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按摩师走进达米尔-伊斯马依洛夫的豪华套间的时候，他还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你看看！”说着他扔给达米尔一张新出版的报纸，“最后一版，右上方，《少数人的悲剧》。”
达米尔浏览了这篇报道。有个叫哈宁的人自杀了。死前写下一封但白信，供认是他杀死抛弃了他的柯里亚-阿尔费洛夫。报道的作者趁势大发议论，说什么虽然我们国家不久前取消了追究同性恋刑事责任的条款，但我们至今还备尝压制少数同性恋者的恶果。没有得到女人情爱的男人往往用另一种爱去得到快慰。尽管不是真正的情爱，但他总可以找到替代。那些不得不过着“偷偷摸摸”的生活方式的同性恋者们，他们找到的伙伴十分复杂，因此一旦他们的关系破裂就会演化成真正的悲剧，引发那种不可遏制的嫉妒心理并常常导致凶杀事件。作者又说，在不同性别的伴侣之间出于嫉妒杀人的现象往往少得多。
“这有什么意义？”达米尔把报纸还给柯季克，急忙穿上衣服。
“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哈宁真的有个朋友在这里呢？警察局知道后，把他叫去审问，告诉他情人死亡的消息。而他由于悲伤，特别是如果有什么心理障碍的话，必然极度痛苦，也许他早就嫉恨在心，在休克状态下回光返照，写了一份自白，心甘情愿告别人生。这在精神病患者中是常有的事，像你我一样，谁能说得清呢？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神奇般地走运，这种机遇一生中也难得遇上一次。我们的谢苗也是大难不死。”
“上帝保佑，侦查总算结束了。现在可以走了。”伊斯马依洛夫大大松口气，说着便从壁柜里取出旅行袋。
“你这是想到哪儿去？”
柯季克不容分说，抓住达米尔的肩膀，另一只手从桌子上把旅行袋扔到地上又踢了一脚。
“干什么，柯季克？我为什么不能走？”
“马尔采夫呢，你把他忘了。收到订单，就要完成，我立即通知谢苗和希米克回来。应当找到那个女孩和侏儒，或是相似的替身，并且要尽快开始工作。你是我们这里的创作人员，你需要的是灵感，而我们需要按计划生产。你不要再装傻。任何危险都不存在了，莫斯科刑事侦查处的小伙子也该回家了，案件已了结，脚本等东西要准备好，要开始工作，亲爱的同志。”
达米尔瘫坐在床上。
“那么，卡敏斯卡娅呢？”
“你什么也不要管，除了你自己想的，”说着柯季克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熟练地打开盖子，“阿尔费洛夫的事弄清楚了，扎尔普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不用去找，所以卡敏斯卡娅对我们毫无危险。你可以以平静的心态演完这场嫉妒戏，再编进去一个警察……最后再写一封告别信。”
“有警察的什么事？他是来跟踪监视她的，而不是追求她的。”
“那又怎么样呢？热恋者迷，亲爱的，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而设想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其实，我不想阻拦你。你可以继续跟着卡敏斯卡娅的屁股后面转。如果你喜欢她的话，为自己找点乐事，尽管我一分钟也不想花在她身上。不知道扎尔普看中她哪一点？”柯季克鄙夷地皱着眉头说。
“你不明白，”达米尔用双手慢慢地搓着脸说，“扎尔普看到的，正是你没看到的。可我看到了。”
“那是什么呢？”柯季克把啤酒罐放在一旁，留心地问道。
“这……说不清楚。但我理解扎尔普。”
“哎呀，看你说些什么话！”柯季克松了口气，又抓起啤酒罐，“噢，祝你走运，热恋的人。小心，别碰钉子。不要像泥人一样，要振作精神，吃早饭，活动活动，要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谢苗是个机灵鬼，一两天就会安排好的。我们一完成订货——你就可以走了。4点钟前到我那儿，我给你好好做一次按摩，然后再洗个桑拿浴，就会有活力了。”
正好在10点45分有人敲513号房间的门。这次娜斯佳早有准备，穿上尽可能得体的衣服，梳洗之后，化上淡雅的妆，使她的脸显得活跃动人。
走进房间的是位个子不高、表情严肃、目光敏锐的微胖男子。他开门见山地说：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受委托请您去会见一位极需您帮助的人。情况是这样，他不能亲自来，但他正焦急地等着您。”
“为什么他不能亲自来，他是残疾人吗？”
“他并没有残疾，但事情……”
“那可不行，”娜斯佳打断他的话，“首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斯塔尔科夫，阿纳托里-弗拉吉米罗维奇。”
“那您，阿纳托里-弗拉吉米罗维奇，在哪儿和做什么工作呢？”
“商业银行安全部主任。这是我的证件。”说着他把工作证递给娜斯佳。
“其次，我想了解，要谈什么事和为什么您的主人……”
“是我的朋友。”斯塔尔科夫委婉地更正说。
“是您的主人吧，”娜斯佳也同样委婉地反驳了一句，“反正都一样，为什么他不亲自来呢？是不是他离群索居，从不离开自己的住处？”
“完全不是，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不当着他的面我无权议论他。他具有完全合法的身份。况且，今天我们市过节，他必须出席。我也邀请您去参加。我们理解您的顾忌，因此我们把会面安排在公开场合。”
“那就走吧！”娜斯佳毫不犹豫地说了一句，随后从壁橱里取出外衣和纱中。
“今天你们市里过的是什么节日？”娜斯佳坐进闪闪发亮的汽车时间道。她怨自己没有抽空学会辨认外国车的品牌。
“您看，我们市里很多‘卡迪拉克’。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西方现在不是过圣徒日吗？我们这儿还没有这个习惯，但为什么不给教徒一个机会庆祝一下呢？同时大家都可以娱乐娱乐。我们市历来有很多节日，您喜欢吗？”
“也许吧。”娜斯佳一直望着窗外，干巴巴地回答了一句。
汽车驶到市中心停了下来。
“再往前就要走路了，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节日期间这里是步行区。我们走吧，不远。”
他们走了五百米，斯塔尔科夫停下来。
“您留在这儿，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可以在这儿散散步，但千万不要走远。他们会来找您。”
“我要等很久吗？”娜斯佳不高兴地问道。
“不会的。”
城市给娜斯佳异常宁静的印象。甚至今天，街上到处都挤满人，它依然是那么舒适和顺畅。她想：“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一定很舒适，”紧接着又打断自己的思路说，“胡说，生活与工作，生活与工作……人们不都在生活与工作吗？工作，工作。我怎么就想不到人间还有许多其他的感情，好像他们是机器人似的。人们将会悄悄死去，一个接一个被压垮。我也会被压垮的，如果以后对自己还像对机器人一样。天啊，我想些什么呀？是的，情感上的残疾人。”
她看到周围的人们为这个半宗教半世俗的节日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娜斯佳想到：“这地方的老一辈人并不蠢，而且可以说相当聪明。要知道老百姓已习惯11月初的那个节日，不清楚日历上红色的一页也许被取消了，也许还存在。”这个传统的娱乐日非常热闹。随便哪个角落都摆着小吃、热咖啡、夹肉的面包、烧烤，论价钱都便宜得可笑。酒也有，但在大冷天，加上丰富的小吃，千万不要喝醉。
人们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走着，看不到市场上的那种拥挤不堪的情景。有几家人把一个食品摊主——一个讨人喜欢的面色红润的女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买起来毫不吝惜钱，听着孩子们的要求，愉快地笑着。
她站在干净的高台前吃完了熏鱼面包片。一串蘑菇摆在挺好看的纸盘上。咖啡盛在一次性塑料杯里，香气扑鼻，她很喜欢，而且握在手里特别暖和。从公园的游艺场传来阵阵孩子们的欢叫声和音乐声。娜斯佳意识到很快就会有人来找她。按照世界上一切卑鄙行径的惯例，往往是上最好的菜肴时，就让你离开餐桌。她真想吃那串蘑菇。
“冻坏了吧！”她听到带嘲弄语气的声音。
就在这时，走近她的人向前跨了一步，正好站到她面前。娜斯佳看到一位年纪不轻的魁梧的男子。他的穿着虽不显眼，但雅致而名贵。惟有敞开的风衣下，刺眼的白绒线衣显得不是那么尽善尽美。浓密的白发理得很短，面部的线条粗犷，仿佛用木头雕出来的一样。目光暗淡、专注，也还和蔼。娜斯佳马上想到这就是主人。“你这副样子没有什么可怕的，挺友好的嘛！我从来还没有这么近地看你这种人。即使谈不出什么结果，认识一下也无妨。”娜斯佳仔细打量着想到。
“如果劳您久等了，请原谅。”
这男子的声音也还和气。娜斯佳望着他的眼睛，一声不吭地喝着咖啡。尽管你装出非常友善的样子，但我不会在谈话中帮助你。你要制服我吗？请吧，制服吧！
“我叫杰尼索夫，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我非常感谢您能来和同意听我的意见。您愿意边走边谈呢还是站着谈？”
“最好坐着谈，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尤其是谈话需要很长时间的时候。找个暖和的地方最理想了。我的确有点冷。”
“我本来非常高兴请您到我家去，但我怕您不会同意。我们可以坐在汽车里谈，那儿也很暖和，但我感到第一次会面在车里是不合适的。我们选什么地方呢？饭店怎么样？”
“我并不饿。”
“那么，酒吧？就要咖啡、饮料，什么吃的也不要。就在旁边两步远。”
“好吧！”娜斯佳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端着咖啡，选择了酒吧间最边远的角落。杰尼索夫热心地帮娜斯佳脱去短大衣，挂在旁边的椅子背上。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先谈谈经过，好消除您可能产生的疑虑。我是个企业家，而且是个相当成功的企业家。从我投资和获得完全合法和相当丰厚的利润起已快7年了。这也许让您感到奇怪，但我没有把钱都吃掉和把它们用在自己的情妇身上，而是用来改善城市的设施和发展生养我和将埋葬我的城市，自然，从事这一事业并非我一个人。我们有一个企业家协会，其中有许多拥护我的人，就是那些赞同我发展城市和争取居民支持的主张的人。我们可以想一想，帮助市长和我们戈罗德市居民需要多么巨大的财力。就说今天的节日吧，也是我们赞助的，因此小卖店的价格比平时的低得多。”
“我注意到了。”娜斯佳点点头说。
“我一生都在经营钱，”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道，“有时在法律的线上，有时也超越界线，但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是完全合法的资本家。我想，您既然是法官，对这一点不会产生怀疑。我非常富有，但到老的时候我倒变得富于同情心了。我想做善事，我也做了。”
“我理解。”娜斯佳又一次点点头。
“那您还应该理解另一件事，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的城市里发生什么事对我来说可并不是无所谓的，包括在法律、秩序方面发生的事。我有根据认定，市里出现了贩卖人口的犯罪分子。他们招募易于上当受骗的女孩，把她们运到中近东的妓院。市警察局的努力没有奏效。因此，我想请求您给予帮助。”
“为什么一定是我呢？”娜斯佳把杯子放到托盘上，取出香烟，“为什么您认为我能办到你们的警察局办不到的事呢？我的专业水平并不是最高的，你们的侦查人员中一定有更有经验和更了解城市情况的人。”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因为这伙匪徒以某种方式与山谷疗养院有联系，而且，恰恰是现在，这几天那里发生了一些事件。因此，解开这个谜的只能是您。我们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报。如果您同意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些情报交给您使用。您想考虑考虑还是马上回答呢？”
“我需要考虑。”
“那样的话……”他看了看表说，“13点15分。您需要考虑多久呢？”
“至少一小时。”
“在14点30分您告诉我决定，好吗？”
“好的。”娜斯佳肯定地回答。
“您留在这里还是把您送到其他地方？”
“我留在这儿。这里有这么好的咖啡，也挺安静。”
“好吧，我14点30分整回来。还有一点，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不管您同意不同意，我希望您接受邀请到我家共进午餐。”
“不必了，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清理解我。如果我拒绝您，最好把我送回疗养院；如果我同意的话，就再说。那时我会很高兴到您那儿做客。”
杰尼索夫站起身，穿上风衣，俯身吻了娜斯佳的手，说道：“再见，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
娜斯佳自言自语地说：“想吧，丫头，快想吧！只有一个小时。”他并不隐瞒他是这个城市的真正的主人。这也好，表明他并没有把我当成地地道道的傻瓜。他上的这道菜还带点善心善举的富翁的味道，不至于使我不自然，不至于使我害怕。这也不坏。能否由此得出结论，他想收买我，让我对阿尔费洛夫事件保持沉默呢？还是涉及贩卖少女的事件？如果是后者，可以同意。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任务。而如果仍然是那个阿尔费洛夫的问题，怎么去核实呢？考虑吧，娜斯佳！
只有他能组织侦破阿尔费洛夫被杀案。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呢？如果我了解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做出决定。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他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呢？当成知道阿尔费洛夫被杀真相的人，因此他才不放心。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趁早走开。怎么去进一步澄清呢？
娜斯佳喝了三杯咖啡，在一堆餐巾纸上画满了各种符号，但一时尚未做出决定。她紧张得浑身发热，手心出汗，心脏仿佛在喉咙里跳动，手指也有些颤抖，活像一个酒精中毒者。咖啡好像太浓，应当冲淡一点。
做决定是件简单和不费脑筋的事，但要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并正确地分析形势。娜斯佳看看表——14点20分。她从包里取出早晨从疗养院报亭买的报纸，铺在面前的桌子上，先认真阅读第一版。“雇主”马上就会来的。不知他对报纸有什么反应。他一定会说：“真巧，最后一版上有一篇让人感兴趣的报道。您读过吗？原来您那个疗养院的杀人案完全是出于嫉妒。这就是事实的全部。”要拒绝和快点溜掉的话就要想出更有分量的理由。但可惜呀！关于贩卖“活商品”的事件，她还真有兴趣去试试。报纸的诡计还有一层意思：如果杰尼索夫援引报道的话，他随时都会唉声叹气表示惊奇，让你明白不要再怀疑什么人并以此保护自己。
娜斯佳瞥见大厅对面闪现的白绒线衣，但没有抬头。报纸上现出个人影。
她听到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说：
“不要读这些胡说八道的新闻，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这不是供您读的。”
阿兰离开莫斯科城郊大饭店的助理工作并不感到惋惜。他是一位实干家，一切都愿意亲自动手，什么检查、督办一类的事务他毫无兴趣。而且干活的人大多数都是平庸的无能之辈。照挑剔的阿兰的说法，他们的成绩也只能是那个样子。真正的饭菜是色、味、香的荟萃，是囊括和谐、传统、札仪、外观等诸多因素的世界。他就喜欢顺从这些法则行事。
杰尼索夫建议阿兰到他那里工作，使他得到了他幻想得到的一切。今天一切都听他支配：钱和高档贵重的设备。但最主要的还是，在这里，在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身边，他能够依照异国的传统，像耍魔术般的尽情发挥他的烹调艺术。他用心搜集的各种系列的炊具近来充实得特别快。而且杰尼索夫的“战友”和“同事们”知道主人对给他的私人厨师的关照有感谢之意，便接二连三地不断送礼。这里的一个房间几乎成了阿兰的王国：烤炉、大锅、小锅、沙锅、笼屉以及其他各种构造精巧的器皿，一应俱全，供阿兰使用，与他一起共同创造烹调艺术。烹调是为了吃而存在的。
在阿兰看来吃的方式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第一种保持着一定的规范化模式，不能随意，而要精工细作。全家的周末午餐、庆祝晚宴、周年纪念会、工作晚宴要尽可能高档而且遵循公认的规范。
第二种，非正式的则任随阿兰安排。他早已谙熟“以餐会友”的名言，说什么只有通过胃才能通向男人的心。实际上这条路不是通向心，而是通向思想、通向人的秉性的，而且不只是男人的，而是所有的人。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把他拉拢在身旁或者拒之门外，使他感到自己的伟大或者卑微渺小，即使实际上既谈不上伟大，也谈不上渺小。在用心设计、巧妙摆设、精工细作的宴席上，可以了解他人，也可以炫耀自己。因为当今如何摆设餐具和杯盏已是许多人不熟悉的事。甚至用普通的俄罗斯沙锅炖的肉也会使许多人不知所措，不知道沙锅如何摆放，用勺子还是叉子等等。怎么使用炭火烤炉？怎么吃牡蛎？能不能用手？甚至一个普通的摆在冷盘上的西红柿也能产生想象不到的效果，令人垂涎欲滴。如果有谁用刀叉乱切乱捅，溅脏了自己一身还好，要是溅到主人身上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主人到底还是有身份的主人。他把烤羊肉串从烤炉上取下来递给客人。他把第一个沙罐留给自己，用勺子把食品盛在盘子里，再用刀叉。那个小西红柿，虽没有提醒大家不要触动，也能让人理解，那只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点缀。吃牡蛎的小镊子也总是主人第一个拿起做示范。他从不抱怨客人的卑微和无知，总是待他彬彬有礼。
阿兰知道很多东西，既有关于杰尼索夫与他的“战友”、“同事”关系的，也有他的对手的情况的，因此常常能给主人就非正式宴请提出建议。阿兰能想方设法使主人的许多对手在用餐时出洋相，低首下心，变敌为“友”。但他的这些本事只是供布置餐桌和准备菜肴时的参考。阿兰对主人的事务从不感兴趣。
对今天安排的会面，杰尼索夫非常重视。他提出了不少要求：她背部有伤，喜欢蔬菜，不喜欢辣的、咸的、油腻的……为此阿兰在市场上精心挑选：鱼是最新鲜的鳄鱼，蔬菜是花椰菜、卷心菜、茄子和青莱，葱、蒜一类一概不要。还买了几包不同品牌的薄荷型香烟（谁知道这个任性的女客人喜欢哪种品牌？）、马提尼酒和上等咖啡。阿兰准备做烤鱼。烤炉中样木炭火正红，炉旁放着两条白蜡树枝，他准备在出炉前将它们放进烤炉去，给鳄鱼上桌时着上一层令人赞叹的金黄色……
在鲟鱼没上桌之前，娜斯佳和杰尼索夫说的都是一些客套话，她请求主人直呼其名，不必叫父称。当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确信他的客人对他的接待很满意和谈话的气氛友好时，他便转入主题：
“我可以向您提些问题吗，阿娜斯塔霞？”
“请吧。”娜斯佳轻松自如地笑着说。几天来使她寝食不安的余悸已烟消云散。
“您是根据什么来考虑我的建议的？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使您起初拒绝而您最后又同意了。这个问题完全无碍于我们的协议，但有助于我了解您的性格。如果您不高兴，可以不回答。”
“不，何必呢？我回答：哈宁。”
“您猜中的？怎么猜中的？”
“根据照片。在死者的遗物中有那件他穿着照相的衬衣，衬衣完全是新的，甚至一次还没洗过，连衣领，请原谅我谈细节，还没脏。只穿了一两天，不会多。几乎不可能在哈宁那里有这张照片，照片是在阿尔费洛夫到疗养院之后几天拍摄的。您看，就这么简单。”
“是很简单。这怎么会影响您做决定呢？”
“我担心您想隐藏真正的凶手。那样的话我会拒绝。还有，我担心由于我不相信哈宁事件，您会把我当成危险人物。那时我就会从城里溜走，我不和您争高下。但您让我理解并不是那样。”
“我什么时候让您明白这一点的？”
“这并不重要。您听说过夏洛特-阿姆斯特朗吗？”
“从没听说过。这是什么人？”
“女作家，多部侦探小说的作者。她写有一部天才的作品《保护自己的脸面》。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偶然间被犯罪分子盯上了，但她不顾一切粉碎了他们的全部计划。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从不耍滑头和作假，而以自己的真诚和直爽使他们陷入绝境。我提到它，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是想说明，我和您最好明确关系，不要相互欺骗。我们之间恰恰符合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原理。”
“我同意。”
杰尼索夫放下酒杯，往娜斯佳的盘子里放上一瓣橘子，自己拿了苹果。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我知道侦破阿尔费洛夫案件是由您组织的。这表明您掌握着整个城市，其中包括司法保卫部门。我可以想象，这里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盛行，我也不相信您的善行和同情心，我要弄明白您是什么人并做好充分的准备与您合作。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您所说的那件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并导致新的牺牲。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同意的。因此，如果您欺骗我，我明天就离开戈罗德，后天内务部的人就会到这里调查哈宁自杀的假案。您看，我是不是以诚相待，毫不隐瞒自己的打算？”
“但哈宁的确是自杀的，我们只不过利用了他。”
“那么鉴定结论呢？你们把它们藏哪去了？你们在市内务局大楼把全部物证和审讯文件都烧掉了吧？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您应该明白，我不是威胁您。您要保证一旦杀害阿尔费洛夫的凶手被发现，将按新发现的情况重新处理案件。有了您的保证，就能让我不昧着良心帮助您。”
“如果保证了，但又履行不了呢？”
“那我就是傻瓜，由我承担责任。但这是我的问题，不会算你的账。我和你之间受骗者的错误也不比骗人者小。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好吧，阿娜斯塔霞，开诚布公就开诚布公。不管以什么代价都应当消除杀人案的后果，不要再惊扰住在山谷疗养院中的人们。侦破是我组织的，费用也是我支付的，这一点您是对的。我们有几个方案，自杀只是其中之一。为此，急救中心要由我的人值班、等待时机。但还有几个方案，只不过实施了第一个。”
“那么，照片呢，要知道那是在阿尔费洛夫活着时拍的，为什么呢？”
“您还是相信我吧……近4个月来，我的人为在疗养院疗养的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拍了照片。我们干得非常认真，您应该注意到的。”
“也有我的照片吗？”
“当然，想看吗？”
“想。”
杰尼索夫走进与餐厅相连接的书房，几分钟后拿着照片回来。娜斯佳的照片是在她到达疗养院的当天拍的。消瘦苍白的脸、微肿的眼睛、疼痛得紧闭的嘴唇，活像是集中营的受难者，而不是一个年轻女人。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是谁写的信呢？”
“谁写的都一样，”他给她的杯子斟上马提尼酒，加进冰块和一小片柠檬后说，“这是我们有意制造的困难。”
“您不想说，”娜斯佳狡猾地笑一笑，接着说，“这个人的年龄不小于35岁，或者如果他还年轻，他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喜欢诗歌，虽然他自己不会写诗。他的幻想力比较贫乏。怎么样，对不对？”
“我是问把信交给谁了，我等您解释。”
“您自己没读过那封信吗？”
杰尼索夫点点头。娜斯佳喝了一大口酒，然后不慌不忙地朗诵起来：
“这个人尽量忘却你，也正因此你一次次闯入他的记忆，像你不由自主重复的一首萦绕脑际的歌或醒目的广告词。这个人今天，现在，他自己也不再怀疑，终于开始忘记你。这一刻你失去了多少东西呀！”
“这是什么？”杰尼索夫大惑不解地问道。
“是位西班牙诗人的诗。刊登在六十年代未《外国文学》杂志上。”
“您的记忆力可真好！”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赞叹道。
“我不是说坏话，您的人是个马大哈，在这些细节上露了马脚。”
“也就是你吧！”他大笑着说，“除了你，谁能想起差不多30年前发表的诗呢！你没忘记，也属偶然吧？”
“正是，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诗嘛，挺不错的，在那个年代酷爱诗的人都能记得。警察中这种人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有阅历的律师中还不难找到。我们的律师不同于侦探和侦查员，可以工作到高龄，可不要白白把他们浪费了。”
“我明白了，”杰尼索夫转而严肃起来说，“怎么，阿娜斯塔霞，我们谈案件吧！”
阿兰没想到客人的访问耽搁这么久。已快8点了，可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还在和她讨论着。看来，应该为她准备晚饭了。
阿兰看了看记录本，双手搓了搓胡须，便动手洗茄子。如果再过半小时她还在这儿，他一定要给她吃东西。
娜斯佳一边吃着菜丁，一边说：“您的厨师真了不起。他做的菜正合我的口味。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我们遇到的情况相当严重，让我晚上想一想，怎么对付您的客人。”
“您想和他们谈谈吗？我可以命令把他们送来戈罗德，或者把您送到别墅去。”
“我还没决定。您看，如果他们瞒着您做一些事，又怎么可能对我毫无保留呢？如果我这一晚上想不出怎么谈话，那么谈也没有意义。但应当把那个姑娘送到游泳池那儿，我想就地弄清楚情况。”
“是啊！我们怎么联系呢？我不想在疗养院您的周围出现一些您过去从没交往过的人，这会惊动犯罪分子的。您房间有电话机插座……”
“有的，我注意到了。”
“今天您会有一个电话号码。再给您一部电话机，只是您不用时，一定要取下来收在某个地方。铃声的音量要开到最小。几点钟可以给您打电话呢？”
“差15分11点，那时我刚治疗回来。”
“10点45分我给您打电话。”
杰尼索夫送娜斯佳到汽车旁，道了晚安，才慢慢地回到房间。是呀，我没有看错她。如果她不行，还有谁能胜任呢？她多大年纪了？阿纳托里说她33岁。当然不是小女孩了。但看起来还是个女孩的样子，谁都不会认真对待她——这正是她的一个秘密武器。不，她的秘密武器是她的头脑、记忆力、思辨性、逻辑性和判断力。而其余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让人不注意她的武器而已。“真聪明，你怎么这么聪明呢！”杰尼索夫几乎爱怜地想到。
尤里-费多罗维奇-马尔采夫蜷缩在自己“秘密的”住处的沙发上，两手抱膝抵在胸前。他刚看完一遍片子。他一直害怕的时刻又出现了。电影几乎没有用。从上一次发作到现在过去了一个半月。以后又怎么办呢？什么时间才给他提供新的药物呢？
“她，是个蠢货，专门和我找茬。”他想着。马尔采夫的性格出现了双重性。作为小尤拉的他越来越专横武断，但是如今马尔采夫却没有力量抵挡。从前他寄希望“药物”给他力量，信心便产生在不可抗拒的效应中。现在对抗小尤拉的力量再也没有了。
“我，尤里-费多罗维奇-马尔采夫——学校的教导主任、英国语言和美国文学教师，我有妻子和快成年的女儿。”他不知絮叨了多少次这番话，竭力淹没一个对严格要求和监管的母亲不满和仇恨的8岁男孩的声音。马尔采夫感到，他的大脑已被软化，改变了形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比较小，是属于他的；另一部分很大，是属于小尤拉的。天啊，太糟了，太糟了！
他不再诅咒，紧紧地闭上眼睛。刹那间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歇斯底里般的吼叫声：“我恨她！我要她死！让她死去算了！马上就死！让她死去算了！”
马尔采夫从沙发上跃起，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在“他的”半个大脑里产生的思想和小尤拉的思想交织在一起。
“为什么他们不把电影拍完呢？他们答应了的……”
“我恨，让她死掉……”
“那个姑娘在哪儿呢？必须找到她，无论如何要找到……”
“她甚至骂我是四脚爬虫，对我百般挑剔……”
“要找到她，送到那儿去，让他们立即……”
“没有她我还要好过一些，让她死了算了！”
“快打药吧，趁着现在还没发作……”
“让她永远消失，我打死她！”
“趁着还没发生最可怕的事，趁着我还没杀人……”
“我要她死去！”
“最好我杀死那个姑娘，谁也不会知道，我就要杀死她……”
“我杀死她！”
“我就要杀死她！”
两种声音汇合在一起，变成一种顽固不化、义无反顾的号叫。马尔采夫浑身冒着冷汗，停住脚步。他清楚该做什么。不管用什么代价都要使这次发作解脱，不然一切都完了。为此就要杀死母亲或非常像她的女人。在戈罗德能找到这种女人，杀死她就会换来解脱。他，马尔采夫在拍片的许多女人中亲眼见过她。只要能找到她就行。先要到摄影棚去找，那里为他拍过两部片子。一切并不复杂……
市长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听筒。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人们拒绝他的提议。其实，也不是明目张胆地拒绝。无论电视台、电台，甚至市报对他提出采访莫斯科侦查员的想法都持赞成态度，可是忽然出现了许许多多完全不可克服的困难，于是市长的建议也就无法实现了。市长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因为一开始他还真的相信存在这些困难，而且热心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但他越坚持自己的意见，越清楚不会有任何结果。
市长本是个聪明人，只是易于轻信。就其性格而言，他活像一头大象。即使长时间忍受侮辱，也不信是他人的恶意。而一旦他被激怒，便把一切都扫荡一空。提出在电视台中播出或在报刊上发表市内犯罪情况的想法弄到如此荒诞的地步，对他近乎是一种蔑视。于是，他召见主管政法部门的负责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列普金。
“列夫-米哈依洛维奇，请告诉我，我能否和我们的任何一个居民进行诚挚的谈话？”
“当然。”
“那么，和从外地来这个城市的人呢？”
“问题真新鲜！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不禁止自由交往。您具体指什么人？”
“是的，列夫-米哈依洛维奇，我有意会见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工作人员。他出差来到我市，您能为我安排一下吗？”
“为什么呢？”
“难道我有义务向您说明吗？”市长发火说，“您刚说过可以自由交往，不受限制。我请您，列夫-米哈依洛维奇，找到这个人并安排我与他会面。”
“为什么您不找您的助理呢？对他来说这更容易。”
“因为我的助理不知为什么不愿意安排这次会面，同时我也想弄清楚为什么。”
“您知道，”列普金犹豫不决地说，“市内务处的领导不喜欢我们插手他们的事，而且我们应该和他们商议一下。他们会把这看做向他们施加压力，应该理解他们……”
“尊敬的列夫-米哈依洛维奇，我同样不喜欢别人插手干涉我的事务和向我施加压力。我作为市长要实现我的思想，但有人妨碍我的事务，有人挡住我的路，而且企图向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自己的想法。对此，我很反感。因此，现在您或是把莫斯科的侦查员找来，而且要快，不讲条件，或是正式向我表明您与挡在我路上的墙有直接关系，那就请您递交辞职申请。我说的还清楚吧？”
“再清楚不过，”列普金嘲笑着说，“是谁保证您实现您的拿破仑式的计划的呢？”
“您想说什么？”市长皱着眉头问。
“我已经都说了，”列普金笑着说，“不要企图摧毁石头墙。您只能打坏自己的手，而墙照样岿然不动。聪明人应当利用墙，在它旁边建个小屋，心安理得地生活在墙角之下。”
列夫-米哈依洛维奇走了。市长还久久地坐着，呆呆地望着窗外。他似乎感到生命已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