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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它就象黑夜消失、黎明到来一样，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市的废墟上进行防御战并把保卢斯的大量兵力牵制住时，我们就深深地感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在准备力量，要对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敌重兵集团军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我们转入进攻的一天必将到来。
正如后来所知，1942年11月19日前，双方兵力对比是这样的：
苏军有3个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共的兵力1，106，1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5，501门，坦克1463辆。
敌人在该线拥有兵力1，011，5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0，290门，坦克675辆。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苏联部队特别是在火炮和坦克上占有优势，这在实施反攻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联最高统帅部巧妙地集结了必需的预备队，这是敌人所未能料到的。
双方的航空兵拥有几乎是同等数量的飞机，但在过去的9月份、特别是10月份的战斗期间，德国航空兵的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燃料基本上已耗完。苏军航空兵在发动机使用寿命和燃料方面占有优势得到了良好的保证。
到11月19日为止，第62集团军战斗队形的纵深不超过一公里。面对敌军，背靠伏尔加河。在它们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废墟地带，我们的部队就坚守在这里。
我集团军主力的右翼是柳德尼科夫师。在该师受到合围、已被紧逼到伏尔加河边，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地段内占领防御。
在左翼，近卫步兵第13师沿河岸占据着一条狭窄的地带。该师的防御纵深只有200—300米。集团军司令部位于近卫第13师和步兵第284师接合部后面，离前沿阵地800—1000米，我的观察所更近，就在从东边环绕马马耶夫岗的一条铁路路基上，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集团军的防御正面宽约25公里，敌炮火可以从任何一翼侧对我防御正面扫射个遍，机枪火力可以达到集团军战斗队形的全部纵深。处在这狭窄的地域里，情况变得复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市里的制高点马马耶夫岗、准确地说是水塔和107．5高地，都控制在敌人手里。敌人从这些地方可以控制由东通往伏尔加河的全部接近地，而这意味着，弹药、装备、食物都必须在夜幕的掩护下才能运到城里。
显而易见，这一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集团军提出两项首要任务：一是消灭前出到伏尔加河的敌人，同柳德尼科夫师会合；二是夺取马马耶夫岗和107．5高地，以便把防御纵深扩展到达4．5公里，并消灭监视我集团军战斗队形和伏尔加河接近地的敌观察所。
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给部队补充一定的兵力和弹药，需要给集团军加强坦克。
在斯大林格勒的激烈的城市防御战期间，大本营和方面军首长几乎从不拒绝我们的要求。但在反攻前夕，很显然，是不会再给我们增派部队和坦克了，就是炮弹和子弹，我们得到的也有限。
我们只好动用所有的储备物资，部队的兵员补充也主要依靠康复的伤员，他们也早就想返回自己的部队、回到城里来。这期间，第62集团军越来越高的声望，象块磁铁把所有的老战士都吸引回来。
至于给集团军输送弹药、或增派坦克，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了。通过伏尔加河调运物资仍然是困难重重。从11月12日起至19日，伏尔加河面已有冰块流动。接连好几天，没有一艘小艇或汽船能破冰行驶。
11月19日清晨，雾很大。大概这一天是安排渡河最困难的一天。没人能够渡河过来。
我们甚至无法根据敌航空兵的活动来判断敌在营地里干些什么。在预定开始炮火准备的时刻，我怀着微弱的希望走出掩蔽部，希望大炮的轰鸣声也能传到我们这儿。
四周一片昏暗。一切都淹没在乳白色的浓雾里。
7时20分。
令人难熬的等待！那怕有一点征候，那怕有任何迹象，证明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也好。
晚到的黎明终于来了。雾仍不见稀少。真糟糕！如果在我们的突击方向上也是浓雾弥漫，那么，对敌目标的炮火准备就很困难，我们的航空兵也无法行动。
快到12点，雾开始消失，天色变亮了，伏尔加河冰块撞击着河岸，一片嘈杂声。开始上冻了。
现在出现了一些征候，说明敌人也不是很顺心的。天上没有一架德国的轰炸机。一架校射飞机在我们的阵地上空逗留了一会就飞走了，看来，它被召了回去。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该干我们的事了。我们开始准备预备队以援救柳德尼科夫师，并使强击队行动起来。
傍晚，方面军司令员A·A·叶廖缅科来电话。他通知说，进攻已开始。我们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进攻日期仍是原定的11月20日。
很快就要有结果了。
按原定计划，11月19日7时20分，集中在长约28公里
的主要突破地段上的各种大炮和迫击炮进入战斗准备。7时30分，传来开火的命令。3500门大炮和迫击炮将一吨吨的钢铁和炸药抛向敌人的阵地。破坏射击进行了一小时，压制射击进行了20分钟。
这是传大卫国战争中我军第一次实施这样强大的突击。
这次炮火突击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使敌人大为震惊。
8时50分，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
军的步兵和坦克，以及顿河方面军的第65集团军的突击集群同是转入进攻。
坦克第5集团军的快速集群（坦克第1和第26军）和第21集团军的坦克第4军，在进攻的第一天中午，就突破了敌战术防御，并前出到战役地区。战斗已在敌防御纵深展开。我军突破敌人的抵抗，顺利地发展着进攻。
在保卢斯的司令部里，他们是如何迎接这一天的呢？
11月18日至19日，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发起了许多次进攻战斗。汉斯．德尔在其《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证实：
“那天（11月19日），第6集团军还没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集团军首脑认为没有必要采取坚决的措施。18时，集团军司令部通报说，要各侦察分队在11月20日继续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活动。”①——
①德尔：《进军斯大林格勒》（战役概述），译自德文，莫斯科，1957年，第69页。
是日22时，“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男爵才发出命令。
冯·魏克斯的命令说：
“鉴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出现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坚决的措施，以便迅速腾出兵力来掩护第6集团军的翼侧，并保证利哈亚（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以南）、奇尔河地段铁路沿线的安全（集团军靠它进行补给）。为此，我命令：
1．立即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进攻作战，各侦察分队的行动除外。这些分队的情报对于组织防御是必不可少的。
2．第6集团军立即从所属编成中抽出2个摩托化兵团、1个步兵师，并尽可能再抽出1个辅助摩托化兵团，将这些部队归属坦克第14军司令部；此外，还要抽出尽可能多的反坦克器，并将这些集团梯次集结在你部左翼，以便向西北或向西实施突击。”①——
①德尔：《进军斯大林格勒》（战役概述），译自德文，莫斯科，1957年，第69页。
但是，正如目击者证实的那样，第6集团军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并没有产生惊慌，德国将军们还不知道他们的末日已经到来。
一夜过去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的时刻到了。
伏尔加河和它附近的草原上又是雾气腾腾。夜里，一会儿结冰，一会儿化冰，黎明时开始下雪。我们的航空兵又不能前来支援进攻了。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的兵力是我们的集团军、友邻的第64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第51集团军在左翼实施突击。发展进攻的任务由T·A·塔纳希申上校指挥的坦克第13军和B·T·沃尔斯基坦克兵少将指挥的机械化第4军担任。投入战斗的还有T·T·沙普金中将指挥的骑兵第4军。该军几乎都是由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骑兵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哥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
早上9点多，雾才开始消散。方面军司令员A·A·叶廖缅科几次改变炮火准备的开始时限。
上午9点30分，大炮和迫击炮开始射击。
突击是在距第62集团军指挥所60—70公里的萨尔帕湖地域实施的。
城里也在进行战斗。我们用强击队发起攻击。
11月19日和20两日，方面军司令部一直关注着敌人的行动。它是否开始撤出自己的部队？
但应当指出，即使保卢斯决定从城里撤出部队，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轻而易举。在计划撤退时，在开阔地上摆脱敌人是一回事，而在巷战中摆脱敌人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里，敌我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双方的防御支撑点，杂乱无章地交织在一起，要想摆脱是极困难的。
战后缴获的一些文件证明，第6集团军司令部尽管在晚间接到了冯·魏克斯的命令，但直到11月20日中午，仍没察觉即到将来的这场灾难会有多大。
保卢斯没有来得及撤消他11月20日下达的进攻命令。
他还在进攻！
到11月20日中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实现了突破。
13时，机械化第4军进入突破口。16时，坦克第13军
在自己的地段上急速向敌防御纵深发展。22时，骑兵第4军紧跟机械化第4军前进，向西发展进攻。
11月20日下午，保卢斯才在司令部会议上第一次谈到局势的危险性。他警告说，可能会出现危机局面。他仍沉住气。但德国的将军们却陷入一片混乱中，在通信联络中断、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生疏的形势下，简直晕头转向。
直到11月20时黄昏，保卢斯才接到关于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军预备队被全歼的通报。
保卢斯转移了指挥所，但到11月21日夜间，他又不得不匆忙地另找更安全的地方。
11月20日晚上，我们第62集团军司令部还没掌握有关我军进攻地带局势的确切通报。我们几个指挥人员得出结论是：一切都在进行中，可是应当考虑到情报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性。
我们只能以微弱的兵力将敌人牵制在城里，此外不能再干什么。我们在等待着进攻部队南下同我们会合。
11月21日，城里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伏尔加河仍漂着冰凌。渡口上冷冷清清。又是雾，又是雪。甚至在停雪的短暂时刻，敌机也没有出现在阵地上空。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但我们的侦察员没有发现敌人集结兵力以进行强攻的迹象。因此，我们可判断出，我们的进攻发展得很顺利。
在这同时，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从这个指挥所跑到另一个指挥所。夜间，他从戈卢宾斯基跑到古姆拉克地域。他的司令部开始慌乱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11月21日深夜，当第6集团军司令部四处躲避苏联坦克时，希特勒向设在下奇尔河的一座德军司令部的电台发去一封电报，其内容是：
“集团军司令应率领其司令部向斯大林格勒开进。第6集团军应占领环形防御待命。”
如果说，保卢斯在尝到我军打击的威力之后，已开始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的话，那么，在遥远的德国大本营里，希特勒还陶醉在他不可战胜的梦幻中。
保卢斯开始慌张了。我军还未完成合围，而保卢斯在11月22日18时就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发电：
“集团军已被合围……燃料储备即将耗尽，坦克和重型武器将无法开动，弹药已发生危机。食粮只能维持6天。”
保卢斯在叙述第6集团军所处的困境的同时，请求在决定是否留在斯大林格勒的问题上，给予自主权。
希特勒对保卢斯的这一个企图立即做出反应。他回答说：“第6集团军就地占领环形防御，等待从外面进行解围。”
22日晚，我们从各种渠道获得消息，我军的进攻正顺利地发展着。23日16时，A·T·克拉夫琴科少将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坦克第4军与B·T·沃尔斯基少将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机械化第4军在苏维埃农庄地域会师。
合围已合拢。处在钳形夹击中的德国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一部共22个师，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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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在评价1942年11月最后几天的事件时，理论界围绕着保卢斯集团军被围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迄今为止，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原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在千方百计地夸大宣扬以下的假定：如果当时希特勒允许保卢斯自由行动，而保卢斯将集团军撤出合围圈的话，那情况又该会怎样呢？
如果没有忽略在这场理论争论的背后，隐藏着想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希特勒一个人身上，推到他的狂热主义上，从而为普鲁士军官团恢复名誉的意图的话，那么，上述假定是不值得一谈的。
他们断言，是希特勒，只能是拥有无限独裁权力的希特勒，才把他们推到顿河草原、陷入伏尔加河畔，而且在危机关头，既听不进明智的意见，又找不出正确的解决办法。
我不太相信希特勒的将军们在那时能提出什么明智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最明智的是不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他们从那以后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在愚蠢和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不仅对全世界、而且对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民族，犯下了愚蠢的罪行。
如果全面地看一看斯大林格勒战役就会看出，拉长自己的交通线，远离主要供给基地，远离德国本土几千公里，来进攻高加索，强攻一个我们决心全力捍卫的城市，这是明智的吗？第6集团军陷在巷战中，在两翼遭受巨大损失、受到削弱的时候，还继续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攻击，这难道是明智的吗？如果明智的话，保卢斯就不会向大本营发去那些歇斯底里的电报了。况且，11月份所发生的转变，正是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在8月、9月、10月的浴血奋战打下的基础。如果明智的话，完全可以预见到事态将向何处转变。
我军在伏尔加河的反攻，是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所有集团军准备实施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11月那最关键的日子里。
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开始发起进攻。这时保卢斯还没有惊慌，他还在打算实施进攻。
11月19日，德国的将军们还没想到会遭受失败。
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苏联统帅部要夹击敌在斯大林格勒的整个集团的意图已明了。德国将军们这时既还没叫喊被合围，更没叫喊大难临头，他们不相信我们已学会在战役地区大规模地消灭他们。保卢斯及“B”集团军群的指挥部仍在打算以自己的力量寻找出路，摆脱困境。而这时，苏军坦克正急速地合拢包围圈。保卢斯则不慌不忙地把预备队投入战斗。
11月22日，他开始大呼灾难临头。然而，为时已晚。11月23日合围圈合拢了。
怎么办？把部队撤出斯大林格勒，突出重围？
试问：在斯大林格勒，在城市战斗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怎样考虑使自己的部队脱身的呢？
如果要撤走，保卢斯的部队不得不丢弃全部移动技术装备、所有的重型武器和所有的火炮。我们就要让他们钻进我们的火网，这样，能从城市的废墟里漏网爬出去的只是少数。
然而，保卢斯集团军并没有全部被困在城里。他在城郊还有许多部队。他可以把它们集中在狭窄的正面地段上，并可以在11月23日或24日向突破口实施突击。假定说，他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丢下所有的技术装备和火炮突围到开阔地。
但正如保卢斯要人承认的那样，燃料已耗尽了。
大雪、风暴、冰层、我军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第6集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当年拿破仑从莫斯科逃出来到别列津纳河就全军覆灭。而保卢斯在草原上，就只能使他的军队覆灭得更快些。
希特勒不但没有作出这一决定，而是要自己的将军们、要保卢斯组织环形防御，并坚持到最后。希特勒是要以兵力达30多万人的被围部队拖住我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否则，这5个集团军就能在战役地区大大地加强我军的攻势，使我军能够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实施突击，把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象合围保卢斯集团军一样，也装进大口袋里。然后将它分割。保卢斯集团军从11月23日坚持到第二年的2月2日。要是在大草原上，该集团军数日内就会被击溃、被歼灭和被俘虏。因此，不单单是希特勒，而且他的将军们，也要对德国士兵在斯大林格勒遭受到灾难负全部责任。
我不打算对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实施的反攻进行全面叙述。这场反攻是怎样发展的，当时的参加者将会叙述得更全面、确切。但是，我军仅仅在卡拉奇地域会师远没有解决问题，前面仍是困难重重。
我军在对敌斯大林格勒集团进行合围过程中，封闭了合围的对内正面之后，又立即着手，建立合围的对外正面，发展已开始的进攻。
11月23日日终前，西南方面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和坦
克第5集团军的步兵兵团前出列克里瓦亚河和赤尔河地带，并在那里占领牢固的防御。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51集团军和骑兵第4军的部队
推进到格罗莫斯科拉夫卡、阿克赛、乌曼采沃及萨多沃耶以东一带。采取这些行动的结果，使合围战役在西面和南面都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料到敌人必将试图给被围部队解围，因而及时采取了措施，在危险方向上加强力量，以对付敌人匆忙建立的新的“顿河”集团军群的突击。
德军新建的集团军群也遭到了失败，解救保卢斯集团军的企图破灭了。合围圈现在已牢牢地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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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第62集团军的战线上来。
我说过，我们同伏尔加河左岸的联系被切断。这使我们受到限制，无法采取积极行动。
方面军首长曾有波—2飞机将弹药、主要是食品空运过伏尔加河。但无法做到大量空投，因为必须把物资投到宽仅100左右的地带上。计算稍有误差，物资就会落到伏尔加河或敌人手里。
运来的弹药、食物越来越少，而伏尔加河上的流冰却越来越多。看来，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12月16日，大约下午4时，大伙的注意力被不寻常的噪音和岸边冰块的破裂声吸引了过去。当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权当食堂的掩蔽部里吃饭。我们大家听到这不寻常的噪音后，都跑到岸上，我们看到一块硕大无比的冰块正从扎伊采夫斯基岛飘移过来。它摧毁着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撞碎大大小小的冰块，并改变它们的流向。几根冻在一起的圆木，象轻飘飘的细木片一样，被撞得粉碎。这场面实在太惊人了。这块几乎同伏尔加河一样宽的巨大冰块，漂流速度慢了下来。我们大伙都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它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漂流，它意味着我们将有一座天然桥梁；如果停不住，渡河的艰险情景还会象以前一样：小船的马达声、叫喊声、落水的人和被挤在冰块里的人的呼救声连成一片……
终于，巨大的冰块在我们的掩蔽部前面停了下来。真让人高兴万分，简直不敢相信。
我立即把工兵部队的指挥员找来，命令他们组织二、三批战士带着杆子和绳子过河到对岸去。任务很简单：沿着冰块对岸，然后再返回来。工兵出发了。天已黑下来。大伙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每人都到岸边去了好几次，听听有没有冰块移动的声音。
晚9时，第一批工兵返回来了，他们很顺利地在冰块上往返伏尔加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们同“大陆”连在一起了！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7日，战报上出现了这样的话：
“从12月17日早晨起，可以沿铺在冰块上的两条木板步行通过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上的这种复杂情况，也大大地妨碍了我们执行本集团军提出的各项任务。然而，我们仍抓住一切合适的机会和敌人的每一点失误，对敌实施突击，一米一米地夺回祖国的领土。
但是，只靠各步兵团的进攻，集团军无法歼灭前出到“街垒”工厂地域的伏尔加河的敌人。因为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预备队。
怎么办？怎样才能把柳德尼科夫师解救出来？
这时，我们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大炮派上了用场。我们决定以炮火消灭敌人。然而，要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有许多困难：要非常准确地对敌人的每个据点实施射击，这需要神炮手。神炮手我们有，但从右岸进行射击校正却很困难，因为流冰的冲击经常使有线通信中断，而无线通信效果又太差、很不可靠。
我们把敌人占领的地段，由北向南、从伏尔加河到最前沿，用从左岸能看得很清楚的标杆做出标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圈在里边的宽约600—800米的大走廓。我们的炮兵，从左岸清楚地看到这条走廓，就能弹无虚发地轰击敌人的火力点。
直接瞄准射击是在右岸的校射员的帮助下进行的。他们观察并准确地指出目标和落弹偏差，把结果报告给各炮兵观察所，后者再转告发射阵地。
柳德尼科夫和戈里什内的步兵分队，看到我炮兵对敌人实施毁灭性的轰击，便接敌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上。炮兵按发光信号停止了射击。以强击队为主的步兵分队，用手榴弹发起短促冲击。攻击并俘虏躲在土木发射点和地下室里的敌人。
12月23日，戈里什内师继续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尽管遭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一些部队仍缓缓地向前推进，与柳德尼科夫师建立了直接联系。
12月24日，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因连续作战而精疲力尽的叶尔莫尔金的第112师、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193师、若卢杰夫的近卫第37师和2个步兵旅，要从本集团军中撤出，转入预备队，前去整编。
按照惯例，师长、旅长、甚至团长在撤往伏尔加河左岸之前，都要到集团军指挥所来告别。
同朋友们、尤其是同战士们告别，真是难舍难分。告别时，我们回忆起往事，脑海里再次展现出每一场战斗、每一次反冲击的情景。
这些曾同我们一起渡过许多艰难日子的指挥员们，如今就要离开集团军，令我感慨万分。同他们告别时，我心里又想起他们所率领的部队，这是一些多么生气勃勃、以承担危险任务而自豪的勇敢、坚定的部队！他们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一到伏尔加河渡口，便立即投入了战斗。
军事委员会每天、确切地说是每天早晨都汇总有关有多少伤员要送过伏尔加河、是哪个部队的等情况。这是为了掌握集团军损失了多少步兵、机枪手、迫击炮手、坦克兵、炮兵和通信兵。集团军在人员日益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下降。恰恰相反，集团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了，因为每击退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增加一份对我军力量的信心，我们已获得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我回想起A·F·索洛古布的第112师，该师早在顿河、奇尔河就开始同德国法西斯分子作战。那时该师隶属于第64集团军，曾击退了保卢斯用来对付我第62集团军翼侧和后方的敌步兵第51军进攻。没有命令，该师从不后退一步。该师还在顿河两岸英勇作战过，师长伊万·彼特罗维奇·索洛古布上校就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师长，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在法西斯分子的枪弹面前从不低头的人，仿佛就在我眼前。
我记得那是1942年7月底，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我和索洛古布都在顿河右岸雷奇科夫斯基镇北的116．6高地上，我正给该师布置任务。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突然用150毫米火炮向这个高地射击。炮弹交叉着射过来，离我们越来越近。显然，炮弹很快就要准确地落在山顶上。于是，我让伊万·彼特罗维奇回自己的司令部。他看了我一眼，说：“那您呢？难道我可以在您之前从这高地上后退吗？”
我安慰他说，这不是后退，而是侦察完毕回自己的部队，以便率领部队前进。
当时冒着敌重炮的射击，行走在毫无遮档的野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却不慌不忙地走在我的前面。
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炸伤了师部的一名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伊万·彼得罗维奇沉着走过去，扶着伤员从高地往下走去。在小山沟里，我赶上了他们，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那里为伤员包扎伤口。
步兵第112师师长H·F·索洛古布上校，早在为自由
的西班牙而战时，就表现出勇敢和大无畏精神。从7月26日起，他率部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占领了阵地，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多次击退企图占领第62集团军左侧、深入集团军后方的法西斯部队的进攻。当他发现敌人有可能要夺取顿河铁路大桥时，他勇于负责，机断行事，炸毁了大桥。
德国飞机来空袭。敌人开始迫使顿河右岸的我登陆部队退却。大家看到，师长在H·F·索洛古布上校在岸上走来走去，安排对登陆部队的支援。一艘小船刚刚离岸就被迫击炮弹击中。只有两个战士俘出水面。
索洛古布旁边又落下几颗迫击炮弹。有几个人倒了下去，死神仿佛有意放过了他似的。“他会念咒还是怎么的？”许多人这样想着。就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击中索洛古布附近的一颗树。几块赤热的弹片击中了索洛古布，他摇晃了一下，又挺起了身子。师长的脸上和宽阔的胸膛流着鲜血。战士们跑过来想把他抬走，但他不同意。他靠在战士的肩上，继续指挥战斗。
在小橡树林的林中空地上，一个群众集会的场面展现在众人面前，索洛古布站在红旗旁宣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许多人都在想：师长的心脏即使停止跳动，他还会继续同敌人战斗。师长极度虚弱，脸色苍白，双腿终于软了下去。当把他送到卫生队时，他已昏迷过去。为了抢救师长的生命，师里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卡·卡尔波娃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索洛古布认出我后，想坐起来。
他说：“司令员同志，我执行了您的命令……”
看到战友伤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沉重，然而他却竭力打起精神说：“我还要和您一起战斗。”
“对，我们还要一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师长已停止了呼吸，我肃立在他的床头，向我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
第112师师长索洛古布上校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我同这支部队重逢，已是9月12日，在伏尔加河畔。这时，A·T·叶尔莫尔金上校担任了该师师长。该师的任务是在城里机动作战：从马马耶夫岗到维什涅瓦亚山谷、到拖拉机厂以及敌人计划进攻我们的其它地段。该师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其中至少有10次是在希特勒的主攻方向上作战。
该师特别精于机动，当然，这要归功于师长及其司令部。这支部队总是赶上最激烈的战斗，勇猛地去反击优势之敌的突击。
1942年5月，我在预备队第1集团军时，就熟悉了斯梅霍特沃罗夫师，那时，该部队正在组建。也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我们在拉图地域举行的战术演习中，斯梅霍特沃罗夫就显示他那机智和丰富的现代战争知识。
该师开拔到斯大林格勒后，一直承担红十月镇的防守任务。该师很少实施机动，但它击退了数倍于已的优势之敌的几十次突击。即使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一个星期夺取了2—3条街，那也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才取得的。该师的战士从未退却过。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只有用自己的尸体填满掩体和堑壕，才能向前移动。就在战斗最艰苦的日子里，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也从未表现出丝毫的灰心和惊慌。他那平稳而镇静的说话声，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在那样的日日夜夜里，即当上百架轰炸机、俯冲机盘旋在该师上空，成千发炮弹落在其防御地区爆炸，炸弹、炮弹的爆炸声使空气都在震荡，甚至话筒里都听到法西斯俯冲机的嗥叫时，斯梅霍特沃罗夫却显得更加镇定。他在离前沿阵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指挥着各团、营的战斗。
该师在斯梅霍特沃罗夫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阵地，不断在消耗希特勒的兵力。只是在敌人被包围、并从进攻转入防守时，该师才撤出城里。
这些天里，我还同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若卢杰夫将军告了别。
希特勒分子曾突破若卢杰夫师的防御，占领了拖拉机厂，然而，敌人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了众多的兵力和武器，以致无法继续发展进攻。突破第37师各团的防御、向拖拉机厂进攻的，不是1个、2个师、而是整整5个希特勒师，其中还包括2个坦克师。
我记得，10月4日清晨，B·T·若卢杰夫偕同助手们来到集团军指挥所。在乘船渡河时，他们遭到了敌人火炮、迫击炮的猛烈轰击。
古罗夫、克雷洛夫和我会见了若卢杰夫。当时我们都挤在坑道里的一间房里，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若卢杰夫进来时头碰在门框上。他穿着一件空降兵的短皮上衣。
若卢杰夫接受了防御拖拉机厂接近地的任务后，向我们每个人都提了许多问题，详细了解城市战斗的特点。我们尽量简明扼要地向他讲述了城市作战的特点。当H·A·克雷洛夫告知他，第37师的指挥所设在伏尔加河岸上、离“街垒”工厂不远时，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坚决要求把指挥所向前移到拖拉厂居住区的体育场区域。
“不行，”我回答：“体育场一带一直处在敌炮火射击之下，我们没有权利拿一师之长的生命来冒险。”
他跟我们一起狼吞虎咽地吃了饭后，然后离开了我们的坑道。因为这时敌人已开始实施进攻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
10月13日晚，若卢杰夫将军和古里耶夫将军、这两个空降兵出身的老战友在电话里进行了交谈。
古里耶夫问：
“维克托，我的老伙计，你是在哪儿着陆的？我听到你们地段的方向上正在进行战斗，感觉如何？”
“你好！斯捷潘，”卢杰夫回答：“我这里已是第10天反击该死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进攻了，他们简直象群野狼一样，从三面围攻我。斯捷潘，你哪怕稍微帮我一把也好……”
“哎，伙计，到处都一样。飞贼整天都在我的小伙子们头上盘旋，一分钟都不让人安宁。我们的萨沙（罗季姆采夫），也象普罗米修斯被锁在峭壁上一样，被困住了，而他一直在反击敌人的进攻。你就这样坚持住吧！不要发愁，我的老伙计，反正我们是没什么可帮你的……”
“那怕送些烟卷来也行，一天抽100根也不够！”若卢杰夫朝话筒里嚷道。
……他走了，而留下来的继续坚持战斗。
4
12月24日，在“红十月”工厂区作战的古里耶夫的近卫第39师的部队和分队，开始攻击法西斯分子盘踞的各车间。
日终前，各强击队肃清了模型车间、分类车间和机工车间的敌人，尔后进入工厂西边，从而完成了对敌人的合围。敌人不想离开工厂到西边去，不愿到露天的破烂楼房里，因此进行殊死的抵抗。
12月24日夜间，近卫军人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再度发起攻击。肉搏战、手榴弹近战一直持续到清晨。在近战中，敌人经不住我强击队机智灵活的逼攻，到清晨，工厂里的敌人被全部肃清。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只守住了被他们改建成强大防御枢纽部的主办公楼。然而，数天后，这批敌人就被步兵第45师的强击队围歼掉。
指挥该师的是B·I·索科洛夫上校。索洛夫上校的政治副手、团级政委H·A·格拉马兹达正确地指导党政工作人员切实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完成。因为形势不允许，而且也没有时间来集结和进行勘察等工作，该师所属各团、营，渡过伏尔加河之后，就立即投入战斗，发起反攻击。该师官兵的功绩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窥见一斑：该师师长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索科洛夫，1942年10月底来斯大林格勒时，军衔是中校，而1943年3月离开斯大林格勒时，已晋升为少将。其他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军衔，也得到了晋升。
我集团军同柳德尼科夫师会合，占领了“红十月”工厂之后，情况大为改观。加上伏尔加河封冻、冰层安静下来，因此我集团军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机动，对敌实施更加沉重的打击。
上级配属给我们一个野战筑垒地域（筑垒地域由指挥机关和一些拥有强大火器的分队组成）以替代撤入大本营预备队的各部队和兵团。要该筑垒地域实施进攻作战，它不太胜任，然而它却能出色地完成防御任务。它的各分队起先占领着伏尔加河上的一些岛屿—斯波尔内岛、扎伊采夫斯基岛、戈洛德内岛，后来接替了柳德尼科夫和罗季姆采夫各部队的任务。
筑垒地域面临的任务是，如果敌人企图渡河向东突围的话，不准放敌人到伏尔加河。
现在，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要夺取并牢牢扼守马马耶夫岗，然后派主力部队占领107．5高地，从而切断龟缩在城里的敌部队在与各工厂区负隅顽抗的敌部队之间的联系，尔后各个歼灭。
集团军将夺取马马耶夫岗的任务交给了巴秋克师，对107．5高地的突击，则由索科洛夫师、古里耶夫师和什特里尔戈尔海军陆战旅担任。
戈里什内师的进攻目标是街垒镇，它应保证从北面实施突击。罗季姆采夫师的任务是，在市中心积极行动，保障集团军的左翼。柳德尼科夫师为集团军的第二梯队，因为该师极需休整一下。
我们获知，被合围的希特勒集团，其兵力不少于20个师（确切数字为22个师），共计30多万人（包括军官和将军）。
敌人的这个强大集团军被我军的7个集团军—A·C·扎多夫集团军、A·B·加拉宁集团军、F·A·巴托夫集团军、A·M·奇斯佳科夫集团军、E·A·托尔布欣集团军、M·C·舒米洛夫集团军和第62集团军—铜墙铁壁般合围起来。
在与顿河方面军的7个集团军作战的敌22个师中，有6个师（步兵第79、94、100、295、305和389师）对抗第62集团军。这几个师得到了5个工兵独立营（第50、162、294、366、672营）的加强，它们是希特驶在10月份派出进攻斯大林格勒的。
为什么保卢斯用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来对付已连续作战5个月已精疲力尽和第62集团军呢？这实在令人费解，然而事实胜于雄辨。虽然德军已陷入合围，保卢斯并未忘记第62集团军，仍然挥动巨大的拳头对着它。因此，我们进攻马马耶夫岗并经由红十月镇对107．5高地进攻时，不仅遇到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顽强抵抗，而且还遭到了有力的反扑。
此外，敌人深深地体会到，在城市里，不仅进攻，就是在利用绵亘的正面堑壕进行防御时，也都不可能按照野战战术的各项原则实施。有了这些痛苦的经验后，敌人学会了利用最牢固的楼房和住宅的地下室作为其顽抗的支撑点，而夺取这些支撑点，是颇费一番周折的。
为了摧毁敌人在“红十月”工厂办公大楼里的支撑点，索科洛夫师的强击队的战士们不得不打通主墙。战士们把122毫米榴弹炮分解开，一件件推进已占据的楼里，然后再组装起来。直接瞄准打几炮，墙上便形成一个缺口。这样，法西斯守备部队的存在，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场122毫米榴弹炮战，是炮兵第178团第6连连长B
·P·别利费尔搞起来的。他一直打到柏林，现在在文尼察州当教师。
街道和广场上仍是空荡荡的。无论是敌人还是我们，都不能公开地活动。任何人不小心露出脑袋或穿越街道。都会遭到狙击手的射击或自动枪手的点射。
被紧逼到伏尔加河的第62集团军不断地改善本集团军的态势，并恢复了与被切断的A·A·柳德尼科夫师的战斗联系。此时，斯大林格勒城外的我军，正与企图前来解围（从南、西南方向向斯大林格勒以西的被围部队接近）的敌军展开顽强的战斗。在合围的对外正面上，对于敌人可能前来给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解围的方向上，由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前往阻击。阻击的正面分别为165公里和100公里。合围的对内正面与对外正面之间的距离，在西南方面军地段上约100公里，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地段上则为20到80公里左右。
这一局势要求我们，作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尽快歼灭被合围的敌集团，因为要保持合围的对外正面，就需要补充兵力和延长时间。总参谋长A·M·华西列夫斯基在11月23日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对局势作了正确的分析：
“希特勒匪徒无疑会立即采取种种措施，企图在最大的外来援助下，救出被合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
“处于合围对内正面的所有用三个方面军的部队（无需做重大的部署变动和补充准备），应从11月24日清晨起，继续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消灭被合围的敌人。”①——
①A·M·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莫斯科，1975年，第252页。
从11月24日至30日各方面军的部队继续执行上述任务。然而却未能实现将被合围敌军分割并消灭的意图。
德国武装力量的上层领导人，对被围的保卢斯部是向西南撤退、还是原地不动的问题发生意见分岐，最终由希特勒裁决了：
“第6集团军应留在原地！这是一支要塞守备部队，而要塞部队的职责就是顶住围攻。”
为了便于解围和指挥，德军在“A”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又组建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其编成内包括：德、罗部队混编的“霍利德”集群；由被打败的罗、德兵团混合编成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以逃出合围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兵团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残部为基础混合编成的“霍特”集群。“顿河”集团军群里还包括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顿河”集团军群得到了拥有约500架飞机的第4航空队的支援。该集团军群的司令是曼施泰因元帅，其受领的任务是解救保卢斯的部队。
12月初，“顿河”集团军群已拥有30个师（不包括被包围的保卢斯部），其中有6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最有战斗力的是“霍特”集群。该集群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从南边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采取行动。其主力部署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域。
戈林曾向希特勒保证，他的航空兵将保证保卢斯集团军所需的一切。
“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决定以最强的“霍特”突击集群实施主要突击，解救被围部人。“霍特”集群包括：坦克第4集团军的兵团：从北高加索、沃罗涅日和奥廖尔附近调来的一些师；从德国调来的增援部队、其中包括1个拥有100毫米装甲和88毫米的“虎”式坦克营。反突击开始前，“霍特”集群的编成内包括：3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5个步兵师、2个空军野战师、2个骑兵师，还有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的一些分队和部队……“霍特”集群受领的任务是：在顿河以东沿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发起进攻，同时向第6集团军接近。其行动开始时间定在12月12日。
苏联最高统帅部给各方面军的任务是，将外围廓向西扩大150—200公里左右。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的部队接到命令，准备对罗斯托夫和利哈亚实施向心突击。这次战役计划要歼灭意大利第8集团军以及撤到奇尔河和顿河的德军兵团。这项进攻计划的代号是“土星”，准备在12月中旬实施。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接到训令，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分割并歼灭被围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集团。然而，我们未能在行进间做到这一点。我军在此之前进行的交战使力量受到削弱，我们也没有迅速判明，陷入斯大林格勒这个大包围圈里的敌人究竟有多少兵力。保卢斯的部队躲在地下，并加强了防御阵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立即从大本营预备队中抽出P·B·马利诺夫斯基将军指挥的近卫第2集团军，来支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然而，局势发生了变化，分割保卢斯集团的行动只得暂停下来。
“顿河”集团军群准备向斯大林格勒实施两次突击：一次从科捷尼利沃出发；另一次从托尔莫辛出发。组建突击集群的工作也在相应地进行。
对敌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应给予应有的评价。12月12日，敌人就从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发起强大的突击。敌突击集团仗着在兵力上对已大大削弱的第51集团军的优势，开始向斯大林格勒推进。同往常一样，德国人频繁地使用坦克和飞机。然而，他们未能突破我军的正面。第51集团军一面撤退，一面进行顽强的抵抗，使敌人遭到巨大的损失。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看到，被合围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又打起了精神。俘虏们证实：保卢斯及其周围的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与前来解围的部队相互靠拢配合攻击的命令。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遭受了巨大损失，遗尸遍野，到处堆满被击毁的技术装备，他们以此为代价，用了4天的时间，才向斯大林格勒推进了一半的路程。每时每刻敌人都可能从托尔莫辛方向实施突击。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及时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令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部队改变方向，现在的进攻方向不是正南，不是罗斯托夫，而是向东南方向进攻，以便包围敌莫罗佐夫卡和托尔莫辛集团军。我军的进攻先于德军从托尔莫辛实施的突击。这场进攻于12月16日由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发起，从此以“小土星”战役载入了军事学术史。
我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部队，摧毁敌人在奇尔河和顿河地区的抵抗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掩护“顿河”集团军左翼的“霍利德”战役集群。进攻的第9日，他们进抵塔钦斯基和莫罗佐夫卡，从西面包抄了“顿河”集团军群的翼侧和后路。为挽救局势和免遭全歼，曼施泰因把托尔莫辛集团投入保护左翼，并将坦克第6师从科捷利尼科沃集团抽出撤回，从而减轻了对我第51集团军正面的压力。
12月24日，曼施泰因暂时得以稳住了莫罗佐夫卡附近的态势，但他在梅什科瓦河又遭到了突击。
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暂缓歼灭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被围的敌军，把近卫第2集团军紧急调往梅什科瓦，以便抗击“霍特”集群实施的解围突击。近卫第2集团军从行进间投入战斗，与第51集团军各师协同行动，阻止了德军在梅什科瓦河的进攻，为我军在这一正面地段投入新锐兵力提供了可能。12月24日，曼施泰因刚刚停止了对莫罗佐夫卡的进攻，我军便开始了对科捷利尼科沃的进攻。12月19日，敌科捷利尼科沃集团军全军覆灭。曼施泰因只得下令撤退，以免自己的部队遭受重新被合围的威胁。德国统帅部想把部队解救出斯大林格勒合围圈的企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12月份战斗的结果：战线的对外正面已远离斯大林格勒200—250公里。灾难就要降临到在高加索作战的“A”集团军群。歼灭被围的保卢斯集团的时候到了。
5
最初，希特勒的士兵尽管身陷重围，但仍顽强地进行抵抗。可能，德军官兵和将军们对他们严密封锁了苏军的合围圈已经在卡拉奇完成的消息。而当士兵们最终得知自己的处境后，军官们又开始安慰他们说，霍特将军的强大突击集团正赶来援救他们。就这样，直到12月底，他们一直生活在幻想之中，殊死地进行防守，经常战斗最后一颗子弹。几乎没有人当俘虏，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从来没想过会投降做俘虏。
只是在曼施泰因的集团军群被击溃、我军把侵略者赶向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后，被围敌军的士气才开始明显地低落。不仅士兵和军官，连将军们也不再相信能够突围出去。我军的一连串突击使敌人大为震惊。
我们的政治机关，在对德国士兵的无线电广播中，讲述了近期内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德国士兵得知，共计30多万人的被围集团军所需的食品，只能靠空运得到。但是，用于运送食品、弹药、燃料和回程时撤送伤员的运输机需要大量的歼击机掩护，而希特勒目前正需要把这些歼击机用在其它战线上。我们的广播说：“因此，德国士兵和军官们，你们的日口粮很快就要缩减到100克面包和10克香肠。”
德国的共产党员们和“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瓦尔特·乌布利希亲自在斯大林格勒，向被包围的德国士兵和军官们，讲明在前线和在德国国内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
1月初，顿河方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方面军军事委员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捷列金少将和方面军炮兵司令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扎科夫少将来到我们集团军指挥所。他们是从伏尔加河的冰上过来的。
罗科索夫斯基和捷列金在集团军司令部的土屋式掩体旁下车后，久久地询问我们：战斗期间我们在什么地方，情况如何？德国法西斯部队发动进攻、把成千上万颗炸弹投掷到城里时，我们做了些什么？是怎样做的？等等。
方面军司令员走进掩体，在土桌旁的土凳坐下来后，简要地说明了歼灭敌被围集团的计划，并给集团军下达了任务。为了割裂敌被围集团，巴托夫将军和奇斯佳科夫将军的集团军从西面实施主要突击。扎多夫将军和加拉宁将军的集团军由北面、舒米洛夫将军和托尔布欣将军的集团军由南面同时转入进攻。第62集团军的任务是：“以积极的行动，从东边将更多的敌人吸引过来。如果敌人企图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突围的话，就坚决地把它堵住。
任务很明确。于是，我向方面军司令员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在方面军主力发起主攻之前，决不让保卢斯从城里撤走一兵一卒。
最后，方面军司令部的几个参谋一再问：
如果敌人在我各进攻集团军的突击下，把全部兵力从西边调到东边来，第62集团军能否顶得住？”
我们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这样回答：
“如果说保卢斯在今年复秋两季用其全部兵力都未能把我们赶进伏尔加河，那么，现在已是饥寒交迫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就休想向东跨进几十步。”
方面军参谋长马利宁将军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回答说：1943年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已不是1942年夏季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保卢斯的集团军已不成其为集团军，而只是一个有武装的战俘营罢了。
在方面军所有部队开始进攻之前，也就是在1月10日之前，第62集团军的部队，在执行方面军司令员下达的任务的同时，一直以强击队进攻敌人。我军各个阵地的状况一天天好起来。每天都有几十个支撑点和土木质发射点被摧毁或落入我军手中。结果，敌22个师中有6个师和5个工兵营，仍同过去一样，被第62集团军牵制住。
被戈林调来、向被围部队运送弹药和食品的运输机，经常遭到我航空兵的攻击。
围绕着水塔进行的生死搏斗，从9月下半月到1月12
日，几乎持续了整整4个月（120天）。
马马耶夫岗的最高点到底易手多少次，谁也说不上来。参加攻打马马耶夫岗的有：罗季姆采夫师的部分官兵；戈里什内的整个师；叶尔莫金的第112师；而在这里参加战斗最多的是光荣的巴秋克师。该师于9月21日抵达右岸，22日便在多尔吉冲沟投入战斗。然后，该师仿佛在马马耶夫岗及其附近的各个山脊上扎了根似的，一直战斗到最后，到1943年1月26日，与奇斯佳科夫将军指挥的部队会合。
关于该师师长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秋克的情况，我要说几句，他刚来斯大林格勒时是个中校，而在歼灭保卢斯集团军之后离开该城时已是一位将军。在这位师长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三个可贵的品质：指挥坚定、作战勇敢、党性很强。他是个既严肃又正直的人，令人可畏可敬。他双腿受过伤，有时走路几乎是一步步地勉强挪动，但他从不坐守在掩体里：他拄着拐棍，又到前沿，又去观察所，而回来时经常要扶着副官的肩膀，但这只是在夜间没人看到的时候才这样。巴秋克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伤病。我是在1月份才知道，那时他没人搀扶已无法走动了。他对任何上级和下级人来都是坦率地讲真话，尽管这样做有时很伤人情面。他上送的报告不需要查证，总是有根有据的。
巴秋克师在来到我们这儿之前就已屡立战功，在卡斯托尔纳亚附近，曾胜利地击退了敌大批坦克的进攻。该师培养了许多不仅在斯大林格勒、就是在全国也闻名的指战员，例如：炮兵连长、著名的防坦克歼击手舒克林，迫击炮连连长、神炮手别兹季季科，出色的工兵扎伊采夫、梅德韦杰夫、阿夫扎洛夫及其他许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英雄们。
该师党组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指挥员：米捷列夫团长、在会战快结束时牺牲在马马耶夫岗的马雅克营长、舒马科夫连长。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政治工作者：特卡琴科、叶尔马科夫、索洛维约夫、格鲁布林，优秀党小组长叶夫多基莫夫、克鲁申斯基、拉德任科。
该师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转战于卡斯托尔纳亚、斯大林格勒、扎波罗热和敖德萨，进军卢布林、波兹南，最后在柏林胜利完成了战斗历程。
1943年1月10日，顿河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同时转入
进攻，分割希特勒的被围集团。第62集团军也由东向西推进，以策应已进攻的各集团军。此时，在马马耶夫岗地域展开了尤为激烈的战斗。这说明敌人非常清楚马马耶夫岗的战术作用。巴秋克师经由马马耶夫岗实施的进攻，在1月25日前，一直遭到敌人的反冲击，敌人纠集了最后的兵力，坚守这里的阵地。
在集团军其他各师的地段上，敌人没有退却，但也没有象在马马耶夫岗那样转入反攻击。他们只是利用工事的掩护进行射击，经常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1月23日，第54师师长索科洛夫向我报告了这样一件
怪事。他的部队前出到红十月镇的西郊，包围了法西斯分子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军向敌守军劝降。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竟向我战士要起面包来。我们的人可怜这些饿鬼，送给他们一些。敌人接过面包来，看来又有了精神，重新开始射击起来。
经过几次这样的“外交谈判”之后，我们的官兵迅速与炮兵取得联系，炮兵们推来几门大炮，直接瞄准这个支撑点射击。等我们拿下支撑点后，发现这里的敌守军是清一色的亡命之徒，几乎每人胸前都佩带有好几枚希特勒奖给他们的奖章。
1月25日，我们已感到我军正从西边压过来。于是，第62集团军便前出到斯大林格勒西郊各工厂居住区。戈里什内师、索科洛夫师、柳德尼科夫师、古里耶夫师、罗季姆采夫师转向北面，消灭盘踞在各工厂区和各工厂居住区的敌北集团。巴秋克师转攻南面，对付敌南集团。1月26日，久已盼望一天终于来了。这一天，第62集团军的部队与从西面实施进攻的巴托夫集团军和奇斯佳科夫集团军的部队会师了。
下面是这次会议的经过：
黎明时，观察所报告，发现希特勒分子陷入混乱，东奔西跑。听到坦克的轰鸣声，出现了身穿红军服装的人……看见重型坦克，装甲上写着“车里雅宾斯克集体农庄庄员”、“乌拉尔金属工人”等字样。
罗季姆采夫师、古里耶夫师、巴秋克师和其它师的近卫军人，高举红旗冲向前去。
上午9时20分，在红十月镇地域举行了激动人心的会师仪式。A·E·古辛大尉把一面写着“1943年1月26日会师纪念”的红旗交给巴托夫集团军的部队代表。
严肃而饱经风霜的官兵们，眼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近卫军大尉F·乌先科向罗季姆采夫将军报告说：您的著名的近卫军战士们赠送给我们的红旗已收下。
“请转告你们的指挥员，”罗季姆采夫将军说：”今天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因为经过5个月艰苦顽强的战斗之后，我们终于会师了！”
钢铁堡垒—重型坦克开过来了。坦克手们从舱盖里探出身子，挥手欢呼。强大的战车群继续向工厂、向前方驶去。
很快，第62集团军其它分队的代表们也同巴托夫集团军、奇斯佳科夫集团军和舒米洛夫集团军的部队见了面。
敌人仍在负隅顽抗，但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敌官兵缴械投降。经常是数名苏军官兵就俘虏了上百名希特勒法西斯分子。
1月31日，第64集团军的军人们俘虏了第6集团军司
令官保卢斯元帅和他的司令部的所有人员。当天，德军南集团也完全停止了抵抗。市中心的战斗结束了。是日傍晚，第62集团军的军人们俘虏了敌步兵第295师师长科尔费斯少将和他的司令部人员，还俘虏了当时正呆在该师司令部的步兵第4军军长普费费尔炮兵中将、第51军军长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中将、第295师参谋长迪塞利亚上校以及一些校官参谋。
希特勒的这些将军，是被第62集团军通信团18岁的团小组长米哈依尔·波尔特为首的3名战士俘虏的。波尔特在来斯大林格勒之前，曾在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战斗过。
1月31日晚，我、古罗夫和克雷洛夫，在我的已经变得宽敞明亮的掩体里，审讯被俘的德国将领们。看到他们那一副副因为饥饿、因为自己的命运生死未卜而心神不安的样子，我吩咐端些茶来，并请他们吃点东西。他们都身穿礼服，胸前佩带着勋章。奥托·科尔费斯将军一手端着一杯茶、一手拿着一块面包片，问到：
“这是什么意思，是宣传吗？”
我回答：
“如果将军认为这茶和小吃具有宣传的意思，那么，我们并不特别坚持要您食用这宣传性的食品。”
这一对话使俘虏们稍微活跃起来，我们的谈话持续了约1个钟头。科尔费斯将军比别人说得都多。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声称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回避回答问题。
科尔费斯将军在交谈中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认为：当时德国的状况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状况，有许多共同之处。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坐在那儿，口里不时地说着“是”和“不是”，哭了。
最后，冯·赛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中将问：
“准备怎样处理我们？”
我告诉他有关俘虏管理条例，并补充说，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佩带奖章和勋章，但武器除外。
“什么武器？”普费费尔仿佛不明白似的，看着赛德利茨感兴趣地问。
“被俘的将军不得随身携带任何武器。”我又重复了一遍。
于是，赛德利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铅笔刀交给我。我当然又交还给他，并告诉他，这类“武器”我们并不认为是武器。
普费费尔将军问我：
“在11月19日之前的城市争夺战期间，您和您的（第62集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
我回答说，我的指挥所和集团军司令部一直在城里、在伏尔加河右岸，指挥所司令部的最后所在地，就是我们现在呆的地方。
于是，普费费尔将军说：
“真遗憾，当时我们没有相信我们的侦察员。我们本来是能够将您和您的司令部从地球上抹掉的。”
审讯完被俘的将军后，我们把他们押解到方面军司令部，希望他们尽快了解和研究苏联的真实情况，以免发生谬误，并摆脱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他们的影响。
1949年，我在柏林与奥托·科尔费斯将军重逢。他那时已是德苏友好协会里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我们见面时，已经象老熟人一样了。我当时担任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正帮助德国同志恢复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前少将奥托·科尔费斯为巩固德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许多事情。奥托·科尔费斯不是单枪匹马地干，许多德国将军、军官和士兵懂得了真理之后，都开始为和平、为新的德国而奋斗。
6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南集团被消灭后，尽管局势已很明朗，即全歼敌北集团已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敌人仍在负隅顽抗。
1943年2月2日清晨，我和古罗夫一起来到设在“红十月”工厂办公楼的废墟上的观察所。师长柳德尼科夫、索科洛夫和戈里什内的观察所都离这儿不远。第62集团军对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及这两个厂的居住区实施了最后一次突击。参加进攻的部队有戈里什内师、索科洛夫师、柳德尼科夫师、古里耶夫师、罗季姆采夫师和施特戈里尔旅。友邻的各集团军的部队也同时从西、西北向敌北集团发起进攻。进攻于中午12时开始。
炮火准备很短促，只对可见目标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是怎样在废墟里抱头鼠窜。我步兵和坦克随即发起进攻。
残余的希特勒分子抵挡不住最后的攻击。他们举起双手投降，刺刀上绑着白布条。
成千上万的德军俘虏从我们身旁走过。他们朝着近6个月以来一直想突破的伏尔加河、伏尔加河彼岸走去。所有士兵和军士都虚弱已极，衣服上爬满了虱子。他们衣衫褴褛，令人不忍目睹。尽管已是零下30度的严寒，有些人还赤着脚。然而，德国的军官们，个个全身披挂，都是肥肥胖胖的，口袋里装满香肠和其它食物，看来是分配“可怜的口粮”后剩下的。
第6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各师师长和部分团长，聚集在“红十月”工厂被炮火毁坏了的办公楼里的最后一个观察所里，高兴地互相祝贺胜利，怀念未能活到今天的战友。
希特勒早在1942年11月就下过保证，要解救被围部队，现在已不得不正式承认惨败，并宣布举行三天的哀悼。
被围歼在伏尔加河畔的敌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部分部队，是一支突击集团军，共拥有22个配备大量加强兵器的师，兵力上超过1个方面军军团。
希特勒很为第6集团军、为它的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为它的全体官兵而感到骄傲。该集团军各师是由“纯血统的阿利安人”组成。例如，步兵第79师是在1942年8月组建，几乎全部由20至27岁的青年组成。据俘虏自己说，该师每5个士兵中就有1个纳粹党员。
第6集团军司令官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和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官霍特上将就是德国将官中的典型代表。在攻击伏尔加河上的这座堡垒时，保卢斯52岁，52年中他在德国服役了3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一名队列军官，大战结束时，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名参谋。1918年德军战败后，保卢斯没有退役，还在军事部服务了很长时间，后来在坦克司令部任参谋长，积极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
希特勒掌权后，保卢斯被提拔到赖歇瑙元帅指挥的集团军参谋长的岗位上。保卢斯随该集团军在1939年秋进军波兰，1940年参与了攻陷法国的战争。1940年9月，保卢斯被任命为德军参谋总部军需部长。1941年1月，晋升为坦克兵将军。在进攻苏联前夕，已成为希特勒的将军们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6集团军在伏尔加河畔被围歼期间，希特勒奖给保卢斯佩戴铁十字骑士勋章用的“橡树叶”，并授予他元帅军衔。
第6集团军承担过许多极重要的任务。1940年5月10
日，该集团军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背信弃义地第一个侵入比利时国土。它在阿贝特运河突破了比利时部队的抵抗之后，旋风式地占领了全国，给比利时带来了死亡和毁灭。第6集团军各师蹂躏过欧洲许多国家，到过布鲁塞尔和巴黎。
1941年，希特勒把第6集团军调到东方来对付苏联。它在哈尔科夫地域参加过许多战斗，夺取了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并在1942年从那儿进军伏尔加河。该集团军被委以重任，承担了1942年南方作战计划的最重要的任务—夺取伏尔加河上的要塞。
希特勒企图为已覆灭的第6集团军戴上骗人的光环，以掩盖自己战略计划的失败。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大本营发表一个特别公告，其中说道：“俄国人建议第6集团军的士兵投降，然而，德国士兵无一例外地都继续在原地坚持战斗。”第二天大本营又广播说：“有少数德国士兵和盟国士兵向苏联军队投降。”这所谓“少数”却足足有9万1千多人。对已当了战俘的2500名军官、24名将军和保卢斯元帅本人的命运，希特勒却闭口不提。
苏军在伏尔加河畔歼灭了法西斯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之一—“B”集团军群，尔后，又歼灭了由装备齐全的精锐部队组成的“顿河”集团军群。该军事集团被歼灭后，仅在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区就收殓和埋葬了约14万希特勒分子的尸体。在长达200个日日夜夜的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德军统帅部付出了包括死伤、失踪和被俘在内的至少150万人的代价。
我们在阿赫图巴河一带的村庄里驻扎了约1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第62集团军各师基本上得到休整补充，得到了新的武器，并准备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开进，赶上远去的战线。
祖国给予防御斯大林格勒的各部队和各师许多优厚的奖励。几乎所有的师、团都被授予近卫军称号。第62集团军也改为近卫第8集团军。在指挥员和战士们的胸前都戴上了“近卫军”徽章。
在奔赴前线前夕，我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调往新的工作岗位举行了欢送会。师级政委、后来擢升为中将的古罗夫，对我们大家来说首先是一位战友。从战斗开始以来，他一直在河右岸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分担受挫折时的痛苦和分享胜利时的喜悦。而现在却分手了……
我们将库兹马·阿基莫维奇送出中阿赫图巴村。去送行的有克雷洛夫、华西里耶夫、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特卡琴科、别列杰夫和我。谁也没说一句离别的话和祝愿的词，但我们都与古罗夫拥抱吻别。虽然我们大家眼里含着眼泪，古罗夫却比别人更难过：他走了，而我们留了下来……
K·A·古罗夫是个意志坚强、非常冷静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都站在伏尔加河岸上，炸弹片穿了他的遮耳冬帽。他摘下帽子，看了我们一眼，微笑着说：“破是破了点，但还能戴。”
他是个善于把严格的党纪和军纪同令人信服的语言结合起来的坚持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他善于及时地在政治中保证所有战斗计划和措施的实施，不论这些计划和措施什么时候实施。他深入研究人的思想，他一旦选定哪个人之后，就给予信任，从不用繁琐的监督去对待别人。他经常对我说：“这些汇报应当查实一下，而那一些是真实的”。事实上，也的确象他说的一样。在生活中，他是个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从不会感到寂寞。
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后，我们仿佛很孤单，经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罗夫牺牲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我们将永远怀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
我们开始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向前线开去。第62集团军转移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地域。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车站上车。白天，我到集团军编成内各师上车的车站巡视一遍，黄昏时我来到沃罗波诺沃。
传来机车的鸣笛声、车轮的震动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我们每个人都默默地说：
“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和洗礼的城市！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到那时你该是什么样子、再见吧！长眠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里的战友们！
我们就要向西挺进，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报仇……”
我戎马生涯中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