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由于共产国际会议定的调子，便把反右倾机会主义模式化了，这给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由于国际形势大气候的影响，中央苏区于1931年8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定》，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情绪。
王明接手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中央代表，去执行国际共产组织的“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机关，排除异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于11月1日到5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反右倾的前提下，同时批评了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战争论”、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这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唱主角，也是开始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要求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上，也引起了一番争议，后来国际组织的代表米夫提出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到了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临时中央首先致电周恩来，命令周准备行动起来。1月上旬，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回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分析了周恩来的建议后，又退了一步复电周：让他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著名的淞沪保卫战。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3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州。
由于仓促应战，又加上红军的装备落后，激战几日没有收获，于3月7日撤围。
1932年3月，3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应向北发展，并以红1、5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3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赢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易守难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又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内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4月1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1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一步行动说，龙岩胜利原因是为团结兵力，攻敌不备。
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各苏区党面前主要的危险。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守敌张贞部4个团，俘敌1000余人，22日毛泽东给周恩来致电说：
漳州大捷，达到了剪除粤敌一翼的目的，对整个时局影响很大。
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周恩来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以来，对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中说：“伍豪（周恩来）
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没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周恩来一时左右为难，他明知临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但他又不能不去执行。他在临时中央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1932年5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在淞沪保卫战中表现得积极顽强的19路军进驻福州，粤军3个师开赴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1、3、5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
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奥军15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的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
同日，临时中央发出了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继续批评苏区红军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策略，没有积极地扩大苏区。
中央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为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不太同意，于7月25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中央局，电文中说：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权决定。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在陈述信中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毛泽东指挥，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而不顾前方的实际困难，一味地督促前方进攻。
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的消息，并已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分兵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再迅速转到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反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人。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毛泽东一次次做说服工作，周、朱、王当时也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在这一矛盾过程中，周恩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在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下，所运用的领导艺术。毛泽东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以及感受全局的敏锐仔细的观察能力。
然而，中央苏区并没有对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完全理解，于9月26日，当即回电，回绝了周、毛、朱、王的建议，仍主张攻取一省或数省的既定目标。
前线面对这样的指示，周、毛、朱、王实在难以从命，他们只好按兵不动，用沉默对抗中央局的命令。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毛、朱、王：9月治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毛泽东终于意识别，此时已是黑云压顶，远远地已听到滚滚的雷声了。
周恩来当然也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如果弄不好自己和毛泽东有同时被革职的危险，如果他们两个人中能保留一个那是最好的结果。他力保毛泽东，所以他在会上发言说：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了解红军也了解地形，这都有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负责战争的全部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就是由泽东同志全权指挥，我负责计划执行。
这次紧急会议是针对毛泽东而来的，周恩来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中央局的意愿，他刚一说完，马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此时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他知道，这次会议就是冲着他来的，既然没有希望使现实得到改变，还不如顺其自然为好。在别人发言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雾在他周围弥漫。他下定决心后，把半截烟掐掉了，缓缓站起身说：既然中央局不信任我，我留在前方就不合适了。说到这他用眼角扫了一眼中央局的人，微微笑了一下道：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你们同不同意，请组织决定吧。
毛泽东说完这话，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奈。眼前这种态势下激流勇退，也未必是件坏事，否则，后果也不一定会太好。说到这，他瞅了眼发呆的周恩来，他和周恩来的目光对视在一起时，他同样感受到了周恩来的无奈，那无奈中却是另一种忍耐。
毛泽东讲完话并没有坐下，他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又说：也许大家当着我的面有许多话不好讲，那么，我现在退席了……
不等别人有何反应，毛泽东摆动着宽大的衣袖向外面走去。周恩来望着毛泽东消瘦的背影，心里一时翻涌起不可名状的情绪。
中央局召开的宁都紧急会议，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毛泽东被解除了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红军。
那一刻，毛泽东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表面是平静的，其实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让他离开红军，这份失落感是无法诉说，也是无法形容的。
毛泽东一步步地向门外走去，他觉得双腿是那么沉重，时间是那么悠长，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才走完了那几步路。
据史料记载：
宁都会议之后，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项英、顾作霖曾找周恩来谈话，批评他在与毛的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批评。
11月12日周恩来与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情况。
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了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的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没有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并且，不给毛泽东的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中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并加以克服。
周恩来则在电中表示：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的，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毛泽东，事前并没商量好，致会议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临时中央复电：
肯定周恩来是正确的，指责周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就这样，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被解除了军职。
毛泽东从此开始了对他来说既是紧张又是痛苦的思索。
几次到于都搞的社会调查，其实也都是为他思索中的问题找到一个旁证。这种思索使他更加成熟起来，于是才有了西征以后那个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在毛泽东失意的时候，唯一体贴他安慰他的便是贺子珍了。以前毛泽东忙碌的时候，他一直遵守着只有星期六才和贺子珍见面的规距，许多红军领导人，当时在苏区都尊重这条不成文的纪律。那时毛泽东虽然失意，但与贺子珍的爱情却是美好的。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24岁，她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逼他在15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轻女人，她的名字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泽东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8岁，她立志献身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是采取的“浪漫结合”方式，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1922年出生的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1950年在朝鲜战场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1923年出生的毛岸青，一直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士结了婚。
1927年，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杨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1930年10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逮捕。她和长子毛岸英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了酷刑。她于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
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毛岸英带回了家。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1929年8月20日在衡山被杀害。她们两人的死互相是没有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泽东有关系。毛泽东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杨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1957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
192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在加入井冈山的红军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贺子珍是在8月15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南方，桂是8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是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1927年1月27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28名共产党员得救。贺子珍他们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
贺子珍随毛泽东上山不久，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泽东和朱德得以脱险。
像这样的事迹很快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和那些男人一样并肩作战。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1927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他们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福建边界地区。1929年7月至10月，毛泽东身患疟疾，在福建、江西交界处的一座山上养病。
此后，贺子珍一直工作在毛泽东的身边，她给他充当女秘书。
贺子珍知道失意后的毛泽东痛苦在哪里，在这种时候，说更多的话是没有用的，她只想在生活上照料好毛泽东。
她想方设法地给毛泽东做他爱吃的湖南菜，可毛泽东的食欲并不好，每次吃饭时，只是夸奖几句贺子珍做菜的手艺。
贺子珍看着日渐消瘦下去的毛泽东，才真正明白“心病难医”这句古话。
贺子珍虽然知道自己医不了毛泽东的“病”，但她作为一个女人知道怎样去关怀、照顾一个男人。
毛泽东爱吃炒黄豆，她总是想方设法到老乡家去买黄豆。
每天晚上毛泽东失眠时，她总是把一小袋炒黄豆塞过去，毛泽东抓过炒黄豆，有声有色地嚼着。贺子珍躺在毛泽东身边，听着毛泽东满足的咀嚼声，暗暗地吁了口长气。她知道，毛泽东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咀嚼中睡去。炒黄豆成了毛泽东的催眠剂。
在那等待徬徨的日子里，贺子珍的心一天也没有轻松过。
她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红军的劫难也是暂时的。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也只有走进家门，看一眼贺子珍温馨的微笑，他的心才放宽一些。他时常久久地凝视着贺子珍的脸，一直到贺子珍羞怯地低下头。这时毛泽东就孩子似的说：子珍，你还是那么年轻。
毛泽东说这话时，贺子珍的眼泪差点落下来，她明白，这是毛泽东在宽她的心。每每这时，她也总是深情地望一眼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