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隐秘的四合院中。低低的云层和湿漉漉的雾霭笼罩着这个著名的风景区，抬眼望去，四周像抹了一层厚厚的锅底灰。
花白了大半头发的前国民党西北军将领、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之一——著名的杨虎城将军，佝偻着腰，怀抱幼女，手拿一张报纸，步履老态地来到院中。然后紧靠在一方石案下，缓缓戴上老花镜，徐徐展开手中的报纸，默默捧读了起来。
他由重庆秘密转往贵阳，已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夜郎之国”又被监禁了七个月。其行藏踪迹仅有蒋介石、军统上层和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知晓，外界的人仍在多方猜测这位当年声震四方的将军，究竟被蒋介石拘押在何处。
虎落平阳，英雄末路。经过十余年的监禁，杨虎城倍受折磨刺激，身心俱疲，早已不复当年戎马倥偬、征战四方的豪情霸气。他终日以夫人的骨灰盒为伴，愁眼相对一双无辜的儿女。原先的虎背熊腰已变得形销骨立，若黄钟大吕般的爽朗之声已变得缓慢低沉。惟有那张布满了细密皱纹的脸，依然没有被岁月剥蚀去昔日的冷峻与坚毅。
这时，透过报纸，杨虎城已基本明了时局的变化，他在心中升腾起了炽烈的热望，灵魂与肉体被掳掠得太久，终要迎来出头之日了。他展开报纸，幼女已挣脱出怀，独自在一旁玩耍。
报上通篇都在登载蒋介石如何从广州将政府迁来了重庆。满纸是荒唐的支吾之词，明眼人一看，蒋介石已被逼得山穷水尽，企图仿效历史和现实的范例，借助大西南做最后一搏。
杨虎城读着报，心若明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这时，负责看守他的军统组长、原重庆白公馆监狱长张鹄讪笑着凑了上来。
“老先生。”军统特务都这么称呼杨虎城。张鹄不请自坐，径自将报纸拍得沙沙作响，“委员长已将军政系统全部搬到重庆，那里组织了八万人欢迎委座再到陪都，党国上下齐心一致，坚决打好第二个抗战。老先生对此有什么感想啊？”
杨虎城就势放下报纸。眼光瞟向雾气弥漫的天空，不着边际地答道：“这天气真怪，换了在重庆，热得要命。偏偏在贵阳，这里还跟过春、秋季节似的，一早一晚还怪有点冷。”
说着，杨虎城起身便去召唤独在一旁玩耍的幼女。张鹄知道杨虎城虽特别关注时事，每天必看报纸，但多年的监禁生活已使他变得异常敏感和谨慎。对于时局特别是蒋介石个人，他绝口不会吐露半个字。
有好几次，张鹄装作聊天的样子想从他口中掏出这方面的话题，话一出口，总被杨虎城挡了回去。张鹄见杨虎城和幼女击节着手，做起游戏，他心中暗骂一句，只得悻悻地走开了。
见张鹄离去，杨虎城不由得紧紧搂住幼女，黯然垂泪道：“要是爸爸死了，你可怎么办？”小女儿仰起天真的小脸，忙伸手往父亲的脸上轻轻一拭，稚声稚气道：“爸爸不哭，以后我们还要回蒲城老家。”幼女名叫杨拯贵，是其续弦夫人谢葆贞于1941年陪他在息烽坐监时所生，她给监禁岁月里的杨虎城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众所周知，因激于民族危亡的义愤，杨虎城和张学良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对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痛陈他们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十年徒刑，公开监禁。杨虎城虽暂时逃过蒋介石的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游历了欧州各国。
谁料到，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拘押了起来。在这十余年的囚徒日子里，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深处的息烽。这里地处黔西北，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易于监管。军统在抗战爆发后，精心选定该地，建起了集中营，作为关押各类“政治犯”的重要场所。
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虽是西北军名将，但实力、地位、影响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至关重要一点，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一直在心里恨得痒痒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张学良这时也被长期幽禁，但处境远比杨虎城强。子女未受牵连，还被送往美国接受教育，两位如夫人更是轮番陪伴。其次，张学良承袭家业根基，庞大的东北军虎倒余威在。再者，张学良与国民党上层如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和不少达官显贵交谊甚厚，他本人还曾是挂名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综合方方面面因素，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杨虎城就不同了。“西安事变”前，他只是西北军的一方小诸侯，历来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游甚少。“西安事变”后，覆巢之下的十七路军已被打乱建制，重新整编。因此，杨虎城的处境特别艰难。3个年纪稍长的儿女虽被共产党妥善安置，但身边的幼子拯中和幼女拯贵一直不能出狱，为的是怕暴露其被关押的行踪。
至于其夫人谢葆贞，非但不能和青史留名的红粉佳人赵一荻相比，而且在监禁中不堪折磨，悲惨地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