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与小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个人，如果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培植一块土地上，他在这块土地上种下了一种声音。那么，他算不算土地的主人呢？
呼家堡东西长，南北短，方圆仅一百五十七平方公里。在这一百五十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呼天成可以说是唯一的主宰。应该说，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块土地了，也没有人比他更热爱这块土地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在他的主持下“生长”的，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在他的旨意下兴建的，连那些埋在地下的死人，也是由呼天成重新给他们安置的——那就是“地下新村”。过去，几乎是每天早上，只要他在家，他都要沿着村界巡视一遍。他的脚步声很独特，那是一种坚实有力的、一强一弱的踢趿声（早年，他的左腿受过伤），每当他的脚步从村街、从田野里响过时，连树上的麻雀都为之一震。而后，他的声音就像雨露一样，渗进了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他说：要上晨操。
人们就去上晨操。
他说：要种带色的棉花。
人们就去种带色的棉花。
在会议上，他说：举手吧。
人们就举起森林般的手……
这个声音是不敢生病的。这个声音一旦生了病，很快就会招致全村人的不安。几十年来，呼家堡人早已经过惯了这种只有一个声音的日子，如果这声音突然消失的话，呼家堡人倒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这并不是诳语。有一次，呼天成突然发高烧，他在床上躺了几天，后来被送到市里的大医院去了，一去半个月。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呼家堡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村口去张望，看呼天成是否回来了。每到傍晚，在夕阳西下的村口，在经过了一天劳作之后，人们常常把自己站成一棵树。当树成了林的时候，这竟成了呼家堡的一道景观。
在这里，他的声音已经化成了人们的呼吸。
可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村人要想见他一面，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一是因为呼家堡的摊子越来越大，他的确事多；二是由于每日里要求见他的客人太多，实在是应接不暇。为了避开那些他不愿见的人，呼天成养成了夜里工作白天睡觉的生活习惯。这样一来，能走进那个茅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尽管这样，村里的大小事，还是要他点头的。不过，他只是在需要出现的时候才出现。平时，如果不开会的话，人们是很难见到他的。况且，村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确切行踪，那就是村秘书根宝了。可根宝又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谁也别想从他嘴里掏出话来。如果想见呼天成，就必须通过根宝传话，得到批准之后，才能安排接见的时间，那也是要排队的。
村里有一位老太太，今年七十六岁了，是村干部呼平均他娘，应该说是有些脸面的。可她为了能见上呼天成一面，竟每天拄着拐杖在村口张望。呼平均骗她，说呼伯到城里开会去了。她就一直在村口等着。她跟人说：“我都等了八天了，就想见见天成。如今见他一面老难哪！”呼平均多次劝她说：“有吃有喝的。呼伯恁忙，你见他干啥？”平均娘说：“我想看看，他叫我死在哪儿？不是排得有号吗？那啥子‘地下新村’，我也不知道我排的是几号？我想去看看……”后来呼天成听说了，就破例见了她一面。呼天成对平均娘说：“老嫂子，回去吧，我都安排好了，到时候一定让你睡个好地方。”老太太高兴得一时热泪盈眶，连声说：“中，中啊。”
就这样，在呼家堡，他一日日地神秘化了。
然而，作为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主人”，呼天成的个人生活其实是极简单的。他最爱吃的，只是一种手工的擀面。这种面是在案板上擀出来的，面要和得硬一点，如果水开后，再加一些霜打的红薯叶，他会吃上两碗。这种饭他几乎天天都要吃上一顿。有时外出开会，时间长了，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给他擀碗面。在穿戴上，他也是极不讲究。当然了，他很有几件出外穿的西服和皮鞋，那都是成套的，是外出才穿的。在家时，他更喜欢随意地披着一件什么，那种披着什么的感觉，是他在几十年时间里慢慢养成的，这也是他最舒服、最惬意的时刻。在平原的乡村，披着衣服就像是披着“威望”一样，那种潇洒是平原上独有的。不过，他也有“讲究”的时候，那其实是一种狡黠和表演。比如，凡是中央来了什么大人物的时候，他定要穿一身地道的农民装束，上身要穿对襟的布褂子，下身要穿掖腰的宽裆裤，脚上是一双手工的圆口布鞋，甚至脸上也“配合”出一种憨厚来；如果来的人是记者，或是商界、知识界的人士，那就不一样了，那样的话，他的穿戴就要往“雅”上走了，那就是怎么讲究怎么穿了。他要换上雪白的衬衣、圆领的毛线衫，有时也会打上领带，外罩呢，不是西装，就是宽松雅致的夹克衫。下身的裤子也是笔挺笔挺的，脚上定要换上锃亮的皮鞋，连胡子也要刮得干干净净的。他说，这些人，都是衣裳架子。不能让他小看咱。可人一走，他就马上又换回来了。
他必须披着一件什么……
呼天成还有一个最显着的特点：他的口袋里从不装钱。这很大气呀！不是吗？尤其是近年来，无论他走多远，无论外出还是在家，他从来都是两手空空，衣兜里从未装过一分钱。所以，他经常跟人们开玩笑说，他是玩泥蛋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
可他又是一个少有的“无产阶级”。在呼家堡，他只要咳嗽一声，来访者就可以受到上等的款待。在平原，他的承诺就是最好的信用凭证。在国内，他一句话就可以调动亿万资金。他甚至可以走遍全国而不用带一分钱（因为呼家堡的经营网络已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并且在省城、在北京都设有办事处）！这在当今中国，只怕独有他一人了。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有一件事曾使呼天成大为恼火！那事发生在去年春上，就为那件事，村秘书根宝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可是，就那件事的本身来看，就足以让世人震惊了。
去年的一天，呼天成坐的车去省城的路上出了事故。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在300国道上，他乘坐的一辆黑色奥迪车与道口上突然出现的另一辆带拖斗的大车相撞了。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呼天成只来得及“嗯”了一声，紧接着，一声巨响，两车撞在了一起！由于呼天成及时地“嗯”，使司机下意识地踩了紧急刹车，这样，虽然两车相撞，人却没有受什么伤。在撞车后，司机像傻了似的愣在那里……当时，呼天成从车里钻出来后，一声没吭，就站在路边上悄悄地打了两个电话。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有一辆轿车飞驰而来，抢先把呼天成接走了。上了车，呼天成随口给司机交代说：“你留下处理事故，根宝马上就到。”
紧接着，又过了不到五分钟，先后又有七八辆轿车赶到了事故现场，车上的人匆匆地跑过来问：“呼伯没事吧？呼伯怎么样？”再往后，又有三个县的交警开着警车，鸣着警笛，一批一批地赶到了。于是，整个300国道全被封锁了！那个场面极为壮观，有许多被堵在路上的司机惊讶地问：“谁呀？这是谁呀？老天爷，这么势海？！怕是中央领导吧？”尤其是对方撞车的那个司机，见官员们一拨一拨地往这里赶，当时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给呼天成开车的司机呼宝俊却立在那里，得意扬扬地高声说：“我，我是呼家堡的！”就这样，呼家堡的名头在一天之内，经司机们的破嘴传遍了全省！
第三天，当呼天成知道情况后，他的脸顿时就黑下来了，他把根宝叫到跟前，狠狠地把他日骂了一顿！呼天成铁着脸说：“杨根宝，谁让你这样安排的？拿着鸡毛当令箭，你好大的胆子！”
根宝小声说：“呼伯，我，我是怕你出什么事……”
呼天成咬着牙说：“狗日的，你给我说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都学了什么，连一点沉稳劲都没有？！”
根宝说：“一听撞了车，我当时就……慌了，就打了几个电话。”
呼天成质问道：“你假借我的名义打了多少电话，说？！”
根宝说：“八个。我只打了八个电话。我怕你万一受伤，想就近找人……”
呼天成骂道：“胡日！八个，你还嫌少是不是？你动用了三个县的警力！你知道不知道？你，你咋不打一百个呢？！”
根宝低头不吭了。
呼天成气呼呼地说：“你想干啥？你说说，你到底想干啥？你这是败坏呼家堡的名誉，你这是往我脸上摔屎呢！你知道不知道？！”
根宝低着头，小声说：“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想那么多……”
呼天成一拍桌子，喝道：“你给我滚出去！站外边反省！”
杨根宝两眼含泪，默默地退到门外去了……
就这样，根宝整整在院里站了一天。到了傍晚时，呼天成的气才消了。他默默地招了一下手，说：“进来吧。”
当杨根宝走进茅屋后，呼天成望着他说：“根宝，想通了没有？”
杨根宝低着头说：“想通了。”
呼天成说：“说说，错在哪儿了？”
杨根宝说：“我，不该，那么张扬……”
呼天成放缓语气说：“根宝哇，你也是跟我这么多年了。虽说你是好心，可你这好心给我捅了大娄子！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坏影响已经传出去了，很难挽回呀！有一点，你要切记。咱是干啥的？咱是玩泥蛋的，咱是个农民！啥时候也不能张狂。你要是忘了这一点，你就大错特错了。话说回来，我那些关系也不是不能动用，要用有所值，好钢要使在刀刃上。你想想，你虽说是打了八个电话，可你调用了六个县级干部的专车，动用了三个县的交警，就为这一点点小事？你就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你好好想想吧。我再告诉你一点，在平原上，你知道人是活什么的？人是活小的，你越‘小’，就越容易。你要是硬撑出一个‘大’的架势，那风就招来了……”
到了这时，杨根宝才幡然悔悟，他心服口服地说：“呼伯，我明白了，我知道我错了。”
呼天成默默地点了点头，说：“明白了就好，我只允许这一次。”
过了一会儿，呼天成又问道：“那人呢，情况你了解了没有？现在咋样？”
杨根宝说：“那司机还在交警队扣着呢。他是三家凑钱买的车，车刚开出来，就撞坏了……”
呼天成想了想，说：“你去一趟，代表我。一是谢谢人家交警，二呢，给交警队说一说，把人放出来算了。咱是集体，人家是个人，车撞坏了，咱给人家修修，要尽量挽回影响。”
杨根宝说：“呼伯，他可是大车。看那样，修修怕得上万。”
呼天成淡淡地说：“上万就上万吧。”
而后，呼天成话锋一转，沉下脸说：“对宝俊这样的司机，永不再用，让他回大田里干活！”
十天后，那个肇事的司机开着那辆修好的卡车来到了呼家堡，他是来表示感谢的。见到呼天成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扑通”一声跪下来了。他跪在呼天成的面前，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说：“恩人哪，恩人……”而后，当他离开呼家堡时，却疑疑惑惑地回头望了一眼，说：“他们怎么就这么势海呢？”
一个谜
在很多人眼里，呼家堡是一个立在平原上的谜语。
是呀，这样的一个村子，也没有什么资源，怎么说富就富起来了呢？有很多前来参观的人，都对此感到万分的惊讶。那些有心计的，也曾不止一次地偷访过呼家堡，期望着能窥视到一点奥妙，可结果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连专家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孤立的奇迹！
然而，有一点是他们没有发现的。
按说，他们是很熟悉“经营”二字的。可他们只注意到了对商品的经营，却从没想到对人的“经营”。在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秘密，是从不外传的。
呼天成从不经营商场，他经营的是“人场”。
如果说，呼家堡的发展，是由五斤白面起家的话，那是不准确的。起码说是不科学的。这种“经营”是连续性的，它并非是一日之功，就像是一棵大树，它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长成的。
呼天成的“经营”方略是长远的，他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他是几十年一贯如此。这是一种感情方面的长期种植，他甚至不要求回报。只要他看中了你，只要他认为你是“朋友”、是“人才”，那么，他在感情上的栽种就是长期的，始终如一。
特别是对老秋。早在三十多年前，当老秋作为下派干部初来呼家堡时，呼天成就觉得老秋这人不简单。这是一种超常的眼光。那时候，当脖里围着一条围巾的老秋站在大碾盘上讲话时，他就认准老秋是个不可限量的“人物”。老秋口才漂亮，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正是这一点，使他认定老秋可交！所以，半月后，当老秋背着铺盖离开呼家堡的时候，呼天成匆匆赶了上去，他追出八里地，追上了下派干部老秋，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他递过去的其实只是一个破手巾兜，手巾里包的是五个鸡蛋。这五个鸡蛋，是呼天成借遍了全村才凑到的。那正是饿死人的年月！他追上老秋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老秋，你别走，你的东西忘在这了。”说完，他就把那兜鸡蛋往老秋手里硬硬地一塞，扭头就走。
那时候，这五个鸡蛋，对已经浮肿的老秋来说，相当于半条命！
后来，在“文革”时期，当他偷偷地把老秋从省城背回来的时候，老秋也只剩下半条命。那时老秋的腰已经被人打断了，况且还是省里的“二号走资派”，是万人大会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这次与往常不同的是，风险太大，万一有风声透出去，他呼天成也完了！然而，在呼天成内心深处，仍觉得老秋不会就这么完了，他还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人有时候就得搏一搏。就这样，呼天成硬着心把老秋背了回来，在呼家堡藏了一年零四个月……
果然，时间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发现他背回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首先是精神的，其次才是物质的。那是一个巨大的有放射力的“磁场”！他知道，人是活“场”的。一个人的磁力越强，场的放射力就越大。在这里，老秋可以说是代表着一个省的“场”啊！
这还不仅仅是老秋一个人。四十年来，呼天成结交的老干部，说起来也是一大批呀！老秋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对这些上层人士，无论是他们遇难的时候，还是官复原职的时候，甚至到他们后来退了二线，“呼家堡”的礼数都是一样的周全。在这里，呼天成奉送的是一份回忆、一份念想、一种叫人忘不掉的情分。早些年，呼家堡并没有什么好东西，可在四季里，老秋们总能吃到呼家堡送去的“思念”：那或是几穗刚下来的青玉米，或是几块岗地上的红薯，或是两斤小磨香油，或是一对小兔、一篮红柿……这对那些手握重权的领导们来说，并不算什么主贵东西。可是，在时光里，就不断地有一个信息传达给了老秋们，那是说，有人还念着你哪。在远离省城的乡村，有一个人始终记挂着你呢。要是万一谁出了什么事，这里就是你的家！老秋们能不感动吗？后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呼家堡绳床”，就是呼天成专门为那些“老同志”特意制作的……
在平原上，呼天成苦心“经营”的不仅仅是那些手握重权的老干部，对年轻人也是一样。长期以来，他培育了多少人才呀！在平原，有一长串名字是足可以让呼天成引以自豪的。可以说，在省、市、县三级干部中，有一大批“人才”是他一手托出来的……
呼天成有一双“慧眼”是出了名的。
在呼天成的“人才库”里，曾有一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典故，叫做“一盒火柴出一个市长”。后来成为许田市常务副市长的孙全林，就是这个典故的主人。
说起来，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一次，呼天成到公社去参加一个干部会，会开到乡、村、队三级。就在那个干部会上，呼天成偶然结识了孙湾的团支部书记孙全林。那时的孙全林才二十一岁，小伙子刚当上村里的团支书，人看上去很腼腆，一说话脸就红，也是头一次参加公社的干部会。开会的时候，他有幸跟呼天成坐在一起。会开了两天，两人就相熟了。那时呼天成的烟瘾特别大。有一天下午，讨论的时候，呼天成想吸烟，却忘了带火，就随手拍了拍坐在他身边的孙全林，说：“小青年，有火没有？”孙全林就马上说：“有。”说着，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裤子兜，又说，“哟，忘屋了，我去给你拿。”说完，不等呼天成回话，就站起来匆匆走出去了。
过了片刻，孙全林拿着一匣火柴走了回来，悄没声地递给了呼天成。呼天成接过那匣火柴一看，顿时明白了，这匣火柴是孙全林在外边的商店里给他现买的！那时候一匣火柴才二分钱，说起来并不算什么。可呼天成在意了，他在意的是这种“态度”。他感慨地摇了摇头，笑着说：“这娃呀，太灵性！”于是，当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呼天成就地蹲在那儿，匆匆在烟盒纸上写了一个条儿。而后，他拍了拍孙全林的肩膀，说：“小孙，想不想到公社来干？”孙全林高兴地说：“想是想啊，谁要咱呢？”呼天成就把那个纸条递过去，说：“拿上这个条儿，去找老胡（当时的公社书记姓胡）。”孙全林吃了一惊，迟疑疑地说：“呼叔，人家胡书记会要我吗？”呼天成笑了，说：“娃子，好好干，你是市长的材料！”后来，孙全林先是当上了公社通讯员，而后一步步地往上升，果然就当了市长。再后，孙全林曾多次对别人说：“呼伯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处长邱建伟，原是下放到呼家堡的知青。那时候，他刚刚中学毕业，才十七岁。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在来到呼家堡的头一年里，就闯下了一场祸！夏天里，他一个人偷着去学犁地，结果把牲口赶到沟里去了，摔残了一头牛！牛是庄稼人的半个家业，腿一残，就犁不成地了。这事，要搁一般人身上，就是大罪，可呼天成看了他一眼，却说：“算了。这娃子认真，他是想学好呢。”竟然第二天就任命他当了第二生产小队的副队长。
第二年的冬天，邱建伟又犯下了一个无法饶恕的错误。临近年关时，他领着一帮年轻人去公社所在地的公路边上埋电线杆。这活儿是县里派给呼家堡的，分了八百米的线段。那时叫做“青年突击队”，他是带队的。电线杆是水泥做的，本来是一根一根埋的，可邱建伟为了争第一，却突发奇想，想用用他学过的“知识”，好加快进度。他把那帮年轻人叫到一起，说你们知道“杠杆原理”吗？众人都说不知道。他就说，你们既然不知道，就听我的吧。于是，他让那些年轻人把二十个坑全部挖好，又命令他们把二十根电线杆全都放在挖好的坑里，然后用他在中学里学过的“知识”，架起了个所谓的滑轮组——准备把二十根电线杆一次全竖起来！当这一切都照他的吩咐准备好之后，邱建伟得意扬扬地大喝一声：“拉！”众人就跟着齐声发力……然而，就在电线杆快要拉起来时，只听一阵“噼噼啪啪”的巨响！眨眼之间，二十根电线杆全部被拉断了！
邱建伟当时就傻在那儿了，众人也都愣住了，谁也不说话了。就在这时，负责施工的公社治安员气急败坏地跑过来，一脚就把他踹倒了，他恶狠狠地骂道：“日你妈，你这是搞破坏！”说着，就去找绳子捆人。于是，一帮人把邱建伟五花大绑地捆到了乡派出所。那时候，二十根电线杆，可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呀！在派出所的院子里，邱建伟被铐在了一棵树上，派出所所长指着他说：“明早送县局，至少判他三年！”当时邱建伟吓坏了。他知道，在那种时候，别说判三年，哪怕只判一年，他这一生就算毁了。邱建伟带着哭腔对派出所所长说：“叔，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派出所所长说：“叔？喊爷也不行。非判你狗日的不可！”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呼天成匆匆赶来了。
他让人给他搬条凳子，就坐在邱建伟的面前，默默地望着他。过了很久之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扭头对所长说：“老王，解了吧。”派出所所长说：“老呼，他这可是搞破坏呀！”呼天成看了所长一眼，又默默地说：“解了吧。这事怪我，是我派他来的，我承担责任。”所长怔了一会儿，说：“老呼，不是我不给面子，这可是犯法的事呀。”呼天成又一次坚持说：“解了。那二十根电线杆，呼家堡给你补齐！”所长摇了摇头，说：“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啊……”呼天成望着他说：“老王，你解不解？要不解，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所长再次看看他，终于很无奈地说：“老呼啊，除非是你，换谁都不行。”说着，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走上前去，终于给邱建伟开了手上的铐子……当时，邱建伟无声地哭了，满脸都是泪水。
那年过节时，邱建伟不敢要求回家了，当知青们都回家过年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了“知青点”。不料，在年三十的早上，呼天成又专门去看了邱建伟，还给他送去了一篮子红柿。呼天成说：“建伟，回去吧，回去看看你父母。那事你也别搁在心上，没啥大不了的。咱村里穷，也没啥送你家人，这篮柿子，你给家人带回去吧。”那时邱建伟说：“呼伯，你……为啥？”呼天成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你敢想，是个人才。”后来，社会上时兴推荐上大学，呼天成又第一个推荐他上了大学……这一桩桩往事给邱建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省报副总编冯云山，也算是下放到呼家堡的知青。那时，冯云山身小力薄，眼睛还近视，根本干不了力气活。可他有一个特长，看书过目不忘，“老三篇”能倒背如流！呼天成说：“这孩儿好记性！”于是，呼天成一句话，就让他到呼家堡的学校里教学去了。他下乡三年，在学校里待了三年，可以说是没让他吃一天苦。后来，冯云山考大学时，呼天成特意批给他三个月假，说：“回去复习吧。”待他考上大学后，呼天成又送给他一张表，那是一张“党员登记表”。呼天成说：“呼家堡也没啥送你，这张表，你填填。”后来，冯云山就是靠着那张表，在毕业时留在了省城的报社（那一年省报就选了一个人，要求必须是党员）。再后来，冯云山曾多次找呼天成帮忙，评职称时，他缺“硬件”，呼天成就以呼家堡的名义赞助了三万元，让他出了本书，评上了副高职称；从正处升副厅时，又是呼天成替他说了话……所以，长期以来，冯云山一喝酒就哭，他觉得他欠呼伯的太多了。可呼天成一次也没找过他。他总想报答呼天成，可呼天成从不给他机会。然而，凡是牵涉呼家堡的事，他必是一路绿灯！
省银行行长范炳臣，原来跟呼天成没有一点瓜葛。他跟呼家堡唯一的联系是，他转弯抹角地跟呼家堡有一点亲戚关系，说起来也算是呼家堡的外甥。那一年征兵时，他已体检合格了，就在换军装的前一天，他又领着一帮知青跟人打群架，被县公安局的人抓了。于是，他的家人又转弯抹角地求到了呼天成头上。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呼天成听了，叹一声说：“这是娃子一辈子的事，我就去一趟吧。”就此，他冒雪连夜赶到了县城，坐在局长的办公室里，口口声声说是范炳臣他舅，硬是把他保出来了。待范炳臣从牢里出来后，他只看了小伙子一眼，就说，“娃子有胆，我这一趟来得值。”后来，范炳臣在部队里参加了中越战争，连续立功受奖，一直提到了副师职！他年年回来都要看一看呼天成。当他要求转业时，一个副师职的干部竟跑了半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这时候，又是呼天成帮了他。呼天成专门到省里跑了三趟，硬是让他留在了省城最难进的部门。他转业后，先是当了副行长，后又当了行长。所以，范炳臣总是对人说，我一生最关键的时刻，靠的都是呼伯呀！
颍平县县委书记呼国庆……
市工商局副局长刘海程……
市税务局局长彭大鹏……
……
当然，还有许多故事是不便言传的。那几乎是呼天成穷其一生积累下的“财富”，也是平原人的生存精髓。
在这里，给予是一种高超的技艺，也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在有的时候，那叫“雪中送炭”；在有的时候，那又叫“锦上添花”。这是一个人生的“制高点”，呼天成一直牢牢地掌握着这个“制高点”。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他种出了一个“人场”。
尤其让人赞叹的是，呼天成的种植是没有时间性的，那是一种长期的效应。只要他活一天，这个巨大的人生磁场就会不停地发挥效应。那么，如果有谁胆敢反对呼天成的话，哪怕呼天成不吐一个字，也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
后来，当老秋成了京城元老之后，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服气一个人，就是人家老呼。他说，他比我强，四十年不倒啊！
呼家面
那年，临近年关时，呼天成确实发愁了。他不是愁过年的问题，他愁的是没什么可送。眼看时近年关了，给老秋他们“慰问”点什么呢？那些年，呼天成一直忙于“新村”的建设，等房子一座一座盖起来时，村里已经很空了。过去每逢年里节里，他都是要送一点什么的。今年该送什么好呢？
就在那个飘着雪花的早晨，呼天成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之后，心不在焉地走进了磨面房。那时，呼家堡已有了两台小钢磨。时近年关，磨面房很忙，机器轰轰隆隆地响着。这种小钢磨磨的面很粗，号称“一风吹”。呼天成围着钢磨转了一圈，不经意地看了两眼，微微地摇了摇头。当他扭身要走的时候，却又忍不住说了一句：“这面能不能磨得再白一点？”
当时，在磨面房帮助干活的是刚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王炳灿。王炳灿是个能人，他虽然回来时间不长，但他的精明已是众人皆知了。王炳灿赶忙说：“咋不能？”他接着说，“呼伯，你要多白吧？”
呼天成站住了，说：“这不是‘一风吹’吗？”
王炳灿说：“是‘一风吹’，不过，我有办法。”
呼天成笑了，说：“你有啥办法？”
王炳灿说：“我试了。要想白，多垫两层细箩，多磨几遍，要多白有多白。”
呼天成笑了，说：“就这么简单？”
王炳灿说：“这就看是谁干了。我干，就这么简单。”
于是，呼天成说：“那你就给我磨吧，别可惜粮食，要最白的，你给我磨一百斤。”
王炳灿说：“我在书上看了，细面有三种：75%、65%、50%的。你要哪一种？”
呼天成用赞赏的目光看了看他，说：“那就要50%的吧。要白，要筋道，你给我五斤装一袋。”
王炳灿马上说：“我知道了，要小袋。”
呼天成往外走了两步，又折回身来说：“炳灿，好好干吧，以后，这一摊就交给你了。”
后来，就是用这种普通的小钢磨改造后磨出来的细白面，有一袋送到了当时的省委副书记老秋的家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都是小小不言的。那时全国还都在吃85%面，即使是省委书记，也还从没吃过这种像雪一样白的50%粉（虽然是“土法上马”）。就在那年春节，老秋家包饺子用了呼家堡的小袋白面，那面的确白，也筋道。老秋吃了大加赞赏。过罢年，刚好省里进了两套大型的磨面设备，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机械设备是由省里统一调拨的。在分配指标的时候，老秋想到了呼家堡。于是，老秋大笔一挥，就把其中的一套批给了呼家堡。在那个时期，设备批给你或批给他，是没有分别的，只要是集体就行。那套设备价值百万，可呼家堡却一分钱也没有花……
当那套设备运到呼家堡的时候，一开始，呼天成也并没多看重。就觉得磨面房大了一些而已，可以磨多遍面了。可是，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村里的会计的一句话竟把他说愣了。
会计说：“我把数字打出来了。就今年，咱那个磨面房，钱挣了四十七万，还余了十五万斤麸子。”
呼天成怔住了，他怔怔地说：“多少？你是不是算错了？”
会计老德说：“没有错，四十七万。”
呼天成又问了一遍：“多少？”
老德说：“四十七万。”
那时候，四十七万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连呼天成也没想到，一个磨面房会挣下这么大的数儿，那不就是“多遍面”吗？！然而，能磨“多遍面”的，在整个颍平县，他们却是独此一家。后来呼天成不再吭声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沉默了很久很久。后来他说：“这个数字，要保密。”
那年冬天，呼天成作了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决定，那是个大手笔！
就在快到年关的时候，呼天成让面粉厂赶制了一万包小袋（五斤装）精粉，再加上别的礼物，分别派出了七个小组，前去“慰问”那些与呼家堡有关联的“方方面面”。“方方面面”在这里成了一个个人的代名词，那是一个由呼天成开列的长长的名单。从县城到市里，从省城到北京，这是一次耗费巨资的“慰问”。呼天成把这次行动叫做“千里送鹅毛”。在整个呼家堡，除了老德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呼家堡收入的第一笔巨款——四十七万，有一大半“千里送鹅毛”了！
那一年，呼家堡人并没有分红。春节时，呼家堡人吃的仍然是85%面包成的饺子，连呼天成也不例外。
不过，就在“千里送鹅毛”之后，村里的会计老德光荣地退休了。从此“铁算盘”老德成了菜地里的一名菜农，干的是轻活。
应该说，呼天成是无心插柳。他看重的是“人场”，他要种植的是一个有放射性的声音。在那七年时间里，他几乎是年年如此的“慰问”。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无意之间，他做了一个天大的“广告”！在一些有“身份”的家庭里，“呼家面”这个名称不胫而走！
“呼家面”这个品牌，是从人们的口头走向市场的。它先是悄悄地在一些“体面”的人家流行，而后才走向社会的。这种小袋装的面粉，在一个时期里，成了高贵和体面的象征。后来，当整个社会全面走向商品经济时，那种小袋食品的方便快捷，已成了所有食品行业争相模仿的一种包装。
三年后，当呼天成决定更换面粉厂的设备时，他所培植的“人场”发挥了极大的效用。那时候，买进口设备是需要上头一层一层来批的，那些“批文”需要过一道道关卡，盖无数个公章。在城市里，有很多单位为了跑“批文”整年住在北京，一两年也不一定能跑下来。可呼家堡要的这套进口的面粉设备，“批文”全部跑下来，却仅用了三十七天！
应该说，一个人的大气是由时光和阅历来熏染的；而一个人的豪气却是由物质来铺垫的。当呼家堡的年收益超过千万时，呼天成那些像树棍一样的字迹就成了无往而不胜的“金字招牌”，成了一道道万金难买的“手谕”。在这方面，呼天成是从不惜乎钱的。他说，钱算龟孙！
然而，呼天成最为高明的一点，是从来不搞“个人行为”。他是从不送礼的。在呼天成的字典里从没有“送礼”这两个字。在这一点上，呼天成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在所有的场合，在所有的交往中，他嘴里从来都说：呼家堡不搞那一套！可呼天成又是最看重情义的。在呼天成字典里装满了“慰问”、“探望”、“支援”、“赞助”、“奖励”等字眼。这些字眼使他日见大度，也使他的行动蒙上了一层高尚的外壳，成了一种有组织的正当行为。
一九八一年，当“呼家面”正式进入省城的时候，呼天成也就打了一个电话。呼天成在电话里对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邱建伟说：“建伟呀，咱家乡的面运到省里，你尝尝吧。”邱建伟心领神会，马上对着电话说：“呼伯，你放心吧。”而后，他先后打了一连串的电话，致使“呼家面”长驱直入，一路绿灯，优先进入了省城的市场。省报副总编冯云山听说后，免费给呼家堡策划了一个活广告：叫做“今年流行‘呼家面’！”省银行行长范炳臣更是不遗余力……连银行系统办的年货里都有一份是“呼家面”。
一九八二年，当“呼家面”初次进入北京市场时，虽然通过了一道道关卡，最后还是陷在了一个食品公司的经理手里。
北京太大了，纵是中央部委的领导，也无法去直接指挥一个食品公司的小经理。那一次，是王炳灿带车进京的，他一共拉去了五辆卡车的面粉，全陷在那儿了。就是那个姓吴的经理，死活不接受！那是呼天成在商品领域里打的第一个败仗。呼家堡生产的面粉长途跋涉运到了北京，原是姓黄的经理答应的，现在换了吴经理，人家一句话，就不要了！当时，前去接洽的面粉厂销售厂长王炳灿又先后跑了十几家食品公司，结果是没有一家愿意要的。五辆车呀！那会儿王炳灿简直愁坏了，当他路过天安门的时候，竟然突发奇想，跑到广场上大哭了一场！到了最后，他那有名的“铁嘴”都磨破了，还是没有把面粉推销出去。最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连夜给呼天成打了电话，呼天成一听，也坐不住了，他说：“我去一趟，见见这个吴经理。”
于是，呼天成连夜赶到了北京。第二天，当呼天成见到吴经理时，吴经理说：“我很忙，只能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呼天成就马上说：“那好，吴经理，咱就长话短说。这样吧，这些面，我们不要了，白送给你们行不行？”
吴经理一听，愣了，说：“什么，什么，白送？”
呼天成说：“这么远的路，我们既然拉来了，也没法再往回运了。这些面粉，算我们白送，你们试试嘛，看看呼家堡的面粉到底咋样。”
吴经理愣了一会儿，冷冷地说：“这不是浪费吗？不合适吧？再说，我们也很忙啊……”
呼天成说：“我知道你忙……”
吴经理打断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嘛，这可是首都。你说你白送，我们就能要了？”
呼天成看着他，慢慢地吸了一口气，说：“是这样，我看公司里业务多，的确很忙，经理们连辆车都没有，每天骑车上下班，很辛苦啊。咱工农是一家，面我们不要了。另外，咱呼家堡再‘支援’你们一辆车。这几天，来来往往的，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算是补偿吧。”
吴经理不经意地看了呼天成一眼，那会儿是冬天，见呼天成脸黑黑的，上身穿着黑布棉袄，下身是黑棉裤，脚下是圆口布鞋，显得土里土气的，竟然说要“支援”他们一辆车？他觉得这牛皮吹得也太大了！当时，吴经理差一点儿笑出声来。于是，他就用打发人的语气说：“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吧。你们要是真不要了，就卸下来吧，我让他们试一下。”
不料，却见呼天成又说：“我现在就给你写张‘条子’，三天后，你派人去提车吧。”于是，呼天成当即就给吴经理写了一张便条，放在了办公桌上。而后，他站起就走。
吴经理迟疑了片刻，伸手把那张“条子”拿起来看了，只见那字写得歪歪斜斜、枝里八杈的，根本就像是一场玩笑。于是，吴经理笑着摇了摇头，顺手把那张“条子”团成蛋，扔进烟缸里去了。
三天后，当吴经理又捏起那个团成蛋的“条子”给人当笑话讲的时候，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已开到公司的门口！
后来，“呼家面”就成了第一个打入北京市场的外省面粉。
那位坐上了桑塔纳轿车的吴经理，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老呼只要写个字，那就是手谕呀！”
鱼和饵
“呼家面”后来能够成为系列化的产品，主要是得力于一个人。
这个人是呼天成专程从省里请来的。
此人姓董，名叫董学林，是省粮食学院的一个教授，研究生物的。人们都称他董教授。董教授是个瘦高个，细眯眼，长着一个红红的蒜头鼻子，戴着一副细腿儿的破眼镜。这位董教授是南方人，说话蛮声蛮气的，家里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派头却很大。当呼天成第一次上门请他的时候，他一口就回绝了，说：“呼家堡是个什么地方？那是搞生物科学的地方吗？开玩笑！”第二次，是邱建伟陪着呼天成一块去的，还带上了省委领导的信，于是，董教授就显得客气多了。他连声说：“邱处长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去！”但一谈到具体事的时候，他还是扭扭捏捏地说：“这个，这个嘛。按规定，院里是要收费的。”呼天成笑了，他说：“可以，可以。”接着，董教授又说：“我个人倒没什么。院里呢，是要按钟头收费的，就像上课一样。”邱建伟笑着说：“老董，你放心。院里我打招呼。”呼天成也说：“放心吧，呼家堡是不会亏你的。”
于是，这位董教授就到呼家堡来了。
刚来的时候，董教授非常固执，从来不允许有人反驳他的意见。他总是用手拢着头上那些不很多的头发，头摇摇的，这里也看不顺眼，那里也看不顺眼，到处发表见解，总是说，这个，这个嘛，你们应该这样，你们应该那样……他一说，人们就得照他的意见改，弄得村干部一时无所适从。
有人找了呼天成，呼天成说：“他说什么，你们就听什么。”
可就这位董教授，在他住下的第三天，就贸然夸下海口，说要把他的一种食品保鲜的技术引到呼家堡来，使呼家堡的收入翻三番！他说，这很简单嘛。可就是这个“很简单嘛”的问题，光建实验室就花掉了呼家堡一百万！
可是，呼天成还是一句话：照他说的办！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在他的一再坚持下，需要购买的机器设备也已经到位了（那可是一笔巨款哪），然而，董教授说的那个“很简单的问题”却仍然在“驴蛋上”悬着。就是他说的那个“很简单嘛”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谁都知道，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呼家堡最先为试验室投入的一百万就算是白花了……
那是三个月之后的一天下午，这位总是昂着头的董教授，却突然把头低下去了。他先是去厕所里尿了一泡，嘴里嘟哝说：“小便一下，也要跑这么远，太不像话！”接着，他转过身去，猛地把那些用于生物培养试验的罐罐通通扫在了地上，屋子里顿时传出了一片噼里啪啦的碎声！他先是乱发了一顿脾气，接着，像疯了一样，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动着，最后，他突然一甩手，烦躁不安地说：“我搞不成，我搞不成了！我走，我走！”说着，站起就要走。
这时，陪着他的两个年轻人吓坏了！赶忙去请示呼天成。呼天成匆匆来到了老董的试验室。
呼天成看了他一眼，说：“老董，听说你要走？”
董教授不好意思地说：“老呼，我没给你搞成，我走吧。反正到现在，我还没拿呼家堡一分钱，这些天，就算我白尽义务了。”
呼天成看看他，突然笑了。他笑着说：“这话说到哪儿去了？你是我请来的，是给咱呼家堡帮忙的。就是搞不成，我也不会怪你，你不要慌嘛。”
董教授叹了口气，挠了挠头，很沮丧地说：“我还是走吧，看起来，我没这个本事，我是真没这个本事喽……”
呼天成说：“这玩意不好弄是真的，不能说你没这个本事。这样吧，你不要慌，再休息两天，玩一玩再走。”
董教授急躁地说：“我走，我还是走。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
呼天成默默地望着他，过了会儿，问：“家里，还有什么事吗？”
这时，董教授勾下头去，嚅嚅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说：“这个，这个……没什么，也没什么，不过，老呼，不瞒你说，院里快要分房了。我人在外边，这个、这个嘛……”
呼天成想了一会儿，点点头说：“老董，出来这么多天了，既然你执意要回去看看，就回去看看吧。”说着，呼天成扭过头来，低声对会计吩咐了几句，会计匆匆去了。不一会儿工夫，会计拿来了一沓子钱。
呼天成说：“老董啊，你在呼家堡这些天，确实不容易，这一万块钱，就算是呼家堡对你的慰问吧。”
那一万块钱就放在老董的眼前，老董没想到呼天成会给他钱。一时，董教授脸红了，显得十分尴尬。老董红着脸诺诺地说：“这这、不大好吧？不是、不是说好的……五、五千吗？再说，我、我、我……也没搞成什么。”
呼天成拍拍他，说：“拿着吧，钱不多，是个意思。虽然没搞成，呼家堡也不会忘了你的。我看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唠唠，明天，我派个车把你送回去。房子是大事，你回去也是对的。”
当天晚上，呼天成吩咐人搞了一些小菜，打了一瓶茅台酒，两人边喝边聊。董教授心里实在是有些惭愧，那头就再也昂不起来了，话说得也没有底气，他说：“老呼啊，你看，这这这没搞成……对不住你了。”呼天成说：“董教授，话不能这样说，你能来呼家堡，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日子还长着呢，来，我敬你一杯。”董教授心里不痛快，自然是一喝就多了，喝着喝着董教授就醉了。喝醉了酒的老董哭着说：“老呼，你不知道吧？我是右派呀。就为这个项目，说我反对‘米丘林’，我成了右派。我劳动改造了二十多年。那时候，谁也没把我当人看。管教说，蹲下。我就得蹲那儿。管教说，跪下。我就得跪那儿。我还趴在地上学过狗叫……现在平反了，我是啥也不会了。手里也就这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要是搞不成，我老亏呀！”说着，人醉成了一摊泥，大哭。
到了第二天下午，呼天成派车把他送了回去。告别的时候，董教授再三说：“惭愧，惭愧。”
不料，等董教授回到家的时候，一套三室一厅新房的钥匙早已送到了董教授妻子的手上！并特别声明，这套房子是呼家堡“奖”给董教授的……
董教授回到家仅过了一夜（那一夜是如火如荼的一夜），第二天他又重新回到了呼家堡。这套新房太烧人了！那时，这套房价值十五万，那时候，这是一个天大的数目哇！就是这个数目一下子把董教授打垮了。董教授回到呼家堡的当天，就对呼天成说：“老呼，我要是搞不成，我就是呼家堡的孙子！”
而后，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这一次，前前后后的，呼家堡为董教授的试验又投了一百万！这半年自然是敬“神”一般，董教授说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每天都是有酒有肉，听说董喜欢喝绍兴老窖，就专门派人去南方买了两箱。董教授呢，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说话小声小气的，再没有过去的那种傲气了。
可是，一直到年关的时候，脸色苍白的董教授踉踉跄跄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整个人就像是垮了似的，弓着个腰，连站都站不稳了，他“扑通”往地上一跪，喃喃地对呼天成说：“老呼哇，我无能，我承认我无能。我是孙子，我是呼家堡的孙子！”
呼天成一怔，脸跟着也沉下来了，可他转过脸却又笑了。他走上前去，把他扶了起来，哈哈一笑说：“老董，老董哇，你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说过了，真搞不成也绝不埋怨你。”
当天夜里，呼天成又一次给董教授摆酒压惊。这一次，董教授喝着喝着又哭起来了。他流着泪对呼天成说：“老呼，我对不起你。我回去好好想想，想出办法我还会来的。我一定来……”
呼天成强打精神说：“董教授，你别难过，这没有啥。呼家堡随时都欢迎你来。”说着，又让人把准备好的三万元送给了董教授。这一次，董教授的头勾得像断了脖子的鸡一样，他一直不敢再接钱。看着那些钱，董教授的手竟抖起来了！他抖着手说：“不不不！老呼，你这是骂我呢。这个，这个，我不能再要了……”呼天成说：“拿着，你一定得拿着，你要不拿，就是看不起呼家堡！”
第二天，呼天成再次派车，把这位“屡战屡败”的董教授送走了……
到这时候，呼家堡仅实验费一项，已砸进去二百多万了。村里也开始有了舆论，当然没有一个人敢指责呼天成。人们都说，这姓董的头发梳得怪光，是个骗子！十足的骗子！看吧，他再也不会来了……
在村街里，竟有人拦住呼天成说：“老呼啊，这人是个骗子，咱可不能再跟他打交道了！”
呼天成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走着，又有人对呼天成说：“老呼，那人是个骗子！他是钓咱呢……”
呼天成看他了一眼，笑了笑说：“咱是鱼嘛，钓就让他钓吧。”
等碰到第三个人说这话时，呼天成的脸顿时黑下来了。他黑着脸说：“不要再说了。等我死了，你再说这句话！”
从此，再没人敢说什么了。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在那个夏天里，呼天成连续三次召开全村大会，他在会上高声说：“愿当鱼的，举手！”
整个会场上，人群黑压压的，却没有一个人举手……
呼天成说：“没人愿当？没人当我当。”说着，他独自一人把手举起来，接着又说：“当鱼有什么不好呢？不就是吃点亏嘛。”
片刻，呼天成又沉着脸说：“我说老董会回来的，你们信不信？！”
仍是没一个人吭声。
呼天成“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再一次高声说：“信不信？！”
众人只好说：“信！”
这时，呼天成说：“我知道你们不信。不信也不要紧，允许不信。我再问一遍，信不信？！”
到了这时，众人齐声吼道：“信！”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里，呼天成又一次派人前去“慰问”了董教授。这时的董教授仍没有想出办法来，他只是又在愁他的孩子了，因为他的小儿子高考落榜了……于是，呼天成一句话，呼家堡又拿出了五万元，“赞助”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让他的儿子成了省重点大学的一名走读生。于是，秋天的时候，董教授万般无奈，才又第三次来到了呼家堡。这一次，他是背着被褥来的。他给人说，这一次如果搞不成，我只有死在这里了。所以，一进村，他就直接进了那个落满了尘土的实验室……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当秋叶飘零的时候，这位董教授终于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才睁开双眼，看了看高高蓝蓝的天空。接着，他扶了扶眼镜，吐一口气，默默说：“成了，我搞成了。我终于搞成了！”
那天中午，董教授异常兴奋，他又多喝，一些酒，在宴席上，他的头又昂起来了，一时手舞足蹈，脸也喝得红腾腾，话也特别多。后来，借着酒力，他说：“老呼哇，这个项目我总算给你搞成了，也算是对得起呼家堡了。这样行不行，现在好多地方不是都在试行股份制吗，股份制你懂吧？……哦，哦。这个，这个嘛，我希望能跟呼家堡长期合作。我还有其他项目，我要跟呼家堡长期合作！你看，我把这个项目作为技术入股怎么样？”
呼天成笑着说：“吃菜，吃菜。”
董教授十分激动地说：“这个嘛，我知道呼家堡待我不薄。可这个，技术也是一种资本嘛，也是可以投资的嘛。”
呼天成笑了，他笑着说：“可以，可以考虑，你拿个方案吧。”
于是，就在当天晚上，董教授就离开了那个实验室，被请到呼家堡的高级客房里去住了，那是一个十分豪华的套间，人们介绍说，这套房是省里领导来了才让住的。并说，呼伯说了，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董教授四下里看了看，很得意地说：“蛮好，蛮好。”夜里，董教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躺在那张席梦思软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在梦里，他甚至梦见他的“股份”已变成了花花绿绿的票子……
第二天早上，当董教授吃过早饭，兴冲冲地找呼天成谈技术入股的时候，却有人告诉他说，呼天成不在家，去县里开会了。
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在那个茅屋里，呼天成对根宝说：“对这个人，呼家堡已做到了仁至义尽。可他这个人贪得无厌！根宝，你记住，我再也不会见他了。”
董教授在那个高级房间里傻等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他才想起去拿他的记录本。当他匆匆赶到实验室去找他的记录本时，却发现那个实验室已经搬空了，屋子里什么也没有了。那些数据，还有那两个由他培养的学生也不见了。他愣愣地站在那里，觉得好像不是这个地方，又四处去寻，可他再也找不到他的实验室了……当他又回头去找呼天成时，根宝告诉他，呼天成到北京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还是先回去吧。
董教授不走，他就赖在那个高级房间里，整整等了十天，可呼天成却仍没有“回来”。最后，他很无奈地背着被褥走了。
走时，没有一个人送他。
后来，董教授百思不得其解，他想，我怎么会败在一个农民手里呢……
洗手会
一九八六年是呼家堡最红火的一年。在那一年里“呼家面”的年产值首次超过一个亿。也就在那一年里，呼天成为呼家堡人定了工资。工资是一样的，上至呼天成，下至放羊的老汉，每人二百五十元。呼天成说，人家说咱呼家堡人是“二百五”，咱就二百五！
在会上，那话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任何人反对。然而，有一个人却忽地站起来了。可他什么也没说，就又怏怏地坐下了。
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呼天成再没露过面。
夜里，有人见呼天成不停地在小树林里踱步……是呀，有一个人的目光让他感到不安了。那目光里飘出来了一种不祥的气味。过了几天后，呼天成有意无意地对根宝说：“天太干，该下点雨了。”听了这话后，根宝一句话都没说，他知道，呼伯这话是有所指的。
果然，在那年的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面粉厂主管供销的厂长王炳灿被呼天成叫去了。当他走进茅屋的时候，屋子里已坐满了人。这些人都是村里的干部。
呼天成看了他一眼，说：“炳灿，你回来了？”
王炳灿用表功的语气说：“回来了。呼伯，不是跟你吹，我手里掌握了二十八个销售点！人家说了，只认我，谁也不认！光北京，我前前后后跑了四十多趟，这回总算大功告成了。”
呼天成笑了，呼天成说：“炳灿，你功劳不小哇。”
这时，王炳灿从兜里掏出烟来，那烟是英国产的“555”。他点上烟，吸了一口，大咧咧地说：“也没啥。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记性好，只要见过一面我就记住了，下次再见，我一准能让他请我吃饭！”
这时，呼天成又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炳灿，那儿有盆，去洗洗手。”
王炳灿怔了一下，随口说：“手？洗过了，在家已经洗过了。”
呼天成笑了笑说：“洗过了？那就再洗一遍吧。”
这当儿，王炳灿仍没有往别处想，他心里说，再洗一遍就再洗一遍。王炳灿把燃着的烟放在了桌边上。来到门旁的盆架前，把手伸进了水盆里，很认真地搓了一遍。而后，又用毛巾擦了擦，说：“有啥事？”
那支香烟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那是“555”牌的……
呼天成说：“手洗干净了？”
王炳灿说：“洗干净了。”
呼天成又说：“真洗净了？”
王炳灿举起两只手，笑着让呼天成看了看说：“还打了香胰子。”
这时，呼天成脸一沉，慢声说：“炳灿，那你交钥匙吧。”
到了这会儿，王炳灿才傻傻地望着呼天成，好半天才醒过劲来。他迟疑疑地说：“我，我犯啥错了？”
众人都一言不发，就默默地看着他。
呼天成说：“你说呢？”
王炳灿急了，一急竟结巴起来：“我、到底犯啥、啥错了？”
呼天成望着他说：“你要是实在想不起来，就先把钥匙交出来，回去反省吧。啥时想清楚了，啥时再来找我。”
在呼家堡，王炳灿是有名的“铁嘴鸭子”，他能说是出了名的。王炳灿是当过兵的，一九七一年的兵。在部队里那会儿，曾当过一段代理排长。他回来以后，就经常给人吹嘘说，他是“8341”的，御林军！他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御林军吗？那是中央的卫队，由汪东兴指挥，直接保卫老毛的（他不说“毛主席”，总是说“老毛”怎样怎样，那口吻就像他也是中央领导人似的）！他说，那时候，他经常跟朱德下棋。朱德总是叫他，小鬼，小鬼……朱德老让他一马，他才勉强下个和棋。他还说，他当年曾看守彭德怀。那时候“什坊院”（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住着一批“老家伙”，像老彭、老谭、老罗……一批元帅大将，全归他管！他还说，他能当排长（代理的）主要是沾了喉咙的光了。他长了一副好喉咙，会喊口令，“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喊得非常好。团里一开大会，就让他上去喊口令，他声如洪钟，一嗓子就能喊出十里远！有一段，他差点就成了“口令干部”了。他跟人吹嘘说，他转干的表都填了，可最后还是没转成。他说，他吃亏也吃亏在嘴上，他的嘴太碎，在团里混了一段，有些不该说的，他也跟人说了。最关紧的，是他有了一个“小罗曼”，那妞是团长的女儿，团长的女儿总跟在他的屁股后边，“小王，小王”地叫他，惹得团长不高兴了。团长一句话，终于还是“复员”了……开始的时候，王炳灿总是把村里的人说得一愣一愣的，后来说得多了，人们也就不信了。终于有一天，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北京当兵不假，可他当的是工程兵，在那里是“掂瓦刀”的。
于是，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铁嘴鸭子”。
可这会儿，“铁嘴鸭子”站在那里，身上一阵阵发凉，他实在是想不起来，他到底错在哪儿了。过去，在一段时间里，他可一直是受表扬的人物啊！
那时候，有一阵子，呼家堡的面推销不出去了，还是呼天成亲自点的将，让他去当面粉厂的销售厂长。那会儿，呼天成把他叫去说：“炳灿，我想用你一样东西。”王炳灿连忙说：“叔，你用吧。只要我身上有的，你用了。”呼天成说：“我知道你有一张好嘴，我用用你的嘴。你去给我搞销售吧。”王炳灿说：“行啊，干啥都行。北京我熟，净熟人！”接着，呼天成说：“你还需要什么？你说。”那时候，王炳灿还什么都不是呢，口气就很大。王炳灿想了想说：“我管销售这一摊，我说了算不算？”呼天成说：“算，从今天起，你就是销售厂长。”王炳灿一时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料，呼天成又说：“管销售，成天出去跑的，我再给你一辆车。”一下子，这个“马”给得太高了！这是王炳灿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呼天成竟然真的批给了他一辆旧桑塔纳，让他开着车出去跑！呼天成对干部们说，炳灿有一张好嘴，就用用他的嘴吧。于是，他就跑供销去了。他在面粉厂跑了七年销售，也可以说是为呼家堡立过功的。这样想着，他伸出手，慢慢地解下了拴在裤带上的那串钥匙……交了这串钥匙，就表明，他被撤职了。
第二天早上，上晨操的时候，呼天成当着全村人的面，高声喊道：“王炳灿来了没有？”
这时，站在人群中的王炳灿赶忙说：“来了。”
只见呼天成黑着脸说：“把手举起来，让大家看看！”
王炳灿在众目睽睽之下，脸“腾”地就红了，他红着脸，慢慢地把手举了起来……此刻，全村人都回头望着他，谁也不说话。只听呼天成说：“炳灿，你的手干净吗？”
王炳灿觉得屈，就诺诺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儿。”
呼天成说：“那好，回去想吧。”
于是，在呼家堡的广场上，王炳灿独自一人从人群里走了出来……身后是上千双眼睛。唯独他一人被剔了出来了。
此后，一连三天，村里每次开会，呼天成就让王炳灿把手举起来，让大家看一看。接着就问他，炳灿，你的手干净吗？！……这样一来，王炳灿在众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有罪的人。在呼家堡，一个人受到最大的惩罚就是孤立。当你走在村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你，也没有一个人跟你说话。你所见到的都是一片冷漠的目光。
忽然有一天，王炳灿很主动地站在了全村人的面前，举起他的手，他的手里拿着一条烟。他流着泪说：“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我的手不干净，我在去北京联系业务的时候，前前后后一共收过人家五条烟、四瓶酒。我手里拿的这条烟就是人家吴经理给的，我没有上交，我不是人，我有罪。现在我向全村的老少爷们作检查……”
呼天成很严厉地看着他，说：“炳灿，我一直等着你。头一天，如果你交代了，我会原谅你。第二天，如果你能交代，我还会原谅你。我等了你整整三天，可你一直不交代。”
王炳灿赶忙说：“我错了，我确实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的手不干净，我向全村老少爷们认罪。”
呼天成很严肃地说：“呼家堡是什么地方？这是一块净地！这块净地是不允许有污染的。呼家堡只能有一个字，那就是‘公’字，呼家堡不允许有‘私’字！如果你想个人发财，那你就离开呼家堡！我说过多少遍了？呼家堡不是哪一个人的，呼家堡是个整体。今后呼家堡的摊子越来越大，要是你漏一点我拿一点，那呼家堡不就成了老鼠窟窿了吗？集体还有什么号召力？我看干脆散摊算了！”
王炳灿就在会上检讨说：“我的手不干净，我丢了集体的脸，我这是给集体抹黑……”
呼天成说：“炳灿，我问你，你住的房子是谁的？”
王炳灿低着头说：“村里的。”
呼天成说：“屋里的沙发呢？”
王炳灿说：“村里配的。”
呼天成说：“挂钟呢？”
王炳灿说：“村里的。”
呼天成又说：“粮食呢？水呢？电呢？八月十五的月饼呢？说！”
王炳灿说：“都、都是村里发的。”
呼天成说：“噢，你还知道啊？！”
王炳灿勾着头说：“我错了。我错完了。”
于是，在王炳灿检讨之后，呼天成就问：“王炳灿认识到他的错误了。大家说，过关不过关？！”
众人就齐声吼道：“不过关！”
就这样，呼家堡连续召开了一个月的“洗手会”。在“洗手会”上，王炳灿每一次都要端着一盆清水走上台去，当着全村人的面“洗手”。每当王炳灿当众洗手时，就有村人高声喊道：“打打肥皂！打打肥皂！”于是，就有好事者跑去拿来肥皂送上去，让王炳灿当众一次一次地打肥皂净手。每次，洗过手之后，王炳灿还要把手当众举起，绕场一周，让大家都看一看……当“洗手会”开到第十次的时候，村中一个叫王木元的老汉，竟吓得尿了一裤子！
一天晚上，呼天成把王炳灿叫到了那座茅屋里。呼天成淡淡地说：“炳灿，你坐吧。”可王炳灿不敢坐，王炳灿就在那儿站着，他低着头说：“叔，我服了。我真服了。”
呼天成笑了笑说：“你不服。我知道你心里不服。”
王炳灿说：“水大漫不过堤。我是真服了。”
呼天成说：“服了？”
他说：“服了。”
呼天成说：“那我问问你，在咱呼家堡，你算不算‘人才’？”
王炳灿忙说：“我狗不是。我是个吃才，我是个脓包！我算啥‘人才’？我……”
呼天成摆了摆手说：“这你就错了。这说明你没说实话。在呼家堡，你算是个‘人才’。如果不是‘人才’，我也不会用你。你是‘人才’不假，可有一点你还没闹明白，才是人用的。用你，你就是‘人才’。不用，你就啥也不是了。这话可对？”
王炳灿点着头说：“对，对。老叔说得对。”
呼天成叹了口气，眯着眼说：“炳灿，你有反骨啊。”
王炳灿吓了一跳，忙矢口否认说：“没有，没有。叔，天地良心，我是真没有哇！”
呼天成淡淡地说：“你也不用紧张。有反骨，也不是坏事嘛。”
王炳灿连声说：“真没有，我真没有。叔，你说，就是我十个王炳灿也顶不上你的一个小拇指头！说真心话，待遇上，我是有过一点想法，那也只是想法。我可从来没想过别的呀！”
呼天成说：“敢想是对的，就是要敢想敢干嘛。”
王炳灿流着泪说：“叔，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该咋处理就咋处理吧。”
呼天成眯着眼靠在沙发上，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慢声细语地说：“炳灿，我也反复想了，你是个‘人才’，不用你，太可惜。用吧，群众又有些意见。你老叔很为难哪。这样吧，两条路，由你选。一条是，乡政府那边有个经联社，那儿缺个主任，你要愿意的话，就去吧。另一条，下到大田地，一切从零开始，给群众一个重新认识你的机会……”
王炳灿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喃喃地说：“叔……”
呼天成闭着眼说：“去吧。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