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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初，“台儿庄大战”胜利捷报传来，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抗战中心武汉连夜举行火炬大游行，彻夜狂欢庆祝胜利。但是随后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大举反攻，徐州前线局势岌岌可危。
局势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飞机开始实施对后方城市的大规模空袭。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是日本“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国民庆祝天皇裕仁诞生日。头天日本电台宣称，为了以胜利向天皇陛下祝寿，日本飞机将毫不留情地轰炸支那（中国）城市武汉，直到把它从地图上抹去为止。
这是残暴的日本强盗向这座人口稠密的华中大城市公开发出的第一张死亡名片。对于生活在武汉三镇的我父亲一家和数百万中国人来说，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敌人的节日成为他们的受难日，他们无法逃脱一场来自天空的血光之灾。
上午八时，日本海军重型轰炸机十八架，在三十六架战斗机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朝武汉方向扑来。气焰嚣张的日本电台还威胁说，这将是一次“无区别”大轰炸，无区别的意思就是不用区分军事和民用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一场随心所欲的野蛮屠杀。五个多月前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就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抗战中心，不仅国家机关和战争大本营迁至该市，各国驻华使团、外交机构和来自全国各沦陷区的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民众团体亦云集武汉三镇。对日本人来说，武汉不仅是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更是中国抗战的心脏，摧毁中国必得先摧毁武汉，摧毁中国抗战必得先摧毁武汉抗战。
这就是日本人发誓要把武汉“从地图上抹去”的原因。
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日本人事先已经对驻守汉口机场的中国空军了如指掌，不仅掌握这些部队的番号和动向，知道这些部队对外号称三个战斗机大队，实际上只有不超过十几架作战飞机，而且刺探到这些飞机多已超期限服役破损严重的军事机密。抗战十个月来，以弱击强的中国空军已经濒临消耗殆尽的境地，因此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人非常自信，在强大的日本护航机群面前，中国空军的残兵败将还不得赶快逃得远远的吗？
这一天，覆盖在华中地区上空的积云忽然散开来，一轮红日从厚厚的云层里露出笑脸来。九时许，我十二岁的父亲邓述义正在汉口圣保罗小学的教室里背书，他至今记得那天上的是一堂国文课，国文先生诵读的课文是《论语》。
这时候城市上空响起刀子一般尖利的空袭警报。
圣保罗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址在汉口的英国租界里，这条马路现在仍然叫做鄱阳街。学校标志是一座尖顶教堂，每逢周日汉口的教友便要来到教堂做礼拜。抗战之初，教堂尖顶被涂抹上红白相间的十字标志，这是在华的外国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向交战双方表明的中立立场。但是空袭警报一响，课堂秩序还是大乱，小学生像受惊的小鸟一样纷纷奔出教室，挤在乱哄哄的操场上看热闹。
有个眼尖的同学最先发现敌机，他尖叫起来：啊……日本飞机！我父亲循着同学手臂望出去，他果然看见一群像马蜂一样的小黑点出现在太阳下方。后来这些黑点渐渐爬高起来，一直爬进太阳里，叫人感到有些恐惧，好像太阳已经变成一个恶毒的蜂巢。
日本飞机眼看就要逼近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忽然低空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马达轰鸣，又有同学惊呼起来：快看啦……飞机！于是我父亲赶快掉转脑袋，他看见从江岸火车站方向飞来一队银光闪闪的飞机，当机群呼啸着掠过城市上空的时候，他们都看见飞机翅膀下面有一枚醒目的青天白日机徽。
中国飞机升空迎战了！
抗战以来，老百姓最大心愿莫过于盼望自己军队快快强大起来，好把万恶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这一天他们的愿望部分地得以实现。我父亲说，从前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听说汉口机场的飞机多是用来蒙骗日本人的木头飞机，一旦敌机来犯天空便很难找到中国飞机的踪影。但是这次不同。随着雷鸣般的马达震撼长空，他看见一队又一队中国战机升空迎战，其数量之多，阵容之庞大前所未见，已经大大压倒敌机，好像一夜之间战争天平已经倒向弱势的中国一方。
我查阅当时的报刊史料，以证明父亲的讲述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载：“四·二九武汉大空战”中国空军出动新式战斗机达六十四架，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本《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载：中国空军四大队、三大队和五大队共起飞苏制战斗机“伊尔15”、“伊尔16”……共计六十四架，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起飞迎敌。
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场面啊。
父亲说，学校立刻沸腾起来，学生欢呼雀跃激动万分，许多老师仰望长空热泪滚滚，他们期盼的复仇时刻终于到来了。地面人们目送排出战斗队形的中国机群直插蓝天，然后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着不可一世的残暴敌人扑去。
其实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出错，汉口机场确实只有十几架中国战斗机，而且由于长期苦战和缺少零配件，这些伤痕累累的飞机战斗力大减。但是令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苏联（俄国）援华空军也就是斯大林元帅派出的“苏联志愿军”已经秘密抵达中国，两个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战斗机大队连夜转进武汉外围的孝感机场，成为这场出奇制胜的抗日大空战的绝对主力。
于是“四·二九武汉大空战”变成日本侵略者的一场噩梦。
这天武汉民众万人空巷，人们不顾危险涌出家门，百万民众在地面为中苏空军呐喊助威。抗战以来，凶恶的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城市和村镇，把成千上万吨炸弹倾泻在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头上。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天作恶多端的侵略者终于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第一架日本重型轰炸机拖着滚滚浓烟坠入长江并溅起高高水柱时，久埋在人们心中的仇恨立刻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惊天动地的怒吼把武汉三镇变成埋葬日本侵领略者的汪洋大海。
但是疯狂的日本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战斗机拼命开火抵抗，试图掩护轰炸机突围。尽管中苏空军的密集炮火不断击中敌机，打得敌机起火爆炸，还是有几架漏网的敌机蹿至武汉上空扔下炸弹，炸毁一些房屋并导致地面民众伤亡。
激动人心的武汉大空战历时约四十分钟，中苏空军击落日本重型轰炸机十架，战斗机十一架，自己也损失十二架飞机，牺牲多名优秀飞行员。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在负伤之后驾机撞击敌人，成为血洒长空的抗日英雄；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也英勇撞击敌机不幸牺牲，被授予苏联功勋飞行员称号。
当日，武汉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民众游行，史称“四·二九空中大捷”。
2
我父亲直到天黑才兴冲冲地赶回家，他一跨进家门立刻就被眼前乱糟糟的景象吓呆了。
客厅里闯进来许多人，有认识的，像表哥肖三哥、肖二哥，也有许多不认识的陌生人。来人有的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有的干脆打赤膊，有人站着，也有人蹲着；有人胳臂上吊着绷带，绷带还在往外渗血，也有人脸上头上还粘着血糊糊的泥土，把原本十分干净整洁的客厅弄得脏乎乎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难闻的汗臭和血腥气味。
我父亲的家是一幢坐落在汉口英租界内咸安坊的三层小楼，这幢小楼至今还在，地名仍然未改，但是主要产权已经收归当地政府所有。1995年我代表父亲同武汉有关部门洽谈剩余产权问题时，看见这幢历经岁月沧桑的小楼外表依然坚固，内部却早已面目全非。需要说明一下，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名字叫张松樵，又名邓旋宗，他的身份是武汉裕华纱厂的老板，在湖北省算得上一个声名显赫的实业家。张松樵平时多数时候并不待在家里而是住在江对岸的武昌，因为他老人家爱厂如命，要是机器不响他就睡不着觉。这天他刚好返回汉口休息，因此家里才贸然闯来许多陌生人。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好一阵我父亲才弄明白，原来日本人把炸弹扔进原料场，炸死一名搬运工，伤了十几个人。
在我父亲记忆中，这是日本飞机第二次空袭武汉。头次大约在春节过后，因为规模不大；炸弹都落在江水里，城市和工厂均安全无恙。但是空袭还是导致厂里多名女工受伤，她们都是因为惊惶失措许多人挤下楼梯来自己摔伤了，还有人因此落下残疾。但是这次不同了，日本人的炸弹终于落到厂子里，并且炸死了人。
来人显得很烦躁，他们都是武汉当地人，脾气都很火爆，敞着喉咙说话，往地上大口啐痰，也有人把辛辣的河南旱烟抽得叭嗒叭嗒响，令屋子里烟雾腾腾空气混浊不堪。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忽然安静下来，他们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好像滚雷一样在头顶上响起来。
人们赶紧站直身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
长辈都说，我爷爷张松樵其实是个小个子，身长不到五尺，换算成今天的计量标准也就一米六十左右吧，但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却是人们心目中财富和资本的象征。据武汉市工商联协会撰写《张松樵传》载，张松樵“声音洪亮，办事果敢”，“耳垂肥大，双臂过膝”，民间说法就是“有异人相”。在我们家里如今仅存的几幅老照片中，张松樵的老人骨骼突出面容清癯，一张刀劈般的窄脸上几乎没有肉，跟鱼鹰差不多。他还生着一只像犹太人那样巨大的鹰钩鼻，让人感到有些惊奇和意外，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我爷爷的遗传特征是如何得来的？又如何那么快就从他的后代们身上消失了？墙上老人没有回答。张松樵依然目光炯炯犀利如炬，透露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夺人气势，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严厉地注视着他的子孙们。
这一天张松樵走下楼来，我父亲看见他父亲身后紧跟着一个形影不离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脚步很轻，亦步亦趋，简直就像张松樵的影子一样。他就是工厂主管（厂长）肖老大。肖老大按辈分应是我父亲的大表哥，但是却比他年长三十多岁，他不仅是张松樵的亲侄儿，而且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和家族接班人。本来这场由空袭造成的伤亡事故并不一定非得老板出面来解决，日本人扔下炸弹并不是中国厂方的责任。但是值此战争时期，张松樵还是决定亲自走下楼来同他的员工共渡难关。张松樵当场宣布给予死者家属优厚抚恤，招收家属进厂工作，伤者予以治疗，治疗期间工钱照发。来人得到满意答复，千恩万谢地离开小楼，肖老大当即派人把老板的决定写成告示张贴在工厂里，以此安抚人心和消除空袭带来的混乱。
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徐州会战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后方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登出来，给人造成一种形势大好和捷报频传的印象。张松樵却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中国军队果如报纸宣传那样天天打胜仗，日本飞机还敢那样猖狂，那样肆无忌弹地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吗？准确说身为纱厂老板的我爷爷并非具有军事才能而是出于一个资本家的本能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的，所以当客厅里只剩下肖氏兄弟时，我的小学生父亲听见他父亲忧心忡忡地对这群侄儿说：你们说一说，武汉到底守不守得住？
原来肖氏兄弟都被派出去打探时局，也就是刺探军方消息。战争时期来自军方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如果你想获得真实战况当然不能靠读报纸，只能想方设法去打探。肖二哥长期跟新闻界打交道，他汇报说，根据可靠人士透露，徐州会战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形势相当不妙，失败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肖三哥在军界拉拢了许多酒肉朋友，他探听的消息也证实战局已经恶化，据悉中国军队正在向中原方向撤退，而李长官（李宗仁）准备撤离徐州。日本人占领津浦铁路后，下一步势将进逼武汉。
此时张松樵在北方投资的石家庄大兴纱厂已经落入敌手，日本人宣布包括大兴纱厂在内的中国工厂都是“敌产”，予以强行没收。而从各地沦陷区传来的坏消息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日本人用刺刀对中国工厂实行“甄别”，如果工厂主拒绝与占领军“合作”，你的工厂立刻就会被冠以“敌产”罪名没收。如果你被迫同意合作，替日本人工作，那么你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可耻的汉奸走狗。
张松樵半晌无语。
我父亲虽然不大明白大人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但他也感觉到家庭处境不妙。
这时候肖老大说话了。
肖老大垂着手，表情恭敬而谨慎。他小声汇报说：党部有个绝密消息，听说上面正跟日本人和谈，如果和谈成功，兴许战争就可以停止了。
张松樵瞪大眼睛说：你认为和谈有几多希望？
肖老大两手一摊说：党部李主任说，关键是谈条件。但是眼前日本人攻势正盛，恐怕凶多吉少啊。
肖老大最后一句话再次令张松樵陷入难以掩饰的失望之中。很显然指望和谈是件靠不住的事，俗话说“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战争主动权不在中方而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良久儿子终于看到父亲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神情，他用一种决断的语调吩咐肖老大说：去年首都陷落，我把部分备用机器运往四川，就是为了预防形势恶化。本来我还想再等等看，但是眼下看来是不能再等了，等到日本人打到武汉就来不及了。你马上动身往上江走一趟，把重庆那块土地买下来，做好工厂搬迁准备。
“上江”是湖北话，湖北人自称“下江人”，所以湖北以上的四川和重庆就统称“上江”。其实早在去年“七·七事变”刚爆发，未雨绸缪的张松樵已经亲往上江地区的重庆和成都考察，沿途调查农村生产情况，收集商业情报，选取厂址和洽谈购买土地等，同时还与民生轮船公司签订了整体迁厂的意向性合同。年初，张松樵又抢在其他同行之前先行一步，把少数备用机器和生产物资提前转移到重庆。
然而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后方民众，令他们欢欣鼓舞产生错觉，以为胜利曙光将要升起，中日战局将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折。甚至还有国内报纸乐观地预测说，日军将会退回卢沟桥，停战协议不日就要签字生效，和平即将到来等等。于是张松樵又把重庆建厂的工作停下来，等待局势转变。不幸的是，他等来的却是日机轰炸武汉以及前线战局恶化的种种不祥之兆，促使纱厂老板下决心重新启动搬迁计划。
次日一早，忠心耿耿的肖老大就登船出发了。
随同肖老大一同前往上江的还有一群精明强干的纱厂骨干，他们统统都是被称作“九头鸟”的湖北佬，既有厂长帮办（即助理）、采买，也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当肖老大一行搭乘的小火轮慢吞吞地消失在烟雾迷蒙的长江深处之后，张松樵便多出一件心事，常常领着儿子登上黄鹤楼驻足眺望。长江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人的千古浩叹令人遐思无限，我父亲回忆说，当时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来都走了，几时才能再来黄鹤楼？
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直到徐州战败，肖老大却音讯全无。
3
就在敌人大举进攻，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之际，一架中国政府专机从外地飞临武汉，飞机上搭载的要人是蒋介石夫妇。
由于天气恶劣，这架美国生产的波音客机遭遇强气流干扰，盘旋在武汉上空无法降落。机长报告说，接地面紧急通知，飞机将改降九江机场。
蒋介石没有说话，他始终表情严肃莫测高深，夫人宋美龄则紧挨丈夫身边，不时向舷窗外张望，看得出有些担心的样子。机舱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熟悉蒋介石的侍卫人员都知道，这位大人物没有表情的表情就是最严重的表情，所以他们个个小心翼翼蹑手蹑脚。
飞机改变备降姿态，机长大幅抬升机头，飞机发出沉重轰鸣，欲奋力冲破气流涡漩和厚重云层的阻碍。一只玻璃水杯跌落在地板上，发出粉身碎骨刺耳声音。乘客仿佛都被一只恐惧的大手按倒在座位上，他们听见飞机翅膀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抗议声。
蒋介石依然正襟危坐，双手拄牢手杖，对跌碎的水杯和恶劣天气视而不见，好像飞机安危与己无关。对这位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来说，如今令他身陷险境的不是天气，而是战争，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视察过的徐州前线。确切地说，徐州战事已经不可挽回，他刚刚向第五战区发布了撤退命令。
可以预料，徐州全线撤退（不是战败）必将在危机四伏的国民政府中再次引发强烈地震。“七·七事变”以来短短十个月，日本人势不可挡地占领半个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天津、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全国声讨责难之声一片。不仅那些居心叵测的反对派和倒蒋势力连连发难，就连坚决支持抗战的正义人士也痛心疾首地质问说：照此下去，再有十个月，我泱泱中华岂不被彼蕞尔小国灭亡不成？
蒋介石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来。
他是个职业军人，准确说是个军人政治家，从不惧怕战争和武力威逼。他懂得战争此消彼长的奥秘，打仗不是做算术，一加一并不一定等于二。日本人十个月占领半个中国就等于二十个月一定占领全中国吗？非也，那不过是别人用以反对他的借口而已。
回顾抗战来的风雨历程，真可谓一波三折风云变幻，个中内幕外人难以知晓。抗战爆发之初，国际社会出面调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回穿梭于东京和南京之间，经过反复斡旋于去年十一月达成四条秘密《停战协议》；一、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二、取缔反日排日活动；三、废止自由飞行及冀东特殊贸易；四、中日双方军队退回“七·七”事变前的停火线。连当时看过协定内容的“亲日派”领袖汪精卫也大惑不解道：如果只是这些条件，真不知日本为何要开战啊？
中日停战近在咫尺。
只有蒋介石心中清楚，谈判桌上的成果来自战场，因为日军在上海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破灭，说明阻止甚至挫败日本侵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随着外交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停火协议眼看就要签字生效之际，淞沪战场却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直接导致守军全线溃败和首都南京陷落。军事胜利令日本人的狂妄野心膨胀到顶点，他们不仅大大抬高停战要价，重新修改前四项条件，还增添“华北、内蒙自治”和“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两条。连看过条款的德国陶大使也只好悲观地表示，国民政府……不可能接受如此苛刻之停战条件。
外交谈判破裂，战争继续的结果就是徐州会战再次以中国军队全面失利而告结束。
飞机终于冲出云层，摆脱强气流干扰，飞行变得平稳起来。乘客纷纷松了一口气，机舱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的嘈杂声。侍从室主任林蔚将一份急电呈送委员长，电报是四川省政府代主席王赞绪和川康绥靖行署主任邓锡侯联名发来的，大意为四川后方热烈一致欢迎中央政府入川抗战，但是因为巴蜀之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之民众愚昧负担沉重，一时难以接纳数量巨大的政府机关和内迁人员入川，恳请中央体谅苦楚，给予足够时间，暂缓入川云云。
蒋介石嘴角轻轻颤动几下，说明他内心有了几分怒气，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简短指示：回王、邓电，务请诸公以抗战大局为重，从速做好中央政府迁都准备，切望万勿延误。
年初，“四川王”刘湘病死武汉，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四川群龙无首，迫不及待地任命张群入川主政。不料四川诸侯联合抗命，群起抵制张群入川，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任命。而今国民政府滞留武汉，迟迟不能迁都重庆，正是双方僵持不下，四川方面一再借故拖延的结果。
林蔚小心地说：四川方面放言，如果中央派员强行空降，当以枪炮侍候之。
蒋介石冷冷地说：孙猴子能逃出如来佛手板心吗？你先把电报发出去，压一压他们再说。
事实证明，那些乌合之众的地方军阀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不久之后委员长采用封官许愿和暗中分化的谋略瓦解了四川人的枪杆子联盟。到抗战结束，蒋介石基本上削平西南各省军阀势力，在抗战的名义下完成第二次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
抗战的核心问题依然是领导权问题。随着战场上一败再败，国民党内部裂痕四现矛盾重重，蒋介石铁腕统治一再削弱。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空前活跃，他们联合各方势力积极活动，虎视眈眈伺机夺权，不难预料，一旦徐州撤退的消息公开，反对派一定会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自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来，蒋介石两次被迫下野都是他的政敌汪精卫积极“倒蒋”的结果，虽然委员长最终渡过危机重返政坛，却也威信大损不得不有所顾忌。问题是当前日本人攻势猛烈步步紧逼，必欲置国民政府和他本人于死地，如果此时汪精卫再次发动党内政变逼他下野，他这个三起三落的委员长还有机会起死回生吗？
飞机在云雾中穿行，马达发出雄壮有力的歌唱。舷窗外面的云层逐渐稀薄起来，雪白的云絮像羊群一般向后掠过。心事重重的蒋介石仍在自己的思绪里。
国民党原本是个中西合璧的大杂烩，“三民主义”就是滋生党内斗争的最大温床。从某种意义上说，党争甚于战场，党内敌人比公开敌人更危险，更具威胁性，日本人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反蒋势力却能把蒋委员长赶下台，从内部把他打败。
现在蒋介石再次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
南京失陷后，利令智昏的日本人以为大功告成，竟然抛出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事实证明日本政治家大多是目光短浅的好战之徒，中国首都被占领并不等于中国灭亡，就是目前中国未被占领的剩余领土也超过日本面积二十多倍，难道你发表一个首相声明国民政府就不存在了吗？几百万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就自动消失了吗？何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呢？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战争狂人啊。蒋介石多次东渡日本，深知大和民族欺软怕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战力极限为动员二百万军队，而中国至少能够动员二千万大军，这就是说如果把日本比喻成一条蛇，那么中国就是一头大象，蛇能吞下大象吗？
所以抗战必须坚持下去，这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谈判桌上的胜负归根结底在战场上。如果你不想打仗，那么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你不要战争，那么你一定要坚决应战。去年历时百余天的淞沪抗战不仅让狂妄的日本人吃到很大苦头，而且差点迫使日本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就是“以战逼和”的成效。一个“逼”字，折射出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作战的核心战略思想。
两个月多前，蒋介石下令调集六十万大军实施徐州会战，表面看是阻断敌人打通津浦铁路，但是大本营的深层意图仍然是迫使日本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为此中国军队一度在台儿庄正面击破日军精锐的第五、第十师团主力，取得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可惜胜利旗帜未能如愿高举下去，日本华北、华中两大派遣军实施南北夹击，第五战区不得已放弃徐州，实施战略大撤退。虽然从理论上讲徐州会战不应算作失败，因为我军主力并未遭敌合围，保存实力有利于长远抗战，但是国内舆论和人民群众不会这样看待问题。撤退意味着更多国土被敌人占领，更多人民沦为亡国奴，所以撤退就是逃跑，汪精卫和反对派决不会不利用这个机会发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次前线军事失利都将导致政治危机，都会把蒋介石推上即将喷发的火山口……
……
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乘客产生头晕耳鸣的失重感。忽然机身重重一震，随即颠簸不已，乘客不由得发出一阵惊呼。
九江机场到了。蒋介石把手伸给夫人，夫人挽住丈夫，两人会心一笑。夫人款款起身，柔声说道：
大令，我们已经安全了，上帝会保佑中国的。
4
特务头子戴笠一大早赶到戒备森严的东湖官邸来见校长。
他被告知，校长昨晚会见客人，凌晨刚刚睡下，因此戴笠只好坐在接待室耐心等候。但是不多久他又被告知，校长已经起床了，要立刻见他。
蒋介石端坐在书房里，这位令人生畏的统治者此时看上去气色不错，身穿府绸薄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目光炯炯表情平静，丝毫看不出他只睡了两个小时。据说蒋介石睡眠极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并且从不在衣冠不振或者精神不佳之时接见下属。戴笠一身鬼魅之气，这个特务头子横行天下，惟独畏惧蒋介石决不是没有理由的。
戴笠赶来是要把两份重要情报呈送校长。
一份报告是伪华北政府首脑王克敏率所谓“中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赴东京访问，日本人给予该伪逆以接待外国元首的礼仪并大肆宣传，而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竟然也出现在东京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另一份报告则是报功，王克敏的助手，华北汉奸头子、省主席高凌尉被军情局秘密特工刺杀。
两份情报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滋味；亦冷亦暖，亦喜亦忧，如打翻五味调料盘，令蒋介石眉头紧锁心情复杂。第一份情报表明日本人已经开始大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国际舆论，试图制造一个以汉奸傀儡政府取代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事实。本来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闹剧，不值一驳，然而值得重视的倒是“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到场”，这个迹象究竟透露出什么信号来，是否表明某些西方大国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动？难道自私自利的西方人已经对艰苦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转而与日本人达成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
第二封电报来得很及时，正好给了所有甘心卖国投敌的汉奸走狗一个严正警告，相信王克敏之流包括那些暗藏的投降派定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然事实上电报内容并不完全准确，高凌尉并没有当场被击毙，他只是受了重伤，拖至第二年才死于医院。
蒋介石沉吟片刻，指示戴笠将汉奸头子被爱国人士击毙的消息披露给报纸，并继续监视敌伪动向。心领神会的戴笠刚刚退下去，侍卫长进来报告说，苏联（俄国）驻华大使鲁姆甘兹先生求见委员长。
蒋介石换上一身威风凛凛的黄呢统帅制服，头戴圆顶军帽，腰佩中正式短剑步入会客厅。蒋介石接见外国使节一向极有讲究，值此抗战期间，服装便是一件重要道具，他要通过这种外交形象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确定不移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领袖身份不可动摇，蒋委员长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苏联大使是个机敏而圆熟的职业外交家，操一口流利汉语，他按照西方习惯拥抱中国委员长。蒋介石微微皱起眉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他的脸上很快堆出亲切友好的笑容来，并向苏联大使祝贺“四·二九空战大捷”的共同胜利。其实蒋介石并不喜欢这个长着一对蓝眼珠的肥胖俄国人，他甚至不喜欢所有西方人，他始终认为西方人身上有种难闻的动物气味。
苏联大使赶来是向中国委员长通报本国政府一项最新建议；为了切实保障中苏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斯大林大元帅和伟大的苏联政府建议向中国正式派遣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军队更加有效地掌握苏联武器与侵略者作战。这个建议将是苏联政府考虑向中国提供三笔共计二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
委员长还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不过他的微笑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有些凝固起来。抗战以来，只有少量苏联人被允许在中央军里担任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掌握苏式武器。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共向一贯以反共著称的蒋介石政府提供国际援助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斯大林此举决非出自国际道义而是从本国战略利益考虑。因为俄、日历史上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中国抗战等于帮了苏联人大忙，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德、意当然还有那个强大的投机主义者美国，他们都希望看到野心勃勃渴望扩张的日本人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中国人抵抗越坚决，战争越持久就越是拖住日本人后腿，使得日本人无法放手进攻西伯利亚。
但是苏联人决非傻瓜，即使帮助中国符合本国利益他们也不愿意做赔本买卖，因此他们的援助当然是有附加条件的，此刻苏联大使理直气壮地提出派遣军事顾问团就是要求回报。苏联顾问来华决非摆设，他们理所当然要求享有某些特权，比如进入大本营指挥中心，介入政府核心机密，甚至不排除要求掌握军事指挥权等等。蒋介石感受到这种悄悄逼近的红色威胁。如果说俄国人到来之前他比较欢迎德国军事顾问的话，除了德国慷慨军援等物资原因外，还因为希特勒的反俄反共立场与他不谋而合。那么苏联人是什么货色呢？他们是共产党的老祖宗，是被西方世界视为“赤祸”的共产党发源地和大本营啊！
蒋介石还是雍容大度地微笑着，把瞬息万变的内心活动掩藏起来，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看见委员长种种假面具后面的铁血意志。中国抗战迫切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援助，蒋介石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有他在党内的反对派汪精卫，所以他必须联合一切国际力量，哪怕对昔日仇敌共产党作出最大让步也再所不惜。委员长是个大国领袖，政治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惟有利益至上是不变的原则。蒋介石当场对苏联大使表态，国民政府当然不反对友好的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助战，不过光靠顾问团是打不了胜仗的，所以请大使先生转告尊敬的斯大林阁下，请贵国尽快批准贷款条约，这是打败日本人的惟一正确途径。
苏联大使满意地离去，蒋介石伫立窗边没有表情，他凝视苏联人的汽车消失在东湖官邸湿漉漉的树林小道深处，然后转过身来下达两条紧急指示。一条是命令军政部长陈诚，立即采取严密措施，绝对不允许苏联人接触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机密。
另一条是密令特务头子戴笠，秘密监视所有来华苏联人，防止他们同国内共产党串通起来危害党国利益。
5
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如同鬼哭般响彻天空，把坐在汽车里闭目养神的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吓了一跳，幸好前面有武装卫士开道，才把汽车领进一处防空洞紧急躲避。随着日本人在地面节节取胜，日本飞机明显加强对武汉三镇的袭扰，让人感到战争脚步正在迫近这座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
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和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是个狂热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献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为此不惜参与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因行动失败被捕入狱。在大牢中他面对死亡慷慨高歌，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从历史遗留的照片看，汪氏堪称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人称“民国四大俊才”之一，并且学识渊博诗文俱佳，因此有人评论说汪精卫从政实在是个历史错误，他手中应该掌握笔墨纸砚而不是国家政权。汪精卫曾经深得民主先驱孙中山器重，当时国民党内有“文才汪精卫，武将蒋介石”之说。1925年孙中山病危，汪精卫执笔起草《总理遗嘱》，内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传世，可见此辈才华决非浪有虚名。关于孙中山是否指定汪精卫为接班人史学界仍存争议，但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继任国民党领袖和执掌大权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好景不长，后起之秀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异军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机和手中掌握的军权毫不客气地取代汪精卫，一举登上民国统治者的宝座。枪杆子打败笔杆子，这不是汪精卫的个人不幸，而是一切号称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从无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势如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倒蒋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或者“和谈派”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日派和国粹派！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声援爱国学生，大声疾呼起来抗战，而且不辞劳苦亲自慰问前线军队，号召人民救国救亡收复失地，要不是军权仍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战早几年就打响了。许多学者指出，汪精卫这种看似反常的积极表现并不能表明他的亲日立场有所转变，恰恰相反，抗战只是党争手段，一旦大权在握，谁能保证这个包藏祸心的国民党魁不会把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统统出卖给日本人呢？
幸好这天日本飞机没有发动大规模空袭，只有一架侦察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直到中国战斗机起飞它才赶快飞走。但是汪精卫并没有急着赶去开会，他索性来到江边上悠闲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又重新登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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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汪精卫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军事大本营，有关国防议题的会议已经结束，与会政府大员、各部委员和高参正在陆续离开会场。人们纷纷给尊敬的汪副总裁让路，脱帽致敬，因为这位元老级的国民党领袖不仅身份显赫位高权重，而且还是当今党内惟一能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巨头。
汪精卫气宇轩昂从容不迫，他当然是有意来晚的，会议内容他事先已经知晓，是通过有关土地改革、征兵和惩处汉奸几个文件。头天军委会电话还特意强调说，委员长将亲自会晤汪议长，恳请汪议长务必拨冗按时出席。
汪精卫不由得冷冷一笑。
一般来说，前线战事顺利蒋介石是不会主动约见他的，但是吃败仗就不一样了，军事失利是蒋介石的软肋，越打败仗他在党内的筹码就越少，就距离下台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跟汪精卫是同一战线的同盟军，他们在前线战场上帮助汪精卫削弱乃至推翻蒋介石统治。
抗战以来，蒋介石推行“以战逼和”的抵抗路线，汪精卫主张“以谈促和”的柔性战略，这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表面看似对日策略不同，本质上还是领导权之争。如果蒋介石到处打胜仗，打得日本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成为民众拥戴的统帅和抗日英雄，那么一惯大唱反调的汪精卫岂不等于自掴耳光自掘坟墓，自绝于党和国人吗？所以蒋介石的失败就是汪精卫的胜利，反之亦然，说明国民党内两大势力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
如今前线已有徐州战败的风声传来，令汪精卫精神亢奋如沐春风，说明日本人又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当然蒋介石决不会轻易承担罪责，他是头老奸巨猾的九尾狐狸，惯于玩弄金蝉脱壳的花招，比如首都南京失陷，他该辞职下台以谢国人，不料却以撤职处分一批高级将领搪塞过去，那些浴血奋战的军人成为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替罪羊。但是汪精卫以守为攻信心百倍，他相信形势对他有利，这就是说，不动声色的汪副总裁一旦出手必然一击致命。
会议室一侧的小门悄然打开了，露出一条通往中国政治铁幕的后台幽径来。蒋介石笑吟吟地出现在门口，对来客伸出手来作欢迎状，关切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汪精卫也快步趋前，双手一齐伸向那个同床异梦的党内政敌，两人表情愉悦握手言欢。这是抗战初期蒋、汪举行多次秘密会晤中的一次。
这天汪精卫直到天黑以后方才离开武昌军委会。
历史表明，1938年的汪精卫距离实现其政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他不仅获得主持“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大权，控制中央党部、国民议会以及多个政府要害部门，还得到蒋介石“不拒绝谈判”的让步，加速同日本人进行幕后交易。蒋介石企图通过妥协来缓和反对派的逼宫，事实上他将不得不吞下自己酿下的苦酒，因为汪精卫绝不会满足于获得部分权力，他觊觎的正是蒋介石统治宝座。
当载有这位国民党大人物的汽车悄悄隐没在朦胧夜色中，另一轮与日本人的秘密和谈即将开场。我们将会看到，此时距离汪精卫公开投入日本人怀抱，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还有短短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