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场梦。
我醒来时仿佛是半夜，发现自己仍睡在西尔维亚身边。她竟然在我的怀里平静地呼吸着，真让我不敢相信。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我真想吻她，但我不能搅了她的睡眠。
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5点钟了。通过她窗上那临时凑合用的百叶窗，可以看见黑暗的天空已开始出现丝丝曙光。我得回房间去了。
尽管我穿衣服时尽量轻手轻脚，西尔维亚还是突然睁开眼睛，用胳膊支起身子，在黎明的昏暗中看着我。
一开始她光是看着，然后说：“不。”
“不什么？”
“你不能走，马修。”
我俯下身去，脸紧挨着她的脸。“你愿意他们知道吗？”
“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反正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
“是的，”我微笑着说，“你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吗？”
她点点头。“所以你可以留下。”
“不行，”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愿让吉勒斯妒忌。”
她笑了。我挣脱了她的魔力，迫使自己按我知道是对的方式去做。
“马修——”
我停下来轻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才刚刚开始全新的一章。回头见。”
我走进棚屋时吉勒斯惊醒了，很快伸手去拿眼镜，但我叫他放心，说：“别冒汗，还早，我只不过出去散了一下步。”
“啊，当然。”他回答的口气让我猜不透，“不用担心，你没有打搅我。我一直在训练自己5点钟就醒来看鸟。既然你已经起来了，你想跟我去吗？”
我感谢他慷慨的邀请，答应以后和他去，同时对于他对周围事物的不加注意，或是注意到了但好心地装作没有注意到，心里十分感激。不管怎样，我希望今晨他能看到带来幸福的蓝知更鸟。
我们的哑剧继续了差不多48个小时。我的队友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行为有什么变化，我们很高兴没有人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
第三天早上，弗朗索瓦派我们两人开着半履带式汽车去给一个生病的酋长看病。他如此宽宏大量地让我带个朋友去进行本来只要一个人就够了的简单出诊，我是应该起疑心的。
我们回来时他对我们咧着嘴直笑。
“二位，我不得不给你们重新安排住处。从现在起你们两人都住在11号屋，就是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西尔维亚和我交换了一下目光。
“不介意，”我代表两个人说，“我们会强迫自己服从的。”
突然我想起来了。“嘿，一共只有10间屋子呀。”
“啊，信不信由你，希勒，我们已经把你的东西搬到了院子里最新开发的住宅中去了。”
“你是说我的东西也搬过去了？”西尔维亚觉得又惊奇又有趣地问道。
“没有，我们觉得你会愿意自己搬。当然，是在下班以后。总之，我们的一些康复病人手可巧了，你们今天上午不在的功夫，他们用创记录的速度把整个棚子搭了起来。”
看来显然是这样。棚子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筑上的典范，把电话亭般的长方体和比萨斜塔那轻缓的倾斜结合了起来。但是那又有什么，它有着无法估量的优点：它坐落在仓库的另一边，远离其他的棚屋。不论它是多么粗陋，它是我们的第一个家。西尔维亚和我手拉着手站在一起，看着这刚刚盖好的住所。
“幸福吗？”我问。
她微微一笑。“我对你说过谁都会看出来的。”
“那好呀，省得我们告诉大家了。”
这时弗朗索瓦在远处大声说道：“请允许我提醒二位，这可不是个借口，下午上班一分钟也不能迟到。”
不用说，我们的夜晚是难忘的。
我们非常幸福。
然而，在白天无情的酷热中，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
土地是焦干的。除了兰花楹属树木勇敢地、挑战般开着的紫色花朵之外，什么都似乎不开花、不生长。周围的景色是一片单一压抑的暗淡棕黄色——微带刚能察觉的一丝红色的暗棕色。有时在沉思中，我会想像这是土地吸收了所有的屠杀所流的鲜血的结果。
从诊所，我们有时能听到哒哒的枪声。这是种令人担忧的声音，还不仅是因为它意味着马上就会有受伤的人来手术。自然我从不问受伤病人的政治派别。有些人年纪非常小，我常常怀疑他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而这再一次说明了战争的愚蠢。
西尔维亚的父亲知道该怎么办事。第一个星期尚未结束，他在达赫拉克群岛上的石油勘探公司的直升飞机就把药品从阿斯马拉机场安全地运到了我们的后院。拥挤在附近的病人高声欢呼，为欢迎这些魔力无边的直升飞机跳起舞来。
而我们则用做手术来表示庆祝，还有给沙眼患者开强力霉素（唉，但是没法开给达威特）。
全靠工作的速度才使一切变得可以忍受。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对看到的可怕疾病感到毛骨悚然。在书里面看到图片是一回事，但是在现实中面对一个原本很可爱的孩子严重毁容的脸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看病的时间以外，西尔维亚和我都在一起。对于别人来说，疲劳而毫无变化的日子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精神，而对于我们，每一天都纯粹是幸福的无限重复。然而，每一天都必须承受的、令人无法接受的无谓死亡，即使在我们身上也产生了影响。
我能通过在假键盘上练琴来排除自己的痛苦，但西尔维亚却没有这样的途径，需要向人述说她的感受。她不用说话我就能知道，什么时候情况特别困难，她需要安慰了。
她会回到家中，换上浴衣，匆匆到临时露天淋浴处去洗澡。如果时间掌握得好，晒了一天的水还会是温热的。
洗完澡回来，她会紧挨着我在床上坐下。我膝上放着键盘，狂热地弹奏着。没有乐声，她无法知道我弹的是哪只曲子，所以我解释给她听。
“这是贝多芬所谓的《月光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给了这首奏鸣曲这个愚蠢的名字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部分——它确实十分激越，路德维希①实实在在是宣泄出了一股猛烈的旋风。”
①路德维希，贝多芬的名字。
然后，我用全部力量再度投入弹奏那疯狂的琶音和隆隆的和弦中去。
“你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艺术家。”她说，一面吻着我的颈背，“我一看你的脸就能看出你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微笑着，“有时候我也能听见音乐声。”
这时我就会停下来，我们会谈谈一天的情况。因为我们不能不谈。这是保持神志健全的唯一方法。
如果病人死去，西尔维亚总要责备自己。有一天午后不久，一对双生婴儿死产，那天晚上她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严厉的自责。
我用尽自己全部的说服力才使她相信，这个国家的产前检查不仅是质量低的问题，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不少临产妇在步行许多英里往诊所走来时，还没有到我们这里就失去了婴儿。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严肃地说道：“有的时候我痛恨这个地方。”
“不，你不恨。”我反驳道，一面把她搂进了怀里。
由于食堂是唯一有电的“娱乐”室，晚餐后大家都留在那里，看一个星期前的旧报纸，写信，聊业务或——是的——吸烟。压力确实极为残酷，我们有一两个人又犯了老毛病，吸起烟来。
我们常常用短波无线电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节目中的新闻。当提到厄立特里亚的起义者为从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所进行的战斗时，我们总是如饥似渴地听着。他们在伦敦，但对于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事知道得似乎比我们要多。
其他的医生简直谈不到有什么社交生活。吉勒斯的鸟当然是有翅膀的，因此大多数时间他都是独自坐着看书或发呆。然而，他似乎并不愿意这样。我总是努力让他参加到我们之中来，他显得很勉强。
“这种闲谈总是落到谈个人过去的话题上。”他阴沉地评论道。
“那又怎么样？也许会很有趣呢。”
“对我不是这样。我没有过去。”
我那助人为乐的本性使我不肯放弃。
“你总可以编出些细节来的。我相信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没有想像力。”
到这个分上，我那牧师般的宽宏也到了头。
当最后的读书人交换过了最后的平装书以后，直到上床睡觉之前，除了聊天以外就没有别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了。
渐渐地，我们知道了彼此过去生活中的故事，那些各种各样导致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块充满厌倦、无聊的绿洲的奇遇和不幸。同事的过去不可避免地成了我们的主要消遣。
我想弗朗索瓦成了第一个倾吐一切的人，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从他左手上的戒指知道他结了婚，从佩尔捷夫人的从不出现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结合并不是无比幸福的——我们上飞机前她都没有露面。
一天晚上，他无意中提到自己是个“幸福的已婚男人”，我听见后不由自主地说了声“真的吗？”于是引起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热烈辩论。
“真的，希勒，”他肯定地说，“我们一起20年了，有3个很有意思的孩子。”
“你有多少时间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
“这种事情是不应该用量来衡量的，老弟。”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从你呆在国外的时间来看，你短暂的家庭生活经历必定是惊人地热烈。”
这时，莫里斯·赫尔曼斯提出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特别想问的问题。
“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弗朗索瓦，请问你的妻子从这样的安排中能得到什么呢？”
“哦，”他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她结了婚，却不必忍受老有个丈夫在旁边碍手碍脚的不便。当然，她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她本人是我们资金筹措办公室的主任，而且是个好母亲。”
我心中暗想，这不是占上风的一招。不过事情还没有完。
“每年8月在诺曼底我们的小别墅里，我们都提醒自己，性生活就像优质香槟酒——一开始时冒泡的话，20年后就会更好。我们使短暂的相聚充满了温文尔雅的谈话，这样我们会暂时忘记我们已经不再相爱。”
毋庸多说，没有人再提出任何问题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等我回到巴黎以后”之类的话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的谈话里。我们时常需要提醒自己当初将我们带到这片遥远的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来的理想主义，因为我们正在逐渐变成萨特①的《别无出路》中的人物。只是结果发现，地狱中并不是“别的人”，而是同样的人。
①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创者。
在我们这一漫长的冒险历程之初，当莫里斯·赫尔曼斯要吹口琴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门廊上吹，以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但是渐渐地，他不仅把表演移到了室内，并且还开始和英国广播公司竞争起来。
从原则上讲，即使如此也还是可以忍受的。遗憾的是，他的保留节目只有《红河谷》和《我亲爱的克莱门坦》。可以听到有人要对他施以私刑的传说。
5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从广播中听到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左翼恐怖主义分子绑架并杀害的消息。西尔维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不仅勾起了她对自己母亲命运的可怕记忆，而且莫罗还和她父亲有私交。
我力图安慰她。“至少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不会遇见那种事情。”
我让她答应不再听新闻广播。“干脆就利用咱们在穷乡僻壤这一点。咱们的病人就够咱们愁的了。”
她点点头抓住了我的手。“你说得对。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时刻。”对于我来说，这些话笼罩着哀伤的阴影。它们提醒我，田园牧歌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偶尔我也大着胆子考虑一下将来，但总感到充满了痛苦，所以联想一想未来那不可避免的分离都受不了。
然而，尽管我理性的头脑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仍会幻想和西尔维亚结婚。有天夜里，一个助产士碰上臀位产，无法应付。我给产妇做了紧急剖腹产。当我把婴儿用毯子包好交给那个母亲时，我成功地想像出了我和西尔维亚可能有的孩子的模样。这是短暂的、充满了纯真的快乐的一刻，以后如何，我就无法想像了。
我绝对设想不出一个在现实世界里我们能够在一起的生活。我是说，她会和我一起回到迪尔本去行医吗？不太可能。我会去意大利吗？也不怎么可行。我无法想像自己会受到欢迎，进入她在米兰的社交圈子。
我开始相信，我们是被残酷的命运作弄的玩偶，把我们带到一起只是为了拆散我们，造成我们更大的痛苦。这样的想法我必然无法向西尔维亚隐瞒。她毫不犹豫地承认，同样的别离的幽灵也盘踞在她自己的脑子里。
“我是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幸福，”我坚持说，“为什么不能永远像这样生活下去呢？”
“我同意。”
起初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一切都那么完美，”她分析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就在非洲呆下去？这里的工作一辈子也做不完。”
“你这话当真，西尔维亚？你是说你真要放弃你世界中所有那些别的东西？”
“重要的只有爱情和工作，马修。我的世界一切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啊，我愿意与你共度此生，如果你能肯定这是你真正希望的生活。”
“这是我真正希望的生活。”
“那么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回答是3个词：‘是的’，‘是的’，还是‘是的’。”她黑眼睛闪着光，扑上来抱住了我。
“咱们干吗不去找一个神父？”
“行啊，我没意见。”只要我们能结婚，以什么形式结婚并不重要。
我提出由我给阿斯马拉天主教大教堂打电话约一个时间。她想什么时候去？
“越快越好。”她说。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说，你没有怀孕吧，是吗？”
“没有，不过我对这个想法突然感起兴趣来了。”接着她用较为严肃的声音承认道，“说实话，实际上，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我想如果给我父亲一个既成事实要更好些。我无法解释，这只是个直觉。”
我明白她是对的。我们等的时间越长，消息就越有可能传到这个极有势力的人的耳朵里。他会搬天动地——肯定无疑会搬动厄立特里亚——把女儿从我身边夺走。
我们去找弗朗索瓦，没有解释原因，只是要求享受早该享受的休假，好去阿斯马拉。
“没问题。”他和善地同意了。“别忘了去试一试尼亚拉饭店6层楼上的餐厅。他们把桌子布置得像小帐篷一样。很有意思。”
两天以后，我们早上7点从阿迪苏玛出发，不到中午就来到了厄立特里亚首府的郊外。这里的海拔比阿迪苏玛整整高出一英里。气候的变化简直是戏剧性的：我们把地狱般的夏季抛在了身后，进入了春天。
开车进城时，我们经历了一次文化冲击。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很像米兰郊区的地方。我们这样想不是没有理由的，城里的大部分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9年意大利的征服，从那以后，这儿成了意大利非洲帝国的中心。
阿斯马拉没有辜负它的名字：花林，到处都是九重葛和兰花楹属的花木。街道一尘不染，两旁有露天咖啡馆和真正的商店，而不是逢集时放在毯子上的商品。然而即便在这里，我们这辆破旧的半履带式汽车也并非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这里几乎一半的交通工具是马拉的。
既然不是去观光的，我们便径直开上了自由大道，在天主教大教堂附近停下车。这是一所俯视周围的意大利式建筑。我们早了几分钟，于是就在教堂里面闲逛起来，看看那些冒充哥特式杰作的20世纪的彩色玻璃窗。
突然，我的注意力被一件神奇的东西吸引住了，我许多个星期的渴望意外地获得了满足。我没有停下来去征求同意，却发现自己在迅速地拔下大教堂管风琴上的桂子。我已经有很多个星期没弹过琴了。
当然要弹的只会是巴赫那伟大的（小调赋格曲》。开头的部分只弹了一半，就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压过了有力的音乐。
“可以请问你是什么人吗？”
能够再一次弹琴使我得意忘形了，我的回答可能有点不够尊敬。
“目前我只不过是巴赫的一名恭顺仆人。我们约好要和教区代理主教伊夫特见面。你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他吗？”
“你已经找到他了。”那人答道，然后他夸张地补充道：“你们来早了，孩子们，很显然你们是借爱情的翅膀飞来的。”
像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伊夫特先生非常结实，但穿得比阿迪苏玛一带的人要好得多。他已开始歇顶，出现了双下巴，眼镜的金属丝架紧贴在脸上，赋予他一副机灵的神情。他已经严厉地瞪了我多时，认为我会明白他的意思，但最后不得不说：“希勒先生，你弹得已经很够了。请你们二位这边走。”
3份咖啡已经等好在他四壁放满书的办公室里了。我不禁注意到其中许多是拉丁文的。
“请用，”他指指咖啡说，“咖啡豆是我们嘉布遣会的一些会友在这里种的。”
“啊，”我克制不住地说道，“这样说来，这是真正的咖啡了。”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尽了我认为是他最大的努力笑了一笑。
“好了，孩子们，你们现在离家很远。你们是在非洲认识的吗？”
“不是的，先生，我们是3个月前在巴黎参加这次任务的集训时认识的。”
“啊，”教士评论道，“这么说，你们相识的时间不长？”
这只是我的想像，还是我真的感觉到了他问题中暗含的怀疑？
“我想，如果仅从年月上看，时间是不长，”我代表我们二人回答说，“可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是指日夜一起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和人是会变得非常密切的。”
“是的，”伊夫特先生同意道，“有关你们出色工作的消息连我们这里都听到了。应该祝贺你们。好，现在我们该从哪儿开始呢？”
呃，我心里想，你可以从表现得友好一点开始。我想像他的买卖不见得好到能拒绝像我这样的可能的皈依者的程度。
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只手的指尖对压在一起，看着西尔维亚。
“婚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达历山德罗小姐，而且当然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结合。”
西尔维亚看了我一眼。我的表情说明，对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是越来越不耐烦了。
她回过头去用和缓的口气说：“我们明白这一点，先生，所以我们才来找你。我在威尔特郡的圣巴塞洛缨读过书。”
他听了似乎觉得很受用，便直接回答西尔维亚道：“好呀。”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时西尔维亚追问道：“那你愿意主持我们的婚礼吗？”
“当然，当然，到时候会的。但是教会的规矩是，想结婚的人必须到我们这里来五六次，以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准备。你们愿意每月来一次吗？”
我不能肯定，但是我认为他刚刚把我们的婚礼推迟了半年。可我错了。
“当然你们的情况是，”他补充说，“有一方为非天主教徒。”他看着我。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愿意接受宗教教导？”
“是的。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如果我不愿意，我不必正式皈依天主教？”
“是的，只要你同意子女在这一真正信仰的教育下长大。”
有一刹那功夫，我没有做出反应。我已经对西尔维亚说过，我愿意我们的孩子成为天主教徒，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对我施加压力。然而，我明白只有一个词能使我们摆脱这里，因此我说了出来：“同意。”
“好极了。”他的反应是这一天里最热情的。“我可以肯定，对于像你这样一个有教养的人，最多再要3个月时间就够了。”
不，这已经是一个长达9个月的拖延策略了。
我只是点了点头。
“很好，”他站起身来，“那么现在这个钟点对你们方便吗？”
“方便，先生，”西尔维亚客气地说，“这样我们来回只要一天就够了。”
“非常好。那我们是不是……”他手伸进法衣的口袋，拿出了一本精巧的皮面日志。他仔细地翻过后建议说：“我们24号再见面，行吗？”
那是3个星期以后。
“好的。”西尔维亚代表我们二人回答。说完后，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了出去。
一走到他听不见的地方，西尔维亚便低声说道：“深呼吸，马修，做深呼吸，等到了街上再说。”
我们必须从教堂的门廊经过才能回到停汽车的地方。
那时，我们才看见了后墙上的铜牌。日期是1922年，是为了纪念教堂最初的捐助者而设的。其中赫然包括了温琴佐·达历山德罗，法玛公司的创始人，以及他为之忠实服务的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哦，这就明白了，”我挖苦地说道，“你知道这是个家族教堂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你觉得我会提出到这里来吗？”
然后她用那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柔声问道：“你仍愿意和我结婚吗？”
“当然啦，西尔维亚。只要不在这里。”
我们在意大利和美国使馆的经历与在教堂的经历截然不同。当地态度和蔼的职员答应尽一切可能促使他们各自的政府尽快同意我们在国外结婚。他们都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准备在两个星期后举行婚礼。
我们冒着让弗朗索瓦失望的危险，退掉了在尼亚拉饭店预定的当晚的餐位，而在公园咖啡厅匆匆喝了一杯蒸馏咖啡就动身回去了。
“你在想什么，马修？”
“仅仅是在琢磨而已。”我说。
“琢磨什么？”
“琢磨你父亲需要多长时间把我们拆散。”
她抓住我的手。“别傻了，什么也不可能使我们分开。”
“别那么自信。”
“我说，你现实点，我们已经超过21岁了，他怎么可能阻止我们呢？”
“西尔维亚，”我半开玩笑地说，“以你父亲的关系，他可以让你参加意大利的第一个前往火星的太空项目。”
我们晚上很晚才到家，但回到熟悉的环境使我们非常高兴。那晚我们久久地、热烈地做爱。
后来我们拥抱着静静地躺在那里。
西尔维亚悄声说：“马修，没关系。”
“什么？”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我紧搂着她。真的，别的什么也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