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汽车开出基地司令部的停车场，行驶了几百米，在路边停了下来。此时，我脑子里对这次谈话才迟迟做出反应，我真的感到浑身颤抖。我说：“噢，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化验人员在她脸颊上发现那么多的泪痕。”
辛西娅说：“我感到恶心。”
“我需要喝点饮料。”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不行，我们必须把事情干完，穆尔在哪儿？”
“他肯定在某个地方。”我开动追光牌汽车，直向心理训练学校驶去。
在路上，辛西娅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这次，坎贝尔将军最终没有像在西点时那样丢下女儿不管。他一时愤怒发作，把女儿留在步枪射击场上，但半路上，他意识到这对他们俩来说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她想了一会儿后继续说道：“将军也许想到应该返回去，但马上又想起他需要的东西——一把刀子，如果要割断绳子的话，还需要衣服和一位妇女在场。他很注意我们感兴趣的那些细节，这使他从惊慌失措中镇静下来，所以他开车去了贝萨尼山，找他唯一信任的人。”辛西娅停顿一下，然后问道：“我不知道福勒夫妇赶到射击场，是否会以为是将军勒死她的？”
我回答道：“他们可能会这么想。但他俩回到家告诉将军，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们一定会看到他脸上那副惊恐、怀疑的神色。”
辛西娅点点头。“他们会不会……他们是否应当割断绳子，把尸体解开并拉走？”
“不，福勒上校知道，移动尸体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可以断定福勒上校凭着军人的经历能判断出她确实死了。说到上校杀死了她的嫌疑，我相信，上校一定十分庆幸当时他或福勒夫人本人建议了由福勒夫人一同去接安。”
“是的，假如只有福勒上校一人在场，他的处境将会很糟。”
我考虑了片刻，然后说：“我们知道，除了受害者本人，另外有4个人——穆尔上校、坎贝尔将军、福勒上校和他的夫人——去过那里。我们认为他们4个谁也不是凶手。因此我们必须设想，在那半小时里可能作案的有第5个人到过那里。”我补充道：“那个人当然就是凶手。”
辛西娅点点头说：“我们刚才就该问问坎贝尔将军是否知道在那个时间里谁去过那儿。”
“我想将军认为是穆尔上校。假如他认为是其他人，他刚才就告诉我们了。我认为他至今没想到穆尔只是安的同谋，而不是凶手。到头了，不能再逼他了。”
“我知道。我不愿跟受害者家属谈话，我常常动感情……”
“你做得很好，我做得也不错，将军处理得也相当出色。”
我将车开进心理训练学校，但穆尔的车没停在他的车位上。我驾车在各处寻找，依然没有发现那辆灰色的福特牌汽车。我说：“若是那个混蛋离开了他的岗位，我非把他的屁股塞进绞肉机里不可。”
一辆宪兵队的吉普车在我旁边停下，坐在车里乘客座位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斯特劳德下士。他问：“您在找穆尔上校吗，长官？”
“是啊。”
斯特劳德微笑着说：“他去见宪兵司令了，要求取消对他的限制。”
“谢谢。”我掉过车头，朝基地中心开去。
当我驶近宪兵司令部大楼时，我看到新闻记者仍在那里。我将车停在正对大门的路上。我和辛西娅下了车，登上台阶，进入大楼，径直走向肯特的办公室。他的手下人说他正在开会。
“与穆尔上校一道？”
“是的，先生。”
我打开他办公室的门，一眼就看见穆上校、肯特，另外还有一个穿制服的上尉。肯特对我们说：“啊，你来这里我很高兴。”
那位穿制服的人站着。看他佩戴的徽章，我猜他是一位军法署官员——一位律师。此人——他的名牌上写着柯林斯——问我：“你是布伦纳准尉吗？”
“还是由我提问吧，上尉。”
“我猜你就是布伦纳准尉。”他说，“穆尔上校要求由律师出面代表他，所以你有什么事要对他说——”
“我就对他说。”
穆尔依然坐在肯特的办公桌前，一直低着头。我对穆尔说：“我要拘留你，跟我走。”
柯林斯上尉示意他的委托人穆尔坐着，然后问我：“他犯了什么罪？”
“他做了与一名军官、一位男子汉身份不相称的事。”
“哦，真的，布伦纳先生，你这是愚蠢的，一概而——”
“此外，他违犯了134款，违犯条令，玩忽职守等等。还有事后同谋对抗，作伪证。再说，上尉，你不依法律程序做事，这已和第98款沾上边。”
“你怎么敢？”
我问肯特：“你这儿有两副手铐吗？”
肯特上校这下慌了。他说：“保罗，关于法律和案情我们还有些问题不清楚。你不能逮捕——噢，你可以，但我正在与一名嫌疑犯和他的律师谈话——”
“穆尔上校在这个凶杀案中不是嫌疑犯，所以没有理由跟他谈话。如果有理由，我会跟他谈话的，如果确有理由，跟他谈话的应是我，而不是肯特上校你。”
“放肆，布伦纳，你太过分了——”
“上校，我要把我的犯人从这里带走。”我对穆尔说：“起立。”
穆尔没看他的律师一眼就站了起来。
“跟我走。”
我和辛西娅离开了肯特的办公室。穆尔上校可怜巴巴地跟在后面。
我们押着他穿过走廊，送他进拘留室。多数拘留室都空着。我发现紧挨着达伯特-埃尔金斯的那间拘留室敞着门，便轻轻一推，把穆尔推了进去，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达伯特-埃尔金斯看看穆尔，又看看我，用十分惊讶的语气说：“嘿，长官，他是个正儿八经的上校。”
我没理睬埃尔金斯，只对穆尔说道：“你犯了我刚才说的那些罪，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有权考虑你的选择。”
穆尔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他提醒我说：“我有律师，你刚才威胁要逮捕他。”
“对，但不管你说什么，在军事法庭上都有可能对你不利。”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我说是你干的了吗？”
“没有……但是……”
达伯特-埃尔金斯聚精会神地听我们谈话。他隔着铁栅栏对穆尔说：“上校，你不该找律师，这可把他气疯了。”
穆尔朝埃尔金斯瞥了一眼，然后目光又转向我。“肯特上校通知我不准离开岗位，所以我别无选择，只好找律师——”
我对穆尔说：“我有确凿证据，证明你当时在犯罪现场，上校。你的罪行足可以使你在监牢里呆上10年或20年。”
穆尔一直向后退缩着，好像我揍了他似的，然后一下子坐在了帆布床上。“不……我没干任何坏事，我只是照她的要求去做了……”
“是你建议的。”
“不，是她建议的，完全是她的主意。”
“你十分清楚，在西点军校时她父亲是如何对待她的。”
“我只是在大约一周前才知道——当他给她最后通牒的时候。”
“你到第6步枪射击场时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的制服。当时我们认为最好穿制服，以防万一碰到宪兵队——”
“你穿的就是脚上这双鞋吗？”
“是的。”
“脱下来。”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脱了下来。
他从铁栅栏缝隙中把鞋递了出来。
我对他说：“我过一会儿再来看你，上校。”我对埃尔金斯说道：“你怎么样，伙计？”
他站了起来，说：“很好，长官。明天上午他们放我出去。”
“那好。如果你想逃跑，你就没命了。”
“是，长官。”
我离开拘留室，辛西娅跟在后面。她问道：“另一个家伙是谁？”
“我的伙计。他就是我来哈德雷的原因。”我做了简要的解释，然后走进拘留室警卫的办公室。我介绍了我的身份，说道：“我把穆尔上校拘留了起来。要搜他的身，今晚只给他水喝，不准看书看报。”
警官瞪大眼睛看着我，“你拘留了一名军官？一名上校？”
“从现在一直到明天的某个时间，不许他接触律师。届时我会告诉你的。”
“是，长官。”
我把穆尔的鞋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给鞋子贴上标签，送到乔丹机场3号飞机库去。”
“是，长官。”
我们离开拘留室，向我们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辛西娅说：“我不知道你要拘留他。”
“在见到律师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大家都要我逮捕他。”
我们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我翻了一下电话记录。除了新闻界，没有多少人跟我们联系过。不过，总算还有犯罪调查处的鲍尔斯少校，参谋部军法官办公室的威姆斯上校，他们俩都非常着急。另外，焦虑不安的赫尔曼上校也打来了电话。我马上给他回了电。他正在吃晚饭。“喂，卡尔。”
“喂，保罗。”他高兴地答道。
“谢谢你给我打来传真。”我说。
“不用谢，确实不用谢。”
“啊。我们已经找坎贝尔将军和他夫人，还有福勒夫人谈过话了。那天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我和辛西娅差不多都搞清了。”
“很好。是谁杀害了她。”
“啊，我们还说不准。”
“知道了。明天中午以前你能弄清吗？”
“我们计划这样。”
“假如犯罪调查处能破这个案子就好了。”
“是的，长官。我盼望着晋升和加薪。”
“啊，两样都没门儿。但我会按你的请求，把那封谴责你的信从你的卷宗里取出。”
“好极了，的确很好。不过，你可能会再收到一封谴责信。我逮捕了穆尔上校，把他关进了这里的拘留室，对他行了搜身，只给他水喝。”
“你也许可以限制他的活动，不上他离开职守，布伦纳先生。”
“我是这么做的，可他跑出去找了个军法署的律师。”
“那是他的权利。”
“当然。实际上，我是当着他律师的面逮捕他的，还差一点把律师也逮起来，因为他干扰公务。”
“我明白了。如果不是谋杀，那以什么罪名？”
“阴谋隐瞒罪行、行为不端、十分可恶等等。你不愿在电话上讨论这事，对吧？”
“对。你为什么不打电传向我报告？”
“没有报告。也许基弗准尉会电传一份报告给你。”
“哦，是的。我希望她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第三个搭档。”
“现在你们知道了。犯罪调查处的处长打电话找我，所以我给你去了电话。他很有些心烦意乱。”
我没有答话。
“那个处长是鲍尔斯少校，你记得他吗？”
“我们从未见过面。”
“但他照样进行各种威胁。”
“卡尔，这个基地大约有30名军官——他们差不多都结了婚，可都与死者发生过性关系，所以他们都来威胁、哀求、申辩、欺骗和——”
“30名？”
“至少那么多。可谁能算得很准确？”
“30名？那里情况如何？”
“我想情况很不妙，我无能为力。”
辛西娅竭力想忍住笑，但已笑出声来。这时电话里传来卡尔的声音，“森希尔小姐吗？是你吗？”
“是的，长官。我们刚得到的材料。”
“你们怎么知道有30名已婚军官与死者发生过性关系？”
辛西娅答道：“我们发现了一个日记本，先生。实际上是电脑磁盘。这真是上帝的恩惠。”她补充道：“受牵连的军官中包括了坎贝尔将军的大多数私人参谋。”
对方没有答话，于是我说：“假如五角大楼希望保密，我想我们可以做到。我建议把这30人先调到不同的岗位，然后在不同的时间里让他们一个个辞职。这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过不干我的事。”
依然没有答话。
辛西娅说：“坎贝尔将军打算明天在女儿的葬礼之后辞职。”
卡尔说：“我今晚乘飞机去你们那儿。”
我回答：“你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呢？这里有特大暴风雨，有龙卷风警报，大风切断了——”
“好吧，就明天。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没有了，长官。”
“我们明天再谈。”
“我等着。快吃饭吧，长官。”
他挂了电话。
辛西娅评论道：“我感到他喜欢你。”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好了，去喝一杯怎么样？”
“还不行。”她按下了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叫基弗小姐进来。
基弗带着自己的椅子走了进来。因为我们都是同级，所以无人站着。她问道：“情况怎么样，伙计们？”
“很好。”辛西娅答道，“谢谢你坚守阵地。”
“这是我行动的地方。”“对。我想请你审阅宪兵在出事那天夜里所写的全部巡逻报告；听听无线电通话的录音；核对值勤宪兵的日志；了解那夜里有没有发出行车票或停车票。此外，还要找那天夜里值勤的宪兵谈话，但必须小心行事。你知道我们在找什么。”
基弗点点头，“知道，在找零点后不该外出的车和人。真是好主意。”
“实际上，是你跟我们提起色狼六号时，我才想出来的。这件事可能很重要。再见。”
我们把基弗小姐留在了我们的办公室里。走到门厅时，我对辛西娅说：“到那儿你会有事做的。”
“但愿如此。我们没有多少其他事。”
“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想你应该去找肯特上校谈谈，因为你一直对他很不礼貌。我在外边等你。请他和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保罗？”
我看了辛西娅一会儿。我们的眼光相遇了。听她的口气，看她的态度，好像她想从肯特那儿得到的不只是友好情意。我点点头说：“好吧。”我朝肯特的办公室走去，辛西娅继续穿过门厅走向正门。
我慢慢地走着，我的大脑则比腿动得快多了。威廉-肯特上校——从他的动机、机会、做事的决心，足以推断出他是无辜的，但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却不足。
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他的眼界，说得更简单点儿，你的观察范围取决于你所站的位置。我的位置一直站得不对，离威廉-肯特太近。我必须往后退，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他。
这个想法前两天一直在折磨着我，但我不敢说，甚至也不敢去想，肯特请我办这个案子，这就使我有了一定的思想倾向。哈德雷堡在职的军官中肯特是我唯一的伙伴。其他人要么是嫌疑犯、证人或受牵连的军官，要么就是受害者。肯特很晚才承认自己也有嫌疑，那是因为他认为我终将查出他与安-坎贝尔有关系。也可能他以为我和辛西娅已经找到了那个房间。实际上，如果我仔细想想，伯特-亚德利很可能告诉了肯特，房门被用胶粘住了，而且他们会怀疑是我干的。亚德利到那房间时，里面的东西看上去都没有动过，所以他和肯特都不可能知道我在那房间里发现了什么或者拿走了什么。
伯特-亚德利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家伙。对于我知道那个房间的事他故作惊讶，但是他知道安-坎贝尔是不会用胶将门粘紧的——因此，他怀疑是布伦纳干的。伯特-亚德利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肯特，于是肯特才决定供认通奸。但他两面都下了赌注，对我从不提起那房间的事。房间里东西现在为亚德利所控制。我不知道他俩是谁抓住了谁的小辫子，不知道两人是什么关系。不过，如果是其中一人杀害了她，另一人是不会知道的。
我想起了肯特是如何反对我直接去死者在基地外的住房的。从表面看，这可以理解——因为这不是办案的通常程序。但我现在想到肯特那天一早就想给亚德利打电话，也就是说在他给我打电话前后，他可能就在设法跟亚德利通话，想对他说：“局长，安-坎贝尔执勤时被杀了。也许你应当尽快搞到法庭的命令去搜查她的房间，搜集证据。”亚德利当然知道应当尽快搜集哪些证据，销毁哪些证据。但是，根据亚德利的说法，他已适时不适时地去了亚特兰大，于是肯特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
事实是我先到了那房间，因此肯特只好打电话给在亚特兰大的亚德利说明这里发生的事情。肯特和亚德利也只好祈求上帝保佑，希望那个隐蔽的房间能保持原样。我和辛西娅也希望如此，殊不知米德兰的警察局长和哈德雷堡的宪兵司令都曾是那个房间的客人。
肯特故意拖延通知坎贝尔将军夫妇的时间。这种反应是可理解的，这是坏消息传送者那种本能的反感情绪的表露，还不能说肯特完全超出了常规。但如果是肯特杀害了将军的女儿，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不能鼓起勇气尽他的这份职责了。
肯特不会打电话给鲍尔斯少校，因为他知道鲍尔斯熟悉那个房间。鲍尔斯也常去那里作乐。肯特不想让鲍尔斯去那房间搜集有关他的证据。但肯特自己也不能进入安-坎贝尔的那个房间，因为如果他是杀害安的凶手，他必须呆在家里，而且要很快去接宪兵发现安以后给他打的电话。
我几乎可以想象出那情景……几乎。由于某种我尚不清楚的原因，肯特去了第6步枪射击场或者它的附近。我不清楚他怎么知道或者是否知道那儿会出什么事。但是我可以想象坎贝尔将军离开后他就出现了：高大、魁梧的比尔-肯特，大概身穿制服，从大路朝着赤身裸体被捆绑在地上的安-坎贝尔走去。走了50米，他停下脚步，两人相视了一会儿。他觉得这是命运把这件事推给了他。他恼火于安-坎贝尔随意和任何人发生关系，解决他这问题的答案就是缠在她脖子上的那条绳子。
肯特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他可能听到，也可能没听到她向她父亲提出的交换条件。如果他没有听到，那么他可能把所看到的误认为是她与另一个男人在偷情，他又妒忌又气恼。无论怎样，他们肯定说过话，而且很有可能，安-坎贝尔在那个错误的时间说了错误的话。
或者可能，不管她说了什么——肯特已经玩腻了。他知道现场有其他人留下的痕迹，他还知道在几小时内就可以以官员的身份回到现场。他到现场的证据他都可以解释。这是意料之中的。他是警察，所以他能迅速地考虑到这些问题。此案不仅可以作，而且必须作。他所要做的只是跪下把绳子拉紧。但是他有这个决心吗？难道她没有恳求他吗？他会那么冷酷无情吗？还是一时的激愤和盛怒驱使他下了毒手？
但是，即使这一切都成立，即使这些猜测和推论确有道理而且符合事实，难道哈德雷堡宪兵司令威廉-肯特上校就成了杀害安-坎贝尔上尉的嫌疑犯吗？所有其他在职的男人，可能还有女人——他们都有报复、妒忌、掩盖罪行、避遭耻辱等动机，甚至有的就是杀人狂，都很可疑，为什么只怀疑肯特呢？假定真是肯特，我又如何去证实呢？在犯罪现场的警察可能是凶手，当案情属于这种不多见的情况时，那才是侦查人员的真正难题。
我在肯特的办公室门前站了片刻，然后敲了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