凝视着他。
“哎，鲍利亚，现在已经没有人敲打你了，什么时候你才能不拿自己来衡量其他所有的人呢？你有四个孩子，这样一来，对你妻子来说，离婚不啻为自然灾难，因为孩子还那么小，还得抚养再抚养。可是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来说呢？她只有一个孩子，而且还安排得很好，住在伦敦的表姑家里，在条件很好的英国学校里读书。而尤丽娅本人经济上完全独立，人长得很漂亮、很娇贵，年仅三十六岁，就已经是一位国务活动家，拥有很好的职业，熟人成群，也拥有一些崇拜者。据她的熟人和朋友反映，她是一个很有教养、非常聪明的女士。那么，请原谅我这么讲，她为什么如此害怕离婚呢？为什么她要雇侦探来跟踪丈夫呢？鲍利亚，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可是有失体统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格梅里亚说，“那就是说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她担心会有非法收入。反正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鲍利亚，你清醒清醒吧！”戈尔杰耶夫生气地说，“我理解你现在身体不好，可能因为伤风感到脑袋发沉，但是你也得二者取其一：或者你去生病，或者我们继续讨论案件。”
格梅里亚很吃力地抬起眼皮，他的眼皮时不时地往下耷拉，以免讨厌的日光刺激到眼睛。他把手掌放到了额头上。
“好像体温升高了，”他用干哑的嗓子作出了判断，“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您这里可以弄点儿热水吗？”
“要喝茶吗？”
“不，就要点开水，我用它冲感冒冲剂。”
“会有效吗？”
“会感到好一点。不，不是开玩笑，15分钟后体温就会降下来。过后体温确实还会再升上来，但是可以挺两至三个小时。”
有人给格梅里亚端来一大缸子开水。他把一小袋混有茶糜子的感冒冲剂倒了进去，然后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科洛布克-戈尔杰耶夫有些担心地看着他，那目光就跟人们通常感到什么事难以理解时一样——人怎么能喝这种东西？
“很难喝吧？”
“没有的事儿，很好喝，就跟加了果酱和柠檬的茶一样。”
“药不可能好喝，”戈尔杰耶夫非常坚决而自信地说，“药理应难喝，因为它要使人在第一次服用时就明白，得病可不好受。如果药很好喝，而且治疗起来让人很愉快，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对身体不会有任何益处。你把这东西扔了算了，鲍利亚。我看，最好还是给你倒杯酒吧！”
“您干吗？倒什么酒啊，我还要和您谈工作呢。”
“得了，喝你的饲料汤，吃你的毒药吧！”戈尔杰耶夫失望地挥了挥手，“我先让空气流通流通。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确定，使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另一位女对手，而是因为她丈夫的非法收入。但我想知道，为什么她恰恰现在才开始对此感到不安？为什么不在一年前、三个月前，或就在今年四月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她对丈夫产生了怀疑。她不会是随随便便、无缘无故地发神经才想起这么做的。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同意吗？”
格梅里亚默默点了点头，继续喝他那缸滚烫的药汤。
“而在星期天发生了季马-扎哈洛夫的事情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对的。在按照她的要求对戈托夫齐茨进行跟踪时，侦探们发现了一个人，此人对这些活动极不喜欢。鲍利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戈托夫齐茨的熟人中找出这个人，鲍利亚，此人就是凶手。让这些议会里的争吵、新闻记者们的调查统统见鬼去吧！这几条路都进了死胡同，我们在这个死胡同里停留了整整一个月，而凶手却躲在角落里看着我们，发出卑鄙的窃笑。如果不是扎哈洛夫偶然发现了那个把尤丽娅雇人的信息卖给凶手的那个人，如果此后他不遇害并且没来得及把那个家伙指给娜斯佳的话，我们是绝不会相信娜斯塔霞关于私人侦探所的假设的。你同意吗？”
“嗯，是的。”
格梅里亚一口把药喝干，用手帕擦了擦脸上冒出的汗水。他看上去确实有些不太好，戈尔杰耶夫打心眼里同情他。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您是我的朋友吗？”探长嗓音嘶哑地问。
“我是你的老师，”科洛布克笑了，“而你对我来说永远是个孩子。对了，这一点我好像已经对你说过了。你想说什么，擤鼻涕的小子？”
“由于我对您怀有无限感激之情，还由于我对您苍白鬓发一直怀有敬意，所以我才不会生气。”格梅里亚回答说，并且轻松地笑了笑。
“有什么可生气的？”上校感到很奇怪，“因为你确实是个擤鼻涕的小子，这不，你的鼻子还在呼哧呼哧地响嘛。”
“请您把列斯尼科夫从这个案子调走。”格梅里亚突然开口说，他强忍住没让自己咳出来。
“你说什么？”
“我说请您把列斯尼科夫从我这里调走。”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重复了一遍，“我和他没法在一起干，不会有好结果。”
戈尔杰耶夫很认真地看了看自己过去的学生，然后摘下眼镜，习惯地把弧形眼镜腿塞进嘴里，按惯例，这说明他正在沉思。
“您不要以为我是在意气用事，您的列斯尼科夫根本不信任我。他不是自以为非常聪明，就是脑子里想着其他什么，反正他对我说的每句话，都有不同理解，而且还对此毫不隐瞒。我干吗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干吗非得忍受他和我在一起？最好把卡敏斯卡娅给我，我和她在一块干过，配合得很好。”
“你就忘了娜斯塔霞吧。至于伊戈尔，我再考虑一下，鲍利亚，你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列斯尼科夫是个好小伙子，办事很认真。你是不是有点自以为是了？”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我对任何事从来都不自以为是。尽管你说过，我原本是个普通警探，现在仍然还是，但我毕竟已经是一名探长了。探长对任何事都不能自以为是，他或是有能证实其真知的证据，或是没有。而‘以为是’还是‘不以为是’，这是您的那一套，哎呀，轻松些了，这药真不错，您真不该贬低它。所以，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或是您让卡敏斯卡娅到我领导下的组里工作，或是我不再撒谎，也不再为她擅自行动打掩护。我们就这样说定好吗？”
戈尔杰耶夫重新把眼镜戴到鼻子上，并好奇地看了探长一眼。
“鲍连卡，这是谁教会你来讹诈上司的？”
“还会有谁？在您的学校。您自己不是说，您是我的老师么？”
“你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啊……不，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我们还没谈妥呢。列斯尼科夫的事儿我来办，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用别的人把他换下来。可卡敏斯卡娅不能给你。你也别想了。谢谢大驾光临，谢谢你在总检察院没有说我的坏话，我很珍视这一点，并为此而感激你。如果你想让娜斯塔霞帮你做点什么事的话，告诉我，我会让她办。是我。你明白了吧？是我而不是你。你还不能对她发号施令呢，还没到那时候。”
“明白了，”格梅里亚又笑了，而且这次笑得更欢，看得出，此刻他的确感觉好多了，“您早这么说就好了。别总是一个劲儿地说‘不给、休想、你得不到’。难道我连正常人的话也听不懂吗？”
“好，我很高兴你能明白。你别想再找什么理由来讹诈我，要知道，我还没把我的所有本事都教给你。这样的把戏我还有，你不要太得意了。”
格梅里亚走后，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处理了一会儿公文和日常工作，然后，把娜斯佳叫到自己这里。
“格梅里亚对你可是眼红了，要把你弄到他的组里去。”他边看一份例行公文，边连头都没抬地说。
“他那里人已经够多的了。难道他还嫌少？”娜斯佳惊讶地说。
“看来是嫌少。我对他说我反对。但严格来说，我的孩子，他是对的。你应该参与。让我们着手把工作干得更实在些。首先去做那位失欢了的鳏夫的工作。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待在他家里，要成为他的好朋友，一定要弄清楚，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人侦探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凶手就隐藏在戈托大齐茨周围，但是据我所知，我们这位精神分析医生几乎不出家门，不跟任何人来往，所以，要确定他的交往圈极其困难。惟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他自己。”
“那侦探所怎么办？”娜斯佳问，“对它也需要调查。季姆卡还没有来得及给我指认那个翻卡片盒的人。但应当通过其他途径把他找出来。”
“我们是要用其他途径来寻找他。但这不用你来干。你和扎哈洛夫去过那里，那儿的人认得你，现在你告诉我，电视台那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
“米沙-多岑科今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其朴实和精彩令人吃惊。现在我明白了，‘素面朝天’这一栏目是靠什么钱来维持生存的，以及为什么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死后，它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米沙-多岑科在栏目工作人员那里没搞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于是就寻找那些作为乌兰诺夫嘉宾在荧屏上出现过的人。和前边的十个人见面就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惊动其他人了，因为这些人讲述的经过，就像两滴水似的一模一样，只是结局有所不同而已。
某日，电话铃响了，一个嗓音悦耳的男子彬彬有礼地问某君，是否愿意参加“素面朝天”这个节目。而这位某君恰好正是一位渴望在广告和公开场合露面的人，于是便欣然同意。接着那男子又问他什么时候方便，以便和记者见面。于是，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女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来了，这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年轻女子，她巨细无遗地和未来的嘉宾谈了很久，问他生活中的一切波折，他的嗜好、口味、习惯，喜欢的书籍、电影和政治人物等。谈话进行到三四个小时后，奥克桑娜提醒说，在实拍前需要再见一次或是两次面，并请某君在下次见面时，挑一些某君各个时期的生活照来。某君选了照片。当然很费了一番功夫，因为他想尽量选好的。第二次见面时，奥克桑娜又提了一些问题，并始终不停地往本上记着什么，与此同时在认真思考着什么。她看了照片。又要求看看衣柜，并迷人而又窘迫地说，最好马上选定某君在拍摄时要穿的衣服，因为在演播室天蓝色墙壁的背景和强光的照射下，并不是所有服装（衬衫、裙子、短衫）都好看。于是，两人一起选定了衣服。最后，敲定了拍摄时间。如果某君交通工具有困难，他们还会派车来接他。
在拍摄前会安排吃一些糖果、点心，喝点茶。在此期间，会与主持人亚历山大-乌兰诺夫相识。然后，某君就要听化妆师摆布了。接下来开始拍摄，一般要一个小时左右。在此以前，大概除了记者那一番过分刨根问底的工作以外，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但这一工作只会为栏目增光添彩。
接下来开始放映名为《我们如此热爱您，您是如此聪明》的小剧。某君被请到演播室，给他看40分钟的录像。在拍摄时录制的一小时的带子里，只保留了40分钟的节目，因为最糟糕的地方已被剪辑掉。但是节目播出只有20分钟，而且一头一尾各有一分钟广告，此外，节目开始时还有一些装饰画面和中间的过场画面，总计约3分钟，用以在荧屏上展现嘉宾各个时期的生活照，同时由画外音介绍嘉宾生平简历中的一些主要阶段。这也就是说，嘉宾和乌兰诺夫的单独对话，不得超过15分钟。换句话说，从剩下的40分钟里，还需要压缩掉25分钟。而这也就是有嘉宾本人直接参与的那段过程。栏目为嘉宾提供机会，让他看一看从荧屏上看，他显得多么不成熟，偶尔又会由于不假思索而说了怎样的蠢话。他胆战心惊地听到，自己说的话是那么拙劣，做的手势是那么难看，而当摄像机捕捉到一个成功的画面，以及荧屏上响起流利、连贯且文法通顺的话语，且不时夹杂些俏皮的玩笑时，他就会欣喜万分。大家好像是在和他商量——“让我们把这一小段去掉吧，”人们对他说，“而这里您简直太棒了。您看，摄影师捕捉到的您的这个镜头真是妙极了，简直是奇迹。啊，您说得真棒啊！喏，而这一段，看来好像不太好，您看呢？”而某君自然也会这么想，而这样一来，在他的英明领导和直接参与下，40分钟莫名其妙成了与乌兰诺夫的15分钟的谈话，而对话中的某君成了非常生动、有趣，思想深刻，富有教养，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非凡人物。同时，还应该指出，某君在化妆之后比在日常生活中看上去要好两百倍。这都是米沙-多岑科亲眼所见，因为是他，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惨案发生后，首先走访了那些幸而将其与乌兰诺夫进行的谈话录制下来的人。
某君在看到录像结果之后，产生了他在世上的最大愿望，那就是让节目能尽快播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在公共场合露面，而这个节目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是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何尝不想留下好印象。既然他能让人看上去很棒，又能如此精彩地表演，那么，对此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因此，他就会以热切的目光询问：什么时候播出？什么时候这盘他热切渴望的带子将对外公布，并在全俄电视频道上播出？人们会回答说：“只要一弄好，马上就播。到时候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是的，是的，当然会提前的，怎能在播出当天打呀，您不是还得通知所有熟人、亲戚和朋友吗？是的，当然了，节目播出后我们还会送您一盘录像带，我们会专门为您复录一盘留做纪念，所以，您不一定非得用录像机把节目录下来。”
因渴盼荣誉而感到无上幸福的某君回家去了，而与此同时，第二部名为《一切都要付钱》的戏开始上演了。可以认为，这部剧并非每次都要上演。据米沙估算，概率大概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人们是按哪个脚本上演这部戏的，还有待查清，但这事实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某君有一些富裕的熟人（我们姑且如此称呼他们），这些人与他有业务上的关系。这些人可能是他的赞助者，也可能是他的合作伙伴，还可能是些亏欠他什么的人。就是这些熟人，会突然给某君打电话，问他是否一定坚持要让这个节目播出。他当然希望播出了！怎么能不播呢？不播的话费这么大劲儿所为何来呢？那些有钱的熟人对他说：您明白吗，有人要我们为《素面朝天》栏目提供赞助费，如若不然，已录制和剪辑好的节目就不能播出，要多少钱？很多，两万美元。当然了，我们可以支付，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所以，如果您一定要上……某君有点惘然若失。因为他已经看见过荧屏上的自己了，感觉是如此之好！而他多么想……他请求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可他考虑的时间越久，就越是希望节目能够播出。哎，假如他没看过节目就好了！那样的话，他就可能有理由担心，节目做得并不是那么好，而他在其中的样子或许也非最佳状态，既如此，就让这个节目见鬼去吧，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早知这样……但一切不幸在于他已经看过录像了。那节目连一点瑕疵也没有，连一个失意的表情也没有，就连每次掉头也没有一个不漂亮。爱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心理健康的标志，是正常的，也是对头的。人家让他看到的他本人，是那么迷人，那么有魅力，那么聪明，那么非凡，于是乎，他也就上了钩。算计无误。要想不上当，得具有非常特殊的性格才行。
于是，某君最后坚决声明，他坚持节目应予播出。节日播出了，就算完事。
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精通自己的业务。与栏目中将要出现的嘉宾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弄清哪些是他的强项，摸一摸在讨论哪些难题和问题时，嘉宾能说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观点和见解。她甚至帮助嘉宾选择服装，以使客人出现在荧屏上的形象尽可能更好一些。奥克桑娜死后，便没有人准备节目了。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再找一位聪明伶俐的记者，回到从前的操作办法上来，但乌兰诺夫从那以后就只槁现场直播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知道该到哪儿以及如何寻找那些其背后有富有的赞助者支持的嘉宾。很明显，以前从事这种工作的，是节目经理维佳-安德烈耶夫，而在他死后，这种可爱的勒索活动就中断了……
“确实是很可爱，”戈尔杰耶夫摇了摇头，“可以推断，安德列耶夫和邦达连科正是因此而被杀的。不是他们索要的数额把嘉宾和他的那些慈善家给惹火了，就是这些电视人把人家给耍了，拿了人家播节目的钱，却没有播出节目。”
“还可能是其他原因，”娜斯佳说，“谈判进行得很复杂、很紧张，双方都说了许多侮辱人的话，于是，安德烈耶夫、乌兰诺夫一伙拿到钱后，对录像带重新做了剪辑，把其中最好的段落删掉了，而把最差的镜头留了下来。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我的孩子，这就不大像了。这简直是小儿科，有点像小打小闹的、恶意的小流氓行为。尽管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没有？我们必须赶紧把最近半年的节目录像带搞到手，你告诉米沙；让他去办。我们看一看，其中是否有哪怕这么一期这样的节目。另外还有，娜斯塔霞……”
戈尔杰耶夫突然打住，目光凝视着窗外。对于他此刻想要和娜斯佳谈的话题，他自己并不喜欢，可还是得说。
“还有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她有些疑惑地问。
“格梅里亚要求把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从他们组调走。他俩找不到共同语言。你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伊戈尔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她耸耸肩膀说，“一个侦查员突然之间不喜欢某个探长或反之，这不是很正常么？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不是一度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喜欢柯斯佳-奥里山斯基，后来磨合得惯了，甚至还成了好朋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格梅里亚断定列斯尼科夫不信任他，并曲解他说的每一句话。是这样吗？”
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上司，目光中既没流露窘迫，也没有不安，尽管事实上，他们在背后常常议论同事，而且，从没什么好话。但娜斯佳也正因为这样才喜欢戈尔杰耶夫上校，她对他太了解了：他从不对自己的下属做任何不正当的事，有他在场时，属下们用不着拘谨。而既然他讨论伊戈尔，那就是说，确实需要如此。
“是的，是这样，”她回答说，“伊戈尔不信任他。可事关一桩政治谋杀案，您又能怎么办呢？伊戈尔和任何一位正常的警察一样，总是想着，探长头上有压力，要不就是探长已被收买或恐吓住了。所以，每次当探长催办某种方案并提高嗓门，只要话题一涉及到其他什么事，总会合情合理地产生怀疑。如果没有丝毫怀疑，那反倒怪了。伊戈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探，他很聪明，就逻辑推理和警觉性而言，他很正常。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同样也不会信任格梅里亚的。伊戈尔想要提出一种能容纳戈托夫齐茨家盗窃案在内的方案，而格梅里亚大喊大叫说，盗窃和案子没有任何联系，让伊戈尔把它彻底忘掉，就肖它没发生一样。您要是处在他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做呢？”
“我？”戈尔杰耶夫笑了笑说，“我嘛，我的孩子，我自己的侦探生涯过得很光彩、很有趣也很有成果，但却并不正确。打过许多年游击，违法更是家常便饭。可等我当了局长后才明白，应该教你们也就是我的下属和孩子们，换一种方式来工作了。如令这帮律师可不像从前，法律也和过去不同了，如今稍一违法，你所办的刑事案就会彻底推翻。我对你们付出的劳动感到很可惜，当你们苦恼透顶，绞尽脑汁，夜不能寐，冒着生命危险，就只是为了搞清律师质疑的某个可恶的细节时，我难受得要落泪，可以公正地说，所有这一切就如同跟在狗的后边揪着它的尾巴磨蹭一样，案子也被中止了。所以你要注意，戈尔杰耶夫局长已经和过去的戈尔杰耶夫侦探完全不同了。”
“您还没有回答我，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办？”娜斯佳提醒说。
“可我从未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政治谋杀案。而更多的是酗酒案，为了女人或是金钱。你不要逗我，我反正不会对你说你想听的话的。你想要我对你说，对格梅里亚能否信任。可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斯塔先卡，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以致你根本搞不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只要还活着，就会永远都记着我们的拉尔采夫。有推举手称他为敌人的？谁也不会。可他却为敌方工作。既非因为志向，也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对女儿的担心。我们可以原谅他吗？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他吗？可以。那你就想想看。你自己开动脑筋想想吧。当鲍里卡-格梅里亚刚当上一个毛头特警时，我觉得我是可以一眼就把他看透的，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这些年里他变成什么样了？会不会被收买？能不能被吓倒？要知道，正是为了孩子，他才离开了特警队伍转行搞侦破的，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他担心妻子成为寡妇，孩子成为孤儿。但这也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当一个探长还不像现在这么困难、这么危险。鲍里卡的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所以，他们一家六口人就全靠他当探长的这份工资和给孩子们的补助来生活。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不会过得很自在的，总之，我说这一切是为了……”
他又沉默了，做出一副在抽屉中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娜斯佳耐心等着他的下文。
“你和伊戈尔谈谈。我谈不合适，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马上就会明白格梅里亚来告状了。没必要徒然使他们两人关系紧张。至于在政治谋杀案中彼此不信任的问题，你说得都很对，那你就想法说服伊戈尔，要他不要到处表露出自己的感情，尤其是在探长办公室里。要知道探长同样也不是从庄稼地里冒出来的，也不是昨天刚参加工作，所以，在这桩政治谋杀案的问题上，他也有同样多理由不信任任何一个特警，对吧？所以，被伊戈尔视为叛变的那种表现，也许恰好正是探长这种正常的、不信任别人的表现吧。”
“好，我跟他谈谈。”娜斯佳站起身，点了点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