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陶宛维尔纽斯[1]阴暗低沉的天空下，一辆斯柯达警车拐弯离开热闹的斯温塔拉吉尔大街，拐进大学附近的一条狭窄街道。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行人们一边让路，一边小声咒骂着。车停在一幢新建的公寓楼前。这楼是苏联人建的，在周围一片年久失修的楼房中显得格外扎眼。一个穿着苏联警服的高个子男人走下车，用手指在一排按钮上滑过，最后在一个写着多特里奇的门铃按钮上按了一下。
[1] 维尔纽斯：立陶宛共和国首都。
三楼的一间公寓里响起了门铃声。一个老人躺在床上，身边的桌子上堆满了药瓶。床上方挂着个瑞士摆钟，上面系了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放在老人枕边。老人十分坚强，但是在夜晚，恐惧还是会向他袭来。每当这时，他就会在黑暗中拉动绳子，让钟报点，听到钟鸣他就知道自己还活着。分针一跳一跳地走着。老人觉得钟摆在思量他死去的时间。
他把门铃声误当成了自己粗糙刺耳的喘气声。保姆在门厅里应了一声，风风火火地推开门，把戴着头巾的头探进来。
“您儿子来了，先生。”
多特里奇警官从她身边一擦而过，走进了房间。
“嗨，爸爸。”
“我还没死。你现在就来抢东西也太早了吧？”老人感到很奇怪，他不明白为什么怒气只是在脑子里闪过，却再也不会触碰到内心。
“我给你带了点巧克力。”
“走的时候给贝尔吉德吧。别把她强奸了。再见，多特里奇警官。”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样。你的日子不多了，我来看看除了提供这间公寓之外，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
“你可以改名字了。你改过多少次立场了？”
“那都是为了活命。”
多特里奇穿着带暗绿色滚边的苏联边防部队制服。他摘下一只手套走到床边，用手指摸找着父亲的脉搏，想去握他的手。但父亲把他伤痕累累的手推开了。看到这只手，老人的眼里闪出点点泪光。多特里奇俯身在床边，胸前的勋章摇晃着。老人用力抬起手去抚摸它们。优秀内务部警察勋章、战俘营与监狱管理高级培训机构奖章，还有苏联优秀浮桥建设者奖章。最后一枚是假的，多特里奇确实参与建造过一些浮桥，但那都是在劳动营时为纳粹建的。不过，这枚涂着珐琅的奖章很漂亮，若是有人问起，多特里奇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
“这些都是他们从纸板箱里掏出来扔给你的吗？”
“我来这儿不是想得到你的祝福。我就是来看看你还需要什么，再跟你道个别。”
“看你穿着苏联制服就够让我闹心了。”
“这是第二十七步枪队的制服。”多特里奇说。
“不过比你穿纳粹的制服好一点。纳粹杀了你妈妈。”
“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不光我一个。我有我的生活。你可以死在床上而不是路边的沟里，你还能用煤取暖，这些都是我给你的。去西伯利亚的火车挤得水泄不通，乘客都是你踩我、我踩你的，连大便都要拉在帽子里。你就在这干净的床单上好好享福吧。”
“格鲁塔斯比你还要坏，你很清楚。”老人停下来喘着气。“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你跟着那些罪犯和流氓抢人家的房子，还从死人的身上扒东西。”
多特里奇就像没听见父亲的话一样，他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烧伤了。你坐在床旁边给我削陀螺。你把陀螺送给我。我能拿起鞭子的时候，你教我怎么让它转起来。那陀螺很漂亮，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图案。我现在还留着呢。谢谢！”他把巧克力放在靠近床脚的地方，那里老人够不到，没法把它们推到地上。
“回你的警察局去，把我的档案抽出来，写上无亲属。”老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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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里奇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如果你想让我在你死后把你送回家乡去，就在这个上面签字，把它留给我。贝尔吉德会帮你的，她会看着你签字。”
在车里，多特里奇沉默不语，直到来到车流如织的拉德维拉提斯大街。
开车的小队长斯温卡递给他一根烟，说：“见到他你很难过吧？”
“很高兴要死的人不是我。”多特里奇说。“他那个该死的保姆——我应该趁贝尔吉德去教堂的时候过去。教堂——她冒着进监狱的危险去教堂，还以为我不知道。再有一个月我父亲就要死了，我要用船把他送回瑞典的老家去。我们需要大概三立方米的地方放尸体，长度三米，这样才足够大。”
多特里奇少尉还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但在警局的公共休息室里有张办公桌。在那里，越靠近取暖器就代表官衔越大。现在是春天，取暖器没开。许多文件堆在上面。多特里奇办公桌上的文件中有一半是官话满篇的胡扯，而这一半的文件中又有一半可以放心大胆地扔掉。
立陶宛与邻国拉脱维亚、波兰的警局和内务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横向沟通。苏联周边小国的警察都听从设在莫斯科的苏联中央的指挥，就像一个有辐条却没轮圈的车轮。
多特里奇要看一份官方电报，内容是持有立陶宛签证的外籍人员名单。他把这份名单和冗长的通缉犯与政治嫌疑犯名单比对了一下，发现正数第八个签证持有者是刚刚加入法国某党青年团的汉尼拔·莱克特。
多特里奇开着自己的二冲程瓦特堡轿车来到国家电话局，他大约每个月要到这里办一次事。他在外面等着，直到看见斯温卡进去接了班。很快，斯温卡就坐到了交换台前。多特里奇独自待在一间小电话室里。电话连着一条接到法国的长途电话线，听起来劈啪作响。他把一个信号强度计放在电话上，时刻注意着指针，以防有人窃听。
法国枫丹白露附近一家餐馆的地下室里，电话铃声在黑暗中骤然响起，五分钟之后才有人来接。
“说话。”
“就不能快点接电话是不是？我坐在这个一丁点儿大的地方打电话，屁股还得露到外面。我们得在瑞典安排一下，让那儿的朋友接收一具尸体。”多特里奇说。“还有，莱克特城堡的那个孩子要回来了。拿的是通过法国某党青年团办的学生签证。”
“谁？”
“好好想想。上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讨论过的。”多特里奇说。他扫了一眼名单。“来的目的是：为方便人民，将莱克特城堡图书馆的书籍编目分类——这简直是开玩笑，苏联人早就用那些书的书页擦屁股了。你那边得采取点行动。你知道应该告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