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
在我即将步入成年那遥远的日子里，一天深夜，我穿过方尖碑广场，向协和广场走去，这时，一辆轿车突然从黑暗中冒了出来。起先，我以为它只是与我擦身而过，而后，我感觉从踝骨到膝盖有一阵剧烈的疼痛。
我跌倒在人行道上。不过，我还是能够重新站起身来。
在一阵玻璃的碎裂声中，这辆轿车已经一个急拐弯，撞在广场拱廊的一根柱子上。车门打开了，一名女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拱廊下，站在大饭店门口的一个人把我们带进大厅。在他打电话给服务台时，我与那位女子坐在一张红色皮长沙发上等候。她面颊凹陷部分，还有颧骨和前额都受了伤，鲜血淋淋。一位棕色头发理得很短、体格结实的男子走进大厅，朝我们这儿走来。
外面，他们正围着那辆车门大开的轿车，其中一个人在记什么东西，仿佛在做笔录。正当我们登上警事应急队的车的时候，我发现左脚穿的鞋没有了。那位女子和我，我们并肩坐在木头长凳上。而那个壮实的棕发男子则占了我们对面的长凳。他抽着烟，时不时冷冷地瞅我们一眼。透过装了铁栅栏的窗玻璃，我看出我们正顺着杜伊勒里花园堤街而去。他们没让我来得及取回我的鞋，我想，它可能整夜就呆在那儿，在人行道中间。我糊里糊涂，再也不知道我刚才丢弃的究竟是只鞋子，还是一个动物，就是我童年时被车子碾死的那条狗，当时我住在巴黎郊区的居尔泽讷博士街。
在我的脑子里，一切都搅和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也许，我摔倒时伤着了脑子。我向那位女子转过身去。
我很吃惊，她居然穿着一件毛皮大衣。
我想起来了，那正是冬天。而且，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位男子也穿着一件大衣，而我则穿着一件在跳蚤市场买到的这种旧的羊皮衬里上衣。她的毛皮大衣，当然，她不是在跳蚤市场买的。是水獭皮大衣?还是貂皮的?她看上去保养得很好，这与她脸上受的伤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我的羊皮衬里上衣口袋稍微往上一点的地方，我注意到有一些血迹。我左手手心有一块挺大的擦伤，衣服面料上的血迹，想必是从那儿来的。她站得笔挺，但是，脑袋却歪着，好像在注视地面上什么东西。也许是我那只没有穿鞋的脚。她留着半长的头发，在大厅的灯光下，我看她好像是位金发女子。
快到圣日耳曼一奥赛尔路，警车在沿河街道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那个人一声不吭，继续冷眼依次观察我们俩。最终，我竞不由得产生了某种犯罪感。
交通信号灯还没有转为绿灯。在沿河街道和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广场街角处的咖啡馆还亮着灯光，我的父亲曾约我在那儿见面。这正是逃跑的时机。也许只要请求这个坐在长凳上的家伙放我们一马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我无法说出片言只语。他在咳嗽，是那种吸烟的人带痰的咳嗽声，我很吃惊，居然听见一种声音。自从发生撞车以来，我的周围是一片深深的寂静，仿佛我已经失去了听觉。我们顺着沿河街道而去。当警车驶上桥的时候，我觉察到她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腕。她朝我微微一笑，好像要让我安心，但是，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惧。我甚至觉得，她和我，我们好像已经在别的场合相遇过，而且，她一直面带这样的微笑。我究竟在哪儿见过她呢?她使我想起某个很久以前认识的人。坐在我们对面的那名男子睡着了，他的脑袋在胸前摇来晃去。她把我的手腕抓得紧紧的，不一会儿，走出警车后，有人会用手铐把我们俩拴在一起。
过了桥，警车穿过一个门廊，在巴黎市立医院急诊部的院子里停下。我们坐在候诊室里，总是有那名男子为伴，我暗想他究竟是什么角色。是负责监视我们的警察吗?为什么呢?我很想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我不用问，事先就知道他不会理睬我的。从那时起，我说话就声音平淡。在候诊室强烈的灯光下，我的脑子里浮现出这两个词。她和我，我们坐在接待办公室对面的一张长凳上。他则去同办公室里的一位妇女打交道。我与她靠得很近，感觉到她的肩头挨着我的肩头。他呢，他又回到长凳边上和我们有点距离的那个位置。一名红棕色头发的男子，光着脚，身穿一件皮茄克和一条睡裤，在候诊室里，一边不停地走来走去，一边冲着办公室的女人们大喊大叫。他斥责她们对他漠不关心。他很有规律地在我们面前走过，并且试图寻找我的眼睛。但是，我躲避他的目光，因为生怕他跟我说话。接待办公室的一名女子朝他走去，轻轻地把他推了出来。他又回到候诊室，这一回，他则怨声连连，发出长长的呻吟声，仿佛一头快要死去的狗。时不时，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治安警察的陪同下，迅速地穿过大厅，随即涌向我们对面的走廊。我寻思，这条走廊可能引向哪里，而且，过一会儿是否就轮到我们，有人会把我们俩推到那里去。有两名女子被几名警察簇拥着穿过候诊室，我明白，她们刚刚从囚车下来，也许就是那辆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囚车。她们身穿毛皮大衣，同我邻座穿的那种一样考究，她们看上去也同样保养得很好。脸上没有受伤。但是，她们各自的手腕上都戴着手铐。
棕色头发的壮实男子向我们示意站起身来，他把我们带到大厅深处。我只穿着一只鞋子走路，感到很尴尬，我心想，最好把另一只也脱掉。我感觉那只没穿鞋的脚的踝骨处一阵剧烈的疼痛。
在我们来到之前，一位护士就已在小房间里了，里面有两张行军床。我们躺在床上。一位年轻男子走了进来。他身着白大褂，留着络腮胡子。他仔细看了病历，并询问她的姓名。她回答道：雅克琳娜·博塞尔让。
他也问了我的姓名。他细细察看我那只没有穿鞋的脚，然后，把我的裤腿撩到膝盖处，观察我的腿。她呢，那位护士则帮她脱下大衣，并且用棉花擦洗她脸上的伤口。然后，他们走了，留下一盏点亮的小长明灯。房间的门敞开着，另一个人在走廊的灯光下踱来踱去。
他像节拍器那样有规律地重复出现在门框那儿。她伸着身子躺在我身旁，毛皮大衣像一条被子那样盖在她身上。在两张床之间，大概连放一张床头柜的位置也没有。她向我伸出手臂，紧紧抓住我的手腕。我想起刚才那两名女子戴的手铐，于是，我又一次暗自思量，他们最终也要给我们戴上手铐的。
他已经不再在走廊里踱来踱去。他低声地同护士说话。护士走进房间，身后跟着那位长络腮胡子的年轻人。他们开了灯。他们站在我床边。我向她转过身去，她在毛皮大衣下，耸了耸肩，仿佛要告诉我，我们已经中了圈套，而且无法脱身。棕色头发的壮实汉子在门框那儿一动不动，两条腿微微叉开，双臂交叉在胸前。他一直盯住我们。假定我们企图走出这个房间，他一定准备好拦阻我们。她又一次朝我微笑，她的微笑如同刚才在囚车里那样略带讽刺意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微笑使我感到不安。那个留着络腮胡子，身穿白大褂的家伙向我弯下身子，在护士的帮助下，他把一个大大的类似黑色嘴套的东西放在我鼻子上。在我失去知觉前，我闻到了一股乙醚的气味。
2
我不时地试图睁开眼睛，但又重新陷入半睡眠的状态。后来，我隐隐约约想起了那次意外事故，我想转过身来，证实一下她是否一直呆在另一张床上。但是，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哪怕是做一个细小的动作，而这样静卧不动却给予我一种满足感。我也想起了那个黑色的大嘴套。无疑，这是乙醚使我处于这样的状态。
我像一块木板仰浮于水面，任凭自己在河里随波逐流。
对我来说，她的面庞就像一张大的人体鉴别照片那样清晰：匀称整齐的眉弓，清澈明亮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前额、颧颊上和面颊凹处的伤口。在我似睡非睡、迷迷糊糊的时候，棕色头发的壮汉递给我一张照片，问我“是否认识这个人”。我很惊讶，我居然听见他在讲话。他不断地用报时钟那样金属般的嗓音重复这个问题。我细细端详这张面庞，我心想，是的，我认识这个“人”。要不然，就是我曾经与某个与之相像的人交错而过。我不再感觉到左脚的疼痛。那天晚上，我穿着那双旧的橡胶底无带低帮皮鞋，皮挺硬的，我用剪刀把鞋帮的上端剪开，因为鞋太窄，弄得我脚背生痛。我想到那只丢失的鞋，那只被遗忘在人行道中间的鞋。在发生撞击时，我回想起很久以前被轧死的狗，而现在，我又看到了房前那呈斜坡的大街。那条狗溜出去，要到大街那头的某个地方去。我怕它迷路，于是，我就在我房间的窗前窥视着它。这经常是在傍晚时分，而且，每次它都慢慢地走上大街。为什么现在这个女人同一幢我童年时曾在那儿度过一段时光的房子搅在一起了呢?我又听见另一个人向我提问题：“您认识这个人吗?”他的声音越来越轻柔，变成了一阵低语，仿佛是贴在我耳边说似的。我继续像木板那样浮在水面，在河里随波逐流，这条河也许就是我们和狗一起顺着它散步的那条河。一些脸庞渐渐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把这些脸庞同这张人体鉴别照片作比较。是的，她有一个房间，在二层，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同样的微笑，同样金黄色，但理得稍微长些的头发。在左边颧颊上有一道横的伤疤，我恍然明白了，在警事应急队的车上，我为什么以为自己认出了她，是因为她脸上受的伤，大概使我想起了这个伤疤，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我有力气翻过身转向她躺着的床的时候，我会伸出手臂，用手按她的肩膀，弄醒她。她大概一直被裹在她那毛皮大衣里。我也许会向她提出所有这些问题。我最终会知道她究竟是谁。
我没看见房间里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我面前是白色的天花板和窗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玻璃窗洞，在它右边，有一根树枝在摇曳。玻璃后面是蓝蓝的天空，天空蓝得如此纯净，我想象外面是一个晴朗的冬日。我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某个山区旅馆。当我能够站起身走近窗户时，我将会发现窗户朝向一片雪地，也许是滑雪道的出发点。我不再随着河水漂流，可是，我在雪上滑行，在一道永无止境的平缓的斜坡上滑行，我呼吸的空气中有一股乙醚的凉意。
房间显得比昨晚市立医院的那间更大，尤其是，在候诊室以后把我们带进去的这种斗室里，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玻璃窗洞，哪怕一个小小的窗户也没有。
我转过头去。没有行军床，这里，除了我，没有别人。
想必把我隔壁的房间给了她，我很快就会有她的消息的。我怕他，那个会把我们俩用手铐铐在一起的棕色头发的壮汉，大概也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是名警察，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向他说明情况。他可以向我提所有他想问的问题，询问持续好几个小时，我不再有什么负罪感。我在雪上滑行，冷空气使我微微产生了一种陶醉感。昨天夜里的意外事故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标志着某种断裂。这次撞击另有益处，而且，它发生得很及时，使我重新开始生活。
门在我的左侧，中间隔了一张白色木头的小床头柜。床头柜上放着我的票夹和护照。在靠墙的那张金属椅子上，我看见了我的衣服。椅子脚下则是我那只惟一的鞋。我听见门后传来说话声，一男一女正在心平气和地进行交谈的互相应答的声音。我真地不想起床。我希望尽可能久地延长这休憩时间。我暗自思忖自己是否一直在市立医院里，但是，我觉得并不是那样，因为我周围一片寂静，门后传来那两个人平静的声音几乎没有打扰这片寂静。树枝在窗框里晃动。迟早会有人来看望我，并向我解释。因此，我没有感到一丝不安，我可是一向保持警惕的。也许我这份突如其来的平静，是因为前一天夜里有人让我吸的乙醚，或者是因为另外一种止痛的药。不管怎样，我一直觉得压在我心头的重负已不复存在。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而这才是我真正的天性。窗外蔚蓝的天空使我想起了一个地名：昂伽迪纳（六十年代法国冬季运动会的滑雪场．）。我原来总是缺氧，而这天夜里，一位神秘的医生给我仔细检查后我明白了，我必须刻不容缓地动身去昂伽迪纳。
我听见他们在门后的谈话声，而这两个看不见的陌生人的在场使我安下心来。他们呆在那儿也许是为了照看我。轿车又一次从黑暗中冒了出来，擦过我身旁，紧贴住拱廊，车门打开了，她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
当我们坐在大饭店大厅的沙发上，直到她在囚车里紧紧抓住我的手腕时，我都认为，她是喝醉了。一桩不足为奇的平常事故，属于人们在警察局所说的那种“酒后驾驶”。但是，现在，我断定，完全是另一回事。就好像有个人在关注我，而我根本就没意识到，或者，就是命运安排某个人在路上保护我。那天夜晚，时间紧迫。
我必须逃离危险，或者警告自己。无疑，因为这个地名：昂伽迪纳，我回想起一幅画面。几年前，我曾看见一个家伙，为了不上前线，去参加那场被人们称作“阿尔及利亚战争”，于是，滑雪时，他沿着一条很陡峭的斜坡滚下来，故意撞到一栋木屋的墙上，撞断了腿。总之，那天，他想要挽救自己的生活。而我，显然，我的腿并没有摔断。多亏了它，我才能轻而易举地脱了险。
这令人震惊的事件是必然的。它使我能够好好反思，直到那时我的生活究竟怎样。我不得不承认，我“正走向灾难”——按照我曾听到的有关我的说法。
我的目光再一次投向椅子脚边的鞋，这只我从中间剪开的粗笨的低帮皮鞋。在把我安置到床上前，脱掉这只鞋的时候，他们一定感到很惊奇。他们好心地把它和我的衣服放在一起，而且把我现在穿的这套蓝底白条的睡衣裤借给我。如此多的关怀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是她向他们作了指示。我不能把我的眼睛从这只鞋挪开。以后，当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进展的时候，它始终应该在我的视野里，显眼地放在壁炉上，或者在一个玻璃盒里，作为对往昔的纪念。对那些希望更多地知道这个东西底细的人，我会回答他们，这是我父母传给我的惟一的物品；是啊，如同我在记忆中所追溯的那么久远，我总是穿着一只鞋在走路。一想到这些，我就闭上了双眼，在无声的狂笑中，睡意悄然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