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古怪。”克丽丝汀放下那份精致的用多种颜色印的菜单。“我这个星期老是觉得有一件什么严重的事要发生似的。”
彼得·麦克德莫特坐在烛光映照着的餐桌的那一边微笑着，桌上摆着银餐具和浆得雪白的餐巾，闪闪发亮。“也许已经发生啦。”
“不，”克丽丝汀说。“至少，不象你想的那样。这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我但愿能把它甩开。”
“吃饭喝酒就能把它甩开。”
她看他兴致勃勃，也笑了起来，把菜单合上。“都由你点吧。”
他们是在法国居民区的布伦南饭店里。一个小时以前，彼得从圣格雷戈里饭店门厅里的赫兹服务台租了一辆汽车，开到克丽丝汀的公寓，把她接了出来。他们把车停靠在就在居民区内的埃勃维尔，然后在皇家街的整条街上闲逛，随便看看古玩店的橱窗，里面尽是五花八门的艺术品、进口的小摆设和南部邦联时期的武器——本盒内的剑，每把售价拾元。这是一个使人感觉不舒服的闷热的夜晚，新奥尔良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他们周围响个不停——狭窄街道上公共汽车的轰隆声，出租小马车的铃铛声和马蹄得得声，还有密西西比河上启航货船低沉、阴郁的汽笛声。
布伦南饭店——号称全城最好的饭店——已经挤满了就餐者。在等餐桌时，彼得和克丽丝汀在灯光柔和、宁静的小院子里慢慢呷饮着喷香的古典鸡尾酒。
有克丽丝汀作伴，彼得觉得既幸福又高兴。他怀着这种心情，与克丽丝汀一起被带到凉快的主楼餐厅里的一张桌旁。他此刻同意克丽丝汀的意见，招呼侍者过来。
他点了两份同样的菜：一道2-2-2牡蛎，这是该店的名菜，由洛克菲勒牡蛎、毕安维尔与洛芬耐克牡蛎所拼成；另一道是新奥尔良比目鱼，肚内塞着美味的蟹肉；波兰花菜；还有苹果攀，以及从巡回的卖酒侍者那里要来的一瓶蒙特拉谢酒。
克丽丝汀挺欣赏地说，“用不着我出主意点菜，真是太好了。”她决心一定要把刚才自己还提到的那种不安感觉抛之脑后。这毕竟不过是直觉而已，也许只是因为她前一天夜里比往常睡得少而引起的。
“要是有一个象这儿一样管理有方的厨房，”彼得说，“那点菜就应该关系不大了，而只是个在同等质量之间选择的问题。”
她笑着责备他：“你那套饭店经又来了。”
“对不起，也许太多了吧。”
“也不尽然。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我倒很喜欢你这样。不过我有时候在猜你怎么开始干起这一行的。”
“是指管理饭店的事吗？我本来是一个侍者，后来逐渐有了野心。”
“没那么简单吧？”
“也许没那么简单。我还有几件走运的事。我曾经住在布鲁克林，每逢夏天，在假期里，我就在曼哈顿找个侍者的工作干。第二年夏天的一个夜里，我帮一个醉汉睡到床上——扶他上楼，给他穿上睡衣，把他塞进被窝里去。”
“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这种服侍？”
“不。正巧那天晚上顾客不多。再说，这种事我做得多了。多少年来我在家就一直这样侍候我的老头子。”彼得眼角边一下闪过一丝哀伤，接着他又说下去，“事有凑巧，事后发现被我扶上床的那个人原来是《纽约人》的撰稿人。一两个星期以后，他写文章追述了这段经历。我记得他说我们饭店是‘比母亲的乳汁还要可亲’。人家常拿这个开我们的玩笑，但这使这家饭店出了名。”
“那你被提升了吧？”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主要的是我受到人们的注意了。”
“牡蛎来了。”克丽丝汀说。熟练地放到他们面前的是香气扑鼻、热气腾腾的两盘菜。盘里盛着烤好的带半边壳的牡蛎，岩盐衬底。彼得尝着蒙特拉谢酒，赞不绝口，克丽丝汀说，“为什么在路易斯安那州，不管是否牡蛎当令季节，人们都能一年到头吃到呢？”他强调回答说，“其实你随时随地都能吃到牡蛎。当令不当令是种老皇历，那是四百多年前一个英国乡村牧师这样说的。这个人大概叫勃特勒吧。科学家们把这种看法当做笑话，美国政府也说这种习惯是无聊的。而人们还是信以为真。”克丽丝汀在细细咀嚼一只毕安维尔牡蛎。“我一直以为这是因为它们是在夏天繁殖的缘故呢。”“不错，在新英格兰和纽约，牡蛎是在夏天繁殖的，时间很短。但在世界上产牡蛎最多的切萨皮克湾就不是这样。在那里以及南部，牡蛎一年到头都能繁殖。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北方人不能象在路易斯安那那样终年吃到牡蛎。”静默了一会儿后，克丽丝汀又说，“你学过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吗？”“我想，大多数是记得的。我有一个古怪的脑子，它能粘住东西——有点象那种老式的捕蝇纸。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带来了运气。”
他叉了一只洛克菲勒牡蛎，尝尝它那美味的艾香汁。“什么好运气？”“唔，就在那个夏天，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夏天——他们让我在饭店里试干别的活，包括在酒吧间帮忙。我逐渐对它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就去借了几本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是讲配制饮料的。”彼得顿了一下，追忆着那些依稀的旧事。“有一天正好只有我一个人在酒吧间，一个主顾走了进来。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对我说，‘我听说你就是《纽约人》上写的那个聪明小伙子。你能给我配制一杯拉斯蒂·纳尔酒吗？’”
“他是在开玩笑吗？”
“不。可如果我一两小时前没有从那本书上看到配制成分——杜拉别和苏格兰威士忌，我会以为他是在开玩笑的。这就是我说的运气。不管怎样，我配出来了，他喝完后说，‘很好。但这样干你是学不会饭店经营的。自从《艺术品》这书出版以后，情况变了。’我告诉他我并不幻想自己会成为迈伦·韦格尔，但做个伊夫林·奥察姆倒也没关系。他听了大笑起来；我想他一定也读过阿诺德·班内特的书了。然后他给我一张名片，叫我第二天去看他。”
“我想他大概拥有五十家饭店吧。”
“后来我发现他什么也没有。他的名字叫赫勃·菲希尔，是一个推销员——推销散装罐头食品以及诸如此类的货物。他还是个精神十足的吹牛大王，总是能吹得你哑口无言。但是他对饭店业务非常熟悉，并且认识其中的许多人，因为他就在这些饭店里推销他的货物。”
牡蛎盘子被拿走了。接着侍者在一个穿红外衣的领班帮助之下把热气腾腾的比目鱼放在他们面前。
“我不敢吃了，”克丽丝汀说。“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个再好吃的了。”
她尝了尝这新鲜的、特别美味可口的鱼。“嗨！不可思议，甚至更好呢。”
过了几分钟她又说，“给我讲讲菲希尔先生吧。”
“好吧，开头我以为他不过是个说大话的人——在酒吧间里这种人有的是。可是一封康奈尔大学的来信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信上通知我去斯塔特勒楼——旅馆行政管理学院——报到，参加选拔审查。结果是，他们给我一笔奖学金，我就从中学直接进入这所学院。后来我知道我进这个学院是由于赫勃缠着几个饭店人员把我推荐给他们。我猜想他确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
“你只是猜想！”
彼得沉思地说，“我从来也没有肯定过。我得大大地感谢赫勃·菲希尔。但是我有时想，人家替他做些事情，包括给他生意做，是不是只是要打发他走开。我进了康奈尔以后，只再见过他一次。我想设法谢谢他，同样我也想喜欢他。可是他不让我谢，也不让我喜欢；他只是继续吹牛，谈论他做过的或要做的生意。最后他又说，我上大学得做些衣服——他说得不错——他硬要借给我两百块钱。应该说这笔钱为数相当可观，因为我后来发现他的佣金并不大。我陆续寄去了几张小额的支票还他。大多数他从来没有去兑现。”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故事。”克丽丝汀全神贯注地听着。“你为什么不再去看看他呢？”
“他死了，”彼得说。“我曾经几次试图跟他取得联系，可我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大约一年前，我接到了一个律师打来的电话——显然，赫勃是没有家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我发现去参加葬礼的，有我们八个人，都是他用同样办法帮助的。奇怪的是，他那么爱吹牛，可就是从来没有对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谈到其他人的事。”
“我简直想哭了，”克丽丝汀说。
他点点头。“我知道。那时我也想哭。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给我一些教训，可是我从来也搞不清究竟是些什么教训。也许是这么一回事吧，有一些人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大屏障，一直希望你去拆毁它，如果你不去拆毁，那你就永远不能真正了解他们。”
在喝咖啡的时候，克丽丝汀一直没吱声——他们俩一致同意不吃甜食了。最后她说道，“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真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呢？”
彼得考虑了一下。“我想不完全知道。可是我知道我要实现的一件事——或者至少类似的一件事。”他招呼一个侍者拿帐单来。
“告诉我。”
“我不仅要告诉你，”他说，“我还要指给你看。”
他们走出布伦南饭店，由于室内凉快，他们在外面停了下来，以便适应一下炎热的夏夜。整个城市似乎比一个钟头前安静了。周围的少数灯光逐渐暗了下来，居民区的夜生活转移到其他区去了。彼得挽着克丽丝汀的胳臂斜穿过皇家街。他们在圣路易斯街的西南角上站住，向前径直望去。“这就是我想创造的，”他说。“至少要象它一样好，或者更好。”
在雅致的有铁栅的阳台和有凹槽的铁柱下面，在忽闪忽闪的煤气灯照射下，皇家奥尔良饭店灰白的、古色古香的正面忽明忽暗。琥珀色的灯光透过弓形、直棂的窗口射出来。在饭店外面可供散步的人行道上，一个身穿华丽的金色制服、头戴带舌头的圆筒帽的看门人来回踱着步。在突然一阵微风中，旗帜与旗索在高高的旗杆顶上哗哗作响。一辆出租汽车开过来停下。看门人急忙迎上前去打开车门。车里的人走进饭店的时候，响着女人鞋跟的撞击声和男人的笑声。门砰的一声关上。汽车开走了。
“很多人认为，”彼得说，“皇家奥尔良是北美最好的饭店，你同意不同意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告诉人们，一家饭店可以好到什么程度。”
他们穿过圣路易斯街走向那家饭店，这里曾经是传统饭店的旧址，一个克里奥耳人的活动中心，后来又成了奴隶市场、内战时期的医院、州府，现在又成了饭店。彼得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们一切都具有特色——历史、风格、现代化设备和幻想。至于那幢新的建筑物，新奥尔良有两家建筑公司——一家因袭旧规，另一家则崇尚摩登。这说明，造新式的建筑物也能保留传统的特色。”
看门人停止踱步，打开大门让他们走进去。一进门就是两座巨型的黑人塑像，守卫着通向门厅休憩处的白色大理石阶梯。“奇怪的是，”彼得说，“皇家奥尔良具有这么许多的特色，而却是一家联号饭店。”他又扼要地加上一句，“但可不是象柯蒂斯·奥基夫那一类的饭店。”
“更象彼得·麦克德莫特的饭店吧？”
“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远着呢。而且我还倒退了一步。我想你是知道的。”
“是的，”克丽丝汀说，“我知道。但是你还是会做到的。我可以跟你赌一千元，总有一天你会做到的。”
他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胳臂。“如果你有这样一笔钱，还不如去买进一些奥基夫饭店的股票好。”
他们走完了皇家奥尔良饭店的门厅——大理石花纹的白壁上挂着带有古风的白色香橼和柿子图案的花毡——从皇家街的门口走出去。
他们在居民区各处逛了一个半小时：在仓库大厦前停下来，忍受着闷热，坐在挤满人的板凳上，欣赏标准的迪克西兰爵士音乐；在河边法国人的市场里，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享受从杰克逊广场吹来的习习凉风，又品头评足地观看那些在新奥尔良比比皆是的拙劣的美术作品；后来又在两姊妹宫里，在满天繁星、暗淡的光线和花边似的树下呷着清凉的薄荷酒。
“今晚过得愉快极啦，”克丽丝汀说。“现在我想回家了。”
他们漫步走向埃勃维尔停车的地方。一个黑孩子，手里拿着硬纸盒和刷子，走过来和他们搭话。
“擦皮鞋吗？先生。”
彼得摇摇头。“太晚了，孩子。”
孩子睁大了眼睛，当头拦住他们的去路，端详着彼得的双脚。“我跟你赌两角五分钱，我能说出你脚上的鞋是从哪儿来的。我能告诉你哪一个城，哪一个州；如果我说对了——你给我两角五分。如果我说错了，我给你两角五分。”
一年以前彼得在新泽西州的田纳弗莱买了这双鞋。他迟疑了一下，怀着一定输不了的想法，就点点头说，“好吧。”
孩子抬起明亮闪烁的眼睛。“先生，你是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混凝土人行道上穿着这双鞋子走来的。记得吧——我刚才说我能说出你穿的鞋是从哪儿来的，而不是说从哪儿买来的。”
他们大笑，彼得给了二角五分钱，克丽丝汀把手挽住他的胳臂。在汽车朝北驶向克丽丝汀寓所的整个路上，他们一直笑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