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时代的宋，为了要攻打契丹族之辽，曾经缔结“海上之盟”，利用女真族之金。这是中国古典的“以夷制夷”手法，“夷”当然是指异民族而言。金太宗这是逆用这个手法。
扬州是导致隋炀帝丧命的城市，因此，算来不是吉祥之地。
高宗的意图是：与金进行交涉以确保政权，并且索回被带走的皇族。他准备采取低姿态诉求，认为这样的交涉方式有成功的可能。
而在磁州挽留高宗的宗泽则对这样的政策甚为不满。以东京（开封）留守身份留在河南的他，认为除非对金显示武力，否则国家安全和索回皇族都是无可企求的事。
要展开谈判，非有武力作为后盾不可。——这是宗泽的信念。实际上，他的想法一点没错。
看见对方示弱，金一定会摆出得寸进尺的态度；唯有示以强硬姿态，才能展开有利交涉。
“微臣不反对与金进行交涉。但逃了之后再展开交涉，一定会被对方看扁，交涉绝对不会成功。尚请皇上忍受一些苦，留在河南之地。”高宗准备前往扬州时，除了李纲以外，宗泽也如此表示反对意见。但高宗并没有改变前往扬州这项预定计划。
“河南之地暂时交卿看管吧！”高宗如此交代宗泽。
宗泽可谓善尽职责。他对以“为大楚皇帝被杀兴师问罪”为南下名目的金军周旋到底。
高宗避难扬州是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的事。他当然在该地过年。
宗泽屡次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敌军攻势，坚守开封城。
伏请皇上还京。——宗泽多次派遣使者，央请高宗返回京都。
皇帝要是返回北地，河南人民定然奋起，对金的抗战必定更加卖力。然而高宗始终无视于宗泽的请求。
由于开封有宗泽负隅顽抗，金军因而较少集结在该地，而将兵分散在河南各地。换言之，开封已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座孤城。举例来说，离开封城没有多远的淮宁府，已被金军攻陷，知事何子韶全家人都遭杀害。
“皇上如果回去，等于自投罗网。而且能否到达京师还是个问题。”黄潜善以及汪伯彦等大臣以此为由，反对高宗北归。他们是媾和派人士，与主战派的宗泽等人政见分歧。此外，他们更不乐意看到因皇帝北归而功绩全为宗泽所占——史书以此将黄、汪二人归类为坏人。
河南之所以得以维持，主要是依靠宗泽的领导力。然而宗泽却于建炎二年（1228年）七月撒手人寰，东京留守之职由杜充接任。
杜充是个不成气候的人，酷而无谋，——史书以此记载，可见他非常欠缺思虑。因此，原本齐集在宗泽之下的众豪杰，全都离杜充而去。在这种状态之下，当然无力抵御南下的金军。
扬州在长江北岸，攻陷徐州的金军乘势长驱直入该城，高宗只得乘坐小舟，狼狈地逃至对岸的镇江。金军放火烧毁扬州城。
由于金兵在后面穷追不舍，败走的宋军，甚至在途中有丢失皇祖皇宗之牌位的丑态。高宗没命地逃窜到杭州。
高宗以重建政权、重振人心以使全国国民团结一致为目的，发布恩赦令。他赦免所有的罪犯，也释放遭左迁、流放的人。只有一个人例外：主战论派的精神领袖李纲并未被赦免。
“与金国展开谈判时，如果李纲已被赦免，会对我国不利……必要时，甚至应该考虑采取非常措置。”黄潜善最后一句话是压低声音说的。有必要时献出李纲的首级以讨好金——这是他的想法。
虽然金兵的南下作战势如怒涛，但由于战线过长，已受到游击队的袭击和一般民众的反抗。各地的抵抗行动较预期中激烈许多。
金军的战略是：以一气呵成之势发动攻击，使宋战斗意志全消，以后的事到时候再说。因此，可说是无甚计划性的行动。金军用强硬的攻击战法，到建炎四年正月时攻陷了明州。高宗不得已，只有逃到海上，遁走至温州。此际，金兵船队追击三百里之远，但由于不习惯水上活动，只得放弃追击，中途折返。
金军似乎因为二度轻易渡过黄河作战而低估了宋的抵抗力。实际上，金军已在一些地方遭遇强烈反抗而损兵折将。南京的广德州是最好的例子，金兵在此六战皆败北，将军王灌以及四十余名高级军官全数被俘。
广德之战的宋军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岳飞。好不容易把高宗赶到海上，却在南京附近陷入苦战，如此一来，金军有战线被切断之虞。此外，在长江河岸的镇江，宋朝将军韩世忠也猛烈迎击金军，以八千兵力抵挡十万金军达四十八日之久，他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
这时候的宋国军队，在体质上好像迥异于以往。
无须赘言，宋是军阀赵匡胤创建的王朝，正因为如此，所以对军队的军阀化甚为提防。而要防止军阀化，最好的方法是使军队与司令官没有紧密的关系。
宋原则上采取任命文官为军司令的方法，甚至还有任命宦官为司令官的事情，方腊之乱以及对辽作战之际任命宦官童贯为军司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是针对金军南下，宋朝廷采取的是“招募勤王义军”的方法。义军当然是出面招募者的直属部下，这蕴藏着军阀化的危机；不过由于指挥官和兵卒有命运共同体的感觉，所以打起仗来当然能够拼命。过去的战争，士兵持的是“这是上面的人打的仗”的心理；而现在，他们持的则是“这是为我们自己而战”的态度。
宋军不堪一击。——金国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于此被推翻。将本营设在燕京的金太宗，在此召开重臣会议。
“我们无敌金军在广德连战连败，是何原因？”太宗垂问重臣们。
没有一个人立即回答。
“是不是我军过于脆弱？”太宗再度问道。
“回皇上的话，是宋国新募之兵实在顽强。”一名大臣回答。
“以前的兵脆弱而新募的兵却顽强，为何有这等事情？”
“司令官的素质也比以前优秀……这是来自前线的报告。”
“司令官的素质……”这么说，金军过去之所以轻易战胜宋军，是因为对方司令官素质很差的缘故了。
“以前，宋军司令官的素质确实很差。打败童贯等人而认为比宋强，这是我们的估计错误。”
“你的意思是说，宋军的结构已有所变化？”
“这也是一个原因。而且，在黄河以南之地交战，势必会成为水战，这对我们大大不利。敌军针对我们的弱点订定作战方式，所以我们难免要吃亏。”
“可是，我们的损失未免过大。鼠窜的敌人逃到我们最感棘手的海上，怎么追也追下到。我们负担不起太大的损失啊！”金太宗脑子里想的是女真族的人口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撤退问题？”大臣反问道。撤退当然指退至黄河以北之地而言。
“撤退不等于放弃淮南之富吗！？”太宗抿起嘴唇来。唐以来的中国，国家岁入的主要部分依赖淮南地区。
“不能放弃！绝对不能放弃！”太宗把自己提出的假设由自己强力否定。
如今，离太祖阿骨打建国已有十五年，狩猎之民女真族也有了以金王朝经营国家的强烈意识。为了使金这个国家成立，必须从南方接受粮食、盐以及其他物资的补给，才能算是十全十美。如果想使它具备理想的国家形态，这是必要条件。
宋的抵抗比预期顽强许多。这该如何是好？
金想要获得淮南之富，成为够水准的国家，有许多方法可以考虑。第一个考虑的方法是，使宋彻底毁灭，以得淮南。现在这个计划归于失败。
金进兵至浙江，企图将高宗追至海上，使之灭亡。但对不善于打水战的金军而言，这样的作战方法根本就有问题。金军退兵时，几乎被韩世忠断了退路，险些全军覆没。
“穷寇莫追，不能低估宋国新军的力量。”金太宗如此训示部下。
过去的宋军司令官，不是进士出身的精英文官就是宦官。但南宋初期的司令官则以从军队内抬头的人居多。金太宗说的“宋国新军”，当然指由这些司令官率领的军队而言。
几乎切断深入浙江的金军之退路的韩世忠，是贫穷农家出身的人，曾经在官库从事搬运工作。应募进入军队的他，以统率力优异而逐渐抬头，因而受部下的推举，就司令官之位。
在广德大破金军的岳飞，也是出身农家，于康王时代在相州时投入军队。同样是农民出身，岳飞却颇有学问，读书甚勤，更是个杰出的书法家。如果不是国家值存亡之秋，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是不可能发迹的。
过去的宋军由既无军事知识也不懂将兵心理的人指挥，因此，脆弱是理所当然的事。
除了岳飞和韩世忠外，还有一个叫张俊的将军。这个人与其说是下层阶级出身，毋宁说是盗贼出身的猛将。比起岳飞军，张俊之军的素质极差，但打起仗来却无比凶猛。
对这样的“新宋军”，连以神勇驰名的金军都感到畏惧。
“汉人常说‘以夷制夷’，我们不妨参照这个手法，也就是说，以汉制汉。”太宗在干部会议席上说出自己的意见。实际上这不是意见，而是已经决定的事。
徽宗时代的宋，为了要攻打契丹族之辽，曾经缔结“海上之盟”，利用女真族之金。这是“以夷制夷”手法，“夷”当然是指异民族而言。金太宗这是逆用这个手法。
实际上，这个手法他是在立张邦昌之“楚”为傀儡国家时就想到的。张邦昌的楚之所以归于失败，原因除了他对宋忠心耿耿之外，附近的应天府有拥数万军队的高宗存在也是主因。
南宋王朝现在已移到遥远的浙江杭州。金太宗决定以一个名叫刘豫的汉人官僚作为第二个张邦昌。刘豫曾经出仕宋朝，担任过济南府（山东省济南市）知事，却于建炎二年（1228年）受到金军攻打时降伏。进士出身的这个人，算是一时精英。
金抬出这个刘豫，使他成为皇帝，以“齐”为国号。他被授予黄河以南至山东、陕西的国土。这片国土，他是名副其实被“授予”，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取得的。这是明显的傀儡国家。金太宗抬出齐皇帝刘豫，是希望能用他摧毁杭州的南宋政权。
金国有金国的苦衷。对南方的对策，自然是金王朝最大的课题。进兵至浙江后，金王朝才知道武力不能解决一切。谈判——有时候几近胁迫的方式——是最理想的形态，“以汉制汉”的方针也由金太宗决定。
太宗的侄子（太祖长子）宗翰和太宗的堂弟挞懒这两个人，是金国朝廷中参与最重要机密的重臣。
虽然有血脉关系，但是同为国家两大长老，自然会有对立关系产生。对于以刘豫为齐国皇帝、使他担纲对南宋政策这一案，挞懒并没有反对。但立刘豫为傀儡这个方针，宗翰的态度相当积极，这使挞懒耿耿于怀。
原本不但没有反对，甚至表示赞成，但傀儡政策一旦成功时，这个功劳将全归积极促成的宗翰。挞懒发觉到这一点，就开始对刘豫有所排斥。
“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不一定要利用刘豫，微臣另有妙计。”挞懒悄悄地向太宗进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