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吉汗说：“不要看着我说这话。我没做什么。你们都喝了酒，都在不停地笑。只有麦赫麦特一个人不高兴。”
茜贝尔说：“努尔吉汗，如果凯末尔去把他叫回来，你会好好对他吗?我知道你能够让他很幸福，他也会让你幸福。但你必须好好地对待他。”
茜贝尔当着所有人的面执意要撮合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这让努尔吉汗很高兴。她说：“我们不需要马上结婚。他已经认识我了，至少可以说一两句好听的话。”
“他说了，但和你这样一个有个性的人在一起他有点发憷。”茜贝尔说，接着她又笑着趴在努尔吉汗的耳朵上说了些什么。
哥哥说：“孩子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不知道怎么谈情说爱吗？”他脸上出现了一种喝了酒后才会有的可爱表情，“因为连谈情说爱的地方都没有。谈情说爱这个词自然也没有。”
贝玲说：“在你的字典里，谈情说爱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订婚前的那个周六下午带我去看电影……为了知道费内尔球队的比赛结果，你还带上了便携式收音机。”
哥哥说：“其实我带收音机不是为了听球赛，而是为了影响你。我会为自己是第一个把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带到伊斯坦布尔的人而自豪。”
努尔吉汗也说，她母亲因为自己是土耳其第一个使用食品搅拌器的人而自豪过。她说，在杂货店开始卖罐装番茄汁之前很多年，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她母亲招待去家里打桥牌的朋友们喝番茄、芹菜、甜菜和萝卜汁，然后习惯地把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士请去厨房，向她们展示进入土耳其的第一个食品搅拌器。于是，伴随着那个年代留下的一段动听的音乐，大家说起了那些卓越的伊斯坦布尔资产阶级人士，带着在土耳其第一次使用的渴望，是如何因为电动剃须刀、切肉刀、电动开罐器和其他许多奇怪、令人恐惧的用具，而让他们的手和脸鲜血直流的。我们还说到了那些因为舍不得扔，一直被藏在家里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的电器，比如说，激动地从欧洲买回来、多数只用了一次就坏掉的录音机，一开就跳闸的吹风机，让用人女孩害怕的电动咖啡研磨机，在土耳其找不到配件的沙拉酱机。说笑间，我们看见，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一屁股坐到了努尔吉汗旁边、麦赫麦特留下的空椅子上。他不失时机、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三五分钟后就趴在努尔吉汗的耳边说起让她咯咯发笑的话来。
茜贝尔问扎伊姆：“你的德国模特去哪儿了?你把她也立刻抛弃了吗？”
“英格不是我的情人，她回德国了。”扎伊姆依然很开心，“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为了让她见识一下伊斯坦布尔的夜生活，我才带她出来的。”
茜贝尔说：“也就是说你们只是朋友!”她用了那些年刚刚兴起的在娱乐新闻中经常出现的一句俗套话。
贝玲说：“今天我在电影院里也看见那女孩了。广告里出来的，她还是非常可爱地笑着喝了汽水。”她看着丈夫说：“理发店停电后，中午我就出去了。我去了希泰，看了索菲亚?罗兰和让?迦本演的电影。”她又对扎伊姆说：“我在所有地方、所有的快餐店里都看见了你们的广告。不单单是孩子们，所有人都在喝汽水。恭喜啊……”
扎伊姆说：“我们的时机掌握得比较好，我们很有运气。”
看到努尔吉汗困惑的眼神，感觉扎伊姆希望由我来说，于是我简短地告诉努尔吉汗，我的朋友是生产梅尔泰姆汽水的谢克塔什公司的老板，也是他介绍我们认识了广告上的可爱德国女孩英格。
扎伊姆问努尔吉汗：“您尝过我们的果味汽水吗？”
努尔吉汗说：“当然。我特别喜欢草莓味的。这么好的一样东西，那么多年甚至法国人也没能做出来。”
扎伊姆问道：“您在法国生活吗？”随后他邀请我们大家周末去参观工厂，游海峡，去贝尔格莱德森林野餐。一桌人都在看着他和努尔吉汗。过了一会儿他们去跳舞了。
茜贝尔说：“你去把麦赫麦特找来，你要把努尔吉汗从扎伊姆的手里解救出来。”
“还不知道努尔吉汗愿不愿意被解救呢？”
“这个以为自己像卡萨诺瓦[1]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1725—1798），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被誉为18世纪欧洲的大情圣。[1]的人，一心只想着和女孩上床，我不愿意我的朋友成为他的食饵。”
“扎伊姆很善良，很诚实，只是比较好色。再说努尔吉汗就不能像在法国那样在这里再体验一次冒险吗?非要结婚吗？”
茜贝尔说：“法国男人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婚前和别人上过床而鄙视她。在这里就不行了。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麦赫麦特伤心。”
“我也不想。但我也不希望这些烦恼给我们的订婚仪式投下阴影。”
茜贝尔说：“你不会享受做媒的乐趣。你想想，如果他们结婚，那么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将一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不认为麦赫麦特今晚可以从扎伊姆手上把努尔吉汗抢回来。他害怕在聚会、宴请上和别的男人竞争。”
“你去找他谈，让他别怕。我保证，我会去劝努尔吉汗的。你快去把他找来。”看见我站起来，她对我甜甜地笑了笑说，“你真帅。你千万不要在别人那里耽搁，快去快回，然后请我跳舞。”
我想可以顺便看见芙颂。我一边在那些半醉人群的叫喊声和大笑声中挨桌寻找麦赫麦特，一边不停地和人握手。儿时每个星期三下午来家里和母亲玩牌的三个女人，好像说好了一样，都把头发染成了同样的浅棕色，依然像说好了一样，她们又同时和她们的丈夫一起向我招手，仿佛叫一个孩子似的喊道：“凯——末尔。”我和父亲的一个进口商朋友握了手，手上留下了他的香水味。这个身穿白色燕尾服，带着金色袖扣，做过美甲的人，十年后被报纸称为“让部长下台的商人”，因为他公布了那个向自己索要巨额贿赂的海关部长的受贿丑闻。他事先把一沓沓美元装在一个上面印有安泰普[1]安泰普（Antep），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城市，盛产开心果。当地做的巴柯拉瓦甜点也是土耳其最有名的。[1]风景的巴柯拉瓦[2]巴柯拉瓦，一种用多层薄饼做成的内加各种细碎干果的土耳其甜食。[2]甜点盒里，然后一边招待部长享用“甜点”，一边把他们的亲密谈话用一个绑在沙发下面的录音机录了下来，随后公布了录音。父亲这个朋友的样子立刻混入了我的记忆中。一些面孔就像母亲精心贴在相册上的某些面孔一样，一方面让我觉得很熟悉，很亲近，一方面又像往常那样因为一种奇怪的不安，让我搞不清谁是谁的丈夫，或者谁是谁的妹妹。
正在那时，一个可爱的中年妇女说：“亲爱的凯末尔，你还记得六岁时向我求婚的事吗？”当我看到她十八岁的漂亮女儿时才想起她是谁。“啊，美拉尔姨妈，您女儿长得和您一模一样!”我对母亲大姨的这个小女儿说。当这位母亲说因为明天女儿要去参加高考，所以他们将提前离开时，我想到这位可爱的女士和我，以及我和她漂亮女儿之间也正好相差十二岁，我情不自禁地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但我既没有在舞池里，也没有在后面的桌子上看见芙颂。人太多了。这里有一张父亲年轻时的朋友保险商沉船?居万的照片，照片上没有我的脸，只有我的一只手，那是多年后我从一个弄到希尔顿婚礼、宴会照片，家里堆满杂物的收藏家那里买来的。在这张三秒钟后拍的照片的背景上还可以看见一个银行家，随后我和他也握了手，当得知他是茜贝尔父亲的一个熟人时，我惊讶地想起，每次去伦敦的哈罗德百货商场（两次），我都看见这位银行家在若有所思地为自己挑选深色的西服套装。
我边走边和客人们合影留念。一方面我看见周围有那么多把头发染成金色的深肤色女人，那么多极为自负和富裕的男人，那么多彼此相似的领带、手表、高跟鞋和手镯，而男人们几乎留着同样的鬓角和胡子；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和这些人很熟悉并和他们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回忆。我幸福地感受着面前的美好人生，带着合欢花香的无比美丽的夏日夜晚。我和土耳其的第一位欧洲小姐亲了亲脸颊。经历了两次失败婚姻的这位欧洲小姐，四十岁以后开始投身于对穷人、残疾人和孤儿的救助中，她热心参与慈善协会举办的各种募捐活动（母亲会说：“亲爱的，什么理想主义，她在拿回扣。”），也因为这个原因她每隔两个月去办公室拜访父亲一次。我和一个船主的遗孀聊了聊夜晚的美丽，她的丈夫在家庭内部的一次争吵中被子弹打中眼睛而去世，从此这个女人每次都哭着去出席家庭会议。我看见了那些日子在土耳其最受欢迎、最怪异和最大胆的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我在这里展出他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我带着真诚的敬意握了握他那只柔软的手。我和伊斯坦布尔第一批穆斯林富商中故世的杰夫代特先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孙子们一起坐着拍了一张照片。在茜贝尔的客人们的桌子上，大家正在谈论那些天所有土耳其人都在看的、星期三晚上即将结束的连续剧《亡命天涯》（李察?金布尔医生因涉嫌杀人被追捕，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一直在逃、逃、逃!）。我和大家一起为连续剧的结局打了赌。
最后，我在大厅旁边的酒吧里找到了麦赫麦特，他坐在高脚椅上，正在和塔伊丰喝拉克酒，塔伊丰是我们在罗伯特私立高中时的另外一个同学。
看见我也坐下后，塔伊丰便说：“好啊，所有的新郎都在这里了……”不仅是因为重逢的喜悦，也因为“新郎”这个词所勾起的许多幸福回忆，我们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种充满留恋的微笑。高中最后一年，有段时间我们三人在午休时间，会开着塔伊丰父亲给他上学用的奔驰车，去埃米尔岗山坡上一栋老帕夏宅邸里的超豪华妓院，每次我们都会和相同的三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上床。我们带着一种极力掩饰的强烈情感对她们产生了迷恋，我们开车带她们出去玩了几次，相对于晚上和她们上床的高利贷商和喝醉的商人，姑娘们也会问我们要更少的钱。妓院的老板以前是个高级妓女，就像我们在大岛大俱乐部举办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上碰见那样，妓院老板会很礼貌地对待我们。但是在姑娘们穿着超短裙晚上抽烟看着图文小说等候顾客的大厅里，每次在中午看见穿着校服的我们时，她都会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大声叫道：“姑娘们，上学的新郎来了!”因为感觉到这会让麦赫麦特开心，所以我把话题引到了这些可爱的回忆上。我说起了一次迟到的经历。有一天，在被透过百叶窗缝隙射进来的阳光照暖的房间里，因为做爱后睡过了头，我们错过了下午的第一节课。当我们在第二节课的当中走进教室时，那个年老的女地理老师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迟到？”我们回答说：“老师，我们复习生物了。”从此，“复习生物”的意思在我们之间就成了去妓院。我们还想起那栋老宅邸的名字叫“新月酒店—饭店”，里面的姑娘们都用花儿、叶子、月桂、玫瑰之类的假名。关于这个的原因，我们又闲聊了一阵。有一次我们是晚上去的，正当我们要和姑娘们进房间时，来了一个有名的富人和他的德国生意伙伴，为了让姑娘们给外国客人表演肚皮舞，他们敲我们的房门催着让姑娘们下去了。然后为了安慰我们，他们让我们坐在饭店里一个僻静的角落看姑娘们跳舞。我们带着无限怀念说起了当时的感受。因为知道我们已经爱上了她们，也感到今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经历，所以我们带着一种极大的幸福欣赏了姑娘们更多是为了迷住我们而跳的肚皮舞。在暑假我从美国回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时候，麦赫麦特和塔伊丰会告诉我他们在这些豪华妓院里看到的怪事，因为随着每个新上任的警察局长的到来，这些妓院都会被弄成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在色拉塞尔维大街上，有一栋七层楼的希腊人盖的旧公寓楼，因为警察每天去突袭封了某一层楼，于是姑娘们每天会在布置着同样家具的另外一层楼上等候她们的客人……在尼相塔什的某条后街上有一栋豪宅，门口的保镖会驱赶那些他们认为不够富裕的顾客和好奇者。刚才我看见走进酒店的那个奢华?谢尔敏，十二年前会开着一辆带尾巴的62式普利茅斯汽车，晚上在百乐酒店、塔克西姆广场和迪万酒店附近一会儿转几圈，一会儿停停车，为车上的两三个保养得很好又十分干净的姑娘招揽顾客。如果事先打了电话，他们甚至还会提供“上门服务”。从朋友们满怀留恋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们在这些地方和这些姑娘在一起可以体验到更多的幸福，而这是那些因为对“贞操”的担忧而瑟瑟发抖的“正经”姑娘所无法给予的。
我没能看到芙颂，但我知道他们还没走，因为她的父母还坐在那里。我又要了一杯拉克酒，然后向麦赫麦特打听了最新的妓院和那里的情况。塔伊丰用同样嘲讽的口吻说，他可以给我许多新开的豪华妓院的地址，随后他气愤地给我列出了一串有趣的名单，比如，一些被道德警察在突袭中逮到的议员；几个结了婚的熟人，他们在等候大厅里为了不和他四目相视会突然开始看着窗外；一个七十多岁的总理候选人帕夏政治家，他在豪宅面向海峡的床上，因突发心脏病死在了一个二十岁切尔克斯姑娘的怀里，但随后却宣布说他死在家里、妻子的怀里。乐队奏响了一曲充满回忆的柔美音乐。我发现麦赫麦特不愿意使用塔伊丰的那种无情、愤怒的语言。我提醒他说，努尔吉汗是为了结婚才回土耳其的，另外我还告诉他，努尔吉汗跟茜贝尔说她喜欢他。
麦赫麦特说：“她在和汽水商扎伊姆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