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友福跟彭长宜打过招呼后说道：“昨天中午没少喝吧？”
彭长宜一愣，心想邬友福的情报也太快了，就笑了，说道：“是啊，我都出酒了。 回来后快五点了，就直接奔了住处，嗨，结果，晚上又是一顿大酒，吐得我翻江倒海，现在还难受呐。”
“哦？晚上在部队喝的？”邬友福问道。
彭长宜说：“是啊，不过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要不我也不喝那么多的酒。”
于是，他就把龙泉乡几个村吃水难的原因说了一下，又把海后基地答应给附近几个村子打井的事跟他汇报了一下，邬友福显得很高兴，说道：“好啊，太好了。这次他们终于肯出血了。”
彭长宜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就说道：“不过他们有个条件，所有的打井费用他们出，不用我们管，但是从勘探到施工到出水，这一切过程不许地方参与。”
邬友福说：“不参与就不参与，只要能吃上水就行。”他又习惯性地整了整头上的假发。说道：“长宜，不错，开局不错，不管事大事小，办成了一件事，很好，你也辛苦了。”
彭长宜说：“不辛苦，只要您坐镇指挥我支持我，我工作起来就没有顾虑，就只顾往前给您冲。”
彭长宜说着邬友福喜欢听的话，不过，他并不觉得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有多低，因为从常理上来说，邬友福比他大那么多不说，他毕竟是班长，是盘踞了三源多年的地头蛇、土皇上，在言语上、行为上，给他足够的尊重，也是应该的，没必要逞口舌之能、匹夫之勇，慢慢地适应三源的政治气候，同流不合污，顺应不顺从，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周林、徐德强已经给他交了学费，他可不想做第二个“他们”
邬友福笑了，说道：“长宜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人多么不好合作呢，你来了这么多天了，看出我有什么难以相处的地方吗？没有吧，咱们同心同力，共同做好三源的事情，你下一步还有希望，我呢，估计就在这个地方退休了。所以我什么追求都没有了，唯一的追求就是希望三源的人民能一天比一天生活得好。”
彭长宜说：“您的境界太高了，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这时，秘书抱着一个保温桶进来了，给他放在桌上，打开盖子，从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个蓝花白瓷的小碗，用里面的一个小羹匙往碗里舀了一碗汤，放到他的前面，然后就出去了。
邬友福说：“你吃早饭了吗？”
彭长宜说：“吃了，吃了。”
“我有个习惯，早上吃不下别的，只能喝碗清汤，多少年都改不了。”
彭长宜笑了，说道：“喝汤养生啊，不像我，早上油条，最毁胃的了。”
彭长宜这样说着，就想起小庞跟他说的“三大怪”其中的一怪就是“邬书记的酒”他说是邬书记每天早上起来都喝一杯自己泡制的保健酒，但是这分明是一碗冒着热气的清汤啊。不过，随着香味的扩散，彭长宜渐渐闻到，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清汤，有着一股浓郁的肉香味，但又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肉香味。
这时，里间的电话响了，邬友福放下羹匙，就走进了里面去接电话去了。趁这功夫，彭长宜赶紧起身，打开保温桶的盖子，晃了晃，就发现这分明是甲鱼汤，有龟甲骨还有小爪子，有枸杞和参片，难道，他十多年来，每天早上喝得都是这甲鱼汤！难怪他比实际年龄显得面嫩，真会保养啊！
彭长宜重新给他盖好盖子，坐回到原来的位置，打开自己的水杯，喝了一口。就听邬友福在里面小声地温柔地说道：“好了宝贝，我现在还有事…”不一会，就从里面出来了，他发现自己的门没有关死，就说道：“我的小孙子，我昨晚没回家，早上就给我打电话来了。”
彭长宜笑了一下，从他的口气中听得出，刚才分明不是跟孙子在说话，就说道：“您真幸福，天伦之乐。”
“呵呵。”邬友福高兴地笑了，脸上更加显得有光韵，有神采。
彭长宜站起身，说道：“你赶紧喝汤吧，我不打扰了，我还没去我办公室呢。”彭长宜特地强调了一下自己是直接到他这儿来的。
邬友福笑着站起来，他非常满意彭长宜这样做，就起身把他送到了门口。
彭长宜刚才就让老顾把车开回去了，自己从小门洞走了过去。他不知道徐德强为什么不走这个门洞，是因为进这个门洞时要低下头吗？低头怎么了，低头就能说明你向某种势力屈服了吗？不能。彭长宜忘记是看了谁写的一篇回忆录，说当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他下了飞机，就看到许多被国民党收买来的人高呼“蒋主席万岁”向共产党示威，向他示威。据说他当时急中生智，也跟着诙谐幽默地喊了一声：蒋主席万岁。喊了又怎么样，照样把你赶到台湾去！在当时那个险象环生、步步惊心的时刻，喊了你万岁，就能说明是屈服于你吗？不能，只能说是智者的权宜之计。既然是怀着诚意来谈判，就要顺应某种形势，但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步，这才是政治的大智慧，而不去计较许多小节。
他从门洞走出来时，就看见齐祥、小庞和老顾站在门口说话，看见他来了，小庞往前走了一步，接过他手里的水杯和手包，齐祥就跟着彭长宜上了楼。
来到办公室后，齐祥坐下，说道：“您头走时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彭长宜点点头，说道：“顺利吗？”
齐祥笑着说:“往出送钱还有不顺利的？办得非常顺利。”
齐祥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一张清单，这上面列着捐款的单位和数目。还有接受捐赠的单位和个人的签字，红手印等。
原来，彭长宜头走的时候，交给了齐祥一项秘密任务，那就是处理沈芳收的那些现金和礼物。
这个问题的确难住了彭长宜，他之所以这么久才处理这件事，实在是想不出好的办法，所谓的好办法就是既保全了送礼人的面子，也不使自己被动，还要把送礼人对自己的怨恨和不解降到最低限度。
他先后想过好几个方案，开始想大义凛然地退还礼物，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自己尚未站稳脚跟，就会和这里的各种势力结怨，也有些不近人情，做事要给自己留后路，也给别人留后路；后来又想把现金上缴财政，像在亢州时樊文良那样，不公布送礼人的名字，但这样仍然不好，因为他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更不了解邬友福是怎么对待送礼的，自己刚来就这样做显得有些另类不说，还有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嫌疑；他后来想以这些送礼人的名义捐出去，捐给学校或者是在矿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属，这样做也不好，等于强了这些人，尽管保住了他们的脸面，但是他们心理仍然会不痛快。
通过上周下基层巡视这一圈后，他感到，三源的农村太穷了，两大问题显而易见，一个是山区的吃水问题，一个是教育问题，解决根本问题就是需要钱。他想了想，决定还是采用最后一种想法，因为没有一种办法是两全其美的，就冲夜玫在梁岗的晚上，理直气壮地问自己“回家着吗”就说明他们低估了自己，小瞧了自己。利用年底这个契机，以这些送礼人的名义，把收到的现金，捐给自己走过的几个乡镇的学校，把收的那些营养品保健品什么的捐给了县城一个敬老院。在被捐赠者中，他临时改变主意，没有捐给一例与矿难有关的家庭，他不想涉及矿难这件事。
在他走后的这几天中，齐祥和小庞秘密地做了这件事。
彭长宜看了看清单，说：“老齐，辛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