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许多个星期之后，也可以说许多个月之后。我来到与郭明约定的秘密地点与郭明碰头。
这时候我们是在玉树市一家简易旅社沉闷的一间客房里。郭明认为来这个地方比较保险，不易被人发现，因为这家旅社在幽深的巷子里。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这家旅社的名字和地址。当然电话是我打给他的——上午八点时我亲眼目送县委书记田正中进了地委会议室后，才溜到外面给郭明打电话。我在电话里告诉郭明我有一个上午的时间独立自主，因为田正中一个上午的时间都将在地委会议室。郭明说我知道这个会议，各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来。我说你知道我会来吗？郭明说当然，你是柳县县委书记的司机嘛。我说可这是暂时的，因为你最终要让田正中坐牢。郭明说你摸到线索或掌握了什么证据了么？我说是的。郭明说那我们要见个面，并告诉我旅社地址。
我来到这家旅社，当然是坐的人力车，为了掩人耳目。心细情急的郭明已经先一步在旅社等我——自从我离开检察院后，十个月了这还是我第一次与他会面，而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和他通过一次电话。
那是去年国庆节后不久的一天。我随柳县赴广东考察团风雨兼程，到达广东Q市。
在Q市我们受到当地政府的盛情款待。他们用上等的酒莱为我们接风洗尘，末了为每个人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
扶花弄柳或伤风败俗的事情就发生在一个个房间里。因为每个房间都有一名年轻风骚的女子在等待着侍候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那个艳丽的像彩陶一样圆润和固执的女子，我无法忽视她的存在。因为在我进房之前她就已经坐定在房间里。我开始以为我进错了房门，而当我向她道歉并准备退出房间时，她向我搔首弄姿或挤眉弄眼，我意识或觉悟到了为什么。
我遇上了妓女。这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妓女赶快离开。我跟她说我不需要服务，你走吧。但是她不走，她说就这么走会挨骂的。我说谁骂你？她说老板。我说什么老板，哪个老板？她说就是接待你们的人呀，他叫我们来的。我们？什么我们？他说，你们不是来了一帮人么？所以我们也来了一帮人，一人一个，她们现在都在你们每个人的房间里。我说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是我知道你们很馋很饿。所以要我们这种女人来喂你们，你们就不馋不饿了。说罢她开始脱自己的衣服。我说你别脱，我不馋也不饿，真的。她不信，还在脱。我说脱也白脱，反正我是不会脱的。她马上不脱了，我很难看么？她说。我说你不难看，你挺漂亮，也很性感。那你为什么不干？她说，我又没病，真的我不骗你。我说我有病。她一愣，说你阳萎？我说是的。她说我才不信，我看看。她上前来想摸我。我没让她摸，像惊弓之鸟一样躲躲闪闪。她说不看了，我相信你，你还这么年轻，又很帅，真可惜。她把衣服穿好，要走。小姐，我把她叫住。要是有人问你……我干没干？你能不能说我干了？她先是不解地问为什么？然后马上说哦，我明白了，你怕老板和你的同事知道你阳萎，是不是？我说是的。她说好，但是你得给我钱。我说多少？她说二百。你想不让别人知道你没干，你得给我证据，钱就是证据。我的价格是每次二百，你得给我二百。我说好就给你二百。
我掏出二百元钱给她，她检查了一下收起来。你放心，她说，要是有人问我，我就说你很棒。她说完就走，但没走几步又停下来。我这么快就出去，她说，谁会相信你很棒呢？我是不是过一会再走？我说你讲得对，你坐一会再出去吧。她就在房间里，但是她不坐，而是躺在了床上。
有三十分钟时间，或许更长，我和一名不用卖身而又拿到报酬的妓女同处一室。她十分性感而又轻浮，男人只要给钱就可以在她身上发泄性欲。可是我给了钱却没有和她上床！我不是没有性欲，事实上我的性欲就像可以炸毁一座城堡的炸药储存或填塞在我的身体里。我虽然没有了爱情和婚姻，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了性欲！我是个男人，而且是身强力壮的男人。我的性欲在我独身后逐日膨胀却无法宣泄，因为道德、尊严、法律、责任和使命，我的性欲只能压抑和凝固在我的身体里。此刻，面对一个卖淫的女人，我本能地强烈产生性的欲望，但是却不能够释放它。我感觉法律和尊严就像一柄锋利的长剑悬在我的头顶，使我大义凛然。但是有的人却可以什么也不顾，为所欲为。比如县委书记田正中、副书记罗天阳以及考察团的其他成员，他们现在就在我附近的各个房间内，抱着卖淫女子的肉体，放肆地泄欲。而我对他们的行为不仅不能制止，反而必须制造出与他们沆瀣一气或同流合污的假象。我得让他们认为我是他们自己人，绝不能让他们对我产生任何怀疑，那么他们嫖妓的时候我得让他们相信我也在嫖妓。而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嫖妓！这使我十分痛苦。
后来，我就把我的痛苦以及我在柳县的情况通过电话告诉了郭明——我把妓女送出宾馆，伪装自己惬意从容，像一个人吃饱了饭，扯着爱人去遛达散步。我把妓女送到街上，然后借故走开。我钻进一个封闭的电话亭里，拨通了郭明的电话。
“喂，我是郭明。”
“我是黄山永。”。
这是我和郭明分开之后，五个月以来第一次彼此听到对方的声音。郭明听出是我，迫不及待地把一连串的问题像呼啸的子弹向我发来。他问我现在在哪？情况怎么样？为什么五个月了才第一次跟他联络？他生怕这些问题如果不赶紧说出来，我的声音就会断掉，他必须抓住我。于是我就用平缓的语调说，让他感觉到我有充足的时间回答他的问题。我先告诉他我现在在广东Q市，使用公共电话。这五个月之所以没有跟他联络是因为还没有取得柳县县委首脑的信任，再就是因为不敢使用柳县的电话。然后我才告诉他我已经成功地进入柳县县委，先是为县委副书记罗天阳开车，现在是县委书记田正中的司机。郭明听到这里，说太好了。他表扬我的前期工作干得不错，能直接进入柳县县委太不容易了。于是我就想告诉他，这是我哥哥黄山树的作用和功劳。但是我没有这么说，我反而对郭明说是因为你计划和布置得好，所以才这么顺利。他说那么还有没有难办或难度大的事？我说有，比如刚刚就有。于是我把与妓女周旋的事告诉他。我说柳县赴广东考察团的成员，几乎人人都在嫖妓，就我不嫖，但是我又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不嫖，否则，就会对我戒备和产生怀疑。所以我必须装出也嫖了的样子，把妓女留在房间里，像嫖客一样付给她钱，但实际上我没有嫖，她的身体我碰都没有碰！我不能做坏事，但又要装做坏人，这对我太难了。真的，我很苦。郭明听完就笑，他嘿嘿的笑声像鸡下完蛋后得意的欢叫，从遥远的玉树地区传入我的耳朵。他说你真是太可爱了，山永。不过你还真是不能嫖，你要是嫖了，以后想证明自己清白就难了。我说我不嫖，但是在别人的印象中我嫖了。如果我是不清白的，以后我也不怕证明不清白，问题是，我的清白却无法证明。我不可能以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名妓女，证明我是正人君子吧？无处申冤，我怕的是这个。郭明说你怕背什么黑锅，还有我呢。我说你又不在场，怎么知道我嫖没嫖？郭明说你很聪明，也很傻。既然我不在场，实际上别人也不在场，对吧？除了那名妓女之外，谁都不能证实你没嫖。再说以后我会证明你是我指派或安插的卧底，那么你担忧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么？只要你挖出柳县的大蠹虫，给你记功还来不及呢。我开玩笑说那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想嫖我可以嫖，嫖了也可以说没嫖。不嫖白不嫖？郭明说，你别胡扯了，做人总得对得起自己的人格，你现在所要做的，是尽快准确地掌握田正中等人犯罪的线索和证据，不要为今后能不能澄清自己而畏首畏尾或忧心忡忡。我告诉你，只有把蠹虫一个个给我探出来，才能凯旋。也就是你只有不辱使命，才能为你正名和洗冤。郭明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叮咛和告诫我，他的话就像响亮悠扬的钟声，许多月过去了，依然余音在耳。
现在，我和郭明已经碰头，相互见到了对方。郭明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发福了。”
我说：“天天肉山酒海的，能不胖吗？”然后我们紧紧地握手，很久才松开坐下。我们一人坐一张床，因为房间没有凳子。郭明把一盒名牌香烟扔给我，我知道是专门给我买的，因为他不抽烟。
“你讲吧，边抽烟边讲，我听着。”郭明说。我独自抽着香烟，猛然吸了几大口，烟雾一股一股地从鼻孔喷出来，而满腹的话，却无从说起。我知道是什么卡住我的喉咙，使我难以开口——简单地说那是一个人的名字，如鲠在喉，让我不能咽下，又无法吐出。
“说吧，有什么话你尽管说。”郭明说，“如果你对我说话还要保留，那就是对我不信任了。”
“恐怕……我得先跟你说一说我的哥哥。”我说。
“你哥哥？”
“我哥哥是黄山树，柳县的副县长。”
“我知道，说吧。”郭明说。
“实际上……我能够进入柳县县委接近常委们，我哥哥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的，我相信。”郭明点头说。
“如果将来……我们能把田正中之流绳之以法了，不管怎么说，我哥哥是有一功的。”
“是的。”郭明同意。
“可万一……我哥哥也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会不会放过他？”
“你哥哥会有什么问题？”郭明说，“我觉得他干得很好。告他的状的几乎没有。”
“我不知道，我只是说万一。”
“那你就多虑了，”郭明说，“你哥哥不会有事的。”
“但愿他不会有事，况且你布置我侦查的对象，并没有我哥，对不对？”
“对，”郭明说。
“那么……假如我发现我哥哥有问题，也不必向你报告？”
郭明略加思忖，说：“好的。”
“另外，你也不会派人去对我哥哥进行侦查？”郭明又说：“是的，我不会。”
“其实我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哥哥不会有事，而你也不会同他过不去。我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很……爱我的哥哥。”
“知道了，说你该说的，其余的都别说。”
我无法按捺、掩饰和排除对柳县县委田正中一班人腐败行径的痛恨，客观而又没含情绪地叙述着。
我告诉郭明，田正中绝对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家伙。他主宰着县的一切，把柳县变成自己的王国。他独断专横，随心所欲，县里那片土地上，没有他想要却要不到的东西。正像县委副书记罗天阳非常好色一样，县委书记田正中非常地贪钱。除了冥府的货币，他什么钱都敢要。而事实上他曾经收到过冥府的货币，那是一个无名英雄送给他的——上百亿冥府银行发行的货币一扎扎装在一只旅行提包里，于半夜三更送至田正中的家门口，在早晨被田正中发现。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想象或推测得到田正中看到这只提包后的情景：他先对提包进行目测，然后用手对提包进行探索，凭着直觉和经验他判断提包里装的是钱，因为提包里无数厚实规则的捆扎物块垒重叠，只有巨款才那么装束。他把提包拎进家门，拎进卧室，在保险柜前拉开提包拉链，而其实在拉开拉链之前他先把保险柜的门打开，因为他要把钱装进保险柜里面去。就在他把提包里的钱拿出来开始往柜子里塞的时候，他愣了，或者糊涂了，因为他发现这些钱跟保险柜里的钱不一样，保险柜里藏的都是人民币、美元、日元和港币（他熟悉和喜欢的也就是这四种货币），而他手里拿的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货币呢？他这才定睛去看，于是他看了阎王，冥府或地狱的统治者，在每张面额为10万元的货币上狰狞，对他虎视眈眈。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货币，而是另一个世界的货币。它们数以亿计地摆在田正中的面前，足够他到另一个世界的费用！顿时，田正中疯了。一大扎在手的冥币像一只活鼠被他狠狠地摔在地上。但是老鼠不死，于是他踏上一只脚，用重力去踩去碾，鼠皮肉破损还是不死。它像一个活物刺激着田正中的眼睛和心情，使他怒不可遏。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包里还有许多许多的活鼠呀，他如何能把它除掉呢？他先是想到火化。可是要烧一大堆冥币会燃起多么大的火呀，而且在火化的过程中会有浓烟，未了还留下一堆灰烬，所以最后他选择了扔，因此使我见识了那堆冥币。我开车去接应的时候，看见他手上比平时多拎了一只鼓鼓的提包，怒气冲冠地立在自己的家门前。当时我并不知道提包里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把提包交给我，让我拿到柳江去扔。他劝我最好别打开提包看，因为他说是一袋垃圾。事实上我不可能不看。因为提包转移到我的手上，我独自一人开车把它拉到柳江边。我打开提包，看见了冥币——后来田正中为什么更加独裁和贪婪？我觉得与受冥币的刺激有关。冥币事件的发生非但没使他有所收敛，反而让他更加疯狂。他火冒三丈，因为查不出送冥币的人是谁，为此公安局长挨了他一顿臭骂。他大施淫威，为了禁止继续有人和他作对。同时他变本加利地收钱，只有钱才能填充他的欲壑。
我准确地记录下田正中一次最大的收入，是在今年春节前八天，也就是去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那时候冥币事件才发生不久，田正中看起来神情郁闷落落寡欢，仿佛是为了排遣郁闷，他要找几个人玩牌。他点明是哪几个人，写下玩牌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让我通知。我发出通知，接到通知的几个人不可能不答应，也不可能不如约前往。他们都乘坐各自的专车，有的是亲自驾驶，有的是带司机跟随，在约定的时间内来到约定的地点：云塔度假村3号别墅。晚上八时，田正中乘坐我为他驾驶的奔驰抵达云塔度假村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已经来了，并且在3号别墅迎接我们。我们进人3号别墅，在合适的位置上分头坐下。客厅中央一张四方形的桌子旁坐着四个人，他们各占有桌子的一条边。如果用东、西、南、北来确定他们坐的方位，依次是：东方，县委书记田正中；西方，税务局局长张发和；南方，土地局局长韦德荣；北方，经委主任蒙国森。很显然，他们将在这张方形的桌子上玩牌。而我，就坐在客厅角落的沙发上，与经委主任蒙国森的司机小伍礼貌地聊天。这天晚上3号别墅共来了六个人，只有两名是司机，那就是我和小伍。小伍是个女司机，不用问她是个很年轻漂亮的姑娘，但是我却不能够对她表示亲热或献殷勤，因为我不用考察也知道她虽然不爱蒙国森，但至少也和蒙国森睡过觉。一个柔顺貌美的女子肯给一个骄奢淫逸的男人当秘书或当司机，失身是在劫难逃或在所难免的事，就像一个与霸权国家为邻的弱国被凌欺受辱是常有的事一样。那么，我不可能对一个被强人霸占的女子殷勤关怀。出于礼貌我只能客套地和她交谈。我连她的名字都没问，只知道她叫小伍。我问小伍给蒙主任开车几年了。小伍说一年不到。你呢？她反问，给田书记开车多长时间了？我说也是一年不到。小伍说那给田书记开车之前，你在哪？我说给罗副书记当司机。小伍噢一声，点点头，然后然后眼睛开始望向方桌边的四个人，着重望着蒙国森，而其时蒙国森也在看她，或者说对她丢眼色。小伍便对我说我们去看他们打牌吧，他们开始打牌了。说完小伍就搬动椅子，坐到蒙国森的身边。
也就在这时候，我听到田正中说：“山永，你也坐过来吧，看我们怎么打牌。”
于是我就搬动椅子，坐在了田正中的身后边。
他们打的是扑克牌。我看见一副扑克像一窝斑斓的蝴蝶，从像草地的桌面上一只一只地往上飞，让四双手捉住。而其实在看见扑克牌之前，我先看见了货币——好几沓迷人炫目的钞票像是肥美鲜嫩的鱼肉，在其实又像锅底的桌面上煎煮。而事实上他们也把桌子上的钱称之为“锅底”，这是赌博的一种俗语和规矩。谁能拿到“锅底”，取决于谁的牌势、心智和气概胜过赌桌上的其他人。这是一种叫“苏哈”的赌法，我在电影电视上见识过，想不到在生活现实里也能目睹。我看见他们每个人到手各五张牌，掩盖住其中一张，而把其余四张公开，然后由庄家叫注。庄家无疑是田正中，因为我听到他在叫：“加一万！”然后他提起放在脚边的一只皮包，从里面摸出一叠100元面额的现金，加到“锅底”上面。
接下来是考验其他三个人的时候了，也就是说田正中增加赌注一万，那么就看其他三个人敢不敢跟？或其中谁敢跟并且能不能跟到最后？如果谁都不跟，那么桌上的“锅底”，全归庄家。如果虽有人跟但却没有跟到最后而中途退出，那么桌上的赌注也全归庄家。只有坚持跟到底的人，才有可能通过比牌大小与庄家决一输赢。那么什么才叫“跟到底”呢？那就是一轮牌里叫注都有一个限度或限制，赌语叫“封顶”，比如封顶十万元，那么庄家加注到十万元就不能再叫。而跟的人跟到十万元就可以逼迫庄家亮出暗牌，与明牌结合，拿双方的牌一对比，谁的牌大，谁就是赢家。赢家把桌上的钱全部归己，这一轮牌便算完结。
我之所以对这种“苏哈”的赌法津津乐道，是因为我每次在电影电视上看到都是那么触目经心或不寒而栗，尤其赌注下得越大，我的心就越是紧张。它像战争一样残忍、悲壮和惨烈，所不同的是战争充满血腥味，而赌博充满铜臭味而已。
郭明说确实如此。他表示喜欢听我对罪行采用艺术的方法进行叙述。他甚至改变心态不再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赌博最后的结局。
我告诉郭明，田正中下了一万元赌注后，其他三个人都表态跟，因为他们的牌势看起来都不错。在四张公开的牌面上，税务局长张发和是红桃Q、梅花J、方块Q和黑桃8；土地局长韦德荣是黑桃6、红桃6、红桃K和梅花A，而经委主任蒙国森是方块A、红桃A、梅花7和黑桃K，就是说连同各自一张未被别人所知的暗牌结合起来，他们三个人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三张同数、两对或仅牌面上的一对。而田正中的牌面是黑桃2、梅花3、红桃4和红桃5，就是说他的牌势是顺牌，如果暗牌是A或6的话，就真是顺牌，那么就大过其他人，反之就小过其他人。问题是，那张暗牌究竟是不是A或6呢？只有田正中自己清楚。而其他三个人跟着加注的行为表示，他们不相信庄家是顺牌。他们怀疑田正中的牌势有诈、有虚张声势之嫌，而他们就怕被吓唬，输得冤枉。所以他们要跟。他们各拿一万，加在“锅底”上。
“你们都跟哪？”田正中说，“不相信我是顺牌？”跟的人都点点头，表示不相信。
“好，我再加两万。”田正中说。他拿出两万块钱扔进赌注中去。
三个人又表态跟，各拿出两万元，把台桌上的赌注加厚。
“还跟？”田正中说。“你们真是勇敢哪，啊？我就喜欢你们有胆量，因为没有胆量的人工作起来缩手缩脚，打不开局面。看来我选你们当单位的第一把手没错，因为你们很有胆识。不过，过完春节各局级的领导班子就要进行调整了，该提的提，该留的留，该免的免。但你们三个尽管放心，有我在。”
韦德荣说：“谢谢田书记高抬贵手。”
蒙国森和张发和也都说谢谢。
田正中说：“谢什么，还没到时候呢。不谈别的，玩牌！”他又从包里掏钱，叫道：“我还加两万，你们跟不跟？”桌子上赌注已累计超过十五万元。
韦德荣说：“田书记这么镇定自若，肯定是顺牌，我不跟了。”他把暗牌翻开表示退出。那张最后公开的牌是张梅花K，就是说韦德荣的牌势是两对：一对6和一对K，但是他不敢以此搏到底。
蒙国森说：“我也是两对，不跟了。”他把暗牌翻开，是张红桃7，他的牌势是一对A和一对7，但也不敢坚持到底。
庄家的对手只剩下张发和。张发和憋了一股劲说：“我跟！”他把两万元钱就像是多交一份答卷一样押上去。“好样的！”田正中说，“我就喜欢你这种不服输的干劲。本来早就想正式任命你，把代局长的代字去掉，但有的人说你蔫。谁说你蔫？你不蔫嘛！”张发和就说：“田书记过奖了。其实你不知道我的心虚得很。我想我跟下去肯定会输，因为我越看你越觉得你拿的真是顺牌。他们两个比我早一步看出来，所以提前退出。只有我傻乎乎的还跟。”
田正中说：“那再加一万，就不加了。本来封顶十万，我只加到六万。加完这一万，我们就翻牌。”他从包里拿出一万元，把它变成赌注。
张发和说：“哎哟，一万我也受不了了。我不跟了，退出。”他把暗牌翻开，是张梅花Q，但在关键的时刻，也知趣地退出了。
庄家赢了。
田正中说：“你们三个人居然没有一个跟到最后，胆子还是不够大。”
韦德荣说：“不是我们胆子不大，而是牌大不过你。胆子越大，不是输得越多吗？”
张发和说：“我就是吃胆大的亏，多输了两万。”
蒙国森说：“田书记，反正你赢了，让我们看看你盖住的那张牌吧，是A还是6？”
田正中说：“不不，不给你们看。你们中途退出，庄家是可以不翻脾的。我就是要留个悬念给你们，让你们猜。再说让你们摸清我的虚实了，下一轮我还怎么打？你们不能看，但是山永可以看。”他双手合拢，把被掩盖的那张牌轻轻移近站在他身后的我，然后双手才像贝壳一样打开，让我看到了那张赌语叫“乾坤”的牌：既不是A，也不是6，而是方块10！就是说田正中拿到的牌构不成顺牌，但却能以顺牌的声势吓退其实牌势大过他的对手，而赢得桌面上近二十万元！他开始用自己双手把二十万元现金往胸前刮，当然在这之前他先把那张给我看过的“乾坤”牌插入整付牌中，并且搅乱。他边刮钱边跟我说：“山永，看出点门道没有？”我说：“懂一点。”“你可以看我的牌，但是别动声色免得他们判断错误。”他没有说免得他们看出破绽，而说免得他们判断错误。于是我也恰当地说：“他们不会错的，哪会错呢？”这时候田正中把钱刮到胸前，才往皮包里装。装了几万元，他忽然住手，说：“山永，你帮我装吧。今晚你就负责帮我管钱。我说加多少，你就拿多少出来。赢了，你就装进包里。好不好？”我说：“好。”
于是，我认真管起了田正中的钱，我像一名银行出纳一样喜笑颜开而又一丝不苟，因为我觉得田正中像一个大储户，不断地储存，却很少支出。我不得不折服这样的储户，并且竭力为他服务，因为他富裕豪强，出入的钱总是源源不断。一个晚上，准确地说是半个晚上，经过我的手上进出的钱，累计就达八十万！这当然是田正中赢了输输了赢的综合累计。他输出去二十万，又收回来六十万。就是说几个小时的功夫，他净赚四十万！而我就像银行出纳一样准确无误地掌管着一笔笔巨款的收支，直至午夜来临，他们停止了活动。
我当然不会忘记我把满满一皮包现金交给田正中时的情景——他就像一名体育比赛中勇夺金牌的世界冠军，激动而坦荡地领受着属于他的奖赏。他把钱抱在怀里，就像把金杯抱在怀里一样。他友好地看着他战胜的对手，像通常冠军的做作一样，和他们握手。而那些被他战胜的对手，无不表现出优良的品德，与战胜他们的对握手言欢，以示祝贺。耳濡目染这样一种特殊情景，我竟颇受感动。他们重视金钱，仿佛又超越金钱。我觉得我绝对没有他们那种洒脱、城府和气量。
我很穷，我太穷了，如果让我一下子拥有那么多钱或失掉那么多钱，我都会茫然无措。我可能会高兴得发疯，或可能伤心得跳楼。我是个对金钱既拿不起又放不下的人。但是他们不，这些挥金如土的人，他们对一时得失的金钱既不会欣喜若狂，也不会悲伤绝望。他们之所以能平和地对待金钱和处理金钱，那是因为他们有权。对腐败的权力者来说，金钱是棋盘上前赴后继的棋子或疆场上出生入死的士兵，而他们是棋手或者将军，棋子丢了可以再摆，兵员损失了可以补充，只要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还在。金钱的得失其实不很重要，权力的得失才至关重要，就像粮食的增减对农民其实不很重要，而土地的有无才至关重要一样。
我要老实地承认我随行进入云塔度假村3号别墅的那天晚上，散场离开的时候，田正中送给了我两万元钱，以作为我当他司机以来的鞍前马后和当天晚上殷勤服务的酬劳。我要了，从他四十万的利润里，要了其中的两万。我不可能不要，因为我不能当圣贤，事实上潜伏在那种污浊的境地里我也不可能做圣贤，我只能做犬马。田正中信手给我两万元钱，就像屠夫从一头猪的身上割下一根带肉的新鲜的骨头丢给看家狗一样。而我竟然乐不可支地接纳它。我得承认我对两万元钱就像锇狗对新鲜骨头垂涎三尺一样，十分着迷。因为我太穷了，长到三十岁我才第一次一次性领到这么多钱。我虽然要了这两万元钱，但是到现在我一分都没动它。它完整地存在银行里，以我个人的名字，但我心里清楚这笔钱不属于我，最终我得交出去。这笔钱对我而言就像一束美丽的罂粟花，我感觉到它的迷人却不能为它走火入魔，或者它就像我在广东遇上的那名娼妓，我戴着嫖客的面具，却不能行嫖客之实。
郭明听到这里，用手阻止了我，表示我不必再说。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山永，我知道你很难，到目前为止，你做得非常好。你所做的一切，隐藏、侦察、保密包括廉耻和禁欲，都是为了完成正义的使命或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不是要和你讲大道理，但是你要明白，把一个腐败甚至已是死有余辜的县委书记送上法庭，让他受到应有的惩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是真正的执法者，意味着老百姓把我们当成英雄，当然也意味着人民还信任我们的党，并且还愿意为国家交公粮、纳税和送儿子参军等等。可是要把田正中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贪官绳之以法不是—件容易的事。三年前我就想动他，但是不行，因为他的后台太硬，也因为我们的检察院有人给他透露风声，最主要的是我无法掌握确凿的定他的罪的证据，他周围的亲信太多，被他收买的司法人员也不少，我连他嫖赌这种违纪行为的线索都摸不着。当然根据你刚才提供的线索，田正中的豪赌行径已经不是什么违纪的问题，而是违法和犯罪！他通过赌博的方法向想当官、保官的人敲诈和收受贿赂！而且你还把他们赌博的过程悄悄录了音。山永，你干得好！我们就快成功了，山永。”
“关于田正中和他那班人，你还掌握或摸清他们什么犯罪事实？尽快说吧。”后来他说。
“我认为等将来把他们抓捕之后，在审讯室里，由他们亲口对你讲述比较好。”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讲这么多，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