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泪来客
花露水
三天后，间宫德太郎打来电话。早晨7点30分，我正和妻一起吃早餐。
“一大早打电话实在对不起，但愿不是把您从床上叫醒……”间宫满怀歉意地说。
我说早上一般6点刚过就起床了，没关系。
他说明信片收到了，谢谢。说无论如何想趁我上班前联系上。并说如果今天午休时间能见到我就太好了，哪怕一小会儿也好。因为他想尽可能今晚赶乘新干线回广岛。本来应该可以再稍住些时日，但出了急事，今明两天内必须赶回。
我说眼下自己没有工作，自由之身，天天赋闲，上午也好中午也好下午也好，什么时候悉听尊便。
“可您没有什么安排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我回答安排一概没有。
“如果那样的话，我想上午10点到府上拜访，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么，一会儿见。”说罢，他放下电话。
电话放下后，我才想起忘了跟他说车站到我家的路线。不过不要紧，我想，地址他知道，要来怎么都会找到的。
“谁？”久美子问。
“分送本田先生纪念物的人。说要今天上午特意送来。”
她“呢”一声，接着喝咖啡，往面包抹奶油。“人倒够热心的。”
“百分之百。”
“我说，是不是该去本田那儿上往香什么的，哪怕你自己去也好。”
“可也是。这事儿也问一下看。”我说。
出门前，久美子来我面前叫我给她拉连衣裙背部拉链。那连衣裙吻合极好，拉起来费了些劲。她耳后发出极好闻的气味儿，很有夏日清晨气息。“新花露水？”我问。她未回答，迅速看一眼手表，抬手按一下头发。“得快走了！”说着拿起桌上手袋。
收拾久美子工作用的四叠半房间归拢里面要扔的东西时，纸篓中一条黄绸带引起我注意。带子从写坏的二百格稿纸和邮寄广告等下面稍稍探出。所以注意到是因为那绸带甚是黄得鲜艳醒目。是礼品包装用的那种，花似地团成一团。我从纸篓中取出看了看。同绸带一起扔的还有松屋百货店包装纸。包装纸里面是印有基督奥迪尔标记的纸盒。打开盒盖，现出瓶状凹托。光看盒就不难得知东西相当昂贵。我拿盒走进卫生间，打开久美子化妆品抽屉，从中发现一瓶几乎未用的基督奥迪尔牌花露水。瓶与盒的凹托正相吻合。我拧开金黄色瓶盖，气味同刚才从久美子耳后闻到的完全相同。
我坐在沙发上，边喝早上剩下的咖啡边清理思绪。估计有谁向久美子赠送了花露水，且价格相当昂贵。在松屋百货店买的，让售货员扎上送礼用的绸带。倘若是男人送的，对方应该同久美子关系相当密切。关系一般的男人断不至于向女性（尤其已婚女性）送什么花露水。而如果来自同性朋友。难道女性当真会向同性朋友赠送什么花露水不成？这我不甚清楚。我清楚的只是这段时间久美子并无接受他人礼物的任何理由。她生日是5月，我们结婚也在5月。也有可能她自己买了花露水又让扎了条包装用的漂亮绸带，而那目的何在呢？
我叹口气望着天花板。
是否应该直接问问久美子呢？问那瓶花露水准送的。她或许这样回答：啊，那个晚，是由于我帮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孩办了点私事。说起来话长，总之见她焦头烂额，就好心帮了个忙，于是她送礼表示感谢。味儿极好吧？可贵着哩，这个。
OK，无懈可击，话就此结束。那么我何苦特意问这个呢？何苦把这个放在心上呢？
然而我脑袋里还是有什么挥之不去。哪怕她就这花露水向我交待一句也好。到家走进自己房间，独自解开绸带，剥下包装纸，打开盒，其它全部扔进纸篓，只把瓶装进卫生间化妆品抽屉——有如此时间，应该可以向我说一句“今天单位一个女孩送我这个了呢”，然而她没说。也许以为不值得特意说。但即使真是这样，这东西现在也还是被上了“秘密”这层薄薄的外衣，使我不能释然。
我久久地茫然对着天花板。我努力去想别的，但想什么脑袋都运转不灵。我想起拉连衣裙拉链时久美于那光滑白皙的背和耳后的清香。很想吸支烟——好久没吸了——很想叼支烟给烟头点火狠狠往肺里吸上一口。我想那样心情会多少沉静下来。但没香烟。无奈，拿一粒柠檬糖含着。
9点50分，电话铃响了。估计是间宫中尉。我家住的地方相当难找。来过几次的人都有时迷路。却不是间宫中尉。从听筒传来的，是上次那个打来莫名其妙电话的谜一样的女郎。
“你好，好久没联系了。”女郎说，“如何？上次可舒服？多少有点感觉吧？干吗没完就放下电话啊？正当要登峰造极的时候。”
一瞬间我错以为她说的是那次梦见加纳克里他遗精的事。那当然不可能。她指的是上次煮意大利面条时那个电话。
“喂，抱歉，现在忙着。’”我说，“10分钟后有客人来，不少准备要做。”
“就失业期间而言，每天还真够忙的。”她以挪揄的语气道。和上次一样，音质悄然一变。“煮意式面条，等客人。别担心，10分钟足够。两人就聊10分钟。客人到时挂断不就是了？”
我想默默放下电话。但未能那样。妻的花露水搞得我有点心神不定，很想找个人说说话，谁都好。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拿起电话机旁铅笔，夹在指间来回旋转，“难道我真的知道你？”
“那还用说！我知道你，你知道我，这种事怎么好说谎呢！我也没闲工夫给素不相识的人打电话嘛！你记忆里肯定有个死角什么的。”
“我不明白，就是说……”
“好了好了，”女郎一下子打断我的话，“别这个那个没完啦。我知道你，你知道我。最重要的是——跟你说，是我会很温柔很温柔地待你，你却什么都不用做。你不觉得这很妙？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责任都不用负，我提供一切，一切哟！如何，不觉得这相当够意思？别想得那么严重，大脑空空即可。就像在春天温暖的午后骨碌一声躺在软乎乎的泥沼里一样。”
我默然。
“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太太忘到一边去！失业呀将来呀也忘掉九霄云外去！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我们都是从暖融融的泥沼里来的，早晚还要回到暖融融的泥沼里去。一句话——嗳，冈田，可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跟太太做爱的？说不定是相当往前的事了吧？对了，两星期前？”
“对不起，客人就要到了。”我说。
“唔，实际还要往前。听声音感觉得出。喂，三个星期以前对吧？”
我没作声。
“啊，那也就罢了。”她说。声音听起来就像用小扫帚牵车清扫百叶窗上的灰尘。“那终归属于你和你太太之间的问题。而我可是你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并且不要你对我负任何责任，冈田先生！拐过一个角，就实实在在有那样的地方。那里横亘着你见所未见的世界。我不是说你有死角吗？你还执迷不悟呢！”
我握着听筒始终保持沉默。
“请环视你的周围，”她说，“然后告诉我，那里有什么，能看见什么。”
这时门铃响了。我舒了口气，一声不响放下电话。
间官中尉是脑袋秃得利利索索的高个子老人，戴一副金边眼镜。的确像是从事适度体力劳动的人，皮肤微黑，气色极佳，身架硬朗。眼角各整齐刻着三条很深的皱纹，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晃得直眯缝眼睛似的。年龄看不大准，想必已过七十岁。年轻时大概身体相当壮实。这从其姿势的端正、衣着的简练不难看出。举止谈吐十分谦和礼貌，而又含有不加矫饰的坦诚。看上去间官中尉这个人早已习惯于以自己的能力判断事物自己承担责任。身上是普普通通的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灰黑相间的条纹领带。那件穿得一丝不苟的西装于7月闷热的上午看上去质地未免过厚，但他竟一个汗珠也没现出。左手是假手。假手戴着与西装同是浅灰色的薄手套。较之晒黑的汗毛很重的右手背，戴手套的手显得格外没有活力和冷漠。
我把他让到客厅沙发坐下，端上茶。
他道歉说没带名片。“在广岛一所乡间高中当社会科老师来着，到年纪退休了。那以后什么也没做。多少有点地，就半是出于兴趣地少量做点农活。所以连个名片也没印，请多包涵。”
我也没印名片。
“恕我冒昧，您贵戾几何？”
“三十岁。”我说。
他点下头，喝口茶。我不晓得自己三十岁这点给他以怎样的感想。
“府上可真是幽静啊！”他转变话题。
我介绍说这房子是以低租金租舅舅的。告诉他一般情况下以我们这样的收入连这一半大的房子也怕是住不起的。他点着头拘谨地环视房子。我也同样环视一番。请环视你的周围，那女郎说。又环视一遍后，觉得好像飘浮着给人以陌生感的空气。
“在东京一连住一个星期了。”间宫中尉说，“您是这回分送遗物的最后一位，这样我也就可以放心返回广岛。”
“可以的话，我想去本田府上上一往香……”
“您的心意实在难得。但本田先生的老家在北海道旭川，墓地也在那边。这次家人从旭川来京把他目黑住处的东西全部打点运回，那里已经空了。”
“是这样。”我说，“那么说本田先生是离开家人独自在东京的了？”
“是的，旭川的长子对他一个老年人住在东京放心不下，加上别人说起来也不好听，劝他回去一起住，但他怎么也不愿意。”
“有子女？”我不无愕然，总觉得本田先生很有些天涯孤旅的味道。“那么，太太已经过世了？”
“此话说起来复杂。本田先生的太太其实战后不久就同一个男的殉情了。大概是1950年或1951年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本田先生不详谈，我也不便——一细问。
我点头。
“那以后本田先生一个男人家把一男一女抚养成人，子女各自独立之后，单身来到东京，开始从事您也知道的占卜一类活动。”
“在旭川做什么工作来着？”
“和哥哥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印刷厂。”
我试着想象身穿工作服的本田先生在机器前检查清样的光景。但对我来说，本田先生永远是位身穿脏兮兮衣服腰缠睡袍式腰带冬夏都坐在地炉前摆弄卜签的老人。
说到这里，间宫中尉用一只手灵巧地解开带来的包袱，取出一个状如小糕点盒的东西。盒包着牛皮纸，又结结实实缠了好几道细绳。他把盒放在茶几上，谁来我这边。
“这就是本田先生留给您的纪念物。”间官中尉说。
我接在手中。几乎没有重量。无从判断里边装的何物。
“就在这打开看可以吗户
间官中尉摇头道：“不，对不起，故人指示请您在独自一人时打开。”
我点头把盒放回茶几。
“其实，”间官中尉开口道，“我是在本田先生去世前一天才接到他的信的。信上说自己恐不久人世。‘死毫不足畏，乃天命，唯从天命而已。但尚有事未办——家中抽屉留有种种物品，平日我即已想好拟传以诸多人士。但自己已无力实施。故想求助于你，按另纸所示代为分赠。自知实为厚颜之托，尚祈体察此乃我最后心愿，而辛劳一遭为盼。’我很有些吃惊。因为我与本田先生已好多年——五六年吧——音讯全无，而现在突然收到这么一封信。我当即给本田先生回了信。但交相接到的是本田先生儿子寄来的病故通知。”
他拿杯噪口茶。
“那个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笃定已达到我等人望尘莫及的境界。如您在明信片上写的那样，他那人的的确确有一种摇撼人心的东西。我1938年春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有这个感觉。”
“诺门坎战役你和本田先生一个部队？”
“不，”间官中尉说着轻咬嘴唇，“不是的。我和他是两个部队，分属两个师。我们一同行动是诺门坎战役前一次小规模作战的时候。那以后本田伍长在诺门坎战役中负伤被送回国内。我则没参加诺门坎的战斗。我……”间宫中尉举起戴手套的左手，“这只左手是1945年8月苏军进攻时丢掉的。正打坦克时肩部中了一颗重机枪子弹，一时失去知觉，偏巧又给苏军坦克的履带碾上。之后我成了苏军俘虏，在赤塔做了手术，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一直被扣到1949年。1937年被派往满洲，一共在大陆待了12年，其间一次也没有回国。家人亲戚都以为我在同苏军作战时死了。故乡墓地都有了我的墓。离开日本前，尽管有点含糊也算是同一个女子订了婚的。而她早已同别的男人结了婚。没办法的事，12载说起来毕竟是长了。”
我点头。
“您这样的年轻人，怕是对过去老话不感兴趣吧，”他说，“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也曾是和您一样的普普通通的青年。我一次、哪怕一次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军人。我想当的是教师。可是大学一毕业就应征入伍，半强制性地当了军官候补生，再没返回国内，青春就那么过去了。我的人生真像是一场梦。”间官中尉就此缄口不语。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讲讲您和本田先生相识时的事好吗？”我试探着问。我真的很想了解，想了解本田先生曾是怎样一个人物。
间宫中尉两手规规矩矩置于膝盖，沉吟良久。并非迟疑，只是在想什么。
“说起来可能话长……”
“没关系。”我说。
“这件事我还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说，“本田先生也不至于向谁说过。这是因为，我们曾讲定不告诉任何人。但本田先生已不在人世，只剩我这一个，说也不会给谁添麻烦了。”
于是间宫中尉开始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