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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棉纱大王张松樵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造就的传奇人物，他的发家史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艰难成长的历史见证。《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载：张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卒于1960年，享年八十八岁。他一生历经坎坷磨难，是我国民间纺织业的开拓者之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裕大华资本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纺织王国，分别拥有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石家庄、广元、台北等多家大型纺织厂，另有铁路、矿山、码头、银行、学校和房地产投资等等。湖北裕大华集团与沿海申新（荣氏）集团双峰鼎立，并称中国纺织界两大巨头。
许多人或许不理解，何以我爷爷张松樵姓张，而他老人家的后代比如我父亲和我却姓邓？关于家族姓氏的来历，多数人只知道裕华纱厂老板名叫张松樵，却不知道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邓旋宗。在这个有关姓氏来历的故事后面隐藏着张松樵乃至我们家族鲜为人知的身世之谜。
父亲告诉我，我们邓氏家族并非湖北原住民，张松樵的祖母也就是我的太曾祖母是从中原地区逃荒来到湖北的灾民。我在史书上查到，清朝道光元年（1821年）至同治年间，黄河大水多次溢道，其中尤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河南中牟决口为甚，洪水冲垮大堤达三百余丈，淹没州、县二十余个，中原一地流离失所者甚众……
据湖北《汉阳县北泉乡志》记载：清咸丰年间，有河南妇女邓彭氏携一邓姓男孩流落北泉乡万子山村……该村张姓乡民无子嗣，遂将其收养，改姓张。
这个“河南妇女邓彭氏”就是我爷爷张松樵的老奶奶，邓姓男孩就是我的曾祖父，张松樵的父亲。上述文字记载的就是我们邓氏家族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风雨中走过的艰难坎坷的迁徙历程。
张松樵七岁进城讨饭，小小年纪做过学徒、伙计、帮工、管账，历经大半个世纪的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湖北棉纱大王，这是一个有关财富和命运的世纪传奇，也是我在另一部传记作品里将要讲述的家族故事。张松樵一生娶过三房太太，前两房分别是他的救命恩人，杂货店老板女儿和上海一位徐姓买办的千金小姐，她们所出子女也就是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都姓张，是所谓“正姓”。前面说过，张松樵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邓旋宗，此为“祖姓”，也就是“邓彭氏”从河南老家带来的祖宗姓氏。父亲说，曾祖父去世早，曾祖母过世之前把儿子叫到跟前，此时张松樵已经发迹，曾祖母念念不忘嘱咐儿子的一件大事就是，你是俺河南老邓家的后人，你得为老邓家“三代还姓”，要不俺老邓家就要断子绝孙啦。“三代还姓”是一种古老的中原习俗，指被外姓收养的男孩可在第三代恢复祖姓，所以“三代还姓”就是关系河南老邓家薪火相传的祖宗大事。
曾祖母去世这年张松樵已经五十二岁，他为了遵从母命决定迎娶第三房太太，而这位未来的女主人注定将以生儿育女为己任，完成重续家族香火的重大使命。于是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上，一个来自湖北仙桃名叫柳韵贤的纺纱女工走进张家，她年轻美丽生气勃勃，使邓氏家族得以延续。
柳韵贤是个穷苦的船家女，十六岁那年随父亲来武汉运棉花，父亲不幸染病暴卒，她和妹妹无家可归，遂入裕华纱厂做工。许多纱厂前辈告诉我，当年武汉裕华纱厂有女工两千多名，可谓巧女如云争奇斗艳，谁要一枝独秀技压群芳可以说比登天还要难。但是来自仙桃水乡的船家女柳韵贤是个例外，她不仅天生丽质心灵手巧，而且创造出一系列奇迹更是无人能比，被当时人们津津乐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纺纱女工最重要的技术工作就是捻接断头，俗称“捻纱头”。那时候纺纱机极易产生断头，由于一台机器能同时纺四百支纱锭，这么多纱锭一齐飞转起来就像天空下雨，不仅把人搞得手忙脚乱目不暇接，而且纱头未捻好还会大大影响棉布质量。于是工厂常常都要针对问题组织技术大赛，张松樵带头向东洋人学习管理，每次大赛必定亲临现场，以倡效尤。
纱厂前辈告诉我，通常情况下，熟练女工捻接纱头平均用时约需十秒钟，学徒工为十五秒，只有最优秀出众的女工才能将这个工效提高到五秒钟。但是进厂不到两年的年轻女工柳韵贤一出场就技惊四座，她平均用时三秒钟，眨眼功夫就创下全厂之最。许多挡车工一辈子都用双手捻纱头，柳韵贤却能毫不费力地单手捻，不仅单手捻，而且两只手同时捻接两根纱头。到后来，她还能表演双手和嘴同时捻接三根纱头的特技，简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一时引起轰动，被武汉报馆誉为“纺纱奇迹”、“赛裕华”等等。通常一名女工巡看一台纺纱机还忙得脚不沾地，但是柳韵贤却能独自巡看两台机器，而且不慌不忙游刃有余。纱厂前辈感叹地说，有幸目睹柳韵贤巡纱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啊，她像传说中的月光仙子，步履轻盈身姿飘逸，春风一样在机器的丛林中巡游穿行。
张松樵一下子惊呆了。
从那一刻起，上帝抛出的命运红线落入张松樵心头，令他无可逃遁。据说张松樵向他的纺纱女工求婚时只有一句话，他说：给我生一群儿子吧……我一辈子对你好。
柳韵贤从档车女工变成我奶奶只有十八岁，她果然不负厚望一连为丈夫生下三个健壮儿子，其中第二个邓姓儿子的血液就一直流进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血管里。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俺们都是河南老邓家的香火传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武汉，战争脚步越来越近。这一年张松樵已有六十六岁，柳韵贤三十一岁，而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邓述义只有十二岁。
我的家族大难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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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战败，蒋介石在党内地位岌岌可危。
如果说抗战使蒋介石的声望一度达到顶峰的话，那么随着首都南京陷落和战场节节败退，委员长的威信已经一损再损跌入谷底。而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对派则趁机步步紧逼，叫嚷要检讨什么“对日战略的重大失误”，“十个月武力抗战的严重后果”等等，迫使蒋介石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并不得不口头向中政会申请处分。反对派占了上风，得寸进尺地提出实行“党内弹劾制”，毫无疑问这是用心极为险恶的伏笔，是党内夺权的预谋，接下来就该轮到汪精卫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幸好拥蒋派奋力反击，令弹劾决议案不了了之。汪精卫欲借日本人之手来达到夺权目的，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蒋介石呵呵冷笑，他要用一个大大的军事胜利来回击日本人，同时巩固自己在党内的统治地位。
外出视察军队的蒋介石半夜才返回武昌东湖官邸，不料睡下不久随即被人唤醒。由于领袖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睡眠受扰最易暴躁，所以通常没有人胆敢在他休息时候去惊动这位大人物。但是这天不一样，当他刚开始昏昏欲睡时一只手轻轻摇醒他，蒋介石睁开眼睛，看见是夫人宋美龄。
夫人抱歉地告诉他，前线有重大敌情，何总长白副总长已在官邸等候多时。对蒋介石来说，睡不睡得着觉都是一种特权，谁叫他是君临天下的委员长呢？
在客厅里，焦急等候的何总长向他报告说，接第一战区急电，一股来路不明的敌人出现在豫东民权县附近，正在逼近陇海铁路，已与我军发生战斗。
民权为我军战线后方，这个突如其来的敌情显然大出蒋介石意外，他瞪着眼睛厉声问道：这股敌人究竟从哪里钻出来的？有多少兵力？番号是什么？他们有何作战意图……嗯，都搞清楚没有？
白崇禧答：第一战区刚刚得到报告，第八十八师一部已经与该敌人交火，暂时还没有更多敌情报告。
蒋介石眉头紧锁，身为军队统帅的他当然十分清楚陇海铁路的战略意义，一旦铁路被截断将直接威胁薛岳兵团三十万大军退路，进而威胁开封和郑州。令人不解的是，此时徐州会战刚刚结束，日本人有可能大举进攻吗？这是寺内寿一玩弄的花招还是进攻中原的信号？从战略上讲，敌人立即发起新战役的理由并不充分，难道他们真要不顾一切与我军决战？还有东京那个“不得逾越徐州战线”的命令又当作何解释呢？
种种疑团在脑海翻滚，令蒋介石一时难以作出判断，只把画满问号的目光投向他的参谋长。何应钦指着作战地图解释说：根据情报，目前徐州当面的华北派遣军尚无大规模调动迹象，而北上增援的敌华中派遣军主力也在陆续撤回长江以南地区，种种迹象表明，敌人近期大举进攻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白崇禧补充说：从敌人失事飞机上缴获的文件来看，东京把重新进攻的期限定在秋季或者明年是可信的。一来敌人战线太长华北空虚，黄河以北地区仅有一两个师团维持占领，给我敌后兵团相当大的游击空间。二是敌人刚刚占领徐州地区，按说需要一段时间巩固战线，休整部队和补充弹药给养。
蒋介石没有说话，他从逻辑上倾向于同意总参谋部判断。客观地讲，日本人一时还不具备继续进攻的条件，他们战线背后存在若干不利的战略因素和困难，除非他们有意对此视而不见。至于这股来路不明的敌人究竟目的何在，仅仅是干扰还是试图切断我军退路，有待前方进一步查明。由于陇海铁路的安全关系重大，蒋介石指示总参谋长说：电告第一战区，火速查清敌人番号和规模，尤其是要查明敌人目的和任务，同时调集部队坚决彻底予以歼灭。
此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大本营均未意识到，日本人一个穷凶极恶的战争阴谋已经悄悄迫近，寺内寿一和他指挥的十几万侵略军将疯狂挑战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民族生存的最高利益。随着两位总长相继离开，东湖官邸恢复平静，蒋介石服下几粒安眠药，重新上床与失眠症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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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一份来自日本关东军的秘密报告称，中国军队与帝国皇军的差距……当在三十年以上。而西方军事家估计，如果加上社会制度、民族文明素质、受教育程度以及科技、经济发展等等因素，这个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蒋介石痛定思痛，决心大力改造中央军，全面提升其战斗力，以期缩小同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军队的差距。在这个风起云涌追赶世界潮流的时代背景下，一支具有示范效应的“德式师”应运而生。
当时德国陆军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优良的装备，钢铁般的意志，绝对服从的纪律，当然还有发达的工业技术和国家生产力作为后盾等等。“德式师”体现了国民政府决心向西方学习的变革思路。国民政府大量向德国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聘请德国顾问对中央军进行严格训练，完全按照德军的作战模式分批组建若干支精锐的“德式师”，总之蒋介石的最高目标就是要把穿草鞋的中国军队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队。
按照德军标准，一支机械化摩步师通常要配备数百辆汽车，上千辆摩托车，百余门野战大炮和自行火炮，另有数目不等的坦克装甲车担任突击掩护任务。德军士兵装备有冲锋枪、钢盔、呢军大衣、皮靴、毛毯、照明手电、防风眼镜、刮胡刀片、行军帐篷等等，军官甚至还配备照相机和收音机。中国是个亚洲穷国，当时人均收入只及日本六十六分之一，德国一百二十分之一，美国二百分之一。如果照搬德军标准，那么装备一个“德式师”的军费开支足可以武装十几个师甚至更多中央军，很显然如此庞大的军费远远超过国库承受力。但是面对虎视眈眈入侵在即的日本人，捉襟见肘的国民政府还是痛下决心，不惜血本拨出重金购买德国装备，最初计划改造二十个德式师，后来因为经费严重不足缩减为十个师，到抗战爆发时，基本完成改造的德式师只有不足原计划的一半。
号称“天下第一师”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就是其中的幸运儿。
第八十八师前身为广州黄埔军校卫队，北伐战争中则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贴身卫士营，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卫士营扩编为“首都警备师”，所以人们干脆将其称之为“皇家御林军”。第八十八师追随蒋介石征战南北，无论军阀混战还是苏区“剿共”，以及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该师均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赢得“天下第一师”的美誉，后来名扬天下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即出自该师第五二四团。
经过改造的“天下第一师”果然面貌一新：官兵头戴德国制式钢盔，军官配备德国驳壳枪，班有国产仿捷克造轻机枪，连有机炮排，师有重炮营，配备大口径榴弹炮、野战炮和汽车、摩托车等等。在德国顾问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还破例配备先进的无线电台，用以加强通讯联络和机动作战能力。第八十八师官兵在待遇上也大大优于其他中央军，不仅薪水翻倍，许多军官还被优先选派到德国留学，可以说精英荟萃人才济济。
然而德式师毕竟不是德国而是中国军队，自然难免打上许多中国特色的印记。2000年我采访原南京国防部中校参谋邢李政老人，老人告诉我，德式冲锋枪闻名天下，但是冲锋枪的一个缺点就是耗弹量惊人，往往一支冲锋枪所耗弹药超过一个步枪班，所以当时国防部只允许采购少数冲锋枪来装点门面，而德式师的主要武器还是国产“汉阳造”步枪。据说当时国防部对德式钢盔和水壶大加赞赏，因为钢盔除了威武军容外，还能起到有效保护头部减少伤亡的作用，而水壶则能解除士兵行军作战的干渴之苦，并防止因喝脏水而引发的肠道疾病，当然一个更重要和人所共知的原因是价格便宜。但是呢大衣和军用皮靴却没有受到青睐，国防部认为这些装备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并且价格不菲，所以蒋委员长亲自批准采购钢盔水壶而将呢大衣和皮靴从采购清单上划掉。
1938年春天，一股来路不明的日军出现在豫东民权县城附近，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奉命反击，火力强大的“德式师”一通炮轰就把日军打退十几里。根据日军还击的火力判断，这股敌人没有携带重炮，也无坦克装甲车掩护，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小股渗透部队，其规模不会超过一个大队（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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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接到副师长朱振民电报，告知集团军下达紧急命令调往豫东前线驻防，于是提前结束养病匆匆从汉口返回郑州。
徐州会战前夕，大本营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战区，统一指挥对日作战，其中尤以郑州第一战区位置最为重要，管辖兵力也最多，除中央嫡系外，还有许多来自各省的地方抗日军队。派系一多，难免关系复杂，发生互相扯皮勾心斗角的事情也再所避免，比如这支来自贵州的新八师名义上归属第二十集团军节制，但是该师无论部队建制还是指挥权都完全保持独立，听调不听管，这便是民国初期地方军阀体制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第二十集团军为原西北军，也是个临时单位，总司令商震上将为晋军将领，麾下都是那些从华北战场上退下来的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鲁系、奉系、皖系等等。抗战初期日本人大肆宣扬在华北取得的所谓“惊人战绩”，比如一个中队（连）击溃中国军队一个团，一个大队（营）消灭一个师，他们的对手都是上述这些装备落后战斗力低下的杂牌队伍。这次新八师接到的命令是限期开拔到豫、鲁交界的考城县驻防，原驻地京水镇由河防军刘和鼎部接管。
蒋师长一眼看穿这道命令背后隐藏的图谋和那张老谋深算的狐狸脸。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军队吃粮当然全靠驻地筹措，富裕之乡的郑州郊区理所当然就是新八师的米粮仓。而豫东考城则是一个以黄涝和风沙盐碱闻名的不毛之地，你换到那里驻防不就等于喝西北风吗？河防军本来驻防中牟、考城一带，军长刘和鼎与商震总司令关系密切，这只皖系老狐狸一直觊觎新八师驻扎的京水镇，必欲取代而后快。
地盘之争关系重大，虽无枪炮硝烟，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蒋师长一下火车就直奔商震官邸，他向总司令大倒苦水，比如战区拖欠薪饷达数万元啦，春季补充新兵和装备未到，部队缺员严重啦，恳请总司令先予解决然后再行调防。但是上述各项恰恰都是最令上级长官头疼的难题，因为抗战爆发国库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薪饷，各省财政更是捉襟见肘，集团军是个空架子，哪来经费满足新八师的要求呢？兵员得不到补充则是普遍现象，有的部队缺员高达一半，所以总司令清楚这是蒋师长在同他讨价还价，集团军显然难解新八师的燃眉之急。
蒋师长还带来一封来头很大的私人信件，写信人是蒋师长的贵州同乡、黄埔一期毕业的何绍周将军。何将军时任另一支贵州部队师长，他在信中极力为同乡说项，使得总司令更加左右为难。官场有自己的潜规则，怎么说你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啊，因为这位何将军还有一个特殊关系，他是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的亲侄儿。
于是新八师的调防命令就无限期拖延下去。
进入五月，随着徐州会战失利，中原形势骤然紧张，一道由战区总司令程潜上将签发的调防命令下达新八师。程长官是个元老级大人物，连蒋委员长都得让他三分，这回蒋在珍再也顶不住了，他没有胆量同总司令讨价还价，只得服从命令准备开拔。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新八师准备撤离郑州，将京水镇拱手让给刘和鼎之际，豫东方向的考城县忽然传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当地驻军遭遇数目不详的日军进攻，考城宣告陷落。
由于敌情不明，战区命令新八师暂停调防原地不动，已经先期开拔的蒋师长率领第一团就在开封城外修筑工事等待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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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特务队长“肖金刚”奉命赶赴前线。
肖金刚本名肖乾龙，是原西北军中威震敌胆的侦察英雄。特务队直属战区长官部，专门执行各种特殊任务，比如潜入敌后捕俘、爆破、暗杀以及偷袭敌人指挥部等等，相当于今天的特种部队。官兵均为百里挑一的军中好汉，人人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队长肖金刚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那时他还隶属于西北军，有一次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敌营，把中央军一个团长装进麻袋扛回己方阵地。古北口长城抗战，他亲手把两个日本兵的脑袋像捏鸡蛋一样捏碎，从此赢得“肖金刚”美誉。
肖金刚赶到指挥部已经傍晚，一股浓郁的战斗气氛扑面而来。他看见作战室灯光通明，电台嘀嗒发报，参谋神色紧张跑进跑出，预示前方正在进行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一个戴眼镜的情报处长把他领到地图跟前介绍说，昨天地处黄河南岸的考城县城忽然遭到数目不详的敌人攻击，这股敌人不仅有坦克装甲车开路，而且还附有多门火炮。现在指挥部迫切需要弄清楚的是，这股敌人来自何处？有多大规模？隶属哪个师团？番号是什么？他们意图何在？与民权方向的偷袭之敌有何联系？武汉大本营也对这股敌人极为关切，要求不惜代价尽快摸清敌情。情报处长用手指在考城上空划了一个圈，然后斩钉截铁地下令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抓个俘虏回来，而且必须是个日本军官。
对抗战时期的侦察兵来说，深入敌后捕俘等于虎口拔牙，不仅因为敌人十分狡猾，防守严密难以下手，而且日本人往往极为顽固，宁可自杀也不当俘虏，所以令肖金刚深感任务棘手。他向指挥部提出，找些敌人军服化装做掩护，但是指挥部却没有现成的日本军服，正在焦急之际，一位中年长官掀开门帘走进来。长官身穿一件白衬衣，说一口南方话，情报处长赶紧向他汇报，长官想想说：我记得政工部还有一些日本军服，原先是剧团演戏用的，让他们赶快送来。
后来肖金刚才知道，这位雪中送炭的长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第一路总指挥李汉魂将军。
化装成日军的捕俘小组顺利潜入敌阵，这天他们运气实在不错，很快抓到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日本俘虏。肖金刚满心喜悦，眼看任务完成，正要下令撤退时，不料俘虏却开口说起中国话来。原来他是个专门替日本人喂养战马的台湾军夫，就是所谓的“二鬼子”。据俘虏交待，日本军马共有数百匹，粮草都堆放在小学堂内，他们来自黄河北岸，走了很远的路程。至于日军队伍人数多少，都有哪些番号，携带哪些装备，任务是什么，台湾军夫一概摇头不知，令侦察兵空欢喜一场。
黑夜的大海开始退潮，眼看东方天际现出一丝淡淡的鱼肚白，肖金刚呼吸沉重起来，一颗心越来越冷。因为天亮以后侦察兵将被迫撤退，捕俘行动不得不中止，可以想见这个失败的结果对于侦察兵来说意味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战场上的成功，有时靠勇气，有时却得靠运气。就在肖金刚已经不抱希望，正要下达返回命令之时，埋伏在前方的侦察兵忽然发出信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果然，公路上很快出现一对雪亮的灯光，随着马达声由远而近，原来是一辆迷路的日本吉普车送上门来。
喜出望外的侦察兵一拥而上，当场活捉车上的日本人。
这次自投罗网的俘虏没有让人们失望，汽车上除了司机外，还有一个身穿黄呢军装的日本联络军官，军官携带的公文皮包里面装有指挥部急需的作战地图和文件。
特务队胜利完成任务，受到上级嘉奖。
经查明，攻击考城县和出现在民权地面的敌军同属一支部队，他们得到的作战指令十分明确，那就是直插陇海铁路，坚决切断薛岳兵团的退路。该股敌人不是一个大队（营）或者联队（团），甚至也不是一个旅团（师），而是一直盘踞在黄河北岸虎视眈眈，素有“支那克星”之称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