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本书作者描述了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那个愁云凄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
“我早就认识他了。那天他和平时一样，显得有点神经质——走来走去，到处给人打电话……我在谈话中提到某人，他就会一把抓起听筒，打电话找他。他向我征询关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包括减税问题。我对他说，他得先说清楚他自己的预算打算怎么定。我们也讨论了外交事务。就我当时理解，林登?约翰逊惟一的意图只是要弄清楚当前情况和如何贯彻政策。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或与过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等问题。关于对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确不如他对国内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总统夫人说，“干起工作来好像不会再有明天了似的。”约翰逊自己却用他最喜欢的《圣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领导哲学，那段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认，他这样做时往往喜欢“摩拳擦掌”，事实上，他劝别人同意他所谓的“一致意见”时，并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吓或恳请；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别人的意见，他也不是干不出来的。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的手腕、权术，是国会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侧目。身为总统，有一个问题是他始终不知他这种擅权专断的名声是不利于他的白宫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说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权术著称的政治家，后被用作权术家的代称。——译者”。公众可以拥护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终目的，但对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无法赞同。民意调查者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打算投票选举约翰逊的许多美国人也都不免对他有所怀疑。他们感觉到，他是个擅权专断的人，得随时提防他；他是个熟练的政客，无疑有时候很有用处，但却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抗辩说，这样说是不公道的。虽然这一点的确也有道理，但这种怀疑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直到1966年初，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深度这个问题上，他蓄意不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又如，当他执政期间，他三位最亲密的同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卷入某种丑闻中去，对这一类事情，人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但约翰逊本人却没有干过什么不名誉的事，或卑鄙的勾当。在第一年总统任期内，有时候你仿佛在哪里都能见到他。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以显示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通过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向议员游说，同美洲六个盟国的首脑(他对一个记者所说的“我的总理们”)会谈，解决美国同柬埔寨的纠纷(即使只是暂时解决)，提出可以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如果俄国人同意销毁同样数目的图-16，安排美苏同时削减对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时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讲演中，描绘了未来的“伟大的社会”等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都有点声势浩大的劲头。有一次他刚在国会两院联席会上致辞过后，一位参议员向他祝贺。约翰逊说：“对，大家鼓了80次掌。”这位参议员去核对记录，证实总统完全没有说错；显然他一面讲演，一面记着会场上鼓掌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里，各并排放着三台电视机，以便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盘共有42颗按钮；他可以让42个打来电话的人拿着话筒，等他逐个同他们谈话，或他同时跟大家交谈。有一次他签署三件议案，共用了169枝笔，这是创纪录的。他喜欢开快车。他曾在得克萨斯带着四名女记者以每小时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开着车，一面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计，吓得喘不出气，总统却一把摘下头上的牛仔帽来把仪表盘盖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号召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他有一次参加会谈，企图用压服的办法解决铁路罢工问题，有人问一个工会领袖当时的经过情况，他说：“林登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里来回奔跑。”他总是说：“我的军队”，“我的政府”，“我的税收”。为了不让人忘了他是谁，他在衬衫袖口的链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纹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总统的徽记。他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令制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画像，而且把会议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过生日的那一周，好让忠于他的党徒们可以送给他一块空前大的祝寿蛋糕。他为了想在那年11月获得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胜利，真是无所禁忌。他深夜进入一个城市，开着车子四处巡行，用喇叭筒叫喊：“喂，老乡们!你们好!快来开会!快来听我讲话!”《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称他是“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有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把手朝着一个人的口袋伸去，结果发现自己竟和美国总统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列一个书单，看所有出版过的书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战时英雄》、《波兰名人录》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我犯的错误》。许多深知这位总统的人都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过探索，因为他总觉得那样做难免要担风险。他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才智不足。约翰逊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写道：“经过多年来同大学内外的第一流有才识之士的接触，我敢断定，我从未遇到一个人比林登?约翰逊更为聪明——我说的是纯粹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聪明，一个清醒明快、富于洞察能力的头脑，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幻想和精细之处。”他的麻烦似乎来自于他自己深感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读的那个中学，按当地并不严格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发牢骚，泄露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说：“在对外事务方面，不管我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也不会得到任何赞赏，因为我没有进过哈佛大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他对知识界人物的猜疑却不无理由。他们对他的蔑视——实在只能说是蔑视——是60年代中颇为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扯扯猎狗的耳朵也对他加以嘲弄，仿佛这也是什么大事。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戴着各种徽章标识，写着：“林登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八怪来”，“希特勒还活着——在白宫”，以及——最叫人无法原谅的——“李?哈维?奥斯瓦德，你在哪里?我们需要你。”他们赞赏《麦克伯德》“MacBird”，因约翰逊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称，此一书名显系套用苏格兰历史上麦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之意。——译者
《麦克伯思》，中文多译为《麦克白》。——编者(这本书把他描绘成一个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时的表现更甚)，而他们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肯尼迪的悼念。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理解，肯尼迪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正因为约翰逊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经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时代就出现过的政治笑话现在也搬出来加在约翰逊身上；有关总统和伯德夫人卧室的笑谈，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亚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之间的私生活的描绘。”特工人员报告，攻击总统的荒唐信件从每月一百封一跃而增至一千多封。
约翰逊讲话的神态也不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来的热情和朴实劲头，力图表现出严肃、谦恭的神情。结果在电视上却显得虚伪、假装正经。人们本能地认为，不管真正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电视中见到的肯定是个骗子。由于他不能抛弃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风，更使人觉得他像个卖假药的。大家已习惯于肯尼迪那种说话留有余地的作风，对他那一套实在感到格格不入。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说，倒真有点像。铁路罢工问题解决后他在电视上向全国讲话时，宣读了一封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个叫卡西?梅?贝克的七岁孩子的来信。卡西在信里说：“我姥姥住在纽约，她要来看我给我做第一次圣餐。请你让铁路畅通，好让她能来看我。”总统说：“现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参议员时，这类事是不会有人追究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仅在24小时内全国就都已知道，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来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过卡西，参加了圣餐礼，而且又回到纽约去了。约翰逊怎么也不肯抛弃这类策略。后来，在越南问题上，他这种牵强附会的习惯就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崇拜者，莉兹?卡彭特曾经写道：“我一想到林登?约翰逊，就似乎马上看到了一只伸得长长的手——伸出去要拿起电话听筒，要抓住一扎文件，要握手，要拥抱，要给人安慰，对人进行劝导，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对人总是容纳包含的——是的，总是容纳包含的。”但不是对一切人都像这样。约翰逊就排斥了罗伯特?肯尼迪。这两个人都使对方丢尽了脸。这是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不可理喻的互相厌恶，这种情况在达拉斯悲剧之前便早已明显存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反对过他哥哥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而约翰逊有时似乎根本反对肯尼迪这位弟弟的存在。约翰逊派的人可能对他们的前任都极为怨恨。莉兹?卡彭特曾希望她的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后从他居丧的家族那里听到几句公开的表示支持的话……他自己从未提过这一点，而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他的一个信徒，却深为这种沉默不安……肯尼迪一家眼睛盯着活人，心里怀念着死者，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安慰全国人民”。
无疑，人们对被刺总统的哀悼更增加了约翰逊的困难，而这并不仅限于肯尼迪一家。肯尼迪被刺后不久，密苏里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坎农曾预言：“暂时是一切都离不开肯尼迪的。然后人们就会忘掉他了。”但人们并没有忘掉他。杂志发行肯尼迪纪念专刊，很快销售一空。有关肯尼迪的作品的需要量有增无减。美国史料收藏家发现，肯尼迪的亲笔信同林肯的一样宝贵。一本经肯尼迪签过名的《英勇的人们》可以卖到375元。为了强调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过渡，总统的侍从人员在约翰逊旅行期间到处分送两位总统的相片，但很快就终止了，因为有一个愿意要约翰逊照片的人，就有十个要肯尼迪照片的。新总统斥责一个特工人员佩戴肯尼迪鱼雷快艇式领带别针，惹怒了整个特工处。约翰逊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阴魂竟夺去了他的光彩。
约翰逊有时一定会觉得，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会碰上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遣鲍勃和艾塞尔?肯尼迪到远东访问，各报的头版上都争着报道访问情况。特德?肯尼迪在飞机事故中受伤，关于这事的新闻报道竟压过了约翰逊宣称美国军事力量超出了全世界有史以来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总和的声明。尤其还有一个杰奎琳?肯尼迪，她的一句极不相干的话或举动都能比总统声明显得更为重要。盖洛普报道，与过去的传统相反，现在的第一夫人只是美国第二位最受敬慕的女人，她的前任仍保持第一位。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迁居纽约，白宫因此希望全国对她的崇拜可能会有所减弱。实际并没有，光是因为她仍愿意露着蓬松的头发而不愿戴帽子，就仍能大大影响女帽工业的买卖，一如她丈夫对男帽工业的影响一样。
主教派华盛顿大教堂教长、肯尼迪的朋友弗朗西斯?塞尔从布道坛上站起来说，约翰逊“这个人，他的公馆的外表从各方面看都很华贵，但由于他私心中缺乏道德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白蚁去侵蚀房基”。《华盛顿明星报》评论说，塞尔的“严厉批评，我们觉得，概括了大部分选民的真正心情”。而使新总统更难以忍受的，是有恶毒的谣言，说他同他前任被刺有所牵连。以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委员会查明，肯尼迪是被李?哈维?奥斯瓦德独自杀害的，肯尼迪一家也尽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对沃伦报告的不负责任的攻击，在约翰逊主持白宫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也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纽约世界新闻论坛报》评论说：“出于对殉难的总统的尊敬，我们认为，目前应该是请那些玩弄死人、借机牟利、哗众取宠、恶意中伤的家伙们洗手不干的时候了——他们至少应该暂时闭上嘴，到能拿出点真东西来时再说，直到现在，大家分明知道他们什么也拿不出。”但这只是浪费笔墨，对报告的攻击始终未停，而当英国广播公司花4万元创纪录的高价租用一个名誉扫地的评论家的一部什么也没有证明的长达两小时的影片时，这种攻击更达到了高xdx潮。
在白宫内所说的“鲍勃问题”成了使约翰逊最头痛的事。新总统就任不到半年，华盛顿就已知道，前任总统的弟弟正在组织一个流亡政府。这些肯尼迪派的人物，包括离开政府的新边疆派人士，那年春天在杰奎琳?肯尼迪的乔治敦寓所聚会，杰奎琳离开华盛顿后，他们就改在胡桃山司法部长的家里会商。对约翰逊的共同的敌意，团结着这一批人。当然，他们谁也不相信约翰逊应对达拉斯发生的悲剧负责，但他们深深感到肯尼迪的弟弟有权成为约翰逊的副总统。他们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样两个人来联合竞选是绝无可能的事。约翰逊有一次在比较温和的批评鲍勃?肯尼迪时曾说：“那个新贵一下子爬得太高太快了，他跳过了人们学习生活规律的层层阶梯。他从来都不喜欢我，但我对他还要更甚。”约翰逊派的人称鲍勃是前麦卡锡分子，是“自由派法西斯分子”；他们说他是“未进行节育的广告社的年轻经理”，又说他的忠诚“先是对上帝，其次是对国家——但最先还是对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点，总统把司法部长肯尼迪叫到他的椭圆办公室里，告诉他，他不是他的竞选伙伴。约翰逊说，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雄心壮志，并且很希望有一天由鲍勃来治理这个国家，但目前还不是时候。他让他挑选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职务，并问他是否愿意像对待他哥哥那样，主持约翰逊下一届总统竞选的事务。鲍勃拒绝了。至于肯尼迪今年已没有希望竞选副总统的事应如何宣布，却并未决定下来。肯尼迪在离开时，以为这次会见是保密的。但显然，约翰逊并不那么想，第二天他邀请三个华盛顿记者吃午饭，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他竟情不自禁地利用他善于模仿的天才，对他们表演了肯尼迪听后的神情。总统说，鲍勃听后半天一句话没说，他只是完全愣住了。约翰逊向他们表演了肯尼迪愣住的样子。这事传到肯尼迪耳里，他不禁大怒，便去见总统，责怪他不守信用。约翰逊说他并未将会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但当鲍勃毫不客气地骂他撒谎时，他又说，啊，也许有一次什么谈话他已经忘记了，他得去查一下他的记录和日程表。
总统想要肯尼迪自己宣布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使得约翰逊进退两难。他不想得罪遍布全国的肯尼迪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不能冒着风险让这个问题长时期悬而不决；到大西洋城参加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肯尼迪的人，很可能他们自己会提名鲍勃。他解决的办法真是极其可笑而又是典型的约翰逊式的。他在7月30日宣布：“关于选择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中的副总统候选人问题，我已判定，内阁中任何成员或经常参与内阁会议的任何人是不适宜推荐给代表大会的。”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这使人完全莫名其妙。他这一下，不仅使罗伯特?肯尼迪，而且使麦克纳马拉、史蒂文森、施赖弗、腊斯克、奥维尔?弗里曼等人全无竞选副总统希望了。约翰逊说：“现在我总算赶走了落在我脖子上的那只该死的信天翁。”鲍勃说：“真抱歉，我把这样多优秀人物全带到我这边来了。”
白修德在《1964年总统的产生》一书中曾写到那年夏天出现的历史性冲突：“美国飞机对北越鱼雷艇在东京湾进攻的敏捷反应达到了勇敢与精确之间的最理想的平衡。”在当时看来好像如此。但后来，对越南战争的失望情绪在全国蔓延开以后，东京湾事件却变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极为令人不安的事，成了美国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第一个星期在北越附近水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关键的是先要知道一个代号为34A的美国针对越南共产党部队的秘密行动计划。那时白修德从没听说过34A，美国人民也没听说过，国会也没听说过。国会，由于它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被提请同意，也竟然同意，使国家在这场亚洲战争中去实行一次灾难性的升级。东京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出于一时的误会或无意的曲解，可是，如果华盛顿的当政者当时没有进行一种更隐蔽的阴谋，那些错误也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问题。这项阴谋的主谋者就是约翰逊总统。固然，他自己也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欺骗和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国会确实是在受人操纵下才转而支持敌对行动的。
34A计划是在1963年12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刺后的下一个月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多次去西贡的视察中，有一次听到一个对北越人采取秘密行动的计划，颇为中意。他于是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他便对约翰逊总统叙述了一番，总统对此事也同样热衷。可是，在执行的时候，34A计划却令人颇为失望。南越的游击队、伞兵和蛙人发动的进攻者组织得很好。但北越的人民喜欢河内的政权，这些破坏分子都一一被搞掉。对34A主要负责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于是转而使用南越鱼雷艇去突袭共党的沿岸设施。河内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骚扰，算不得什么威胁，但截听到的无线电报却表明那些遭到袭击的北越基地的共军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64年7月30日，星期四，即约翰逊剥夺司法部长肯尼迪和其他内阁成员竞选副总统权利的那天，一小队南越鱼雷艇为执行34A计划从岘港出航。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向同一水域进发，任务是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然后测定它们的位置——这和陆军诱使敌人炮兵开火以便测定其阵地并加以摧毁是一样的做法。8月1日，这艘驱逐舰驶过了迎面开来的南越鱼雷艇，它们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驶入作战区，开始执行挑动沿岸雷达员开动雷达的任务。那里的北越军官们以为，“马多克斯”号是和鱼雷艇执行同一任务的。北越派出了三艘鱼雷艇来侦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监听着它们的无线电联系的美国人对于对方的错误的假定是完全清楚的，他们还把这情况如实报告了五角大楼。但五角大楼对这报告未作任何评论便往档案柜深处一塞了事。五角大楼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却只是说：三艘共军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马多克斯”号当即回击，打沉其中一艘。
向公众发表的经过炮制的声明说，“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离海岸30英里的公海上和平地航行。没有提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南越的鱼雷艇。约翰逊总统命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活动，并命令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前往会合。这样就给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准备了条件。8月4日夜里，一个水兵后来说：“黑得比地狱中心还黑。”指挥这次驱逐舰斥候的约翰?赫里克上校发回无线电报说，根据截听到的北越人的无线电讯，很显然，他们仍然认为这些美国船参加了34A的袭击活动。这一报告，也和前次的报告一样，被五角大楼压下了。而向公众的报道，则说美国船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却受到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是在远离海岸65英里处。
从后来采取行动的严重性来说，这第二次事件的证据是十分无力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直至三年半后才得悉全部真相。使这些参议员吃惊的是，他们这时才知道，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特纳?乔伊”号驱逐舰的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光点，它就开了火。“马多克斯”号也开了火，虽然在它的雷达荧光屏上什么也看不见。两艘驱逐舰都立即采取曲折航线前进。“马多克斯”号舰长注意到，每当他的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都报告说有鱼雷打来。三小时之后，赫里克又用无线电报报告说：“检查后发现，所记录的接触及发射鱼雷事均甚可疑。天气反常的影响和声纳兵缺乏冷静可能是许多误报的原因。‘马多克斯’号并未确见任何目标。建议全面考虑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附近却肯定有北越的鱼雷艇——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曾击沉其中两艘——但美国舰只却未受到损伤，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炮倒确实可疑。在接到第一次战报后的14个小时，五角大楼还在向两艘驱逐舰询问目击者的姓名，他们的可靠性，以及北越进攻舰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却不等待这些材料，便下令美国军用飞机从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目标是四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个油库。第二天早晨，全国得知35艘北越船和那油库的90%已被炸坏或炸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告“原来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性侵犯现在竟然已发展成在公海上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我们的反应是“有限制的，恰如其分的。尽管别人似乎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却知道扩大冲突的危险性。我们不想扩大战争”。
如果他在这个选举年遇到的是另一个对手，他对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也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待。三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旧金山的牛宫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正指责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胆小害怕”。他的责难使得崇拜者起立欢呼，大喊大叫，他说：“仁慈的上帝使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成长壮大，是要它成为勇敢无畏的人的家园……不是要它在强横的共产党人面前缩成一团……是我们的无所作为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无所作为染污了猪湾的羞辱的沙滩。无所作为使得老挝的自由在逐渐死亡。无所作为在危害着越南的丛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把戈德华特的这一论点彻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着国家的大旗，要求国会让他放手对付北越的那些海盗。为了这一目标，他将国会的领袖们召到白宫，要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果断地对付这类挑衅行为。他说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项两院联合决议，类似1955年在中国台湾问题上、1957年在中东问题上国会授予艾森豪威尔的抗击共产党威胁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替他起草了决议草案，总统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负责为这一议案奔走。富布赖特当时竟然同意，这事他后来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战还很严峻，国会山上没有什么人会主张对共产党的“狂乱”给予温和对待。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则是例外。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夜晚，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听说这位参议员将反对总统提出的议案。他建议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他应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这样就可以发现这艘驱逐舰离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应该要求知道这船是派出去执行什么任务的：这可决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尔斯研究了决议案的措辞，认为它是违宪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能宣战。而这一决定将是同意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宣而战。富布赖特提醒他有关中国台湾和中东的决议。莫尔斯说，那两个决议也是违宪的，但比起这个来，多少还有点理由。当时危机严重，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这一次并不是那样。越南的斗争看来不知何日才能了结，这样给予总统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权力就将是允许总统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进行干涉。莫尔斯说，决议案的措辞太笼统。他要求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是非常时期。莫尔斯不同意这一点，他是完全对的。但富布赖特已决定要求立即通过，把它说成是关系到参议员是否爱国的问题。这就孤立了莫尔斯和支持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议案在众议院只讨论了40分钟，就以414票对0票通过。参议院讨论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八个小时——但正如一位观察员后来所批评的，这“比参议院平常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当时表示不满的评论寥寥无几。这一行动被看做是慕尼黑后决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赖集体安全的思想路线的必然延伸。按照这种推理，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签字国现在去援救南越，那将来加利福尼亚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胁时，别人就会来帮助我们。迪安?腊斯克干脆说：不如此行动就会使美国陷于“致命的危险”。后来这种说法会遭到哄笑，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觉得可笑。腊斯克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当时两党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的参议员中就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谢尔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和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说：“全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约翰逊7月对战事的处理，全国有58%的人表示不满，但这时却有72%都表示赞同了。哈里斯写道：“仅此一举，约翰逊先生就把他在对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最雄厚的资本。”连沃尔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持，相信总统已向全国表明，美国卷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轰炸，他决不会派遣军队。支持政府的人兴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国内大多数人支持的。要在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回想到莫尔斯的预言：
我相信，历史将载明，由于这一决议，我们犯下了破坏和无视美国的宪法的严重错误……正如我今天竭力详加阐述的，我们事实上是要赋予总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便能发动战争的权力。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约翰逊于8月7日该决议通过的当天便签署了。八个月后，他对一群访问者龇牙一笑说：“就我所知，我们的海军只是在那儿炮打鲸鱼。”
1963年夏，报业辛迪加经济专栏作者埃利奥特?詹韦曾思量过，如果黑种工人和白种工人发现他们正在争夺同一工作，不知将发生什么情况。他认为，白种工人可能会因此对民权运动不满，他并把这种反应叫做“强烈反应”。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烈反应”产生了政治上的含义，特别指的是：种族主义者支持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参加总统预选一事。华莱士在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显示力量后(他5月5日在印第安纳州赢得30%，5月19日在马里兰州赢得43%的选票)，全国拥护他的人日渐减少。他的声望似乎由于大多数黑人对不公正现象仍然逆来顺受的高尚姿态而受到损害。7月，华莱士退出竞选。可是，就在他决定放弃竞选时，纽约的黑人却在创造着历史，不愿再容忍下去。因此报刊的头版头条便开始出现了一些消息，而这又必然会刺激强烈反应。
7月26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旧金山接受本党提名的那一天，曼哈顿一个看门人在靠近哈莱姆边沿地方的东76号街215号一座豪华的公寓外用水管子冲洗人行道。他看见三个年轻黑人踱过马路，他一时冲动，把水管子对着他们冲去。他这样做可是太蠢了，水龙头使那些年轻人记起了“公牛”康纳尔和伯明翰的情景。他们勃然大怒，一面拿垃圾箱盖子挡住水，一面用东西向那人砸去。一个瓶子打中了他，他开始逃跑。他们中一个叫詹姆斯?鲍威尔的15岁的孩子，拿着一把刀追他。就在这时，一个叫托马斯?吉利根的下班路过的警官刚好来到那里。吉利根拔出手枪，命令鲍威尔放下刀。那孩子不但没有放下刀，反而举刀向那警官扎去，划伤了他的右臂。吉利根朝天放了一枪，随即连开几枪，当场打死了鲍威尔。
年轻的鲍威尔之死使全哈莱姆都激动起来。黑人的愤怒郁积了三天。在第三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西123号街举行抗议集会。在一个激动的演讲人的鼓动下，一群黑人列队涌向附近的第29警察分局，要求立即将吉利根停职。看到他们的要求无法实现，他们就开始暴动，拿瓶子和碎砖向警察扔去。暴动在全市蔓延，持续了五个夜晚。等这边逐渐平息的时候，暴动又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泰弗森特区爆发开来，而布鲁克林的暴力行动和缓下来时，300英里之外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却又发作。8月2日，星期天，泽西城的黑人开始闹事。接下去是帕特孙和伊丽莎白，再下去是芝加哥一个郊区迪克穆尔，最后是费城。成百的人受伤，近千人被捕；上千家商店被捣毁，损失据估计高达数百万元。
联邦调查局声言，这次暴乱活动并无一定的模式，纯系“对一切合法的权力机构发动的一无目的、二无目标的盲目攻击”。该报告说：“尽管城市里种族关系紧张起了作用……但发生的事件……按一般所谓‘种族暴动’来衡量，都还说不上。”骚乱活动基本上是混乱的，但也决不能说一无形式，二无内容。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重大动乱，本世纪初以来已出现过33次，而直至1964年以前，白人总是挑衅的一方。现在，情况反转过来了，主动已落到黑人手中。60年代的种族暴乱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的特性。它们一般发生在夏天，发生在黑人聚居区，特别是那里的贫民和为贫民区制定决策的人之间从无接触的地区，而一般又都是由黑人和白种警察之间的互相仇视引起的。
“你们等着瞧吧”黑人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说，他的聪敏机智常常超出他的批评者——白人或黑人——的估计。他说，他所谓的“黑色革命”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南部，中心是一些“中产阶级的要求”：在公共汽车上和小吃店里入坐，使用公共厕所，进白人进的学校——总之，涉及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阶段发生在北部。它才刚刚开始，它和第一阶段将迥然不同。鲍威尔称这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而且，他预言，将是“真刀真枪的”。北部黑人一直是享有南部黑人所追求的权利的。他们所关心的，鲍威尔称之为“钱应该归谁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充满了叛乱情绪，是不会理睬马丁?路德?金的那一套非暴力呼吁的。他们的战斗口号是：“用火烧，孩子们，用火烧!”
1964年是在三年内全面破坏北部城市的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是没有人料得到的。除纽约州的暴乱之外，那年夏天在新泽西州、费城、芝加哥和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都有零星的骚乱。种族正在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在北部学校的问题上，那是个抵制之年；纽约和克里夫兰的黑人父母不满于自己孩子所受的待遇，都不让孩子上学。马尔科姆?爱克斯在1964年成立了黑人民族党。北部人的良心终于被南部的非正义行为所激发。那年春天，马萨诸塞州州长的72岁的老母亲马尔科姆?皮博迪夫人由于参加圣奥古斯丁的抗议活动而被捕。而有关梅德加?埃弗斯刺杀案的审判被宣布无效一事，仅在几年前，黑人将只会驯顺地接受，而这时却激励着大批的人参加了那一年最重要的民权行动计划——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事件的直接作用在于对北部黑人区居民发生的影响。直到1940年，美国大约75%的黑人定居在南部。由于长时期南部黑人向北部移居的活动以及由于在新住处出生的孩子已经成年，这就产生了一代新的好斗的黑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纽瓦克现在是黑人占多数，而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圣路易和底特律，黑人也占1/3以上。美国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一向是外来移民，而现在却由黑人的出生率——几比白人高40%——所替代了。北部城市里的贫民区挤满了黑人青年。全国黑人有一半以上不到22岁，他们绝大多数又都没有父母管教。在大城市中，有30%的黑人家庭户主是没有丈夫的妇女。仅在纽约市，到1964年黑人私生子已不下10万人。通讯方面的革命使得这批活泼易变的观众通过电视新闻节目看到了南部民权运动发展情况的生动报道。伦敦的《经济学家》提醒欧洲读者说：“在一切有关黑人聚居区的可悲的统计资料中，我们最好别忘了……美国的黑人家庭约88%都有电视机。”
“自由之夏”是由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主办的，而主要是依靠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参加的人谁也不准备受到密西西比州白人的礼遇。对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德加?埃弗斯事件，他们记忆犹新，而且谁都知道南部的农业工人和小农场主是不满意1964年民权法的。这一法案，由约翰?肯尼迪提出，经林登?约翰逊争取在国会通过，把反对种族歧视的禁令扩展到了许多新的地区。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把吸收新成员的网撒到北部的大专院校里，主要是想吸收那些由于看到黑人遭受歧视而感到良心不安的白人大学生。他们中有一千人自愿参加在密西西比州九十万黑人中尽可能争取最多的选民登记的运动。他们先集中在俄亥俄州的奥克斯福德受训。6月19日，第一批两百人出发往南部去，6月21日，到达杰克逊。
有三个人几乎立即——在到达杰克逊的第二天——失踪了。他们是布鲁克林人24岁的迈克尔?施韦纳、纽约州人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和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人21岁的詹姆斯?钱尼。施韦纳和古德曼是白人，钱尼是黑人。三人乘坐着一辆1964年出厂的福特旅行汽车，他们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东的内肖巴县曾因开车超速被捕。县警长劳伦斯?雷尼和副警长塞西尔?普赖斯说，三名青年在县政府所在地费城付了罚金后就失踪了。旅行汽车第二天在费城东北15英里处发现，已被焚毁。
联邦调查局、当地的检察长和驻在密西西比州的海军人员出动大批人马寻找三名失踪青年。江河小溪都用拖网打捞过，直升机和用照相侦察的喷气机在头顶上盘旋。在总统的要求下，艾伦?杜勒斯飞往密西西比与州长小保罗?约翰逊进行会谈。密西西比州不少白人相信那三个人已去了古巴，要不然，就是像某一报道所说，他们正在芝加哥某个酒吧间里喝着啤酒，嘲笑那些到处搜寻他们给弄得狼狈不堪的警察。该州白人的普遍看法是，搜寻的人并不真的希望找到那三名青年。按这种说法，他们不过是在为约翰逊总统争取北部的黑人选票。
这期间，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其余志愿人员也遇到了其他困难。他们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召集当地黑人开会，遭到空中三K党的轰炸：私人飞机在头上飞过，扔下一个个炸药包。密西西比州西南麦科姆的几处黑人住宅被炸毁，几个白人因此被捕；前往逮捕的警官还发现，他们有四支高功率步枪，几支卡宾枪和手枪，15枚烈性炸弹，一个五加仑桶的炸药，一箱手榴弹，几千发子弹。
联合委员会的志愿人员在密西西比州贝尔佐尼散发传单时被捕了，说是犯了“工联主义罪”，被拘留在市监狱。纳齐兹市市长答应黑人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他的住宅的一面墙被一枚炸弹炸倒。一位巡回法官斥责了焚毁教堂的人，马上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焚烧了一个十字架焚烧十字架是三K党暴徒们常采取的一种威胁信号。——译者。“自由之夏”的领导人在夏末的时候开出了一份伤亡名单。有80个志愿人员挨了打，3人受枪伤(前后共有人开枪35次)，1000多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和31所住宅被焚或被炸。此外，还有几起未查清的黑人被杀案件，这些案件据信也和仇视民权运动有关。
罗伯特?肯尼迪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联邦政府不可能在该州采取预防性警察行动；这在现实上有困难，大概还是违宪的。埃德加?胡佛则更进了一步。他跑到杰克逊去，公然对他所谓的“过分强调”民权运动一事表示遗憾，并说，他的人“绝对肯定”不会对志愿人员提供保护。但不管怎样，在艾伦?杜勒斯的建议下，总统派遣了更多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前往密西西比。杰克逊一座新建的办公大楼——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总部所在地——顶上两层灯火彻夜通明。约翰逊州长呼吁公众协助寻觅三名失踪的民权运动工作人员。可以想到，这项呼吁是没有人理睬的，但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近3万元的赏金却使两人前来告密。这样，根据他们的说法，特工人员租来一台挖土机，到费城西南六英里左右一所农场去挖开新筑的土坝。这红黏土的土坝有25英尺高，250英尺长，最后在中间近底层的地方找到了那三名失踪人员的尸体。他们是被枪打死的，黑人钱尼在被害前还曾遭到毒打。
12月4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1名内肖巴县人，其中有县警长雷尼和副警长普赖斯。普赖斯的罪名是逮捕那三名青年并把他们交给了一伙私刑暴徒，而且他本人也参加了私刑活动。他们大多数是三K党，当地三K党的头目也在内。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不信他们中有谁会被判罪，从最初一段时间看也显然如此。州长约翰逊和密西西比州检察长乔?帕特森宣告，州当局不会提出控告，他们认为证据不足。在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联邦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却对其中18人提出起诉，控告他们因共谋侵犯被害人的宪法权利而违反了一条1870年通过的不引人注目的法令，但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是哈罗德?考克斯，此人在詹姆斯?梅雷迪思一案中就曾参与推迟正常的起诉手续。不久前，他还把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叫做黑猩猩。自然不能指望他会跟被告过不去。
一开头他果然没那样做。1965年2月，他批驳了对被告的犯重罪行为的起诉书，改为行为不检。有一个时候，当地的一个陪审团似乎甚至将判由政府付给县警长、副警长和费城的一个治安推事一笔诬告损失赔偿。在一些记者看来，被告好像被广泛地看做是英雄。南部同盟的旗子在联邦政府的大楼外面飘扬，一面巨大的同盟旗每天早晨都在大街正对面的理发店门前升起。电视和通讯社摄影记者遭到愤怒的围观者的殴打。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考克斯法官的判决，重申被告必须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谋罪受审，但大多数观察家相信，这个案件其实已经了结。至少被告们是这样想的。在受审期间被保释出来，他们显然感到在当地出了名而自鸣得意。12名被告律师找来了114个证人，他们大多数前来为被告当时不在场作证，或证明他们品行良好。一个律师竟称告发人是“叛徒”。组成陪审团的7名妇女、5名男子全是白人；原名单上的18个黑人由于被告方面的反对全部被排除在外。
代表司法部起诉的约翰?多尔召来41名证人。他们揭露，这种谋杀决非出于一时感情冲动。在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的大队志愿人员出发前先行的施韦纳，由于在黑人家里食宿，在他被害前九天，三K党便已决定把他杀害。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在被疯狂的追逐后终被抓住，弄到一条荒僻的小路上去。一个三K党人把施韦纳一把拉过来，问他：“你就是那个爱黑鬼的家伙吗?”施韦纳还回答说：“先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这就是他最后说出的话了。古德曼也很快被杀害。一个三K党人甚至因为那两名白人志愿人员没等到他开枪便已被人杀害而感到遗憾。他开枪打死了钱尼，自己还说：“至少我亲手杀了一个黑鬼。”
一天，陪审团退席考虑证据后报告说，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法官考克斯拒绝接受这种僵局。他发布一些新的指令，其中包括1898年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承认，可以用来迫使僵持的陪审团做出判决的所谓“爆破命令”。根据这一指令，居于少数的陪审团员必须“仔细研究和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思量一下多数人的感情。法官还对他们说，他可以接受混合不同意见的裁决。接着在一次停审休息时间，副警长普赖斯和另一名被告韦恩?罗伯茨(一个汽车拖车推销员)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在联邦大楼的走廊上对听审的人说，他们将要收拾这个法官。人们听见罗伯茨说：“考克斯法官给陪审团下了爆破命令。哼，我们也给他准备下了一些炸药呢。”这话传到了考克斯的耳朵里。他命令他们回到被告席上，说：“如果你们以为能对本法院进行恐吓，你们可是犯下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我不打算把任何野人放到文明社会中去任其胡作非为。”说完，就下令把他们关入监狱，不准保释。10月20日，陪审团裁决其中七人，包括普赖斯和罗伯茨有罪。警长雷尼和其他七人宣告无罪。这时离犯案已有三年多，但司法部仍无比高兴。这次判决具有历史意义，密西西比州联邦白人陪审团在民权的案件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决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法官考克斯分别判处七人三年到最高十年徒刑。
这一年是戈德华特年。自1936年提名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来，在过去接连七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该党保守派一直压抑着从自己的队伍中提名候选人的热望。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压抑。他们瞩望于Au+H2O=1964这是文字游戏：Au是元素金(Gold)的符号，H2O是水(Water)的符号。Au+H2O即为Goldwater(戈德华特)。——译者。如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的那样，他们要“选自己的人，不要人云亦云”。于是在7月15日，他们提名亚利桑那州老资格参议员、极右派的归化外侨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
事实是，共和党觉得必须孤注一掷了。乔治?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在过去25年中，共和党党员已减少了1/3；自认是共和党的美国人的数目减少了13%，而民主党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1%。戈德华特和他那一派人对此有个解释。他们争辩说，共和党一直挑选的是一些“我也这样想”的候选人——只知道重复民主党选举诺言的那些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们的结论是，因为民主党人是原件，而共和党温和派只是复写的副本，所以共和党就一再失败；投票人总是喜欢真货色的。
这可要碰运气冒险。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投票人喜欢中间道路。共和党右翼却不承认。他们坚信，在广大农村，隐藏着一个持保守观点的多数尚未露面。他们强调，那才是美国政治的关键所在。这些满腹怨气的保守派，由于自己没个地盘，对两党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在选举的日子，他们出去钓鱼，或是待在家里。对他们说来，结果如何无关紧要。不论哪一党得胜，他们都得忍受一帮子自由派、左派、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忧国忧民派”。戈德华特的理论家们说，只要提出一位真正的保守派候选人，这一隐藏着的多数派就会全部拥上街头，选举出一位真正的美国人。
虽然肯尼迪总统早已相信巴里?戈德华特将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戈德华特自己却并无把握，而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迟迟没有认真考虑到他。关于谁来做旗手的斗争变得很是离奇。这位亚利桑那人于1月3日从亚利桑那的斯科茨代尔他那充满阳光的庭院里宣布竞选。第二个宣布参加角逐的共和党人是一位妇女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胜的是被补写在选票上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从来也没宣布过要参加竞选。随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声称他也要参加竞选，接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克兰顿说他也参加。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最后一次初选以前，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戈德华特一定会被什么人击败的，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接着，5月30日，星期六，第二位洛克菲勒夫人生下了小纳尔逊?洛克菲勒——使得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想起来纽约州州长不久前离过婚。一夜之间，在哈里斯的民意测验中，他失去7%的支持者。星期二初选时，戈德华特得票51%，洛克菲勒49%。在代表大会上，亚利桑那的有组织的选举队伍使所有反对派全倒过来，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833张代表选票的优势而取胜。于是这位候选人，由于他对温和派出言不逊，更加深了共和党的分裂；他有两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了维护自由，极端主义并非罪恶!在追求正义时采取温和态度也决非美德!”
巴里?戈德华特当时55岁，为人非常正直，也是历来竞选总统职位的最有魅力的政界人物之一。面目英俊、身材魁伟，一头银发，戴着一副作为他的特殊标志的黑色角质架的眼镜，他早已成为全国最受称颂的政界人士之一，而且肯定是最为出名的保守派。戈德华特代表着一种热爱过去美好事物和仇视当今一切坏事的感情。他用他那西南方干脆而低沉的口音经常对全国人民引述一些已经失去时效但仍颇为感人的美国格言和伦理信念。只是靠了他的特殊口才，才使那些东西显得既大有道理，而又切合实际。
在参议院之外，他却被看成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大杂烩。尽管他动辄引述过去的传说，他本人却是空军后备役少将，杰出的喷气机驾驶员，并是尖端技术的热烈爱好者(在旧金山，在他被提名之时，他却稳坐在他私人的喷气式飞机的座舱里，驾着直上高空，在牛宫上空轰然飞来飞去)。他还是一位业余无线电收发报员，在他菲尼克斯郊区的家里和华盛顿的公寓里都装有昂贵的收发报设备，他还专门带了一套设备去参加旧金山全国代表大会。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出版过一册沙漠习作。他的最有意义的一件杰作也许是他在亚利桑那的家里安装的那根25英尺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套光电装置，一接受到曙光便自动升旗，到暮色苍茫时，则自动降旗，因而即使家里没人，也能表现出他的爱国情绪。
“呱呱叫!万岁!呱呱叫!万岁!”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一再欢呼。他们非常激动，高兴万分，有时甚至令人生畏。当纳尔逊?洛克菲勒登上讲坛，主张采纳纲领委员会起草的少数派决议案时，牛宫出现了令人难忘的时刻。这时，挤满楼座的戈德华特分子向他发出嘘声，并大声叫喊：“我们要巴里!”换个别人，也许会被吓住，但洛克菲勒反觉有趣。他嘲弄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里现在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当他们火气上来，气得大叫不已的时候，他却对他们讲述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时有人用来对付他的一些手法：“这种事在美国是不应该有的，但我能亲自证明的确存在，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都能证明，他们也经历过在半夜或清晨接到电话，收到过匿名恐吓信、诽谤和充满仇恨的材料，暴徒打手的威胁，炸弹恫吓和实际爆炸，见到过使用共产党和纳粹手段渗入或接管已成立的政治组织等等。”
楼座里有的人几乎躺在地上，用鞋后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顿?莫顿敲着小槌要大家遵守秩序也全然无用，这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戈德华特派的代表——感到这种蛮横的表演在电视观众的眼里只会给戈德华特抹黑——也让他们安静下来。狂乱的风暴仍不平息，于是洛克菲勒微笑着，进一步讥讽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些人不愿意听这话，但这些却是事实。”
这只是部分的事实。戈德华特和他的干事从不让一些穿网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们的组织。说实在的，他们的竞选运动的弱点之一就是太守纪律，太缺乏主动性。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戈德华特派遣两名很正派的年轻人，迪安?伯奇和约翰?格里尼尔去接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伯奇任主席，格里尼尔任执行理事。两人费了整整五个星期来进行整顿——这五个星期，他们是本该用来搞竞选的。11月选举后第二天，戈德华特的司库得意扬扬地宣布，他的账簿上没有赤字。
更机灵一些的政客本来会利用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说来争取失败的一方。甚至还可以去拜访被他击败的人，像艾森豪威尔1952年拜访塔夫脱那样。但戈德华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法激怒了，而且，尽管他为人慷慨大度，却不是一个愿意主动和人讲和的人。直到8月，已经太晚的时候，他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希和党内的元老们——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威廉?斯克兰顿以及乔治?罗姆尼——坐在一起，试图释嫌修好，共同制定最好的竞选策略。但结果只是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他们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谁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竞选计划，最多是彼此埋怨一通。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由于这次会议，竞选其他公职的共和党人才全都避开这位竞选总统的旗手，甚至不愿宣传和他相同的政纲。
为戈德华特宣传的标语牌上、饰针上和无数的张贴广告上全写着：“你心里明白他是对的。”这句话有几分对。在他的三本书和报上的八百篇专栏文章中，他触犯了许多完全应该触犯的“神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联邦政府中的官僚机构已比原来扩大了五六十倍。官员一般都专横跋扈，而政府自己仍在采取或鼓励别人采取的某些做法显然已再不适用了——其中如雇用多余工人、资源耗竭津贴、维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对种植花生补助等等都是。在这类问题上，戈德华特参议员态度非常强硬，千百万美国人心里明白——或至少相信——他是对的。
麻烦的是，他还说过、做过、写过许多其他的东西，其中有些就非常可笑。他曾提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可以以一块钱的价格卖掉。他还说过他真希望能锯掉东部海滨，让它漂出海去。他把美国的大城市都说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伦。他还在不同的场合鼓吹过废除农村电气化，取消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设立新的美国最高法院。而这些，美国人心里明白，他是不对的。
他的对手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华特披挂的盔甲上的裂纹很快就被巧妙地揭露出来，弄得他只得退居守势，从此一蹶不振。主张原子战争是个特别具有毁灭性的问题。1963年10月24日，戈德华特在哈特福德演讲时曾说，他相信，如果北约组织的“司令员们”被授权在发生危机时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美国在那边的军事力量可以减少1/3。这样他就使核弹成了个竞选中争论的问题，一直到竞选结束也争论不清。
在竞选中提出这一问题原无不可，洛克菲勒1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运动中就曾加以利用。民主党人在后来闻名的他们的所谓“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中，可能是宣扬得太过分了点儿。这一节目于9月7日第一次放映。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一之夜的电影”节目中，格雷戈里?皮克和苏珊?海沃德主演的《戴维和巴思谢巴》在播映中忽然中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一个小女孩，一面扯下一朵雏菊的花瓣，一面数着它们；而在她这么做着的时候，她的形象渐隐，随后被一团蘑菇云所代替了。共和党人看了很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戈德华特过去未能，现在也仍然不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的发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少他提到核武器时的那种态度是颇为使人不安的。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说什么“往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里抛进一个”这类的话。有一次戈德华特看来是想要消除核弹的威胁，而《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在他的发言中却发现他使用“按电钮’、“原子大屠杀”、“核毁灭”这样的字句竟不下三十次。这样是不能使人民放心的。民主党人恶意地讥讽说：“你心里明白，他是会那么干的……”
为共和党人得胜希望掘墓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险问题。这一宗麻烦在1月6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便开始了。戈德华特在回答问题时说，他赞成用自动捐献办法来改进社会保险工作。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康克德的《箴言报》的标题是：“戈德华特定下的目标：结束社会保险事业”。这位参议员提出了抗议，但自愿参加捐献的结果显然就会是那样；付给退休工人的钱只能取自年轻工人，可是，如果他们可以不付这种税，他们对于付税也决不会比任何别的人更为热心。针对这一问题，民主党的电视节目中出现了两只手撕掉一张社会保险卡的镜头。社会保险问题影响到1亿美国人，要找到一个比它更使人关心的问题怕是很难的了。
戈德华特还有别的问题；他曾投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在头年6月反对过肯尼迪-约翰逊的民权法案。在保守派的报纸一家接一家转而支持约翰逊的时候，他过去的投票经历所产生的结果也越来越清楚，最后连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自己也能看清了。民意测验的数字还很少这样一面倒的；按盖洛普的统计，约翰逊的支持者占65%，而支持戈德华特的仅占29%。在选举之后这位亚利桑那人说，他早就应该看到，甚至在竞选开始前，在旧金山时一切就已经无望了。而实际情况，他说，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无希望。这未免有点事后聪明的味道。迟至10月，他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相信他能取胜。但不管他对前景的料想怎样，他却从未企图用卑劣手段增加获胜的机会。他劝告那些嘘约翰逊的观众(“不要对当今总统不敬”)。当他的一个顾问克利夫顿?怀特利用黑人区暴动时黑人到处抢劫的惊人场面摄制出一部名曰《选择》的纪录片时，戈德华特说这部片子是种族主义的，不让上演。关于约翰逊竞选运动中出现的一件丑闻的报道——总统的主要助手因在公共厕所中犯鸡奸罪而被捕——他也拒绝加以利用，甚至拒绝讨论。
这位助理是沃尔特?詹金斯。由于工作过度疲劳不堪，他才那样经不起诱惑，要不然还是不会的。10月7日，詹金斯离开白宫数小时，前去参加《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因迁入新楼举行的鸡尾酒会。他喝下几杯酒后，就离席前往相隔两个街区的华盛顿基督教青年会去。他知道那里地下室的男厕所是搞同性关系的人的幽会场所。不幸的是，华盛顿的警察也知道这情况。大约在下午7点半的时候，詹金斯和一个年纪已不小的退伍军人被一个一直在外面偷看他们的警官当场逮捕了。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到那里后发现，詹金斯五年前曾因同样的案情被捕过。新闻记者们不愿报道这事，可是，等到迪安?伯奇要大家注意“一件轰动华盛顿的新闻：白宫正拼命扣压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消息”(这是共和党右翼轻率使用这种说法的一个较早的例子)，这时，新闻记者们也只好报道了。消息一传出，詹金斯就被诊断为“极度疲劳”住进了医院。伯奇和戈德华特的许多别的顾问都请求戈德华特利用这一机会，大事渲染这一所谓政府上层人物伤风败俗的惊人事例。他拒绝了。
约翰逊焦急地任命奥利弗?奎尔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看看这件倒霉的事会使他损失多少选票。奎尔得出的出人意外结论是：根本不值一提；而这个不幸事件很快也就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戈德华特的宽恕、怜悯只是部分原因。另外的部分原因是，正当人们开始谈论詹金斯事件的时候，国外事务方面出现了三件使人震惊的大事。在10月15～16日的48小时之内，赫鲁晓夫被夺去一切权力，赶下了台；共产党中国宣布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垮了台。白宫记者团谈论到约翰逊的好运，他运气确实不坏。当伯德?约翰逊夫人带着一群南部政府官员的夫人们乘着一列共有16节车厢被称为“伯德夫人专列”的火车往南部开去的时候，她们受到敌意的诘难——这种待遇肯定会在其他地方获得同情和更多的选票。
约翰逊在新奥尔良迎接伯德夫人专列，并在那里做了竞选的第一次演讲。这是一次冒险——他不听参议员拉塞尔?朗的劝告，强烈地为民权呼吁——单单这一点就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发言的最后几句，则更使人永远难忘。他在呼吁停止偏执的行为后，接着说，他要实施并遵守1964年的民权法(“我不能让他们制造仇恨，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见来收买他们”)，然后他讲到，在萨姆?雷伯恩第一次进入国会的时候，他曾和一位多病的南部参议员做过一次长谈，这位参议员说，他希望他身体好起来让他能再回家乡去看看。约翰逊引述这位参议员的话说：“我真希望回到故乡，再向他们发表一次民主党演说。我感觉到我还有一篇演说要发表。我的可怜的州人，他们三十年来就没有听到过一次真正的民主党演说。他们在选举时所听到的永远就是黑鬼，黑鬼，黑鬼。”听众起先愣住了，接着清醒过来，站起来向他热烈欢呼达五分钟之久。
约翰逊竞选时另一些精彩场面的记录看起来并非都那么有利，在有关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谴责戈德华特对核武器随便乱说和不负责任的瞎想是一剂强有力的政治药方，民主党人对这一药方禁不住不时地增加药味。继“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之后，9月17日又播放了另一个节目，但因为太不近情理，只播放了一次；这一节目的画面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正在吃冰激凌，画外却有一个声音讲说，锶90已使空气毒化，并提醒观众，戈德华特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戈德华特参议员提出的可以用原子弹使胡志明小道“树木落叶”的建议，被说成是他不负责任和搞军国主义的例证。可是，对约翰逊说来，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它会使投票人想到，美国人正在越南进行热战，而把美国人送去打仗的并不是戈德华特。于是，为了保持和平问题的势头，总统向全国作了一些人们后来未曾忘却的保证。
9月25日，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尤福拉说：“我们并不想让我们的美国孩子去替亚洲的孩子打仗。我们并不想卷入……给拴在亚洲地面战争中脱不了身。”
随后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说：“我从不认为我们准备让美国人去替亚洲人打仗。按照我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我一直尽力想让越南人按照我们的意见和用我们提供的装备自己去打……目前已有190个美国人牺牲了……我常常深夜醒来，扪心自问，如果我走错一步，将会造成多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这不是发动战争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要发动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要制止一场战争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目前力求做到的。”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说：“……我们不准备派遣美国人到九千或万里之遥的亚洲去替亚洲人打一场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打的仗。”
10月27日在匹兹堡他又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一位姑娘说：“有人对我说，如果我投了戈德华特的票，我们在六个月内就会发生战争。我投了他的票——我们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选举人，如果他惟一动机就是保持和平，而他又仔细阅读过报上发表的演讲，在1964年11月，他一定会投票选举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到后来他就会感到自己是受骗了，许多人都如此。竞选期间总统在埃尔帕索说：“今天我在这儿向你们保证，为了促进自由和和平，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到世界任何遥远的角落去同任何人会谈。”可是事实呢，只要他相信美国还能用武力对共产党人强加军事解决的时候，他对越共和北越的一切表示，包括某些大有和解希望的表示，根本不予理会。在竞选运动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是黑白分明的。戈德华特主张派遣美国兵和飞机去支援南越，而约翰逊则斥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总统当时看来是真诚的。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很难想出有哪一件戈德华特提出的军事计划，约翰逊没有付诸实行的，尽管他曾经向全国人民发誓加以反对。
11月3日，林登?约翰逊赢得选举，得以在白宫再留一个完整的任期。他和休伯特?汉弗莱在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获胜，总计获得486张选举人票。戈德华特和众议员威廉?米勒赢得亚利桑那、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六个州，仅获选举人票52张。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中也大获全胜。改选的35个参议员席位中他们赢得28个，使他们共有68席，而共和党仅有32席。在众议院又获得了41席，现在他们在众议院已占有2/3以上的多数(295∶140)，居支配地位。共和党人总算赢得一个州长职务，但他们仍然仅只有17名州长，而民主党人却有33名。
“选戈德华特参加万灵节前夕”见本书第6章第174页注⑤。——译者，一条在华盛顿流传很广的贴在汽车上的竞选招贴嘲弄说。张贴这条招贴的汽车也并非都属于民主党人所有。在选举那天，本书作者正在厄尔?沃伦的住所和他同进午餐。那天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首席法官希望戈德华特会遭到惨败的强烈情绪。沃伦像共和党的许多其他的温和派一样，极希望看到戈德华特保守派被彻底击败。当灾难落到他们头上的时候，共和党人进一步肯定了一种早就存在的理论：他们之间的争执不和可比民主党人之间的争执不和要厉害得多。保守派不仅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还发现，在许多场合，本党的党员竟也把他们视若路人。
在正宗的共和党人中，也许理查德?尼克松最充分表现了这种挫折和混乱情况。选举后两天，他就严厉责备纳尔逊?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不肯帮戈德华特竞选，使他们失去了许多选票。他把纽约州州长称为“分裂分子”。但到了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尼克松已另有一种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党同人抵制“右翼极端主义”，一面又支持一切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认真负责的观点”。可是，这时尼克松的话，即使在共和党同人之中，也已不再有很大影响。同洛克菲勒不一样，他曾孜孜不倦地为竞选出力，但显然全是白费。他收到一大堆领情的话，却很难证明有什么实际价值。
对尼克松说来，那几年是很平静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说是好年月。他挣到很多钱，他有时间阅读和思索，除了出去演讲以外，在私生活中，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经常有时间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竞选开始的那一周的星期日，他在1952年曾用来作为政治资本的那只黑白花色西班牙长耳小狗切克尔斯死了，活了12年。他当时也在场，安慰了自己的女儿。(10月他在艾奥瓦州竞选时，有人又送给他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并让他叫它切克尔斯第二，但他把它转送了别人；只能有一个切克尔斯啊!)选举后八星期，他的女儿特里西娅在纽约州新进社交界的少女国际舞会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他陪伴着她。第二天，1964年除夕前一天，他在切克尔斯坟上安了一块墓石。许多人认为，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约翰逊是在肯尼迪总统的余荫下治理国家，而现在他却是全靠自己当选为总统了。关于肯尼迪的传说在美国人的思想中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国会山两个最有吸引力的人是现任纽约州新选出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马萨诸塞州以九十多万张选票的极大优势重新当选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可是现在约翰逊成了第一号人物，华盛顿也开始对这情况有所反映了。酒吧间最经常听到的歌曲是《得克萨斯的眼睛》和《得克萨斯的黄玫瑰》。中年男子穿着牛仔靴，配上牛仔帽，穿上便装成群地在15号街财政大楼旁边华盛顿饭店的门厅里转来转去。华盛顿开始让外来的客人感觉到像是一座边疆城市，其实全国也出现了这种情景；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60年代已经来临。
1964年，加利福尼亚设计师鲁迪?根赖希推广一种裸胸游泳衣，于是引出来许多新的花招。在某些高级夜总会余兴节目里，雇用“裸胸”妇女表演成了招引顾客的手段，但很快也就成为家常便饭；国家档案局附近的那些华盛顿庸俗游乐餐馆，像在美国其他大都市一样，女招待露着胸摆动着Rx房走来走去。接着玛丽?匡特在伦敦制作了超短裙。于是年轻姑娘和许多妇女穿的裙子，到了60年代后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缩越短，直到超短裙出现，人们早也就见惯；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诱惑性。
在舞台上裸体已经成风，在60年代中期慢慢度过的时候，半裸体已成了时髦社会的风尚。透明的或称为“全透亮”的衣服最为时新，艾夫斯?圣劳伦特生产了一种仅有几个金属小圆片半遮着乳头和大腿跟处的薄纱衬裙。在意大利，时式女服商福克特创造了一种松松地吊在胯骨上的南海裙；他还用一串珠子代替了上衣。羞怯的妇女则或在下身穿一种名为紧身袜裤的肉色内裤，或穿一种“滑稽内衣”——一种透过外面的纱罩可以清楚看见的色彩鲜艳的内衣——但更大胆的(以及天生较为美观的)女人则不惜让人一览无遗。上腹部的裸露也是上下扩展越来越宽。当史密森学会也吸取一些较为古怪的新式礼服时，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在众议院里提出了抗议。
新生的一代男女青年都坚持认为他们有权讲他们认为“切合”的一切，“切合”一词，像“承诺”一样，成了一个时髦词汇。伯克利是“言论自由运动”发源地——加利福尼亚称之为“言运”，这一运动转而造成60年代大学生与政府的第一次大对抗。言论自由运动是由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于1964年夏末组织的联合团体，从思想体系方面来讲，从戈德华特主义者到毛主义者应有尽有。他们一致反对大学当局不准校内要求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的示威运动扩大到校外去的禁令。在哲学系学生、22岁的纽约人马里奥?萨维奥的领导下，言论自由运动加强活动，最后竟引人注目地提出：大学董事会正在把校园变成集中营。他们认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把整个伯克利变成一个为现体制(即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的工会等)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萨维奥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躺在机器上使它停止转动的时候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开学的前一星期，动乱开始了，从此无论是伯克利还是美国任何其他大学都再也恢复不了原样。把言论自由运动叫做共产主义运动是毫无根据的。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并蔑视一切辩证法。一位支持这一运动的研究人员说：“一切旧的名目都过时了；如果这里有正统共产党人，那倒是一种温和的影响。”运动对理性主义的轻视有时到了荒谬的地步。当警察把萨维奥和他的八百名追随者从他们的造反中心斯普劳尔厅拉出去的时候，萨维奥大叫着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让校方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天气懒洋洋的，一个赤脚长发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园的正门前示威，手里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是蓝色衬底，就写着一个四个字母的下流字。他并非学生，他的名字叫约翰?汤姆森，是一个没有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是伯克利的所谓“隐蔽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由一些无名的作家和政治上的激进派组成的，60年代后期发生的骚乱据说不少都是他们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来个青年也举着写有同样字样的牌子出现；有一个人还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大声念着他标榜的那个字，另一个人则向要逮捕他们的警官朗诵了《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英国作家D.H.劳伦斯(1885～1930年)的名作，一度被视为色情文学。——译者中的一段。言论自由运动中的成员谁也不去保释汤姆森和他的朋友。校刊反对这一“肮脏言论运动”。用当时新出现的话来说，他们怀疑，那些古怪的闹事是在耍弄他们。
然而，他们的示威以及他们重新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看来却是60年代所特有的反对一切束缚的总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汤姆森和他的朋友可能有点像是拿言论自由运动寻开心，但不少严肃的作家却认真坚持自己有权使用那些一直遭到禁止的语言。他们相信，最高法院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并没有看错)，往长远看，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可能会比萨维奥的文明的反抗更为持久。那些更衣室里的语言，先见于出版物，随后舞台上也使用了——例如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剧中，该剧在百老汇共上演664场，后于1966年又拍成了电影——再后在两性杂处的社交活动中也听得到了(先是在一些年岁较大的人群中，很快在青年人中也流行开了)。在一度称之为上流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从一些最可爱的美人嘴里听到过去只是在无异性参加的场合中才会有人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短字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许多不雅的字都较短，上文所谓“四个字母”的字，亦属此类。——译者。较有克制的老一代的人在听到这些话时常感到万分惊愕。
和避孕药丸和新的裸体装扮一样，这也反映了一种演化中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道德观。在老一代的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根本谈不上道德，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和留长发、建立嬉皮士聚居点一样的玩意儿。但是，禁果对于“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中的戈德华特的崇拜者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的成员从不参加反战游行，也不读《堡垒》杂志，但在熄灯的时间，他们也和大多数最色情的嬉皮士一样活跃。对偶尔和人通奸的男人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蓄短发和政治上保守的人。专门同一个保守的享乐主义团体打交道的洛杉矶某一企业家对记者说：“那是你从未听说过的美国的一部分。那些人不穿拖鞋，不留胡子，一切规规矩矩——是一群过着极其正常生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那里的美国味道之浓厚，简直难以想像。”
大学早就提供适合于男女成双捉对交往的场所，但直到60年代中期，要在校外找一个动人、可喜而又风流的异性可是既费时间，又颇为费钱的。现在，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前两年，卡茨基尔斯的格罗辛格饭店第—次在周末只接纳单身男女。虽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却是另一个运动的开始。196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少尉迈克尔?奥哈罗感到孤身寂寞，于是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军官、专业人员、飞机上的女招待、教员、模特儿、秘书和职业妇女——举行舞会，开创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和新的生活方式。三年后，奥哈罗退役，成为一个名为“下级军官和专业人员联谊会”的主席，该会拥有会员3万名，12个地方分会，并有由50人组成的一个管理人员的班子。到这时，它已能为单身男女安排到名胜处度假，能组织只限于未婚男女参加的巴哈马游艇游弋或欧洲旅行，并能让阅读只供单身人阅读的奥哈罗的联谊会《夜信》。而且，奥哈罗也有人同他竞争了。在旧金山，孤单的人可以在“保利之家”会面；在芝加哥，有所谓的“商店”，在达拉斯，有“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会所，在曼哈顿，则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会”。
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便是建造综合公寓，未婚男女可以租用单元，以便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彼此来往；这类公寓也就出现了。从某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同辈的人发生分化的一种反映——年龄相近的男女离群自行其是，这样也就引起了彼此间的误会和不久后就会出现的所谓的“鸿沟”。最先这样做的是年老的人，并不是青年。第一座“退休城”是1960年德尔?韦布在亚利桑那州兴建起来的。和奥哈罗搞的那一套一样，他也获得很大的成功，引得别人跟着模仿，到1965年，便有了第一个单身男女居民点，洛杉矶托朗斯郊区的南湾俱乐部。南湾俱乐部还在建筑的时候，它所有的248套单元便已全都租出。最后该公司共盖了13座这样的综合公寓(其中一座在菲尼克斯)，共有8000户房客，他们可以在一起玩桥牌、参加圆桌讨论、举行烤肉宴、组织化装舞会和评酒会，谁愿和谁同居也用不着怕谁的丈夫或妻子来干扰。
可以理解，单身男女圆桌讨论会上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孕。另一个题目是婚姻，而且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婚姻本身有什么道理吗?”婚姻不过是60年代中期遭到攻击的许多社会制度之一而已。再没有任何东西被看做是神圣的了。1966年复活节前一周，《时代》杂志在它的封面上提出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于是引起一场神学上的激烈辩论。另外有一条引人注目的张贴在汽车上的标语：“上帝活着，躲藏在阿根廷。”阅读《时代》杂志——或任何其他报刊——的人，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谷登堡谷登堡(1397～1468年)，德印刷工作者，1454年发明活版印刷，是与其他技工合作的结果。——译者群星：印刷工作者的成长》(1962年出版)和《了解新闻媒介：人的扩展》(1964年出版)中，被贬为老古董和“正统”。
60年代中期的打倒一切传统观念的活动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拉尔夫?金兹伯格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性爱》；邮局认为该书淫秽，结果他被判处五年徒刑。1964年他出版了《事实》，其中有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并非属实的材料，戈德华特提出控诉，最后被判得到7.5万元赔偿费。1967年，金兹伯格发行《先锋》，结果根本无人购买。另一个在一开头谁也没想到，而最后也因此吃亏的是卡修斯?克莱。他在重量级比赛史上以最快的速度，仅仅一分钟便击倒桑尼?利斯顿，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却加入黑色穆斯林，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以良心不容为理由拒不接受征调入伍，而使一切拳斗迷们都感到莫名其妙，最后，他也和金兹伯格一样，进了监牢。
但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什么人都是会栽跟头的。监护美国核打击力量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本该是十分谨慎的，而它的一架B-52轰炸机却同一架喷气式运油机相撞，在西班牙水域抛下四枚氢弹，吓坏了美国，更不用提欧洲了。诺曼?梅勒一般人都认为是很懂得怎么写小说的，但1965年，他在十年沉默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梦》一出版，却遭到了无情的批评。林登?约翰逊据说是为了维护总统的尊严，决意克制一切庸俗的倾向，但他在动过一次手术后，却撩开衬衣让摄影记者拍摄他的伤疤。加利福尼亚主教派教会主教詹姆斯?派克因被控宣扬异端，辞去了主教职务，转而搞招魂术，还写了一本有关的书《阴间世界》，后来在朱迪亚沙漠失踪，被人找到时他已跪着死去。蓓蒂?格拉布尔和哈里?詹姆斯被认为是贝弗利山区最幸福的一对，结婚22年后却在拉斯韦加斯离了婚。
看来，一切事物的外表都全不可信。亚拉巴马人在选举州长时竟投票“选举勒利恩”，以便“让乔治干干”。好斗的黑人把黑人的非法行动归咎于种族间紧张关系，而1964年，在布鲁克林的克朗高地地区的最坚强的法律维护者却是马卡比秘密社团，一个中产阶级黑人保安组织。许多美国人相信进大学是为了多挣钱，这种信念也受了打击。《华尔街日报》就抱怨说，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少人从事工商业，大都跑到教堂、工会、和平队和一些争取民权的组织中去任职了。甚至连冷战都不是从前的样子。1966年，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纽约之间开辟了直达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往返一次。
1964年，《斯特兰奇洛夫博士》逐渐从舞台上消失，1965年，由《日瓦戈医生》代替了它，日瓦戈医生的形象使得大型皮帽、高到大腿根儿的长统靴和长得拖地的大衣变成了风行一时的装束。1965年，呼拉圈已为滑板所代替，它的制造商马上也获利达1亿元；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的一次滑板大会，三家广播公司的电视网都进行了实况转播；《滑板季刊》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接着，另一种轰动一时的玩具超大皮球跳上了舞台，于是那疯狂一时的滑板又消失不见了。这一年自行车又开始行时，而且持续时间颇长；该年销售达六百万辆，长岛铁路的火车还特地为远程上班的乘客预备下了自行车架。
一个美联社记者注意到，1965年，“许多越是过时的东西，越是又变成了时髦的东西。”在许多意想不到的货品中，有人要买有流苏的吊灯和水手装。喇叭裤很快到处流行。一个25岁的商品美术设计师彼得?马克斯预见到会出现“一股重大的青年人的巨浪——要出现一次青年革命”，因此为了欢迎它的来临，他创作了一种幻觉艺术。五年之内，他的装饰画、招贴画和头巾图案等的设计，使他每年收入达二百万元。流行艺术的杰作中，有一种是女人用的腰带，后背部分画着一只极大的眼睛。“丑得出奇”一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如羽毛围巾、沙发垫巾、泡泡糖画片、雪莉?邓波儿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纪念品等商品。汉弗莱?博加德和琪恩?哈罗主演的电影重新上映，于是姑娘们有一阵又都打扮成哈罗的样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爷爷》、《痛苦和狂欢》和两部含义很深的笑剧：《猫咪巴卢》、《有什么新闻，小猫咪?》
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说：“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成年人对电视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三个电视广播网似乎全都在极力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共同趣味，它们实际上脱不出尼尔森的评价。(“这是不可避免的，”《纽约人》评论说，“它和数学定律一样清楚明白。”)联播节目质量越趋越下的情况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说特别令人痛心，这家公司在爱德华?默罗主持其事的时候曾是颇受知识界观众欢迎的。而现在，在小詹姆斯?奥布里的主持下，却尽播放一些神秘戏剧、乡野喜剧和春宫画片似的场面。
艾德莱?史蒂文森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65年相继去世。埃德加?胡佛还活着，还掌管着联邦调查局，但已开始衰老。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犯罪率一年增加11%，而总统的推行法令伸张正义委员会断定，实际犯罪案件的数目可能是报案的三倍。社会上抗议行动成了犯法行为中日益增多的一类。1965年3月24日在密执安大学开始的通宵12小时的反对越南战争宣讲会，是完全合法的，但接着出现的什么裸体会、睡觉会、相爱会就不一定合法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决定在1964年4月22日开幕，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布鲁克林分会的领导人威胁着要来一次抛锚会——使成千辆汽车因油尽而中途停车——造成交通堵塞，来加以破坏。结果他们竟使参加开幕日的群众从25万左右减少到92646人。最后将近300人被捕，其中有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负责人詹姆斯?法默。
全国暴力活动的严重性仍然骇人听闻。1966年夏，一个叫理查德?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谋杀了八名护士学校的学生。两星期以后，得克萨斯大学优等生查尔斯?惠特曼，爬上该校在奥斯汀的27层高的水塔顶上，向下面过路的行人开枪，打死14人，打伤30人；又过了三个月后，一个18岁的大学生跑进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罗斯-马尔美容学院用手枪打死4个妇女和1个孩子。他对警察说，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奥斯汀的杀人事件的启发。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样，他说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处于两极端的两名议员都出了麻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骂哈莱姆一个寡妇“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给她一笔损害赔偿金，但鲍威尔不予理睬，躲离了纽约。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汤姆?多德的同事指责他滥用竞选基金，并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时受贿。纽约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个企图炸毁自由女神像、自由钟和华盛顿纪念碑的阴谋集团；这些参加阴谋活动的人动机各不相同，从魁北克独立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黑人权利拥护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应有尽有。在纽约，有一家假期换房社，专为愿在假期中交换住房的人办理联系工作；从马萨诸塞州东部一个小城市里第一次传出了年轻夫妇彼此交换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广告组织日本柔道参观团：两周中汗流浃背，只收费1396元。瓦萨大学的萨拉?吉布森?布兰丁校长对她的1450名女生说，她希望她们别再跟人胡搞，否则就离开学校。杰克?瓦伦蒂对一群广告设计师说：“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为林登?约翰逊是我的总统。”
达拉斯对杰克?鲁比的审讯于1964年2月17日开庭，3月14日结束，判决有罪。他的律师梅尔文?贝利大声吵嚷说：“这是一个非法的法庭，一个迫害法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鲁比后来于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狱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发表了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说，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抛弃各种老一套的神话”，他将同政府决裂。教皇保罗六世10月间在纽约待了一天，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新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看来决心对约翰逊表示绝对忠诚，他模仿阿维斯汽车出租广告的腔调说：“我是第二号人物，我必须更加倍努力。”某些观察家怀疑，获胜的民主党两总统之间是否正在发展着一种以彼此虐待为乐的关系。总统似乎以能羞辱副总统为最开心的事。他对记者说：“小伙子们，我刚才还对休伯特说，他有短处捏在我手里。”
1966年，《音乐之声》成为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这全是真的。”电视这时在观众多的钟点，几乎百分之百是彩色节目。两个职业足球联队合并了。《玩偶的山谷》和《逃避审查之道》两书最为畅销。《娱乐酒店》和《妈姆》成了百老汇的热门。戴维?梅里克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资50万元，最后完全失败。一家服装公司出售一种可以随手丢掉的纸衣服，一盒只要一两元，穿脏了便可以丢掉。新的男用化妆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经理睫毛”，和一种刮脸后的粉扑——“铜拳”。1966年的夏天，由于航空公司出现有史以来为期最长、代价最高的罢工，使许多旅游者未能成行；五条重要航线停飞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联赛中，躲闪队接连四次输给了巴尔的摩队。加利福尼亚的汽车上出现了一条古怪的标语：玛丽?波平斯贩卖毒品。
60年代中期，劳资纠纷使纽约人有279天看不到报纸。《世界电讯报》、《美国人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合并成一家，称为《世界论坛报》(简称Wijit)，出了九个月就停刊了。经过了190年，一种迷信终于完全取消掉两元的纸币；财政部于1966年8月10日停印这种纸币，说是：“公众不愿用它。”
1966年秋季选举是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对黑人区暴乱活动和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反感终于结合起来，使白人的强烈反应第一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货膨胀、利率高涨、抵押贷款短缺、生活费用上涨，这种强烈反应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强有力的跳板。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很大优势重新当选。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新人中有田纳西州的霍华德?贝克、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珀西；新的共和党州长中则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马里兰州的斯皮罗?阿格纽。共和党总共在参议院新增了3席，新州长8名，众议院47席，比他们1964年失去的还要多一些。
但到这时，约翰逊对立法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越来越一心只顾越南战争，相信它的结局将决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据他的弟弟萨姆?埃利?约翰逊说，他几乎每天夜里3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困乏地穿上晨衣和拖鞋，到白宫地下室的情况汇报室去听取西贡来的最新报告”。
他日益孤立。从肯尼迪到本届政府一直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已越来越不相信凭轰炸就能使敌人屈膝。麦克纳马拉现在整天想入非非，计划要在越南的中部筑上一道电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渗透。等到他感到这一计划不行时，他对军事技术的信心也就彻底消失了。白宫在越南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不久就成了沃尔特?罗斯托，他同这位躲在白宫的寂寞的战时总统之间的关系，据约翰逊的另一位助手说，“完全和拉斯普金拉斯普金(1871～191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有势力的僧侣，曾影响尼古拉二世许多政策的制定。——译者和受包围的沙皇一样”。保守的90届国会将同罗斯托一起扇动约翰逊干下去，通过巨额的军事拨款法案，使他在越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到了这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后，人们对他的赞许是真诚的。全国都支持他，他的目标正是全国人民的目标。那时，对他和对美国人民都显得大有希望，很少人正确地估计到那个“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约翰逊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越南)的威胁。可是，总统家里却有人焦虑不安。“我只希望，”约翰逊夫人在1965年年中说过，“外交问题别不断增加。这不是林登式的总统的特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