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军想，为什么自己能当老板，而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当老板？就因为他们习惯性地把困难想在前头，最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如果让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讨论，讨论到最后肯定是放弃。
此时的戴向军正在被押解在路上。上面很重视，专门派了车来接，但戴向军没有被安排在那辆车上，而是坐在有公安标记的三菱吉普车上。这是北城监狱最好的车了，平时不轻易使用。监狱方面显然把戴向军当成了最重要的犯人，但并没有认为他是最危险的犯人，因此他们并没有像对待其他犯人那样把他夹在两名狱警之间，而是让他坐在副驾驶的后面，他前面就是监狱长，旁边是一名高大的狱警。狱警的任务显然是专门看管他，而监狱长除了协助狱警看管戴向军之外，还要负责与前面的引导车联络。既要保持跟得上，又要维持一定的距离。不知道是不是不方便在戴向军面前说话的缘故，监狱长在与前面的引导车联系的时候，并没有对着手机"喂、喂、喂"，而是在手机上按键，不说话，就按键。不用看，单听声音，戴向军就知道监狱长是在发信息，而且能判断出他是发信息还是回信息，甚至能大致判断他们之间的信息内容。
这不能表明戴向军有特异功能，而只能说他对这一切太熟悉了——戴向军曾经专门做这个生意——他曾拥有一个专门做通讯业的天安帝国。
戴向军那次从北京回来之后，并没有忘记柯正勇，照样还是去看望了秘书长，感谢秘书长上次托朋友写给陆方舟的那封信。
柯正勇当然高兴，因为这说明他那封信起到了作用，同时也不敢太高兴，怕戴向军再向他要这样的介绍信，所以接受戴向军的感谢之后，柯正勇就说老陆这个人很难说话的，一般是不给朋友面子的，这次请那个朋友写了信，他多少给了一点面子，下次如还再这样做，估计就没这么好使了。
戴向军说是的，您说得非常对，陆主任这个人是不好打交道，架子太大，见了两次才见到，而且见面之后正眼都不看一下，草草地扫了一眼信，象征性地给了几辆车，差价甚至不抵费用。
"哦？"柯正勇听了一惊，这倒是他没有想到的，幸亏自己刚才说话有所保留，否则还真有些下不来台了。
"那你们这次白忙了？"柯正勇问。
"那倒没有，"戴向军说，"好在我在机电部还有一个熟人，他帮我们出了另外一个主意，我们做了一把，还行。"
"另外一个主意？"柯正勇问，"什么主意？"
戴向军基本上没有保留，把他们通过卖批文做进口车生意的事情对柯正勇说了。当然，说得比较谦虚，没有说这个主意是他自己偶然想起来的，而是说他在机电部那个熟人告诉他的。说完，他没有忘记继续感谢柯正勇，说如果不是秘书长托朋友给他们写了那个引荐信，那么他根本就不会去机电部，根本就想不起来做这个生意，所以他要感谢秘书长。说着，戴向军就拿出来礼物。当然，不是美金，而是极品文房四宝，也没有说就是在南都买的，而是说从家乡特意为秘书长订做的。
戴向军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希望秘书长能理解这东西是他一个人孝敬的，与陈四宝无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关于他这次来看望并感谢柯正勇，戴向军曾经与陈四宝说过，但陈四宝并不积极，虽然没有明说，却已经流露出他认为柯正勇没有料，托朋友写了封引荐信几乎没有起作用的思想，还说秘书长眼看就要退休了，估计将来更难帮他们忙了。但戴向军不这么看。戴向军认为秘书长已经尽力了，自己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自己在南都真正的朋友就两个，第一是柯正勇，第二才是陈四宝，别说天不转水转，柯正勇在这个问题上或许真的没料，但说不定哪一天在哪个问题上他就能起决定作用了，就算陈四宝说得对，柯正勇真的没料了，戴向军也不想失去一个好朋友，所以，这次他坚持来看望柯正勇，坚持来感谢柯正勇，并且他没有把这次来看望和感谢柯正勇的事情对陈四宝说，所以感谢的礼品也完全是他自己买的，与陈四宝无关。
戴向军认为任何人做人都很难完全排除势利，但人不能太势利，赚钱确实很重要，但除了金钱之外，人还必须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必须有感情的交流和依托，所以，别说今天秘书长还在位，就是将来真有一天柯正勇退休了，不当秘书长了，而他戴向军自己成了大老板了，再不需要柯正勇庇护了，他也一定会经常来看望柯正勇，给他们带礼物。戴向军甚至想，这，大概就是我和陈四宝的区别吧。
幸亏如此。柯正勇在听完戴向军的讲述之后，马上就告诫他：这生意你们要加紧做，做完之后，立刻收手。
戴向军听了很紧张，瞪着大眼睛看着柯正勇。柯正勇进一步解释说："关于九江的那个汽车大市场，已经引起有关方面注意了，虽然眼下还没有决定立刻整顿，但估计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
戴向军还是瞪着大眼看着柯正勇，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柯正勇最后说。
戴向军点头，使劲点头。
从柯正勇家出来，戴向军立刻约陈四宝见面。幸好，他们现在都像杨俐一样，有了传呼机，随时能约得到。
一见面，戴向军就把陈四宝骂一顿，骂他势利。陈四宝不服气，说我怎么势利了？戴向军说去北京之前，你那么积极追着让我巴结秘书长，回来之后，我说过要去看望秘书长，你怎么一点都不热心了？陈四宝笑了，说秘书长是你的关系，并不是我的关系，我遵守做朋友的规矩，你的关系永远是你的关系，我永远不会把你的关系变成我的关系，这表明我义气呀，你应该表扬我才对呀。戴向军说屁，如果这次陆方舟批给我们一百辆车，看你会不会这样说。陈四宝说那当然不一样了。戴向军说所以我说你势利嘛。陈四宝说势利没有错呀，如果大家是朋友，比如像我和你之间，当然不能势利，但我和秘书长不是朋友，只是想通过他做生意，生意做完了，当然交情也就完了，如果他愿意和我做朋友，我愿意呀，你问问他愿意吗？如果愿意，我明天就在中国大酒店请他，他能赏光吗？
戴向军没话说了。他不得不承认陈四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像陈四宝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酒店请柯正勇吃饭，柯正勇确实不一定赏光，换句话说，是柯正勇首先没有把陈四宝当成朋友。
心里虽然这么想了，但嘴巴上肯定不能这样说。戴向军说："反正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不一样。"
"好好好，"陈四宝说，"是不一样。你是大主任，当过大英雄，我是个体户，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好了吧。"
戴向军笑了，然后才说正事，把柯正勇刚才说的话告诉了陈四宝。
陈四宝一听，刚刚得意的脸马上就变严肃了，说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不快了，"戴向军说，"让你们逍遥好几年了。"
陈四宝更加严肃了一点，说那怎么办？我明天就关门？
戴向军先是嘴巴咬得紧紧的，摇摇头，然后说："正好相反，我们要赶紧做，暂停其他一切活动，抢着做一把。反正到时候秘书长会事先通知我，我们干吗不玩一把最后的疯狂。你看吧，肯定会有一拨最后的疯狂。"
在此后的几个月当中，戴向军通过"黄埔二期"的一个战友弄到了病假条，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倒卖批文的活动当中。而陈四宝则玩了一个小心眼，一方面积极配合着与戴向军一起进行最后的疯狂，另一方面悄悄地转让了他在九江的店面，并花钱办理了一个南太平洋岛国的护照。该岛国虽然人口只相当于他老家的一个乡，但正是由于小，所以才与世无争，护照居然可以在许多国家享受免签。当柯正勇在戴向军的传呼机上留言"紧急刹车"之后，戴向军把同样的留言转发到陈四宝的传呼机上。
戴向军在北京就地处理掉手上的批文，然后立刻飞回南都。他想劝陈四宝离开南都，回避一段时间。戴向军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对朋友关心的角度考虑，但更主要的是替他自己考虑，因为只要陈四宝不出事情，他戴向军就不会出事情。可是，当他飞回南都后，却再也找不到陈四宝了。当然，他不敢去九江找，甚至不敢往陈四宝九江的公司里面打电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好多天他都不往陈四宝公司里面打电话了，怕电话记录惹麻烦，所以，此时他只能通过传呼机给陈四宝留言，并且还只留隐晦的语言："立刻联系老弟。"可留言发出去之后，就随着电波消失在茫茫的宇宙当中，一点回音都没有。戴向军着急，怀疑陈四宝私吞了最后两笔利润，于是，找到一个街边电话，冒名紧急传呼了几遍，仍然没有回复。他紧张了，怀疑陈四宝已经被抓起来了，一天一夜没睡，想给柯正勇打电话，或直接去他家，打探一下消息，但怕给秘书长添麻烦，不敢。他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想着只要证明陈四宝确实出事情了，那么他就立刻逃跑。往哪里跑呢？戴向军整整想了一个晚上，一听见楼梯响就以为是来抓他的，结果也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躲藏地点。回老家不行，回石家庄也不行，最后竟然想到了他曾经去过的越南。一想到越南，就觉得可悲，那是他立功的地方，现在竟然想到去躲藏。
第二天一大早，戴向军就躲了出去，此时他感觉最不安全的地方或许就是自己的住处了。他想找一个地方喝早茶，可惜他去得太早了，人家居然还没有开门。他又跑到公园，假装晨炼。为了装得像，还把外衣脱了，挂在树上，自己则在一旁伸胳膊弯腿。好不容易等到上午八点，想着可以找茶楼喝早茶了，没想到传呼机响了。一看，吓一跳，居然是陈四宝的留言！
戴向军怀疑是专案组冒充陈四宝打的，不敢直接打电话查询，转了一圈，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给传呼台。所获得的留言是："我已出国，属于你的已到你账上。我们是朋友。四宝。"
戴向军长长出了一口气，仿佛把憋了一夜的气全部出完了，不甘心，又打电话问传呼台：在国外能打我的传呼吗？回答是："当然。"
戴向军这才感觉到自己饥饿，不是一般的饿，是很饿，快饿晕了。
戴向军病了。这次是真病，不是为了倒批文而用假病假条制造的假病。病得莫名其妙，病得天翻地覆。发烧不止，还查不出原因。不得已，戴向军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他还不甘心，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发烧，想搞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但医生没有办法告诉他，因为各种检查手段都用了，竟然就是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好在经过如此这番折腾一通之后，竟然退烧了，而且退得彻底，退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生过病一样。但医生不放心让他出院，说再观察几天。
戴向军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得蹊跷。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难道是自己这些天亏心事做多了，遭受老天爷惩罚？
戴向军从来都不相信迷信，看见南都人在自己家里或者店铺里面摆神台总觉得好笑，没想到这次他有点敬畏鬼神了。
戴向军开始安慰自己，心里对自己说并没有做亏心事。倒卖批文算不上伤天害理，最多只能算是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要说丧天害理，那些手中掌握审批权而将这种审批权变相出卖的人才是伤天害理，比如陆方舟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无缘无故地发烧，而偏偏让我无缘无故地发烧？当然，戴向军想，让我发烧也有一定的道理，老天爷不会无缘无故冤枉一个好人，即便倒卖批文不算伤天害理，起码我假装生病利用国家给职工的福利条件私下做自己的生意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假装生病，人的嘴巴毒着呢，你说自己生病，老天爷就真让你生一次病。那么，戴向军想，我不装病又怎么办呢？不装病我能分身去北京吗？能一下子赚几百万吗？机会实在是难得呀。戴向军又想，其实我知道装病不道德，但这个不道德是被逼出来的，如果不装病，我实话实说，跟单位说我要自己做生意，请几个月事假，可以吗？不用问就知道不行。戴向军进一步想，其实我请病假单位的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陈四宝不是说过主任他们私下也在做吗？既然陈四宝能这样对我说，同样的话他也一定能对他们说，即使陈四宝不说，其他人也会说的，南都做汽车的，谁不认识车管所证照中心的人？但是，知道是知道，只要不明说，大家都会装着不知道。这就是南都人的好处，很少有红眼病，只要不直接妨碍到他个人的利益，你无论在外面做什么，他们都会装做不知道。所以，戴向军请病假做生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并非主观上想占单位的便宜。
经过这么一番自我安慰之后，戴向军的心情好了一些。想着正因为我主观上并没有不道德，所以老天爷也就没有往死里整我，只是教训我一下，看，这不是退烧了嘛。
这么想着，戴向军就想到了单位，想到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在单位照面了。单位的情况还好吗？这次这么大的行动，有没有牵连到单位的人？比如主任他们，有没有人被抓进去？
戴向军决定给单位打一个电话，一是打探一下情况，二是告诉他们自己住院了。
戴向军为自己的想法兴奋了一下。一方面，他发觉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感情的，自己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单位的人了，还确实有些想念他们，所以现在一想到给他们打电话，就好像是见到他们了，就多少有点兴奋。另一方面，他觉得这时候主任他们来医院看他最好，起码可以证明他确实生病了，而不是假装的。
在等待主任他们来看望自己的时候，戴向军还想起了柯正勇，想起了丁有刚，他甚至想起考上军校那次临走的时候奶奶说的"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老家好"的老话。当时他觉得奶奶思想保守，没有见识，既然老家好，那么我还考军校干什么？既然老家好，大家还那么羡慕长年在外的二叔叔干什么？戴向军当时想，正因为老家不好，所以有出息的人都到外面去了。比如当年他二叔叔，比如现在的他。但是，今天他才感悟奶奶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不，应该说是真理。想想这次生病，幸亏突然好了，当然，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好了还不一定，还在继续观察，如果不是突然好了，如果自己这次不仅仅是发烧，而是更严重的情况，比如一下子连小命都丢了，那么，不是连和家里的亲人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如果那样，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
戴向军突然发觉自己很孤独，至少在南都他很孤独。陈四宝走了，走到哪里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在国外，而"国外"是哪里呢？柯正勇虽然还在南都，就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但即便如此，自己连打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生病住院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让他来看望自己陪伴自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柯正勇是领导呀。根据戴向军的人生经验，对领导，尤其是柯正勇这样的大领导，不能听了几句好话就以为可以称兄道弟了，不行，永远不行，小人物和领导交朋友，好比太监和皇帝交朋友，其实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小人物必须永远小心谨慎，在任何时候都要想到保护领导和不给领导添麻烦，要尽量报喜不报忧，如果报忧，让领导感觉你是一个有麻烦的人，那么，领导一定会不动声色地疏远你的。
戴向军还想到了"黄埔二期"的其他战友，比如丁有刚他们。一想到他们，戴向军同样也有些温馨，但温馨的时间非常短，好像就那么一闪念吧，立刻就回到现实当中。因为"黄埔二期"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大家的感情也就非常浅。比如丁有刚，如果不是正好在九江汽车市场碰上了，估计一辈子也都想不起来联系。即便是在九江汽车市场碰上了，如果自己不是正好专门负责给汽车上牌照的，正好对他有用，估计也就当面热情地打个哈哈过去了，所以，即便是战友，也是建立在相互有用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用，也会渐渐淡化的。现在汽车大市场被查封了，估计他们以后用到自己的机会少了，如果自己没有新的利用价值，迟早也会被他们疏远的。
这么七想八想，戴向军就越想越伤感，感觉还是在老家好。如果在老家，同样是生病，虽然没有南都这么好的医疗条件，但肯定会有很多人真诚的关心和安慰，绝不会让自己这么孤独的。在戴向军看来，真诚的关心和安慰或许比医疗条件更重要。
想到这，一不留神，戴向军竟然流出了眼泪，所以，主任他们一行进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戴向军在擦眼泪。
主任很愧疚，一再解释他实在不知道戴向军住院了，还以为他不在南都呢。
主任他们还买了许多东西，全部都是高级水果和高级营养品。
戴向军在乎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大家的情谊。
主任代表大家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让戴向军安心养病，工作上的事情不用他操心等。末了，还责备戴向军不该这么晚才告诉他，如果早告诉他，他们早就来了，而且还会安排人陪床的。
戴向军很感动，但既然已经说谎了，就只能继续说下去，不能一感动就说了真话，说自己这几个月其实没有生病，而是私下做生意，如果这样说，不仅给他自己找麻烦，也给主任找麻烦，所以，这时候戴向军虽然感动，却只能继续说谎。
戴向军说不告诉单位的原因是怕给领导和同事添麻烦，现在见病情好转了，再过两天就要出院了，所以才告诉大家的。主任他们听了自然是长吁短叹，感慨戴向军真是个好同志，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替别人着想。
主任临走的时候，还悄悄塞给医生一个红包，请医生一定用好药，不要怕花钱等。虽然主任当时这么做的时候戴向军并没有看到，但出院那天，司机小戴无意当中说漏了嘴，把情况告诉了戴向军。当然，也许不是漏嘴，是他故意说的，但效果差不多，因为戴向军听了之后既感动又惭愧。
上班之后，戴向军发现单位已经不是原来的单位了，不但外表进行了装修，前门的墙面由原来的马赛克换成了玻璃幕墙，而且整个证照中心的气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单地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来这里办证的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像陈四宝那样的老顾客几乎一个没有了。说实话，没有那些熟悉的面孔和亲切的招呼声，戴向军似乎有些不习惯了。其次，当然也是更主要的，是戴向军发觉主任和同事们对他并不热情，起码没有他预想的那么热情。戴向军以为他一来单位上班，同事们肯定会围着他问寒问暖，慰问他，安慰他，请他吃饭等，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就是简单的招呼，也似乎非常勉强。戴向军感到意外。他安慰自己，想着南都人和自己老家的人不一样，南都人太务实，不会客套，连酒席上都不劝酒，所以，他们表达关心的方式和北方人不一样，比如主任，平常与他之间不冷不热，但自己生病了，主任一得到消息，不是立刻买了那么多东西赶到医院吗？不是背着他悄悄地给医生塞了红包吗？连自己都没有想起来的事情，主任都想到了，可见他们都是很务实的。但是，冷淡就是冷淡，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甚至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情感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一点任何人都没办法欺骗自己。无论戴向军怎样自我安慰，他还是感到冷淡。
戴向军很想找一个人问问，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这么不冷不热的。但是，问谁呢？戴向军想了一下，自己虽然是副主任，跟单位里面谁都没有闹过任何不愉快，但也没有跟任何人的关系走得特别近。这种局面其实是戴向军自己营造的，一到证照中心上班，他就在心里告诫自己跟谁都不要走得太近，他认为对于他这样一个外省来的副主任来说，这样最安全，最不惹是非，最不会引起主任的猜忌，现在，这个目的他达到了，不过，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他在单位一个私下的朋友都没有，所以，他现在想找一个人问问都不行。最后，他只好想到了司机小戴。
之所以想到小戴，一是因为小戴不是单位正式职工，是聘用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并不算单位的人；其二，一笔写不出两个戴字，同姓亲三分。不知道小戴是不是有意想讨好副主任，一旦遇上为戴向军开车，总是表现得非常殷勤，有事没事地找戴向军说几句话，比如关于主任背着他给医生塞红包的事情等。所以，凭感觉，戴向军相信小戴可能会对他说真话。
戴向军找了个用车的机会，并且故意把用车时间安排在中午在外面吃饭。他知道，这次和上一次不一样，上次是在副主任面前说主任的好话，所以不用戴向军问，小戴就主动把主任给医生塞红包的事情说了，这一次涉及是是非非问题，小戴不会主动说的，戴向军必须动一点脑筋，创造一个便于小戴掏心窝子的气氛。
中午在外面吃饭，戴向军点了很多菜，小戴不好意思，说不用点那么多了，两个人吃不了这么多。戴向军说吃，我是特意请你的。小戴受宠若惊，同时有些紧张。戴向军说他本来不是请小戴一个人的，而是要请大家的，因为他生病住院的时候，主任和那么多的同事去医院看他，还买了那么多东西，他不好意思，所以要请大家，但他说了之后，并没有人积极响应，他觉得很奇怪，所以，这时候戴向军很自然地问小戴知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小戴把筷子悬在半空中，前进不得，也后退不得，很为难。
戴向军没有以权压人，而是因势利导，说他这样问没有什么坏目的，就是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是误会，那么他就要找机会消除误会，如果是他有什么不对，知道之后也好改正。最后，戴向军暗示，无论是怎么回事，他都绝对不会出卖小戴，不会说是小戴告诉他的，还主动关心小戴转正的事情，说一旦有机会，他一定替小戴说话。
"没有吧，"小戴终于说话了，"大家都挺好啊。"
戴向军知道从小戴这里问不出话了。而且，他知道自己从任何人那里都问不出话。于是，要小戴多吃菜，实在吃不了，就打包带走，把话岔开。
话虽然岔开了，但戴向军的心思并有解开。他担心是自己的心理出了毛病，担心是不是因为陈四宝走了，他在南都没有人说话了，因此就产生心理问题了。戴向军在军校学习过心理学，虽然学的不多，只是一点毛皮，但基本概念还是掌握的。
戴向军想回石家庄一趟，甚至还想回老家一趟，他相信，如果那样，对自己的心理调节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他刚刚休完探亲假，并且在休完探亲假之后又请了几个月的病假，这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再请假。
他想到了找"黄埔二期"的战友们聚聚，前段时间忙，丁有刚他们聚的时候他没有参加，现在是不是自己主动请大家聚一下？现在戴向军有钱了，请大家聚聚也无妨。
戴向军给丁有刚打了电话。丁有刚一听，马上就说好啊，连客气一下都没有。这又让戴向军感到奇怪。
大家见面，丁有刚首先就以老战友、老朋友的口气骂戴向军小气。戴向军听出他的口气不是恶意，就马上承认错误，说自己确实小气了，到今天才请大家聚。承认完之后，没有忘记为自己开脱，说前段时间实在是忙，没时间是关键，其次才能说是小气。丁有刚不依不饶，说你不要避重就轻，谁在乎你一餐饭了？我说的是车，在座的人人都买了车，就你赚了那么多的钱，还打的来，是怕我们找你借钱还是装廉正想提拔呢？
丁有刚刚刚说完，另一个战友马上就接上话，说放心，能接受邀请来聚会的，绝对不会找你借钱。
戴向军承认这位战友讲得对，战友之间，只有自认为混得不错的才热衷于聚会，感觉自己混得不好的尽量回避。就像他自己，几个月之前他经常回避这样的聚会，今天却主动张罗聚会，其中的原因虽然不完全是他现在赚了几百万，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因素。
这个战友的话戴向军还没有完全想透彻，另一个战友又接上了，说即便想提拔，也不能装廉正，如今被提拔的未必廉正，廉正的未必得到提拔。时代不同了，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也改变了。在我们老家选村长，谁有钱选谁。为什么？因为有钱的人能力强，就算是贪，反正如今谁当村长都贪，用乡亲们的话说，都是狼，选一个饱狼总比选一个饿狼强一些。
这话戴向军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他差不多两年没有回老家了，不知道如今老家那边选举村长是不是像这位战友描述的这样，权且当做笑话听吧。
戴向军说，各位讲得对，我也一天到晚想着向在座的各位战友学习，想着早日买车，加入有车一族，之所以没买，一不是怕各位借钱，二不是装廉正，实在是因为自己能力差，没有赚到钱，各位记住，如果下次还有诸如选举联络员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选我了，我是饿狼。
显然，戴向军是想说个笑话的，并且说完之后，他自己立刻就带头笑了。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在座的战友没有一个笑。不但不笑，他还明显从大家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冷淡。这种冷淡他熟悉，恰好就是戴向军在他们单位主任和同事那里看到的那种，几乎完全一样，因此，戴向军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本来热闹的场面突然安静下来，突然之间，大家都不说话了，而且眼睛也不看戴向军。当然，他们不是针对戴向军的，因为大家在不看戴向军的同时，也不看其他人了，而是一律让自己的眼光处于游离状态，没有固定的焦距，不聚焦在某个具体的位置上，仿佛是孤魂野鬼，漂泊不定。
戴向军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该是穷苦命，不能有钱，一旦有钱，自己的心理甚至是生理都不适应了，不是发烧住院就是疑神疑鬼。
戴向军看着丁有刚，目光有些乞求。
也是，在这里，也就是丁有刚和他关系相对近一些了，他不求助于丁有刚求助谁？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目光产生了效果，让丁有刚感到了一种责任，总之，丁有刚说话了。
丁有刚认真地对戴向军说："这样的话你今天在这里说了也就算了，下次你千万不要再说了。不仅不要在我们战友面前说，我劝你不要在任何地方说。如果你在单位同事面前说，轻者他们感觉你不贴心，重者认为你虚伪。你这半年在外面做什么我们谁不知道？你赚了多少钱谁也不敢说，但你肯定能买得起车。是不是！"
"是。"戴向军说，想都没想就说出来了。因为丁有刚的话突然解开了他心中的一个谜，他突然明白主任和同事们为什么对他冷淡了，敢情大家全部都知道他这段时间在外面做什么了。想也是，直接就是给汽车发牌照的，自己在外面倒卖汽车批文的事情怎么能瞒得住主任他们呢？再说，主任能背着他给医生塞红包，难道就不会背着他问病情？难道不知道他其实只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吗？难道不知道他其实什么病也没有查出来吗？难道不会想到他是演戏吗？不错，南都人是不喜欢管闲事，但南都人也是人，只要是人，都不喜欢别人欺骗自己，都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傻子。凭心而论，戴向军想，我这样做不是等于把主任他们当成傻子了嘛。难怪大家冷淡我。戴向军想，活该！所以，当丁有刚问他是不是能买得起车的时候，他想都没想，脱口就说出了"是"。
丁有刚见他说了"是"，脸上立刻就松弛了一些，就想着找一些缓和的话把气氛缓和过来。可是，还没有等他再开口，戴向军立刻一举手，对着丁有刚，也对着大家，说："什么也不用讲了，我买，我明天就买车。能买得起我干吗不买？没偷没抢我装什么装？来来来，各位要是还把我当战友，还当我是咱们'黄埔二期'的联络员，就接受我这一杯。"
说着，戴向军就站了起来，双手托起酒杯，向各位示意。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只好纷纷站起来，和他碰杯，一醉方休。
那天戴向军喝多了。说实话，自打到南都之后，他还是第一次喝那么多酒。作为那天喝多酒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越到后来越声称自己并没有喝好，找这个干，又找那个干，丁有刚劝他少喝，他还嘴硬，说他高兴，见到这么多战友高兴，能在战友面前说真话更高兴，说陈四宝走了，他老乡走了，走到哪里都不知道了，今后他只有在这帮战友面前才能喝痛快，才能说痛快了。
丁有刚见他实在不能再喝了，就给大家使眼色，然后大家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渐渐先走了，最后，就只剩下戴向军和丁有刚两个人。丁有刚自己掏钱结账，并开车把戴向军送回去了。
第二天戴向军醒来，非常过意不去，立刻给丁有刚打了电话，约他吃饭，并把昨天的钱给他。
两个人碰面后，戴向军有些尴尬，没话找话，把自己最近无缘无故发烧住院的事情说了，并说这件事情一直让他疑惑。
丁有刚一听，说这怎么是"无缘无故"呢？还上过战场呢，这个你都不知道？
戴向军看着他，摇头，他真不知道，不知道这与上战场有什么关系。
"轻伤不下火线你知道吗？"丁有刚问。
戴向军点头，表示知道，非常知道，这话当初他们经常说，并且一到战场上还真这么做。
"你认为这只是口号吗？"丁有刚又问。
戴向军茫然，不知道是该点头还是该摇头。
"这不仅仅是口号，"丁有刚说，"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丁有刚告诉戴向军，在战场上，由于人的精神高度紧张，身体的各种机能都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包括人的免疫系统都超常发挥，所以，一打起仗了，连感冒都没有了，就是受点小伤，一是根本就感觉不到疼痛，二是伤口比平常更快地自动止血和愈合，所以才能"轻伤不下火线"。
说实话，戴向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套理论，但是，今天听丁有刚一说，觉得还真有一点道理。
"前段时间你赚钱赚疯了，高度紧张，跟打仗一样，可能连感冒都没有吧？"丁有刚问。
戴向军想了一下，点点头，好像确实没有感冒。
"还是啊，"丁有刚说，"所以，一旦生意结束，你立刻放松下来了，是不是？"
戴向军再次点点头，表示是的。
丁有刚说："你放松了，身上的免疫系统也放松了。它们也需要休息呀。它们一休息，你就特别脆弱，任何病毒都能侵入你的肌体，还不发烧？"
戴向军这次彻底服气了，反复点头。这样点了一阵子之后，停了，问丁有刚："医生怎么没有这么说呢？"
"医生怎么知道你前一段做生意做疯了呢？"丁有刚反问。
戴向军不说话了。
丁有刚又问他生意做的怎么样。戴向军简单说了一下。说生意虽然不错，但不能再做了。丁有刚说他听说了，并问戴向军下一步该怎么办？戴向军说还能怎么办，继续上班呗。丁有刚摇头。说既然已经踏上这一步了，干吗要走回头路呢？戴向军说不走回头路又怎么办？如果生意还能做，他当然继续做，哪怕是病假不好请了，辞职也无所谓，但现在生意不能做了，不回单位上班还能干什么？丁有刚还是摇头，说你干吗在一个树上吊死呢？汽车生意不好做了，还能做别的生意呀。戴向军说行呀，你介绍一个生意呀，反正我在单位既不开心，也不在乎每月那点工资，如果真有好生意，我愿意做呀。
丁有刚看着戴向军，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说了。说："如果你想做通讯生意，或许我还能帮得上你。"
"通讯生意？"戴向军问。
丁有刚没有出声，却在点头。
"具体哪方面？"戴向军又问。
"比如传呼机。"丁有刚说。
"传呼机？"戴向军问。
丁有刚再次点头，并且点头的速度比刚才快。
丁有刚既然给戴向军做传呼机生意的建议，也就意味着有责任为戴向军做传呼机生意提供帮助。幸好，丁有刚在邮电系统的处长位置已经扶正，有一些权力，可以帮他。
戴向军忽然发现，万事都有规律，他现在与丁有刚的关系就好像当初陈四宝和他的关系，但位置调了个儿，他自己现在相当于陈四宝了，而丁有刚相当于当初的他。所不同的是，陈四宝是在做汽车生意之后才认识他戴向军的，而戴向军则是在丁有刚的建议下才做传呼机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丁有刚对戴向军的作用比当初戴向军对陈四宝的作用更大。这么说吧，如果没有丁有刚，戴向军根本就想不起来做通讯这一行。
那天丁有刚对戴向军谈了传呼机生意之后，一连几天，戴向军都在思考丁有刚的话，并且开始着手了解传呼机行业的情况。
说实话，戴向军对这一行根本不了解，在他的印象中，通讯领域是国家特许经营行业，就好比铁路和航空一样，是不允许私人做的，所以，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做通讯业的生意。不过，几个月的汽车生意让他相信陈四宝在北京说的那番话，相信他自己确实是经商的天才，而且相信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没有什么生意是不能做的。比如做汽车生意，也是国家特许行业呀，以前也是私人不能做的呀，可自己不是做了吗？不是还赚到钱了吗？所以，戴向军现在有信心进入通讯行业。并且他相信，越是国家限制私人经营的行业，这里面的利润空间就越大，就越值得做。
然而，通讯业是个很大的行业，戴向军不可能什么都做。他接受丁有刚的提示，着重了解传呼机行业。
通过了解，戴向军知道做传呼机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传呼机本身的生意，简单地讲就是生产或买卖传呼机，另一种做法是自己开办传呼台。对于前者，戴向军不感兴趣。生产传呼机投资大，周期长，肯定不能搞，而买卖传呼机属于小本经营，一个店面一年的收入不过几十万，对于他这样一个曾经几个月就赚几百万的人来说，是看不上一年几十万这样的小生意的，所以，戴向军要做就做后一种，也就是自己开办传呼台。
戴向军把注意力集中到传呼台上。他很快就了解到，当时在南都已经有三家传呼台，分别是南国寻呼、万通寻呼和佳信寻呼。但从发展势头看，此时的传呼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传呼机的使用意识刚刚建立，这时候或许是介入这个朝阳产业的最佳时机。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戴向军联系丁有刚，理由是请他当参谋，帮自己选车。
戴向军已经想好了，他肯定是要下海做生意了，就算主任和同事们对他没有成见，就算他在单位干得很开心，他也想下海了。戴向军发现，同样一个人，有钱了之后和没有钱之前想法并不一样。没有钱之前，戴向军也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但那时候所谓的"事业"，其实就体现在职位高低上。换句话说，就体现在所谓的追求进步上。在部队是这样，转业到地方还是这样。职位越高，就表示事业越成功，但有钱之后，戴向军突然发现以前那种所谓的事业心其实很可笑，因为职位再高，上面也还是有"首长"，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真正的"成功"，而如果下海，自己当老板，上面没有"首长"，自己就是最大的"首长"，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也才是真正的有"事业"。戴向军甚至进一步发现，以前那种追求其实是被迫的。在以前那种体制下，要么像父亲一样当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么像二叔叔一样跳出农门当国家的人，而只要当国家的人，就只能靠国家的工资吃饭，包括生老病死也都依靠国家，要想吃得好，死得体面，就得职位高，所以，那时候几乎所有人的终生追求就是职位的升迁，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而现在不一样了，国家搞市场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戴向军已经先富起来了，干吗还要留在体制内受气遭约束呢？干吗还要看领导脸色和在意同事的态度？完全没有必要嘛。所以，下海是必然的。既然要下海，干吗不买车？再说，当着那么多战友的面说好的事情，不能说话不算数。
丁有刚听说戴向军真的要买车了，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说买车是你自己的事情，买不买你自己考虑好，不要因为我们几个战友一起哄，你本来不想买的也买了。戴向军说哪里，我早想买了，怕在单位影响不好才没买，现在看来是不是在单位继续干下去还难说，就是干下去，单位买车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怕什么。
两个人见面后，当然首先是看车。戴向军请丁有刚一起来看，无非是找个借口拉近关系，出来说事。这样，草草地看了一下车之后，戴向军就提出找个地方坐坐，喝两口。
两个人坐下，一边吃着喝着一边说话，七说八说，戴向军就把话题扯到传呼机上。
丁有刚笑。
戴向军问他笑什么？
丁有刚反问："你累不累？"
戴向军茫然，不知道丁有刚为什么这样，什么意思。
丁有刚说："我看你就很累。我们俩谁跟谁？说话办事绕那么大的弯子，不累吗？"
戴向军似乎有点明白了，但明白得不是很彻底，所以，就摆出一脸的无辜与诚恳相，看着丁有刚，等着他自己解释。
丁有刚说："车有什么可看的？你自己就是管车的，又做了那么长时间汽车生意，还用我看？你今天叫我出来，恐怕不是请我为你买车当参谋吧？是不是让我为你做传呼机生意当参谋？"
戴向军脸一红，有一种当场被别人戳穿的感觉。不过，戴向军毕竟是戴向军，他会给自己找台阶。
"对！"戴向军说，"你说得对，是绕弯子，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你揭穿了。我受罚，罚酒一杯行了吧。"
说完，戴向军就真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干了。干完之后，还特意把杯口朝下，让丁有刚看，一滴未剩。
丁有刚笑了。说行，你让我帮什么忙？
戴向军说，让你尽快帮我从外行变成内行。
丁有刚说，这还不好办，买一些相关的书看看就是。
戴向军摇摇头，说不行，书他看了，但只能看出一些皮毛，要真想做这门生意，只懂皮毛不行。这不是给公家做事情，是给自己做事情，自己怎么能骗自己。
丁有刚又笑了，这次笑着夸奖戴向军，夸奖他说了真话，并问戴向军："我怎么帮你？"
戴向军说："我想实际到一家传呼公司干一段时间。"
丁有刚说这也好办，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你介绍到一家公司上班，但你单位那边怎么交代？
戴向军说没什么可交代的，继续请假，反正我能开到病假条，不怕他们有意见。
丁有刚说你可要想好了，这样一来，你跟单位的关系就彻底闹僵了。
戴向军说不怕，早想好了，大不了就算自动离职了。
丁有刚说也是，你在单位干一辈子，估计也挣不到你的一个零头。
"这么说你是打算彻底下海了？"丁有刚问。
戴向军想了想，说："算是吧。"
丁有刚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