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易手后，蒋介石父子乘坐一艘军舰游弋在舟山群岛一线，企图让部队死守住东南沿海的岛屿链。这时，解放军三野、二野一部很快又解放了浙江。蒋介石只能凭险据守一些并无多大用处的小岛屿。
东南半壁仅剩福建及沿海诸岛。八月，蒋介石只得将政府迁往广州。
与此同时，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正紧锣密鼓地在北京筹备开国大典，召开有各团体、党派、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参加的新政协会议。大批名流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云集到了北京。尤其是声望卓著的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无党派人士黄炎培、史良、章乃器等，纷纷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全逃离上海。
这些人俱是军统那张暗杀名单上响当当的人物，蒋介石历来将他们视为捣蛋分子，总想通过军统将他们一一暗杀。谁知，这些人居然有惊无险地从军统手中逃脱，堂而皇之去了北京。这怎不令蒋介石愤懑呢？
不过，到了广州后，他明白过来，共产党新政协的召开还离不开一些人，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负责保护组织和输送。
其中，最令蒋介石如鲠在喉的是一些过去被他视为党国肱股的人物，也倒向了共产党的怀抱。原来，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立法院内一批主和派委员相约聚集，寻找机会向人民靠拢，准备脱离国民党政权。
中共南方局经过争取，又闻桂系的黄绍竑、谌小岑、金白光、张潜华等主和派立法委员，准备成立一个组织，推动这一运动。于是，中共便由黄绍竑、龙云等出面，将范围扩大，不局限于立法委员，举凡国民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上层人士，均可在争取之列。
经过一个时期的联系，黄绍竑在其香港的寓所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到会者有20多人，连程沧波、成舍我、傅汝林这些报界、文艺界的名流都参加了进来，这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上层人物彷徨无主和苦闷的心情。
这次集会上，黄绍竑报告了北平和谈的情况以及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的经过。桂系另一重要人物刘斐则阐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及其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还当场答复了与会者所提出的各式各样问题。
为了扩大这一运动的政治影响，他们决定集体发表一个政治性声明。因此，他们就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根据大家的意见和看法，最后由高宗禹起草了一个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这个声明由黄绍竑领衔，联名签署的还有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斐、刘建绪、李任仁、胡庶华、舒宗鎏、李觉、周一志、李默庵、潘裕昆、覃异之、张潜华、谌小岑、李荐廷、朱惠清、黄统、金绍先、高宗禹、陈汝舟、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毛健吾、祝平、骆美轮、李炯、朱敬、瞿绥如、罗大凡、郭汉鸣、徐天深、刘绍武、王慧民、郭威白、黄耀、彭觉之、杨德昭，计44人。
这个声明义正词严指出：
“我们，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对于反动集团，曾经不断予以抨击。而对于其最近不顾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更不能不表示坚决的反对与谴责！同时我们并愿郑重声明：自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劫持党权政权以后，一切反革命的责任，完全应由他们负担，与大多数被压迫被排挤的党员无关。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同志们！我们应该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可以对现阶段的革命，有所贡献，才可以创造国民党的新生。
我们深知道在各地，尤其是未解放区域内，一定有许多国民党同志具有这种同样的主张，我们希望大家一致起来，蔚成普遍的共鸣，并参加这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运动。”
8月13日，这个声明发表后，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8月25日，邓召荫等11人发表《我们响应黄绍竑等“八·一三”声明》的书面讲话，决意参加这一立即与蒋介石政权决绝的政治运动。之后，又有王普涵等13人也表示拥护黄绍竑等人的政治主张。
9月上旬，黄绍竑等人又联名发表了《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指出：国民党军队连年进行内战，完全是为四大家族的利益而战，是为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的利益而战，所以，反共战争即是反人民、反国家和惨无人道的战争。因此，《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全体国民党将士效法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义举，或弃暗投明，率队来归；或举兵起义，实现局部和平。
蒋介石看到这些人的主张后，恼怒之情可想而知。恰在这时，国民党元老，多年一直同他唱对台戏的李济深最后完全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合作。
蒋介石更是恼怒不已，他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与黄绍竑、龙云、刘斐等的声明掷在毛人凤跟前，咆哮道：“香港聚了那么些人，为什么没有见诸行动？你们军统究竟干什么吃的，这么大一个家交给你，居然连这些失意贪鄙之辈都对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