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生命形式
又是一阵沉默。诺曼听着空调机发出的嗡嗡声。他隐隐约约地听到隔壁屋子传来无线电通信的声音。他望着手中的咖啡杯，注意到杯口上有个缺口。他竭力领会着舰长告诉他的一切，可是他的思路十分缓慢，老是在原地打转。
300年前，他思忖道。一艘300年前的太空船。可是太空计划并没有300年的历史。这仅仅是30年的事。那么，这艘太空船怎么可能有300年的历史呢？这是不可能的。巴恩斯准是搞错了。不过，巴恩斯怎么会搞错呢？要是海军没有弄清楚海底有什么东西，他们绝不会派遣这些舰艇和人员的。一艘300年前的太空船。
“——毫无疑问，”巴恩斯说道，“我们可以根据珊瑚的成长速度，十分精确地估算出时问。太平洋的珊瑚每年增长2.5公分，而这个物体上——且不论它是什么——覆盖着5公尺厚的珊瑚。那可是十分巨大的珊瑚。当然喽，珊瑚不会生长在1000英尺深的海底，这就是说，目前的这块地壳是在过去某个时候塌陷到深海海底的。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这种塌陷发生在大约100年前。因此我们假设，这艘太空船的总年龄大约是300年。不过，我们也可能计算错误。事实上，这艘太空船的历史也许更久，它可能已在那儿1000年了。”
巴恩斯又开始把桌上的文件移来移去，并一叠叠整开地堆放好，还把四边弄得十分平整。
“不怕你见笑。詹森博士，这件事可把我吓坏了。那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
诺曼摇摇头。“我还是不明白。”
“我们把你接到这儿来，”巴恩斯说道，“是因为你和不明生命形式这个科研计划有关联。”
“不明生命形式？”诺曼重复道。他几乎要加上一句：“可是不明生命形式是个玩笑。”他看到巴恩斯的表情那么一本正经，便暗自庆幸，总算克制住了自己，没说不合时宜的话。
然而不明生命形式是个笑话嘛。关于这个名称的一切说法，打从一开始就是闹着玩儿的。
1979年，在卡特政府不景气的日子里，诺曼·詹森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心理学助教；他对一个研究计划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团体的活力和焦虑；他偶尔也参加联邦航空管理局飞机坠毁现场调查组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给爱伦和孩子们找房子，因此得不断发表著作；还有就是想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否会继续聘用他。诺曼的科研被认为十分出色，然而，心理学在当时的名声不佳，往往倾向于不切实际的纯理论研究，而对焦虑的研究兴趣又日趋淡薄，因为许多科研人员开始把焦虑看作纯粹是生物化学方面的紊乱，只能用药物进行治疗；有一名科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焦虑再也不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可继续研究的了。”同样地，团体动力也被看作是个老式的研究课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倡完形心理学①的交流小组和集体自由讨论方法时，这个领域曾处于全盛时期，但是如今已成了昨日黄花，完全过时了。
①Gestaltpsychology，此一学派系由德国学者魏德迈、柯夫卡与库勒等人于1912年左右所创立。他们认为任何经验或行为本身都是不分的，每一经验或活动都有它的整体型态。
诺曼本人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在美国社会中，人们愈来愈以群体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个人自行其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个人主义已被无休止的联席会议以及集体决议所替代。在这种新型社会中，他觉得集体行为似乎更加重要，而不是变得无足轻重。而且他认为，焦虑并不是一种借助几颗药就可以治愈的生理疾病。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常用的药物是安定剂，那么按照定义，这个社会就存在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日本人的管理技术产生了新的看法，诺曼的研究领域才又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人们对安定剂的依赖开始被认为是公众关注的头等问题，于是，人们对用药物来治疗焦虑这整个课题又重新加以考虑。然而在此之前，詹森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感到自己仿佛处于一潭死水之中（他有几乎三年时间拿不到科研经费）。延聘、找房子，成了实实在在的难题。
也正是在1979年末，他的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一名态度严肃的律师开始和他打交道。这位律师跷着二郎腿坐在那儿，还不时神经质地往上拉他的短袜子。他告诉诺曼，他是来找诺曼帮忙的。
诺曼回答说，他一定尽力帮助他。
那位律师还是不停地往上拉袜子，一面说，他想和诺曼谈谈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
诺曼问他是什么问题。
“简而言之，这个国家对外星人的入侵毫无准备。真是一点准备也没有。”
因为那位律师年纪很轻，说话时老是低头盯着自己的袜子，所以诺曼最初以为，他是由于被派来执行一项傻乎乎的使命而感到尴尬。但是当那位年轻人抬起头来时，诺曼吃惊地看到，他完全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们真的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遇到这种事情，”律师说道，“一场外星人的入侵。”
诺曼不得不咬住嘴唇，免得笑出声来。“那也许是真的。”他应道。
“政府官员非常担心。”
“他们感到担心吗？”
“最高当局觉得，应当制订一项计划来防备不测事件。”
“你是指在外星人入侵情况下的对应计划……”诺曼总算设法使自己也保持煞有介事的样子。
“也许是吧。”律师说道，“也许‘入侵’这个词过重了。我们用个缓和些的词儿，叫‘接触’：与外星人的接触。”
“我明白了。”
“你已经参加了民航机坠毁事故调查组，詹森博士。你知道这些紧急状态处理小组有着什么作用。我们希望你对飞机坠毁现场调查组的最佳人选提出看法，以便对付外星人的入侵。”
“原来如此。”诺曼应道，一边在想，怎样才能巧妙地摆脱他的纠缠。这个念头显然荒谬可笑。他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政府面对着一大堆无法解决的难题，却决定去考虑别的东西。
这时那位律师咳了一声，便提出一项研究课题，还为两年的科研经费报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诺曼发现，他买房子的机会来了，便一口答应下来。
“我很高兴你也认为这是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哦，是的。”诺曼应道。他很想知道，这位律师的年龄有多大。他猜想约莫25岁左右吧。
“我们只需要取得你的安全审查结果就行了。”律师说道。
“我需要接受安全审查吗？”
“詹森博士，”律师边说话，边啪的一下关上他的公文包，“这个项目是绝对、绝对保密的。”
“这样做我不在乎。”诺曼回答道，而且是当真的。他可以想象到，要是他的同事们知道了他要从事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件事一开始只是个玩笑，但很快就变成了异乎寻常的举动。在第二个年头，诺曼五次飞往华盛顿，去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高级官员，讨论外星人入侵这一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他的工作十分机密。起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的项目是否应当移交给五角大楼的国防尖端研究计划局。他们决定不作移交。后来，他们又讨论这个项目是否应当交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他们又一次决定不这样做。一名政府官员说：“这不是一项科学研究，詹森博士，这是一项国家安全事务。我们不想把它公开。”
使诺曼继续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要他会见的官员级别竟如此之高。一名国务院的老国务次卿把桌上有关目前中东危机的文件推到一旁，然后问道：“你认为这些外星人是否可能洞悉我们的念头？”
“我不知道。”诺曼回答说。
“唔，我想到了这个问题。倘若他们了解我们的想法，我们怎样才能表现出一种谈判的姿态？”
“这也许是一个问题。”诺曼表示同意，一边却偷偷地瞥了一眼他的手表。
“见鬼，我们的加密电缆被俄国人窃听了。我们知道，日本人和以色列人已经破译了我们的所有密码。我们只能祈祷，俄国人还做不到这一点。不过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那个问题，关于是否洞悉我们的想法。”
“哦，是的。”
“你的报告得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诺曼回答说他会这么做。
一名白宫人士对他说：“你要知道，总统会希望亲自和这些外星人谈一谈。他就是那种人。”
“呃——呃。”诺曼应道。
“而我的意思是其中的宣传舆论价值，这种公开亮相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总统和外星人在戴维营会面；对宣传媒介来说，是多么不寻常的时刻。”
“重大的时刻。”诺曼表示同意。
“因此，需要有个先遣人员在与外星人交谈时，向他们通报总统是何许人，以及与总统会面时的各种外交礼节。你不能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美国总统与另一个星系或不管什么地方的来客在电视上交谈。你认为那些外星人能说英语吗？”
“我可不知道。”诺曼回答说。
“那么，得有人学习他们的语言，对不对？”
“很难说。”
“也许，外星人与来自我们少数民族中的先遣人员交谈会感到更轻松自在些。”这位白宫高级官员说道，“不管怎么说，有这种可能性。请你加以考虑。”
诺曼答应他会考虑这个问题。
五角大厦的联络员——一位少将——带他去共进午餐。在喝咖啡时，这位少将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认为这些外星人配备什么种类的武器？”
“我不清楚。”诺曼回答道。
“唔，这是个关键问题，对吗？‘他们’的弱点又在哪里？我是说，这些外星人甚至可能根本不是人类。”
“是的，‘他们’或许不是人类。”
“‘他们’或许像巨型昆虫，能承受大量的辐射。”
“是的。”诺曼说。
“我们也许无法接触这些外星人。”五角大厦的官员悲观地说道。随后他又变得神采奕奕。“不过，我怀疑‘他们’不能抵御具有数百万吨爆炸能量的核武器的直接打击，你说呢？”
“是的。”诺曼应道，“‘他们’抵御不了。”
“那会把‘他们’化为蒸汽。”
“肯定会。”
“这是物理学的法则嘛。”
“不错。”
“你的报告应该阐明这个观点。关于这些外星人无法抵御核武器的观点。”
“是。”诺曼答道。
“我们不想引起一场恐慌。”这位五角大厦的官员说道，“没有理由使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对不对？我知道，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听到这些外星人容易受到核武器攻击，他们将会消除疑虑。”
“我会把这一点铭记在心。”诺曼说道。
最后，会见结束了，他们让诺曼自个儿写他的报告。当他拜读了所有的对天外来客进行推测且已发表的文章后，他断定那位五角大厦少将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关于和外星人遭遇的现实问题——如果真有什么现实问题的话——与恐慌有关。心理上的恐惧。人类唯一一次与外星人有关的重要经历，就是1938年奥森·威尔斯关于“星际大战”的无线电广播。而人类的反应是那么地明确。
大家都吓得魂不附体。
诺曼递交了他的报告，标题是“与可能存在的天外来客的接触”。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他的报告又退了回来，建议把标题改得“听起来更专业些”，而且要“删去与外星人接触仅是一种可能的暗示，因为这种接触在政府的某些部门已被认为是确凿无疑的事”。
诺曼的论文在修改以后被正式列为极机密资料，其标题为“关于组织地球人与不明生命形式（ULF）接触并互相影响的建议”。诺曼在想象这类接触时，提出地球人小组的成员要特别坚定沉着。在论文中他曾说过——
“我倒想知道，”巴恩斯说道，一边打开一份文件来，“你是否同意这段引文：
‘与不明生命形式（ULF）会面的地球人小组，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迎接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几乎肯定会出现极度焦虑的反应。能够承受极度焦虑的个人，其个性必须十分坚定，因此要挑选这样的人员来组成这个小组。与不明生命形式对抗时产生的焦虑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与新的生命形式接触过程中引发的恐惧尚未出现，也不可能事先完全预见到，但是这种接触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是极端的恐怖。’”
巴恩斯啪的一下合上了文件夹。“你记得这段话是谁说的吗？”
“我记得。”诺曼回答说，“是我说的。”
他还记得他为什么要说这番话。
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计划组成部分，诺曼以研究心理焦虑的大前提，还研究了团体动力。他依照阿施和米尔格赖姆的程序，创造了几个环境，在这些环境里，实验对象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接受测试。在一项实验中，一组实验对象被要求乘电梯到另一层楼去参加测试。电梯在两层楼之间卡住了。这时，一台隐蔽的摄影机便偷偷地观察实验对象。
这项实验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有时候电梯标着“正在修理”；有时候有电话与“维修人员”联系；有时候没有电话；有时候天花板坍了下来；有时候灯突然灭了。
在另一项实验中，实验对象坐上一辆大卡车，“实验负责人”把他们带往沙漠，中途卡车的汽油告罄，而负责人又“心脏病发作”，于是实验对象陷入困境。
在条件最艰难的实验中，实验对象乘坐一架私人飞机航行，但飞行员在半空中“心脏病发作”。
尽管人们历来对这样的实验颇有微词——说这些实验带有虐待狂的性质，说它们是人为的，实验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周围的情景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詹森却掌握了许多信息，说明群体在焦虑的压力下会作出什么反应。
他发现，如果这个团体的成员不多（五人或五人以下）；如果团体中的成员互相了解；如果团体中的成员能互相看见对方、没有被隔离开；如果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和规定的时间限度；如果团体中的成员年龄不同、性别相异；如果团体成员经焦虑实验鉴定，其个性具有顽强的抗拒恐惧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又和他的高度运动技能有关，这时，对恐惧的反应就会降到最低程度。
研究的结果被制成密密麻麻填满数字的图表。不过，实际上诺曼心里明白，他所证明的只不过是些常识：要是你陷在电梯里，最好是和几个你熟悉的、情绪稳定、体魄强健的人在一起，灯最好亮着，而且最好能知道有人正在设法使你摆脱困境。
然而诺曼知道，他的某些结论是与直觉相反的，譬如团体成分的重要性。全由男人或全由女人组成的团体在对待压力时远不如男女混合的团体；由差不多相同年龄的成员组成的团体，远不如年龄参差不齐的团体。为一个目的而事先组成的团体对压力的反应最差；有一阵子他观察一个刚得到冠军的篮球队，但不久它就几乎垮掉了。
尽管诺曼的研究颇有成效，他仍然为这篇报告的潜在目的感到不自在——外星人的入侵——他个人认为这纯粹是理论性的推测，且已到了荒谬的地步。他在递交报告时感到十分尴尬，后来又重写报告，使它看上去显得意义更加重大。可是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就更为忐忑不安。
卡特政府对他的报告评价不高，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诺曼的建议一条也没被采纳。政府不同意诺曼·詹森的观点，他们否认恐惧是个问题；他们认为支配人类感情的是惊奇和痛苦。而且，政府宁愿组织一个30人的大型接触组，其中包括三名神学家、一名律师、一名物理学家、一名国务院的代表、一名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一个从立法机构中挑选出的小组、一名航空工程师、一名宇宙生物学家、一名核物理学家、一名文化人类学家，还有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不管怎么说，1980年卡特未能连任，因此诺曼对他关于不明生命形式的建议也没再听到下文。六年来他也没听说过此事。
一直到目前为止。
巴恩斯问道：“你还记得你曾建议成立的不明生命形式研究小组吗？”
“当然记得啰。”诺曼回答道。
诺曼当时曾提议建立不明生命形式四人研究小组——一名天文物理学家、一名动物学家、一名数学家和一名语言学家——而第五名成员是心理学家，他的工作是监视小组成员的行为和态度。
“请谈谈你对此的意见，”巴恩斯说道。他把一张纸递给了诺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