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后不到两个礼拜，在一个休息日，巴威尔·符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他跌跌撞撞地走进门边的墙角里，像他父亲那样攥着拳头在桌子上敲着，一边呼喊他的母亲。
“拿饭！”
母亲走近他的身边，和他并排坐下，把他的头搂近自己怀里，拥抱着他。然而他却用手推着母亲的肩反抗着，嘴中喊道：
“妈妈——快些！……”
“你这个傻孩子！”母亲制止住他的反抗，悲伤而又温柔地说。
“还有——我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叫着。
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伏特加使他全身疲软无力，但他没有失去知觉，在他脑袋里不断地涌出一个问题：
“醉了吗？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她眼睛里充满着悲哀，使他的心灵倍受感动。他想哭，为了要抑止住这种想法的冲动，他故意装出比刚才更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的蓬乱的头发，静静地说：
“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
他呕吐起来。
经过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它放在床上，把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渐渐地醒过酒来，但他周身的一切和身下，都好像随波逐浪似的在那儿晃荡不停。眼皮觉得很重，嘴里觉得有一种无名的苦味。他从睫毛之间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容，胡乱地想着：
“看来，对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啥，我却觉得恶心……”
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母亲柔和的声音。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妈妈吗？”
他紧闭着眼睛说：
“大家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他说得不错。她自己也明白，除了去酒店之外，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但是，她仍旧说：
“可是你不要喝！该你喝得那份儿，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他叫我受苦可受够了……你也可怜可怜你妈妈，好不好？”
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巴威尔想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如同没她这个人似的，她总是沉默着，一天到晚地提着心吊着胆，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巴威尔因为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家，因此和母亲也疏远了些，现在，他逐渐地清醒过来，细细地望着她。
她长得很高，稍微有点驼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毫无声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仿若总是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的，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哀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块很深的伤痕，所以眉毛略微有点往上吊，看过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已经闪耀出一绺绺的白发了。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与柔顺。
泪珠儿慢慢地顺着她的两颊滑下来。
“别哭！”儿子平静地说。“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去拿点冰水来……”
可是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她低下头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手里的杯子便有点颤抖了，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把杯子放在桌上，她默默地跪在圣像前面。
从玻璃窗外突然传来醉鬼的吵闹声。在秋天薄暮的潮润空气里，手风琴响起来了。有人高声唱着，也有人骂着下流话，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惊惶的叫声。
在符拉索夫家小小的屋子里，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妥了，而且和工人区其它各家比有点不同。
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承一条通往池塘的、虽说不高却很陡峭的坡路旁边。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余下来的三分之二，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门口放着桌子和两个凳子、几把椅子，放衬衣的衣橱，橱上放着一面小镜，此外还有衣箱、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这就是他们的一切。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威尔都有了：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每逢假日，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胃痛，脸色苍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
“怎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焦躁的口气回答：
“闷得要死！不如去钓鱼倒还好些呢，或者——去买上一支猎枪。”
他对工作非常热心，既不偷懒，也不犯规。
他沉默寡言，一对大大的碧眼，和母亲一样，总是不满地望着什么。他既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很显然他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晚会不常去了，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
母亲非常留心地注意他的行动，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地变尖了，眼神也越来越严厉，嘴唇总是紧闭着，他仿若是在对什么事情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正在耗损他的体力。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但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她能看出，他是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一旁的什么地方游去——这在她心中又引起了一种茫然的忧虑。
“巴甫鲁沙！你身体不舒服吗？”她有时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说。
“瘦多了！”她叹息似的说。
他开始拿些书回来，悄悄用功，读过的书，立即藏起来。有时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录些什么，写在单页纸上，写好之后，也藏起来……
母子之间不常说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要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在休息日，他总是一早就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看戏，但奇怪的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她觉得儿子的话愈来愈少了，同时，她又感到他的话里，添上了许多她听不懂的新字眼，而那些她所听惯了的粗暴和凶狠的话，却从他嘴里找不到了。在他的行为举止方面，也增加了许多让她注意的小细节：他戒除了喜爱漂亮的习惯，对身体和衣着的干净却更加注重了，他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加洒脱，更加矫健，他的外表也更加朴实、柔和了——这一切都惹起他母亲焦虑不安的关心。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有新的变化：他有空就扫房间地板，每逢假日亲手整顿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是在努力地减轻母亲的负担。在工人区谁也不会这样做……
有一次，他拿回了一张图画，把它挂在了墙上。画上有三个人，他们正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行进。
“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巴威尔这样介绍说。
母亲很喜欢这张画，可是她心想：
“一方面尊敬基督，另一方面却不到教堂里去……”
在那个木匠朋友替他作的书架止，书逐渐地多起来，房间也收拾得令人感到畅快。他对她说话时用“您”，称呼她“妈妈沙”，有时他忽然温柔地对她说：
“嗳，妈妈，我回来迟一些，请您不要担心啊……”
这种态度使她欢喜，从他的话里，她能感到一种认真而又踏实的东西。
但是，她的不安仍是与日俱增。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不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厉害地搅动了她的心，她像是有种非同寻常的预感。偶尔，母亲对儿子觉得不满了。她想：
“别人都那样，而他却像个和尚。他太老成了，这与他的年龄不相称……”
时不时地，她想：
“兴许他结交了什么姑娘了吧？”
然而，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可他呢，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母亲。
就这样，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不知不觉地，两个年头也过去了。这之间的生活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与日俱增的担忧，日子过得奇妙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