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万里无云，太阳猛烈地散播着流火，好像要把大地烤焦似的。
群山环抱中的这个大操场，长约一千多米，宽约五百多米。广场上排列着一个个绿色的连队方阵。每个方阵，都是从各团抽调出来的优秀连队。他们除了按序列有自己的编号外，还有从长征到抗美援朝在著名战役中立了大功的英雄称号：“大渡河英雄连”，“四平尖刀连”，“汉江守备钢铁连”等。他们是准备国庆节到北京参加阅兵式，在这里演练的。代表大军区来视察的是副政委张敬怀。同来的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领导以及参谋们。当方阵排列好后，张敬怀乘一辆吉普车从队列前缓缓驶过。对每过一个方阵，张敬怀都喊：
“同志们好！”
“首长好！”呼应震天。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又是回应震天。
这声音在周围的环山中引起激荡，回响。
张敬怀看着每个战士，他们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站在那里像一座庄严的雕像，每个方阵，都像坚固的绿色盘石。
张敬怀太熟悉这支部队了。他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后来改做政治工作，从团政委、师政委直到升为军政委，都在这个部队。这支英雄部队，是他的血，他的肉，他的光荣，他的全部生命。他的脚步，和这支部队一起，战斗在大半个中国。多少战友牺牲了。可是他还活着，而且升到大军区的副政委。
张敬怀乘吉普车，视察了每一个方阵。然后登上为模拟演练临时搭建的主席台。每个方阵，从主席台前走过时，队列战士们，从身量，到齐步、正步，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唰唰唰！像刀切的，剪剪的，落下去的脚，抬上去的腿，扭动的臂膀，闪光的刀尖，走动着，好像都是一条线绷直的。
“艰苦训练！”
“保卫祖国！”
“准备打仗！”
口号震天，好像是从一个巨人口里喊出来的。
这么一个个方阵，如果在国庆节从天安门前走过，显示的是怎样的国威呀！
个个战士的军装都透湿了，紧贴在肩背上。张敬怀自己也是周身大汗。但，他一向注重军风纪，领扣也不解，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三个星的上将肩章，闪闪发光。
在临时搭建的检阅台后面，是一排永久性建筑。这排房子是靶场。检阅后，张敬怀要参观他们的射击比赛，考核他们的训练成绩。这是张敬怀来这里视察的第二项任务。
在军首长的陪同下，张敬怀看了他们的手枪、步枪，各种火炮的打靶训练。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军官向他跑步走来，立正，敬礼，每一个动作，规范、准确：“X师，X团，X营、X连连长报告：我们正在进行打靶训练，请指示！”声音洪亮，吐字清晰。
张敬怀也用同样洪亮而清晰的声音回答：“继续训练！”
于是，战士们或手枪，或步枪，立射、卧射、跪射。随着“叭叭叭……”对面装有白色粉沫的灯泡，个个灰飞烟灭。一个点，一个点的看了六七个，张敬怀甚是满意。然后是各种火炮打靶。
在张敬怀到某个炮兵营参观他们打靶时，那个营长可能是心情过于紧张，见首长走近，跑步向张敬怀报告时，竟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军帽也掉在地下。
他急急慌慌地没有顾得去检帽子，光着头，向张敬怀敬礼：“X师X团X炮兵营……”
样子实在可笑，可是这是个大事故，谁也不敢笑。张敬怀缓和地说：“莫要慌神，戴好帽子再报告嘛。”
“不要给他处分！”张敬怀小声对他们的军首长说。军首长点了点头。
那营长这才回头拾起帽子，戴上，重新报告。
预定的视察项目完成之后，全军连以上干部，齐集军司令部大礼堂，请代表大军区的张敬怀首长讲话。
张敬怀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他们的训练成绩，指出了一些缺点，接着张敬怀大声说：
“同志们！刚才部队在行进时，喊的口号，是艰苦训练，保卫祖国，准备打仗！是的，我们是要准备打仗！现在国家的领导，外交界，民间的什么保卫和平委员会，甚至文艺界，都在呼吁和平。是的，我们是要和平。可是，我们是军人，军人不要寄希望于和平，就要准备打仗。能不能争取到和平，是他们的事。我们的任务只有准备打仗！要取得胜利，就要不怕艰苦，就要努力训练……”
张敬怀刚讲到这里，随行的毕秘书走过来，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张敬怀对该军军政委说：“你讲你要讲的，我去接个电话。”便随毕秘书到了一个只有张敬怀才能入内的绝密电话房间。
电话是军区郑政委打来的，告诉他：在该军的视察立刻停止。让他马上回到军区，参加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听传达和学习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和文件。
张敬怀对这次视察部队的训练，甚为满意，心情十分高兴。可是一回到军区，他面对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内容，是传达刚刚闭幕的庐山会议精神。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传达会议文件，毛主席和中央各领导同志的讲话。
如果形容当时张敬怀的心情，第一是震惊，第二是震惊，第三还是震惊。连战争年代他面前落下个炸弹，都没有这次会议的精神使他震惊！“怎么回事？要说别人，他可能说不了解，对彭德怀老总，他这大半辈子的生活和战斗，都和彭总联系着，他怎么可能反党？”
一系列问号在他的脑际翻滚。
可是，按照他们这一代革命家所受到的教育和党性原则，他从来没有、不敢、也不允许怀疑党中央、毛主席的永远和一贯正确。过去，在个别时候，在个别问题上，在短时间内，也有过怀疑。可是，每遇到这类事情，想来想去，他解脱的办法是：只有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水平低，不了解全面情况，跟不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思想等等。这一次却不同了，他既不能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又绝对不相信彭德怀老总会反党。会议的第一阶段，他只是听，听，听，一直保持沉默。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揭发、批判彭德怀这个“阴谋家、野心家和伪君子的反党罪行”和丑恶嘴脸，并结合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进行自我批评和互相揭发。他仍然保持沉默。
到了会议的第三阶段，终于有人点了他的名：“张敬怀！你是最了解彭德怀的，你怎么不揭发他！你自己没有可以交待的问题吗？”态度很严厉，没有称他“同志”，也完全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了。
他一看，第一个提出他的问题的，是某师的一个政委。他记得，不久之前，他去视察那个部队的时候，这位政委对他还毕恭毕敬，口口称他为“张政委”。
他几次纠正他：“我是副政委”。这位师政委仍然不改口。只他那溜溜捧捧的态度，就使张敬怀反感。可是才过了这么几天，他就这么“义正词严”：既不叫他为“张政委”、“张副政委”，连“同志”的称呼也免了。
“小人一个！”他愤愤地想。
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这次运动自己要当受批判的“重点”和“靶子”了？
“张敬怀同志，我们等你三天了，你总不能当‘徐庶’进曹营吧，况且我们这里不是‘曹营’，而是‘汉营’呀！”。主持会议的军区正政委郑明，说话的态度是笑嘻嘻的，但张敬怀却感到像是刺了自己一刀。
他不能不说话了：“让我想一想，我还没有想好，思想很乱。”他企图拖延些时间，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讲什么，怎么讲。
“怎么讲，还用想吗？去年彭德怀到A师视察，都搞了什么阴谋活动，给你灌输了什么反党思想？”另一个副军长追问。
他说：“去年彭总到部队视察……”
“什么‘彭总’！他已经不是什么‘彭总’了，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
他辩解说：“多年习惯了，一时不好改口──去年彭总到那个部队视察，我正好也在那里蹲点。彭总视察结果，是批评我们训练中搞形式主义。还发了批评通报，我当面向彭总作了检讨。通报发到各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总是忘不了你的‘彭总’‘彭总’的……”有人高喊。
“我一时改不过来嘛！”
“通报批评是明的一套，要讲暗的，讲阴谋活动！”又有人逼他。
“彭总在那里视察了三天，为了怕我们搞假像，胡弄人，到营、团、连，都不要我们陪同。那次，他也没有单独接见我，还会有什么阴谋活动呀？”
“搞反党阴谋，还要‘单独陪同’？”又有人叫喊。
张敬怀觉得这质问，有点好笑，便回答了一句：“如果，彭总真的反党，也不是无论见了谁的面，就那么简单地说‘咱们一起反党’好不好？”
“看看，看看，到了今天，他还说彭德怀‘如果’‘真的’，这就是说，彭德怀反党是假的了？”
这时主持会议的郑政委以缓缓的口气说：“张敬怀同志受彭德怀影响太深了，中毒太多了。大家对他要‘一看二帮’，要有耐心嘛！”
郑政委的话，使会场上的气氛略有缓和。
“讲抗美援朝，在大德山守备战中，彭德怀常常去你们师。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时，他和你透露什么反党思想了？”
对于这个问题，他气得几乎跳起来，大声说：“对抗美援朝，我没有什么说的。只有一句话：美军司令克拉克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时说：我是美军历史上惟一的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上签字的一个将军！”
“顽固，顽固！到现在他还在美化彭德怀！”
“讲抗日战争，你不是参加‘百团大战’吗？彭德怀怎么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打的这次战役？”
他立即回答：“百团大战时，我才是一个营教导员。我只知道我们那个部队，消灭了一个日本联队，三千多伪军，解放了两座县城，拔掉了三十多个敌人据点。
这次战役，我们只是根据命令作战，也没有见过彭总，别的一概不知道！”
“你给彭德怀当过警卫员吧？”
“当过，那是长征开始时，我才十五岁。”
“彭德怀是个伪君子，表面装得生活很艰苦朴素，实际上，全是假的，是装给人看的。这，你当警卫员的，总不能说不知道吧？”
“我给他当警卫员，只有一年半。我没有感到他的艰苦朴素是假的。有一次，部队要断粮了，我们搞了二斤黄米，先是蒸了几碗干饭，彭总让我们熬成稀粥，这样大家都能摊一碗……”
“到现在他还在美化彭德怀，岂有此理！”
“反动，反动！你要跟彭德怀走到哪里呀！交待，交待，别想蒙混过关！”会场一片呼喊，并举了森林般的手。
会议僵持下来。
到了批判他的第五天，他又给自己掀起了个挨批的新高xdx潮。
那天会议一开始，他就要求发言。大家以为他有了觉悟要检讨呢，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了个意见，他说：“传达文件时，说是彭德怀有一个‘万言上书’。此次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决议和有关文件，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的讲话，惟独没有传达彭德怀的万言上书。我希望也传达一下，以便了解他怎么反对三面红旗和大炼钢铁的。也便于我们认识他的反党面貌和反省我自己的问题……”
他的发言一落音，会场立即沸腾起来：
“我们不要听，这是帮助彭德怀放毒！”
“这是不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
“在彭德怀反党嘴脸已经暴露无余，篡党野心昭然若揭的时候，提出这个要求，无疑是为彭德怀张目！”
……
会议再度僵持下来。
这次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凡是在大炼钢铁中发过牢骚的，对大跃进说过怪话的，对人民公社有过怀疑的，一旦被同志揭发出来，都在会议上受到了批判斗争。
会议共涉及团师级以上军官十三人。其中十二人经过大家的帮助，都转了“弯子”先后进行了检讨，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只有张敬怀，仍然在会议上“顶牛”。
有人批判他说：“你名字叫张敬怀，可见你从小就尊敬彭德怀。我看你要跟彭德怀当殉葬品了！”
他听了这个“上纲”的发言，竟然在会议上哈哈大笑，说：“名字是我父母给起的，他们有先见之明，早就预见到我要当彭德怀的部下吗？”
……
但是，张敬怀这个身经百战身上留下十几块伤疤的军人，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这场“反右倾”运动的飓风中，还是倒下了。再批判他时，他一直保持一言不发的态度。
后来，有了些转机，还是军区郑政委经过和他的一次亲切而真诚的谈话，是“阶级斗争”这一伟大理论，把他这把生锈的铁锁给打开了。
他和郑政委在军区共事五年了，两人合作得非常默契。不仅是同事，也是最要好的朋友，正手和副手之间常常发生矛盾的情况，他们之间是不存在的。在扩大会议开到第八天时，郑政委在一天晚上找他谈心了。
郑政委以老同志和老战友的态度，亲切对他说：“我的老伙计，你这样和大家顶牛，要我怎么收场呀？”
“我想不通嘛！”他执拗地说。
“我想你是在彭德怀领导下，时间太久，感情太深，中毒……”
他打断了郑政委：“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个是非问题。”
“你不会想一想，反躬自问一下：难道党中央、毛主席都错了？只有彭德怀是对的。有这种可能吗？”
“我也这么自问过，不敢这么想。”
“既然如此，那就是彭德怀错了。你得转转弯子呀！”
“那也得我想通了之后。”
“你听我慢慢给你讲，”郑政委以非常恳切和热情关怀的语气给他讲理论，讲大道理。
“我们都是搞阶级斗争的。你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羊，拦过牛。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你怎么能够成为将军，怎么会有今天？”
“这个我知道。”
“既然我们是搞阶级斗争的，以搞阶级斗争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
那么，阶级斗争消灭了吗？没有，不仅没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你不要看彭德怀是老革命，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用马列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他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历史就是这样：革命每到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有人跟着历史前进了，有人落伍了，甚至变得反动，变成革命的对立面了。翻翻几千年历史，这种现像少见吗？像火车转湾似的，每次大转折，总要甩下一批人。……”
张敬怀不语，似乎有所思索。
郑政委进一步开导他：“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要挽救你。我们都是老同志，老战友了。难道我们想把你定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把你打倒吗？你要相信，起码我个人的品质，会有这么一种意图吗？”
“我不相信。”
“既然如此，对于你在反右倾以来的态度，你总得让我对大家有个说法呀，你是属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过来’的同志。可是，即使我们拉你，你也得跟着往前走，总不能老是往后坠呀！”
对于张敬怀的问题，这是上面定的调子。但，由于党的纪律，郑政委不能向他讲明。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思想似乎已经开窃了。
郑政委说：“你跟彭总那么久，总得有个揭发他的发言呀！然后进行一次自我批判。要表示沉痛，要从思想感情上和彭一刀两断。”
他沉默不语，似乎在挖空心思地想。
“你好生想，前前后后想想几十年的事。你在会上，只讲两三件也好。你连一件事也不讲，我都没法再替你‘说话’了……”郑政委这时点燃一支香烟，默默不语，是在耐心地等待。
过了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一个老战友等待另一个老战友的觉悟。
“在长征到达陕北，也许是在吴起镇前后吧，”张敬怀说得很迟疑，语气缓慢又捉摸不定。“这时，是我给彭总当警卫员的第二年，他动员我下连队当战士。
他说，你不能老跟我当警卫员，应该下连队锻炼。咱们的连队是汪洋大海，是鱼是龙，到大海里游游。你愿意下连队吗？”
我说：“我愿意，我服从首长命令。”
“那好。”彭总说“你明天就到连队去，好好干。”彭总停了一刻又问我“你想不想当将军、当元帅？”
我觉得他的所问是没边没沿的事，便说：“不想。”
“为什么不想？应该想。你不想当将军，当元帅，也就当不好战士，明白吗？”
我说：“不明白。”
彭总说：“你现在不明白，不要紧。以后你就明白了。”
我说：“我一定当好战士。”
郑政委听了，恍然说：“好呀。这算一件事。”
郑政委细细思量了一下，接着说：“你想想，再讲一件事。”
张敬怀又想了一刻，说：“去年秋天，彭总到8348部队视察。我正好在那里蹲点，搞比武。当时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你知道，这几年我们形成一种习惯，就是爱‘刮风’。这股大炼钢铁之风一刮，该师有一个连队，组织战士从三十公里外，背来几顿矿石。搞了一座小高炉。炼了一些铁。该连向团和师司令部报喜。团里和师里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是部队的新生事物，全国人民都搞‘钢铁元帅升帐’，我们部队也不能例外。当时我也吃不准，这是该支持的新生事物呢？还是该制止的偏差呢？正在这时，彭总来部队视察。我向他请示。他一听就火了：‘你们搞什么什么名堂！纯粹是形式主义。现在干什么都搞’一窝蜂‘’大唿咙‘。靠这种作风又吹出来的什么公共食堂等等，长不了！全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什么都’全民‘，’全民‘什么也就干不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辩证法！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花几天时间背那么点矿石，算成本了吗？现在对于部队是练兵，而不是炼铁！天天讲实事求是，天天违反实事求是。此风不改，怎么得了呀！’我那次受批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制止连队大炼钢铁！”
郑政委说：“好了，明天发言，你就揭发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算是什么‘反党’问题？”张敬怀疑惑着。
“算什么问题，你不必想了。你讲事实就行。”
郑政委又想了一刻，嘱咐他：“以后在会上讲话，可不能再称‘彭总’了呀！”
“习惯了，不称‘彭总’，叫什么？反正我不能叫‘野心家’之类……”
“叫，叫……‘老彭’吧。”郑政委替他想好了主意。
第二天，接着开会的时候，郑政委说：“现在由张敬怀同志发言。”
这位一心想挽救老战友的政委，想得很细，如果说让他‘揭发’二字，怕他再往回退，故意用了“发言”一词。同时，现在由他主持会议，用了“发言”和“同志”两词，既表明了他的态度，也是给与会人员看的。
于是，张敬怀站起来，有人要他上主席台，他说：“我就在这里讲吧。”
接着把昨天他向郑政委说的两件事讲了。一面讲，一面想，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还是我吗？
他刚刚把两件事情说完，就号啕大哭，一下跌倒在地，昏过去了。过了一刻，苏醒过来，身边一个同志把他搀扶在椅子上。
会议继续进行着。
有一位师政委说：“我发言！”接着就刚才张敬怀讲的两个事例“上纲”道：“刚才张敬怀讲，他在下连队当兵的时候，彭德怀要他想当将军、当元帅，这句话就说明了彭德怀野心家的本质。彭德怀下连队，讲‘大炼钢铁’是什么‘形式主义’，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大办钢铁。彭德怀讲，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从他这次谈话中，不是可以找到根据吗？”
接着与会人员纷纷发言，就这两个例子，“上纲”、“上线”地进行大批判。
张敬怀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讲这两件事，经这么“上纲”后，成为彭总的大罪名。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觉得一阵呕心，随着“哇”地一声呕吐，大声痛哭起来。会议全场为之震动，他又昏了过去。
一个身经百战身上留下十几块伤疤的英雄，一个指挥过上万人马，看见过多少自己的战士血流成河尸体如山，他没有流过眼泪，可是如今为了自己的几句话，他痛哭失声了。不是暗暗地哭，而是在这样的大会上，面对着过去尊敬地称他为“首长”的部下大哭。他不是为自己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过而哭，他是感到因违心，因昧着良心而哭。一个受了党二十多年党性教育的将领，难道还有比说假话，说违心话更令他痛苦的事吗？
郑政委觉得应该缓和一下，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张敬怀同志因为过于激动而失声痛哭，为了挽救他，暂时休会，我们要‘一看二帮’，允许同志的转变，要有个过程呀！……散会！”
郑政委要警卫员把他背出会场，送回家里。
等他出了会场之后，政委对大会讲了如下一段话：
“同志们！张敬怀同志在大家批判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同时，对彭德怀也有了揭发。从他的哭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痛心疾首！毛主席不是说过嘛，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嘛。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对张敬怀同志要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我看，现在为时过早。同志们哪，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要转变思想很不容易呀！是要经过艰苦的思想革命的呀！”
…………
这次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经过反反复复的批判、检讨，军区党委讨论、向上级请示报告，张敬怀的问题，实际上到了1960年5月，上级才批示下来。也是郑政委有意挽救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口径如一：都说张敬怀对于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认识，并且有了揭发彭德怀的实际行动。上级同意对他从宽处理，不定什么“分子”，也不给任何处分，不降级。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中毒”较深的高级干部，已经不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决定让他调转到地方。
在这等待处理这个期间，照样发给他中央文件，秘书和警卫人员也没有撤。
没有定他什么“分子”，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级别待遇不变，比起因涉嫌彭德怀问题受株连的许多将领，对他是“从轻发落”了。上级决定把他调转河山省委任副书记。此时，恰恰河山省正在开省党代会，在选举之前，中央下令，增加一名副书记候选人名额。按照一般选举情况，只要上了候选人名单，选举为省委副书记，自然是不会有问题的。
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在调动工作时，一般说，是可以带自己用习惯了的秘书的。可是，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他这次调动，一个“自己的人”也不准带。
他想，也好，自己一个人不带，到一个人生地疏的新地方、新单位，免得将来担什么“宗派”“山头”“圈圈”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