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芥川奖的时候
——一九五八年，以《文学界》一月号发表的《饲育》为契机，您获得了当年上半年的第三十九届芥川奖。在这一年的三月，文艺春秋新社出版了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六月，讲谈社出版了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拔去病芽，掐死坏种》；十月，新潮社出版了您的《在看之前便跳》。这是您在文坛上辉煌而正式的亮相。您在自编年谱（小学馆《群像日本的作家23大江健三郎》）里这样写道：“这一年里，由于突然而至的作家生活，我患上了深度的安眠药中毒症。”
我调查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的报道，因为作品中新鲜的感受性和崭新的文体而受到媒体高度赞赏的文艺批评以及诸如此类的好评，您被突然推到了媒体面前，认真接受采访的身着学生服的大江君的照片，现在还存在着很多。只要想一想约半个世纪前的那种状况，就可以想象出处于漩涡中心的您本人也遭了大罪吧。
回顾自己的人生，当时曾捱过好几个现在仍感到毛骨悚然的关口，真庆幸能够苦苦熬过那个时期并存活下来。这其中最为清晰的，是开始写小说之后的第四年至第五年之间。
去年夏天，在北轻井泽的别墅里，我把遭雨水淋湿后干结成硬块儿的法语书籍全都扔进壁炉里焚烧了。在那过程中，无意间发现登载着《奇妙的工作》的《东大新闻》，便历历在目地回顾了当时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东大“五月祭”有奖征文活动中，经荒正人①先生评选，这篇小说被推举为获奖之作。在《东大新闻》发表不久，平野谦②先生随即在《每日新闻》的“文艺时评”栏目里给予褒奖，编辑也表示了关注，说是“今后就写小说吧”。从此，我很快就开始了小说家的生活。也就二十二三岁……不过，当时我可是一个全力以赴的愣头青呀。
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之间的那个春假，我把皮埃尔·加斯卡尔的《野兽们·死人的时代》原著与渡边一夫先生的译文对照起来阅读，然后就想尝试着写小说，随即写了大约三十页③稿纸，便拿去参加征文活动了。现在回过头来读，觉得这简直就是加斯卡尔作品的翻版，可当年却深信不疑地认为这是自己独创性的小说。对于当年的自信，我甚至感到不可思议。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了另一种独创性，当时未曾意识到，却一直延续至今的独创性。
那时，一个朋友住进了东大医院，现在回想起来，他是自杀未遂因伤而住院的。“情况怎么样？”当我如此询问时，对方便回答说：“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东大医院饲养的那些用于实验的狗就叫开了！”出于一种偶然，那个朋友幸存下来并在医院里听到狗的叫声这件发生于现实生活之中的事，与我阅读《野兽们·死人的时代》的经历在同一个时间段相遇了。于是，那部小说也就问世了，其主题说的是一个为打短工而参与杀狗的青年，最终意识到自己因为这个临时工作而落入到亲手挖掘的陷阱里。
——这部作品也是如此，“狗”所代表的小动物，包含着针对社会的某种悲痛的寓意，作为大江作品的特征之一，这一点从最初就强烈地显现出来了。
那些狗极为相似。大型狗、小型宠物狗以及形体大致适中的红毛狗都被栓在桩子上，它们都很相似。我在想，它们有某处相似。这相似处在于它们因为全都是下贱的杂种而瘦弱不堪？还是由于被栓在木桩上从而彻底泯灭了敌意？一定是这样的！即便我们，或许也将如此一般。彻底泯灭敌意，毫无气力地被栓在桩上，彼此相似，丧失个性，暧昧不明，这就是我们，我们日本的学生。不过，我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我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几乎所有事物都没有热情，也不知这是因为自己过于年轻还是太过老成。我已经二十岁了（《奇妙的工作》）。
是啊，与其说这些小动物构成了作品的主要骨骼，毋宁说它们是作为零碎的比喻而经常出现的。更准确地说，在这些处所，源自于加斯卡尔文章特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加斯卡尔的作品中，有关小动物的表述实在是出色。
——二〇〇七年五月，恰好是“五月祭”有奖征文活动五十周年。一九五五年九月，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校内杂志《学园》刊载的《火山》，是您成为铅字的第一部小说吧？
是这样的。当时我刚刚二十岁左右，进入大学后不久便认识了诗人岸田衿子①，岸田邀我一起去她妹妹家。那时候我对东京的地理什么都不知道，总之，从六本木交叉路口附近下坡，她家就在那坡道中途。说起衿子的妹妹，先前我并不知道是谁，可是屋门一打开，站在门内的竟是女演员岸田今日子②。玄关对面是个大约四叠半③的日本式房间，里面有个如低矮碉堡一般的四角形台面，四个人就围坐在那台面四周。于是我就在想，东京的艺术家就是这样进行争论的呀！不由得心生敬意。不记得是衿子还是今日子说：这是麻将（笑）。那四人中的一人这时便向我问道：“你就是写《火山》那篇小说的作者？”他还说，“那小说可真棒！”那人就是武满彻④。武满的工作，当时被制成唱片的，只有《为弦乐而作的安魂曲》，可我强烈地觉察到，此君绝非寻常之人。他对我说，“我认为你就是小说家！”也就是说，武满想要见我，便委托今日子，而今日子则找到了她姐姐，然后衿子就邀请我过来了。武满是在五十一年前就读了我作品的人。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是我所敬爱的朋友。
——武满先生那么早就发现大江先生了吗？在《火山》和《奇妙的工作》之间，您还发表过题为《黑色卡车》的短篇小说。而且，据筱原茂①先生编写的《大江健三郎文学事典》记载，您还写了《优雅的人》和《火葬之后》等短篇小说。另外还有戏曲，仅仅存留于您在学期间记录上的，三年间您就创作了四个剧本——《老天叹息》、《夏日休假》、《死人无口》和《野兽们的叫声》。由于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写作的，因此在《奇妙的工作》发表后，当出版社的约稿突然来临时，您能够接受下来并一篇篇地从容应对。
不，这其中还是有明显的分界点，《奇妙的工作》与此前那些游戏一般的习作还是不同的。我认为，新人作家谁都会有那种“飞跃”式分界点。但是，在《东大新闻》上读了《奇妙的工作》后，文艺杂志的编辑就开始向我约稿，我便像刚才说到的那样“飞跃”了一次，随即写了一篇作品交给编辑，幸运的是我遇上一位独具慧眼的编辑，他明确地告诉我“这一篇不好”。我要回稿件后重新读了一遍，于是也清晰地看出了问题之所在。撕毁并扔掉那些稿纸的同时，我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么，就改写吧。”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改写”的想法，应该是我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小说家之后迈出的第一步。也就是写完作品后，对其进行检讨。作为海外新小说的读者，我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大致具备了批评能力。因此，一旦知道自己没能写好，便马上尝试着改写。我的这个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做法，就是这样开始的。
如此这般地改写过后，创作出了短小的《他人的脚》（38页稿纸）和《死者的奢华》（76页稿纸）。《他人的脚》也是明显带有阅读萨特小说之后的空想。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说的是青年去打短工却是无效劳动，意识到自己因此而落入亲手挖掘的陷阱。这篇小说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故事的进展上，只是对《奇妙的工作》进行变奏处理的产物。平野谦先生就曾指出这是“异曲同工”（笑），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人的脚》则是与这些作品稍有不同的另一类小说。
总括说来，最初心血来潮般写出的小说被刊载在《东大新闻》上，于是有人鼓励我“今后就写小说吧”，我便鼓足干劲写起了小说。被告知“这一篇不好”后，才第一次认真起来，想要对作品进行改写，就这样开始了作家生涯，一年内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还写了大约三百页稿纸，被我认为是长篇小说的《拔去病芽，掐死坏种》。
——说到《拔去病芽，掐死坏种》，有非常多的读者喜爱这部作品，其中很多人喜欢作品中的这一段：
这是杀人狂的时代。战争使得群体性疯狂犹如久不退却的洪水一般，泛滥在人们情感的褶襞里、身体的所有角落、森林、街道和天空。就连收容我们的那栋古老砖砌建筑及其院子，也遭到从空中突然俯冲而来的士兵，在飞机半透明的机体内猥杂地撅起屁股的那位金黄头发手忙脚乱的年轻士兵的机枪扫射。大清早我们为干活儿排好队正要出门，依靠在充满恶意缠绕着带刺铁丝网的大门外侧的那个刚刚饿死的女人，随即栽倒在领队教官的跟前。几乎每个夜晚都会遭到飞机轰炸，有时一直持续到大白天，由轰炸引发的大火在城镇里肆虐，使得夜空里一片通明、黑烟弥漫。
已然疯狂了的大人们在城里四处乱窜的那个时代，他们倒是有一种值得记录的奇妙热情，就是从那些全身柔嫩的皮肤上只长着栗色胎毛，却做过微不足道的坏事的孩子中，将大人们判定为具有流氓倾向的孩子们监禁起来。
对黑暗和肮脏的描写接连不断，却又是难以言表的明快，同时让人感到非常轻快。这种表现之所以可能，或是因为作者还年轻，战后时代也刚开始不久，都有点儿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抑或由于极为年轻而具有的那个势头。我只能作如此想象。
截至那时为止，还是写出了一些即便现在读起来仍然有趣的作品，可在那以后的两三年里，自己写的小说并不好。自己也知道“不好”，然而文艺杂志嘛，他们对于露出水面的新人总是比较宽容——现在还有这种倾向——并乐于接受，便发表了那些作品，我就在这样的感觉中开始了文坛生活。当然，这其中也有获得芥川奖的缘故。《迟到的青年》可以说是战后青年的虚构性自传，现在我还清晰记得题名的这部长篇小说，也是以那种风格写成的。
与此同时，我也为另一种感觉所苦恼，那是一种非常黑暗的感觉，觉得如此下去绝对不行，会走到尽头的。不过，那时多少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因此已经无法回到原先的学生生活，无法在写作并无稿约的小说的同时进行学习。就是这么一段不上不下的痛苦时期。
——在一九九六年您六十一岁时出版的《大江健三郎小说》全十卷本中，并没有收入《迟到的青年》以及《日常生活的冒险》等作品，而这些作品自从您在创作初期发行以来，一直受到广泛阅读。所谓“青年时代的作品”不能收入文集，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件意外之事。不过，这是因为严厉的自我批评之结果吗？的确，如果想要探究与现在所不同的“大江健三郎”，我觉得阅读《迟到的青年》和《日常生活的冒险》可能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比如，围绕《日常生活的冒险》中的主人公、青年斋木犀吉，书中有这么一段描绘：
此时身高已达一米七五的大块头少年，与魏尔伦①描绘的兰波，以及当时正在地方影院和东京近郊的三流影院放映的法国电影《肉体的恶魔》中的杰拉德·菲利普比较相似。其后每当遇见他时我都会感觉到，他那大脸膛的相貌尽管并无异常，只是无论处于什么人群中都非常显眼，实际上，就是那种时时刻刻都与各色人等的极具个性的那类容貌相似，通常的说法，则是与他人的脸膛相似。就在詹姆斯·迪恩②死于车祸前后，他在行走时以令人联想起那位近视的美国青年的作派眯缝着忧郁的眼睛，额头因耷拉下来的头发而显得短小，以至无论谁都认为，在东洋人之中，唯有他才与詹姆斯·迪恩最为相似。
或许会有人深切的感觉到此处与伊丹十三的面影多有重合，正好您将其写在了小说之中。这种解读方式不合适吗？
伊丹十三去世后，他在媒体界的那些朋友和我分别留下了不同记忆，我以为那倒也未尝不可。可是，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较之于作者，倒是读者那一方的目光更为准确，因此，在我重新阅读当年“没能写得更为充实的作品”那些已经成为铅字的东西时，就感受到了这一切，便从全集版中去掉了那些东西。虽然《日常生活的冒险》等作品至今仍被一些读者所喜爱，可在技法和人物的处理等方面，确实没能满足小说的基本要求。
我很早就开始写小说，年轻时写下许多作品，可我是小山村里在家人庇护下成熟较晚的人。由儿童演员成长而成的演员，经常会被认为虽然早熟，却也有总是不够成熟的缺点。我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的确是一个成熟较晚的作家。只是作为成熟较晚的作家，我倒是形成了一个工作习惯，那就是一直以小说技巧的完成度作为自己的目标。就这一点而言，即便我本人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是我热忱于latework，也就是“后期的工作”的理由。
三岛由纪夫①等人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家，具有向社会表明“我就是这样的人”的力量，把从一开始就具有很高完成度的风格显示于社会。我觉得那样的人是早熟的作家。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就是“如果朝那个方向掘进的话会很有意思”这么一种感觉，而且认为这是必要条件，因此，在了解到自己有必要如此前进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活动，这是事实。但是，我却没有自信，不知道读者或社会是否会充分接受自己如此摸索而行的成果，没有那种认为自己已经充分具备了条件的自觉。在不了解对手是否会接下我投出的球的情况下，我出发了。三岛由纪夫当时已是让人仰视的大家，他比我只大十岁，可在感觉上仿佛要年长二十五甚至三十岁。而且，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文学行为和社会行为将被外界如何接受这个问题上，三岛由纪夫是很有把握的。即便是使社会无法接受的暴投②他也会坚信，那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日本的读者没有那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