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如果说有一个词儿可以概括我们头三年的日常生活的话，那么这个词儿就是“弄钱”。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用足了脑筋，在考虑怎样才能凑得足够的钱，把一切少不了的开支应付过去。通常也只能勉强做到收支相抵。根本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可言。还记得奥马尔-哈亚姆①那段有名的诗吗？什么树荫下诗一卷，面包一块，美酒一壶，等等，等等？以《斯科特论托拉斯》代替了那本诗集，你说我还会有多少诗意，去过那田园诗般的生活？啊，是天堂？呸，胡扯！真要叫我到了树荫下，我要考虑的是买那本书要多少钱（我们能不能买到旧的？）以及我们在哪儿（如果还有那么个地方的话）可以挂个账，弄到那份面包和美酒。再有，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凑足一笔钱，把债务彻底料理清楚。
①奥马尔-哈亚姆（约1040-1123）：波斯诗人和天文学家，著有四行诗集《柔巴依集》（旧译《鲁拜集》。）
生活改变了。连最小的开支，也要经过脑子里那个经常保持着警惕的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才能作出决定。
“嗨，奥利弗，咱们今天晚上去看看贝克特的戏①吧。”
①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出生在爱尔兰、居住在法国的当代荒诞派剧作家。他写的剧本以《等待戈多》（1954）最为著名。
“我说，得三块钱。”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一块半，我也一块半。”
“你到底算同意还是不同意？”
“都不是。就是说要三块钱。”
我们的蜜月是在一条游艇上同二十一个孩子一起度过的。就是说，我每天一早从七点起，就驾驶一条三十六英尺长的“罗兹’型游艇出游，一直到我那些小乘客玩够了才算结束。詹尼则给孩子们带队。那个地方叫做佩考特划船俱乐部，地点在丹尼斯港①（离海尼斯不远），俱乐部有一个大旅馆，一个游艇码头，还有几十所专供出租的房子。在其中一所较小的平房里，我在想象中立了一块牌子：“奥利弗和詹尼不谈情说爱之时，即安睡于此”。用和和气气的态度侍候了一整天的顾客（因为我们的收入主要靠他们的小账），詹尼和我还能这样彼此和和气气，我看我们俩都应该受到表扬。我只是说“和和气气”，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个形容词来形容跟詹尼弗-卡维累里相爱到底是怎么个滋味。哦，对不起，应该说詹尼弗-巴雷特了。
①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南的科德角，是避暑胜地。
在去科德角以前，我们在北坎布里奇就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我把那里叫做北坎布里奇，其实严格说来，这个地方是在萨默维尔镇的范围之内。那幢房子，照詹尼的说法，已是“年久失修”。本来是一幢房子给两户人家住的，现在却改成了四套公寓，租金虽然“便宜”，其实也根本不值这个价钱。可是做研究生的有什么办法？住房紧张啊！
“嗨，奥尔，你说消防部门为什么还不把这幢房子宣布为危险房屋？”她问。
“大概他们怕走进去，”我说。
“我也怕。”
“上回六月里来你可没怕呀，”我说。
（这段对话是九月里我们回校以后讲的。）
“那时我还没有结婚。现在结了婚了，我认为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太不安全。”
“你打算怎么办呢？”
“跟我丈夫说去，”她回答说。“他会想办法的。”
“咦，我不就是你丈夫吗？”我说。
“真的？拿出证明来。”
“怎么个证明法？”我问，心里可在想：不行不行，在大街上这么闹怎么行？
“抱我进门，”她说。
“你总不见得会相信这一套胡闹吧？”
“抱我进去，信不信以后再说。”
好吧。我一把把她抱了起来，托着她走了五级台阶，到了门廊上。
“干吗停下？”她问。
“不是到门口了吗？”
“没有，没有，”她说。
“我连电铃边上咱们的名字都看见了。”
“该死！这不是我们法定的门口。快上楼去，你这个窝囊废！”
到我们“法定”的家门有二十四级楼梯；走到了一半光景，我就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了。
“你怎么这样沉？”我问她。
“你难道就没想到许是我有了身子？”她答道。
这下子我就更喘不过气来了。
“真的？”我好容易才说出了这两个字。
“哈！吓了你了吧？”
“没有。”
“别骗我了，预科生。”
“对。刚才，是紧张了一下。”
我一直把她抱到了楼上。
这就是我能记得的同“弄钱”这个词儿毫无关系的绝无仅有的时刻之一。
多亏了我那个光辉的名字，我们才能在一家本来不肯赊账给学生的食品杂货店里开了个记账户头。然而我的名字却又在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们吃了亏，那就是詹尼要去教书的那所学校：荫巷小学。
“当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学校比的，”校长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对我妻子说，接下来她又说了好些话，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对“这方面的问题”反正是不会介意的。詹尼极力想打消校长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讲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两分钟之久的一连串“呵呵呵”了。詹尼说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别人一样付房租，惠特曼女士还觉得詹尼真会说俏皮话哩。
詹尼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发挥了想象，提出了一些想法，设想惠特曼女士凭她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该可以捞到多多少少好处。但是接下来詹尼却问我肯不肯退了学来养她，让她进修教育学课程，好进公立学校任教。我通观全局，郑重其事地考虑了大约两秒钟，得出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结论：
“扯淡。”
“看你多会说话，”我妻子说。
“那我该说什么好呢，詹厄——也来一个‘呵呵呵’？”
“算了吧。还是跟我学吃意大利面条吧！”
我学了。我学会了吃意大利面条。而詹尼的烹调手法也确实变化无穷，做出来的面条总是别具风味。靠我们暑期里挣下的钱，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圣诞节邮局的忙季我还打算去做一阵夜工，赚些外快，这样几下一凑，我们的日子倒也过得去。自然，我们有不少电影没能去看（她还有不少音乐会没能去听），不过我们的收支总算碰头了。
收支总算碰了头，可是我们在生活道路上也处处都走到了头。我是说，我们两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剧烈的变化。我们还是在坎布里奇，从道理上说，詹尼也可以跟她音乐圈子里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没有时间啊。她从学校回到家里已经筋疲力尽，还得把晚饭做起来（在外边吃饭是绝对不予考虑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从不来打搅我们。我是说，他们都不来邀请我们，免得我们也非回请他们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们甚至连橄榄球比赛也不看了。
我是校队俱乐部会员，本来有资格坐在会员坐的五十码线处的特座里。可是一张票要六块钱，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对，”詹尼跟我争，“是六块钱。你别带我，一个人去好啦。我对橄榄球一窍不通，就听观众嚷嚷‘加油呀’，可你却欢喜这玩意儿，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结束！”我往往就这样回答她，毕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长。“再说，这个时间我也可以用来学习。”不过，一到星期六下午，我还是会把半导体收音机贴着耳朵，把球迷们的助威呐喊听上个半天，从地理上说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鲁比赛的时候，我利用校队俱乐部会员的特殊权利，给法学院的一位同学罗比-沃尔德弄到了座位。罗比感激涕零地离开我们的住处以后，詹尼要求我再给她讲一遍，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坐校队俱乐部会员专座。于是我就再一次给她解释：不管是老是少，个大个小，社会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运动场上给堂堂哈佛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都可以在那儿坐。
“水里的也一样？”
“体育明星就是体育明星，”我回答说，“地上水里都一样。”
“就是你不一样，奥利弗，”她说。“你是个‘冰冻了的’。”
我没有接她这个话茬。我以为这无非还是詹尼弗嘴利，说句俏皮话顶顶你，我也不愿意多琢磨她问哈佛大学的体育传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含义。譬如说，隐隐约约可能就有这样的意思：虽然军人体育场可以容纳四万五千观众，可只要是当年的运动员，就会全部去坐在那个特座区里。全部去坐在那里。老的，少的。水里的，地上的——甚至还有“冰冻了的”。那些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运动场，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省六块钱？
算了，她心里就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