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年了，我乘飞机穿梭在东州与北京之间，像一个内心的流亡者。对我来说，北京就像情人“卡吕普索”，东州就像妻子“佩涅洛佩”，我不是奥德修斯，但是我的灵魂正在漂泊，而我的肉体仿佛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在我的内心深处光明与黑暗不停地举行婚礼，无论是情人“卡吕普索”，还是妻子“佩涅洛佩”，都在痛苦地哭泣，我的心弦被这痛苦的哭声拨动了，我的灵魂就像一缕清溪向黑水河方向奔流。
最近赵奎胜请几个市长的秘书吃饭，我原以为赵奎胜是张国昌的死党，通过这顿饭，我才发现，他正在通过巴结陈建祥向李国藩靠拢，这不得不引起我的警觉，商人的本性是有奶就是娘，何况是奸商。
席间，我特意借陈建祥醉酒之时探讨了李国藩对张国昌的印象，想不到陈建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听说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张国昌之心也路人皆知。”
言多必失，这样的场合我不便深问，但是陈建祥是李国藩肚子里的蛔虫，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如果李国藩平时不在他面前灌输这样的观点，陈建祥怎么可能胡言乱语？
那顿饭之后，陈建祥的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句话一方面透露出李国藩对张国昌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李国藩的政治野心，嘲讽张国昌是司马昭，就等于李国藩承认自己是“魏帝”，把东州当成什么了？魏国！一个梦想成帝的人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与李国藩的野心相比起来，张国昌的野心真是小巫见大巫。
常言道玩物丧志，张国昌的志向有多大，他的玩心就有多大，在北京的学习即将结束了，就在我为他的毕业论文绞尽脑汁之际，他却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北京，起初我以为张国昌可能在毕业论文上又要玩小把戏，是不是让我写的同时，又找了另外一个或几个高人写？结果到了中央党校以后，在他的宿舍门外，我就听到了孟丽华爽快的笑声。孟丽华什么时候来的我却一概不知，这两口子活着就跟捉迷藏似的，整天在跟周围的人藏猫猫。我一进屋就知道这两口子又有什么大计划了，只是不知道我这次是跟着藏起来，还是佯装找！
孟丽华见到我就像母亲叮嘱孩子一样说：“雷默，你大哥就要毕业了，回到东州不知道会有多忙，你大哥在北京累了一年了，难得清闲几天，正好党校没课了，学员们都在写论文，我陪你大哥去韩国散散心。”
接着张国昌像爹嘱咐儿子一样说：“雷默，这几天你就别回东州了，别人问，就说在北京和我一起琢磨论文呢，千万别说我出国的事。另外，别住在驻京办，找家酒店住下。”
市委常委擅自持私人护照出境是违纪的，但是据我所知，市领导大多都有私人护照，有的公务护照和因私护照加在一起有七八本。
我向这两口子表了决心后回到了市驻京办，刚好赶上食堂开饭。我打饭时遇上了丁能通，他把我拽到一棵梧桐树下低声说：“雷默，明天我陪张市长和大嫂一起去韩国，是不是张市长不让你住在驻京办呀？”
“对呀，我正琢磨住哪儿呢！”我惊异地说。
“驻京办人多嘴杂，是不能住在这儿，”丁能通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说，“我已经给你订好了王府井大酒店，这是房卡，这几天我的奔驰你开着吧，这是车钥匙。”
晚饭后，我开着丁能通的奔驰车来到王府井大酒店住下，心想，你张国昌累一年了，我他妈的比你还累，既要忙活东州的一大摊子事，又要到北京照顾你的生活，给你做作业，还时不时地得当间谍，家里什么事也指不上我，反正毕业论文也写得差不多了，不如把杨娜叫到北京享受一下二人世界。我情不自禁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杨娜，这几天能脱身吗？”我兴奋地问。
“能啊，明天北京正好有个会，报个到就行。我本想让手下人去呢。”杨娜好像在啃苹果。
“太好了，这可真是心想事成，你别让手下来，你自己来，正好这几天我在北京没事，你过来，咱俩爬长城。”我喜滋滋地说。
“有这好事？张市长能放你假？”杨娜半信半疑地问。
“他跟孟丽华偷着去韩国，怕东州人知道，所以，不让我回东州。”我实话实说。
“他去韩国干什么？”杨娜警觉地问。
“不知道，我只管干好自己的工作，别的一概不问。”我冷冷地说。
“他不带你去更好，指不定干什么去了呢，明天我过去，好好陪陪你。”杨娜高兴地说。
“好了，明天我去首都机场接你。”
我挂断电话有一种预感，杨娜的判断是对的，张国昌和孟丽华去韩国不会有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否则不会怕走漏风声，跑北京快一年了，还没好好看看首都呢，想到可以陪老婆一起爬长城，我心里感到当秘书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
杨娜的会在五洲大酒店开，我从首都机场接她去五洲大酒店报了到，领了资料，然后回到王府井大酒店。晚上，我陪她去了燕莎商城，难得陪她逛商场，她很高兴，她说晚上要奖励我，我明知故问地问怎么奖励，她脸色羞红地说：“忘记你的身份，回复你的本性，解放你的生命力，浑然忘我地发泄！发泄！发泄！”说完拽着我的手就往萨拉伯尔走，边走边说，“你呀，被束缚得太久了，只有进入醉的陶然境界才能找回自己的本真！”
还是妻子了解我，说实话，我不仅被束缚得太久了，被压抑得也太久了，总觉得自己乘着一叶扁舟在浩瀚无边、波涛无常的大海里航行，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可以侥幸躲过险滩，但能不能躲过暗礁？我却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恐惧。也许只有酣睡才会真醒，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也要有声有色地演，绝不失掉悲剧的壮丽与快慰，我愿与杨娜携手体会这种壮丽与快慰。
毛泽东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不知来北京多少趟了，这还真是第一次登长城，当我和杨娜来到长城脚下时，长城之上人山人海。我想象中的长城应该是在劲厉的寒风中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而八达岭长城却像是建在山上的休闲大道。
登上长城，放眼四野，但见城墙南北延伸，盘旋于群山峻岭之中，我牵着杨娜的手往长城高处攀登，心中涌出无限感慨。
“杨娜，你想过长城的意义吗？”我有些气喘吁吁地问。
“长城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吧。”杨娜停住脚步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象征呢？”我较真地问。
“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华文明的保守或虚弱。”杨娜若有所思地说。
我眺望着苍龙一样迤逦而去的长城，喟然长叹。
这时，杨娜拦住一位游客为我们俩合影，然后杨娜用挑战式的口吻说：“雷默，我真想和你一起在这烽火台上住上一宿，一起看看星星。”
我被杨娜感染了，大声说：“住一宿算什么，将来有机会我俩徒步走万里长城怎么样？”
“你疯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杨娜咯咯地笑着问。
我没正面回答，只是大声朗诵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的确，我压抑得太久了，我需要发泄，我是一个精神上喜欢流浪的人，顺乎本性的狂想，便觉得是生在天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真诚的人，但是我的真诚总是让自己放大别人的优点，我容不得别人对自己好，一旦体会到这种好，就像感情上负了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单纯或者幼稚，但这份真诚让我坦然，不过现实的浮躁是不容你坦然的，生活中总是充满被嘲弄的细节，无处不在的伪善，无处不在的作秀，让我不时地觉得有热浪扑面而来，谁都怕失去机会，其实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无数次地重复着，我知道这个前景是可怕的，所以我希望用呐喊击碎内心的焦渴。
长城之行，我并未找到好汉的感觉，我需要净化，在长城上，杨娜既看见了我内心的质朴，也看见了我内心的脆弱。都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男人见了女人就消融了，和谐了，我却认为自己是钢做的，宝刀不锋，宁愿折断。然而在妻子心里，我还是泥做的，只有她的水能雕琢我。
张国昌去韩国整整一个星期才回到北京，我接到他的电话时，他已经回到中央党校，竟然没让我去首都机场接。我只好一个人开着丁能通的车去了中央党校。一进宿舍，张国昌情绪非常好，像是赌博赢了一样，他见我进来，从皮箱里拿出一件崭新的韩国T恤衫送给我。
“雷默，这是你大嫂给你挑的，款式不错，”张国昌接着叮嘱道，“你明天飞回东州，专门给我写毕业论文。另外，一个星期没回去了，估计文件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了，你回去抓紧处理一下。过些日子是我的生日，你写完毕业论文之后，和怀亮一起过来陪我热闹热闹。”
我心里明白“热闹热闹”的意思，当年我上大学时曾经痴迷于古龙先生笔下的情圣高手，恨不得自己就是李寻欢，我知道做李寻欢是需要实力的。从给张国昌当秘书后，我才明白，其实寻欢未必需要实力，只需厚脸皮，张国昌应该改个名字叫张寻欢。
正想着“小李飞刀”的魅力，猛然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把精致的尺把长的小宝剑，我好奇地拿起来，刚拔出一半就发现剑身上刻着张国昌的名字，很显然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小宝剑，我好奇地问：“张市长，这是党校发的吧？”
张国昌得意地说：“雷默，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谁有了这把宝剑，就说明谁是党的精英！”
我羡慕地把玩着，心想，只可惜剑身上的名字刻错了，应该刻上张寻欢三个字。
回到驻京办已经是黄昏时分，丁能通一直在办公室等我，我把奔驰停在一棵梧桐树下，径直走进他的办公室。
我把钥匙往丁能通的办公桌上一扔说：“丁大哥，完璧归赵，怎么样？韩国之行爽不爽？”
丁能通起身掩了掩门神经兮兮地说：“操，别提了。”接着丁能通给我讲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丁能通当笑话讲给我听，我听后既为张国昌的命运担心起心来，更为自己的命运担起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