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进军柏林已成定局。我的思绪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它们使我确信，苏联军人思想上的转折——决不能再往后退！正是在伏尔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显的地表现出来。
希特勒的将军们和军官们不会感觉不到苏军心理上的这种无形的转折。
我作为原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也曾郑重地宣布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最后一名城市保卫者被打死的情况下，敌人才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向党、向人民发过誓言：“宁死不屈！”只有牺牲了才能使我们的解除誓言。这一信念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对战略形势的认识，而且也是出于对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这是神圣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团军将士们思想上的转折。
《红星报》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论中写到：
“第62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进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
“第62集团军的光荣将与世永存。几年后，在炮弹翻耕过的战场上，将长出嫩绿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将耸立起一座座崭新明亮的大楼。那时，我们老战士将会自豪地说：‘是的，当年我曾在英勇的第62集团军的旗帜下战斗过！’”
我那时的激动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理所当然的自豪从来不会使人有思想负担，但它也不会让你高枕无忧，否则，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考虑到：当时消灭敌被围集团的战斗还在进行，敌编成内有22个师、160个独立部队，共计33万人；随着合围圈的缩小，他们被紧迫到遭到破坏了的城市的墙角里，但他们还相信，“顿河”集团军群的强大的坦克兵团一定会接应他们。那么，那些天我心情激动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那时毫不怀疑，这场规模宏大的交战，必将以敌人的全部覆灭而告终。然而，如果曼施泰因的部队突破合围圈，并与保卢斯部会合的话，那么，第62集团军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还要经受多少次考验呢？
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焦虑不安。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很久以后，在各级领导人中，也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差不多过了10年，即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这些事件交换了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
我那时正在索契疗养，午饭后，响起了电话铃。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我有幸同谁讲话？”
“我是波斯克列贝金夫。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讲话。”
由于太突然，我有点慌张。很快传来了低沉、平稳、人人都熟悉的、带有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斯大林问：“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样？感觉如何？”
“休息得很好，感觉也极好。”我回答说。
“您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斯大林问。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现在就派车去接您。来吧！只是不要把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准备不到10分钟。汽车来了。我们走了不长时间。
斯大林在门口迎接我。我下了车走到斯大林跟前，报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来了！”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从帽檐上拿开。说：
“为什么这么正规！认我们随便点吧！”
“是，斯大林同志。但这是我的习惯。”
斯大林微微一笑说：“如果是习惯，那就与我不相干了。”我们走进一个作台球房用的大房间。斯大林开始问我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当时我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阳台上。饭桌旁毫不拘束的气氛，有助于开诚布公地交谈。我沉着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问题。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突然问道：
“您说说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样想的，1942年12月我们能否将曼施泰因集团放进斯大林格勒，在那儿把它同保卢斯一起收拾掉？”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交战中，我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向保卢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围部队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对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围的外围廓正面是没有充分的信心的。敌“顿河”集团军群也有可能晚些时候突至斯大林格勒。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敌人解救出保卢斯集团军后，就不再会给我们机会把们们关起来了。
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的一点，就是就合围本身来说，天衣无缝的合围在军事史上并不多见，更不会一再重复。我们非常明白，我们决不能冒这个险，即把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后，给被围部队补充兵力，给他们带来得救的希望，并鼓动他们与解围部队一起冲出合围圈呢？如果这样的话，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兵力将会长久地被牵制住。而消灭这样一个庞大而凶猛的集团，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时间。
我把心里的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斯大林。
斯大林叹了口气，沉思起来。他低声地说：
“这是非常冒险的。而冒险是不行的！人民渴望胜利！”
他站起身来，在凉台上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抽着烟斗，突然问道：
“您说说，崔可夫同志，什么是被围之敌？”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思索着问题的后面有什么含义。但不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来，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如果被合围的是惊慌失措的胆小鬼，那么，他会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实一下是否有突围的出路；如果被合围的是凶狠的敌人，那么，他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争史上很少有敌人被合围得水泄不通的例子。许多统帅都曾试图把敌人合围得天衣无缝。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库图佐夫未能合围拿破仑一样。沙皇亚历山大曾要求库图佐夫合围并分割法国军队。库图佐夫未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法国人的逃跑比库图佐夫的追击快得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的战争期间，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围德军的方案。当我拒绝这些方案时，他们可能对我都有些抱怨。拟定合围敌人战役计划的同志们往往忽略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统帅部不会等着我们去对他们的无论哪一个集团的侧翼实施突击或封上合围圈，在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队摆脱被合围的危险，同时退出我们的领土。第二，德国士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忆犹新，不愿再陷入合围。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围，那不管什么样的合围，他总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时地撤退。刚一发现合围，德国士兵就放弃阵地撤退，再次让出我们的领土。这与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是相符的。”
我们的谈话到午夜才结束。斯大林送我到门口，我们互相告别……
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往事，不能不指出，现在西德的历史学家以及诸如曼施泰因那样的一些为失败而悲叹的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不考虑某些无可争议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些部队被合围。他们被全部、彻底地歼灭了。而红军从合围第6集团军开始，在它所实施历次进攻战役中，全部地歼灭了敌人的5个集团军，尽管他们没有被合围。这5个集团军是在野外条件下，在他们有一切可能实施广泛的机动、并有足够的弹药和技术装备作保障的各个战役地区被击溃和歼灭的。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合围。
即使曼施泰因最终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围圈，保卢斯的集团军也在我们的合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难道就能改变南面的局势、改变第6集团军的命运吗？不能。西德的一些军事学术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请看E·梅伦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6集团军的覆灭已成定局，现在什么东西也挽救不了保卢斯。即使出现某种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卢斯突出合围的尝试，即使备受折磨、半饥半饱的部队能够冲出了俄国人的合围圈，他们也没有运输工具，能够经由被冰层覆盖的大草原，撤退到罗斯托夫。集团军将象拿破仑的士兵从莫斯科向别列津纳河撤退时那样，会在行军中覆灭。”①——
①E·梅伦廷：《1939—1945年的坦克战》，节译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173页。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纯粹从战役和战术的目的出发，把保卢斯集团留在合围圈中。他认为，被围的第6集团军可以牵制我数个集团军。确实，他赢得了时间，他从高加索的包围中爬了出来，他把我大量兵力牵制在伏尔加河，推迟他惨败的时间，以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挣扎。他的将军们帮了他的忙，但结局如何，这是众所周知的。
那时我曾考虑过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有下列条件来保证：使集团军的全体成员从精神上来个转变：即明智的决心；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进行野外进攻战的素养；善于在比防御性的巷战更大的范围内指挥部队实施机动的素养。
事实上，集团军是在非常狭窄的地带上进行了150多天的防御战。当时，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参谋们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战术决心，他们已习惯于在狭小的地方行动，并为达到了目的而自豪。而现在，当面临要进入野战阵地；要通过不是几百米、而是几十公里的区域；还可强渡江河障碍；要指挥营和团穿过田野、高山峡谷；不言而喻，他们已考虑过这些。而习惯是第二天性，要摆脱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想到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团长，来检查自己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
在那时，也象以往一样，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的亲身经验，帮了我的忙。
那是1919年，在车里雅宾斯克交战之后，被击溃的高尔察克部队不战而退，渡过托博尔河，其速度之快，简直无法追赶。
我指挥的步兵第43团，因为在历次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荣誉革命红旗。
很快，团里来了一位新政委F·C·尤苏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厂的工人，他比我大15岁左右，有很好的组织才能，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很快就宣布：
“团长，你来指挥，我将保证做好政治路线方面的事。”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越过乌拉尔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平原。
高尔察克退过托博尔河以后，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萨克，补充了自己的部队，他认为这些人将会同红军作坚决的斗争。
在高尔察克的命令中规定，农村居民中拥有私人土地50俄亩以上者为征召对象。
西伯利亚的牧师们全力支持高尔察克政权。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谢里维尔斯特特别卖力。在他的策划下，组织了配十字架的教徒游行，搞了什么“祈祷和忏悔日”、什么“赐胜”祈祷、什么宗教呼吁书、报纸文章和宣传小册子等等。这一切都被动员起来反对红军的进攻。高尔察克顺利地在哥萨克人中间进行了招募，组建成一个军，辖15个团。他们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持，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红军的几个团征战近1000公里，人困马乏，衣衫褴褛。弹药、特别是炮弹严重不足。下面的这个事实或许能有力地说明当时的困难；方面军从中央要了4万双树皮鞋和包脚布。
粮食供应全靠当地居民，他们完全站在红军一边。
夺取了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东方面军改组成两个方面军：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由M·B·伏龙芝指挥，下辖第1和第4集团军；东方面军，由B·A·奥尔德罗格指挥，下辖第5和第3集团军。第2集团军转隶南方面军。阿津的步兵第28师、第7师和第21师的一部，随集团军调走。我同我的团留在东方面军。这些师调往南方面军是因为邓尼金的集团军已对莫斯科构成威胁。
东方面军得到的装备和弹药越来越少，粮食供应更无着落。尽管这样，红军战士的土气仍很高昂，我们继续向东发展进攻。
各团高喊着：“非拿下西伯利亚不可！”的口号前进。
西伯利亚的大门是库尔干。在光荣的骑兵首领托明的指挥下，红军骑兵大队飞也似的驰入库尔干，并转向北边的别洛泽尔斯克。我们尾随骑兵大队也进入库尔干。
那天，我们派出了侦察兵。他们在托博尔河对岸的一片林中空地前遭到有组织的火力袭击。我了解到，敌人要坚守该城前面的有利阵地。我部面临的任务，就是用战斗强渡托博尔河。为了预防万一，那天我在城南不远的地方涉水过河亲自去观察。侦察兵的情报和我的判断都证实，这里的敌人没有撤退的意思。
呆在我团里的斯特罗加诺夫根据师首长的命令，下达指示：第45和第44团从两侧控制住库尔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铁路，并准备强渡托博尔河；第43团退向南面，任务是强渡托博尔河，并沿铁路右侧向瓦尔加希车站进攻。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团未发一枪一弹就渡过了托博尔河，但无法发展进攻，因为在这个地段，我们的道路被旧河床、河岔和到处都是泥泞的河岸切断。还好象有意作难似的，地图上的标记也到此为止。这些河岔和旧河床究竟有多少，走向哪里？谁也说不上来。我曾亲自与骑兵侦察员去寻找过出路，但没有什么结果。在一条河岔前面的河湾洼地东边，我们遭到伏击，牺牲了两名侦察员，我的坐骑也被击毙。战马倒在烂泥里，我的双脚卡在马镫下，我差点就长眠在那里。雅科夫·马尔德尼科夫把我从泥足深陷的困境里解锐出来。据他自己说，他能藏身在马肚下驰骋。
全团停止了前进。我只好向旅部报告，说在该地段无法实施进攻。
次日清晨，我带着1名传令兵和2名侦察兵前往库尔干师司令部。接近该城时，我们听到铁路桥附近响起炮声，随后是轻机枪密集扫射。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友邻部队在进攻，于是我决定去看看他们是怎样作战的。斯特罗加诺夫和各团团长指挥所就在库尔干东北郊。
从库尔干向北不远的地方又传来枪声。在那儿作战的是A·A·萨宗托夫指挥的我师第13旅。
清晨8时左右，敌炮兵、装甲列车和机关枪给我军造成严重的损失。在铁路桥附近渡过托博尔河的尝试一次次地失败了。
我把情况弄清楚，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又思考了一番之后，来到旅长跟前，这时，他身边站着几位团长。我说：
“这样组织进攻，除了伤亡之外，不会有什么结果……”
直率是年轻人的特点。无论是旅长还是各团团长，都没想到这样无礼的话会出自我的口中，无论按什么条文他们都有权把我看作是一个学生。要知道他们都是久经征战的老干部。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斯特罗加诺夫问我，声音里流露出不满。
“敌人对每一丛灌木和每一块土墩都已试射好。这儿集中了敌人的主要火器。如果我们不用炮火压制住敌人，进攻是不会成功的。此外，白天进攻也不行……。”
最后，我对旅长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的团将在明天中午以前边强渡托搏尔河，占领有大片森林的河对岸之后，突破敌人的防御正面。
我这种自信得罪了老同志。这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很容易看出。旅政委戈里亚奇金这时也在指挥所。他没有加入谈话。但我告别后前往师部时，他赶上了我，用指责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要使我们的指挥员下不了台？难道他们不想消灭敌人吗？”
我激忿地答道：
“只有愿望不行……我是心痛我们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他们白白流血牺牲？”
“好吧！”他谅解地说：“那你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明天一定击溃敌人，强渡托博尔河，并前出到树林的东边，是这样吗？”
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下在同旅长谈话之前就已考虑成熟了的计划，回答说，决不食言，如果允许我在这里按自己的计划行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保证取得胜利。
戈里奇金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们一起来到师部。我去找师长，可他到政治部去了。
卡尔波夫师长热情地迎接我，可能这次我是穿着制服来的。他问起我团所在地段上的战况。我坦率地依次汇报了全部情况。
师政委加比舍夫走进办公室，后面跟着戈里亚奇金。加比舍夫向我打过招呼之后问道：
“你提了一项什么样的强渡托博尔河、消灭敌人的计划吗？”
我明白，戈里亚奇金已向加比舍夫报告了我的建议。
卡尔波夫和加比舍夫已知道，在这两天的战斗中，萨宗托夫旅和斯特罗加诺夫旅时的几个团没有取得胜利，并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此，师长立刻对这个建议产生了兴趣。我只得把刚才对斯特罗加诺夫旅长说过的又重复了一遍。
卡尔波夫说我的计划太轻率，说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自己的团。谈话似乎就到此为止了，但加比舍夫马上插了话。
他直戴了当地对卡尔波夫说：
“为什么不能让崔可夫在他自己提出的那个地方实施进攻呢？”
经过短暂的交谈，在政委的坚持下，卡尔波夫同意了我的建议。然后，他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赠送的奖品——一块刻有名字的金表给了我，并问我还需要什么，在实施这项大胆果敢的决心中，需要一些什么帮助？
“从现在起，全师的所有地段都马上停止进攻，”我说：“炮兵应停止射击，由我来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射击。黄昏前，沟通炮兵与我在库尔干南郊的指挥所的联系。师炮兵主任应当到我的指挥所里。我旅的其它各团应做好从明日清晨起发展战果、扩大突破口的准备。”
卡尔波夫马上命令参谋长下达了有关命令。然后，他仍很感兴趣地问我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我很难确切地指出几时开始，于是我含糊地回答：不是夜间便是明日黎明时开始进攻。反正中午前保证完成任务……
当我要离开师长时，两位政委——加比舍夫和戈里亚奇金拦住我，邀请我到师政治部去一下。他们仿佛商量好一样，问我到底有没有把握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我感觉到了他们是同志般地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一决心我是反复考虑过的，并请求他们不要再耽搁我了，因为做准备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至于成功与否，明天就能见分晓……
我从师部的通信枢纽部向我的副手布哈尔金下达命令把全团从所占领的地段撤下来，午夜12时前带到库尔干南郊；团部立刻派一小队骑兵侦察员、徒步侦察员和2挺重机枪赶到那儿。
出其不意是实现企图的基础。因此，我要求停止进攻和炮击，以便使敌人确信我们已精疲力尽、再也不能在该地域实施进攻。现在我需要的是有关白军的最新情报。为此，我决定亲自去获取，当然不是靠力量，而是要靠计谋。
我知道在库尔干南郊的托博尔河上，有一个骑马可以过去的徒涉场，攻城的那天我曾亲自从那儿过河。我决定团指挥所就设在这唯一的徒涉场附近。
师炮兵主任卡西莫夫被叫到这儿来了。他的任务主要是在团进攻的两翼实施炮火准备，不让敌装甲列车能沿铁路不受制裁地实施机动。
卡西莫夫是个已过中年、精通自己专业的炮兵。他并未因向他下达战斗任务的是个还没长出胡须的年青指挥员而感到委曲。他把我的指示看作是命令，保证在面临的战斗中亲自指挥炮击。
骑兵侦察队和徒步侦察队到了，跟他们一块来的还有我的马车。我换上白军少尉的服装，传令兵装扮成上等兵。这些服装是我们的侦察兵在俄罗斯卡博尔卡附近歼灭高尔察克匪兵时搜集的。就这样，骑兵侦察员带着两廷机枪跟随“少尉”渡过托博尔河。同时我把徒步侦察队也带到渡口。
在托博尔河以东约3公里处，在两条旧河床之间的灌木林中，骑兵侦察队下了马。
我和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沿着干涸的河沟和低地向白军的战壕摸去。还未走到约300米，我就装作喝醉了酒的样子，大骂彼得没有把马刷洗干净，我们骂骂咧咧地越过延伸到着树林西边空地的战壕，来到敌人的后方。
传令兵象商量好的那样对待的我怒骂，他只是催马急急前进，并一再说：“是，长官！”我在白卫军士兵的眼皮底下，两次用短鞭抽打亚库舍夫。这就造成完整的错觉，即正在行进的是长官和传令兵。在敌人的战壕里并没有当官的，而军士和士兵连想也不敢想要向怒气冲冲的长官提问点什么。
我们就这样沿着林中空地走了约4公里，几乎到了铁路跟前，把敌全部地段的阵地都观察了。然后，返回到自己的部队。
这次侦察获得了实施进攻所需要的一切情报：敌阵地的确切配置；渡河地点；隐蔽接近战壕的通路和最利于我军展开的地区；以及敌人官兵的士气和表现。侦察兵携带几挺机枪留在两条旧河床之间，饲养员与马匹（约40匹马）集中在徒涉场附近。我和传令兵换上衣服后，前去迎接从南边向城市接近的部队。
刚刚结束的侦察，更加坚定了我会取得成功的信心。我得知白军在库尔干抢劫了一个造酒厂。毫无疑问，敌军官得到这些不花钱的美酒会嘴馋得慌。因此我和传令兵沿敌战壕走动时，敌士兵就把我的醉样看作是正常的现象。他们躺在战壕里，避免同喝醉酒的军官照面。我想，到了夜晚，敌士兵们也会喝的……这正是实施奇袭所必需的。
我在城南约5公里处遇上了本团的部队，我让他们停下来进行大休息，让战士们吃饭，而把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请来开了个会。会议开得很短。我简单地通报了一下战线的情况和今天侦察的结果，然后阐述了一下这次进攻的计划。在确信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正确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和实施方法之后。我让他们回到部队去做准备。
日落前，全团开始横渡托博尔河。夜间1时左右，第1和第3营就已一枪不发没有任何阻碍地悄悄抵达对岸。这两个营在登陆场展开，作为进攻的第1梯队。我把我的副手布哈尔金率领的第二营留下做予备队。
第1和第3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大约2时左右，我们开
始偷偷地向敌阵地接近。尤苏波夫政委和我在这两个营的结合部。部队行动很肃静，口令都是低声下达的。以后，随着黎明的到来，部队紧贴着挂满露水的草地匍匐前进。进攻前，部队躺着休息了15分钟，同时对敌掩体进行了观察，它们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起来！跟我冲！……”我小声地向散兵线下达命令。政委站了起来。我们并肩而立。我们身后所有的人象一个人似的都站了起来，向前冲击。右边有人忍不住喊道：“乌拉！”
全体投入进攻。1～2分钟后，我们已站在掩体的胸墙上，用枪口对准了呆若木鸡的敌官兵。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缴了白军的械，并把他们送往后方以后，我继续前进。第1营穿过树林向马佳克会让站冲击。第3营向东北方向展开，以继续扩大突破口。在铁路附近，我们的几个连队遭到顽强的抵抗。直到这时，我才向炮兵下令开火。敌人的一辆装甲列车从东边开过来，遭到我炮兵的打击，立刻向瓦尔加希车站退去。
到上午10时，全团前出至树林的东边，突破了敌人的纵深防御，且战且进，推前了约15公里。我们旅的其它部队跟随我团转入进攻。
中午时分，沟通了联系。卡尔波夫师长打来电话，向我下达了新的任务：在东北方向上巴拉什科沃村进攻。我试图解释说：部队没有睡觉，已很疲劳，需要休整。师长打断我的话说：
“我希望第43团同样出色地完成新的任务，从而支授极需支援的其他各团。”这时，仿佛是顺便说说似地，师长又补充道：“我要给第43团请功，呈请授予政府级奖赏。”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捉了500多个俘虏，缴获了3挺机枪。我们师的突破和尔后的进攻，与第5集团军部队的总攻汇成一片。敌人失掉托博尔河上的有利阵地后，开始向东撤退。
对我来说，这场战斗实际上是一次取得独自定下决心、果断地指挥作战的资格的考试。战斗中需要深思熟虑的果断，正如鸟儿需要翅膀一样。而最主要的是，我相信了这样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竟成。
当然，不能把国内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实施方法机械地套用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因为时过境迁、进行战争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然而，对解决战斗任务采取创造性的态度这一原则本身、包括主动性和慎重的果断性，是决不能放弃的。回想起过去的经验，我从精神上做好了解决新任务的准备，并尽力在准备经受新的考验过程中，用这种精神去感染教育部属。
2
1943年3月底，最高统师部大本营将第62集团军调入
西南方面军编成内，并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换防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
集团军驻扎在阿赫图巴河一带的村庄里。我们补充了兵员和技术兵器，掌握了新的技术装备。
最高统帅部为了推广斯大林格勒部队的战斗经验，把这些部队分散到了各个军团。有些兵团完全离开了我们。一些新的师、新的兵团补充到我们集团军。
我们离别任何一块土地，从来没有象离别斯大林格勒这样难舍难分过，尽管正是在这儿，我们集团军经受了从未预料过的考验。斯大林格勒仿佛已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第二故乡……
我们离开了这座城市，告别了那些永远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正是他们的牺牲才使我们活到今天。我们发誓一定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摧毁他们的柏林的巢穴；我们发誓永远铭记牺牲了的战友，坚决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军用列车沿铁路艰难地行进着。敌人在撤退时曾试图彻底破坏所有一切，他们炸毁了桥梁，破坏了铁路的路基，将钢轨运往西方。我们光荣的铁路工人，在难以想象的复杂条件下，居然想出办法，沿着被破坏的路基，一点点地修复了铁路线。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设置在一辆破旧的双轴客车车厢里。车厢晃来晃去，简直象货车。然而，只要它摇晃，说明客车还在行进。路上经常停车。
我想起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步兵第43团从库尔干开往船基时的情形。那次我们在铁路行驶了30天左右。从斯大林格勒到斯瓦托沃一库皮扬斯克的距离，要比从库尔干到大卢基近5—6倍，但军用列车却走了一个多星期。
谁也还没有给我们布置具体的任务，然而很清楚，我们集团军很快要投入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里彻底解放乌克兰的战斗中去。
这时第62集团军本身的状况如何？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编入本集团军的几个师，经过改编后，只留下3个师。这3个著名的战斗兵团是：C·C·古里耶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39师；B·F·索科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74师；H·E·巴秋克将军指挥的近卫第79师。与我们一起留下的还有一些非近卫军部队。
代替已调往其它集团军的几个师，而补入第62集团军的新部队是：B·C·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27师；B·B·弗拉基米罗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A·A·马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82师。
这些师曾在其它集团军的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
这些部队全部满员，具有优良的战斗传统，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进攻战中，获得了战斗经验。
不久，我们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告别的时刻来临了。他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
他要离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司令部各部门和各师、团。集团军里许多人都认识他、喜欢他、对他非常尊重。当然，大伙都舍不得他离开，但同时又为他的军事天才得到承认而高兴。不举行欢送会是不能让他走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库皮扬斯克以东约30公里处，在基斯洛夫卡镇一所乡村学校的一栋炸坏了了楼房里，我们在匆忙地打扫出来的大厅里，把没有损坏的课桌和讲桌都移到一起，摆成了饭桌。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时刻，当你想说点心里话时，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是语言贫乏、是太激动影响了用词、还是这些心里话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
我心里明白，任命我的这位战友为集团军司令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然而感情上该怎样接受这一事实？我含着眼泪，真想延长分别的时刻，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的声音。可是，我致完简短的告别词后，就离开了。我要单独地呆一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理解我的心情。在临走时，他到小屋里找我，我们互相告别……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A·B·瓦西里耶夫少将，也跟着克雷洛夫离开了我们。他也得到提升，提任了集团军军事委员。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去执行任务，但往往不太注意安全。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就是由于粗心而牺牲在德军的狙击手枪下。
B·B·弗拉基米罗夫少将代替H·A·克雷洛夫担任
了集团军参谋长。他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熟悉司令部的业务工作。然而，领导一个师和领导一个集团军当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可能不表现出来。B·B·弗拉基米罗夫得到了H·A·克雷洛夫精心培养出来的集团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一批天才军官的大力帮助。
很快，原近卫步兵第39师政委E·E·切尔内绍夫上校接替了H·A·古罗夫军事委员的职务。他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斗。我很了解他，他性格平静，很勇敢，我非常尊重他。
又到了4月份。在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大地裸露出身子。倾盆大雨冲掉了地上的积雪。山谷里洪水奔腾，河溪泛滥，北顿涅茨河的水也溢出岸外。乌克兰的大自然丰富多彩，变幻莫测。昨天暴风雪还席卷大地，而今天田野上却飘荡着浅蓝色的雾气。在温暖的大地上，青草已开始发绿，稀疏的冬麦又开始卷苗了。
1943年4月16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62集团军改
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
方面军司令员P·B·马利诺夫斯基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愉快的消息。那又有什么呢！第62集团军曾光荣地为祖国立过战功。从现在起，集团军开始过新的生活，过已预先做好进攻准备的近卫集团军的生活。
1943年4月18日，我们接到由A·斯大林和I·朱可夫
签署的大本营的训令。
下面是这个训令的某些要求：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应把富有战斗经验和英勇顽强的部队组成近卫兵团（近卫步兵军、近卫集团军）留做预备队或第二梯队，在进攻战役中把他们使用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实施突破；在防御战役中，使用他们去实施反突击。”①——
①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接着，在阐述这一原则时，大本营具体指示各方面军司令员将哪些近卫兵团撤入预备队或第二梯队，由其它部队接替其防御地区。
训令中还指示：要利用战役间歇，使各近卫兵团主要是做好“实施进攻和突破敌防御地带”的准备。
训令中直接指出，必须特别注意详细地研究诸兵种协同动作、近战、夜战、反坦克等问题。
接着，训令展示了关于各近卫兵团如何做好进攻战役准备的全套计划。
5月，我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师都荣获政府级奖赏：近卫军军旗和勋章。在离库皮扬斯克不远的舍夫琴科沃村，军事委员会举行了授予近卫第79师近卫军军旗的仪式。
那天阳光明媚，H·E·巴秋克师长把全师集合在村外的田野里。近卫第79师！该师在斯大林格勒作为红旗步兵第284师而遐迩闻名。它曾在马马耶夫岗作过战，战士们多次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打马马耶夫岗，把德国侵略者赶了出去。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步兵第284师是城市保卫者的中流砥柱，它奋战了150个日日夜夜，始终不停地战斗，连一分钟的休息或战场沉寂都没有。它不断地消耗敌人的力量，是保证我军能够准备好反攻的铁军之一。四次荣获勋章，这就是该师从伏尔加河到柏林进军中的光辉历程的总结。
绣有伊里奇·列宁画像的红旗迎风招展，田野上响起一阵阵“乌拉！”声。
隆重的受阅仪式正在进行，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地平线上出现了3架敌机。但这支光荣的部队没有一个战士稍微动一下。空中展开了空战。我们的歼击机起飞迎击敌人，把敌机赶跑了。是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已不是斯大林格勒，在那里德国的空军曾独霸了天空。我们的庆祝活动有着牢靠的空中掩护。
3
时间在消逝……
集团军正在为面临的交战做准备。尽管防空警报象暴风雨前不绝于耳的雷声一样，预示着恶战来临，但战役间歇的时间仍在延长。
5月初，在我部驻地上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我们的轰炸机和强击机一批接一批地从后方机场飞来。从敌军驻地纵深内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后，出现了法西斯的歼击机，我们的飞机前往截击，同它们展开搏斗。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在南方面军、我们的西南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整个正面上，都展开了空战。不难想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最高统帅部的密集的航空兵突击，阻止敌人自由地将部队从一个地段调往另一个地段，干扰敌人集结强大的突击部队。
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大将责成我们在五月份要认真做好防御战准备。他给我送来了地图，图上已由方面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标出了我军的防线，我们要照图建立防御地区，构筑深沟坚垒，也就是要在德武列奇纳亚、库皮扬斯克、先科沃、戈罗赫瓦特卡地段、沿奥斯科尔河面向西和西南方向建立防线。
P·B·马利诺夫斯基命令我集团军在较陕窄的地段组织防御。还又要求我们做好准备，如果敌人转入进攻，就在库皮扬斯克——沃昌斯克方向、库皮扬斯克—丘古耶夫方向、或沿奥斯科尔河右岸，对伊久姆市和北顿涅茨的各个渡口，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
进行防御，不合战士们和各级指挥员的心思。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在进攻中同敌人较量一番，要在战役地区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
我推测，希特勒很有可能准备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发动1943年的总攻，防御我方面军两翼的任务必将落在我们肩上。
我想方设法同高级指挥员商讨有关实施进攻战役的方法，向他们学习在机动进攻时指挥部队的经验，向他们探询他们所知道的敌人在我军进攻时的表现。同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大将的谈话使我获益匪浅。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1942年11月我军突破德军顿河防线、从顿河推进到北顿涅茨河的情况。他的叙述非常动听。他从不低估敌人的力量，也从大夸大我军的胜利。
我还同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进行了交谈。战前，我们在白俄罗斯军区一起工作时，我就认识他，他是一位机智、刚毅的指挥员。
B·A·库兹涅佐夫，还有坦克第3、第6集团军司令员F·C·雷巴尔科和E·M·哈里托诺夫，让我注意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就是斯大林格勒之战后，德国人开始丧魂落魄地害怕被包围，他们特别害怕我坦克出现在其后方。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北顿涅茨河的侦察员抓来一个“舌头”。俘虏声称他是野战第6集团军的。起初，我们的侦察员不相信。该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就已不复存在。这个德国兵解释说，希特勒下了一道特别命令重建了第6集团军，把它称为“复仇者”集团军。指挥该集团军的是霍利上将。
我们试图向这个德国士兵打听，他打算复什么仇？是复斯大林格勒之仇吗？一提“斯大林格勒”这个词，就引起他好一阵惊慌。他告诉我们，在德军中说这个词是很危险的，它已成为失败的同义词。
就这样，在斯林大格勒近卫军人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复仇者”集团军——德军第6集团军。
5月13日，从电话里接到大本营训令。：
“1．暂时停止航空兵对敌机场和交通线的行动。何时恢复行动，待下达专门的指示。如果敌人发动进攻，关于空军的使用，由各方面军司令酌情定夺。
2．采取措施，迅速储备航空燃料。考虑到须从后方运送，应筹备足20个油料基数，并在最短时间内将器材准备就绪。”①——
①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5月20日3时30分，大本营发来通报说，德军将于5月
19日至26日期间在我正面发起进攻。
大本营命令部队不能放松警惕和削弱战斗准备；航空兵应保持全面准备状态。通过侦察和审讯抓来俘虏，查明敌军的部署和进攻意图。
5月过去了。我们了解到，希特勒的将军们沉醉在美梦中，似乎从南北实施联合突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削平1943年春季之前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一线形成的突出部，并从两面夹击和歼灭库尔斯克的防守部队、占领库尔斯克，造成对我后方的纵深突破。
希特勒当然明白，这是报斯大林格勒城下惨败之仇以及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的最后一次尝试。因此，他把一支支生力部队、新的技术装备、著名的“虎”式和“豹”式坦克以及“斐迪南”式自行火炮，都投入到已点燃的战火中。
双方都在准备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交战，都在集结这次交战的兵力和兵器，加紧构筑战壕，准备进攻出发阵地。
现在的问题是：谁将首先发动进攻？时间对我们有利，而敌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防御是不可能长久的。
7月4日夜间，整个战线沸腾起来。然而，首先发言的不是进攻者的炮兵，而是防守者的炮兵。于是，库尔斯克会战拉开了序幕。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计划规定，一俟发起库尔斯克会战，相邻的几个方面军都要转入进攻，使希特勒统帅部无法加强库尔斯克方向上的部队。
西南方面军应向巴尔文科沃发起进攻；南方面军应从马特维耶夫—库尔干地域向西、向斯大林诺、继尔向梅利托波尔进攻；布良克方面军向奥廖尔进攻；西方面军向卡拉切夫进攻。
在这种局势下，德军统帅部失去了以预备队实施机动的任何可能性。
7月7日，我和友邻的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B·A·库
兹涅佐夫上将应召到方面军司令部。我们心里都明白，该轮到我们动手了。
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向我们传达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意图—利用希特勒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库尔斯克附近的机会，西南方面军部队向顿巴斯发动进攻。任务是：或击退敌人，或万不得已时牵制住敌人，不使其有调动部队、增援进攻库尔斯克的部队的机会。
近卫第1和第8集团军的任务是：强渡北顿涅茨河；协同正从米乌斯河向斯大林诺（顿涅茨克）进攻的南方面军的部队，突破巴尔文科沃地域之敌在红军城的防御；歼灭敌顿巴斯集团，并前出至第聂伯河。
在分析研究这项计划时，我们还没有太大把握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完成这项计划。很清楚，希特勒军队的覆灭已不可逆转地开始了，但要确定它的抵抗程度，我们暂时还没法办到。
近卫第1和第8集团军进攻时各辖3个军（或9个师）。
每个集团军各配属1个突破炮兵师、1个混成航空兵军和2至3个坦克团（或自行火炮团）。
近卫第8集团军还配属了步兵第33军，其编成内有步兵第50、第230、第243师和步兵第253独立旅。
A·H·鲁西亚诺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1军和E·I·
普希金将军的坦克第23军为方面军的第二梯队。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在进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审核了整个作战计划的每个细节，给各兵团指挥员下指示。
只剩下查明敌情和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敌炮兵阵地和火力点的分布情况了。这些情报一般是通过战斗侦察来查明的。然而，为了不暴露进攻准备，以取得实施突击的突然性，这次，我们不能积极地进行战斗侦察，何况强渡北顿涅茨河进行战斗侦察是非常复杂的事。集团军侦察主任M·J·格尔曼上校交出了唯一的一张敌人的防御工事图，这是在此之前根据各部队积累的资料绘制而成的。
敌人从3月下旬就开始沿北顿涅茨河河岸构筑防御地
区。在我们进攻开始之前，德国人已经准备好两道阵地，每道阵地有2条堑壕。堑壕也是由半人深的胸墙下的掩蔽部构成的，覆以强度不一的顶盖。
敌人把部分火力点设置在冬季战斗中留下来的被击毁的坦克下面，把重机枪架设在土木发射点和露天里。步兵装备了装甲防盾板。许多火力点可对水面构成斜射。
堑壕由四通八达的交通壕连接，其前面得到防坦克和防步兵雷场掩护。
每公里地面的工事构筑的平均密度为：土木发射点4个，露天机枪阵地13个，堑壕和交通壕约2，000纵长米，防步兵障碍物约1，500纵长米，掩蔽部和土屋式掩体9个。
在纵深内，在制高点上，在居民点里和林缘，都构筑有各自形成环形防御和相互间保持火力联系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
在我军准备实施强渡的地段上，北顿涅茨河右岸对左岸形成居高临下之势，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我方观察的困难。我们设置观察所应做到在渡河期间不致影响指挥战斗。我们的工兵踏遍了整个河岸，寻找设置观察所的有利阵地，即从那里在战斗中能够观察到敌防御纵深的场地。
我们还查清，在西南方面军的行动地带上，与我们和南方面军对峙的是敌“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第1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
7月17日4时50分，在近卫第1和第8集团军地段上，
开始了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炮火准备持续了1小时30分钟。
在炮火准备开始时，方面军司令P·B·马利诺夫斯基和军事委员A·C·热尔托夫中将来到我们集团军观察所。
河右岸掀起一排排尘柱，冒起一团团黑烟。
太阳还没升起。天空晴朗，7月的朝霞映红了草原。火箭炮射出耀眼的齐射，烟幕象浓雾一样漫过河流、芦苇、灌木林和两岸，笼罩了一切。
各先遣步兵营从灌木林里、从河岸的树林里，或匍匐前进，或弯曲着身体奔向河岸。在烟雾掩护下，大舢舨一艘接一艘地离开岸边。
风时而把烟幕从河面上拉开。对岸的火力点活跃起来。然而，在我炮兵的准确打击下，立刻又成了哑吧。
第一批舢舨靠了岸。近卫军人们马上短促急冲，冲到了第一道堑壕，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炮击转向敌防御深纵，又一批舢舨离了岸。
到上午8时，我各先遣营占领了第一、第二道堑壕，并在原地固守。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们将舟桥纵列运到岸边，并开始为大炮和坦克架设渡口。
渡过河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向前推进，扩大在敌岸的登陆场。但离岸后实施进攻，不象在渡口那顺利。敌人的抵抗越来越顽强，因为敌人现在已远离我炮兵的射距。弹药的不足也影响到进攻的速度。这时，敌航空兵加紧了行动，对渡口实施突击。在河的上空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空战。我们的歼击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成功地赶走敌人的俯冲轰炸机。
战役计划的实施日期被打乱。
对我本人来讲，这是相当困难的时刻。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集团军实施的第一次进攻。受领的任务，没有一项得以完成。当然，在地图上标标箭头，布置布置任务，比起进行战斗、特别是同老谋深算的强大敌人战斗是容易得多。
应当认真考虑考虑，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尽管敌人伤亡惨重，但时至中午，我们的进攻仍处处受挫？
据被俘的德国军官证实，大约在7月12日，也就是在发动进攻前5天，他们已得知我方面军正在做进攻准备。他们还得知了我突击突破口的大概方向。显然，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还是未能收到突然袭击的效果。
敌人在突破地段建立了纵深梯次防御，调来了新的部队。正如德国军官供认的那样，7月13日早晨起，敌人的强大兵力已坐等我军的进攻。在这之前，敌人就停止了对库尔斯克孤形地带的进攻，为了保住顿巴斯，曼施泰因根据希特勒的要求，开始从哈尔科夫附近和奥廖尔附近往顿巴斯调兵遣将。总共调去了6个师，其中有5个是装备有加强兵器的坦克师。敌人派2个坦克师——坦克第17师和党卫军“海盗”师去援助配置在我正面地段的部队。
此外，据航空侦察报告，从哈尔科夫地域经顿巴斯到我正面地段上的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坦克、大炮和满载部队的汽车。
显然，我们正陷入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战斗。希特勒准备豁出一切，只要能护住顿巴斯。
从哈尔科夫附近调来的一些德国坦克师，出现在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的对面时，我们明白，这将大大减轻H·E·瓦图京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A·C·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承受的进攻压力。而我们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却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又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战。
首先，敌航空兵加紧了行动，每群20—30架编队的“容克”机群，在歼击机的掩护下，不断地轰炸我各渡口。我们的一些部队，原奉命渡河到到北顿涅茨河右岸，现已为时过晚了。
近卫步兵第29军的部队，数次发起攻击，都遭到敌密集射击。到处都有敌人的坦克投入战斗。敌炮兵明显地得到了加强。
是日，步兵第33军行动果断、坚决、它的部队接连占领了博戈罗奇诺耶诺、维斯拉山谷和锡多罗沃居民点。德国步兵第387师在这一天里越来越顽强地进行抵抗，这就证实了我们的推测，该师也得到了加强。
敌人以频繁的轰炸干扰了近卫步兵第28军的渡河行动。
只有H·E·巴秋克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79师成功地渡过河，并在班诺夫斯科耶—普里希布地域集结。
近卫步兵第88师（师长为I·A·韦欣少将）只来得及进行渡河集结。M·I·魏因鲁布的坦克集群渡过河来已为时太晚，我没让它投入行动。
大本营要求继续进攻。一分钟也不能放松对敌人的压力。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的部队正在北边进行着更加紧张的战斗。因此，集团军司令部重新向各部队布置了进攻任务。
7月19日，从早晨起，战斗已具有遭遇战的性质。敌人在几十辆坦克的支援下，不断地转入反冲击。10时，敌1个步兵团，在48辆坦克掩护下，从卡缅卡方向；另1个步兵团，在50辆坦克掩护下，从苏哈亚卡缅卡方面，向近卫步兵第82师的右翼反扑。
敌人先时对该师阵地实施了虽短促但猛烈的炮火袭击。尔后，德国轰炸机出现在阵地上空，敌坦克楔子急速冲向我战斗队形。走在前面的是威力强大的“虎”式重型坦克，后面紧跟着轻型坦克和自行火炮。德国步兵在这些装甲防盾的掩护下挺着身子往前冲。坦克吼叫着前进，越过小沟直向我主要防御地区冲来。可是紧跟着，一颗颗手榴弹、燃烧瓶从堑壕里飞向坦克的侧面装甲，防坦克枪也不停地射击。敌坦克楔形队形被打乱。先头的坦克到达我军堑壕前沿，遭到炮火迎头射击。炮兵们直接瞄准射击。近战使敌航空兵无法投掷炸弹和扫射我战斗队形。
在近卫步兵第79师的地带内，战斗也相当激烈。7月20日，该师占领了戈拉亚多利纳镇（又名秃山谷），但都无法发展进攻。加强有强击炮的敌坦克第17师的部队驶来，并在行进间投入战斗。此时，我近卫军人面临的任务是：阻止住敌坦克的楔形攻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这场交战，就其投入兵力的规模而言，并不令人注目。无庸赘言，这不过是一场局部意义的交战，然而，却是一场激烈无比的交战。部队称戈拉亚多利纳为“死亡之谷”。
激烈的战斗在戈拉亚多利纳镇里展开了。那里的建筑物几经易手，在坦克的撞击下，土墙纷纷倒塌，房屋荡然无存。
敌人在戈拉亚多利纳镇周围损失了30辆坦克，丢下了几百具尸体。敌人的反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但我们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许多甚至连斯大林格勒那地狱般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的人却躺倒在这里。我们还失去了光荣的战友、师长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秋克将军。战场上风云多变。你一切都经受住了，一切都熬过去了。你曾英勇地和自己的士兵一起坚守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那是什么样的战斗啊！当时，似乎最艰难的日子已过去了，可现在……
我们把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秋克将军安葬在顿涅茨的土地上，在北顿涅茨阿尔乔姆纪念碑附近。
战斗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们一边反击敌人的反扑，一边艰难地扩展登陆场。但显然，我们的进攻受到了挫折。
A·H·鲁西亚诺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1军没有投入
战斗。我认为方面军司令员P·B·马利诺夫斯基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从战役战术来看是行之有效的。因为敌人调来大量预备队同我对抗，使近卫第8集团军无法为机械化兵团进入突破口创造条件。据我所知，马利诺夫斯基在B·H·库兹涅佐夫将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的进攻地段上，将普希金将军的坦克第23军投入战斗，本意是要夺取敌人的第一道阵地。然而，该军的进攻同整个近卫第1集团军的进攻一样，都未能取得进展。
近卫第8集团军已精疲力竭，装备也消耗殆尽。由于敌航空兵破坏了渡口，弹药尤其缺乏。方面军司令员征得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A·M·华西列夫斯基的同意之后，命令近卫第8集团军暂时停止进攻，在原地构筑工事。在北顿涅茨河右岸争夺登陆场第一阶段的交战，就这样结束了。
4
8月10日，我集团军开始将阵地移交给第6和第12集
团军。8月12日，我们进入方面军第二梯队配置地域。P·B·马利诺夫斯基告诉我，方面军正准备从北顿涅茨河右岸的登陆场发动新的进攻。这次突击仍选在近卫第8集团军曾进攻过的正面地段上，由第6和第12集团军实施。
进攻准备的期限很紧迫。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A·M·华西列夫斯基允许我参加第6和第12集团军实施进攻的组织工作。这使我有机会作为旁观者来观察这两个集团军实施进攻的整个过程。
为了获得经验，我兴趣浓厚地观看了正在发动的进攻。第6和第12集团军的第二梯队是；近卫机械化第1军，其编成内有165辆坦克（在准备进攻的过程中，增加到200辆）；拥有220辆坦克的坦克第23军和B·H·巴拉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第1军。只要两个集团军的进攻一奏效，所有这些兵力即投入战斗。计划规定，一俟第6和第12集团军的部队到达维基诺、多尔格尼科耶、克拉斯诺波利耶一线，坦克第23军和近卫机械化第1军，就在进攻的第一天立即投入突破。
没有异议，战役计划得很周密。坦克军、机械化军和骑兵军在发展进攻时，是能够给敌人造成危机形势，并同南方面军的部队一起，在顿巴斯围歼敌坦克第1集团军和野战第6集团军的部队。
为了便于观察，我选中了近卫机械化第1军的指挥观察所。它设在斯图杰诺克村西南的215．6高地上，从这个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实施进攻的整个地带。
第6和第12集团军的进攻于8月17日拂晓开始。炮兵
的第一次齐射相当有威力。这样稠密的火力，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敌人的堑壕上，烟尘滚滚，连泥土都直竖起来了。一片片的泥块还没落下，旁边又掀起一大片。敌各个炮兵连以及火力点的位置，早已被侦察清楚。然而，谁能保证，在进攻前夕，敌人不会转移阵地呢？我们在准备进攻，而敌人也在准备进攻。
但我听出来，在第一次密集齐射之后，我们的炮火稀落下来。这是为了节省弹药。
和我一起在指挥观察所的还有H·M·波扎尔斯基将
军、C·C·古里耶夫和B·C·福卡诺夫将军。实际上、我们是处在A·T·什列明将军的第6集团军实施进攻的地带的中心。
我很欣赏俄国军事学术经典作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罗夫①的至理名言：“出奇方能制胜”。出其不意是在交战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眼前发生的事证实了这句名言——
①A·B·苏沃罗人是俄国军事学术奠基人之一。——译注。
部队向敌人的阵地冲去。我们的大炮还在轰隆作响，炮弹撒向第二道防线，敌机枪、大炮从牢固的工事里向我部队实施歼灭性射击。我们的炮兵没有压制住敌人的火器。
第6和第12集团军在8月17日发动进攻时有没有遵循突然袭击的原则呢？没有。这次进攻是从已经占领的登陆场开始的，敌人一定预料到，我军会投入生力部队扩大战果，因为通过巴尔文科沃向南突击，对敌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
毫无疑问，敌人发现了第6和第12集团军向北顿涅茨河接近。而两个集团军的渡河行动以及近卫第8集团军的换防，大体上就暴露了进攻的大概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确定进攻的具体时间，已没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沿袭下来的陈规旧套——开始炮火准备，在很大程度上帮了敌人的忙。
中午时分，第6集团军的进攻受挫。我军以重大的损失为代价，8小时战斗只向前推进了1至2公里。次日，进攻的散兵线已停止不前。不试一试实施机动、改变突击方向，一味硬攻是徒劳的。
战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8月18日，方面军司令员命令我率部进入第6和第12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
我反对把经过一场苦战后还没有做好进攻准备的本集团军投入战斗、投入到我们两次进攻均遭失败的方向和地点上。
集团军亟需休整。
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察觉出我的疑虑。他作为大本营代表千方百计试图消除我的疑虑。他非常信任地对我说：在我们北边、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行动区域内的局势，以及我军对哈尔科夫的进攻，都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运用一切力量把敌军从哈尔科夫附近吸引过来。哪怕只是几个师也好，即使吸引不过来，也不能让曼施泰因从我们的正面地段上抽走任何部队。
“如果你能牵制住德军1—2个坦克师，”他说：“这将是您对歼灭南方之敌的最大贡献。”
我建议放弃对第8集团军正面的整个地带实施分散突击的计划，我认为，重要的是将突击集中在一个狭窄地段上，楔入德军防御纵深约8—10公里，为机械化军投入战斗创造条件。如果突击成功的话，将已准备了一个多月的鲁西亚诺夫的近卫机机械化第1军投入突破口。
在突破地段上，大炮的数量是足够的，但是，实施炮火准备的炮弹却相差甚远。因此，战争之神（炮兵）这次仍不能为步兵提供充分的支援。然而，只要步兵、炮兵、航空兵密切地协同动作，机械化军及时地投入战斗，就能够弥补我们的许多不足。
马利诺夫斯基同意了我的建议。
这样，近卫步兵第29军受领的任务是：一鼓作气拿下苏利戈夫卡和多尔格尼科耶两个居民点。而近卫步兵第28军的任务是：占领多尔格尼科耶南边的林区。
并且规定，一俟占领上述地区，近卫机械化第1军便投入战斗。
8月21日夜间，P·B·马利诺夫斯基来到我的指挥所，我们一起沿集团军驻地走了一圈，看了看各个师。各部队都在做战斗准备，并召开了党的会议。许多官兵就是在这天夜里加入了党组织。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进攻的任务。有的说，近卫军人不应停止不前；有的说，是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无愧于近卫军人这一光荣称号的时候了。
“有这样好的战士，还能打不败敌人？”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对我说。我理解他的心情。
我们来到出发阵地，明天的进攻将从这儿开始。一阵风把腐烂尸体的臭味刮到阵地上，德国人连自己人的尸体也没收拾。
我们将观察所选在戈拉亚多利纳北边的217．4高地上、在大森林的西北边。
我们只好在树林里过夜了。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真想一次再一次地检查检查，看看是否一切都准备好了。
集团军炮兵司令H·F·波扎尔斯基的担子很重。他通常在弹药分布上很有些办法。他能很好地把迫击炮的火力分布到纵深达600米的3道徐进弹幕射击地区。但这次炮弹、特别是122毫米炮弹的数量仅够实施炮火准备。我们又一次检查了同航空兵协同动作。空军第17集团军司令员B·A·苏杰茨将军也在我们观察所，他已把自己的通信器材运到了这儿。
这次进攻。我们能不能做到出其不意呢？
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问题。登陆场已几经战火洗礼，从那里发起的进攻一个接一个，而这次我仍然要尽力做到，使集团军隐蔽地进入出发阵地。意图何在呢？意图只在于，德军统帅部在击退第6和第12集团军进攻以后，将会认为，在这登陆场上，我们将不会投入新的集团军进行交战。这种推测当然不太有把握，但它终究给我们一些期望。
真有意思，我们的突击对敌人来说竟是突然的。这一点，后来得到被俘德军军官的证实。进攻的胜利也证实了这一点。
拂晓……大炮首先发了言。接着，B·A·苏杰茨派了几个强击机中队去袭击敌阵地。可以听到他同大队长机的谈话，他在引导飞机对我炮火准备时暴露出来的那些目标实施突击。
徐进弹幕已向纵深转移。各团团长和营长命令战士们发起冲击，散兵线一列接一列地在弹幕之后投入进攻。一切都进行得很协调。火力战斗已在敌第一道堑壕打响，手榴弹在不断地爆炸。传来了自动步枪的点射声。半个小时过去了。散兵线向前推进。现在只能听到在第二道、尔后在第三道堑壕进行的激烈战斗。我们的坦克和自行火炮以直接瞄准射击支援步兵。
我们接到报告，近卫军人正发起争夺多尔格尼科耶村和马扎诺夫卡村的战斗。
成功了！这是一个月的浴血奋战以来我们第一次取得的胜利。马利诺夫斯基命令A·H·鲁西亚诺夫把机械化第1军投入战斗，该军应不停顿地沿着土路向多尔格格尼科耶以南、多尔吉亚尔和巴尔文科沃的总方向发展进攻。接着，他与方面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司令员F·B·沃洛赫取得联系，命令他检查鲁西亚诺夫军投入战斗的情况。
机械化军的坦克纵队，将从我们所处的高地能看到的树林里驶出。战斗将激烈起来，我军的突击将会很有威力。
多尔格尼科耶的战斗激烈地进行着，敌人已被赶出马扎诺夫卡。为机械化军投入战斗的大门已打开。可是，坦克却没有出现！
马利诺夫斯基试图同沃洛赫中将联系。方面军司令员得到回答说，沃洛赫将军正在树林里，同坦克部队在一起。鲁西亚诺夫保证说，坦克马上就投入战斗。
我意味深长地看着方面军司令员。
“你看什么？！看什么！”他大声喊道：“你亲自去一趟，让他们投入战斗！他们是睡着了还是怎么搞的？”
我没等他再说什么，便急忙来到树林里，来到机械化军的出发地区。原来，方面军装甲兵司令沃洛赫中将身中流弹弹片，牺牲了。鲁西亚诺夫直率地告诉我，机械化军并没有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刚刚才在出发阵地集结。自然，我不能越过军长行事。我亲眼看到，坦克确实刚刚进入出发地区。
我对鲁西亚诺夫讲了关于必须把该军投入战斗的道理。
但我发现，他并不相信人们已突破敌人的防御，不相信我们为该军投入战斗创造了条件。
时间的消逝，敌人一面调动预备队，一面搜罗毗邻地段的兵力，企图堵住纵深达10公里、正面宽约8公里的突破口。
敌人的远程重炮不断地轰击从我后方通往前线的道路。
我向马利诺夫斯基报告，机械化军已错过进入战斗的时机。……敌人可能已做好迎击我第二梯队的准备。况且，空中已出现敌人的轰炸机，显然是从远方机场召唤来突击我坦克部队的，坦克部队的出现是敌人早已预料到的。
近卫第8集团军被迫转移炮兵发射阵地，向进攻部队靠拢。
方面军司令员整整一天都呆在集团军观察所里。晚上，他回方面军司令部时，命令我和友邻的第6和第12集团军从8月23日早晨起继续发动进攻，任务不变。他还再次向鲁西亚诺夫将军明确了明日清晨投入战斗的任务。
次日清晨，经过短暂的炮火准备之后，集团军再次发起进攻，肃清了多尔格尼科耶村的全部守敌，并前出到该村以南的西部林缘。根据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鲁西亚诺夫的军以密集战斗队形发起进攻。坦克翻过多尔格尼科耶村以南的242．9高地，立刻陷入敌埋伏在地下和隐藏在灌木林中的坦克火力网。敌人直接瞄准射击，我们的坦克中弹起火。
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敌人是怎样使用防坦克鱼雷对付我们的坦克，这种鱼雷从战壕里发射，用导线制导。鱼雷把坦克撕裂成几大块钢铁，飞出10—20米。在我们的炮兵还没有以强大的火力对敌坦克和战壕实施强有力的火力突击之前，看着坦克被击毁，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很明显，敌人在一夜之间就把预备队调到受威胁的地段。我们再次碰上了越来越强的抵抗。敌人将顿巴斯的全部兵力投入战斗，简直是用尸体堵住通往巴尔文科沃的突破口，因为在目前的局势下，丢掉巴尔文科沃对敌人来说无异于覆灭。
在西南方面军右侧行动的我军正向哈尔科夫挺进，南方面军在我左侧顺利地发展进攻，别尔扎林将军指挥的突击第5集团军的部队突破了古比雪沃、德米特里耶夫卡地段的敌防御，正在继续向前推进，近卫机械化第4军的部队则随之跟进。敌人慌了手脚，已不知从那里去调预备队，应该怎样堵塞突破口。
曼施泰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8月22日显然是关键的一天。敌人在顿巴斯重新向我们发起进攻。尽管第6集团军顶住了敌人带威胁性的突破，但它已没有力量重新恢复态势。在坦克第1集团军的地段上，敌人发动的新的强大攻势虽已受阻，然而，集团军也精疲力尽。”
8月23日，草原方面军的部队，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积极配合下，解放了哈尔科夫市。
毫无疑问，我们的进攻虽然没能向纵深发展，但是却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为草原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但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敌人不从哈尔科夫附近调走部队，它是能够暂时阻止住我军进攻的。而那样的话，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就会同没有预备队的敌人作战，那么，我们在巴尔文科沃方向上所作出的努力，将会大功告成；而德军的覆灭，将要在巴尔文科沃地域开始。我军前出到哈尔科夫及其以南地区，继而向扎波罗热方向突进。
大本营在北顿涅茨的想定基本实现了。我们把敌人吸引了过来，牵制住它，使它无法实施机动。
8月的战斗，不仅为全部解放顿巴斯、也为尔后解放祖国的整个南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泰因急急忙忙地飞往文尼察，赶到希特勒的战地大本营。他写道：“8月27日，在希特勒的大本营举行了会议。我向希特勒明确地提出，唯一的抉择是：要么迅速给我们增派新的部队，至少得要12个师，同时从其它无战事的地段抽调部队来替换已被削弱的部队；要么放弃顿巴斯，以腾出集团军群正面上的兵力……”
而那时，希特勒已不可能再给“南方”集团军群抽调12个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