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与卡夫卡相识之始我已无从回忆。我相信是在1912年冬天认识他的。那时我们青年作家在希伯纳街与普夫拉斯特街交汇的路口一家咖啡馆里占有一个固定桌席。卡夫卡时而到我们这儿来坐坐。
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完全健康的人。他似乎非常注意掩饰自己的疾病。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陪着他走在老埃森街上。在一家苏打水饮料铺门前，我停了下来，喝了一瓶汽水，喝前我用手在瓶口抹了一圈。卡夫卡不赞成地观察着我。“这对您无济于事，”他说。
夜里我们有一次同不少人一起去葡萄园。那是冬天，冷得可怕。卡夫卡穿着一件薄薄的大衣。韦尔弗因见他穿得太单薄而缠着他劝说。卡夫卡说，他在冬天也洗冷水澡。他乐呵呵地听任别人笑话他。尤其是韦尔弗一个劲地取笑他，韦尔弗对他这个伙计非常关心。我记得，那时我们正站在葡萄园的渡槽上。卡夫卡撩起裤腿，在寒冷的夜里展示他赤裸的小腿肚。
我那是住在一条非常热闹的街上；那是在斯蒂凡街和盖斯腾街的路口拐角的房子里。我备受噪音之苦。关于这一痛苦，我对别人说都不如对卡夫卡说能得到理解。房子前面是个电车车站，对面是个旅店，在夏天那几个月中，一个乐队在其花园里天天演奏到深夜。从一家通宵咖啡馆传出一架管风琴的声音。隔着我们住房的墙是一个患肺结核的裁缝师傅卧病的房间；这个人是给了婚的；他的妻子会弹钢琴。我们在这套住房里住了七年。我工作艰辛，睡眠不足。而卡夫卡也睡得不好。他告诉我，他也开始失眠了；以后又加上了折磨人的头痛。他具体地描述头痛的方式，并不期待和乞求丝毫同情。这就是那么一种头疼，这他在我之前便已经有了。
他用往耳朵里塞棉花的方法来抵抗噪音。他一定要我试试这个方法。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至今我还得先把耳朵塞起来，否则就无法入眠。一次我在他那儿看到两个用来绑在耳朵外面的小软垫。我猜那是出自女人之手的礼物。
人们经常可以碰到单独一人的卡夫卡，在布拉格的马路上，在花园绿地中。假如有人陪伴他，丝毫也引不起他的兴奋。他愿意避免谈及自己，在别人讲话时，他则全神贯注。即使在疾病开始折磨他时，他仍然保持着微笑的面容。他的面部表情中有一种古埃及谜一样的东西。
他总是准备着随时参加讨论，也就是说：准备着让别人来了解自己，即便只是通过很少的、简短的、往往是很匆忙的话语，即便只是通过意味深长的沉默（这点是不会搞错的）。他非常注意他的朋友们的生活和影响。他是许多人的朋友，尽管他只允许很少的人成为他的朋友。我怀着感激之情回想起这么件事：我在海仁街与他相遇。一天前我的一首诗发表在“日报”上。诗名叫“柔憩别墅”。他赞扬它。我自己并不特别满意。这是一首以前写下的诗。我不禁对他的赞扬是否出自内心发出疑问。于是卡夫卡把这首诗背诵了一遍。
当他的第一本书《观察》在沃尔夫出版社出版时，他说：“安德烈书店售出了十一本。十本是我自己买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得到了那第十一本。”说这话时他满意地微笑着。关于他写的是什么，对他来说重要不重要我却不得而知。
有一次，维利·哈斯争取到他参加在温策尔广场一家旅馆的一个小厅里举行的布拉格作家朗诵会。卡夫步那次朗读了他后来在沃尔夫那儿出版的小说《判决》他以那么一种静静的、绝望的勉力朗诵，以致我在事隔至少二十年后的今天仿佛仍然看见他在昏暗狭小的朗诵厅里的身影。其他一切我自然都忘却了。
卡夫卡身材修长，体型颇佳，长相漂亮。关于姑娘们他顶多只泛泛地谈及。1917—1918年间我在维也纳。卡夫卡写信请求我为他在旅馆里租个安静的房间。他从布达佩斯来。在此之前，他在布拉格便已向我透露，他将在布达佩斯作出维持还是解除婚约的决定。在维也纳他告诉我，他同他的未婚妻决裂了。说这话时卡㊣(4)夫卡完全是平静的。他甚至似乎感觉舒服。他同我一起去中心咖啡馆。那时时间已很晚了，咖啡馆里空空荡荡。卡夫卡对一切感到满意。
布拉格一位年青漂亮的姑娘告诉我，她给卡夫卡写过许多信，她爱上了他。卡夫卡给她写了详细的回信，提醒她当心自己。
然后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见到过他。他变得很瘦，嗓音沙哑，呼吸困难。在寒冷的天气中他仍然穿着一件薄薄的大衣。在街上他让我看，他的大衣是多么宽大，穿着它是多么舒适，不至于压紧胸口影响呼吸。他在这件大衣里活动自如。
又过了几个月。他不在布拉格。听说他的状况很糟。他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假如不发生什么意外，我将于星期一给您写更长的话。
他的葬礼在布拉格犹太人墓地的祈祷厅举行。人数众多。希伯莱语的祷文。他的父母和妹妹们在悲哀。他的女伴默默地绝望，她在他墓前昏死过去。阴暗的天气，只偶尔透一点儿亮。上帝啊，人们不能相信，在那赤裸裸的木头棺材里埋葬了弗兰茨·卡夫卡——一个从那时起刚刚开始变得伟大的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