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在那张暗杀名单上侥幸捡回了条命。从那张名单上不难发现，凡是被列入前沿的人物，不是德高望重的政界名流，就是与蒋介石恩怨纠葛几十年的封疆大吏。
傅作义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
1949年1月，国民党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傅作义将军面对日益殆危的战局，审时度势，断然宣布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出，不啻一记闷雷，将蒋介石重重地击倒在地。当时，蒋介石一心忙于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企图确保江淮，坐拥南面半壁，赢得喘息之机，再同共产党抗衡。
因此，面对傅作义数十万大军困守北平孤城，他心里一直盘算，希望傅作义能将精锐部队由塘沽海上南撤，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傅作义这时经过共产党的争取，已打定主意，坚决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对心腹爱将、国民党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郑重地说：“以眼下前景而论，我们不必悲观。我已考虑生路是有的，那就是要下定决心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义同解放军的秘密磋商，蒋介石很快就察觉了。为了稳住傅作义，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费尽了心机，他派出的说客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北平。
首当其冲的便是阎锡山晋军大将、时任国民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他和傅作义是同起于晋军卒伍的袍泽，后来两人各为其主，但情谊却一直延续。
徐永昌来到北平，傅作义热情款待，把酒叙旧谊，朋友间不胜言欢。见火候差不多了，徐永昌单刀直入切入正题：“宜生，听说你与那边接头了，蒋公心中期你甚殷。”
傅作义搁下酒杯，正色作答：“傅某身为党国大员，怎能不效忠党国呢？”
徐永昌脸上一阵潮红，劝道：“我受蒋公之托，于公于私作回鲁仲连，蒋公希望你能以几十年袍泽旧谊为重，将平津的国军分三路南撤，以便和共军持久作战。”
“哪三路？”傅作义不紧不慢问道。
“蒋公的意思，”徐永昌伸出手比划了个“三”的姿势继续说，“共军大军压境，为了保存实力，以便和共军持久作战，希望平津国军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可请空军协助……”
“哎……”傅作义喟然长叹，“恐怕晚了吧，共军已经团团围住平津，怎么能冲得出去。即便出去，南撤只能加快被歼的命运。”
徐永昌遭到了这般拒绝，只得失望地返回南京复命。
随后，蒋介石敲山震虎般地派出了原军统大头目、后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再次飞到北平，除了重复徐永昌的说法之外，又拍打着胸脯保证道：“只要傅总司令率部南撤，我在北平的所属人员一定保证南撤成功，他们与我一样听从傅总司令的命令就像服从蒋委员长一样。”
傅作义仍然用那套话不露声色地回绝了他。
郑介民不甘心，他又以特务手段公开在不同的场合相胁：“对于那些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就把他们干掉，以起‘杀鸡儆猴’之效。”
傅作义闻之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我傅某人吃粮当兵几十年，活到今天好歹也是陆军二级上将。如果有几个特务敢于造次，我想他们还没那个本事。”
郑介民最后一次去相劝，话还未出口，就被呛得语塞，只得悻悻而去。
蒋介石见前两人的劝说都不奏效，为了表明心迹，他最后干脆派去了自己的儿子蒋纬国，带上他的亲笔信，执子侄辈之礼，并以东南行政长官为筹码。
蒋介石信中道，“宜生吾兄勋鉴：去岁迭奉慰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专此敬候，勋安。弟蒋中正。”
可是，傅作义在南苑机场对“少主传书”的蒋纬国依然拒绝道：“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得失何足道哉！请向总统致歉！”
黔驴技穷的蒋介石又出一招，见不能说服傅作义，他发电报要求傅作义用一周时间把国民党13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和武器运到南京。
傅作义还没公开通电起义，表示同意。但当南京方面派来的专机在机场上空盘旋时，他却令地面部队炮击天坛机场，飞机自然无法降落。
蒋介石空运精锐的梦想化为泡影。毛泽东对此在后来同傅作义晤面时开玩笑说：“蒋介石是交易所起家的，结果还是被你傅作义赢了。”
1949年1月26日，傅作义公开通电宣布和平起义。此时，蒋介石正在准备隐退溪口，向李宗仁交权。10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外电对此给予了显著的报道。
蜗居美龄宫，已准备返回浙江溪口的蒋介石读罢美联社关于解放军进驻北平举行盛大入城仪式的报道后，他一把将电稿狠狠掷在地上。陪侍一侧的次子蒋纬国忙上前劝道：“父亲，傅作义投共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您不必动怒，万望珍摄身体。”
“伯川说得对，傅作义早被赤化了。”蒋介石望望心爱的幼子，又自圆其说：“都是抗战弄的，他和共产党搅和在一起。我早就说他成了‘七路半’了（言外之意和八路十分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