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进入70年代的时候，摇滚爵士乐的一代已经是五十多岁或即将上五十岁的人了。这种年龄是人们开始发现他们所爱的世界正在崩溃的年龄。这一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因为似乎有非常多的理由使人感到受了亏待，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证券市场、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道德败坏、暴乱、有副作用的药物、交通拥挤、汽车上的侮辱性张贴和图案、对社会不利的罢工、种族主义以及新兴的飞机劫持。过去的一切现在都不行了。“不但上帝没有了，”伍迪?艾伦说，“你要想在周末找一个水暖工也没处去找。”
进入1970年还不到三个星期，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就为今后要发生的情况开了张。这艘军舰在大风中脱了锚，竟把切萨皮克湾大桥冲开了一个375英尺的大口子。对于迷信的人来说，新的70年代似乎是一开始就不吉利。
大自然在别处看来似乎也是抱着故意与人作对的情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连续200天大旱之后，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这些火灾显然由于自燃，烧光了5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这面积几乎等于罗得岛一州。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座85年历史的公寓楼房，一场不知起因的火灾烧死了11个人。全世界到处发生天灾：威尼斯一次旋风有四个人死亡，东巴基斯坦一次海啸有20万人死亡，还有秘鲁、土耳其、伊朗的地震使数以万计的人死亡。上帝也许是由于像伍迪?艾伦这样的人不信神而发怒，或是由于像一些傲慢的大学生那样对他不敬而生气，他们戴的徽章上竟写着：“上帝没有死——他只是不愿管闲事。”
宗教肯定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安稳的磐石。不把上帝看成老顽固的那些基督教徒，对摩门教会新会长的话感到震惊，他说：“为什么有人生来是黑的并有种种不利条件，而另外有人生来是白的并有种种很大的有利条件，这是有道理的。黑人显然是受到了他们应得的赏罚。”主教派教会教友对放弃已使用了三个半世纪的英王詹姆斯版《圣经》，改用《新英语圣经》感到不安。从上帝的角度看来，还有更糟糕的是反基督教势力的增长——有人崇拜奇怪的图腾，甚至崇拜撒旦本身。
根据可靠的资料，美国人供养着1万个专职的和17.5万个兼职的占星术家。电子计算机被用来制作十美元一张的天宫图，纽约一家理发馆老板雇用了一个占星术家为职员，一家百货商店开办一年取费50元的电话算命服务，还有总发行量达三千万份的三百家报纸辟有长期固定的占星术专栏。读书会发给会员算命图片作为赠品。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有250名学生报名学习巫术课程。杂志上的广告问道：“你是否因为自己对巫术是门外汉感到厌烦了?那你就自己参加巫术的活动吧。参加我们颁发文凭的巫术学习班，学习这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术、入定法、预知未来术、生子术和秘传仪式。”休斯敦一位女巫西比尔?利克夫人，肩上栖息着一只名叫“急如火”杰克逊的寒鸦，她能用它去迷人，据她估计“全世界大约有八百万正式女巫。我指的是真正的女巫，而不是说好莱坞的那种开无遮大会的女人。我本人知道在美国大约有四百个正式的女巫小组。非正式的恐怕有千千万万”。
如果说天府已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地上的官方也同样如此。在一次伯克利的人民公园暴乱中，有一个人被杀死，105人受了伤，而联邦起诉书控告的却不是暴徒，而是县执法官的十名助手和两个前助手，他们被控侵犯了示威者的人权。(县执法官大发脾气说：“任何一级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令人懊丧的事。”)黑豹党人简直就是杀了人而可以不受处分。旧金山、纽黑文和纽约的陪审团或上诉法院拒绝受理对于他们犯有杀人罪的控告；另外，芝加哥的一个联邦特别大陪审团反批评警方在进行一次搜捕中造成了两个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的死亡。甚至自立国以来一直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美国印第安人也在跃跃欲试了。参议院没有把整个国家归还给他们，但是的确通过了一项法案，把新墨西哥州的蓝湖及其周围4.8万英亩土地交还给了普韦布洛人部落。
对于美国将军们，这一时期也是极不好过的，这不仅指在越南的而言。俄国人以侵犯苏联领空的罪名逮捕了两名美国将军。指挥欧洲轮换制度的一名将军因下属行为不检被剥夺了军衔，还有以陆军中将衔——黑人中军衔最高的——退休的小本杰明?戴维斯，辞去了克利夫兰社会安全局局长的职务，因为据他说，该市的黑人市长“支持和鼓励了执法机构的敌人”。任何一个着军装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反权威的人的责骂，然而尼克松总统却给他的白宫警卫人员一种特别碍事的装束。他对罗马尼亚警卫人员花哨的制服印象很深，于是委托华盛顿一个裁缝吉米?马斯卡罗为行政大楼的警卫人员设计一套新的华丽制服。结果这场笑话白白浪费了1.6万元——双排纽扣的金边白色上衣，嵌有总统徽玺的铜纽扣，加上鲁里坦尼亚式轻歌剧中虚构的一个欧洲小王国。——译者的黑色塑料帽子。有一个警卫人员嘀咕说，如果他必须穿上这样的制服，他就需要配上一只铜鼓。一位设计师说：“现在不是白宫搞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十九世纪末英国写作轻歌剧的两位合作者。——译者那一套的时候。”马斯卡洛说：“要使人人都满意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没有使任何一个人满意，连总统也不满意；上衣是用上了，但是帽子却悄悄地束之高阁了。
纽约掘墓工人在1月里举行了罢工。航空交通控制员于4月里举行了罢工。乘客因飞机停飞而抱怨，但他们可能因此得了福；重于空气的航空运输在1970年可不是最可靠的。空中劫持仍然没有停止。一个名字叫巴克利的亚利桑那人出了一个新招。他带了一支手枪、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了一架环球航空公司飞机的机舱，宣布要求给他1亿元。经过了一场枪斗之后，此人被捕了，但驾驶员肚子受了伤。波音公司的2100万元的庞大的747型喷气式飞机一开始就未能按时起飞，比原定时间竟晚了六个小时。甚至向月球飞行的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20万英里的时候也发生了故障，机中的三位宇宙航行员也不得不折回。
可笑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航行之一却是远渡3200英里海洋的纸莎草制的太阳神2号船。这艘船是挪威探险家索尔?海耶尔达尔制造并驾驶的，他要证明古代埃及人可能曾经航海越过大西洋。太阳神2号至少已达到了目的地巴巴多斯，至于说它没有赚到钱，许多营利性的运输行业也都没有赚到钱，其中包括最突出的、美国最大的铁路运输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因负债26亿元而走上破产法庭，是许多收支无法平衡的美国企业之一。情况相同的，还有电影企业；好莱坞五家主要的电影制片公司负债累累，总数达1亿美元以上。60年代的大繁荣，看来随着这十年的终了也已经终止了，最好的证据在华尔街，那里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在1968年12月几乎达到1000大关，到了5月27日却跌到了631。
股票行情看涨的约翰逊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游廊里曾经挤满了热心的观望者。1970年5月的长期大暴跌之后，那里变得冷冷清清了。纽约这个现在被该市尖酸的市民称之为“欢乐市”的城市，已经不那么受到游客欢迎了。街道上常出现犯罪活动，同时还有其他种种危险。该市于6月1日把违法停车的牵引费从25元提高到50元。这一天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母亲带着儿女到纽约来看一场电影。当她从电影院出来，汽车不见了，她欠下了市政当局50元和一笔罚款。他们看的电影叫《乡下人》，内容是有关到曼哈顿来做客的种种风险。
1970年当加利福尼亚州大多数电影制片厂气息奄奄的时候，一个名叫拉斯?迈耶的导演在这一年完成了他连续获得成功的第21部影片。他一开始就知道这部片子的票房价值必然很高。它前面的那些影片没有一部亏本，也没有一部赚的钱不达到六位数字的。他的影片之一《狐狸精》，摄制费用7.2万元，但是赚了600多万元。迈耶说：“我对观众是不耍花招的。我的影片在15秒钟之内——一开始的15秒钟之内——你就知道你将看到什么了。”你在片中将看到的是电影业所说的“性爱片”，或一般人所说的色情片。贩卖色情在美国已成了一项大企业，每年获利5亿多元，而这市场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色情商品有各式各样的包装。市内大街的电影院里放映Ｘ级关于影片分级参看本书第32章。——译者的影片；1970年最轰动的电影包括《丹麦的性自由》、《调皮姑娘》(“使得《好奇嫉妒》都显得暗淡失色”——《纽约每日新闻》)，还有艾伦?芬特的《面对一位裸体的太太你会说什么呢?》(“你能说什么呢?”广告问道。“我们说‘喔唷’”)，这部影片在旧金山一家电影院中整天整夜连续放映，每周为该电影院净赚七千元。曼哈顿有二百家“成人书店”，那些坐落在第七和第八号大道之间的一天24小时开放的“成人书店”，像超级市场陈列商品那样，货架上面都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牌——异性交、同性交(男)、人兽交、狂交、女同性交、乱伦交、xx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机放映二角五一看的黄色影片。《八种美妙姿态》的图片两元一份。有九个裸体女演员的影片《一笑置之》，被美联社剧评家威廉?格洛佛叫做“在这艺术上日益容忍的时代前所未见的最为直率和满不在乎的同性爱实录”的《乐队男儿》，以及表现一个乡下人专喜欢和一头母猪性交情景的《佛兹》等影片曾在纽约引起普遍愤怒。但百老汇之外还存在着无比广阔的市场。乡间的一个单身汉可以买回黄色密纹唱片来聊以解除寂寞之苦。正像南卡罗来纳大学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说，在街角杂货店里，顾客现在可以“用极少的代价买到不久之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淫秽作品”。
这种变化在年龄在三十以上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在他们童年时代，有异性在场时，是不许说“屁股”的。摇滚乐的一代人还记得当海斯电影检查处允许克拉克?加布尔在影片《飘》中说“坦率地说，亲爱的，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呢”竟引起轩然大波的情景。现在的杰克?瓦伦蒂却把使用“马粪球儿”和“冲你一泡尿”一类语言的电影定为可供全家人观看的一级。电影制片公司现在所以如此放任，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件所做的裁决，居然认为所谓淫秽作品必须具有挑逗作用，违反社会一般准则，并“全然无有社会教化价值”。社会风气放肆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有了新的避孕药物，大加放宽的堕胎法，因而使妇女不必再怕怀胎了。威廉?格洛弗曾说过，这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代造成的，扎根于这个性生活革命和女人裤衩越来越短、上无边、下无底的时代气息之中。对性的好奇似乎是永不会满足的。“行为失检”这个词用于性关系方面的意义现在几乎从语言中消失了，因为几乎不再有人在性活动方面是很检点的了。宾夕法尼亚一位反对堕胎法的州议员被揭露是一个伪善者，因为有一个年轻妇女出面告诉新闻记者这个州议员曾经是她的情夫，她堕胎的费用就是他支付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像这样的事，女方是会秘而不宣的。
所有这些事对儿童是为害极大的，他们接触到这一切，他们男女约会的年岁比他们的父母更早了，达到成熟的年龄也比他们的父母早。最常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在学校里进行性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同意这种办法的占国民的71%，有55%赞成设立讲解节育的课程。赞同教学性知识的团体有美国医师协会、全国教育学会、性教育协会、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等。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执行主席玛丽?考尔德伦医生说，性知识“不应当做为人的行为而是应当做为人的本能来讲解”。
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不印发任何材料，它只给学校提供行家意见。这一点却被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少数人完全给搅混了，他们一听说男女生殖问题将可以在教室里进行讨论便怒火冲天。在极右派对性教育发动进攻中开第一炮的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基督教改革运动问道：“学校是讲解性交知识的适当场所吗?”比利牧师把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叫做“开明教育的一个淫秽助手”。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犹他三州的教育厅，对一些健康的影片，由于曾得到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也拒绝放映。
反性教育联盟的组织中还有伯奇协会领导下的恢复正派生活运动、争取负责任的教育的父母联合会、争取道德稳定的母亲组织、正性会、反对性教育父母会，以及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我怀疑在一年前一千个父母中曾有一人听到过性教育这个词，”伯奇协会的一位干事说，“现在他们听到了，他们对听到的很不高兴。”有一个组织指责学校计划“对儿童揭示性交与手淫的全部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地方的一所学校被叫做“学府式妓院”；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指控学校“破坏了应该在家庭里进行教导的事”。一个八年级数学教师因散发淫秽材料而被判入狱；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被解雇了。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指控性教育是共产党人损害学童品行的一项阴谋，最后也获得了胜利。比较荒唐的战斗之一是在旧金山，围绕一本叫《一位医生同五至八岁儿童的谈话》的无害的书引起的。该地的极右派在印发的传单中，复制了书中一只癞蛤蟆趴在另一只背上的插图。书中原说明是，一只母蛤蟆背着自己的小蛤蟆。但是传单把它改成了“交尾的癞蛤蟆”，因此使性教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在争论达到最高xdx潮的时候，性教育在27个州都引起了争吵。1970年年终时候，理智占了上风，学校里增设了性教育课程，但学童们全弄得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原来闹得那么凶究竟是为了什么。接着，在学校负责人和校董会正以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其他事务上去时，他们的性教育课程却受到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发起的攻击。解放了的妇女认为她们的信条之一就是：除了肉体方面的差异之外，男女之间的其他一切差异全都是教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她们相信妇女愿做妈妈和愿培养家政技能全是训练出来的，并认为公立中小学校是主要的训练场所。她们要求对教科书进行修改，并改变教师的态度，于是同她们的对手开始交战。这场将成为70年代一个主要问题的斗争是肯定要旷日持久的。
当罗宾?摩根——此前人们仅知她是“我记得妈妈”节目中的电视剧女演员——提着一长串引人注目的胸罩步入1968年“美国小姐”美女竞赛会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才了解到有一种新的女权运动。她告诉惊讶的记者们说，她是以国际妇女地狱阴谋恐怖分子组织(女巫此一组织名称各字的第一字母相连，即成“女巫”(WITCH)一词。——译者)创办人的身份而来的。1970年8月26日，宪法第19项修正案规定妇女具有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译者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全到各大城市商店区去举行游行。整个这一年，获得解放的妇女表明她们同其他抗议运动的成员一样熟悉宣传的作用。她们中有一个人对一个建筑工人喊道：“去掉它!”当有人问她是否是指工人的硬保护帽，她说：“不是，是指他的下体护身。”一个名叫琼?康兰的妇女为了当一名挖沟渠的散工，在法庭里打了十年官司，终于获胜。马琳?狄克森写道：“在一切阶段和集团中，各种组织机构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起着压迫妇女的作用；不同阶级妇女的团结取决于我们对共同受到的压迫的了解。”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约翰?D即美孚石油帝国的“创业人”，老洛克菲勒。——译者的曾孙女——把男女之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斥之为“反革命的”。
对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非常积极的一位医生埃德加?伯曼说：“关于妇女解放运动我算受够了。”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即指控伯曼是一个妇女歧视主义者，具有“对妇女的最卑鄙的偏见”。随着这一年时间的消逝，讲话的火气越来越大。玛格丽特?米德说：“妇女解放运动必须特别警惕引起男人杀女人的危险。你们已实际把他们逼疯了。”妇女在纽约游行时，一个旁观的男人对她们大声叫嚷：“你们这些猪都是搞不到男人的!”而这时他身旁却站着一个戴着胸罩的男人，一声不响。休?赫夫纳在他给自己的属员的一件备忘录里说：“这些娘儿们是我们的天然的敌人。是该同她们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她们对《花花公子》杂志所提倡的那种浪漫主义的青年男女社会是决心反对到底的。”
有些妇女的话听起来同休?赫夫纳的一样无聊。她们用了很大的精力辩论自己该被称呼为夫人、小姐还是Ms，要求把chairman(主席)改为chairperson因chairman后半man为“男人”，故主张改为person，无性别之分的“人”。——译者，并攻击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让漂亮的女服务员说：“我叫多丽丝，请坐我的飞机我们一同飞吧。”但是她们提出的较深刻的问题却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二千三百万个美国妇女这时全日工作；另外还有八百万妇女从事临时工。每十个已婚妇女中有四个已被雇用，她们中有一千二百万人家里都有18岁以下的孩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以男人为主的职业市场的挑战，但是工作职位的性质和工资的多少，仍然反映出一个由男人而不是由女人来养家糊口的社会。男人仍然占据着工资最高的职业，带回家的钱仍然更多。美国30万医生中只有7.6%，外科医生中只有1%是妇女，而电话接线员和速记员的90%都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人可挣五元的，女人一般只能挣到三元。《生活》杂志发现，一个妇女需要有大学学士的学位才能同一个到八年级就退学的男人挣得一样多。典型的男推销员的工资是8549元，典型的女推销员是3460元。
到1970年，妇女解放运动争取就业和教育平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男人的支持。关于免费堕胎和儿童免费日托的要求则争论较多。男性人口中对拟议保证妇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第27宪法修正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看来赞成与反对的各占一半。而仅在两年之内，参议院就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并分送到各州的立法机构去。根据这项修正案，妇女结婚后不需再改变自己的姓氏；对于应在什么地方住家的问题她们有同等的发言权；如果丈夫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转到别处去，而他妻子在原地留下，他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了他。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破裂，妻方有可能须付赡养费。保护妇女在工作上不受危险和过于劳累，以及保护她们不受某些性方面的凌辱的(强xx例外)一些法律就都将无效了。此外，妇女也可能被征召入伍并且被命令投入战斗。《耶鲁法律杂志》的一位拥护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撰稿人论证说：
……现代军人的有效作用有赖于装备和训练多过依靠个人气力。妇女在体力方面同男人一样能够担任许多被称为战斗的任务，例如驾驶飞机和参加海军作战……没有理由假定在危急的情况下妇女不能够像男人一样严肃认真和训练有素的。
不敢说会有许多家庭妇女想要当机枪手或白朗宁自动步枪手，或是愿意让人把她们同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个女将军的陆军妇女队队长伊丽莎白?霍伊辛顿一样看待。尽管如此，以百万计的美国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确由于运动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她们身上有了一种新的勇武的气质，一种对那些为私利而摆布她们的人的大胆对抗，这情况从《妇女服装日报》读者称为“过膝裙”和全国其他人称做半长裙的新式样所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差不多1/4个世纪之前，独立自主的妇女就曾企图领导一场对“新式样”长裙的反抗运动，她们搞宣言签名，组织“刚过膝”俱乐部，并且示威反对时髦女服商店见前第421～423页。——译者。当时她们是完全失败了。现在女子时装家又在制造较长的裙子。詹姆斯?加兰诺斯说：“加长是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再会吧，大腿。”利奥?纳杜奇说：“妇女现在已肯定准备改换时样了。”他们都深信妇女群一定会为之倾倒，争着购买他们供应的服装的。
最早发出的反抗声来自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叫做朱莉?亨特纳的什么“维护妇女女性气质和财权组织”的主席对一位记者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既蒙住我们的眼睛又遮住我们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兰诺斯一说是时髦的，她们连铁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我们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选择。”反长裙少女会的成员游行时扛的标语牌上写着“市场必须连续供应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们中有些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阴谋，服装设计师企图用恢复女性气质的办法来孤立女权运动者；另一些人则指责那些大腿已失去性感的年长妇女不该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尔把半长裙归因于证券行市的下跌，说它肯定还将流行下去：“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在萧条和衰退时期，决定社会的各种标准。而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在繁荣时期决定各种标准。”
到这年冬天，证券行市回升了，时装工业对半长裙的热情也急剧下降了。《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虽然有少数店家气势豪迈地对略长式样表示有信心(“现在该它行时了!大家都欢迎它、爱它、买它!”)，但大多数人承认这种式样已遭到了惨败：“去年秋天说自己购进大批半长裙的商店，现在则说它们实际并没有那样做。它们买进的一些货根本销不出去。妇女的膝盖还没有过时。”诚然，刚过膝的裙子是多了一些。但是时装设计家曾为半长裙规定了具体的长度，从肩部量到裙边是44～45英寸，这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裙边将长到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这种尺寸只占售出的裙子的20%，而到了年底穿这种裙子的妇女则仅只5%了。另外那些不是拿回去改短了，就是留在衣柜里了。
倒霉的零售商说这种式样“大大失败”或“完全失败”了。有一位说它“确实损害了时装业，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人欢迎”；还有一位告诉一个女记者，“我们的顾客不要这种式样……我们从来就无法把它推销出去。”然而，大规模推行长到小腿肚式样的企图，倒是引起了一种未曾预料的时装上的转变。“半长裙，”《纽约时报》说，“实际上消灭了女式整套衣裙……一转眼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裤子，裤子、裤子、裤子。”年龄较大的妇女购买整套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起特别短的短裤，照样把膝盖露出来。伯格多夫?古德曼把这种短裤叫做“凉裤”。《妇女服装日报》对于新女性的心情更为了解，称这种短裤为“热裤”，这名字就流行开来。
使约翰逊政府受到折磨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政府下仍然继续着，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险恶了。大都市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保持着相对的安静，但是在小城市的黑人区仍有暗中杀人放火的活动。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有六名黑人被枪杀。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次种族事件中，有一个男少年被戳死。密西西比州卡西奇的一个教堂因曾用来开人权运动的会，被人投炸弹。而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执安州高原公园、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公园、佛罗里达州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阿里奎帕、北卡罗来纳州奥克斯福德、阿肯色州温泉城、密执安州鲁兹河城、伊利诺伊州凯罗，以及佐治亚州佩里、梅肯、阿森斯三个小市镇，都发生了暴动。
在纽约，爆炸的恐吓每个月达到一千次。在为时15个月的期间，该城实际有368处发生了爆炸，其中一次是在警察局二楼男厕所里爆炸的。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参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说，他不能保证到他属下派出所来的人的安全。有些时候看来简直像已宣布到了打猎季节，林区开放一样，可以对美国警察公开放枪。联邦调查局报告说，1970年对警察的袭击有35202起——几乎是1960年的四倍——这一年的九个月之内有15名警察被打死，其中大多数都是被伏击者打死的。
小石城警察局长说，对警察的袭击成了“实际是无日不有的事……好像从入学年龄起的每个人都在袭击警察”。费拉德尔菲亚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对付的是一群神经病——一群精神变态者。”奥马哈的社会治安领导人认为，“全国警察部门遭遇的问题完全表明存在着一种阴谋活动，时间的选择也是一项迹象。我们正在把所有的情报集中起来研究，希望证明确有阴谋存在。”他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执法官认为这不大可能——“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互不相关和单独发生的事。”利里说。但是一般都同意当政权受到广泛攻击时，警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袭击目标。照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奎因?塔姆的说法：“由于激进集团鼓励它们的成员‘打死那些猪’，对警察的袭击也就越来越厉害……那套蓝制服使穿它的人成了现存权力体制的最显眼的代表。”
对现存秩序的敌视是这些爆炸事件发生的原因。在某些案件中，进行爆炸的人公然夸耀自己的行为。当爆炸损坏了曼哈顿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电子器材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的时候，一个自称为九号革命势力的团体承认炸药是他们所放，并指责那些公司正在靠越南战争大发其财。还有些爆炸案，由于恐怖分子技术不熟，结果连自己一起炸掉了。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被炸后一个月之内，在纽约下东区一座公寓楼里私设的炸弹制造厂爆炸了，一个革命者丧了命，另一个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追随者，两个黑人斗士，由于一枚炸弹在他们的汽车里过早爆炸而死掉。3月6日这一天，格林威治村被1970年最轰动的一次爆炸灾祸所震动，死了三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并且牵涉到几个富有的家族的姓名。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是斯沃思莫尔女子大学新近的毕业生，黛安娜?奥顿和凯西?博丁是布林?莫尔女子大学的校友，三人都是气象员派的女成员。黛安娜是一位极端保守主义的、非常有体面的伊利诺伊州数百万家财的大富豪的女儿，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时还只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过这个不寻常的家族的宅第。凯西是I?F?斯通的外甥女。她父亲伦纳德?博丁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主顾中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思?科普朗和朱利安?邦德一类人物；他后来还担任过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辩护律师。凯思琳的父亲拥有一连串的广播电台。这个月他和他第二个妻子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度假。他不在家的时候，凯思琳在威尔克森家在曼哈顿西11街18号一座价值10万元的讲究的市内住宅里款待黛安娜和凯西，另外还有一个哥伦比亚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分会中的活跃分子特德?戈尔德和另一个年轻男子——他的姓名和身份一直是一个谜。
在那个不幸的一天的中午，纽约天朗气清，阳光明媚，空气中微有一点即将来临的春意。隔壁属于演员达斯廷?霍夫曼的房子里没有人。18号看来静悄悄，但是屋里年轻的革命者却忙碌着。当时气象员派的两个流行口号是，“如果你不相信枪支和暴力，你就不是革命者”和“把战争移到本国来打”。星期一，年轻男子之一打扮成一个教士，曾开车去新罕布什尔州买了两箱炸药。现在地下室里的临时车间到处放置着57只梯恩梯棒，另外还有摩擦带、屋顶用钉、定时装置、门铃金属线、30条爆炸引线，以及准备装炸药用的一节节铅管。
可能永远不会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肯定有某一个人闯了祸，引起了全部的爆炸。这人可能是黛安娜；她的肢体全部四分五裂了——她的头、双手和一只脚都被炸掉了，她的躯干被屋顶用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未查明的青年也死了。第一次爆炸冲穿了霍夫曼房屋起居室的墙，把对街的许多玻璃窗都震碎了，并使相隔16座门的一个厨房都受到震动。接着，煤气总管着火了，又引起两次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房子里剩下惊呆了和流着血的凯思琳和凯西，一个全裸着，一个还穿着一点衣服。两名警察和一个退休的消防队员(约翰?尼亚里在《生活》杂志上挖苦地写道：“这两个姑娘原会叫他们‘猪’的。”)前来救出了她们，一个邻居让她们使用了她家的淋浴设备，并借给她们衣服穿。然后她们就不知去向了。最初消防队认为煤气漏气是这次灾害的起因。后来他们发现了炸药和爆炸雷管，以及成堆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宣传小册子。这一来，他们就急于要讯问那两个幸存者。纽约当局得知凯西和凯思琳于去年10月里在芝加哥参加“气象员狂怒日”活动已受到控告，后来是被保释出来的。3月16日她们没有出庭接受审判，于是联邦调查局也参加了对她们的搜捕。她们家里人说两个姑娘曾捎信回来说她们还活着，但没有谈任何其他情况。
在美国的另一边，加利福尼亚州自曼森屠杀案以来所发生的最厉害的大规模凶杀案，被归咎于激进派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的结合。县执法官的助手们在一次例行的巡逻中，看见蒙特雷湾上眼外科医生维克托?奥塔的价值25万元的房屋冒着火焰。他们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员到奥塔的游泳池去找水，却在那里发现了外科医生、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医生的秘书的尸体。他们都被用艳丽的围巾捆着，用枪从脑后射杀。警察在这位外科医生的汽车挡风玻璃的刮水器下发现了一张草草书写的字条：“自本日起，不论何人……凡是滥用自然环境或加以破坏的人，均将受到处死的惩罚……我和我的同志们，自本日起将战斗至死或至不再有不维护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生物的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时为止。物质至上主义必须死亡，不然人类就将灭绝。”签名是塔罗特算命纸牌上的词儿：“持杖骑士、持杯骑士、持符骑士、持剑骑士。”签名者被发现是居住在半英里外的一个破棚子里的一个留着胡子的青年约翰?弗雷泽。弗雷泽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撞伤了头，那以后就“完全变了”。
这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出名的革命行动鼓吹者是一位黝黑的26岁的黑人美女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是黑人中产阶段家庭的女儿，她曾经是伯明翰的一个女童子军，一直到1963年9月该地一教堂被炸以致她的四个黑人女友都被炸死以前，她看来对社会并无不满。在布兰代斯大学她被选进了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热心钻研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作品，接着在巴黎大学和德国当研究生，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了马尔库塞的门徒。在这里她参加了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对大学班的学生说：“政府必须推翻。”在另一次演说中她又说：“革命现在必须全力处理具体问题，不能空喊革命口号，而是要解决真正的根本性问题。”她参加了冲进圣迭戈校园一座大楼的行动，并因拒绝离开一个警察局而被捕。
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教教哲学的时候，里根州长的校董会按照校董会禁止共产党员担任教职员的决议，于1970年4月议决将她解雇。但因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以共产党员为理由解雇教授，不容在州立大学教学，校董会于是把辞退她的理由改为不能胜任。学生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职员大多数都站在安吉拉一边。她的教授同事们做出决议，对她的解职表示了“我们的震惊，我们的沮丧，我们的愤慨”。他们决定抗拒校董会，仍把她留在教职员中，这一问题一直尚未解决，而另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却使她的问题完全改变性质了。
作为一个参加战斗的黑人，安吉拉也曾参加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的鼓动活动——这三个黑人囚犯实际彼此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他们被控于1月16日在索尔达德监狱杀害了一个白人看守。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一件加油站的抢劫案而正在服五年至无期的徒刑。作为《索尔达德兄弟》(杰克逊的狱中书信集)一书的作者，这年秋天他将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囚犯。书中最动人的信件的一部分是写给安吉拉的，她是这年5月在萨利纳斯法庭上一次审讯中首次见到他的。在她自己给杰克逊的信中以及在一本日记中，她表明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她自称她是杰克逊的“终身的妻子”，并说将把自己一生献给营救他的事业。她还说，她将不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这段话后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8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人们常看到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乔治的17岁的弟弟——在一起。属于她所有的三支枪到了乔纳森手中，另外还有她于8月5日买下的一支12号锯短的猎枪。那一天是星期三。星期四她同乔纳森开着他前一天租来的一辆嫩黄色的小型密闭式福特牌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到处活动。星期五这辆货车停在距旧金山西北13英里的圣拉斐尔法院外面的停车处。几分钟之后，身材细长、精神紧张的乔纳森，穿着一件雨衣，手提着一只小包，走进了一间审判室。
当时在证人席上的是鲁切尔?马吉，一个监禁在圣昆廷监狱的囚犯，他是在为被控刺杀一个看守的同狱囚犯詹姆斯?麦克莱恩的案子作证。另一个黑人同狱犯人，威廉?克里斯马斯，正等待传唤。马吉、麦克莱因、克里斯马斯都是体格强壮的年轻人，其中坐在辩护律师桌旁的麦克莱因是在圣昆廷谁都知道的一个善于闹事和煽动的黑豹党人。高级法院的哈罗德?哈利法官主持审判。代理地方检察官是加里?托马斯，他的妻子是法官的侄女。法院里有一个陪审团，但年轻的杰克逊是惟一的旁听者。这案件很单调乏味。
当乔纳森拉开提包上的拉链，取出安吉拉的一支左轮手枪，并从雨衣下亮出一支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时，法庭上马上变得活跃起来了。“你们瞧瞧!”他喊叫着。“我手里是自动武器。谁也不许动!”他命令没有带武器的法警解开麦克莱恩、马吉、克里斯马斯的手铐，他又分给三个解脱了手铐的犯人每人一支枪。他把猎枪给了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把枪带套在法官的脖子上，所以枪口离哈利的下巴只有几英寸。其他的犯人把托巴斯和三个女陪审员用钢琴弦捆绑在一起。麦克莱恩命令法官打电话给执法官办公室，指示他让同狱犯安全退出。“我现在在审判室里，”哈利对着法官席上的电话机里说，“这里有几个带枪的犯人。”麦克莱恩把电话机抢过来，对着里面大声喊叫：“你得把你们那些猪调开去，我们要离开这里，把他们全叫走!”
黑人赶着那群人质往前走，到离大厅约五十英尺的记者室前停了下来，但是门是锁着的。当他们沿着走廊走下去时，麦克莱恩叫道：“我们要索尔达德兄弟在今天12点30分之前得到释放!”在停车处他们把五个人质推进福特运货汽车。麦克莱恩斜身坐到驾驶盘前去，乔纳森把钥匙交给他，马吉接过了看守法官的任务，然后他们向约二百码外的美国第101号公路驶去。瞧着他们的是躲在别的车辆和房屋后面的数百名司法人员。忽然，一个圣昆廷看守飞快冲到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前面，大声叫道：“停下来!”
紧接着是一片疯狂景象，车内外子弹横飞。这当中，货车后部发出了猎枪的轰鸣声。法官也就立即了结了，他的下颚和一部分面孔被炸掉了。托马斯脊骨上中了一枪，此后从腰部以下将终身瘫痪。一个陪审团员的臂膀受了伤。马吉胸部中了枪，但是仍然活着。麦克莱恩、克里斯马斯和乔纳森?杰克逊都死了。
三小时之后，安吉拉?戴维斯在旧金山航空站购买了一张飞机票，就此销声匿迹。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在凶杀案之前，任何人给杀人者以支持的，同样犯杀人罪，于是对她发出了逮捕状。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说，他相信法庭射击事件是安吉拉筹划的，为她感到骄傲，并且希望其他的人学习她的“英勇榜样”。一个为黑豹党人辩护的白人律师查尔斯?加里大声喊叫：“愿安吉拉?戴维斯发挥更大的力量!愿她平安长寿。”实际上安吉拉逍遥法外只两个多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于10月13日在曼哈顿逮捕了她，那时她同一个有钱的黑人小戴维?鲁道夫?波恩德克斯特一起登记住在一所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波因德克斯特被控藏匿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关进了圣拉斐尔的一所监狱，距离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监狱的牢房不到五英里。
差不多一年之后，于1971年一个酷热的8月，杰克逊见了他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宾厄姆。宾厄姆是白人，耶鲁大学毕业，是曾经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的海勒姆?宾厄姆的孙子。监狱里的官员后来确信，一直热心于少数民族事业的年轻的宾厄姆这一天负有私运违禁品进监狱的任务。他带着未经看守检查的两只小包：一个装得很满的牛皮纸信封和一只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在他同杰克逊进行了一小时会谈离去之后，一个看守注意到这个在押犯的非洲型的发式有点异样。当他问到此事时，这个黑人拉下假发，从中取出了一支小型自动手枪。
接着是一片恐怖和死亡的场面。按照杰克逊的命令，27个囚犯，包括正在逐渐恢复健康的鲁切尔?马吉，被释放了。然后三个白人看守和两个受优待的白人犯人被杀死，其中两人是在脑后开枪打死的，其他几个人被一把钝剃刀割断了喉咙。死尸像血染的地毯堆放在杰克逊单人牢房的一个墙角里。这时圣昆廷监狱的警报器已经在刺耳地尖叫着。杰克逊一手仍然握着手枪，他突然夺门而出，全速奔跑过一片空旷的场院约75英尺，才被瞭望塔上的射手开枪打死。
斯蒂芬?宾厄姆被控谋杀看守和受优待的罪犯——县里的检察官说：“除了利用与宾厄姆会见的机会外，杰克逊是无法弄到那把杀人的手枪的。”但是他毫未留下踪迹，就此不见了。第二年，当局说他可能已经死了；可能那些好斗的黑人在利用过他之后，就把他弄死了。司法人员对于8月21日的凶杀事件感到愤恨。黑人活动分子也义愤填膺，杰克逊在他们心目中成了一位烈士。他的遗体给穿上了黑豹党人的制服——黑皮夹克、黑贝雷帽、黑衬衫——埋葬在乔纳森的墓旁。朱利安?邦德谈到他被“暗杀”，谈到“他不断进攻一个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无法战胜他的那一邪恶制度使他终于遭到了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众议员威利?布朗说：“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对他执行死刑，认为说杰克逊头发里藏着枪是荒谬可笑的。”安吉拉?戴维斯则在文章中说到“失去了不可弥补的爱情”。
1972年暮春对安吉拉的审判是国际上一项大事。她那优美的侧面形态、高颧骨和非洲式发型——她在逃亡时曾经剪掉头发，但是后来又已长出来——曾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招贴画上。战斗性的标语把她叫做“政治犯”，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该案与政治和种族问题全然无关，纯属刑事案件，并拿出了201件物证和95个证人的证词。有三个人证明她在那次企图逃跑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曾伴同乔纳森到过法院对过的加油站，还有其他一些人证明前三天每天都有人看到她同他在一起。
被告辩护律师提出12个证人的证词(安吉拉自己决定不作证)，并且嘲笑那种认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会卷入这种轻率的阴谋的想法。她的律师们说，她与乔纳森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经常。他们不否认安吉拉是把猎枪交给了他，但他只能用这枪来保卫索尔达德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其他的枪安吉拉都放在她家里的枪架上，是备格瓦拉-卢蒙巴俱乐部的成员练习打靶用的。乔纳森在法院惨案发生之前六天曾到她家看她，可能是那时他把枪偷走了。
被告方面作总结发言的律师说，现在要定她的罪的仅有的证据只是“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密切，使用的是她的枪支，她曾表示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她曾表示过自己对乔治?杰克逊的爱情，以及她于8月7日没有让当局找到她”。这位律师断言，在座的陪审员，如果他是黑人，如果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四支枪曾被用于法院的企图逃跑事件，那他们也是会逃亡的。“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通过一个黑人的眼睛来看这形势，你们就不会奇怪她为什么逃掉了。你们只会奇怪她为什么会让自己被人抓住。”
陪审团经过了13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裁决她无罪。安吉拉对陪审团背过脸去，她离开审判室，到外面去向她的崇拜者讲话。一个记者问她是否认为她受到了公平的审判。她说没有。“宣判无罪本身，”她说，“就说明不曾有公平审判，因为如真公平就根本不应当有什么审判。”在她出发进行胜利的全国旅行的时候，她告诉她的拥护者，“从今以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解放我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个政治犯和每一个受压迫的人。”
索尔达德屠杀案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以安吉拉的大出风头而告终，在此四个星期之后，芝加哥的另一件异乎寻常的审判也宣告结束了。这次审判开庭时有八个被告：他们是易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把反战运动示威者带到芝加哥来的全国运动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托姆?海登；黑豹党人博比?西尔；还有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在他们被捕之前，这些被告有些人彼此并不认识，并且事实上控诉他们的主要罪状不是搞阴谋，而是指控他们各自进入伊利诺伊州来煽动暴乱——“怀着某种思想跨过了州界。”首席辩护律师维廉?孔斯特勒说。他们的另一位律师伦纳德?魏因格拉斯把法院援用的法令——作为1968年公民权利法案的附加条款而通过的——叫做“政府可以对没有明显犯法行为的人进行处分的惟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以这条法律为据遭到控告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在诉讼程序越来越胡闹的情况中早被人忘掉了。
孔斯特勒由于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口气不当而提议宣告审讯无效，这样他就在审讯的第一天为这次审讯定下了调子。这位律师说：“阁下让人听起来好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还从来没有人拿我同奥森?韦尔斯这位伟大的演员相比过，”法官说，“但是我拒绝接受你的提议。”
总共说来，被告律师前后提出了二十多次审讯无效的动议，而这次审讯所以如此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孔斯特勒、魏因格拉斯和他们的主雇为一方，同霍夫曼法官和州律师等为另一方之间的巨大分歧引起的。美联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西科恩写道：“这次审讯，表现了两代人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霍夫曼法官穿了一件坎肩；阿比?霍夫曼挂着博爱珠项圈，穿着麂皮衣裤，而在一次群起哄笑的审讯中，他和鲁宾两人又都穿上了法官的长袍出庭。鲁宾和霍夫曼都留着胡须。被告们和他们的几位律师都留着长发，对此，头发理得十分整洁的两位检察官托马斯?福伦和理查德?舒尔茨还特别挖苦地提到了这一点。
在艾伦?金斯伯格为被告方面作证时，有一次他表演了他于1968年如何用长达十秒钟的一声“啊—喔姆!”使反战的芝加哥示威者静下来的情况。孔斯特勒抗议法官不应发笑，法官阁下又对此否认。他说：“我只是不懂他叫的是什么语言。”金斯伯格解释说：“这是梵语。”法官说：“这是一种我不懂的语言。”记录说明法庭方面不懂的事很多，但是霍夫曼对于在他的法庭内应当遵守礼仪可是一点不含糊的。自从他于74年前在芝加哥一个卑贱的居民区出生以来，他已习惯于要到他面前来的人尊敬他，但现在这芝加哥八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没有给予他这种尊敬。在一次开庭前的预审中就出现了最初征兆，预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要求询问陪审团候选人对抗议示威、美国贫民窟和越南战争的看法如何。霍夫曼法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说他们甚至也不能询问未来的陪审团员对嬉皮士和易皮士有什么看法。被告方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要求是，推迟审讯，等到西尔的律师查尔斯?加里手术后康复再举行。这项要求霍夫曼也拒绝了，他接着拒绝西尔要求自己对法庭讲话的权利，但告诉西尔，他将允许孔斯特勒代表他讲话，这样一来，法庭上的一片混乱就开始了。
西尔说：“我只能认为这位法官是一个铁杆种族主义者。”矮个子的法官跳了起来。“你听到他说的话吗?”他难以置信地问一个办事员。这个黑豹党领导人当时和以后一而再地受到警告，扰乱审讯的行为将“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西尔回嘴说：“你能对我使出三百年来你们没有对黑人使用过的什么新招儿呢?”审讯进行到第八周时，法官对西尔的许多带火气的话进行反击：“注意，年轻人，你如果继续如此——”西尔回答：“注意，老头子，你如果一再剥夺我的宪法权利，你就将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霍夫曼说：“西尔先生，你是愿意住口呢，还是要我叫法警——”西尔说：“我要对此事进行争辩，好让你对事实有所了解。”
法官忍无可忍，他对法警说：“把这被告带到那边屋里去，按规矩教训他一番。”暂停片刻，重新开庭时，这位黑豹党人嘴被塞住，手铐连在一把金属折叠椅上被抬了进来。这样也没有能够使他不说话。他用脚镣撞击椅子，用听不太清的声音喊道：“这表示我抗议。”他被移到一只木椅子上，嘴被塞得更紧了。在再次开庭时，他不知怎么吐出了嘴里的东西，对法官大声骂道：“你这法西斯狗，你这臭婊子养的!”阿比?霍夫曼和鲁宾跳起来喊叫着，孔斯特勒向法官问道：“阁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停止这种中世纪的酷刑呢?这是对法律的一件肮脏的耻辱……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个美国律师感到极端羞愧。”霍夫曼法官一再说他认为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的雇主的错误举动都是他们两人造成的，这时他怒冲冲地打断了他说：“你才是该感到羞愧的。”下一个星期他命令去掉了塞在西尔嘴里的东西，而当西尔仍一再不断打岔时，他以藐视法庭罪被判了四年徒刑。这样一来，那些剩下来的便称做芝加哥七被告了。
他们也没有被驯服。戴维斯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指责法官睡着了——法官大人警告他，他的无礼态度“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阿比?霍夫曼以双手代脚倒走着进入法庭，同时把霍夫曼法官叫做“暴君”，“纳粹分子”，“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尖刻的交锋是在法庭和被告首席律师之间进行的。法官明确地指示孔斯特勒不要在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要求把戴利市长——他曾不顾司法部的疑虑，坚持要举行审讯——宣布为怀敌意的证人。这位律师还是照旧做了。而且他直截了当指着戴利，问他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否用下流的脏话骂了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弄得法官差一点没中风了。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开了自己的衬衫。法官说：“让记录记下来，这人在法庭上公然露出自己的身体。”孔斯特勒说：“阁下，我记得约翰逊总统曾在电视上把自己肚子上的伤痕露出来给全国人看过。”“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不再是总统的原因。”法官大人回答说。当这位律师笑了几声因而又受到训斥时，他说：“得啦，阁下，笑笑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我们忍不住要笑。”法官说：“噢，对啦，我看你是忍不住。”
到了审讯的后期，法庭对被告方面的敌对态度变得非常露骨。有两天，霍夫曼不让他们使用大厅里的厕所，他说监狱里的公共厕所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有一天他说，第二天开庭要提早半个小时。孔斯特勒问他为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明天要在9点半开庭。”那律师评论说：“这完全像小孩说话，‘因为，因为。’”法官说：“让记录记下，当着陪审团的面，孔斯特勒先生把我比做小孩儿。”这律师在法庭上感情非常激动，常常大笑大闹，或满面流泪。有时他紧紧拥抱别人，他还吻了魏因格拉斯和一位证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教士。每一次霍夫曼法官都尖刻地说：“记录下来，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个人。”后来审讯的结果表明，他要求把这些插曲都写进记录并非毫无意义的。
被告的证人包括皮特?西格、维廉?斯蒂伦、朱迪?柯林斯、诺曼?梅勒、朱利安?邦德、杰西?杰克逊教士、特里?萨瑟恩和金斯伯格这里有些人，如诺曼?梅勒、金斯伯格等都是美国颇有名气的作家。——译者，在检察官福伦的坚持下，金斯伯格朗读了他作的一些关于同性爱和手淫的诗，显然是由于福伦认为这样会触怒十位女陪审员。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辩论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暴力行动是由戴利和芝加哥的警察挑起的。
对“七被告”控诉的证据，大部分来自告密者，他们混在林肯公园和格兰特公园的反战游行示威中，把听到的一切都按字面加以理解。一个便衣女警察作证说，阿比?霍夫曼曾大喊：“我们需要很多武器。弄些石块、砖头、石头来。把砖头一块打成两块——这样比较容易隐藏，妇女们也能拿得动。”一个便衣警察说，被告们蓄意制造暴力事件以作为“革命的第一步”。一个芝加哥的官员告诉法庭，阿比曾对他说：“市政当局如果机灵的话，应该拿出10万块钱来资助我们这次节日。更好的办法是，给我10万块钱，我就离开本市。”这位官员把这一番话理解为企图敲诈。
经过了差不多五个月的作证和辩论之后，陪审团退庭；法官显然颇感快意地开始一个一个宣判藐视法庭罪。这件事共费了他两天时间，其中不少时间由被告方面的大喊大叫占去。当孔斯特勒听到他的主雇和他的合作律师被带走的时候——魏因格拉斯被判了两个月徒刑——他摇摇晃晃地在法庭里来回走着，最后无力地坐下，呜咽地说：“法官啊，我这一生就葬送在你的手下了。说我的问题吧。说我的问题吧。马上就判我罪吧，我实在不要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法官到最后才判他。他说：“从来还没有哪一位律师对我说过你在这次审讯中对我说的那些话。”他判了孔斯特勒4年零13天的监禁。
陪审团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阴谋罪，但宣判戴维斯、德林杰、海登、霍夫曼和鲁宾都犯了越过州境煽动暴乱的罪行。法官判决他们每人五年徒刑，每人罚款5000元，并要他们交付诉讼费用——额外的5万元。但是这些判决没有完全生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一所美国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表决结果承认有争议的反暴乱法——所谓的拉普?布朗法案——符合宪法，但仍然撤销了原判，理由是霍夫曼法官表现了“敌对性”行为，因为“从一开始的记录就明显看出”他对被告方面持“反对”态度。
芝加哥七被告案结果远远没有能够证明起诉有理，而它却成了对政府说来空前的一系列司法方面的灾难的先导。紧接在这个案件之后，便出现了哈里斯堡七被告、坎登十七被告、西雅图七被告、堪萨斯城四被告、埃文斯顿四被告、五角大楼泄密案，以及盖恩斯维尔八被告的审判。所有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从既成秩序的眼光来看都是异端分子，而这每一个案件中的被告最后又都由一个陪审团、一个法官或是一个上诉法院宣判无罪。对告密者的敌视和司法方面的偏见，是贯串各个案件的共同的两条线。此外，如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尽管一切证据都证明相反，人们一般都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而当政府把理由不足，并且常常是措词无力的案子送进法院时，人们就对它生气了。”
归罪于七被告的暴乱活动之所以发生的真正根源，是由于越南战争，它在1970年继续分裂和挫伤着整个国家。在这一年的开始阶段曾经有过情况好转的希望。头四个月西贡来的消息多少有一点令人鼓舞。艾布拉姆斯将军指挥下的美国部队避免同越共和北越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尼克松正在把美国驻军从54.3万人减到34万人，并且向全国保证到5月1日之前将再撤走另一批6万怨气兵。但是战事的结束看来仍旧遥遥无期。在巴黎，共产党人摈斥了尼克松的五点和平建议，并说：“我们的拒绝是坚决的、彻底的、绝对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拒绝了共产党人的一个方案，称它是：“新瓶装旧酒。”
美国阵亡人数在两年前芝加哥抗议示威期间还只2.5万人，这时已经超过4.4万大关。阻碍谈判突破的，是华盛顿公开宣布有20万美国军队还得多年留驻越南。在美国，在南越人中，在战斗部队里，厌战情绪已越来越明显。美国第四师的怨气兵除非走投无路的军官们进行威逼，拒绝投入战斗；另一个师的士兵辱骂尼克松，只要发现一位战地记者，他们就大喊大叫，用脏话咒骂尼克松；士兵们把要求和平的徽章和身份识别牌戴在一块儿；据估计美国军人中吸大麻叶的人数高达80%，而过量使用猛烈毒品致死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使这一切显得更糟的是美国军方最高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无能。美国伞兵对离河内23英里的山西地方一所战俘营——据信有70～100个美国空军飞行员关押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袭击。这次袭击本来应该是成功的，但是情报工做出了毛病——所有的战俘都先被撤走了。在这同一个星期里，美国空军飞机对北越进行了24小时的猛烈轰炸。五角大楼起先说这些出击是一项“防护性反应”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保护没有武装的美国飞机。后来却又改口承认是对一些供应基地进行攻击。实际上，大吃一惊的全国人民后来得知，轰炸员的轰炸目标，是包括医院在内的。
白宫宣称，抛弃西贡政府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据说共产党人有一份三百万越南人的名单，要用“血浴”加以“处理”。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份名单，是大可怀疑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准备抛弃阮文绍将军的政权了。南越人对他们的美国盟友似乎也并不欣赏，甚至怀有敌意。西贡的闹事者烧掉了一具尼克松的模拟像，高喊“打倒美国人”，并指责美国在拖延战争。一个不祥之兆是，一些佛教徒像在吴庭艳被推翻之前一些和尚所做的那样，使用煤油和火柴进行自焚。一位南越政治家的儿子戴维?张，在美国巡回演说，他告诉听众，美国怨气兵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南越兵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互相憎恨。
与此同时，美国人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亚洲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说法，已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戴维的父亲与阮文绍作对而被捕入狱，成了南越政府的八万多名政治犯之一。战场上的美国人报道了私刑法庭对政府的批评者所用的酷刑和所定的罪名；尽管西贡最高法院宣判这些私刑法庭违反宪法，它们仍然继续开庭。而且阮文绍对美国财富的要求似乎永无止境。在华盛顿对西贡慷慨的支持几达十年之后，他仍不断地说他需要更多的美国装备，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他的军队，还需要更多更多的钱。他说如果他不能够得到这一切，一切后果他将全不能负责。
这一年美国人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莫过于再在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南越政府偏偏让这件事发生了。实际上美国空军对柬埔寨东部的共产党基地进行轰炸已经一年多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此事。根据白宫来的命令，B-52型飞机对那里的丛林庇护所进行了3630次轰炸。参谋长联席会议很久以前就想把陆军派进去。尼克松却感到犹豫，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会抗议对他的国家的中立地位的破坏。借助于搞两本账和严格保密，B-52飞机出击的消息完全可加以封锁。如果美国部队一旦跨过了边界，保密可就难了。
可是3月18日这一天，柬埔寨的局势由于发生了一次政变而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西哈努克意识到他的政府受到威胁，这时正在苏联要求苏联协助他设法使4万名越共和北越军队撤出他的国家，而柬埔寨朗诺将军就在此时接管了政权。朗诺是一个右派，他决不会谴责美国和南越联合进军去赶走进入柬埔寨的共产党的。政变之后六个星期，尼克松在电视上向美国人说，这一行动已经在进行中了。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破坏西贡西北面“鹦鹉嘴”上的越南的神经中枢、兵营基地和地下兵工厂。“五年以来，”总统说，“美国和南越都没有对这些庇护所进行攻击，因为我们不愿意侵犯一个中立国家的领土。”他没有提到，到那时为止，对柬埔寨已经私下里进行了14个月之久的轰炸。
入侵柬埔寨的军事价值是有争议的。当入侵仍在进行中时，尼克松把它叫做“一项巨大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五角大楼声称越共将需要六个月至九个月的时间恢复这次所伤的元气，有人就此事问阮文绍，他却说：“我说他们永远也无法恢复了。柬埔寨从1964～1969年一直是第二个北越，是一片巨大的后方。”西贡的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宣称这次共缴获1500万发枪弹、7250万吨食物和2.5万支枪；敌方士兵死亡11285人，被俘2156人。同盟军方面死伤人数是，1138人死亡，4911人受伤。
但是现在柬埔寨被拖入了战争。原来潜伏在鹦鹉嘴的共产党军队对这次进攻做出反应，向西追赶朗诺的军队，占领了半个柬埔寨，威胁着首都金边，并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新的安全供应路线。这样一来，华盛顿是和另外一个比阮文绍政权更无防御能力的政权纠缠在一起了。这次征伐中柬埔寨的一些目标所以没有实现，完全是由于这些目标的不现实。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里写道：“美国官员们谈论着为南越占领敌方指挥司令部的计划，仿佛在那丛林中也存在着一个反面的五角大楼，其中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大小将军、绿呢台面会议桌等一应俱全。”这样的一个指挥所没有找到，因为，当然，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指挥所。
对柬埔寨进行的冒险行动造成的最大损害，是对美国国内的影响。公众反对这次新的卷入的抗议声是如此强烈，以致参议院最后吵嚷着只有国会才有宣战权，通过一项议案，要美国部队在7月之前撤出柬埔寨，并在同时停止对那里的空中支援。大学校园里反应之强烈，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抗议行动。到了5月底，共有415所大专院校停过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学生总罢课，并且完全是自发的。到学期终了还有286所学校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而43个州的另外129所学校虽然宣称复课了，但有很多教室都空无一人。
5月9日至10日的周末，有十万多学生直捣华盛顿。白宫变成了一个武装兵营，前面是由市区公共汽车一辆挨一辆并排起来的屏障。总统最初的反应是傲慢的，在和五角大楼一些部长们的闲谈中，他把抗议者叫做“游民”。后来他决定摆出和解的姿态。那个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带了他的贴身仆从和一批秘密特工人员来到林肯纪念堂，要想同睡在那里的学生们谈话。“我对此事的感觉同你们一样深切。”他对他们说。为了能谈到一块儿，他大谈美国的足球活动，并问其中一个学生(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他是否喜爱冲浪运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小组写道：“两个美国会晤了，但马上便在一种互不理解的状态中彼此越离越远了。”
使总统同样迷惑不解的，是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给他写的一封信。希克尔曾经是一位保守的企业家，但他又是一位有六个儿子的父亲。他抗议政府在疏远青年。他对副总统阿格纽对青年的攻击特别感到愤怒。尼克松的公开反应是表示安抚，他向这位部长保证政府官员将不再用那种激烈口气讲话。但是希克尔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的信在到达椭圆形办公室之前，已由各报发表了。感恩节的前夕，尼克松把他叫到了白宫，以缺乏“相互信任”的理由将他撤职。几个小时之内，霍尔德曼的一位助手，带着一份应予清洗的人的名单来到内政部。六位高级官员被告知：“我们要你们辞职，我们要你们在5点钟之前离开这座大楼。”
如果这样算是粗暴，有些校园里的行动却更为粗暴。一个革命者的炸弹把威斯康星大学的陆军数学研究中心的边墙炸开了，炸死了一位物理学家，炸伤了四人，造成了600万元的损失1973年11月，27岁的卡尔顿?刘易斯?阿姆斯特朗被宣判为这次爆炸案的罪犯，判徒刑23年。他的辩护律师是威廉?孔斯特勒……在学生主要是黑人的密西西比州立杰克逊大学里，学生同警察在一座宿舍楼前进行对抗，最后警察人员开火，使用大量铅弹枪、机关枪、步枪和穿甲枪，造成打死两个学生、伤九人的悲惨结果。由前宾夕法尼亚州长威廉?斯克兰顿负责的一个总统委员会，把这28秒钟的连续射击叫做“一次超出常情的、无理的过火反应”，但是当地的一个大陪审团却责备学生，声称“有人要去……参加社会骚扰和暴乱活动，当执法官员奉命前来恢复秩序时，他们就应该准备受伤或被打死”。
在多事的那一年，美国人中也不仅密西西比人认为学生活该受到攻击，而且受害的也并非仅是黑人。这年5月，扛着旗的曼哈顿硬帽建筑工人直接冲进一群反战示威游行者中，成了极得人心的事；白宫对他们加以表扬，也被认为是一种漂亮的策略行动。对青年的敌视具有很深的根源。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年轻的亚文化群的几乎各个方面都看不惯：他们那长头发、印染的工装裤、喧噪的音乐，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姿态，以及那些摇滚舞集会的名称本身，什么“奶油”、“石头”、“惊恐万状铁路”等等。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烈性毒品。大学生(十几岁的青少年也盲目地模仿他们)张贴出渗开的彩色和变形的图像的使人憎厌的幻境画；他们若无其事地谈说麻醉剂如何使他们超脱、受到激发、感到谐调、上劲、过瘾、心惊、思想异常和忧郁；他们以举办摇滚舞音乐会的名义使刚成年的青少年离开他们的父母，这种集会表面上是跳舞，有时实际完全是进行罪恶活动。
伍德斯托克成了摇滚舞狂欢会的最高水准。据《滚石》周刊助理编辑约翰?莫思兰报道，预告下一年度要举行的48个主要大型音乐节，只有18个举办了。“主要的原因，”莫思兰说，“是政治性的。每当宣布要在某地举办一次音乐节的第二天，该地的市参议会和警察局就设法搞出个什么紧急法令，使举行大会成为不可能。”行政当局所以采取这种步骤是得到居民的赞许的——常常由于他们的恳求；有些地方的居民对于这一亚文化群的表现听到和见到的已经够多了，他们肯定不希望这种庆祝会在自己的后院内举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是因为听到了关于1970年臭名昭著的摇滚舞音乐会——康涅狄格州米德尔菲尔德市粉末岭音乐节——的一些情况。
实际上，粉末岭音乐会远非一次盛会，它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发起者签约邀请了25个乐队来参加在这个300英亩的滑雪地区的表演。但开幕日之前四天，一个市民委员会说服了一位法官，说他们这小小的居民点没有必要忍受那喧闹声、大麻烟卷、裸着身子的青少年，以及越共的旗子。法官颁发了禁令。这样乐队演员是给打发走了，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前来参加的听众；这次集会的广告远至洛杉矶的许多地下报刊都登了出来，大批人群已经在旅途上，到8月第一个周末的星期五，便已有3.5万人到达。没有表演会等待他们，也没有饮食，没有足够的卫生设备。粉末岭成了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而这灾难也终于发生了。
天热得使人发昏，青少年们搭好了他们颜色丰富的帐篷之后，都把衣服脱光了。他们第一天在滑雪的休息棚屋附近的一个小池塘里裸着身子游泳，但是有太多的人在里面大小便，以至于到了星期日，这个池塘被宣布为有害健康区。自愿前来服务的长着胡须的秃顶的威廉?阿布鲁齐医生，对环境卫生十分关心，但这还不是他最担心的事；他最关心的事是麻醉剂。毒品贩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兜售大麻烟卷、可卡因、海洛因(“只要花一块五毛就可以享受不可思议的魔力”)、巴比土酸盐、“来得快”、LSD幻觉剂(“谁要买?先讲货色，后扬牌子”)。州警逮捕了70个离开人群的毒品贩子，其中有一个人口袋里装着1.3万元，但是他们大多数还是逃掉了。因小贩要价甚高，自己买不起的少年可以免费喝大桶里装的“电水”，那里面什么都有，任何人走过这里总有人求他把不论什么毒品扔些在里面。阿布鲁齐把他诊治的上千的服麻醉剂发生的事故都归咎于这种混账杂烩，这种服毒品人数比伍德斯托克还多，而那里参加的总人数却是这里的十倍以上。每一个米德尔菲德的居民都能讲出一些服麻醉剂的年轻人胡闹的故事。
显然，粉末岭同反战的抗议运动是毫不相干的，但是批评此事的人却认为，青年亚文化群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使人想到它的另一些方面。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后不久，大学强烈反应中最令人难忘的强烈象征，是州立肯特大学惨案，而这事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表示抗议。从各方面来看，那里的骚乱的最初几个阶段，不管怎样都是会发生的。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不一样，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一向没有闹事的传统。足球赛在肯特大学仍然是大事；每当获得一次球赛胜利时，学生们会在校内广场上鸣胜利之钟。学校有同学舞会，市镇上有闲聊喝啤酒的小酒店。说实在的，那个闷热的星期五夜晚的动乱就是由一场狂饮啤酒的活动发端的。
学生从一家酒吧间涌了出来，他们要在街道上跳舞。一个发怒的驾驶汽车的人开大油门，似乎是要向他们冲去。几个喝醉了的学生爬上汽车，打碎了汽车的玻璃，放火烧了一些垃圾桶，并且敲碎了一些商店橱窗玻璃。肯特的警察根据勒鲁瓦?萨特朗市长的命令，把闹事的学生从小酒馆里赶了出来。在把学生向校园赶去时，他们用催泪弹轰走一群死硬分子。第二天，州立肯特大学少数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得到校方同意晚上举行一次群众会。在注册入学的将近两万名学生中，约有八百名来参加了大会。他们对教职员和校警喊着：“一二三四，我们不要你们那个屌战争!”群众把大会转变成为一场示威。他们的行动失去了控制，冲散了一个舞会，又把点着的铁路照明用火把从窗口投进广场对面单层的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房屋。消防队来到现场时，示威学生用石块砸他们，又用大砍刀把水龙软管剁断。那房屋竟被完全烧光。
萨特朗市长没有通知学校当局，就向国民警卫队求救。詹姆斯?罗兹州长立即派出了一支配备M-1型步枪、科尔特左轮手枪和催泪弹的500人的队伍。学生用汽油喷到树上燃起大火来阻止他们，但是到星期日午夜，火灭了，一切都似乎被控制住了。这时，罗兹州长来到了校园。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于星期二将要对参议员候选人进行初选，而罗兹是候选人之一。他可能得到的票显然大大落后——最后他仍失败了——但他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企图扭转局势。肯特大学的形势看来可以利用一下。他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关于学生他说：“我们将采用执行法律的一切手段把他们从肯特大学赶出去……他们比褐衫党、共产党、夜间骑士和自卫团褐衫党指德国纳粹党；夜间骑士(见前)和自卫团为美国民间反动组织。——译者都更坏。他们是我们在美国包庇的最坏的一类人。”
为罗兹州长说一句公道话，应当指出国民警卫队听到的恣意攻击学生的话也并非仅仅来自罗兹。司法部长米切尔攻击校园里的好斗分子，把他们叫做匪帮；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也是如此，阿格纽的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是：“年轻的一代中的闹事者只是一伙流氓，他们不配享有美国青年的称号。”萨特朗市长在肯特大学发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讲话，而国民警卫队的罗伯特?坎特伯里准将则简直就是有意煽动暴乱。既然种下恶根，他们在星期一中午就不免难逃恶果。这一天已恢复上课，校园里起初看来似乎是很平静。有几个学生于正午时敲打胜利之钟，大约一千名学生聚集到校内广场上举行和平示威，另外有大约两千人在旁观看。这时来了两辆吉普车，车里的国民警卫队员用扩音器喊叫：“撤出广场区。你们无权集会。”学生们做出侮辱性的手势，向他们扔石头，并大声叫喊：“猪滚出校园去!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坎特伯里准将对记者说：“得让这些学生认识认识法律和秩序是怎么回事。”国民警卫队的西尔威斯特?德尔科尔索少将在他的部队的众目睽睽之下，捡起了几块石头，向学生们砸去。
这时大约是12点15分。国民警卫队的两个战斗班对密集的学生放催泪弹，有几个学生把催泪弹扔了回去，但都达不到目标。另外一部分学生开始逃跑，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在两座楼之间追赶他们。这些国民警卫队员忽然发现他们在这里已被包围了，前面有一排栅栏挡住，两边全是向他们扔石块的学生。他们的处境其实并不真是很严重；石块砸不到他们，许多旁观者还在哈哈大笑。这时候警卫队的催泪弹用完了，他们开始向一个小山坡上撤退，不安地回头望着。这情况是很可怕的。国民警卫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上周周末他们就曾用刺刀刺了三个学生——他们的M-1型步枪里都装着实弹。据以宾夕法尼亚前州长威廉?斯克兰顿为首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后来所说：“警卫队只差用拇指拨一下保险栓和用食指扳一下扳机了。”
后来有人提出，有一批警卫队员有心要对触犯他们的人开火。一些照片显示，有十来个警卫队员挤在一起，形成证人所说的“一团”。另有一件奇怪的证据，是当场录音的一份录音带。从上面可以听出在那可悲的13秒钟的乱射之前，曾有一声单响。这一枪是特伦斯?诺曼放的，可能是一个讯号，也可能是出于惊恐。诺曼是一个挂名的“自由摄影师”，实际上是受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告密者(此外他还很可能是受雇于该大学，该大学也拥有秘密特工人员)。诺曼携带着一把手枪，有些旁观者说看到他拔出手枪并放了一枪，时间不是在关键时刻之前，就是在那关键时刻之后。可以肯定的情况是，警卫队于下午12点24分到达小山坡顶上时便跪下来用枪瞄准学生——学生离开他们好几百英尺，不可能有办法伤害他们——好像是接到命令开枪的(同警卫队在一起的坎特伯里准将却正把头转向另一面)。射击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一个姑娘在这寂静中尖声叫出：“我的上帝啊，他们要打死我们!”
13个学生被枪打中，其中四个——没有一个是好斗分子，而有一个还是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被打死。一股鲜血从一个青年的头部涌出，浸透了他携带的课本；另一个男青年用一块布堵着一个朋友的肚子，徒劳无益地设法堵住流血。警卫队没有做任何事来帮助被他们打伤的人。
事件以后，警卫队里没有一个人为这场杀人事件而被检举。虽然司法部长米切尔宣称美国教育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悲痛的一个学期”，他说：“社会骚乱的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大学校园里的枪声。”虽然由三百名联邦调查局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警卫队当时并无任何被伤害的危险，事后警卫队只是共同策划把事件归罪于一群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性的暴徒，司法部却公然拒绝组成联邦大陪审团。就这样一直拖了很久，直到1974年3月才发出了八份起诉书。
当时，俄亥俄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宣布警卫队无罪，反而对另外25个人起诉，其中包括学生会的主席。最后虽然没有一个人被宣判有罪，但是造成一种广泛的看法，认为这些受害者罪有应得。由于尼克松总统暗示，暴力的抗议结果引起了暴力，因而更加强了这种看法；这次事件，他说：“应当再一次提醒我们，当不满发展成为暴力时，就会引起悲剧。”斯克兰顿委员会说：“警卫队开的61枪肯定不能说是有道理的。”阿格纽副总统把他们的报告称之为“纵容的精神食粮”，又说事件发生的责任在于“大学行政大楼台阶上和教师休息室门前”的学生。任何其他的解释，他说，将是“最不负责任地拿别人来做替罪羊”。
因尼克松宣布对柬埔寨的军事冒险而引起的校园骚动，是接连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主要环节，这些事件终于在两年之后，产生了对华盛顿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楼进行窃听的问题。第一个环节是刊载于1969年5月19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由威廉?比彻署名的报道，他是该报负责国防部的采访记者。这篇报道是这样开始的：“根据尼克松政府方面的消息，美国B-52型轰炸机近几个星期以来，首次轰炸了设在柬埔寨的越共和北越的供应库，但是柬埔寨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尼克松很惊慌。他感到他最担忧的东部权势集团报刊的不负责任的行径现已得到证实了，而当《纽约时报》刊载出在同俄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方进行准备的技术细节时，他感到他的担忧再度得到了证实。按照宪法，对比彻和他代表的报纸，他不能有多少办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设法从他自己的政府中清查出是谁把这保密资料透露给新闻界的。他同基辛格进行磋商，基辛格草拟了一个13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五名助手，因为他们也知道秘密轰炸柬埔寨的内幕。遵照总统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电话进行窃听；四个发表了泄密材料的新闻记者的电话也给安上了窃听设备，这四人是：比彻、《纽约时报》派驻国务院的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这是白宫首次进入可疑活动的半明不暗地区，但结果毫无所得，比彻的消息来源始终没有被发现。
总统对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和里查德?赫尔姆斯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效率开始有怀疑。在1970年5月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后，他的怀疑更加深了。尼克松坚信大学风潮是外国煽动者策划的，很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和东欧人。他要中央情报局把他们查出来。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该局报告说，所有的煽动者都是美国本国人。总统把同样的任务交给联邦调查局，该局所得结果仍完全相同。椭圆形办公室仍然不满，于是命令增加更多的电话窃听装置，并且采取新招儿，闯入可疑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这些活动由一个新的国内安全小组来指挥，这小组包括全国最高级的情报人员：胡佛、赫尔姆斯、国防情报署和国家安全局的两位领导人。他们的行动命令要由29岁的印第安纳州律师、总统演说撰稿人汤姆?查尔斯?休斯敦来草拟。
四位情报单位的领导人于1970年6月5日在总统办公室里集会，同总统一起照了相。总统告诉他们，他要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由胡佛担任主席。他们得在8月1日开始行动。这期间，休斯敦当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草拟行动计划。在他们两人开头的一次会晤中，胡佛向休斯敦解释客观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情况，企图使这位年轻律师别那么热心于非法的计谋。休斯敦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们谈的不是已死亡的过去，而是活生生的现在。”除了电子侦察和秘密入户搜查之外，他的计划还包括要拆查信件、在各校园里吸收更多的人充当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要求中央情报局对居住国外的学生和其他美国人进行侦察。
作为一个律师，这个印第安纳人完全知道，入户搜查以及他称之为“邮件采访”等行为都是严重罪行，但他不管怎样还是要照样干。他曾写道：“这些技术的使用显然是非法的，等于是盗窃行为。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冒险的，如果被揭露出来，将会弄得非常难堪。不过，这也是最有成效的办法，这样就能够获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获得的情报。”他辩论说，这样它带来的好处的价值，“便超过了所冒的风险”。胡佛对此不同意。在休斯敦的报告上，这位局长批注说，他不愿意担任小组的主席，甚至也不愿充当小组的成员。休斯敦感到难堪。他于7月初给霍尔德曼送去一份备忘录，对联邦调查局长的批注加以评论说：“他的反对意见一般是前后矛盾和毫无意义的——大多不过是表示担心事情被公众知道后使情报界(也就是胡佛)感到难堪。”尼克松于7月23日在这个年轻律师起草的一份“决策备忘录”上签字，批准了他的计划，但是胡佛看到以后，向米切尔提出抗议，米切尔于是同总统进行了讨论，总统就把整个这件事搁置下来。休斯敦十分不满，于这年秋季辞职回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操律师业。他的情报工作任务委派给了白宫的一位新手，总统顾问约翰?韦斯利?迪安三世。
下一年春季，《纽约时报》开始刊载新泄露的五角大楼的消息，尼克松断定他的政府已守不住秘密，决定采取措施，并决定越过胡佛。于是，总统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小组的任务——照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在有关安全的泄密问题上堵塞漏洞和对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敏感事件进行调查”。
日后将使总统布置的潜入窃听事件成为本世纪以来美国最大的一件丑闻的一批人，原来还互不相识，这时已开始脱离政府的工作，可以接受新的任务了。霍华德?亨特由于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不同意任命他担任那里的副站长，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官运已在走下坡路，到州立肯特大学惨案发生的时候，他已经辞职了。四个月之后，小詹姆斯?麦科德辞掉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职务，而在这之后八个月，财政部辞退了戈登?利迪，理由是他在全国步枪协会一次大会上未经批准发表了一篇赞扬私人拥有枪支的演说。
来自基辛格班子的一位32岁的律师戴维?扬，在总统办公大楼地下室16号房间成立了特别调查组总部。《纽约时报》刊载了一段简明新闻，报道扬同他的一位同事小埃吉尔?克罗在从事泄密的堵漏工作。扬的一位亲戚看了报纸后对他说：“你为白宫搞堵漏工作，你祖父在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他就是一个专门堵漏的管子工。”戴维于是在他的新办公室门上钉了一块牌子：“扬先生——管子工。”
共和党领导1970年进行的中期选举是在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竞选运动的总顾问默里?乔蒂纳定下的原则进行的。这个原则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人投票只是为了反对某个候选人，而不是拥护哪个候选人。有心追求总统职位的人，按照乔蒂纳的教导，对自己的竞选纲领满可以不必认真考虑，而对他的竞选对手的经历、观点、作风和私生活中的最见不得人的方面，要尽量予以猛烈抨击。如果他找不出对手有什么事情，那就捏造一些。对总统持批评态度的人在谈到“那个老兄尼克松”时，就是指的这种策略。这年秋季，共和党的策略是要把所有党提名的竞选人，都变成“那个老兄尼克松”。这将是第一次花费1亿美元竞选费的国会选举，而共和党主要的急先锋将由总统顾问布赖斯?哈洛称之为“充满了电的阿格纽”的副总统来担任。
的确共和党需要拥有某种推动力才行。上一年1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赞成尼克松的人数达到68%，但是自从那时以来，由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柬埔寨问题、卡利案件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赞成他的人数已不断下降。年初时候，尼克松就告诉共和党的领导人，如果失业率达到5.5%，那他们在11月的选举中就将失败。失业率后来上升到5.8%，年底之前达到了6%。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得不错，3月里签订了禁止核扩散条约，然而，这些成就和政府关于岁入的分享计划，都没有在选民中引起多大兴趣。政府的福利改革计划也缺乏吸引力。尼克松保证要保留学童就近上学不开汽车接送，在南部深受欢迎，但是却激怒了北部的黑人，而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黑人选票已越来越举足轻重了。到11月，美国将有13位黑人国会议员、81位黑人市长和镇长、198位黑人州议员和1567位黑人地方政府官员。
白宫认为让副总统按照乔蒂纳教导进行竞选可再适合不过了。他刚到华盛顿的头一年，在讲坛上特别活跃，一共发表了77次重要演讲，他的听众人数很多而且对他的讲话表示欣赏。1970年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在最受人敬重的美国人中他被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总统和比利?格雷厄姆。固然，明尼苏达大学11位教师曾向他呼吁，不要“把温和主义者赶到极端主义者一边去”。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曾经把他叫做“制造分裂的有害影响”，共和党的弗朗西斯?萨金特州长曾公开宣布他为马萨诸塞州所不欢迎的人。但是大学教授和麦戈文都已被认为是政府的天然仇敌，而居民中有三十万大学生的萨金特的那个州，一向被看成是联邦中最自由主义的一个州。不论怎样，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停止互相大声对骂”，政府成员中很早就有人不理会这呼吁，其中就有阿格纽。(“我打算在一片喧闹声中让人听到我的讲话，”这位副总统曾说，“即使我必须提高嗓门也行。”)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对阿格纽式的装腔作势，有意哗众取宠的腔调却大为欣赏：
有些报纸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来。
要求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意见，等于要求“波士顿掐脖子暗杀犯”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说表示异议就会使美国人民两极分化，那我说，现在正该是来一个积极的两极分化的时刻了。
暴力行动得逞，就会滋长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动，最终将产生极残酷的对抗。
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在于一种矫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复杂的思想状况——认为我们的社会准则是虚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认为爱国、诚实、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点什么问题。
阿格纽于1970年秋季到32个州去游历演说，行程共3.2万英里。他于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号召选民们把民主党人作为“激进的自由派”加以抵制，从而为自己的竞选运动定下调子。后来，他把“激进的自由派”一词压缩成为“激自派”，并解释说他所指的这种政治家可以肯定“几乎每次投票都会违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议制社会的利益、都会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对自己本党内跃跃欲试的人并不都表赞同——“我不得不把争取获选的一位共和党人归入上述的一类，那就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古德尔”；对反对党提名的人则一概加以谴责：“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一批纵容一切的候选人，他们倾向于迁就混乱局面，讨好不法分子。”他那满篇长字的无聊议论，还由总统的两位演说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润色。依靠这两位的生花妙笔，他把参院的鸽派斥为“搞叛卖的议员”和“被娇惯的奇才”。民主党提名的全部候选人被统统称之为“否定一切的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卑怯的骑墙派”、“动摇的代理人”、“遁世的左派”和迎合“以知识分子相标榜的愚蠢时尚”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历史多疑病患者”。说到他那浮夸的词句，他说自己喜爱用隐喻和押头韵，“但是我并不需要什么花招来使我的话为人所理解。我只是简单说明美国当前的问题是什么事”。
总统同他是一致的，在历时23天、先后到过22个州的17240英里的巡回竞选演说中，唱的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调子。每次演说，他都采取攻势。同阿格纽一样，总统不为自己的政绩辩护，不谈任何目标，不提出任何理想，那都是违背乔蒂纳规定的原则的。他只是一味攻击学生、麻醉毒品、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暴乱者、逃避兵役的人、烧国旗者、搞同性关系者、罪犯、男女乱交和淫书淫画等，而把所有这些，都同民主党人联系在一起。投票的前夕，共和党把总统最刺耳的演说之一在电视上重播出来而使情况达到了高xdx潮。前一个星期四晚上，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示威者曾用鸡蛋和石块打他的轿车，企图砸碎窗玻璃，还敲打汽车车门。“你不能不看到他们的面容，”当时跟随他的一个助手后来说，“看到他们脸上的仇恨——他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了。”《时代》杂志特别提到这次事件受到了“一切负责和半负责方面人士的谴责”。然而事过之后，总统在菲尼克斯的讲话中，似乎把这个事件归罪于所有批评他的人。他发誓，“任何一伙暴力恶棍都不能阻止我出去同美国人民谈话”——言外之意是，民主党人正设法要阻止他——而关于持异议者，他说：“他们不是什么浪漫派的革命者。他们同样是一些一向为害善良人民的恶棍和土匪。”他最后说：“我们的处理方法，新的处理方法是，要求制定新的强硬的法律，使和平势力能有新的力量以对付美国的罪恶势力。”
选举前夕重播的这篇演说的质量，同演说的基本思想一样，是杂乱粗糙的，有时简直是语无伦次。这次重播历时15分钟。接着的一刻钟由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自己付费使用，他的讲话是为另一党所作答辩。马斯基态度平静，说话极有分寸——也具有毁灭性力量。谈到尼克松和阿格纽恶意诽谤民主党，指责该党不忠于国家，他说：“这是撒谎，美国人民也知道这是撒谎……竞选政纲只有两种……恐惧性的政纲和表示信任的政纲。一种政纲说：你们已被种种可怕的危险包围着……另一种说：世界是一个令人困惑和变化莫测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来对它加以塑造……因此，明天你们投民主党的票，就是为表示信任而投票……表示信任你们的同胞……尤其是表示对你们自己的信任。”
马斯基指出，人人都是相信法律和秩序的；民主党对政府提出的控制犯罪的议案在表决时完全赞成。但是，关于种族间的紧张关系、环境污染和经济问题怎么样?关于全国的团结又怎样呢?他说：“有些人设法利用我们共同的不幸，来为党派利益服务，但他们不是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是靠使用空洞的恫吓和恶意的造谣中伤。”他号召选民们拒绝支持他们。
选民们真这样做了。民主党人在众议院里增加了12个席位，把他们与共和党的差数扩大到253对180。共和党失去了11个州长职位。他们原来在州政权方面是以32对18领先；现在削减到29比21。和1968年相比，民主党候选人的平均票数增加了3%。共和党于选举运动初期，原希望多赢得参议院8个席位，以便重新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那时看起来，这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里拿不准的席位两倍于此数。等情况澄清以后，大家看到共和党不过只得到其中两席，有一席有无价值还十分可疑；在康涅狄格州，一位保守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多德被一位开明的共和党人小洛厄尔?韦克取代了。
为了给选举的结果尽可能的涂脂抹粉，尼克松声称获得了“思想上的胜利”，他指出艾伯特?戈尔在田纳西州、约瑟夫?泰丁斯在马里兰州和查尔斯?古德尔在纽约州的失败；在纽约州，保守党候选人詹姆斯?巴克利已经以仅仅39%的选票，获得了一次具有三重意义的胜利。但是所有这些由于艾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诺伊州和约翰?滕尼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胜利，以及政府大力支持的乔治?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失败全部抵消了。最使白宫感到沮丧的，是已出现对1972年大选不利的恶兆。除在田纳西州外，著名的共和党的南部策略结果一无所成。在南部以外共和党也失去了一些关键性的州议院。尼克松—阿格纽的特殊努力在新泽西州、威斯康星州、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都遭到失败，在对下一届总统竞选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几个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执安州——也都搞得很糟。
开明的共和党里彭协会的主席，把这次结果总结为共和党“自196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表演”，而且对于尼克松所作的解释，他说：“尼克松愈是声明说他现在拥有了一个起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多数，他就愈不可能在1972年拿国会做替罪羊了。”选举之后，共和党的州长们在爱达荷州太阳谷集会时常说的一个笑话是，他们其实是应当在死谷集会的。两年之前曾经使总统获得大量超额票数的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说，连他在该州的处境也很不妙了。新墨西哥州长警告他的共和党同志，共和党“在选举中之所以失败了，是因为它的策略完全是消极的。”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写道：“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的威望，于1970年秋季……降低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后来还继续下降了。这年冬季，盖洛普民意测验说明美国人赞成总统的比例，从56%降到51%，又降到50%，又降到49%。在哈里斯民意测验中，马斯基赶过尼克松，领先了3%；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差数扩大到5%，继而又扩大到8%——47%比39%。《新闻周刊》提出了尼克松可能只能做一任总统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尼克松同他的一些主要顾问们聚集到比斯坎岛来进行一次事后检查——其中一位反映出主人对体育运动行话的爱好，把这次聚会叫做“对比赛计划的审查”。感到特别忧虑的米切尔说，总统的行径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竞选县执法官”。大家都同意两年之后，决不能再重复这次的表演。从现在起，尼克松必须显得是超然于党派斗争之上，作为总统进行他的工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新主席将由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担任，他是共和党的一位铁杆干将。
但这还不是这次聚会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如一位参加会议的人事后所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处于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中，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委员会里的那批小心翼翼的老油子们去干。”稍后，另一位又说：“所作的决定是把党派政治从他妈的白宫里清扫出来弄到街对面去搞”——街对面就是离白宫150码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的一座钢铁和玻璃结构的高楼。在那里，独立的“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于1971年3月在这座高楼的二层楼上开设了备有全新家具、时髦室内装饰和深橙色丝绒地毯的办事处。在约翰?米切尔辞掉司法部长来接管这个办事处之前，它一直由霍尔德曼的亲信杰布?斯图尔德?马格鲁德负责。马格鲁德的保卫科长将是小詹姆斯?麦科德。他的顾问是戈登?利迪。这个委员会后来所有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叫它“克里普”原文CREEP，本为“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的英文名称的缩写。但creep本身作为一词又有“爬行”或“令人厌恶的人”等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