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邻座问我：先生是干哪行的？我不方便说自己是作家，这行当听着似乎有些可笑，便支吾道：我说不清自己干什么的。那人便说：那您是退休了，随便找点事做，挣点小钱吧？我一笑，说：是的是的。心下却想：我看上去有这么老吗？我知道，只因没有染发，头发斑白了。我的同龄人至少半数以上白发渐生，三分之一以上是我这般成色。染发剂叫他们满头青丝。前几年流行开的“山寨”一词，其义早已大大引申，意思之一便是做假。那么，我们平时看到的成年人，大多都是山寨版的。此是玩话，不必当真。
往深处想，头发虽为毫末，却是关乎大端。我的浅识是：中国人的头发，自古就是政治。孔圣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多推崇以孝治天下，头发就是关乎忠诚与否的大事，自然也就是政治。皇帝们相信一个逻辑：大凡孝子都是忠臣。事实上未必，古时多有父母过世而隐瞒未报的官员，为的是怕丁忧而失去到手的好官位；皇帝若有大事，也会把丁忧的官员召回，谓之夺情。该在什么事上讲政治，该在什么时候讲政治，都看皇帝们的需要。官员们守不守孝，也就是讲不讲政治，也看对自己有没有用处。
古之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即是政治。士农工商，三公九卿，文武百官，穿什么衣服，建什么房子，留什么发型，都需循礼合制。越礼逾制，轻则有关风化，重则触犯法典。清人入关坐天下，逼令汉族男子剃发蓄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则是头发同政治之极端关系。有清一代，为着头发，不知道掉过多少脑袋。傅青主誓不事清，为免杀头之祸，只得披发入山，寄观为道。道人身在槛外，朝廷王法管不着，无需剃发蓄辫。满人入主中原两百六十多年间，头发始终是重大政治问题。归不归顺满人，忠不忠于清朝，首先看头发。晚清太平天国起事，也是拿头发明志。朝廷骂留满头发的太平军是长毛，洪杨骂蓄着辫子的官绅百姓是清妖。一发便可明泾渭，辨敌我。
近六十年的前三十年，头发同政治的关系，再度敏感起来。发式可分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反革命。那时候，男人头发三七开，或平头。若剃光头，则是对社会不满。社会是不允许不满的。古人且说：敢怒而不敢言。古人愤怒都敢，只是不敢说出来。新社会则不行，莫说愤怒，不满都是有罪的。若把不满说出来，罪在诬蔑社会主义。罪犯通通剃光头，那是对他们的惩罚，明别他们的身份。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人剃阴阳头游街，发型成了罪行与耻辱的标志。男人们若老了，则许理光头，算是莫大恩典。当时也有年轻人剃光头的，往往被人侧目，视为二流子。男人的头发也不能长，留长发的男人必定混不好，被领导找去谈话是常有的。头发往后梳得溜光，则必须是高级干部，小干部和老百姓没这个资格。年轻女人则须留长辫子，中年女人可剪齐肩短发。女人头发若弄出太多花样，不是政治思想有问题，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总之，不管男女，头发的长短和样式，都关乎政治成色。当然，所有这些，既无文件规定，也无法律约束。中国近几十年的事情，法律和文件之外的，往往更为可怕。
世界若评染发大国，吾邦必定独占鳌头。人口如此众多之泱泱大国，半数以上成年男人都在染发，不捞个染发大国岂不太冤？染发本无是非可论，头发长在自己头上，想怎么染就怎么染。但国人爱染发，倘要问其究竟，亦有政治远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讲究干部年轻化。自此，干部不敢老去，改年龄早是官场潜规则。头发自然不敢白，需时刻染着。一个年轻的下级，面对满头青丝的年长上司，总不好意思白着头吧。久而久之，流风成习。
染发虽于今为烈，然亦自古有之，算是国粹。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记载，有个叫广文的学官须发皆白，每向人求乌须药，却不肯出钱。有个生员献药，说：“门生之戚宦于东粤，有好乌须药，名透骨丹。初染色红，三复则黑如明漆，泽润有光，真无价之宝也。门生感受师恩，仅分得少许，敬以奉赠。”哪知广文用了此药，须发全成红色，如火神祝融氏。原来这门生恨其性贪，故意捉弄他的。广文为何要用乌须药呢？只因新任学使年少，很不喜欢白胡子的读书人，见了斑白生员就会说：“汝已老大，好让后生矣。”李汝珍《镜花缘》里写到有位老妇人缁氏，欲赴朝廷女试，也要染发，说：“若愁白发，我有上好乌须药；至面上皱纹，多擦两盒引见胰，再用几匣玉荣粉，也能遮掩：这都是赶考的旧套。”如此二例，都因官场需要年轻人。官场从来是主导社会的，自古如此。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套用此古话，戏言：官员好黑发，天下多乌鸦。
同为黄肤黑发的亚洲人，日本、新加坡和港台的政要们似乎并爱不染发。我们不喜欢小泉纯一郎，肯定不是因为他的灰白头发。李光耀先生皓发萧疏，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位老人的敬仰。古人对待白发，似乎也比今人坦然得多。辛弃疾词云：“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这位毕生忧患的词人，对白头却十分放达。康熙皇帝曾在遗诏里说，朕年五十七岁，方有白发数茎，有以乌须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须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康熙帝六十九岁崩殂，当是白发皓髯，宛如仙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