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有什么事情在走下坡路，那是无疑的；如果不是国家的福利，那就是它的道德、它的自尊。自从朝鲜战争开始以来，共产党国家的漫画家就一直把山姆大叔描写为一个冷眼相看的恶意老头儿，从日积月累的报上大字标题来看，他们不无根据。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私人生活中，位据要职的美国人结果发现竟是窃贼，甚至比窃贼还坏，其人数之多，令人丧气震惊。在联邦政府工作的那些罪犯，他们的罪行似乎特别可恶。那些坏蛋叫做“卖官鬻权的人”和“收回扣的人”，“华盛顿一团糟”是他们造成的。民主党掌握了20年政权之后若要再延续四年，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障碍。
那正好合乎共和党人的打算。一切含沙射影的话都导向白宫的门口，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作这样的推理：不管怎么样，国内大部分的贪污腐化要由政府负责。当然，还没有共和党负责人士表示哈里?杜鲁门的手也不干净，而且事实恰好是，50年代第一个著名的恶棍——电视上第一个明星——却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官员。不过，他捐助过民主党竞选经费，是纽约政界的人物，而那些就足够吸引一个正在调查全国范围的罪行的野心勃勃的田纳西州参议员的注意力了。
法兰克?科斯特洛，别名弗朗西斯科?卡斯特格利亚，又别名法兰克?塞弗利奥，是当时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有组织的犯罪行业中的一个“组织人”指完全符合一个大公司组织的标准和要求的无个性的人。——译者。他只被捕过一次，那是在许久以前，由于凶殴和抢劫。此后，他就由别人动手了。他在自己的行业中步步高升，从低级打手做起，贩卖私酒者，管理老虎机放在茶馆饭店中的一种赌博机，投入镍币后扳动轮机，偶尔吐出若干镍币。——译者，开设赌场，最后成为纽约政客的朋友和后台老板。到那时，他就试图掩饰自己过去的经历。他投资不动产和油田，并向新闻记者保证，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经历，当时他已是一个正当商人。但他并不是正当商人。他曾经当过幸运儿卢西亚诺的主要助手，当幸运儿被驱逐出境后，科斯特洛就把他的势力接过来，成为第一号大亨。他与黑社会的联系，在全国纵横交错。坦慕尼的卡迈因?德?萨皮奥全靠科斯特洛的栽培，有些人说，纽约市市长威廉?奥德怀尔也是如此。
要是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参议院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在40年代末期或者50年代中期到全国去进行调查，只会引起最低限度的注意，因为在前一阶段还没有设立足够的电视台，而在后一阶段由于广播公司的节目已塞满了电视台白天的广播时间。但委员会是在1950年5月召开听证会的。由于没有更好的节目用来播送，外地城市的一些电视台台长就把听证会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性质的东西来广播。当那些调查的参议员们于1951年3月12日在纽约福莱广场法院大干一场时，WPIX电视台摄影记者就准备跟着干。这里的情况稍有不同。在纽约，购有电视机的人特别多，大规模的听众网已经形成。在这里这个广播业的首府那里，转播到各地的设备早已发展起来。
科斯特洛的律师想要逃避在电视镜头上出现，他要求不要把摄影机对准当事人。他解释说：“科斯特洛先生不喜欢把他当做大家看热闹的对象。”那些参议员都同意了，但是有一名技师巧妙地建议，他们都把镜头集中在科斯特洛那双手上。结果是一场极好的戏剧：话筒里是紧张的对话、镜头里是紧握着的拳头、手指不安地弹着桌面、手里握着文件和玻璃杯挥舞的手势、抖嗦的双手把一张张的纸撕成碎条。是的，科斯特洛承认，他有“一点现款”放在家里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内。不，他记不起那笔款的数目有多少。听到参议员查尔斯?托比扬言要搜查他的住宅，那匪徒突然想起他有5万元在家。那笔款是怎样得来的?他轻声含糊地说，他有一些手面大方的朋友。有一个是管理罗斯福赛马场的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朋友，承认每年给科斯特洛1.5万元，连续四年，要他帮忙不要让纽约州赛马委员会因为那里的卖彩票活动而吊销赛马执照。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法律顾问鲁道夫?哈利，问科斯特洛是否真有其事。科斯特洛握着拳头说，一点儿也没有；那是有些误会了，他不过“到处宣传说”，他的朋友是一个“好人”，可不能对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手开始出汗了。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委屈地问，难道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勤勉的买卖人吗?他感到喉咙疼。拍电视的强烈光线刺激他。他想回家去。凯弗维尔直率地叫他继续回答问题，但科斯特洛摇了摇头，接着：
凯弗维尔：你拒绝进一步作证吗?……
科斯特洛：参议员先生，我首先得考虑我的健康情况。如果我作证，我就要说老实话，但是我的脑筋已经不灵了。
凯弗维尔：看来你的脑筋还是很灵呢。
科斯特洛：尽管我对各位参议员怀着应有的尊敬……我对他们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个问题，我要退场了。
接着，他果真退场而去。结果因蔑视法庭罪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蹲了18个月。看到他的退场的有三千万电视观众。按照电视统计所的统计数字来看，纽约的电视机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凯弗维尔举办的听证会。听众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联赛的观众还要多一倍。
在福莱广场停留了八天之后，凯弗维尔委员会便回到华盛顿去。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成了总统的候选人，三千万个家庭留下了一个清楚的印象，这就是美国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样腐败的事情。爱德?默罗说：“电视演出一直都极吸引人，观众多得惊人——也许由于出现在电视机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实事。”杨-鲁比肯广告公司总结了总的印象，把广告登在纽约的报纸上，对社会上的罪恶表示遗憾，并问：“我们有什么该做的事情吗?”
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导小孩如何分清是非。大概那件事已经做到了，但当凯弗维尔委员会仍在开会的时候，报纸却提出确凿证据，指控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大学青年中——有营私舞弊。纽约市立学院篮球队一连好几个冬季曾以全国最优秀的篮球队之一上场参加比赛。现在发现，它的五个正式队员中有三个受贿——每人多达1500元，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赛球时，故意输掉。他们刚被控告，纽约大学、托莱多大学、布雷德利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队员们也在类似的供状上签了字。
运动界的教唆犯，一个名叫萨尔瓦多?索莱佐的监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监禁期限则短一些。把索莱佐当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只要那年秋天运动季节情况令人兴奋，大学名誉的污点会很快地被忘记了。不幸另一件丑闻又在那年8月出现。西点军校宣布有90名学员因考试作弊而被开除。
在篮球赛和考试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美国当时正处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败坏的时期，这是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像这种道德败坏的年代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那样，人们对于罪恶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虽然他们不肯这样承认。要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问题就需要深深地体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说话很少有直截了当的。报纸上的关于伤风败俗的事情的报道都是用委婉的语言加以掩饰的。典型的例子如：称妓女为“应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时亦称她们为“玩乐女郎”。和一个男人睡觉，她们说起来总是“接了客”(“接了约翰以后，你又做些什么?”“我去浴室拿一条毛巾”)。累积起来的影响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职业听起来很时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宝石的妓女出外卖淫大大不同于30年代初期那些沿着铁路线拉客人的一角钱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六只角子一只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辅币。——译者的“胜利女郎”。应召女郎不再在街头或汽车站拉客，她们的活动地点是高级旅馆房间，要用电话约会，就像医生那样。许多是美女竞选的获胜者和(或者)大学毕业生。有些主修经济学，在法庭上，她们几乎把自己看成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慷慨贡献者。实际上，她们所提供的服务，在商业上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厂商给外地来的买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由它们的越来越活跃的广告部门充当拉皮条的角色。在会计方面得想出办法使那笔费用在申报所得税时得以扣除。只有那样以谨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来做这种工作。但待遇很高，高达500元一次。一个爱挖苦的鸨母在她的名册上把她们标上“VIP”VIP原义“特等要人”。——译者的记号——代表“头等货”。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是对的。非职业妓女引起的麻烦对高级招待人员和行政副总经理来说是危险的。在路灯底下或在人数众多的鸡尾酒会上随便搭上的女人来历不明。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与你竞争的一家厂商的侦探，或者是一个存心敲诈的丈夫的老婆。一个月后她可能来到你的办公室甚至来到家里，要把偶然邂逅相逢变成长期的姘居。一切现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带水。声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开的职业妓女。为大明星扮演牧场雇工的小演员可以找不甘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自己却要找职业妓女。凡是职业上需要经常旅行的头面人物，包括驰名全国的政治家都是这样。当时，选民是不知道有这回事的。并不是他们对位居要职的人有任何幻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只是以为政界人物来盗窃国家财富还忙不过来呢。
哈里?沃恩少将是一个个子高大、态度和蔼的密苏里州人，稍有点像赫尔曼?戈林，打扑克是天才。在其他方面他没有显著的才能，也不是特别的精明。作为哈里?杜鲁门的侍从武官，他应该知道他会经常引人注目，但他仍是在役将级军官中最邋里邋遢的一个将官。他在重要场合不是忘记穿上军服的衬衫就是没有系上领带，并且一直在做幕后交易。当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不过是手脚稍许不大干净而已。举例说吧，1945年杜鲁门升任总统职位后，沃恩在他的第一篇演说中，曾对亚历山德里亚的威斯敏斯特长老会的妇女辅助队谈到被占领的德国的黑市价格非常厉害，为了拿出例子来说明，他透露他曾经把自己用55元买来的美国手表以500元的价码卖给一个俄国军官。
在白宫，沃恩以喜爱交际、和蔼可亲而出名。他在社交方面的精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总是乐意光临鸡尾酒会或晚宴。他在那里结交了新朋友以后，第二天早上总是乐意发出一封信或打个电话，使政府机构运转起来更加顺利无阻。要是给恰当的地方干别的一行，这样做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干他那一行，的确是危险的事。
给那位将军惹祸的是一个以前在陆军军需军团担任过上校的名叫詹姆斯?亨特的品质卑劣的人。像亨特那一类的人不少，但他却是他们当中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也是当时卖官鬻权者的代表。付一笔手续费——在杜鲁门任总统时期是利润的5%——以后，那个能够“牵线说合”的人就可以使困难的交易顺利成交。在亨特的要求下，沃恩对管理机构、五角大楼的采购官员、国务院护照科以及农业部等都施加荒唐的压力。在被占领的欧洲，一个商人带了白宫的介绍信，为一个香水制造商收购了全部香料油。联邦贸易规章为亨特的一个委托人通融了一下，剩余物资处理办法为另一个委托人放宽了一下，公共住房建设计划为第三个委托人调整了一下。为了调整和平时期的经济，稀有的建筑钢材用于加利福尼亚的赛马场，稀有的商业用糖给了软饮料制造商。沃恩自己则做了这些受惠者捐献竞选经费的媒介。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个受惠者送给他的一件个人礼物，后来闹得人人皆知，那就是价值520元的一个冷藏箱。
总统其他三个密苏里老伙伴是：唐纳德?道森，E?默尔?扬和威廉?博伊尔。他们的活动地盘是复兴金融公司。它是由赫伯特-胡佛建立起来支撑面临倒闭的一些厂商的，在40年代初期曾提供资金给国防工业，在战后则设法减轻经济调整的痛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那公司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予以保留，但是那边的业务突然活跃起来。在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领导下的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往那里去看一下，无意中却发现这竟是个藏垢纳污的渊薮。政府的拨款都被用来从事各式各样的投机，包括在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开设附赌场的旅馆。有一些案卷找不到了，另外一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公开偏袒的。美国利思福尔达公司向复兴金融公司申请借贷56.5万元资金，三次遭拒，就付给博伊尔8000元“手续费”，后者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于是，那笔贷款批准了。总统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为缺乏担保的有政治关系的人向复兴金融公司搞到借款。扬则是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的审查人。十年来他一直从他经手批准申请贷款的厂商那里收取“手续费”来补充他的薪金收入。经他批准一笔15万元的贷款后，为了表示感谢，那家公司送给扬夫人一件礼物，那是一件价值9540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礼物可惹了大祸。大多数美国家庭妇女所最心爱的而又做梦也不敢想得到的东西，莫过于貂皮大衣了。现在却有一个妇女得到了，只是因为她的丈夫欺骗了政府。共和党人对这件事火上加油——他们忘掉了自己党的全国主席曾出面为迦太基铁催化剂公司搞到复兴金融公司一笔大贷款，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家公司的总经理——谣言逐步传开了，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在政府机构工作每人都有一个冷藏箱放在地下室，他们的妻子身上都有件貂皮大衣。布莱尔?穆迪参议员的妻子把她那件新的毛皮大衣钉上一张发票，上面标明这是染成貂皮的麝鼠皮大衣，价格只有381.25元(包括税款在内)。养貂场协会的哈罗德?里德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说明穿着貂皮大衣的妇女未必都是嫁给骗子的，事实上她们许多都是“有鉴赏力的极受尊敬的人”。
哈里?杜鲁门说，富布赖特对复兴金融公司的调查是“愚蠢的”。事实上并不然，富布赖特证明他的调查并不愚蠢。在参议院会议室的弧光灯和扩音设备底下，富布赖特在新闻界的面前摆出了证据，证明坐在总统的右边的道森，实际上却率领一个阴谋集团，假公济私，借以自肥。一件值得注意的物证就是复兴金融公司的董事沃尔特?邓纳姆的工作日志。在那本日志里，都小心地记下由道森和其他人打来的几十次电话，为那些找到了没有德行的政客的门路的声名狼藉、名誉扫地的投机商疏通关节。自蒂波多姆事件蒂波多姆是美国一个地区。1922年美国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非法私自把蒂波多姆油田出租。后来查出福尔受贿，被判处徒刑一年并罚款10万元。——译者以来，华盛顿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杜鲁门仍然装着看不见。扬被大陪审团控告犯了伪证罪，白宫没有发表评论。总统坚定地为博伊尔辩护了三个月之后，博伊尔“因健康原因”被批准辞职。道森像沃恩一样，仍然是总统顾问班子的成员，并在人事问题上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那简直是可恶之极。
然而可恶的事情层出不穷。按照当时的组织情况，国内收入局是一个不断诱人犯罪的地方。这个局设64个分局，每一个分局由一名局长负责领导。那些局长，他们的副手和华盛顿总局里的高级官员全部都是按政治关系任命的。这些职位就给了在上次大选中拉票有功的民主党人。财政部长斯奈德是一个老实的密苏里人，他早就预感到要发生丑闻，因此一直在想弄清楚有关受贿的传闻。他甚至要求圣路易斯分局局长詹姆斯?芬尼根辞职，但芬尼根和杜鲁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赖着不走。
到了这时，一切情况都变了。随着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发现了旁证，大陪审团控诉芬尼根。这样，他才退职。但后来又被判定犯有漏报103000元该付所得税的收入的罪行。接着，斯奈德又命旧金山分局局长詹斯?史密斯及其八名下属暂停职务；接着又提出了阴谋欺骗政府的起诉书。波士顿分局局长丹尼斯?德拉尼辞职，被控收受贿赂。布鲁克林分局局长约瑟夫?马赛尔被发现漏报该付所得税的3.2万元收入。他和他的助手莫迪凯?米勒由于拒绝向委员会说明他们额外收入的来源而被开除职务。国内收入局局长、前白宫的一名助理乔治?舍恩曼，以健康状况不良为理由，提出了辞呈。一共有九名民主党员都要入狱，包括马修?康纳利，他曾任杜鲁门总统安排约会的秘书。
铁证如山，最后迫使杜鲁门做出反应。总统把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拉马尔?考德尔撤职后，向国会提出了改组复兴金融公司和国内收入局的计划肯尼迪总统于1962年赦免了康纳利；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赦免了考德尔……以后该局改称国内收入署，它的全部人员将归属文官系统。但是那样做并不足以平息批评政府的人。当时距离下届总统的竞选时间不到一年。“华盛顿一团糟”已经成为竞选运动中一个强有力的争论点。得想出个办法来抢在共和党前面。因此他宣布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来调查联邦政府内部贪污的情况。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足够诚实的民主党人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对杜鲁门来说，这绝不是开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马斯?墨菲，此人是阿尔杰?希斯的起诉人，现在是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墨菲接受了任命之后，却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接着，杜鲁门宣布整顿工作由他的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思来领导。那些批评者说，那比不整顿更坏。因为丑事也涉及他的司法部，同时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就是他把那些受到起诉的人带到政府来工作的。共和党大叫说那不过是粉饰门面。同样叫喊的有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投票通过要自己来动手调查麦格拉思和司法部。
那场笑剧现在接近了高xdx潮。总统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任命一个开明的共和党的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莫里斯接二连三地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节目上透露对司法部一些未经证实的怀疑，拒绝了麦格拉思给他办公的地方，自己在华盛顿商业区一幢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办事处，要求国会授予他签发传票的权力。但他遭到了拒绝，后来自己反而被传唤——要他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作证，因为后者要讯问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对非法出售剩余油船给外国政府扮了什么角色。莫里斯接着得罪了政府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竟向所有美国政府职员，包括内阁全体阁员在内，寄出详细的调查表，命令他们登记自己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当麦格拉思接到那份调查表时，大发脾气。他错误地以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发给他一份五个大字的通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上得悉此事。于是，他也大发脾气——把麦格拉思撤了职。
在1952年党代表大会之前最后的几个月中，杜鲁门的地位越来越不牢固。他对那年钢铁罢工的处理是仿效他在六年之前使约翰?刘易斯乖乖就范的巧妙手法的，结果却弄巧成拙。当时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3月20日的仲裁，即规定对工人增加工资但不增加钢铁价格，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的财产来管理。他以为他的紧急应变权力容许他那样做，并且相信最高法院也会同意。但是最高法院却不同意，于6月2日裁定那次接管是非法的。不管怎么样，钢铁工人联合会还是罢工了，为了要使工会的六十万工人以每人增加工资一角六分回去工作，总统得同意每吨钢材的价格增加五元二角——那正是他一直想避免发生的事情。
在白宫发生这场丢脸的事的同时，共和党方面越来越不择手段了，这种情况使人震惊。由于太长的时间没有掌权，对选民失去了信心——因为在过去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选民都不选共和党——因而少数党下了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民主党人的威信。它有权也有义务揭露在杜鲁门保护伞掩蔽下的小偷窃贼。攻击政府腐败失职是为国服务，民主制度就应该这样发挥作用的。但是共和党对迪安?艾奇逊和乔治?马歇尔的猛烈得异乎寻常的攻击却是另一回事。这两位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一类的骗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作为美国在国外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至少也该承认他们是为了崇高目标而工作的正派的人。
艾奇逊是一个出身高贵、有教养的人，对待政敌有一种冷淡的甚至傲慢的态度。马歇尔将军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战时英雄，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同两党都没有关系。他作为总统的使者前往中国，就像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登陆一样，是超乎党派政治之上的。在内阁里他避免受到党派方针的影响。他只有一次所采取的立场引起了别人的非议，那是在免了麦克阿瑟职务以后所引起的吵闹中发生的。他当时为了有限战争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毫无疑问，那激怒了在国会中拥护麦克阿瑟的人。但是奥马尔?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亦为那个主张热烈地辩护。此外，在麦克阿瑟没有被召回之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对立情绪早已露了端倪。1950年9月，20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宣布反对任命马歇尔为国防部长。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称他为杜鲁门的“爪牙走卒”。乔?马丁称他为“姑息派”，要对毛接管中国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丁曾有效地领导过一些斗争，否决了为关岛及威克岛设防的立法。他当时曾说过，为那些地方设防可能会挑惹日本的军阀……什么东西激发他们那样做?为什么他们要盯住一个曾被称为“现今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军人不放?
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马歇尔是一个超乎政争的民族象征。在争夺权力的无情斗争中，任何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对他们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当时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有一天他就有可能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既然如此，他们就需要先发制人，彻底地损害他的名誉，使他将来发表的任何意见，无人再会相信。这项工作的最后一阶段由麦卡锡来干了。1951年6月14日下午，他开始在参议院作他的最长最出名的演说，控诉马歇尔“阴谋之大，声名之狼藉，使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那样的事情都相形见绌”。
自由派共和党人则在努力对杜鲁门政府形成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称，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党靠“诽谤四骑士——恐惧、愚昧、偏执和污蔑”走向胜利。埃米特?约翰?休斯主张不要用“华盛顿的一团糟”这样的话，认为这样说“小气、自以为是、过甚其词”。休斯亦以为对民主党人的爱国精神表示怀疑是危险的。但到1952年年初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元老派已听不进这样的劝告。在那整整的一年中，共和党的辩论家甚至坚持要把对方称为“TheDemocraticParty民主党正式名称是TheDemocraticParty。——译者”，硬说在字面上是对的，虽然实际上的意义是一种轻蔑。
共和党右派发表的演说，把民主党人分为五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没有足够魄力来侵入中国加以征服的虚弱者。意见不同的政客一般是相互容忍的，但是这一种口头攻击造成的后果使两党陷入深刻的分裂。
共和党的立场受到一般人的欢迎。大多数美国人已开始不赞同杜鲁门来当总统，即使他在总统竞选时到处旅行也不能使他像以前那样获得他们的欢心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所不断抽查民意，他的第一届任期最不得民心在1946年，只有32%的选民拥护他。在1950年整整的一年中，那个数字徘徊在37%与46%之间。以后——在他任职的最后两年中——赞成他的人从来没有超过32%。有时则降低至23%，那就意味着每四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才支持他。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他有作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看起来他充其量是一个有胆量的光靠决心来克服自己的无能的人。他就是那样来估计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国家。有很多很多人——我想在这个国家有100万人——能够把这项工作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既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就把它做好。我总是引用亚利桑那墓碑城的墓地里那一句墓志铭。它是这样写的：‘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拼了老命。’”
但是，对一个像他那样有信念的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党政府上台的前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除了杜鲁门之外，谁能当民主党的候选人?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名字随处都可听到。他已报名参加所有的预选，他有一批为数甚大的追随者。杜鲁门不为所动。总统是一个操纵党组织的政客，并以此自豪，他不喜欢那些弄污了自己民主党人声誉的改革者。但是大多数其他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艾尔本?巴克利已经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是自由派死对头。哈里曼从没有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觉得在所有有条件接他班的人中已经找到最好的一个人了。他邀请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向后者建议辞去法官职位来当领导人。文森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一阵，表示最高法院不应作为到白宫的敲门砖，但最后同意回去与他的妻子商量一下。他的妻子更不喜欢这个主张，杜鲁门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记下那位首席法官“坚决谢绝”。接着，总统便转注目于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大选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创造了一次显著的个人胜利，以572067票这个史无前例的优势取胜。杜鲁门自己在伊利诺伊的优势不过是33612票。无疑，靠他自己一个人，他会丢掉该州的。他对一名总统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前来华盛顿访问时别忘了通知他。
在同一个月里，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新罕布什尔的谢尔曼?亚当斯成为该州争取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委员会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要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报上去参加即将举行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预选，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证据，证明他的候选人是共和党的党员。亚当斯寄出一封查询信件给堪萨斯州艾森豪威尔的县城，下面的信就是该县文书穆尔的回信：
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没有在本县参加过投票选举，预选法律是在1928年开始生效的，他从那时起从来没有投过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来，我一直是本县的文书，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德怀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从没有参加过投票，否则我会知道，因为自预选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过，在1928年预选才生效以来，党员名册一向在此。
德怀特的父亲是一个共和党人，在他逝世之前总是投共和党的票，但是那对他的儿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许多人都不跟他们的父亲，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债，看有多少钱可以使用，这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会使这个国家陷于破产境地。
我认为他不会有什么政治见解。
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什么政治见解，而且也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明显的指导原则，对当时大部分的重大问题，甚少发表公开见解。四年之内已经是第二次向他提出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但是建议他担任那职位的人们却不知道如果他担任了那个职位又将会怎样行事。诚然，在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他曾经说过这样保守的话，如“如果美国人所需要就是生活保障的话，他们大可以去蹲监狱”。同时，他还利用了他的威望，争取舆论支持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对外政策，他的成就，包括他当前担任的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职务，是在代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所取得的。所有他的同胞都可以放心，他是一个坚强的、正派的、宽洪大量的人，赢得了欧洲政治家的敬重；他表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平凡的特征，都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喜欢在他们的领袖身上找到的，例如，爱好用方言开玩笑，穿衣服随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短上衣。
他原来是一个共和党员，虽然这个问题经过令人苦恼的几个星期才得到解决。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1952年1月6日从法国回来不久，对记者说，如果共和党人提名，将军是愿意接受的，同时他不会否认洛奇的话。但结果他几乎要否认洛奇的话。就在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绝向记者说明他的党派关系，只说那位参议员对“我的政治信念的一般趋向以及关于我投共和党的票的记录作了一个准确的报道”。他避免回答接受请求出来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进行这种活动的人这么做使他很不高兴。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他们共同的信念这一点不成问题”，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们要拥戴的人并不赞同他们的信念。他又说：“我决不会为了要想提名竞选政治职务而要求解除现在这个职务，我将不会参加那些意欲推选我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前进行的活动。”
显而易见，他把门关上了。但是，接下来他又把门打开一条缝。如果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自然就会响应担任“超越我目前责任的职务”的号召。对亚当斯和洛奇来说，这一点就已足够了。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为他竞选。在当时那批深信艾森豪威尔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并且他很快就会忘记他要留在巴黎的保证——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哈里?杜鲁门。
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长在纽约每年一次的市区联盟宴会上发表讲话。他于次日下午4时抵达华盛顿，参加一个调查矿山的会议，但发现大都会俱乐部的房间已经人满。然而在罗杰?史密斯旅馆里，已为他定了一个房间。他在该旅馆办理登记手续时，收到一封从布莱尔宾馆来的信，通知他总统想在那天晚上和他会面。晚上11时15分，史蒂文森回到他的旅馆，感到头晕目眩。他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我是艾德莱，我刚刚遇到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请你立刻到旅馆来谈一谈好吗?”他的朋友到达旅馆时，只见他脱了上衣，穿着衬衫。史蒂文森说：“我刚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总统要我把世界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手中拯救出来。”
在杜鲁门的回忆录中，他写到他告诉那位州长：
……我不会再参加总统竞选了，我认为他是最合适担当那个职位的……我告诉他我对总统职位的看法，而它怎样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权力的、最伟大的职位。我要求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就可以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他说，不!他显然吃惊得发呆了。
史蒂文森提醒杜鲁门，他已宣布竞选连任州长，而“不应把伊利诺伊州人民所给的最高职务看做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慰奖”了。他对两个小儿子负有责任，因为这两个儿子实际上被爱交际的母亲所遗弃了，过于抛头露面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此外，他还怀疑自己是否已具有条件可以担当总统那个职位。在斯普林菲尔德再任一期州长以后，他可能更有条件一些，但是现在不行。当然，史蒂文森没有表示，对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当时这一年是困难的一年，但他一定想到过这一点；不像杜鲁门那样，他是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政府的声誉有多大的损害的。
相反的是，艾森豪威尔却曾经这么想过——当他观看该年夏季电视广播中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时——要是他早知道民主党会提名一个像史蒂文森那样有人品的人，他就会留在巴黎不回国了。正如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其他的人一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到了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魅力的感染。从外表看，那位州长是貌不惊人的：他身材矮小，头顶光秃，面露笑容，但他可以说是个政治天才。他人品正直、一心为公的精神是大家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出来的。他的才智和妙语博得了两党的赞赏。没有一个20世纪的政治家，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在内，在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中赢得那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讲起话来，能够引起听众对美国的过去和将来的景象有一种抒情的感觉。史蒂文森向往林肯的理想，当他把听众引导到这种理想方面去时，全场肃静无声，对他党内那些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来说，他成为那年的一种宗教信仰。正如12年前的温德尔?威尔基那样，他使他的同胞停下来想一想他所代表的是什么，而八年之后，他曾举得那么高、那么久的那盏明灯又为另外一个年纪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杜鲁门拒绝接受他的撤退。次日早晨，1月22日，在总统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共进早餐之后不久，史蒂文森造访布莱尔宾馆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感到惊愕的州长走到那里都被一群群的记者所包围。他的名字在所有的辛迪加专栏作家写的推测文章上出现，《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他的画像，那篇报道说：“不管谣言背后的真相如何，这一点足够明显的：对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而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政治上却是热可炙手，哈里?杜鲁门感到需要一些温暖。”新闻界问到他是不是同意应召出来竞选，史蒂文森感到自己有思想斗争。他问接近他的一些人，一个身体健康并早已参加政治生活的人，怎么能够拒绝美国政治中最大的荣誉和最大的责任?他对记者的回答是尽可能的否定地说，“一个现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违背一个人一再明白表示的意愿而征召他出来竞选”。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有72年没有发生过了。1月间，史蒂文森认为要那件事情重演是不可想像的。
六个星期过后，他就没有那么肯定了。3月4日，他再次和总统会面——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所说，是应他的要求会面的；但根据史蒂文森的文件所述，是应杜鲁门的邀请的。为了避免鼓励总统竞选运动迅速发展，州长改用他的一个助手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的名字飞往华盛顿。在路易斯维尔停机加油时，他的老朋友《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出版者巴里?宾厄姆力劝他让人民“根据他过去为大众服务的记录自己做出判断”。史蒂文森笑着说：“好呀，你真帮不了我什么忙!”他在布莱尔宾馆对杜鲁门重申，在伊利诺伊州重选连任州长是他最大的奢望。但总统也给他帮不了什么忙，后来他写道：“我发现在史蒂文森的身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地移交党领导的责任的人了……我确信他会把要求提名候选看成是他的责任。”
1952年3月29日，州长参加了由民主党每年举办一次的杰弗逊-杰克逊日聚餐会，当时有5300名民主党人参加，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训练场举行。其他客人包括了艾奇逊夫妇，在赴宴途中，艾丽斯?艾奇逊问她的丈夫是否认为总统会在聚餐后发表的讲话中透露他的竞选计划。不可能的，国务卿干脆地回答说；对他来说，宣布他继续参加竞选为时过早，如果他决定不参加，他也不会在这些听众面前宣布，那会使许多人感到失望的。结果却是，艾丽斯?艾奇逊是杜鲁门家人以外第一个人得到消息的。她坐在总统的身旁，当发表演说的时间接近时，他把讲稿的最后一页给她看。在讲稿上，他亲笔写下他决心不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在这里只有你，贝丝和我，”他说，“知道这件事。”她感到很不安，想要她的丈夫过来说服他，但他摇摇头。“过后不久”，艾奇逊写道，“他把那件事宣布，使我们大吃一惊。党完全没有作好准备来寻找一个新的领导人，而且可以挑选的人才看来是很少的。”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史蒂文森在当时已改在电视台广播的“与报界见面”节目中出现在拥挤的演播室观众的面前。分量最大的问题集中在他在希斯案件的作证。证词中关键的部分是简短的：
问：你有没有认识其他认识阿尔杰?希斯先生的人?
答：有。
问：从那些人的说话中，阿尔杰?希斯在正直、忠诚和诚实方面的名声是怎样的?
答：可以。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正直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诚实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在代表政府的律师的反诘中，他作了下面的证词：
问：在1935年一年中，直至1938年这段时间内，你有没有到过被告阿尔杰?希斯的家做客?
答：没有，我从没有到过希斯先生的家做客。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说过被告阿尔杰?希斯在1937年和1938年从国务院把机密文件拿出并把那些文件交给没有被批准的人来看及拿到手上?
答：没有。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到被告阿尔杰?希斯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
答：没有。
但是，在经过麦卡锡主义横行两年之后，像这么一些平淡无奇的材料却仍然被变成政治诽谤的材料。新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参议员的理查德?尼克松说史蒂文森“曾经给阿尔杰?希斯作人品方面的证人”并“为阿尔杰?希斯辩护”当尼克松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时，那位州长在伊利诺伊州之外实际上是无鼎鼎大名的，而在《国会议事录》中，他的名字误拼成“史蒂芬森”……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在当时采取了同一的论调。(“他会说些什么呢?”史蒂文森问道，“他可会说谎吗?”)而《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评论说，州长本该避免作证的，因为出来作证“就表示他愿意和阿尔杰?希斯站在一起”。
现在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中，史蒂文森说：“我是一个律师，我认为在法庭上诚实地心甘情愿地作证是公民的职责，特别是律师的职责——这是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我想，如果一个从事政治生活的人，在一个刑事案件中，由于太胆怯，惟恐被告最后宣判有罪，而不敢说出他所知道或听到的关于被告的事情，这对盎格鲁-撒克逊派的司法来说，是极其不幸的。这是极端的胆怯。”
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他再说一遍：“我一定参加州长竞选。我希望参加州长竞选。我不谋求其他职位。我没有其他奢望。”劳伦斯?斯皮瓦克问：“州长，演播室听众这么多，有没有给你一点儿感觉，说明国内一些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史蒂文森微笑了。“这实在是太过奖了，”他说，“我想过奖的话伤不了人——那就是说，如果他听了不是飘飘然的话。”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卡内基基金会曾投票赞成阿尔杰?希斯为该基金会主席，不同意他在受审期间提出辞职，在那基金会的理事中间，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3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获胜，以44494票胜过塔夫脱的35820票；八天以后，史塔生在明尼苏达州预选以128605票获胜，但艾克紧紧跟在他后面，获得自动投的106946票。由巴黎传来的消息说，从这两次结果已经说服了将军，使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态度”。简而言之，他在收拾行李要回国了。
凯弗维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代表的拥护，使总统在一个接一个的州里丢脸；但共和党的预选，经过初期对艾森豪威尔突然激发的热情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塔夫脱在内布拉斯加州胜过了将军，在威斯康星州胜过了沃伦，而在伊利诺伊州又以超过70万的票打败了史塔生；自动投的票使艾森豪威尔名列第三。4月15日，将军在新泽西州击败了塔夫脱而获胜。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又取得胜利，而杜威州长的支持，保证了他在纽约州代表中得到大量的支持。他在堪萨斯州获得20名代表，但在肯塔基州却只有1名，其他19名则给了塔夫脱。塔夫脱也同样在印第安纳州取得胜利。6月3日，在最后两州预选中，沃伦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而塔夫脱则在南达科州打败了艾克。在全国范围内，塔夫脱的助手们估计在代表大会可获588票——要获提名需604票。
4月初，艾森豪威尔宣称，他“意外地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妨碍了他的军事职责，他要求解除他的职务。白宫立刻同意他的要求，任命马修?李奇微将军在巴黎接替他。艾克的竞选运动于6月2日在他的家乡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开始，那里有2万人在瓢泼大雨中站在当地的球场听他讲话。照他的看法，摆在国家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由乎社会主义乎”。他要求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参议院能起更大的作用；他也要求减税，改进塔夫脱-哈特利法，在朝鲜实行“体面的停战”。撤消不必要的联邦机构，继续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根除”“颠覆分子”。他反对用管制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反对“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并且，他认为对公民权的保护应留给各个州来负责。
从那篇演说看来，塔夫脱没有多少可以挑剔。6月19日，塔夫脱在《答阿比林》的演说中，批评将军误解了塔夫脱-哈特利法，缺少农业的政策，没有指出那些“对丢失中国要负责任的人”的名字以及不愿谴责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处理不当。那些都是吹毛求疵的意见，凡是能够读报的人都知道。有人指出，惟一可以用来分清两个候选人的不同的问题，是对待麦克阿瑟将军问题。塔夫脱答应给麦克阿瑟一个政府的职务，而艾森豪威尔则答应，麦克阿瑟有什么话要说，他都愿意听。
7月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屠宰场附近的国际圆形剧场召开，到场的人包括贝蒂?弗内斯，她是一个36岁的前女演员，曾经在电视的广告节目中以这样的广告词句出现，“如果你买的冰箱是‘威斯汀豪斯’的牌子，你就大可放心了。”贝蒂把冰箱的门打开还没有关上，就使七千万观众入了迷，其中包括一个共和党的代表，他想要把她提名竞选。
三家主要的广播公司把30吨的设备和1000多名工人运往圆形剧场。但控制大会的塔夫脱派对这种新的宣传工具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让步。除了同意在讲坛小台架上安装一个提示器(行话叫“傻瓜板”)外，他们拒绝了电视网提出的各种要求。在这周晚些时间，会党里纷传他们都要在电视屏幕中出现，届时便会做出反复的动议，要“对代表团逐个征求意见”，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肯定他家乡的人在电视上见到他。电视观众对此可头痛极了。但是，在开始时，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当代表西席尔?德密尔告诉记者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时，他所指的是会议的进行，而不是电视播送，因为作为一个电影巨头，他曾发誓要搞垮电视的。
既然这个电视剧本是由保守派的人写的，因此其内容就带有一种清楚明了的右派色彩。主旨演说是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来发表。这对这个奇军突起的冷门竞争者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然而，使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是，他笨拙地把那个机会弄糟了。艾克穿着便服魅力不减。麦克阿瑟只不过是一个带上假发的退职行政巨头。他一谈到上帝——那是他经常谈到的——他的声音就升高一级，使人不舒服，他并且有了一种奇怪的习惯，为了强调他的说话，声音忽高忽低。麦克阿瑟的讲话快要结束时，各代表之间都在嗡嗡讲话，结果使将军的演说都听不到了。那时，他的声音确是逐渐微弱下去。讲话以后，他回纽约的沃尔多夫大饭店去，等待大会的决定。“巴丹”号飞机在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上停留了三天，它的马达开动，装满汽油，准备随时把他飞送回去，如果共和党要选他的话。星期五，那架飞机又回了机库。
乔?麦卡锡发表的讲话是最受欢迎的。在这里塔夫脱的计划委员会已准确地摸清了听众的情绪。当主席沃尔特?哈拉南宣布，他要向各代表介绍“威斯康星州海军陆战队战士”，一个因致力于“揭露我国政府中的卖国贼”而受到极大损害的人发言时，乐队随即奏起《海军陆战队颂》，会党中有半数的人卷入了一场混乱疯狂的示威。标语牌上写着在他手中受害者的名字：“希斯”、“艾奇逊”、“拉铁摩尔”。乔满脸狞笑。他向麦克阿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人”)致敬以后，就用高度戏剧性的口气开始宣读他的讲稿：“我们今晚是在交战。”他庄严地列举了这场斗争的统计资料——那些“亲共的”民主党人送给克里姆林宫猛兽多少平方英里土地，数以百万计被他们投入苦海的人数，“卑鄙的叛徒”的叛变，今天仍盘踞在“红色迪安的国务院”里的“狡猾的卖国贼”的背信弃义。他说他有文件来证明这一切。大量统计曲线和图表用车推到演讲台上去。那些材料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标度也是难以辨认的，但都没有关系。乔一面把全部都作了解释，一面挥动着教鞭，就像挥动着赶牲口的木杆一样。
那才是真正的主旨基调，接着的演出适应了乔的水平。除了电视中威斯汀豪斯的广告节目和候选人的漂亮的妻女——最令人难忘的是沃伦太太和她的姊妹——外，整个情况杀气腾腾。年轻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叫道：“美国人民对我国外交代表的苦苦哀求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经受够了，他们大谈美国的弱点和美国的恐惧，而不是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勇气。”竞选纲领也是出诸同一块材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起草对外政策部分，严厉地指责民主党在国外每一方面的记录，从罗斯福在1939年没有能够保卫波罗的海的各个共和国直到朝鲜。一名记者提醒他说，在夺取波罗的海时，杜勒斯自己是“美国第一”派，曾经强烈要求罗斯福不要管那些要维持国家主权的“没有意义的、循环不已的斗争”；而且近在刚过去的5月19日，杜勒斯曾在《生活》杂志上写道，杜鲁门下令保卫南朝鲜是“勇敢的、正义的，而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他现在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他回答说，如果作为个人来说话，他是不能那样说的。然而，作为政纲起草人，他只是提出共和党反对民主党的论点。他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论点。
尽管台上的讲话杀气腾腾，提名的斗争更加激烈。其激烈程度可以由塔夫脱的表亲、竞选运动经理人戴维?英戈尔斯提出的呼吁书看出来。这个呼吁书在那一周散发给各代表，它开始是这样说的：
搞垮杜威!!
托姆?杜威是今天美国最残酷无情、最不择手段、最自私自利的政治头子。他为了贯彻他的意志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的诺言毫无价值，他是共和党内最大的威胁。他曾两次把我们引向失败的道路，而现在又躲在另一个人的后面再次施展同样的诡计。
但是杜威怎样能够这样做呢?木槌还没有敲下，塔夫脱似乎就已经稳操提名的胜券了。星期日那天，即7月6日，共和党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到齐，这位参议员已精神抖擞地走进了设在芝加哥的康拉德?希尔顿旅馆地下室的记者招待会，带着一大束整齐的电报，那是同心协力要把他支持到底的代表发给他的——共计530份。到星期一早上时，塔夫脱已收到了607份那样的保证了——比所需的还多三份。临时主席和常任主席都向他做出保证。在政纲委员会、代表证书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中，支持他的人都占大多数。他的助手甚至已经选好了放送什么音乐，由哪个歌唱者来唱。看来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挡他前进的。
艾森豪威尔派惟一的希望在于对代表资格提出怀疑。自南北战争以来，共和党的信仰在南部各州只有得到忠诚的党务工作者基干组织的支持。他们只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共和党总统在白宫任职时当各地的邮政局长，另一个是在四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作为老牌党员，他们当时一致支持提名塔夫脱竞选。
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对于他们参加大会的权利提出疑问。第一次席位的争夺在得克萨斯州出现，那是一个典型。参加共和党1950年沃思堡干部会议的投票者只有五人，因此，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亨利?兹韦费尔，决定在他家里举行1952年5月3日的干部会议。使他丧气的是，家里的花园被成百个带着拥护艾克小徽章的生客踏坏了。兹韦费尔以在共和党内没有党龄的民主党人无权选择共和党的提名人为借口，把他们哄了出去。三周以后，在矿泉井举行的全州代表大会上，共和党老牌党员选出了派往芝加哥的代表：塔夫脱派30名，艾森豪威尔派4名，麦克阿瑟派4名。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在另外一个会堂开会，选出33名艾克派代表，5名塔夫脱派代表。这样，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克萨斯州的代表团就有了两个。
要对这两个代表团做出选择的共和党官员，自然是塔夫脱派。但是艾森豪威尔派发言人开始揭发所谓“得克萨斯的盗窃”，并要求塔夫脱本人谴责这种伎俩。这位参议员有些激动地回答说，他的一生从没有盗窃过什么东西。他说，南部各州共和党代表团是按照84年来传统的手续，而只有那些心怀盗窃之念的人才会那样说。他说得对，那个问题是伪造的。从南部来的各个艾森豪威尔派代表团并不比塔夫脱派南方人更有代表性，而塔夫脱派至少是终身的共和党员。参议员不幸不是全国感恩戴德的崇拜对象。在五星上将的斗篷庇护下，艾克的竞选运动代理人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现在对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资格也提出了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的领袖也哄来参加他们的斗争了。
艾森豪威尔原来是反对到芝加哥去的，他认为那有失尊严。相反，他愿意和他妻子的家人在丹佛度过那一周。7月1日，他和妻子玛咪在拉斐特街750号多德斯夫妇的八个房间的灰砖房子里庆祝他们结婚36周年，他因担任军职，婚后到处漂泊，只有这个地方勉强可以算是一个家。在晚上讨论时，他的支持者终于说服了他必须前往芝加哥。次日早晨，他对记者说，他准备“向全国发出清楚的呼吁，竞选活动要规矩正派”。他要“为保持我们党的清正并能胜任国家的领导”而战斗。在代表证书委员会开展的战斗是一场“明确的是非问题”。他对“幕后密商”、“专断独行的办法”和“阴谋诡计”感到遗憾，并对全国委员会决定暂时让从南方来的亲塔夫脱代表团得到席位感到震惊。他要求“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那已成为他的拥护者战斗口号。洛奇说南方来的塔夫脱派“是我们正直诚实的党的污点”，应予以排除。当时有大量这一类的话，其中一些甚至干脆指责塔夫脱是一个窃贼，这对保守派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20年中，他们一肚子怨气，但这种对民主党人的不满感情比起他们在圆形剧场感到的愤怒来，要差多了。这个代表大会是想要给塔夫脱提名的。除新英格兰人外，如果它的一些成员感到可以自由根据他们的信仰去做的话，那么他们是会鼓掌欢呼来挑选他的，而且愿意连日连夜为他竞选的。甚至纽约代表团都以渴望的眼光注视着他，只有杜威紧紧地把代表团控制着。那些人——他们的电报仍在参议员手中——都一个一个地转向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代理人那里去，他们是偷偷摸摸地去的，但又憎恨自己那种行为。星期三晚上，大会激动的情绪达到那一周的高峰。当佐治亚州代表团名单的辩论达到高xdx潮时，满头乱发的德克森代表塔夫脱踏上台去，指着纽约的旗帜叫道：“在你们没有采取这一行动之前，再检查一下你们的内心吧。以前我们曾跟随过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引向了失败的道路。”他指着杜威大声地说：“不要再把我们引向那条路了!”
他们呼喊表示赞同，接着就伸出手去拿拥护艾克的小徽章。这都是出于选举胜利的考虑。尽管他们爱塔夫脱，但是他们更爱胜利，他们相信将军，而不是参议员，会带领他们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去。大部分人在寻找一种体面的办法进入艾森豪威尔的阵营去。塔夫脱的人员无意中教了他们一个办法。由于禁止电视摄影和记者进入去采访审查代表证书，结果便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们要想强制通过他们一派的人。“光明正大”的要求已经使人感到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班子的一个领导人、华盛顿州长阿瑟?兰利在大会提出一个动议，引起了摊牌，那个动议要求佐治亚、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三州的代表，在他们的资格没有被全体代表的大多数承认之前，仍继续不给予席位。对此，参议员派的谋士又走错了一步。俄亥俄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布朗是塔夫脱班子的一个代理人，他对兰利的决议提出一项修正案。兰利的决议如获通过，会使艾克派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东西，虽然塔夫脱派继续控制会议。可是布朗的修正案似乎承认那场竞赛的确是不够光明正大的。他的修正案使人看来好像是一笔交易——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代理人就是那么说的。接着而来的唱名表决决定了整个大会的结局。布朗的修正案被击败了，票数是658对548。按照那个差数，共和党的控制权就转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手上。接着是他的提名，星期五中午前几分钟，共和党马拉松式的比赛的第五天，第一次投票结果为：艾森豪威尔595票，塔夫脱580票，沃伦81票，史塔生20票，麦克阿瑟10票。参议员爱德华?赛伊挥动明尼苏达州的旗帜，在一片喧闹中叫喊道：“明尼苏达州想要把它的选票改投艾森豪威尔!”拥护塔夫脱的布里克参议员和拥护沃伦的诺兰参议员于是提议一致通过。艾克获得了胜利，成为当选人。
他在布莱克斯通旅馆的套房里从电视机看到一切，当时他和四个兄弟一起站着，神经紧张地抚摸着两个随身带的给他带来幸运的纪念品，一个是救世军硬币，一个是童子军纪念章。明尼苏达州改投以后，赫伯特?布劳内尔过来拥抱他。将军的眼睛含满泪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找玛咪到他身边伴他片刻。然后，他便把电话耳机提起，要同塔夫脱通话。这样做正对头了，他，大家都认为在政治上是个外行，却想到了这一点。他问那参议员是否可以登门向他表示敬意。他一路上排开一批一批的人群，前往康拉德?希尔顿酒店塔夫脱的房间。他们两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头昏眼花，不知所措。摄影师们请他们微笑，他们如请露出了笑容，尽管塔夫脱明显地处于痛苦之中。他这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对党的忠诚，他没有做出比这更大的牺牲了。虽然他的眼光由于痛苦而发暗，但他还是尽量露出了笑容。他带着沙哑的嗓子说：“我要向艾森豪威尔将军祝贺。我将尽一切可能在竞选运动中使他获选，并在他的任职期中与他合作。”
当布劳内尔告诉艾森豪威尔一般都由总统候选人指定竞选伙伴时，他表示惊奇。这是被提名者作为共和党的旗手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他本能地采取陆军参谋部门的做法，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要求“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有特殊才干并有能力识破颠覆势力”，但在布劳内尔征得“党内各领袖的集体智慧”之前，他将不做出他的决定。
邀请保守派的人前来会谈为时过早，因此那些召集来的都是艾克的人。他们聚集在康拉德?希尔顿酒店中的一个房间内，那房间立即烟雾腾腾了。根据保罗?霍夫曼的回忆，第一个讨论到的人名是塔夫脱。但这个建议被否定了，他们想要一个较年轻的人，最好是一个西部的人。杜威一直等到所有可能的人选都已考虑过并遭到拒绝之后才说：“那么，我提尼克松作为合理的人选。”那个参议员是符合一切要求的。他39岁，受到保守派的欢迎，搞竞选运动很卖力，从未有人说他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倾向。经过简短的讨论后，对他的推荐每人都表示同意。布劳内尔用电话告知艾森豪威尔，并要求接线员去找尼克松。那位参议员把他的汽车借给了《旧金山纪事报》的厄尔?贝伦斯，自己和墨里?乔蒂纳一起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的。参加那次代表大会的人中，他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决定的。到他打电话给他的在惠蒂尔的嫂子时，她已经知道那消息，她也是在电视中看到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位刚出道的参议员担任副总统候选人是天作之合。他的领袖所缺少的东西，他都具备了。艾森豪威尔是个性格外向的人，搞折中妥协有天才，在社交场合能左右逢源。而尼克松则天性怕羞，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凡事不肯马虎。对于鸡尾酒会，他可受不了。他缺乏幽默感，但诚挚认真，性情孤独，在首都以穿衣服最快出名而感到自豪：八分钟穿好正式礼服，两分半钟穿好普通衣服。他总是把要办的事务清单放在他的口袋里，随身携带。艾克则让别人给他携带那些清单，要不然，要那些人干什么?艾克擅于交际，而尼克松则喜欢沉思。在经济学说和政治品德方面来说，那位将军是墨守成规的正统派，而那位参议员却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宿命派。那个长者的力量在于对无党派的选民具有吸引力，而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那个后辈在正式共和党员中间有人员，他们大部分还都是他的前辈。
当然，尼克松有比上述更多的特点。再过20年，他一生的事情都经过详细的分析以后，他的一生的各个方面就会引起他的同胞的兴趣。他在约巴?琳达度过的穷困的童年，埋藏着他巨大的鞭策力的秘密，就是靠这种鞭策力，在一家华盛顿报纸在特写中把他说成为“首都资历最浅的国会议员”之后才五年，他就在芝加哥一举成名。他对细节的观察力，成了阿尔杰?希斯的致命伤，也可以说他自己的行为就是许许多多零星细节构成的典型。他的那种推销部经理的举止，对一般人所谓原则问题的那种不放在心上的态度，他的狼吞虎咽地马马虎虎吃一顿午饭的特别习惯，对精神病医生的厌恶，总喜欢穿一件马甲——数以百计那样的尼克松特点，每一点本身都是无关要紧的，但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案。然而，当他被提升到共和党的全国候选人名单上时，他还不过是一个单方面的政客，他的重要性只在于为艾森豪威尔的吸引力起增色或减色的作用。相信他会增色的，这看来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曾经使希斯伏法的人，尼克松使人敬重。像民主党人所说的那样，把他说成只是一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麦卡锡，并且说他靠牺牲他的对手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赢得了参议员的席位，这是不够的。不错，道格拉斯夫人受到了牺牲，但是伤她最甚的人却是她的民主党同党。头一个称她为共产党候选人的是一个保守派的民主党人，使她预选的胜利付出极大的代价，并且在共和党人还没有选出他们的提名者之前就注定了她的失败。
自胡佛当总统以来，尼克松是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参加全国性公职的竞选，该州的共和党人是很愿意用具体事实来证明他们对他的信任的。有人问他们该怎么样做呢，乔蒂纳和伯纳德?布雷南回答说，最好的证据就是现金。要努力竞选就需要大量现金。接收现金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早在两年之前尼克松和他的工作人员就已建立了一条捐款的渠道。他的朋友和拥护者给他保管一笔1.8万元的应急费用，现在捐款就送到了那里。
在共和党人已经离开、民主党人还没有到达的那一周，芝加哥正如飓风的风眼中心那样平静。旅馆业是靠开会吃饭的，芝加哥闹市区各旅馆在这个空挡间歇期中安排了几次小会。在那艾克曾经光临而艾德莱不久又将驾到的旅馆走廊里暂时就被安全驾驶的训练员、人寿保险经纪人、罗尔斯顿?普林纳公司推销员挤满了。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塔夫脱似乎比打败他的将军更不易被人遗忘。俄亥俄州这位参议员前往魁北克省默里湾他父亲的古老避暑别墅去后好几天，他要随老塔夫脱之后进入白宫的那场最后的伟大斗争的场面，仍萦绕在人们的脑际。
在1952年那个仲夏，被击败的塔夫脱保守派是否仍会忠于共和党，确实没有把握。麦考密克上校主办的《芝加哥论坛报》把艾森豪威尔描写成为华尔街、欧洲、哈里?杜鲁门和托姆?杜威的候选人。《太阳时报》记者问麦考密克上校，他对共和党人在11月竞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如何看法，他说：“可能性是零。”《论坛报》一篇怨气冲天的社论把纽约州长描写成“今天共和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同时一名威斯康星州拉辛的读者写信来说，尽管他自1916年以来就一直投共和党人的票，但是“我将不投艾森杜威的票，呸他妈的艾森杜威!”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是严重的。
显而易见，许多问题要看早被称为第二个“贝蒂?弗内斯节目”的结果而定。自4月16日以来，当史蒂文森州长实际上放弃参加竞选时，民主党的希望就已飘忽不定了。他在前往沃尔多夫旅馆参加筹集经费的宴会的途中，感到在那里出现可能会引起误解，就发表了一个坚决的声明说，鉴于他决定参加伊利诺伊州的重选，“我在今年夏季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公职竞选的提名。”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定了。《纽约时报》评论说，史蒂文森“实际上就是把提名的大门关上了”。
要是当初选了别的州开代表大会，他很可能把门仍旧关着的，但是作为州长，他得招待各个代表。那些知道他擅长演说的人相信，他一说话，代表大会就会如醉如狂的。于是拥护他的人就在康拉德?希尔顿旅馆的第15层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拥护史蒂文森任总统委员会。不像其他候选人的前哨基地那样，这个总部没有和他本人联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州长继续尽他一切努力把门关死。在他的请求下，他的朋友们勉强答应不把他提名。7月20日星期日，在开会前一天，他向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秘密会议提出特别的呼吁，要求该团不要参加征召他出山的活动。在外面的记者，扑在地板上，把耳朵贴近滑动拉门下面的隙缝听到他谈到总统的职位，“我没有梦想过自己是胜任这个工作的——无论在气质上、智力上或体力上都不胜任。因此，我请求你们依从我的愿望，不要把我提名，也不要投我的票，万一我被提名的话。”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成功的候选人说过那样决绝的话。但到了第二天就有两件事情凑合起来和他作对。第一件是艾尔本?巴克利请16名工会领袖吃早餐，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史蒂文森没有答应接受提名，副总统就有理由要求杜鲁门支持他。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上写道，要是当初这些工会领袖支持了他，巴克利本来可以成为民主党的人选的。但是那些工会领袖没有支持他，因此就把他排除出竞选之外。第二件是，不出所料，州长的大会致词激动人心。他说：“我的朋友们，在这里，在伊利诺伊州和中西部的大草原上，我们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可以看得很远……这里没有……思想和抱负的任何障碍。我们不要任何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的精神或心灵不要任何枷锁，不要僵硬不变的思想方式，不要死板的一致。我们要的只是在自由和光明正大的竞赛中获胜的信仰和信念。”
他回顾了20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第一次被提名为总统以来的那些年月，动人地谈到自从那时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然后他露出恶作剧的眼光。“但是我们的共和党朋友，”他继续说，“却说这一切全是可怜的失败。几乎有一个星期之久，他们在这里大放厥词，要想找出个办法来，而他们所找到的惟一办法就是说，这一伟大的20年的进步是施政不当、贪污腐化、社会主义、管理失调、挥霍浪费以及更糟的事等等所造成的。他们抓住那个破办法，把它死抱住不放，带到会议厅上来，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闹得不可开交。”真的：“在听到这一系列关于我们施政腐败的没完没了的辱骂以后，第二天早晨邮件还是准时送达，这叫我感到十分惊奇……但是我们民主党人绝不是这里惟一的受害者。他们首先是自相残杀，然后又来对付我们。两次都是使用了同样的词汇，因为这是再方便不过的事。也许靠近屠宰场就是说明这场大屠杀的原因吧。”
就在这个当儿，艾森豪威尔在科罗拉多州一家钓鱼的小旅舍里看着电视，有些担忧。但是民主党的代表们却有了勇气。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次日早晨《纽约时报》上写道：“在一天里面，所有混乱交错的潮流似乎都汇集到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这个矮小的人物身上，把他看成是代表大会上一个惟一的、几乎是自然的人选。只有总统采取行动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里一般的看法是，即使总统采取行动，现在也为时已晚了。”
星期四接近傍晚时分，印第安纳州长亨利?施里克走上讲台说：“92年前，这个国家从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召唤伊利诺伊州最伟大的公民亚伯拉罕?林肯出来。当时林肯也是不愿意的，但有时一个人是不得推却的。我现在把这个我们不允许推却的人提出来，摆在你们的面前，他就是伊利诺伊州的艾德莱?史蒂文森。”
15分钟前，当施里克走向讲坛的时候，史蒂文森就已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了。他给白宫打电话问过，如果史蒂文森同意被提名，总统是否会感到为难。杜鲁门说：“从1月份以来，我一直想要你说出那句话。为什么会使我为难呢?”
在投票进行的时候，史蒂文森坐在北阿斯特街1416号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的父亲家里的二楼卧室里，在一本黄色的划着横线的拍纸簿上起草接受提名的演讲。凯弗维尔在头两次投票中领先。在第三次的投票后，史蒂文森要达到多数尚缺两票半。犹他州突然改投它的12票，于是在7月26日，星期六的早上，那位勉为其难的州长就成为1952年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
在他一开始当上候选人的时候就遇到不祥的征兆。管风琴一次又一次无力地奏出那首竞选运动的歌曲“不要让他们把它夺去”，这是一种露骨地要想打动大众贪婪心理的呼吁。接着哈里?杜鲁门就把候选人向代表们作了介绍。四年前总统逆转了劣势，取得了胜利。自此以来，他的政治声望降低了，尽管总统大声地说：“你们已提出了一个胜利者，我要脱掉上衣、大干一场，尽我一切能力帮他获胜。”但是史蒂文森的微笑似乎有些惨淡。对七千万电视观众来说，这个情景使人回忆起杜鲁门最不吸引人的一面——他喜欢搞彭德格斯特式政治彭德格斯特(1873～1945年)，美国民主党政客，操纵密苏里州政治多年，当年杜鲁门属他门下。——译者。因此，这个新人看上去像个彭德格斯特的门徒。几分钟后，州长又给自己的得胜机会来一个打击。他很少有说话不得体的时候，这时却说了这样的话：“我已祷告过慈父，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在这样可怕的责任面前，一个人是不能由于恐惧、自私或假装谦虚而退缩的。因此，‘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您的意旨成全’。”
对于那些虔诚信教的人来说，重复基督在客尼马西客尼马西位于耶路撒冷东面，耶稣在那里被出卖、逮捕和受苦。参考《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译者的祈祷就是亵渎神明。艾克关上他的电视机，对他的钓鱼伙伴说：“伙计们，听了那些话以后，我认为他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更大的骗子。”
他错过了那篇出众的演说。史蒂文森说，在代表大会的记忆淡忘了之后，留下的将是“在国内受到内争、不和和物质至上这些憔悴可怕的幽灵的作祟，在国外遇到不择手段、不可思议、心怀敌意的强国的历史时刻，把责任承担起来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20世纪是基督降世以来流血最多、动乱最盛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考验，远远还没有过去。在未来的岁月里，牺牲、忍耐、谅解和坚定的目标可能是我们的命运。让我们正视它吧——让我们对美国人民讲道理。让我们告诉他们真理，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我们正处在一个做出重大决定的前夕——这个决定可不是轻易能做出的，正如当你被攻击时进行抵抗一样，这是一场长期的、需要耐心的、代价高昂的斗争，只有它才能保证战胜人类主要的敌人——战争、穷困和暴政——战胜对人类尊严的侵犯，这是这三个敌人无论哪一个的最可悲的后果……”
“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比带领人民走入歧途好，”史蒂文森说，“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比对人民管理不当好。”
史蒂文森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亚拉巴马州的约翰?斯帕克曼在讲坛亮相以后，便乘火车前往斯普林菲尔德去了。在那里他决定割断与杜鲁门的关系，塑造自己的形象。他的总部将设在那里，而不在华盛顿，甚至不在纽约。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麦金尼是杜鲁门的人，将由史蒂文森的朋友，一个芝加哥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来代替。
在宣布他政治上的独立时，他甚至对一个俄勒冈州的记者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的一个主要目标将是清洗“华盛顿的污浊”。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时挖苦说：“史蒂文森怎么会希望既能够说服美国的选民维持民主党继续执政，又似乎否认同民主党的有势力分子有关联，我可不知道。”
事实上，政治遗产对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多大意义。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都是个性突出、实实在在的人，因此不能称他们是任何人的配角。尽管如此，在他们大比武前夕，他们各自的特点极不相同。正如约翰?梅森?布朗指出，艾克驰名的笑容的中心是他的嘴巴，而史蒂文森则是他的一双眼睛。将军向人群招手致意时，双臂外伸，而当他说话时，他常常说，“我听说”或“有人告诉我”。州长则往往不是那样，而是说，“我想起”或“有人提醒我”。他的手势不大，两肘总是贴在身边。他担忧国家那种沾沾自满的物质至上态度，它的“精神上的失业状态”。他的那些话本来是会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为难的。甚至“现状”这个词儿也使他感到困难；如果他在演说要说这话，他总会跟着一句道歉的话，“当然，我可不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候选人。”但物质的繁荣没有使他感到惊慌，他把它看成是一种幸事，并且，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不像他的对手那样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需要时间来摸索他的竞选活动的自然规律——事实上，需要的时间要那么多，使他的一些助手对他能否把这个规律摸索出来失去了信心。他在结束他的钓鱼旅行时说：“美国今天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走中间那条又直又窄的路。”首先，那句话就不是一句吸引人的话，而他在第二天、第三天一再重复那句话时，记者中间就有人谈论跨过三八线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了。理查德?罗维尔在9月6日报道说，他吸引了大批大批的听众，但“来听他恳求听众协助把民主党人赶下台的人却常常不多”。
在第一个月中，共和党人几乎惟一可乐观的，是他们报纸的支持。支持史蒂文森的报纸刚好有201家，每日销售量440万。对照之下，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报纸有993家，每日销售量达4010万份。然而，即使在这里，新闻栏由于刊登民主党候选人的谈话，往往破坏了亲艾克的社论。州长非常善于选择时机。艾克一说他将保留一些民主党的纲领，州长就说他将自豪地站在党的大部分成绩上面，“只希望……将军站开一些，多留给他一些地方。”他指责说，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共和党人缺乏新思想，“至于他们的讲台英语亦即纲领。——译者，那么，没有人能够站在一大堆滑溜溜的鳝鱼上面的。”9月12日，在结束他的6500英里的西部旅行时，他听到塔夫脱曾把一份保守的声明带到将军的纽约家中，经过两小时的会谈后，艾森豪威尔对每一项的细节都同意了。史蒂文森称此为“莫宁赛德高地的投降”。他说：“塔夫脱失去了提名，但赢得了提名人。”而当苦恼的艾克申明总统的职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的时候，州长再给他刺一下：“我的对手为我的滑稽骨肘部尺骨端俗名，神经敏感，一触即麻。——译者操心，但我则为他的脊梁骨担心。”
电视评论员约翰?克罗斯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对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双方来说，现在相当清楚，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是一个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电视人物。这个人正在树立一个榜样，不但使后来的候选人几乎无法仿效，而且连史蒂文森自己要保持下去也将会相当困难。”在灰心丧气的共和党人看来，这次竞选看来颇像1948年那次的重现，只是领先的是另一个人罢了。竞选运动进行了六个星期以后，亲艾森豪威尔的斯克里普斯——霍德华报系在其系统内全部19家报纸的头一版上刊登了一篇绝望挣扎的社论。那篇社论说，“艾克的竞选情况像一条干涸的小河，”因为他没有“狠狠地出来干”。他说过他不知道马歇尔将军是否犯了错误。“如果艾克不知道的话，”那篇社论继续说，“他最好还是去查明真相。因为那是这个竞选运动中一个重大的争论点之一。问一下今天在朝鲜的任何一个士兵的母亲、父亲或者妻子吧。”那篇社论结束时说：“我们仍始终抱着希望……希望他将狠狠地打。不然的话，还不如承认失败算了。”
那就是这次选举中的转折点之一。它把竞选运动的水平导致普遍下降，令人遗憾，但同时也把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加强起来，使他成为一个更富有战斗性的竞选人，从共和党的立场来看，那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在大约同一时候，史蒂文森的机智风趣开始引起不利的反响。路易斯?克罗南伯格说，在重要的问题上，美国人往往是害怕幽默并且竭力避免幽默的。一些选举人开始说，将军是对的，争取白宫的斗争不是开玩笑的事。另一件在9月出现的使人惊异的事情是大家开始认识到，民主党候选人的才智也许不一定是绝对有利的条件，有些选民可能不信任。美国民族性格历来都是普遍不喜欢知识分子气味的。与希斯的垮台和麦卡锡的得势的同时，政治上使用蔑视知识分子的话的倾向也随之显著增长——“留长头发的”、“做好事的”、“高额头”、“双圆顶”、“软心肠”。现在1952年竞选运动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称呼，成了庸俗市侩的一种口头禅，这种市侩庸俗风气在今后的五年中还要大为流行。
想出这个称呼来的人是约翰?艾尔索普，即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兄弟的另一个弟弟，他是一家保险公司总经理，又是康涅狄格州共和党演讲约请办事处负责人。9月中旬，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打电话来问他近况如何，约翰回答说很好；在新英格兰，看来好像是共和党顺利的一年。他反过来问其他各地的情况怎样。斯图尔特说，虽然大部分著名的知识分子支持艾森豪威尔而反对塔夫脱，可是现在有许多人却支持史蒂文森了。约翰思索了一下。照他后来的解释，他当时想：“虽然史蒂文森要打动的，而且有力地打动的，是人们的理智；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男子汉又是大人物，却更加有力得多地打动多得多的人们的感情。”当他的哥哥等他说话时，约翰的心中就出现了一个搞政治的典型知识分子的容貌——一个平滑的、无名氏的、神情傲慢的、椭圆形的脑袋。“是啊，”他说，“所有的鸡蛋脑袋鸡蛋脑袋(egghead)，可意译做书呆子。——译者都支持史蒂文森，但是鸡蛋脑袋有多少呢?”
斯图尔特把它用在他的专栏上。艾尔索普兄弟两人都没有把这个称呼看做是骂人的话，但他们很快就控制不住了。它适应了一种需要，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骂人的话了。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一个反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就是其中抓住这句话的一个人。还没有了解它的由来，他便写道：“看来是在人民中间自发地产生的。”在他看来，这代表“一个自命有知识的人，他往往是一名教授或是教授的门徒，”对于“任何问题都只知皮毛”，他另外又“有女人气”、“目空一切”、“过分自大”，一个“支持中欧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一个“妄自尊大的人”，是啊，还是“一个软心肠”。布罗姆菲尔德预言，假如史蒂文森当选的话，“鸡蛋脑袋就会回来掌权，我们就会走上糊涂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欺诈撞骗和精神混乱的道路上去。”
突然之间竞选运动变成一场对阵恶战。两党党徒从主要人物确立的高水平降下来，相互乱骂一气，有时含沙射影，有时夸大其词到了荒谬的程度——所有这些过度行为都是有失体统的，但是历次重大的选举中都不免出现。后来对谁究竟说过什么，也弄得稀里糊涂，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对于究竟是谁在竞选，也搞不清楚了。从哈里?杜鲁门的表现来看，好像是他在竞选的样子，而亨利?卢斯看来也同意。总统坐火车前往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又经过中西部回来，一路逢站必停，发表竞选演说，花了两周的时间对艾森豪威尔的聪明才智和个性品格提出疑问。《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莱维罗说，杜鲁门同将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阿瑟?克罗克把那次旅行描写为“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直的个人品格一次持久的攻击，对于一个处在杜鲁门先生地位的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你可以在《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中看到这方面的全部情况。但是你从那里找不到多少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事情。《生活》杂志有一期专门刊登总统和将军的图片，却一张也没有史蒂文森州长的。
艾克本人对这种情况是没有责任的。总的说来，他的竞选方式如史蒂文森那样是无可指责的，他的演说也是无懈可击的。毫无疑问，他后来希望能够改变其中一些措辞。(9月3日，他在小石城说“幸亏有最高法院，真是谢天谢地。”)其他所说的话都是天真的，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谈鸡蛋的演讲，在作这种演讲时他总是拿着一只鸡蛋高高举起，表示愤慨说，政府要向这种小小的自然产品征收上百种不同的税，可是自己又不做任何贡献(正如塔夫脱所指出的，将军不大懂农业政策)。然而，这谈不上是蛊惑人心，甚至连夸大其词也不是。埃米特?约翰?休斯在艾克重要的演说没有发表之前，就用一支蓝铅笔小心地检查一遍，在国内事务上划掉那些诸如“改革运动”之类的词，在对外政策上划掉那些诸如“解放”之类的词。留下的大部分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正直的愤怒。他提出的事实，可能不一定弄清楚，但像他的听众一样，他知道美国反正有事情不对头，这使他生气。
这时群众都站在他一边。“我们喜欢艾克”这个齐声呼叫的口号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号令，不如说是颂扬他的一首赞歌。正如约翰?艾尔索普所注意到的，史蒂文森企图说服人们，但艾森豪威尔则想感动他们。而他正在取得成功。詹姆斯?赖斯顿写道：社会大众“喜欢他对贪污腐化几声怒骂，喜欢他关于美国的一些议论。”后来，马奎斯?蔡尔兹写道，艾克代表了“力量、胜利、坚定的信心。千千万万的人都乐于只凭信任，只凭他的脸孔，只凭他的微笑，只凭他的美国男子气概的形象，只凭他的家庭生活的美德而相信他。”
这比卡尔?蒙特为了共和党制定的争取胜利方案——朝鲜、犯罪、共产主义、贪污腐化等四大问题——水平就高得多了。像蒙特那样的人，在共和党内是很多的，艾克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后，就不得不把他们照单全收。他本来可以干脆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来讨好对他们不满的人。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再说一句公平的话，这也不是罗斯福对待弗兰克?海格或史蒂文森对待帕特?麦卡伦的作风)。我们知道将军对共和党那些极端保守的人的看法。当詹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讲坛上想要拥抱他时，艾森豪威尔往后退缩。后来他告诉休斯说：“一同那个人接触我就感到肮脏。”10月3日，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拒绝摄影师要求他和乔?麦卡锡两人合拍一张照片，他告诉听众说：“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分歧，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已讨论过了。”
麦卡锡气愤地走开了，尽管那件事不久就忘记了，因为候选人当天在密尔沃基又碰到那个参议员时没有公开同他决裂。当艾克在准备那篇在密尔沃基发表的演讲稿时，情绪高昂，因此对休斯说：“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在麦卡锡的后院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马歇尔致敬?”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就把向马歇尔致敬的话插入预发给报社的演讲稿内。这时沃尔特?科勒州长在皮奥里亚上了火车。他使亚当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侍从武官威尔顿?“杰里”?珀森斯将军相信，那句致敬的话有可能分裂该州共和党的力量。当他们向艾克提出时，他说：“你们是想要我把有关马歇尔那段话抽出来吗?”亚当斯说：“对了，将军。”艾克说：“那么，就把那一段抽出来吧。几个星期以前我在科罗拉多已把那个问题极为详尽地谈过了。”
话虽这样说，他可没有那样详尽地谈过。在科罗拉多赞扬他的老上司并不等于在威斯康星州追击机尾炮手乔?麦卡锡。正如他自己是首先发现的那样，密尔沃基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发扬正气、打击歪风的好地方。然而，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而且报界又让全国人民知道为什么放弃的原因。将军先而采取大胆立场继又改变主意，这不是第一次。他曾说过他将留在巴黎不走，但接着又要求派人前来接替他的职位，他也说过不愿前往芝加哥，但后来却又去了。在他的从政岁月中，这成了他的一个使人丧气的习惯，给了他的敌手一种软弱的印象，使他的手下人员晕头转向，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害怕麦卡锡——后来他会证明他并不害怕，或者是他自己愿意用下流卑劣的手段来进行竞选。
有些民主党人说他是那样的，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凡是有麦卡锡参加，任何选举都会成为一种肮脏的场合。麦卡锡自己是努力做到这一点的。他对11月竞选结果究竟会有什么影响，无法测定。有人是相信他的，或者认为艾森豪威尔进了白宫能够比史蒂文森更好地对待他，这些人固然投了他的票，但是也有别的人因不满他的手法而投到民主党的阵营中去。选举的结果胜负不定。有四个民主党参议员同他对垒，其中一个是泰丁斯，都被击败了。但是同时，麦卡锡本人得票也不多。艾森豪威尔以979744票对622175票赢得了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则是870444票对731402票，不单比将军的要少，而且使他在获胜的州候选人中间瞠乎其后。
但他还是一种力量，他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表演就是企图在电视上给史蒂文森扣上共产党人的帽子。“阿尔杰”，他开始说，一边又在改正他的话时装出假笑，“我是说艾德莱”。没有别的人像麦卡锡在政治上那样彻底堕落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堕落到膝部——或臀部。这大概是因为你要当选的话就非得说民主党人是卖国贼，或者至少共和党人是那样想的。即使在格林贝，艾森豪威尔已经把他自己和乔之间划清了界限的地方，他也感到不得不补充几句：“我想把一个问题说得更为清楚一些，他和我要肃清政府中的那些窝囊无能、贪污腐化，尤其是从事颠覆和不忠于国的人，这个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分歧与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结果完全无关，这些分歧在于使用什么方法罢了。”
他的竞选伙伴就更为直率。尼克松一再说，如果民主党人在11月的竞选中获胜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间谍，更多的危机”。他仍在鞭打已经锒铛入狱的希斯，他于10月13日在纽约向全国播送的一篇重要电视讲话中，再一次提出民主党候选人当时在审判时作的证词。他宣布俄国人从“希斯和那个集团的其他成员手中”拿到的成百上千份秘密文件，这意味着“美国男儿的生命由于那个间谍集团的活动而遭到危险，因而丧生”。他接着说：“史蒂文森先生就是被告的品格证人，或者，我是否应该说，是阿尔杰?希斯的名声、他的好名声的证人。他作证说，阿尔杰?希斯在诚实方面以及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的……这个证词……是在摆出这些事实以后，是在希斯不得不拨开钱伯斯的嘴巴看看是不是认识他的这场对质以后，是在从那个南瓜里拿出那些文件以后，是在摆出所有这些事实以后做出的……是史蒂文森先生自愿做出的。”
民主党的发言人现在指责说，艾森豪威尔朝着11月竞选走着正道，他的竞选伙伴走的却是邪道。事情就是那样，尽管不是出于某人的策划。他们就是不同的两种人。艾克小心谨慎，作为一个将军来说，可说一点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他之所以受人爱戴也在于此。他不愿与史蒂文森对阵就像不愿与麦卡锡对阵一样。对照之下，尼克松却猛冲直撞，手持凶器，好斗成性，假如说他在那年的秋天伤害了一些好人的话，那么也要说句公道话，就是有些民主党人也是带刀伤人的。
“尼克松秘密经费!”《纽约邮报》首页大字标题叫道。刊登在第二页的两行通栏标题是：
富翁的秘密经费使尼克松过着和他薪金很不相称的豪华生活利奥?卡切尔报道
洛杉矶——今天揭露有一个专门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参议员谋经济利益的“百万富翁俱乐部”……
卡切尔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作家，把大部分的事实搞错了，包括在那笔经费中款项的数额及其合法性。那个银行特别账目不论在字面或精神上都是合乎法律的。从政的人，很少有足够的钱来应付他们的开支。有些人把自己妻子的名字放在政府的工资名单上，或者接受过高的法律手续费，或者在100元一客的宴会上讲话。史蒂文森也设了一笔经费，以便用来津贴那些辞退高薪的工作而为伊利诺伊州服务的人。这笔经费是由其他商人捐献的，正如史蒂文森所说，“不存在不正派影响的问题，因为在捐献者与受益人之间是毫无联系的。”
在尼克松的经费中两者也没有任何联系。捐款每笔不超过500元一年，都是交付达纳?史密斯的，他是帕萨迪纳的一个律师，担任经费信托人和经理。在两年期间内，有76名捐献者平均每人捐助了240元；讲话的录音、旅行、邮资以及寄送给以前竞选运动工作人员的圣诞卡共支去了18235元。这些用途全部记得一清二楚。没有一文给过尼克松或其妻子。此外，那笔钱从来就不是“秘密”。银行账户以及史密斯对它的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某一点上，尼克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他反共宣传的狂热中，他已成为一个玩弄无关小节的大师。钱伯斯的嘴巴里有什么，或者什么东西放在那个南瓜内，这些都和希斯的名声没有关系。的确，一个间谍的名声越是没有污点，对他越不利，因为这证明他一直在利用别人对他的信任。这就是希斯的卖国行为那么骇人听闻的原因。在那个意义上，史蒂文森的作证由于证明大家对希斯的信任，反而使希斯更显得有罪了。但尼克松反过来来看，他的推理是：希斯是间谍，史蒂文森早就认识他，因此史蒂文森是有嫌疑的。诽谤他的推理则是：有些政客是接受贿赂的，尼克松拿过钱，因此尼克松也是贪污的。《邮报》对他所作的揭发产生的影响，由于他自己在竞选运动中假装神圣而扩大了。他第一次对《邮报》的揭发的反应是完全合乎他的性格的。当尼克松的列车正要离开萨克拉门托时，一名质问者叫着说：“告诉他们那1.6万元是怎么回事!”他一听马上叫道：“停车!停车!”列车停了下来，于是他对人群讲话，但没有把事实说得合情合理，却是一笔糊涂账。他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为美国调查共产党人做的工作。自从我做了这种工作，共产党、左翼分子就用尽方法来污蔑我，甚至在我接受副总统提名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大家知道——我今天头一次透露这件事来——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继续攻击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和坏蛋，他们就要污蔑我……”
全国人民不是那么容易被转移目标的。产联已经在指控尼克松被靠资本收益的共和党人收买，“他们一看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投资的。”加利福尼亚免税委员会宣布要调查那笔经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寄出一封信给报刊编辑，提醒他们“国会议员如有受贿或贪污”的有关刑法条款，米切尔主席想知道艾森豪威尔在什么时候抛弃他的竞选伙伴。米切尔的推测对于尼克松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在事实还没有全部收集之前，史蒂文森拒绝做出判断。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了。假如旗手认为可以对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作不利断语，那么其结果将会造成大乱。将军没有说过他相信那一点，但他也没有称之为荒谬；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艾克专用列车“展望”号上的沉默越来越使人难熬了。
艾克得到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塔夫脱认为那笔经费没有问题。胡佛发表声明说：“假如华盛顿市的每一个人都有像参议员尼克松那样高度的勇气、正直、爱国，我国就会好得多。”阿瑟?萨默菲尔德主席估计了一下，假如艾克改换他的竞选伙伴，共和党要多花多少印刷费，但接着又说，那是不可能的。
将军本人犹豫不决。他叫布劳内尔从夏威夷请参议员诺兰回来，作为一个可能接替尼克松的人，另又指示保罗?霍夫曼监督对那笔经费进行彻底调查。遵照霍夫曼的命令，50名律师和会计师开始连续一昼夜的审计。他们发现在各个方面都是光明正大的。这时在艾克专车上的记者要求他发表意见。他正式说，他对尼克松为人诚实是信得过的，并且相信参议员为了洗清自己会把“所有的事实光明正大地摆在人民的面前”。那完全不是副总统候选人所希望他说的话。那些话听起来好像他还得要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人。将军的心中确是那么想。当他同报道他旅行的记者一起喝啤酒的时候，记者们问他：“你是否认为尼克松的问题已经结束了?”他皱起眉来回答说：“一点也不是。”他实在不很了解尼克松，他说，他只和他会过一两次面，他想获得有关那参议员为人诚实的证据——事实、数字、姓名、日期。他反问道：“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像犬齿一样的洁白，对华盛顿的乱七八糟事情要进行肃清又有什么用处呢?”
将军的评论传到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尼克松处。据《先驱论坛报》厄尔?梅佐说，如果那天晚上在那里投了票，“艾森豪威尔在尼克松的工作人员中连一票也得不到。”站在副总统候选人一边的是乔蒂纳和威廉?罗杰斯罗杰斯于1969～1973年担任尼克松的国务卿……“我们接到许多电话，大家都提出了主意，”罗杰斯后来说，“那天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有些把握地肯定这件事情会顺利解决的。”
大约在同一时候，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在电台和电视上向人民说清楚。杜威向尼克松建议，要尽快这样做。尼克松同意，但他认为他有权首先对艾森豪威尔谈一次话。他同“展望”号专用列车打了直通电话。说了几句寒暄的话以后，参议员便谈了杜威向他提出的建议。他说：“我一切由你做主。”接着他又说：“我希望你知道，现在或者以后任何时候，你如决定要我退出竞选，你可以肯定，我将立刻遵从你的判断来做。”艾克说他认为不会需要他来做出这个决定的，这样尼克松就火了。他白白地受到了大家的嘲弄，他表示要为党的事业而牺牲自己，当然，旗手是可以帮一些忙的。他于是明白告诉那位五星上将，要么做出决定，要么就让位给别人。
两小时后，尼克松接到消息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保证付出7.5万元，供他在电台上向全国作半小时的解释。共和党的巴顿、巴东、德斯坦、奥斯本广告公司已经和全国广播公司64个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4个无线电台，共同无线电网560个电台全部挂上了钩。他们想要知道参议员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很好的空隙时间，那就是在《我爱露西》节目之后。尼克松说：“不可能。”他要回到加利福尼亚去，整理一下他的思想。不过，他可以在第三天晚上准备好。于是就决定他在米尔顿?伯利的节目之后上镜头。在联合航空公司定了下一班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后，参议员就准备前往那里的大使旅馆关起门来作准备。
在途中，他从面前的坐位抽出一扎联合航空公司的纪念明信片，写下了一些粗略的笔记：
切克尔斯……
帕特的料子大衣——
林肯提到普通人的话(?)
后来他解释说他曾想起切克尔斯，那是尼克松家里的狗，因为罗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中曾巧妙地利用过他的狗法拉。在俄勒冈州尤金市，有一个标语牌上写着“没有貂皮大衣给尼克松”，他想，他的妻子果真没有一件。林肯那句话比较复杂一些。米切尔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当不起参议员，他就不应谋求那个职位。”那是一句愚蠢的话。如果那句话有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是只有富人才应该到华盛顿去。林肯不是说过上帝爱普通人，因为他创造了这么多的普通人吗?事实上林肯说的是“相貌普通的人”。尼克松对前来机场迎接的人群——为数甚少使人失望——表示了感谢之后，就在大使旅馆内打电话给保罗?史密斯，他在惠蒂尔学院时的历史学老教授，要求他核对林肯的引语。
竞选运动出现了怪现象。运动停顿了下来。群众把总统候选人都忘记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上。为了报道说他患了精神崩溃，电视节目也临时打断，后来又为了报道说他的健康情况良好而又打断；关于他打算说些什么话，越来越众说纷纭。甚至连艾森豪威尔也好奇起来。在他的指示下，亚当斯打电话给乔蒂纳，问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乔蒂纳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亚当斯说：“哦，得啦，你一定知道的，他不是有稿子吗?”乔蒂纳说他没有。于是亚当斯问：“对报界怎么办呢?”
“我们在旅馆为他们装置了一些电视机”，乔蒂纳回答说，“我们也有一些速记记者把讲话一页一页地记录下来。”
“我说”，亚当斯说，“我们要知道他打算说些什么。”
“谢尔曼”，乔蒂纳说，“如果你想知道他要说些什么，那就跟我一样做。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收看。”
事实确是如此。尼克松讲话的大意已准备好，但没有底稿，而且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那篇讲话。杜威曾向他建议，要求选民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似乎是很好的主意，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压力与时俱增，而报刊的评论仍对他怀着敌意。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道：“只要得不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将会被认为是赞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所做出的决定——那就是，只要他们的候选人中有一个受到怀疑，哪怕是一点点的怀疑，贪污问题就不能继续成为竞选运动的争论点。这样，尼克松很可能被要求退出竞选。”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决定，尽管将军确实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有一件事情我是相信的，”将军对亚当斯说，“如果尼克松必须退出，我们就不能获胜。”那天傍晚，惟一吸引艾克的兴趣就是在电视机前面占个坐位。他那天晚上要在克利夫兰大会堂讲话，在讲话前大会堂的经理把他带上三层楼到电视机前面的一个坐位坐下。玛咪和反尼克松经费的《先驱论坛报》发行人威廉?鲁滨逊，和他坐在一起，萨默菲尔德和吉姆?哈格蒂则靠在墙边站着。
当时，尼克松正准备离开大使旅馆前往全国广播公司设在好莱坞的卡皮顿剧院演播室。那些摄影师、电机师和控制室的工作人员都已在那里整天演习；每一个人都已作好准备，只有主角一人除外，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他那篇讲话。他正在与乔蒂纳和罗杰斯谈话，讨论着用什么最好的办法使他的听众可以发表对他的意见——写信给他呢，还是写给艾森豪威尔，还是写给全国委员会——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接线员说是长途电话，是一位查普曼先生打来的。“查普曼先生”是杜威的暗号。尼克松叫乔蒂纳对电话说，无法找到参议员来听电话，但那州长仍坚决要求要和他谈。尼克松只好勉强地把话筒拿起来。
杜威对他说：“艾森豪威尔的高级顾问刚才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叫我告诉你，他们的意见是要你在广播的演说结束时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辞呈。你是知道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的责任是把这个建议转告你。”
尼克松吃惊之下，说不出话来。杜威摇了摇听筒，他说：“喂，喂，你听到我的话吗?”
尼克松问道：“艾森豪威尔要我怎么办?”杜威也不知道，他没有直接和那位将军谈过话。尼克松说：“他们到现在才把这样的建议转告给我，真有点儿晚了。”
杜威坚持问道：“要我怎样告诉他们你怎么办呢?”
尼克松气得爆发出来，“就这样告诉他们吧，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要知道的话，那就最好去听广播!并且告诉他们，我也懂得一点儿政治的!”
洛杉矶下午6时，在东部是下午9时——距离广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修脸、淋浴和穿衣以后，尼克松发现杜威的电话使他激动得连发言提纲也记不住，他得拿着提纲讲话。在剧场里，安排节目的负责人把他和帕特带到里面去，问他将要做些什么动作。尼克松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把电视摄影机对准我吧。”还有三分钟就要上电视镜头的时候，他一度想不讲话了。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能够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能够，这时要另想办法已为时太晚；那时他的名片已经出现在电视上，摄影机转过来对准他。他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晚上，我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也作为一个本人的诚实和正直受到怀疑的人来到你们的面前”。
他叙述了那笔经费的目的和使用情况。他说，那笔钱单纯用于竞选的开支。既然他连那笔钱也从未见过，因此，按照联邦法律，没有一点是应该纳税的，或者要申报的。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好吧，参议员，也许你可以捏造这种事实。怎样能使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你拿了一些现金呢?有没有可能你假公济私呢?’因此，现在我要做的——附带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我就要在此时给这次电视和电台的听众讲我的全部财务历史，我所挣的，我所用的，我所拥有的一点一滴。”
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他拥有：
一辆1950年产的奥斯摩比耳牌汽车；
他父母所住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的3000元产权；
他在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产权；
人寿保险额4000元，加上一张当兵保险单；
没有股票，没有公债，其他一切都没有。
他所欠的：
加利福尼亚州住房的1万元债务；
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债务；
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4500元欠款；
欠我父母3500元；
人寿保险欠款500元。
“好啦，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了。”他说，“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所欠的一切。这不算太多。但帕特和我很满意，因为我们所挣得来的每一角钱，都是我们自己正当挣来的”。
到那时，他无疑地已把听众争取过来了。在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同罗斯福所说的被遗忘的人对垒后，共和党终于提名了一个千千万万人能够把他看成自己人的人。尼克松谨慎地以一个普通人姿态出现。尽管在战争年代他曾到过“炸弹飞落”的地方，并且很可能有资格领到一两个星形勋章，可他并没有自称有什么英勇行为。然而，他演说的关键是详细谈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情况。那毕竟是一次关于金钱的讲话，而把他所有的，曾经有过的每一分钱逐一公开出来，就像他正在讲给听众一件他们所熟悉的事的一样——用了两年的汽车、住房的抵押、为数不多的人寿保险。这里这个人显然知道他要操些什么心来矫正小孩的牙齿，改装锅炉，或者要支付电视机下期的款。他巧妙地说，一个像史蒂文森州长那样“继承了他的父亲一笔财产”的人能够参加总统竞选固然是好，但“一个收入不多的人”能够参加竞选也同样是好的，因为他们都会全部记得林肯所说过的关于普通人的话……
民主党人诽谤他固然操之过急，共和党人说要抛弃他也不免过于惊慌，现在，他却洗清了自己。但尼克松是个劲头很大的人，他不愿意到此地步就停止下来。这是他给全国留下一个不能磨灭的印象的机会——要像布赖恩布赖恩(1860～1925年)，美国政界领袖，主张铸制银币自由，曾作著名“金十字架”演说，有助于1896年民主党总统竞选。——译者所作的金十字架演说和柯立芝对付波士顿警察罢工那样去做——他打算用尽一切办法来利用这个机会。
他对听众说：“我还应该说一说——就是帕特没有貂皮大衣。但她却有一件体面的共和党人的料子大衣，而我常常对她说，她无论穿上什么，都是好看的。
“还有一件事情，或者也应该告诉你们，因为如果我不说出来，他们也要说我一些闲话。在提名之后，我们确实拿到一件礼物。得克萨斯州有一个人在无线电中听到帕特提到我们两个孩子很喜欢要一只小狗，不管你们信不信，就在我们这次出发作竞选旅行的前一天，从巴尔的摩市的联邦车站送来一个通知说，他们那儿有一件包裹给我们。我们就前去领取。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用柳条篓装着，是他们从得克萨斯州一直运来的——带有黑、白两色斑点。我们六岁的小女儿特丽西娅给它起名叫‘切克尔斯’。你们知道，这些小孩，像所有的小孩一样，喜爱那只小狗。现在我只要说这一点，不管他们说些什么，我们就是要把它留下来。”
他说，在全国的联播电视中出现，“赤裸裸地公布你的生活，像我所做的那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中，而惟一的能够拯救他的国家的人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你会说，为什么我认为国家正处在危急中?我说，看看记录吧。杜鲁门-艾奇逊执政七年，发生了什么事?6亿人民丢给了共产党。”)他正在接近高峰。时钟告诉他，他在时间上落后了。
“我了解，你们极想知道我究竟是不是还参加共和党竞选，或者退出。让我这样说：我不相信我应该退出，因为我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顺便说一句，帕特也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到底她的名叫做帕特里夏?瑞安，她是圣帕特里克节那天出生的——你们知道爱尔兰人从来不是临阵逃脱的人。”事实上她于1912年3月16日出生，圣帕特里克节的前一天，洗礼时命名为西尔玛?凯瑟琳?瑞安。帕特是她父亲给她的爱称。她的母亲是德国人。
他继续说，但是决定不是由他来做的。他已决定——就在他讲话的那一时刻——“通过这次电视广播”把整个问题提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考虑。他要请他的听众协助委员会做出决定：“写信、打电报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告诉他们，你们认为我应该留下或者退出，不管他们怎样决定，我一定照办。”
一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悄悄地走入播音室，拼命做手势向他提示，给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尼克松看来好像没有看见他。他的眼睛，继续向着电视摄影机讲下去：“……就让我说最后的一句话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要继续这场战斗。我要走遍美国进行竞选，一直到把那些骗子和那些保护他们的人赶出华盛顿为止。诸位，请记着，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伟大的人。诸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投艾森豪威尔一票，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投一票——”
讲话结束了。在克利夫兰市，艾森豪威尔转过身来对萨墨菲尔德说：“好啦，阿瑟，你的7.5万元肯定没有白花。”
在卡皮顿剧院，尼克松对那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说：“我非常抱歉，我的讲话过了时间。我把节目弄糟了，对不起。”他一面向那些电机师致谢，一面把他的讲话笔记稿收拾起来，叠得整整齐齐——接着，一阵狂怒，把那叠东西用力地扔在地板上。乔蒂纳喜洋洋地走进来想向他致贺，但怎么也安慰不了尼克松。“不，这是一次大失败，”他说，“我不能及时结束讲话。”在更衣室里，他转身避开了他的朋友，哇地一声哭起来。
后来，他又有一次机会回忆那次事情。在他所写的书《六次危机》里，他将回忆起那些被他的雄辩口才所感动的摄影师眼里的眼泪。在他的回忆中，化妆师对他说，“这一回可把他们镇住了，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精彩的广播的。”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都抢着打电话来祝贺，使播音室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电视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那次广播是出乎意外的成功。”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在紧接着演说之后，他老是想着一个念头，那就是在他刚要开始告诉他的听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地址那句最重要的话时，镜头红灯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的时间卡得不紧使他们没有听到那个地址。而没有通讯地址——他这样推论——他们就无法答复，委员会就根本不会收到函电。当他走近停放在外面的汽车时，一只爱尔兰大猎狗摆动着尾巴跳奔出来。他闷闷不乐地对帕特说：“好吧，我们至少在狗世界里得到了成功。”
在大使旅馆，他发现他的广播演说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当他走进门厅时，欢呼声四起。在那里他接到达雷尔?扎纳克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译者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那次演说是“我见过的最精彩表演”。在一小时内消息传来说，在全国各地的西方联合电报局门口都挤满了不少的人。他的工作人员开始把全国各地反应的消息一点一滴地汇集起来。按照尼尔森调查数字，在全国的电视听众中，有一半人收听了那次广播。加上无线电听众，听众共有六千万人。其中，粗略计算，就有一百万人打过电话，打过电报或寄出信件。从邮局汇来的小额捐款有6万元，几乎足够付那次广播的费用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个人胜利。尽管在开始时他不知道他引起的影响有多大，但到夜里他就知道，几乎每一个著名的共和党党员都发给了他赞扬的函电，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里没有传来任何信息。
事实上艾克曾致电向他祝贺，但他的来电在雪片一般飞来大批的电报中遗失了，由此而造成的误会，在尼克松和将军的顾问之间的关系中永远留下了伤痕。从克利夫兰传到大使旅馆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半小时的广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不够的，他要一次面谈。这一点，部分是确实的。艾森豪威尔确实感到半小时未免太短。为了面子起见，他觉得他们两人应该在次日傍晚，在惠林私下面谈一下，从此就不再提那笔经费的事了。他原来以为在向尼克松的电视演说表示敬慕的电报中，尼克松早已接到他的建议了。尼克松经过这许多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日子之后，结果竟是这样，未免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失望，这使他大发脾气。“他还有什么可以要求我的?”他大声地说。于是，他把秘书罗斯?玛丽?伍兹叫来，口述了一封电稿，向萨默菲尔德表示辞去副总统候选人，叫他们另请高明。在那封电报没有发出之前，乔蒂纳就把稿子拿去撕毁了。尼克松自己也改变了主意，但他们两人都决定，最好是把前往惠林会面的邀请置之不理。尼克松到蒙大拿州米苏拉搭他的竞选专车继续从事竞选。一封不服从上级的电报送到艾克手上：“星期日到华盛顿，在你以后任何合适时候和你面谈。”
在这封电报仍在送发的途中就接到了萨默菲尔德打来的电话。他向乔蒂纳问道：“喂，默里，你们那边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乔蒂纳答道：“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你这是什么意思?”
“迪克刚发了一封向将军辞职的电报。”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把电稿撕掉了吧?”
“是的，我把它撕掉了，但我不敢断定他会不会再写。”
“那么，迪克打算飞到惠林去见将军吧?”
“不，我们今晚要飞到米苏拉去。”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必须说服他到惠林来。”
“阿瑟，我们相信你。如果你能直接从将军那里给我们个人的保证，说迪克在将军的赞同之下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我想我就能够说服他。否则，我知道我办不到。”
在萨默菲尔德还没有来得及回电话之前，尼克松的一班人就已离开，前往蒙大拿州去。但是，伯特?安德鲁斯从克利夫兰打来的电话在机场找到了尼克松。安德鲁斯提醒他，不能要求艾森豪威尔——一位五星上将和党的领袖，会飞往他那儿和他会面。现在是他该把经费问题忘掉的时候了。新闻界挑剔的人已经把目标转到其他方面去了。《先驱论坛报》评论说：“真相澄清了。”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人。沃尔特?李普曼说那些反应“由于现代电子学的扩大作用，纯粹是暴民法则。”而《剧艺报》则认为，那次电视广播是“一场狡猾的演出……利用了‘不过是个老实人比尔’和‘星期天的女朋友’这一类容易掉眼泪的人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投了票，以107票比31票赞成候选人名单保持原样。为了强调这一点，尼克松在蒙大拿州终于接到艾克发来的电报：“演说极佳……我个人决定将以个人结论为根据。如能立刻飞来见我，将十分感激。明天我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我对你的个人情谊和敬慕都极其深厚，绝未减少。”
尼克松在米苏拉经过几次象征性的出现和两小时的小睡以后就飞往西弗吉尼亚州去了。在惠林的机场上，当他仍在机舱内替帕特穿上共和党的料子大衣时，一个单独的人影离开了下面的人群，飞步走上机梯。那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你来这里干什么，将军?你用不着到这里来迎接我们。”艾克把他的手臂伸出来搂着他的竞选伙伴的双肩，说道：“我为什么不来呢?你是我的人呀。”当他们在机场候机室摆好姿势摄影时，尼克松的眼睛开始孕满了眼泪。
他现在有大批同情者了。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送给切克尔斯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狗颈圈、手织狗毯子、一个狗窝以及大量的狗粮，足够一年之用。这只长毛垂耳的小狗已成为全国最闻名的家畜了。甚至那些对那篇演说认为遗憾的人都用它作为标准，判断尼克松后来的演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广告报》说：“这个令人作呕的逐步扩散的邪恶祸害竟变成了一个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接着，发现在他身上有些可以赞扬的地方，《广告报》的社论作者又在那句话中加上一句：“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消除我们以前的想法……这个新尼克松使我们高兴。”
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两篇竞选演说的第一篇是10月16日的傍晚在底特律市举行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的晚飧会上发表的。他对外交政策的政治家风度的处理赢得了《纽约时报》对他竞选的支持，而该报以前是一直倾向于史蒂文森的。在他10月24日在底特律发表的第二篇演说中，将军许下诺言，说如果他当选，“我将前赴朝鲜。”杜鲁门把他那个诺言称为噱头，史蒂文森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前往白宫”，这使他的随从听了大乐，但艾森豪威尔却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那场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使人烦恼的问题。毫无疑问，人们感到，随着全国最伟大的军事英雄赴前线进行访问，以后情况必有变化。“实际上，”后来美联社的杰克?贝尔写道，“那场竞赛就在那天晚上结束了。”
但是，双方相互乱骂仍一直继续到竞赛的最后一分钟。到11月第一个周末竟有谣言胡说：史蒂文森是个搞同性关系的人；玛咪是个酒鬼；“艾德莱”是个犹太人的名字；艾克已经死了，但他的随从不肯承认。自从1936年罗斯福与兰登竞选时混战一场以来，这一次竞选运动是最丑恶的了。11月2日那个星期天，一辆贴上史蒂文森特大标签的汽车被挤得从宾夕法尼亚公路掉下沟去，汽车司机被打得昏过去。在密苏里州的乔普林，一个与尼克松参议员没有关系的名叫雷蒙德?尼克松的人接到了三次恐吓电话；新奥尔良市警察局报告发生了11宗殴打案，全部都是政治问题引起的。谢尔曼和雷切尔?亚当斯夫妇在纽约度过选举日。那天傍晚，辛克莱?威克斯询问他们曾到那里去。他们说，在布朗克斯动物园，观看野兽。
“这同竞选运动相比，倒可换换口味。”他说。
“不，”雷切尔说，“变化不大。”
在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利，史蒂文森在选举的那一天访问了一所学校，投票站就设在那里。“我想请求你们孩子们，用举手来表明，有多少人想做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像我这样，”他说。差不多全部学童都举起手来。“好啦，差不多全体一致，”他说，“现在我想请问所有的州长，是否他们愿意做你们中的一个小孩。”他举起了自己的手。他情绪高涨，充满信心。他的工作人员每人出五元钱作赌，每人用一张纸条写上对选举人票的猜测。他在自己的纸条上预测会赢得381张选举人票，压倒的优胜。其他的人倒没有那么乐观，尽管没有人会认为他会失败。
在前一天早上《纽约时报》头版的大字标题是：据调查结果，选举结果极难确定。那条消息开始说：“既不是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是民主党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目前可以认为肯定当选。”这句话是总结《纽约时报》记者进行的第七次全面透彻的调查。那些在四年前预测错了的人，现在十分谨慎小心。民意测验所小心翼翼地记下数量极大的举棋不定的投票者，认为这些流动票可以平均分给两个候选人。结果差不多所有的流动票都投给了艾森豪威尔。那些民意测验所没有注意到或者忽视的是，这些中间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登记的选民。以前不想投票的选民如果前来登记投票，一般都是来投抗议票的，那一次也是这样。这是1932年以来第一次大转向，全国转向了共和党。
艾森豪威尔以33936234票对27314992票取得了胜利。共和党报纸社论作者把那次胜利解释为全国人民赞同自由企业，预言在总统就职日时钟报午的时候，一个讲究效率的企业家政府会把彭得格斯特式政客全部驱走。《芝加哥论坛报》在检查从新建郊区送回的竞选结果报告时，高兴地笑道，新鲜空气对那些从城市选区迁出的人的判断制造了奇迹。那就无疑会改变他们的政见。新郊区的那些年轻夫妇原来是从倾向于罗斯福和杜鲁门一边的街道出身的，现在却转而支持艾克了。得胜的候选人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得到66%，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得到69.4%的选票。
艾德莱?史蒂文森虽败犹荣。在美国历史上，他所得到的选票比任何一个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为多——甚至，除1936年的罗斯福和这次的艾克以外，他也比以往任何获胜的候选人都要多。虽然艾森豪威尔在531选举人票中获得442票来结束那次竞选，但是他的胜利和最后三届共和党总统比较起来，给人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他的多数低于11%。而那三位则是：28%(哈定)，30%(柯立芝)和18%(胡佛)。此外，尽管他多得选票600万，但是在国会中他仅勉强得到一个共和党的多数。在新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是十票；而在参议院则仅仅是一票。
然而，1952年的选举却像1932年的一样，是一次关键性的选举。民主党仍然是一个较大的党，在登记选民中，比例是5∶3，但登记的意义不大；那些坚定的民主党人的数目——共和党人称呼他们为“机械反应的自由主义派”——已经减少了。你是“为那个人，不是为那个党”投一票，已经成为一句时髦的话，好像那些投过罗斯福的票的人不是那样似的。无党派者的登记当时已增加到超过全体选民20%。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联盟手上。那个联盟当初是15年前成立的，当时是为了与罗斯福的法院革新法案进行斗争。它对立法改革所采取的怀疑态度适合了国民新的情绪——保守、自满，尤其是对离经叛道很有警惕。
选举日那天晚上，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地下室办公室办理州务，从一个手提小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的报告。他已写好了两个声明：一个是对获得胜利表示感谢，另一个是承认失败。那晚9时，当布莱尔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地问道：“怎么样，比尔，是‘A’还是‘B’?”布莱尔回答：“恐怕是‘B’吧，州长。”“好吧，”史蒂文森说。
1时43分，他抵达利兰旅馆的门厅。他一边高兴地向着那些垂头丧气的义务工作人员微笑，一边走向一排话筒的面前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竞选运动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英勇无畏的对手。现在他将把这些品质贡献出来，领导我们度过今后的四年。”在宣读了他那封承认失败的电报后，他的眼光穿过人群看向远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全部都感觉到这一点。摇滚舞音乐一代的民主党人，在他们自己党的几届政府下，都已成长起来。现在，随着改革时代的过去，他们看不见前途。同样，他也看不见前途，但是作为他们的领袖，他还想说一句话。停顿一下以后，他说：“当我走到街上时，有人问我有何感受，这使我想起一个同乡经常讲的故事——那位同乡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处绊了一跤的小孩。他说他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哭了，但又觉得太痛，也笑不出来。”
他离开了。千千万万的人发现，至少是当晚，他们不是由于年纪太大而没有泪。在那个灰心丧气的时刻，他们第一次感觉到共和党人20年来所体验过的那种处于在野地位的寂寞荒凉的痛苦——习惯于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时所感到的沮丧。
11月5日星期三那天，在白宫和在利兰旅馆的民主党人起得很晚。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倒不是那样。他一早起床，飞往奥古斯塔去。那位当选总统把高尔夫球放在对准第一个洞的发球点上时，天色尚早，阳光灿烂。他击出的第一个球飞出差不多有250码，一直落到那条通道。两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人对他强有力的击球向他致敬，他向在一起的其余的人介绍，这两个人是保卫总统的特工处人员。
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的本名是诺玛?珍?贝克。她是格拉迪斯?珀尔?欠克(一个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私生女。母亲格拉迪斯曾为MGM(哥伦比亚的一家顶级电影制版厂)做剪影，一生很频繁地进出收容所。格拉迪斯的疯病折磨着其父母和弟弟，竟至于使其弟自杀。她给那个在诺玛?塔玛兹之后出生的婴儿起名叫“今岁孤星”(1926)。若干年后，当孩子长大成人，执导《二十世纪之狐》的异演给她改名为玛丽莲·梦露。在成名之前，玛丽莲曾给她的生父打过一次电话，他的秘书回话说：“他不想见你。他建议，你如若不满，可以去找他的律师，接受其保护。”
玛丽莲没有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当然了，如果一个女孩有理由控诉她的凄惨的童年生活的话，她会那样做的。她曾先后做过12个家庭的养女，他们所表现出的形形色色的粗俗，可真够“水准”的。其中，有一家将空威士忌酒瓶给她当玩具。另外两家痴迷于宗教，他们之中的一家把教唱《耶稣爱我》作为对她的惩罚；如若她有不纯洁的想法，就用磨刀用的皮带抽打。当她不穿衣服与小男孩比较彼此身体的不同时，他们称她为小“荡妇”。她喜欢狗，而一位邻居杀了它。她的外祖母曾想用枕头闷死她，她在孤儿院里待了21个月。在16岁时，她与一个比她年长许多岁的人结了婚。她不喜欢他，于是逃离了那种监狱般的恶劣环境。此时，她变了一个人，说话结结巴巴的，患有慢性失眠症，贪婪地渴望被人追求。
她的第一任丈夫教会她如何在墨菲床(不用时可折起放进墙壁的床)上富有性感，她为此而自豪，她的余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生活，并从不厌足。
她渴望被更多的人崇拜。她在童年时期，就常常在周六的下午在格拉曼埃及影院观看贝特?戴维丝在《耶洗别》耶洗别：以色列王Ahab之妻，以邪恶淫荡著名，见《圣经?列王记》，后人们借指无耻荡妇、浓妆艳抹的女人。——编者中，和诺尔玛?希勒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年)，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之女。勾结奥地利干涉法国革命被抓，交付革命法庭审判，死于断头台上。——编者中的表演，梦想成为影界的一员而在银幕上露面。在外界，她想方设法步克莱拉?鲍尔、珍妮特?盖伊诺和格洛尔?斯明森的后尘。耶尔克让她在战地妇女的作品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第一次试镜头时，她走进屋子，坐下后点着一支烟。最先看到样片的一个男子看后说：“我打了一个寒战。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我看到了无声电影所不具备的东西。在这样寂寞的年代里，她是我首次看到的较为优秀的影星。镜头的每一个画面都散发着性感。”
比利?怀尔德后来为她执导了《热情似火》，这部影片被称为“情欲的冲击”。具备她的特点的其他影星是克拉拉?鲍、琼?哈洛和丽塔?海乌斯。观众最早见到她是在《马克斯的弟兄们》和《爱的幸福》中。片中，她款挪玉步，走进一家私人侦探的办公室，娇喘吁吁地说：“有人在追我!”顷刻间，所有的观众对她所说的话来了兴趣。
影片《柏油丛林》和《夏娃的故事》上演后，她名声大振。她那甩胸扭臀、洒脱而又颇具挑逗性的步态被伦敦劳埃德协会投了重金保险。
她值此殊荣。在1950～1961年间，她的23部影片创值20亿元，当时只有法国的布丽奇特?巴多特才可以与她媲美。玛丽莲平均每周收到5000封信，多数是求爱信件。有一位狂热执着追求她的土耳其人，因她不接受他的求爱，竟至割腕自杀。《真理报》(俄)和罗马教廷的《LOsservatureRomano》评论说，她是“邪恶社会的代表”。纽那利?约翰逊说她像尼亚加拉瀑布和大峡谷一样自然天成。对待生活，她是“一个欢闹的伯纳德”。她贪恋色情，与不可胜数的男人亲昵过(她迷恋的尺度是37.5—23—36英寸)。这些忘情于她所营造的温柔乡中的男人早已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是谁了。她那气喘吁吁的娇音、炽烈的情欲、淡灰色的秀发、温润的香唇、迷人的蓝眼睛和撩人的玉步，无不使男人为之神魂颠倒。
她女性的本能表现得如此让人难以捉摸，她的情欲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敢在摄影机前做爱。由于这一点，她的淫欲能唤起观众——甚至妇女——的共鸣。其实，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奥妙之处，她总是有准备地甚至是急切地将自己失身于那些求爱者。在14岁时，她的朋友的父亲曾粗鲁地戏弄过她。一年夏天，一位下班的警察上门挑逗她。她从未对此感到过惊恐，甚至连不满也没有表示过。
她做了一位戏剧代理人的情妇，这位代理人因此日渐消瘦。由医生告诉他心脏不好，必须节制性生活，但玛丽莲性欲太强烈了，弄得他身体虚弱，难以招架，身体终于完全垮了，做了牡丹花下的风流鬼。之后，她与乔?狄马乔结婚，当他俩各自东西的时候，她脚穿鹿皮鞋，整天在洛杉矶茫茫的人海中四处寻觅她的性伴侣。在影片《让我们相爱》中，她扮演了阿瑟?米勒太太。在片中，她诱奸了蒙塔迪，米勒也知道了奸情。
她狂欢在肉欲中。作为一名正在走红的明星，她为一家日历做裸体封面，这并不是为了50美元的酬劳，而是她热衷于这样做。她从一位摄影师那里学会了拍摄透明照，这张照片展示了她的xx毛。她把该照片作为结婚礼物送给狄马乔。当她称狄马乔为“猛击者”时，是很一本正经的。在拍摄《七年之痒》时，有一个在人行道上做爱的镜头，招来许多围观者，直到一阵地铁风将她的裙子撩过臀部，方才作罢。狄马乔此时很生梦露的气，而对她来说，这却是她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
在她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她一直潜心投入到为《花花公子》拍摄裸体照中，能将这些裸体照刊登在全世界的妇女杂志上，是她的夙愿。在发布禁止16岁以下儿童观看她的影片的禁令之前，她极想将影片提前与观众见面。约翰?赫斯顿在影片《不合体的衣着》拍摄过程中，将她暴露的胸部剪截掉了，她发疯似地吼道：“让人们远离电视吧!我喜欢做监审员没有通过的事情。我们到底为了什么?难道我们只能忍受他们的所作所为吗?他们这样做是自我否定他们的监审制度。这是可悲的，但愿这样的事情不要在我的一生中总是发生。”
她成为像卓别林和盖博一样的大明星。她获得“英国影后”之殊荣。这种成就感使她飘飘然了。她的三次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她流过两次产，因而丧失了生育能力。好莱坞一直将她塑造为白肤金发碧眼的女性形象。她曾不声不响跑到东部，向斯特劳斯伯克斯学习严肃高雅的表演艺术，但两年后，她又重返加州，仍然寻求做一些在性表演方面难度颇大的事。
1959年元月，影片《热情似火》上映，使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她成功的光环下笼罩着一种公众看不到的阴影。她酗酒无度，沉溺于巴比酸盐之中，因而变得迟钝、不守时，以至于疏远了许多男演员搭档。那对易装癖的扮演者——杰克?莱门和托尼?柯苇斯不得不整天在那儿踱来踱去等待她的出现。要想在上午6∶30之前叫醒她，得借助于一大桶黑咖啡和男按摩师的力量。每当她的侍从想将她放平稳时，她总是身不由己地来回滚动。她的鼾声如雷。每次拍摄的时间只能在下午4点开始，有时竟推迟到第二天一早，她才能重试镜头。
她荒疏了业务。某一场剧中，让她说“是我，苏格”这样一句简单的台词，她得试47次之多。
对她给剧组造成的不便和花费，她不屑一顾。她参与的一部电影制作成本竟高达100万美元。一次，导演的助手去化妆室找她，告诉她男演员都在等她，她生气地吼道：“滚出去!”
电影《予取予夺》时值七周的拍摄中，玛丽莲总是迟到，导演福克斯解雇了她，但停职仅有五天。这是在1962年的夏天，她年仅36岁，但看起来已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她曾对一位记者说：“我最大的欣慰是我了却了我的夙愿。我不知道你们在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样的短跑，但我已到达了终点，这使我很欣慰。我已经做过了，昔日永远不会重现。”
与她私通的最后一位人物是律师，也是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她生怕毁掉他的政治生涯，更怕怀上孩子。1962年8月5日，他让玛丽莲陪他参加一场晚宴，席间有一些朋友和两个妓女，她为此大发雷霆。回家后，她在唱机上放了许多西纳特拉的唱片，吞下了药柜里所有的宁比泰，从此香消玉殒。
她的尸体(验尸档案字第81128号)放在洛杉矶冻尸所里一直无人认领，最后还是乔?狄马乔认领了她的尸体，举办了葬礼。至于如何处理她的后事，她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其实，她生前曾对做殓衣和给遗体整容等事宜做了很具体的安排：由艾伦斯德整容，由阿格尼丝?弗拉纳做发型，由玛格丽?普利彻做殓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