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长宜当然会认真对待，他赶紧点点头，递上自己写的两份材料，说道：“朱书记搞的这次活动太好了，正好为咱们的论点提供了论据。 。 。 我正在苦于没有实际的例子。朱书记，这项工作您准备在什么时候搞？”
朱国庆说：“如果市委和王部长支持，我准备这月底就搞。”
王部长低头翻看了一眼彭长宜放在桌上的报告，跟朱国庆说道：“回头我和狄书记念叨念叨，你抓紧准备吧，没听出来我们彭科长还在等米下锅吗，他想在你那里抓典型吗？”
朱庆轩说：“我们也是试着搞的，心里也没底，毕竟是第一次。”
王部长说：“不但你北城是第一次，这在全市也是第一次，北城是全市工作的排头兵，是出经验的地方，只要你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一切程序都是透明的，就没有问题。到时让长宜他们全力配合你，搞好这个第一次。”
“那我先谢谢彭科长了。”朱国庆说道。
彭长宜赶紧举起双手：“您就别寒碜我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朱书记就用不着跟他客气了，要说感谢他还应该感谢你哪？”王家栋说道。
“部长说得对，家母的事，还要感谢您，多亏了您想的周到，不然我就真的抓瞎了。”彭长宜赶紧说道。
朱国庆听他这么说，赶忙冲他摆手：“小彭，不是我，你该感谢部长，他老人家一大早就给我下命令，我当时还在被窝里呢？”
王部长一听，赶忙制止住了他的话，说道：“行了行了别说了，张良怎么样？”
张良，是北城区政府主任，患肝癌已经住院三个多月了，这期间，一直是朱国庆代管区政府的工作。
朱国庆皱着眉头说道：“很不好，家属要求手术，医院不给做，说是没有手术的意义了，兴许手术后还能走的快点。我还想给市委打个报告，今年工作任务这么重，张主任又住院，是不是提前考虑一下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
“怎么考虑，人家在住院治病，我们这边就把人家免了？”王家栋说。
彭长宜一听他们在谈人事问题，就站起身分别给部长和朱国庆的杯里加满水后就悄悄的走了出来。
从部长办公室出来，彭长宜就在想，北城区办事处历来是亢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来是亢州的脸面，全国2多家中省地直企业驻扎在这里，也是市委市政府机关所在地，主任病危，政府权力空缺，书记党政工作一肩挑，跳独脚舞，这种局面估计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那么，由此会不会引发下一轮的干部调整工作？北城党政班子的人选向来是历届市委都非常重视的，也？是亢州的风向标，人们往往能从北城班子的构成看到亢州市级权力结构的缩影。
樊文良即便是再不揽权，对北城班子成员的搭配也是要拥有绝对裁决权的。
彭长宜刚出部长办公室，就看见了一个人影闪进了旁边小楼道最里面的市委办主任范卫东的办公室。
彭长宜从背影中认出，那是北城区副书记任小亮，是亢州“木头人”的代表。
“木头人”是亢州对那些从东北林区来的人的统称。
改革开放初期，亢州和其他地方一样，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对木材和钢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而那时国家还未全面放开对木材和钢材统购的限制，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如果仅凭国家调拨的木材和钢材远远满足不了各地的需求，这样，各地就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搞到木材和钢材。
那时，亢州县物资局和亢州县乡镇企业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关系、跑指标，无论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的，只要跑来物质就的领导眼里的能人和红人。于是，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市场现象——官倒！
一些党政干部甚至部门机关，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职权专事倒卖钢材、木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紧销物资，人们管这些人称之为“官倒。”
随着林区的木材紧俏，一些地方就加大了公关的力度。林区许多权力部门也抬高价码，就将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的户口搭车弄到关内各个城市，有的举家离开寒冷的东北。
这些人大量涌入内地，由于北京户口管制严格，他们大部分都留在了北京周边地方，也有一部分人随木头南下，到达了内陆和沿海一带的城市。
亢州管这部分人叫“木头人。”
据说任小亮只是林区某个林场的办公室一名普通文秘人员，到了亢州后，一跃成为副科级干部。直接进入亢州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两年后，被范卫东力荐到到北城任党委副书记。那年他才35岁。
在亢州权力的金字塔中，书记市长自然不必说，那是塔中的顶尖人物，比他们稍逊一些的就是那些盘踞多年的老政客们了。除去书记市长，能够与王家栋过手的恐怕只有范卫东了。在亢州的权力场中，无论是过去十年派系斗争期间还是最近亢州的权力更替过程中，王家栋和范卫东始终不睦。
凡是王家栋拥护的，范卫东无论对错一定要反对；凡是王家栋反对的范卫东一定要拥护。反之王家栋对范卫东也是如此。两人从来都不避嫌，明里暗里地较量。有的时候闹大了，樊文良出来就说上几句话，事态很快就平息了。上任县长就曾建议过把他们分开，推荐其中一个出去任任个副处级，但是樊文良始终没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最近两三年，范卫东一个显著的弱势就是年岁大了，身体不好，不再像过去那么好斗，一般在亢州的权力分割中，他是占不了上风的。所以，任小亮也只能按规则出去任实职，绝无破格或者重用之说。
自从当上副书记后，任小亮就暗中向更加强势的王家栋靠拢，他主管的党建工作做的很出色，跟组织部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好几次组织部的活动都是由北城区承办的。
另外，任小亮也巧妙的暗中帮助王圆的经贸公司做成了几笔木材生意。
这事别人或许不知，但是彭长宜却知道。有一次彭长宜听见王家栋打电话，斥责对方说道：
“你不愿意上班愿意做生意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但是你不许把手伸到我这里来，不许动用我的关系，别以为你们做的事我不知道，那几单木材是怎么回事？你也不想想，别人帮助你，能不让我知道吗？即便不直接告诉我，总会有些暗示让我明白的。”
对方好像在辩解什么，王家栋严厉地说道：“什么利益，别蒙人了，人家不会看重跟你合作的利益的。总之以后你给我注意，把事情办利落一些，别留下什么把柄给别人！”说完：“啪”的挂断了电话。他气得脸有些白，愤愤地说道：“我真是作孽，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他了！”
彭长宜断定，这个电话定是部长的儿子王圆无疑。因为他对儿子脚的残疾始终心存愧疚。
在王圆成长阶段，父亲王家栋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王圆凑合着上了高中，但打架斗殴是出了名，最后哪个学校都不要他了。儿子不成器，这几乎成了王家栋夫妇的心病。后来王家栋执意要儿子去当兵，他认为部队的大熔炉绝对能教育好他的儿子。于是就把不到当兵年龄的王圆，送到了最艰苦最边远的边防部队。儿子身残并光荣退伍后，他感觉儿子变了很多，成熟稳重得不像过去的那个儿子了。
不过王家栋感到很欣慰，毕竟是部队大熔炉，能够锻炼人，他甚至庆幸让儿子当了兵，只是那可恶的暴风雪…王家栋把儿子安排到了市公安局上班，但是儿子对这种机关工作不感兴趣，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经商上。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办公司，就连党政部门都有三产，王圆就以单位的名义，跟北京的朋友办了金盾经贸公司，挂靠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