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8月下旬开始，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战事已经向东移到了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地带。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主力，都把攻击矛头直指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两个集团军的共同任务是：包围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前出至伏尔加河。
我和舒米洛夫将军一起查明了集团军正面的敌情。此后，我就前往瓦西里耶夫卡村一带。据兵团指挥员报告，我军正在那里与进攻的敌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在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以北的110．4高地，我找到了配属给库罗帕坚科师的炮兵团团长的观察所。在这里，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正在进攻，但不知为什么炮兵团却按兵不动。
“敌人正在进攻，你们为什么不开火？”我问炮兵团长。
他显得有些窘迫，说：
“炮弹快用完了。”
指挥员在准备撤退时，往往都这样搪塞。
“我命令你们立刻装上炮弹，向敌人射击！”
“打哪个目标？”
“打敌人的预备队。”
我从观察所里清楚地看到，大群大群的敌军步兵正在比尔佐瓦亚村蠕动。
炮兵团接连两个齐射，迫近的敌预备队沿着山谷四散奔跑起来。
过了一会儿，师长也来到了观察所。我们立即又组织师属炮兵实施了补充火力突击。接着，步兵团转入了反冲击。战斗持续了2小时。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又回到我们手中，敌人狼狈地向南退去。
次日，我来到了柳德尼科夫师指挥所，它位于第74公里铁路会让站附近。这个所谓的指挥所是个窄小的堑壕，只有1．5米宽，6米长。尽管柳德尼科夫请我进去，我没有立刻钻进指挥所。
敌军的重型火炮正向我们四周轰击，但我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战场，因为我军已在那里展开了反攻。
反冲击的主要兵力是坦克营和柳德尼科夫的步兵分队。他们都是刚刚投入战斗的。我看到，在我军的打击下，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向后败退。但过了20—30分钟，敌机飞来了，开始俯冲攻击。我坦克和步兵停止了前进，在原地向敌人射击。殊死决斗在两军的坦克之间展开了。双方的步兵都没有向对方靠近。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几小时。
我觉得这一地段的局面是稳定的。我向舒米洛夫通报了这里的情况，就前往尤尔金国营农场，它是第29师的防御地段，位于阿布加涅罗沃以北10公里处。
在还没到达阿布加涅罗沃之前，我们在一辆已烧毁的T－34坦克旁边把汽车停下来。决定稍吃一点东西，休息一下。我们都已饥肠辘辘，都感到分发的食品不够吃。但是，正当我们席地而坐，打开罐头，准备就餐时，我发现距我们的“餐桌”只有一米远的草地里，竖着一个烧焦的、发黑的人的胳膊。我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大家顿时大倒胃口。我们站起身，丢下摆在报纸上的食品，坐上车走了……。
在第29师指挥所里，我遇到了方面军副司令员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将军。看来，他不大愿意坐在方面军司令部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敌军飞机轰炸自己步兵的情景。刚才，这里曾发生短暂的枪战，我们的部队迅速撤退到新的防线，诱使敌步兵快速向前推进。正在这时出现了敌机。它们以20—30架为一个机群，轮番地轰炸自己的军队达半小时以上。德军步兵和坦克兵被炸得抱头鼠窜，他们向天空发射了几十颗白色信号弹，意思是：“自己人，自己人。”但是，敌机并不善罢甘休，一直轰炸到没有炸弹为止。
我军实施的机动虽不复杂，但却非常巧妙，我步兵部队迅速地撤离敌空军准备轰炸的阵地，这样就把敌人引诱到自己的俯冲飞机的火力之下。
晚上，我决定返回集团军指挥所，它位于泽塔以东10公里的一个凹地里。
在接近第74会让站时，我们看到一大群红军战士越过铁路，向北撤退。听不到枪响，也看不到后面有追兵。我们三人下了汽车，命令他们停止退却，返回铁路另一侧构筑工事。过了一会儿，柳德尼科夫师的几个连排长来了，我命令他们坚守这块阵地。我们没能赶到柳德尼科夫的指挥所，因为天色已黑，夜间出发可能会遭遇德国人。
在铁路道口，我们遇上集团军政治部的一名军官（他的姓名我已记不得了）。他告诉我，舒米洛夫和整个司令部的人都在打电话找我。这时，我才想到，我已近10个小时没有与集团军司令部联系了。
M·C·舒米洛夫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J·T·谢尔欠克、H·H·阿布拉莫夫、参谋长A·A·拉斯金都与我相处得很好。我们结识不久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工作中大家齐心合力，并总是互相关照（直到我离开这个集团军，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这种友好气氛）。而现在，他们突然不知我的去向。
他们的担心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这种“四处游荡”的将军失踪、牺牲或是被俘的事，时有发生。
我走进司令部，舒米洛夫一见我就高声喊道：
“他在这儿，找到了。”
他立即给方面军参谋长打了电话，报告他我回来了。
大家责备我、骂我，但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异常的兴奋。他们因为久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已经命令柳德尼科夫和其他部队指挥员在战场上搜寻我，至少要找到被打毁的汽车。可是，我竟平安地坐着自己的汽车回来了。
2
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在继续进攻，他们从南面穿过通杜托沃实施其主要突击。8月21日，他们楔入第64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的接合部达15公里。这就增加了哥特集团军从南面突破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的危险。
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①的司令员A·A·叶廖缅科，为了加强对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御，从我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线上，抽调了4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4个近卫迫击炮兵团和坦克第56旅，用于加强斯大林格勒以南由第57集团军防御的危险地段。这些部队阻止了哥特集团军的进攻。但是这一调动却削弱了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御，而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正准备向他们的接合部发动进攻，从西面进攻斯大林格勒——
①从8月13日起，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A·A·叶廖缅科将军统一指挥。B·H·戈尔多夫将军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副司令员。
敌人计划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伏尔加河的同时，还企图从纵深包围我第62集团军的右翼。后来，他们是相当认真地实施包围第62和第64集团军这一计划的。
1942的8月23日，斯大林格勒面临危急关头。这一天，敌人突破了第62集团军在韦尔佳奇和彼斯科瓦特卡地段的防御。敌坦克第14军和步兵第8军的3个步兵师，2个摩托化师和1个坦克师涌进了这个突破口。敌人的先遣营在100辆坦克的支持下，从雷诺克村以北前出到伏尔加河。
形势万分危急。任何一点惊慌失措都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德国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正是想引起我军的恐慌，并利用这一点攻入斯大林格勒。敌人于8月23日白天向斯大林格勒派出了大量的轰炸机，进行了近2000架次的轰炸飞行。从战争开始以来，敌人的空袭还未达到这样的程度。斯大林格勒这座沿伏尔加河绵延50公里的大城市，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灾难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数以千计的家庭。在这一天中，共有120架敌机被我空军和高炮部队击落。轰炸一直持续到天黑。
但是，这场狂轰滥炸并没有在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中间引起惊慌和混乱。军人和市民们都坚决响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和城市党组织的号召。著名的工厂，如拖拉机厂、“街垒”工厂、“红十月”工厂和发电站，都变成了防御的堡垒。工人们一边生产武器，一边和部队并肩保卫工厂。头发花白的察里津保卫战的老英雄、炼钢工人、拖拉机厂工人、伏尔加河上的水手、装卸工、铁路工人、造船工人、职员和家庭妇女、父亲和儿子，全市人民同心协力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由A·A·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0师和斯大林格勒卫戍区的其他部队，也进入了战斗阵地。
战斗越来越激烈。德国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德寇愈是接近城市，战斗就愈加激烈，红军战士就愈加勇敢。如果要打个比喻，那么，可以把我军在这些日子的防御看成是弹簧，压得越紧，弹力越大。
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的首席副官，在记述这些天的战斗时写道：
“苏联军队寸土必争。坦克第14军军长冯·乌特斯海姆将军的报告简直使我们难以置信。……他写道：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市人民的支援下实施反攻击。市民们也拿起了武器，表现得异常英勇。在战场上可以看到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们那已经僵硬的手还握着步枪和手枪。在被击毁的坦克驾驶仓里，呆坐着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类似这种情况，我们从未见过。”①——
①B·亚当：《困难的决择》，德军第6集团军一个上校的回忆录，莫斯科，1967年版，第106页。
在这几天里，在斯大林格勒以西40公里的小罗索什基地区作战的33名军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是第62集团军步兵第87师第1379团的战士。带领他们作战的是副指导员、共青团员列昂尼德·科瓦廖夫。他们虽然身陷重围，却没有后退一步。德国人用70辆坦克多次冲击英雄们的阵地。战士们的粮食吃完了。天气酷热，可他们连一滴水也没有。但是，他们没有丝毫动摇。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共打毁敌军27辆坦克，打死敌人近150人。
鉴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遭到顽强抵抗，德军统帅部开始不断加强其进攻力量。战役规模越来越大。
虽然8月23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到伏尔加河，但是，他们未能扩大突破口，并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北部地区。沿雷诺克——斯帕尔达诺夫卡——奥尔洛夫卡一线，各村庄临时组织起来的防御阵地变成了敌人无法逾越的障碍。在斯大林格勒北郊，数百名劳动者以及防空高炮部队的战士和第62集团军的军人们，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德军无法从这里攻入城里。
在南面，在第64集团军的防御地段上，敌人也未能冲到伏尔加河。我军的多次反攻击使敌军伤亡惨重。
在这段时间里，我军防御最薄弱的环节是在第62集团军的右翼，也就是在科特卢班车站和科内会让站一带。假如敌人哪怕是将两个师从科内会让站转过头来，沿铁路向南进攻，那么，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到位于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后方的沃罗波诺沃车站，从而切断这两个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联系。
但是，希特勒的将军们看来是想一箭双雕：在行进间夺取城市，同时包围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他们只认定这个目标，却没有发现苏联军队的抵抗正变得越来越顽强。他们想用狂轰滥炸动摇我们的军心，但是这个算盘也打错了。全市人民承受住了这次极为野蛮、极为残酷的打击。
第62、64集团军实际上已被装进一个口袋，口袋的底部在顿河岸边的利亚皮切夫村，北侧在伏尔加河边的雷诺克，南侧在通杜托沃火车站。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要从通杜托沃车站南面前出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红军城，需要沿直线走15公里。
德军司令部认为形势很有利，可以迅速夺取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区。因此，希特勒要求保卢斯将军和哥特将军在8月25日拿下斯大林格勒。
现在，只有全军将士，即从方面军司令员到每一个士兵都表现出果敢顽强的精神，才能挽救我们的军队。我们知道，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本人已作出决定，要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我们懂得，在这里，在伏尔加河，决定着1942年整个战争的命运和结局。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在整个战局中的地位与1941年的莫斯科很相似。在这里集中了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主要的战略、政治和经济目标。
1942年秋季，在伏尔加河地域进行的战斗是如此炽烈，以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苏联军队能否守住斯大林格勒，将对整个战局发生极大影响。
尽管局势十分严重，第62、第64集团军在防御的同时，仍然不断地对敌军主力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击。8月下旬敌人企图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经通杜托沃火车站、直扑向伏尔加河。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使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所有军队都陷于包围之中。我们必须阻止敌人在我防线南部的这一楔形攻势。
最高统帅部有计划地加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力量。从8月1日至20日，共向这两个方面军派去了15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军。但由于铁路通过能力有限，这些部队不能如期抵达前线。只有5个步兵师在8月20日之前到达卡查林斯卡亚地区，而各坦克军要在8月23日或24日才能抵达斯大林格勒郊区。由于顿河和伏尔加河的中间地带局势紧张，方面军司令员不得不命令这些刚刚开到的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即没有给它们划定在战线中的位置，又没有给它们时间进行战斗准备。
从统帅部预备队拨出的由M·C·克尼亚泽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315师，在8月23日以强行军的速度前往戈罗吉什地区，以便在内围廓占领防御。当天下午，该师在行军途中，先后遭到敌机和从韦尔佳奇地域冲进来的敌军坦克的攻击。
由B·A·格拉兹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35师，奉命在中围廓占领防御。但它的先遣支队23日夜间才抵达防线。在科特卢班车站以南，由A·A·斯托利亚罗夫大尉率领的先遣支队，与一大股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展开了战斗。敌人向我先遣支队的阵地发动了5次冲锋，均被打退。激战中斯托利亚罗夫大尉中弹牺牲。鲁边·鲁伊斯·伊巴露丽上尉接替了指挥职务。伊巴露丽上尉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英勇牺牲了。
鲁边·鲁易斯·伊巴露丽牺牲后被授予大尉军衔并被追认为苏联英雄。他的骨灰现在安放在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近卫步兵第35师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攻击，还未占领防御阵地，就被迫撤退到萨莫法洛夫卡地区。
为了消灭突入到伏尔加河的敌军，我军建立了两个突击集群。第1突击集群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H·A·科瓦连科少将指挥，其编成内有坦克第4、第16军，步兵第84、第24、第315师。该集群的任务是，8月25日清晨向苏哈亚梅切特卡山谷方向实施突击。第2突击集群包括坦克第2、第23军，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装甲兵司令A·C·什捷夫涅夫中将指挥。该集群的任务是，通过契尔洛夫卡向叶尔佐夫卡突击。这两个集群的任务是，以协同的动作围歼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地域前出到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
为了恢复顿河左岸的防御态势，方面军司令部发布了如下命令：坦克第4集团军左翼的近卫步兵第27师和第298师，从北面向韦尔佳奇实施突击，歼灭当面之敌，并推进到顿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韦尔佳奇一线；第62集团军的右翼，包括配属给该集团军的近五步兵第35师和坦克第169旅，向佩斯科瓦特卡进攻，并在日终前抵达韦尔佳奇——
佩斯科瓦特卡一线，在顿河左岸与坦克第4集团军会合。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继续留在城内。为了便于指挥作战。8月26日，在小伊万诺夫卡地区设置了辅助指挥所，在那里坐阵的是方面军副司令员H·A·科瓦连科少将和方面军参谋长C·H·尼基舍夫少将。
由科瓦连科将军和什捷夫涅夫将军指挥的两个突击集群的突击，迫使敌坦克第14军转入防御。8月26日，在科特卢班地区的突破口只剩下一条4公里宽的走廊。保卢斯被迫从空中向这个军提供补给。
在这以前，敌人已经组织了强大的反步兵和反坦克的火力系统。敌空军这些天活动得特别频繁，他们有步骤地轰炸和扫射我行进中的部队，使我军无法在白天有组织地准备和投入战斗。
我坦克第4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和第62集团军的右翼部
队，实施旨在挺进顿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韦尔佳奇——佩斯科瓦特卡一线的反突击计划未能实现。
特别应该说一说这个时期的通讯工作。
战争的第2年，通信联络仍是我军的薄弱环节。德军所有部队都已配备了电台，而我军却仍以有线电话为主。电话经常出故障，于是不得不派出军官四处联络，而用这种方法指挥分散在开阔草原上的部队是非常困难的。
在敌军日益增强的压力下，我军被迫撤退。经常是印有“急件”字样的命令送到部队时，命令中要求守住的村镇已经失守；有时甚至被指定执行命令的部队也已经名存实亡。
在大军压境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市党组织的工作特别紧张。州党委第一书记A·C·丘亚诺夫领导的市防御委员会变成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战斗机构。在工厂区，工人们组织了工人营来保卫自己的工厂。这些工人营的工人来自拖拉机厂、“红十月”工厂、“街垒”工厂和其他企业，他们舍生忘死地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
数百名共产党员开赴前线，开赴斗争的第一线。对惊慌失措和贪生怕死的行为展开了无情的斗争。斯大林格勒市防御委员会发出告人民书：
“亲爱的同志们！
亲爱的斯大林格勒公民们！
狂暴的敌人已经逼近我们亲爱的城市。像24年前一样，我们这座城市又在经历着艰难的时刻。散发着血醒气的德国鬼子要闯进充满阳光的斯大林格勒，要玷辱我们伟大的俄罗斯河流——伏尔加河……
斯大林格勒的公民们，同志们！
我们决不让敌人侵占我们亲爱的城市，决不让敌人毁掉我们的房屋和亲爱的家庭。我们要在所有的街道上构筑起不可逾越的街垒，要使每一座房屋、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街道都变成攻不下的堡垒。
所有的人都出来修筑街垒吧！大家组织起战斗队吧！在每条街道上都筑起街垒……在严酷的1918年，我们的父辈保卫了红色察里津①。让我们在这1942年也护卫住荣获红旗勋章的斯大林格勒！——
①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译注。
大家都去构筑街垒！
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起来保卫我们亲爱的城市，保卫我们的家园！”
在烈焰滚滚的街区里，正在英勇战斗的有居民防空队、医疗卫生分队和消防队。不参加生产的妇女、儿童、老人以及伤员们被疏散到了伏尔加河左岸。内河港的船只和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艇，虽然在敌机轰炸中遭受巨大损失，仍冒着炮火向后方输送人员，再把军队和武器装备从左岸运到右岸。区舰队还派出部分舰艇轰击突入到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敌军。
省和市的党组织在新到达的部队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他们和部队党委会一起，争分夺秒地组织工人队伍和部队连、营之间的协同动作。在这些日子里，被围困的斯大林格勒变成了战斗的堡垒。在党的领导下，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投身到抗击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去。从祖国内地开来的部队，看到城市军民团结战斗的情景后，都增强了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决心。
在城市防御的南翼，局势也更加复杂了。约有250辆敌军坦克在通往红军城的接近地上进攻。8月24日，德军坦克第14、第24师和摩托化第29师从南面打到了索良卡林，但未能继续推进。我步兵第422、第244师和近卫步兵第15师的反冲击，制止了哥特集团军的进攻。
在这些战斗中，炮兵分队的表现尤为出色。他们共击毁近60辆敌军坦克。
敌人对我近卫第15师的近卫炮兵第43团战炮排的阵地实施了强大的航空火力准备之后，搭载着冲锋枪手的约20辆坦克开始进攻该排阵地。排长M·F·赫瓦斯坦采夫上士，让坦克开近到可以用大炮直射时，才下令开炮，一举击毁两辆坦克。其余的坦克边射击边逃了回去。不一会儿，炮兵阵地上空出现了敌机、敌军坦克再次发起冲锋，在行进间向我军阵地开炮。许多炮兵战士负了伤。赫瓦斯坦采夫命令他们撤退，自己带领5名战士用一门没有被打坏的炮继续向敌人射击。他用几发炮弹又击中敌人一辆坦克。炮弹很快打光了。敌军坦克开始从两翼包抄这个排的发射阵地。炮手们全都牺牲了。M·F·赫瓦斯坦采夫抓起一枝反坦克枪，在距坦克很近的地方向坦克开火，又打毁了一辆。其余的坦克冲了上来。赫瓦斯坦采夫抓起一颗手榴弹，跳出战壕，向最近的坦克投了过去，但坦克没有被炸坏。他又迅速跳进战壕，敌坦克在战壕上反复轧了几遍。当坦克刚一开走，赫瓦斯坦采夫又跳出战壕，向它投了一颗手榴弹。他没有看到自己投出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落到什么地方，德军步兵的冲锋枪把他打倒了。
勇敢的炮兵上士M·F·赫瓦斯坦采夫牺牲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这是我军英雄炮兵的功绩之一，而这样的功绩有几十例、上百例。
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在近一星期的战斗中毫无建树。他们损失了大量的战斗人员和战斗技术装备，被迫放弃了进攻红军城、尔后推进到伏尔加河的计划。
8月27、28日，希特勒统帅部重新部署了部队，命令右翼部队向左翼运动，更准确些说，是向战线中部的阿布加涅罗沃、卡普金斯基地域调动。被调往该地区的有德军坦克第14、第24师，摩托化第29师以及罗马尼亚的步兵第6和第20师。这些部队的任务是，向泽塔和纳里曼实施突击，穿过这两个村庄与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会合。我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两个师面临被包围的威胁。
但是，敌军的机动被我侦察机关及时发现，方面军司令员命令第62、第64集团军各部队撤退到新的防御地区。它们包括：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新希望”国营农场、大小罗索什卡、罗索什卡河左岸、切尔夫连纳亚河左岸、新罗加奇克、伊万诺夫卡等。
8月29日夜，我和第64集团军工程兵主任D·B·博尔
济洛夫斯基上校乘车去切尔夫连纳亚河沿岸地区勘察地形。我们当夜在驻守在佩斯昌卡村的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格军那里过夜。次日清晨，我们才开始勘察。
8月30日上午，我们在新罗加奇克地区勘察时，看到了正在撤退的第62集团军的部队，而在卡尔波夫卡地区，战斗已经打响。第64集团军的部队距这个阵地还有30—50公里，我很担心这些部队不能及时退到新的防御区域，不能像8月17日我南部集团军撤退时那样悄悄地摆脱敌人。
中午，我们遇到了E·A·戈利科夫将军，他受方面军司令员的指派，也在这里勘察地形。菲利普·伊万诺维奇见到我们很高兴，因为他可以把这一地段的勘察任务交给我们。而我很高兴，因为他当时就从自己的预备队中拨出一个反坦克炮兵团给我，而我可以用这个团封锁切尔夫连纳亚河上的几处浅滩。
8月30日晚，德军飞机发现了这个阵地，并向反坦克炮兵团阵地上投了几颗炸弹。
我向舒米洛夫将军通报了我的勘察工作、新的防御地区的态势以及友邻的第62集团军的情况。整整一夜直到31日上午，我们一直没合眼，我们等待着部队撤回新的防御地区。31日早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部队没能悄悄地摆脱敌人。
第64集团军各团渡过切尔夫连纳亚河之后，立即展开队形，占领战斗阵地。集团军指挥所设在腊瓦特卡山谷，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山林空地”国营农场。第62、第64集团军的翼侧在新罗加奇克林附近接合。在左翼，第64集团军与E·A·托尔布欣少将指挥的第57集团军会合。敌人不敢从行进间对我军新阵地发动攻击。
9月1日，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的右翼和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左翼在旧罗加奇克地区会合，但是敌人的这次钳形攻势未能包围我军部队。从这以后，敌人的这两个集团军把进攻重点放到了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地区，即沿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至科捷尔尼科沃铁路一线。
9月1日，德国人显然是忙于调遣军队和占领出发阵地，以便进一步发动进攻。9月2日，他们开始对我军后勤设施、炮兵发射阵地和通讯枢纽部进行猛烈轰击。我们设在亚哥德纳亚山谷的备用通讯枢纽部被破坏。显然，德国人掌握了我军通讯枢纽部的位置，甚至对我军各指挥所的位置也很清楚。
9月3日晨，德军在飞机轰炸和炮火准备之后，发动了全线进攻。中午12时，敌军已在我集团军左翼渡过了切尔夫连纳亚河。方面军司令员要求我们立即恢复原有态势，并命令舒米洛夫将军亲自到128．2高地指挥反攻击。
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H·H·阿布拉莫夫带着通讯指挥器材，继续留在卡腊瓦特卡山谷波波夫村附近的指挥所里。中午，戈利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他了解了情况以后，口头传达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几个命令，然后又沿前线往前走了。半小时后，我们这里遭到了空袭。大概是敌军侦察机发现了我们的指挥所。但我们无权转移指挥所，因为这里是通讯枢纽部，要从这里指挥部队。何况在空袭时，在开阔的草原上转移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须在掩蔽部里继续工作。而掩蔽部的顶部，不过是20多厘米厚的木棍和土层。
我的办公桌上摆着几部电话。对面是军事委员会委员H·H·阿布拉莫夫的桌子。掩蔽部只有6平方米，四壁是土墙，顶盖很低，里面又热又闷，尘土飞扬。顶上的土不时地从木棍和木板的缝隙中漏下来。
轰炸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渐渐习惯了，不再去注意引擎的轰鸣和爆炸的巨响。
突然，我们的掩蔽部仿佛被抛了起来。爆炸声震耳欲聋。我记不清我和阿布拉莫夫是怎样摔到地上的，桌子、凳子都被掀翻。在我们的头顶上，透过尘雾露出了一块天空，沙土石块从上面飞落下来，周围是喊叫声和呻吟声。
尘土稍稍消散之后，我们在距掩散部只有6—8米的地方。看到一个巨大的弹坑，直径约12—15米。周围躺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边还有炸翻的汽车，炸坏的电台。电话通讯也被破坏了。
集团军的通讯中间站这时已经修复，它位于亚哥德内村附近，在集团军基本指挥所以南2公里处。我决定从那里与部队保持联系。
我带上副官克利莫夫和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内，乘我的汽车出发了。但是我们的车刚开出山谷，敌机又开始轰炸我们的指挥所。飞机投放的是小型炸弹。我们看到，一群D—
88飞机超低空飞越我们指挥所上空，每架都投下10—12枚炸弹。接着它们开始追赶单个的汽车。一架容克飞机向我们的汽车俯冲过来。我们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靠沉着机智脱险的。
我一面紧盯着敌机，一面向卡尤姆喊道：
“直走，不要拐弯！”
我一见敌机投弹，就命令司机向右猛拐。高速行驶的汽车猛然来了个90度转弯，炸弹着地时，我们已开出100多米。
敌“容克”飞机向我们投掷了约12枚炸弹，但我们几个人谁也没有受伤，只是汽车的蓄电池箱被打漏，电解液流光了。马达不能发动了。刚才与敌机周旋的地方距指挥所才300—500米。
趁卡尤姆修理马达，我登上了一个土岗，发现德军坦克正从齐边科村驶出来。前面是10辆，然后又是10辆，总计大约100辆，坦克正从切尔夫连纳亚河谷中驶出来。它们在大路上排成纵队，向北面、向巴萨尔吉诺会让站方向驶去。
这时，我们得知，当敌机轰炸我们的部队和集团军指挥部的时候，敌军坦克趁机突破了我军在瓦尔瓦罗夫卡和齐边科地区的防御。现在，这些坦克距我们的指挥所只有2公里。很快，我炮兵向敌坦克开火了。于是，我决定不再去通讯中间站，我步行回到被炸坏的指挥所。在指挥所里，我又见到戈利科夫将军，他又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和集团军司令部的联系已经恢复。我得知，德国军队已在两处突破了第64集团军的防御：一处是在齐边科村镇附近；另一处是在纳里曼村镇附近。
第62集团军防域地段的形势也很不乐观。敌人已在罗索什卡河地域突破我军防御，扑向巴萨尔吉诺会让站一线。
天黑前，我一直留在指挥所。夜间，舒米洛夫才把我们召到新的指挥所，它设在别克托夫卡以西5公里的树林里。
第62、第64集团军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向后退却，一直退到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最后阵地。
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每条道路上，都是绵延不断的向后撤退的人流。集体农庄的庄员，国营农场的工人，拖家带口地向伏尔加河渡口赶去。人们把牲口、家什等所有能拿走的东西都带上了，什么也不给敌人留下。
3
9月5日，敌人占领了沃罗波诺沃车站，并调集预备队，试图展开不间断的进攻，闯过萨多瓦亚车站。这里是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敌人在这个方向的突击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带着集团司令部的一组军官，分乘3辆汽车，前往距沃罗波诺沃车站2公里的佩斯昌卡。我们的任务是坚守这一地段。
从佩斯昌卡村的西北角，可以清楚地看到沃罗波诺沃车站以及那里的德军高射炮、步兵和坦克。这时，空中出现了7架我军的伊柳辛式飞机。我们观察了这些飞机用火箭弹攻击敌高射炮和集结的坦克的情景。
我们都集中精神观看这场战斗，没有发现从南面飞来几架D—88型德军飞机。敌机发现了我们的汽车，立即就对我们发动了攻击。
庆幸的是，恰巧附近有一个很好的掩蔽部，那是第64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将军两三天前使用过的。我们立即钻进了掩蔽部。说实在的，再晚一点就坏了。到底有多少架飞机轰炸了这个村的西部，很难估计。但我们觉得，好像所有的炸弹都落在我们周围。轰炸持续了近10分钟。
当灰尘消散之后，我们发现掩蔽部的顶盖已有一半被掀开了。奇怪的是，我们当中谁也没被炸伤，谁也没有被顶部落下的木头砸伤。
我们走出掩蔽部之后，看到德国坦克正从沃罗波诺沃方面向上耶耳珊卡的我军阵地进攻。25辆坦克冲在前面，后面紧跟着步兵。伪装和掩蔽在上耶耳珊卡村的我军坦克和步兵，向敌人开了火。
几次齐射之后，就有7辆敌军坦克中弹起火，其余的坦克立即调转车头，全速驶回了出发阵地。敌人以后的攻击也都被我击退了。
但是，我们的部队，首先是步兵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坦克手表现的十分突出，他们以准确的炮火击毁了15辆敌军坦克。
我来到坦克手们中间，我意外地发现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列别杰夫上校，他是1937年和我一起在基谢列维奇服役的战友。我当时指挥一个机械化旅，列别杰夫是营长。
我们的相会是短暂的，也是最后一次。后来，列别杰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英勇牺牲了……
当我们经过“山林空地”国营农场返回司令部时，我们看到数架“容克”飞机排成环形战斗队形，正在攻击一片小树林，大概是发现树林里集结有我军的部队和辎重。我军的大口径高射机枪在射击敌机。路旁的菜园里停着一辆卡车，上面架有一挺机枪。一架D—88型飞机从编队中斜插出来，向这辆卡车俯冲。车上的两名机枪手毫不胆怯地向敌机开火。一串曳光弹击中了敌机。敌机想退出俯冲，但已经来不及了，一头栽进了距机枪手不到100米远的泥土里。
4
德军突破了我军的外廓防线，迫使红军退到内廓（市区）防线。随后，德军把其主力压上了我第62、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即沿铁路从卡尔波夫卡车站到萨多瓦亚车站的那个地段。他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一举占领斯大林格勒。
9月初，活动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防线正面的敌军有9个步兵师，3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这个敌军集团共拥有500辆坦克，向它提供空中支援的是第4航空队的1000多架飞机。
在这一地区上空作战飞机的敌机，每天达1000架次，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对城市实施空袭的飞机。
德军与防御斯大林格勒的我东南方面军的部队相比，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这以前已被大大地削弱。第62、第64集团军的某些师只有500—1000人。在这两个集团军防御地带作战的10个坦克旅，总共只有120辆坦克。
鉴于斯大林格勒的严重局势，最高统帅部在9月3日的训令中，要求统帅部代表I·H·朱可夫大将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训令中说：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现在距斯大林格勒只有3俄里①。如果我北部集团的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
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援助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②——
①1俄里等于1．067公里——译注。
②见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正在城市以北集结，其中有：C·K·科兹洛夫少将指挥的第24集团军，其编成内有5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P·B·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第66集团军，其编成内有6个步兵师和4个坦克旅。此外，还有H·C·莫斯卡连科的近卫第1集团军。该集团军正在集结，人员物资补充即将完成，其编成内有8个步兵师以及3个还在途中的坦克军（坦克第4、第7、第16军）。
拥有近百架飞机、由E·L·鲁坚科空军少将指挥的空军第16集团军，也被编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按照统帅部的命令，这个空军集团军应使用于支援从北面和从西北面向敌人实施反冲击的部队。
为了完成统帅部规定的任务，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决定，除上述3个集团军外，坦克第4集团军的左翼部队也参加反突击。空军第8和第16集团军应掩护方面军各部队的集结，并对敌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实施突击，保障部队的进攻。
我们当时知道，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正在集结着我军强大的反突击力量。他们的任务是，消除已经形成的从韦尔佳奇至伏尔加河的敌军走廊。击退敌军，并与第62集团军会合。
同时还应指出，德军从罗索什卡河——切尔夫连纳亚河一线推进到我内廊防线之后，他们的前进速度降低了。敌人开始做攻城准备，在行进间对部队进行扩充和调整。
我们以为，最高统帅部和方面军指挥部将会等到保卢斯的集团军陷入城市巷战以后，再选择时机向德军翼侧实施突击。
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在斯大林格勒北面所发生的情况。
H·E·莫斯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预定在9月2日发起进攻。但是，该集团军未能如期到达出发地域。
这段时间，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里的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是I·H·朱可夫。他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副手，在这里拥有全权。统帅部不断地催促他把那3个集团军投入战斗。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引用了一段他和最高统帅部的电话谈话。朱可夫请求推迟反突击的时间，以便各部队完成集结和完成前送弹药、物资等工作。斯大林回答说：
“您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到你什么都弄好了再动手？……叶廖缅科断言，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只要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接着写道：
“我回答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求准许按原定时间5日发起总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①——
①I·H·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78年版，第二卷第72页。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最高统帅的这些谈话和高级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但我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I·H·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敌人已被阻止在内廊防线上，他们的进攻速度缓慢，行动犹豫。攻到城下和夺取城市是两码事。我们的军队在郊区顽强地抗击着德军，敌人将会陷入巷战之中而不可自拔。
但是，统帅部仍在不断催促。
9月3日，近卫第1集团军转入进攻。但是，进攻开始时，部队没有得到炮兵和航空火力的充分的准备和有力的支持，而且不是所有部队都到达了出发阵地。该集团军只前进了5—6公里，就被敌人阻止住了。
敌人这时在内廊防线上调整兵力。在9月5日以前，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9月5日，I·H·朱可夫执行统帅部的命令，命令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集团军发起进攻。但是，这次进攻也没有准备好。I·H·朱可夫写道，炮火的密度不大，没有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系统，而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进攻部队未能全部完成预定任务。
城北的苦战一直持续到9月15日。那里的部队在50公
里的行军之后立即投入战斗。但是，我军既未能继续向前推进，也未能夺取敌军阵地，进而向南突破，向斯大林格勒靠拢。
9月12日，最高统帅助理I·H·朱可夫和国防委员会
代表I·M·马连科夫向统帅部呈送了以下的报告：
《莫斯科，斯大林同志。
……
2．我们没有停止第1、第24、第66集团军已经开始的进攻，我们正在坚决实施进攻。正如我们已向您汇报过，我们把掌握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投入了这次进攻。
未能与斯大林格勒守军会师的原因是，我军的炮兵和航空兵弱于敌人。首先发起进攻的我近卫第1集团军，既没有1个加强炮兵团，也没有一个反坦克炮兵团或防空火炮团。
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迫使我们没等部队集结完毕和加强炮兵的到达，就于9月5日把第24和第66集团军投入了战斗。
各步兵师是在50公里行军之后，立即投入战斗。
由于各部队匆忙投入战斗，又缺少加强兵器，我军未能突破敌人防线，并与斯大林格勒守军会师。但是，我们的迅速突击却迫使敌人把其主力从斯大林格勒方向转过来对付我们，这就缓和了斯大林格勒的局势。如果没有这次突击，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被敌人占领了。
3．我们未给自己规定统帅部不知道的任何其他任务
……》。①——
①见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到9月12日，第62、第64集团军的部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经过英勇抵抗之后，撤退到距城市2—10公里的防线上。这时，在库波罗斯诺耶地域的敌军已前出至伏尔加河，从而把第62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分割开了。
第62集团军担负的任务是，防御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和工厂区。它的防御正面从伏尔加河右岸的雷诺克村开始，经奥尔洛夫卡、戈罗吉什和拉兹古利耶夫以东地域，再经实验站、萨多瓦亚火车站到库波罗斯纳亚。奥尔洛夫卡距伏尔加河的最大的距离只有10公里。9月13日，双方直接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打响了。
5
1个半月的战斗生活，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使我有可能在战斗中研究敌人并分析他们的战役企图和战术思想。
用两个楔子插入我军防御纵深，然后在某一点上会合，这是德军将领们一切战术思想和战役企图的基点。由于德军在飞机、坦克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突破我军防线，插入楔子，造成一种包围的假象，从而迫使我军撤退。但是，只要用顽强的防御或反冲击，阻止或粉碎其中一个楔子，另一个就会悬在空中、失去依托。
在战术上，敌军也有一套死板的公式。只有在坦克已经接近攻击目标时，步兵才进攻。而坦克的进攻，一般又要等到敌机已经飞到我军头顶上时才实施。只要打乱这个顺序，敌人的进攻就会受挫，他们的部队就会败退回去。
例如，在顿河沿岸，第112师就连续几天成功地打退了敌人在上奇尔斯卡亚和新马克西莫夫斯基地域的进攻。那时，敌机不敢飞近我军阵地上空，因为附近配备着掩护顿河铁路桥的强大高射炮群。
在阿克赛河也是这样。敌军坦克没有及时支援步兵，所以步兵很快就被打退了。
在普洛多维托叶、阿布加涅罗沃和许多其它地段的战斗也是如此。
侵略者经受不住我军的突然打击，特别是火炮和迫击炮的轰击。我们每一次对密集敌军的火炮攻击都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德国鬼子害怕近战，他们在距我军1公里或更远的地方，就开始用冲锋枪射击，子弹连一半距离都达不到。他们放枪是为自己壮胆子，同时也想吓唬我军战士。他们害怕我军部队在反冲击时接近他们，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德军步兵同坦克和航空兵的通信联络组织得很好，特别是通过信号弹和无线电台进行联系。敌人步兵常常用几十发、几百发信号弹，向自己的飞机指明部队和阵地的位置。我军指挥战员摸清了这个信号系统，常利用它迷惑敌人。
在分析敌人的战术和战役手段时，我努力寻找对付敌人的措施和办法。特别是经常考虑，怎样在战场上消除或削弱德国空军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我军战士的心理影响。我想起了在国内战争时与白匪和波兰白军的战斗。当时我们没有炮火支援，只好冒着敌人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进攻。我们跑步接敌，使敌人炮兵来不及修订标尺轰击我们。战士们齐声高喊着“乌拉！”冲上去，这就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因为我们的冲锋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我得出结论，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变换各种办法与敌人展开近战。我们应该尽量靠近敌人，使敌人的航空兵无法轰炸我们的前沿阵地或战壕。要使每个德国兵都觉得，他正处在俄国武器的瞄准之下，随时都可以请他饱尝一颗致命的铅弹。
这些想法是我在思考斯大林格勒的命运时产生的。我觉得，恰恰是在这城市争夺战中，才可以迫使敌人接受近战，并打掉敌人手中的主要王牌——空军。
1942年9月11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召见我。这个军事委员会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我告别了舒米洛夫、阿布拉莫夫、谢尔久克、拉斯金内和其他同志，乘车从别克托夫卡前往方面军司令部，它设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亚梅。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离开战场，没有看到自己的后方了。
通往后方的道路繁忙拥挤。小路上挤满了后撤的部队和难民，法西斯飞机对这些向东疏散的和平居民进行野蛮的袭击。渡口上拥挤不堪。在伏尔加河各条支流运行的渡船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超载。
在伏尔加河岸边，聚集着许多满载伤员的马车和汽车。看到这种情景，我心如刀绞，但我去爱莫能助。人们看到我佩带着将军军衔，都围拢上来询问：
“城里情况怎么样？”“我们会放弃斯大林格勒吗？”“什么时候停止撤退？”。
我当时不知道统帅部和方面军首长的计划，但我始终坚信，我们将全力保卫斯大林格勒。
“我们不会放弃斯大林格勒！”我对伤员们说：“不可能放弃！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
但是，当人们问我，什么时候来船把他们运走时，我却无言以对。
伤员们躺在露天里。身上的绷带沾满了血污和尘土，看上去象染过颜色的树皮。饮食没有保障。医护人员累得东倒西歪。
在一个渡口旁，有一所野战医院。我走进手术室，那里正为一个背部被迫击炮弹片炸伤的战士做手术。外科医生和护士们的脸色比他们的工作服还要白。他们劳累过度，睡眠不足，都已疲惫不堪。伤员在呻吟，手术台旁的盆里放着血红的纱布。医生打量了我一眼，又继续工作。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又要做下一个，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几个了。
另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被抬上了手术台。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说着什么。从伤口上取下绷带时，他一定非常疼痛，但他只是呻吟，没有喊出声来。其他几张手术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感到头晕，感到有点恶心。这里也是前线呀。
夜里，我们渡过了伏尔加河。
河的右岸大火熊熊，火光不仅照亮了河面，也照亮了左岸。行车可以不开大灯。我们沿蜿蜒的道路行驶，有几次几乎是沿河边走。有时德军炮弹飞过城市和河面，落在左岸。这是法西斯在有目的轰击从东面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没有经过战阵的人会以为，在这火光冲天的城市里，已经没有生存之地了，一切都被毁灭了。但我知道，在河对岸的战斗仍在继续，这是一场气壮山河的战斗。
我们一行4个人：我、我的副官I·A·克利莫夫、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和传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
我们午夜时赶到亚梅村，更确切些说，我找到了不久前亚梅村所处的位置。德军用远程炮火和空中轰炸摧毁了这个村子，残破的房屋被我军拆去构筑掩蔽部或当柴烧了。当然，我在这里没有找到方面军司令部，甚至连一个知道方面军司令部现在何处的人都没找到。
记不清我们坐着车在这村子周围绕了多久。大约午夜2时，我们找到了第64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将军的掩蔽部，他把我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军设在地下掩蔽部里，上面用灌木丛做了巧妙的伪装。值班将军告诉我，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参谋长刚刚躺下休息。召我到司令部来的原因他不清楚，他建议我也休息一下，天亮再说。毫无办法，我只得去找亚历山德罗夫借宿。
战斗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了个觉。战场距这里8—9公里，与敌人隔着一条伏尔加河，所以我不用担心夜里会发生意外。
9月12日10时整，我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并立即受到司令员廖缅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H·C·赫鲁晓夫的接见。
他们向我宣布，我已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司令员，并向我交待了任务。
他们的指示大意是：德国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斯大林格勒。我军不能把斯大林格勒交给敌人，不能继续撤退，也无处可退了。而第62集团军司令员洛帕京将军认为，他的集团军守不住城市。
最后，方面军司令员问：
“崔可夫同志，您怎么理解这项任务？”
我没想到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也无需多想，因为一切都很明确，不言自明。我立即答道：
“我们不能把城市交给敌人，斯大林格勒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至关重要。这个城市的失守将挫伤人民的斗志。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城市。现在我不提任何请求，但在研究城市形势之后，我将请求军事委员会给予援助，而到时请帮助我。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就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认为我正确地理解了任务。
我们告别了。我想尽快地单独呆一会儿，思考一下，我是不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我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任务是艰巨的，因为敌人已兵临城下。
走出掩蔽部后，我找到方面军参谋长I·E·扎哈罗夫将军，了解第62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的位置。
出发准备很简单。只能带最必需的东西，否则汽车装不下。我命令传令兵列沃利德留在左岸，找到第62集团军后勤部并留在那里工作。列沃利德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没理解我的意思。
“怎么啦？”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一切都明白了。我不由地想起他是怎样成为我的传令兵的。
列沃利德当时16岁，是共产党员季莫费·西多林中校的儿子。战前，西多林中校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时，我就认识他。
战争开始后，我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见到了西多林。他是第64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1942年7月26日，西多林中校在顿河渡口旁牺牲。我曾几次见到老西多林和他的儿子在一起，他们形影不离，而且彼此长得很像。7月26日晚上，这个小家伙到指挥所来找我，报告说：
“司令员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遗体已运到。”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死者的儿子，所以一时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坐在我旁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扭过头对他说：
“交给司令部警卫队长，叫他们挖好坟坑，准备乐队和葬礼所需的其他东西。”
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认识列沃利德，不知道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说话很生硬。
等到列沃列德走开后，我告诉阿布拉莫夫：
“他是西多林中校的亲生儿子！”
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
“真的？！”
他惊奇地喊了一声，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16岁的列沃利德·季莫费耶维奇·西多林请求爸爸带他去前线。他爸爸让他在集团军司令部警卫连当了一名列兵。
他很勇敢，枪又打得好，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
安葬西多林中校时，我不在场。第二天早晨，我准备去自己的观察所。上汽车时，我看到了列沃利德。他趴在地上，哭得很伤心。我不假思索地喊道：
“红军战士西多林，马上上车，跟我出发！带上冲锋枪，多带些子弹！”
列沃利德从地上跳起来，弹掉身上的土，整了整军装，像箭一样跑去执行命令。他很快跑了回来，放心地坐上汽车。路上聊起来，我才知道，他母亲被疏散到西伯利亚某地。我小心地问他，是不是想找母亲。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触到了小伙子的疼处。他坚定地说：
“不去。即使您把我从这里赶走，我也不会离开前线，我要为父亲和其他人报仇。”
从那时起，列沃利德·西多林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很安心，甚至在战斗中，也是高高兴兴的。他什么都不怕，只是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地为他死去的父亲流泪……
想到这些，他看了看他的眼睛，又带上他回到炮火连天的城市里。
列沃利德·西多林至今仍在苏联武装部队中服役，军衔是中校。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
6
在前往第62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往事。人生中有这样一些日子，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仍然使人精神振奋，受到启示。
1919年5月4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它是我的第2个生日。在那天，我被接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1918年11月起，我就参加了党的同情者小组）。
那天早晨，我被通知参加团党支部的会议。
“晚上，我们要讨论你的入党申请，”一个共产党员告诉我说。
我很兴奋。整整一天我不是按小时、而是按分钟计算着时间。我努力埋头工作，但是办不到。头脑中思绪万千，使我坐卧不宁。当然，我们团的共产党员不会说我胆小、懒惰、或是不关心他人。
在这方面，我是不担心的。但是，做一名伟大列宁缔造和培育的党的真正党员，我够格吗？还应做哪些事才能对得起列宁、对得起列宁党的党证？
开会时间到了，我心中忐忑不安……
共产主义营的政委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戈尔布诺夫主持会议。会上，首先悼念了在战斗中牺牲的共产党员们。然后，师政治部代表向党组织传达了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他详细地介绍了代表大会讨论的几个军事问题。接着，讨论党员发展。
最后，会议主席宣布：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提出了入党申请……”
我站起来，立正站好。有人惊奇地说：
“我们一直以为崔可夫是共产党员呢。”
“谢谢！”我慌乱地回答说，接着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经历。
会议主席问：
“有要发言的吗？”
首先发言的是2连连长瓦尔杰马尔·多梅罗夫斯基。接着是骑兵侦察班长瓦西里·费多托夫。
大家结合作战情况评价了我的工作，因为那时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执行战斗任务。
同志们一致同意接受我入党。表决后，我感到自己已经是苏维埃俄国的执政党—列宁党的一员了。领到党证以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候，在被包围的时候，在进攻或退却的时候，都没有丢过它。
那时，全国各地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支援东部前线军队的工作。在我们东部前线各地区，也都在深入贯彻党的“八大”决议和“八大”制定的红军建军基本原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了大会工作，这就保证了列宁提出的党领导军队的总路线的贯彻。托洛茨基贬低政治委员和军队党组织的观点，受到党的批判和坚决抵制。
4月10日，B·A·列宁发表了致彼得格勒工人信，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高尔察克匪帮。中央政治局仅在4月下半月，就6次开会讨论东俄的局势，对与高尔察克作战的各集团军，给予具体的指示和帮助。莫斯科、彼得格勒、雅罗斯拉夫利、萨马拉、喀山等城市的党组织，动员共产党员踊跃参加为东部前线组建的补充连和补充营。
4月底，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指挥的东线南部集团对高尔察克实施了主要打击。其作战路线是：从布祖卢克地区出发，经别列别伊到马法。高尔察克军队的左翼被击溃。这为我北部集团的第2集团军、继而是第3集团军的战斗准备和转入决定性的进攻，赢得了时间。
5月下半月，第2集团军，其中包括步第28师，准备强渡维亚特卡河。
……5月20日，也就是进攻前4天，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来到了马马得什。我在第3旅旅部向他报告了自己的姓名、职务，旅长戈尼欣也在场。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般的人物。他中等身材，体格很健壮。不过，我当时没能仔细打量他。原因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强烈地吸引着我，那是一双兰色的大眼睛，同时是冷酷的、锐利的。想不看他的眼睛是不可能的。他看了看我，一开口就以“你”相称：
“你这样年轻就当上团长了？”
我立刻回答说：
“阿津同志，您也不老呀！”
“老是不老，但是活了很久了……是共产党员吗？”
“是，”我自豪地答道。
“你的团在哪？”
“正在城市南北两侧防御敌人。”
“你要防御很久吗？”
“我想，您一到来防御就结束了。”
戈尼欣旅长插话说：
“阿津同志，他觉得进攻比防御更带劲……”
阿津看了他一眼，戈尼欣没有说下去。
“这要以后看”，阿津转向我说：“两小时后，到这里来，我们去看看对手。”
“是！”我回答道，并按条令做了个向后转，走了出去。
两个小时后，我骑着我的棕黄色的马，准时来到旅部。门口已经备好了两匹马。我下了马，把僵绳交给了传令兵。
阿津和戈尼欣从旅部走了出来。这时，我有机会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师长，他的肩很宽，动作灵活，步伐矫健。他的打扮相当奇特：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制服，领口敞开着；肥大的哥萨克裤子下面是一双带马刺的靴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羊羔皮帽子，帽子戴得稍向后偏，这就特别突出了他那宽大的前额和向右梳着不十分浓密的、柔软而色淡的头发。手中还提着一条长长的马鞭。
他跳上自己的顿河种马，立刻向城北奔去。跑上田间大路后，他勒住马。我一直一步不落后地紧跟在他后面。
阿津看了我一眼，问道：
“很早就会骑马了吗？”
“6岁学会的。”
这时，戈尼欣也赶上来了。阿津用手指着东面的敌占区，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
从我们站的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河的对岸和地平线上连绵的高地。我回答说：“强渡维亚特卡河之后，我将通过亚科夫列沃村向前进攻，以便夺取村东的几个高地。”
阿津说：
“你对任务的理解是正确的。只有夺取这些高地，才能保证其余部队渡过维亚特卡河。”
他又问：
“占领这些高地之后，你准备留多少预备队？”
“大概一、两个营。”
阿津惊讶地转过身来：
“什么？”
“是这样……我的团现有5个营，而不是编制规定的3个营，所以我可以大方点。如果行动顺利，就得留两个营作预备队。”
听了我的回答，阿津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
“派谁担任前卫？”
“用轮船和驳船可以一下子运过1营、3营……和乐队。”
“什么乐队？要它干什么？”阿津皱起眉头。
“团的乐队……为了让大家战斗得愉快。”
“是这样，明白了。你自己这时在什么地方？”
“就在轮船上，我留副团长指挥其余部队渡河。”
“对，”阿津赞许道，又警告说：“记住，整个战役成功的关键在于速度。”
阿津再次肯定了我的各项安排，就让我回团里去。他带着戈尼欣向北奔去，寻找左邻部队去了。
他们走后，我回想了我们的谈话、师长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我明白了，勘察地形时，师长暗暗地对我进行一次军事考核。此外，我还确信，我对师长的渡河计划的理解是正确的。
回到团部后，我见到了师政委T·H·佩拉耶夫。他十分平易近人。深棕色的眼睛带着关心和信任的神情，说起话来温和平静，但每个词都像钉子一样钻进你的头脑。总的说来，他不愧为阿津的战友。和他一同来的是我们团的新政委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杰尼索夫。对此，我十分高兴，因为一个团没有政委，就好像一条船没有桨一样。
杰尼索夫黑脸膛儿，黑头发。他当即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1918年入党，原是坎巴尔克工厂的工人，工厂在卡马河左岸、萨拉普尔后面。
“其他情况我们以后在工作中会互相了解的……”
初次见面，我就感到政委是个性格刚毅的人。
佩拉耶夫询问了战士们的情绪、给养、服装和弹药等情况。我回答说，这些当然都不充足，但我不想叫苦，我们可以自己解决。接着，师政委衷心地祝贺我加入了党组织，这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忍不住地向他讲了自己在会前的激动心情和想法。还讲了会议的经过。我讲话时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听得很认真。
“好，我希望您能永远记住这件事。”他说。
“这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我回答说。
7
国内战争有许多独特的斗争组织形式。武装起来的人员被编组为军队的不同的战斗单位——团、旅、师、军或游击队。他们懂得斗争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了自己的战术方法。他们积极主动，而不是墨守成规。每次战斗都有创新。在这种战争中，如果不能经常地创造性地认识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就必然在第一仗、最多在第二仗惨遭失败。高尔察克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军官，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库中得到的当时是很完善的军事技术装备。因此，同高尔察克军队的斗争就更加艰巨，因为妥协是没出路的。对高尔察克来说，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而对我们来说，只能胜利。
高尔察克的富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们，让自己的部队去占领交通干线、铁路枢纽、重要的行政中心、工业城市和产粮区。他们组建了强大的机动部队和兵团。与他们的斗争主要是争夺居民点、道路和江河地的斗争。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即使在高尔察克军队暂时停止进攻的时候也没有。他们仍旧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由精悍的自卫军军官指挥的、装备齐全的机动部队上。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这段时间里，保卫共和国的军队，同样也获得了必要的经验，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实施同样的机动进攻战役；他们也没考虑到，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已经成为战斗的联盟，而全国劳动人民、甚至包括高尔察克匪帮后方的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成为我军完成战斗任务的依靠。
党提出的“全力反击高尔察克！”的口号，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毫不留情地粉碎白匪军，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个口号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战斗纲领。
这次我组织全团准备进攻时，我就预测了进攻的发展进程，当然是根据自己的估计。我设想了这样一幅战术画面：敌人防御，我们进攻；敌人希望我们正面进攻，我们却要寻找侧翼；但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敌人又调整了部署，并重新占据着防御我进攻的有利阵地。其结果是，我军不断地遭受损失。这就是说，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敌军战斗队形中的薄弱环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支很好的侦察队。这支侦察队要象人们常说的，成为指挥员的耳目。
同时，我认为，防御和进攻一样，也需要侦察，所以，我和政委商量之后，决定抽调优秀的战士，组织骑兵侦察队和步兵侦察队。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骑兵侦察队上。该队队长由智勇双全的菲利普·古里亚诺夫担任。他挑选了近40名久经征战的老兵，都是和他自己一样勇猛的骑手，而且枪法准确，刀技娴熟。他们中的每个人我都认识，经过前几次战斗，我对他们都有所了解。
记得有一次，身村高大、骨骼粗壮的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向我走来。他的手很长，背微驼，脸上长满粉刺，说起话来带着鼻音。
“崔可夫同志，您吩咐吧！”他站在我面前说道。
“你会干什么？”我问他。
“什么都会。”
“比如说呢？”
“你愿意的话，咱俩摔一跤，可是，如果我把你的骨头摔断了，你可别怪我。”
“还会什么？”
“枪打得准，还能在骑马时藏身在马肚子下面。难道你不知道是我把杜金团长连人带马从泥潭里拉出来的？”
我们聊了起来。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曾经在沙皇禁卫军猎骑兵团当过兵，后来参加过攻打冬宫的战斗，B·A·列宁在斯莫尔尼宫时，别尔德尼科夫曾多次担任过大厦警卫。同雅科夫·马克西莫维奇·别尔德尼科夫一起参加骑兵侦察队的，还有他的朋友伊万·帕拉特尼科夫。据别尔德尼科夫介绍，帕拉特尼科夫的听力像鸟一样灵，夜间能看见东西，而且动作敏捷，任何妖魔鬼怪都会被他制服。
我觉得米哈伊尔·佩列沃希科夫也很有意思。他是个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头脑机灵，身手矫健，他甚至可以追上狂奔的马。
安德列·西帕伊洛夫、瓦西里·费多托夫、格里戈里·桑尼科夫、费奥多尔·罗季奥诺夫、伊万·奥西波夫、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他们像一个人一样，都是既勇敢、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战士。古里亚诺夫选入侦察队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勇士……
我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没有错看他们。
1919年5月24日凌晨，两艘战船开到了马马得什码头
附近，它们负责掩护拖挂着驳船的轮船。步兵第249团首先登船，接着是我们团。
战士们动作很快。阿津站在码头上，不时给战士们打气。一辆装载机枪和弹药的马车停留在栈桥上，阿津向驭手骂了一句。
“你骂什么？”驭手说道：“没看到车子重吗？快帮一把！”
阿津跑到车子跟前，在战士们的助威声中，合力推起车来，马车很快就上了驳船。
两个营的部队、乐队和一门3英寸口径折大炮都上了船。
我走到阿津跟前问：
“可以开船了吗？”
他让我转过身，面对轮船，拍着我的后背，喊道：
“前进吧，敌人的末日到了！”
我们开船了，乐队奏起了《同志们，勇敢地向前》的乐曲，部队情绪高昂。我们全速驶向对岸，敌人沉默着。我们看到，从对岸靠别索尼赫村的地方，划来一条小船，船里有3个白军士兵，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他们趁还未开战，脱离了高尔察克军队。
在距对岸还有100米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轮船和驳船先后搁浅。我们立刻成了没有战斗力的活靶子。我来不及多想，马上问船长：
“水有多深？”
“一俄尺半到两俄尺。”①——
①1俄尺＝0．71米——译注。
我命令乐队：
“奏《国际歌》！”说完，我纵身跳入水中。
水不深，只到胸部。站在我周围的战士，也都跳入水中。河水好像开了锅。红军战士们纷纷从轮船和驳船上跳入水中。空中回荡着《国际歌》的乐曲，水面上挤满了向前游动的人群。水面上只能看见他们的头，有成百上千个头，都在朝白军占领的河岸方向前进。
一直在观察我们登陆的阿津，看见我们的船搁浅之后，立即命令火炮加强对敌军堑壕的轰击，这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处境。我们终于登上了河岸。轮船和驳船在我们跳下水后离开了浅滩，开到岸边。我们搞了个码头，把大炮、大车和马匹从船下卸了下来。
敌人未经战斗，就退到了亚科夫列沃村和安济尔卡村以西的高地上。这说明敌军主力摆在纵深。1营在行进间占领了亚科夫列沃村并渡过了安济尔卡河。3营夺取了奇尔施村。
在亚科夫列沃村附近，炮兵架起了火炮。观察所设在教堂的钟楼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轮船拖着驳船又靠岸了，这次又运来了我们团的两个营。他们大约3小时后才能到达战场。
这时，在维亚特卡河注入卡马过的河口里，两军的江河区舰队展开战斗。高尔察克区舰队企图用全力把我军战船从维亚特卡河河口赶开，以便从后方攻击正在渡河的我军部队。而我军的区舰队根本没有想过撤退。整个河面都笼罩在浓重的硝烟中。
在预备营和另一门大炮与团主力部队会合之后，我们决定继续进攻。
太阳还很高，这时各营在两门大炮的支援下一齐发动了冲锋。敌人经不住我军的冲击，动摇了，向后败退下去，退到他们的下一个阵地——200高地。
位于右翼的营夺取了旧穆尔济哈村，已在新穆尔济哈村作战。
为了更好地观察战斗进程，我带着传令兵来到了新穆尔济哈村的北面。在那里，发现了正在实施反冲击的敌军散兵线。走在前面的是手握马刀的军官，刀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散兵线一排接一排。敌人随时可能打垮我军，情况十分危急。如果敌人把我军从已占领的高地赶到安济尔卡河，并继而赶到维亚特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
应当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传令兵骑马到共产主义营传达我的口头命令，要该营展开队形，从侧翼攻击敌人……但还没等命令送到，我团主力已开始向后溃退。
我骑的是棕黄色的马，身上穿着皮夹克。红军战士们应该认得我。如果认不出来，我也要迎着敌军官的马刀冲上去……
我迎着正在退却的部队飞驰过去。战士们停住了脚步，我冲进人群当中高喊：
“跟我来！”
说完催马就走。我想回头看看部队是不是跟在后面，又不敢看。最后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跟上来了！挺着刺刀跟上来了。周围子弹嗖嗖地飞，好像有一群蜜蜂在叫。但我既不能低头，也不能俯身趴在马背上，因为红军战士们会认为我胆怯了。
在距白匪军还有200米左右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动摇了。闪亮的马刀不见了，带着金肩章的军官们已经把背对着我们了……
我听到有几个人对我说：
“崔可夫，我们是不会后退的，你到左边去，我们的人正在那里撤退。”
我意识到，这一地段上的危机已经过去了。当我掉转马头，回目张望时，不禁毛骨悚然：我军散兵线正在缓慢地后撤，甚至连枪都不打，白匪军的散兵线在后面追赶；在200高地上，出现了敌军骑兵，大约有150人，正在展开队形，准备冲锋。
我冲到高地附近，看到一个可悲的场面。红军战士的散兵线停住了，白军距他们只有20米，站在前面的两个军官挥舞着马刀高喊：
“投降吧！”白匪军的骑兵正向这里冲来。
我高喊着“乌拉”，掠过自己的部队前面，来到两军之间。红军战士们立刻投入了肉搏战。两个白匪军当即被刺死，一部分敌兵向后逃跑了，其余的举起了双手。敌骑兵已冲到跟前，他们的脸都可以看清了。我来不及下达命令，就用手枪向近处的敌骑兵射击。身后传来我军战士射击的枪声。敌军的马匹和骑兵在我的眼前纷纷倒地。又过了一会，白军骑兵都逃跑了。
我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控制周围地区的那个高地。但是，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战士们开始挖战壕。指挥员在调整散兵线，填补空当，组织整个防线各段之间的联系。
不久炊事车来了。战士们盛满了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大家也给我盛了饭。团政委杰尼索夫从左翼骑马来到了这里，他也精疲力竭了。
休息片刻之后，杰尼索夫和我又到各营各连去，向战士和军官们说明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并与友邻部队恢复联系。我们一直忙到深夜。
我们总结一天的战斗。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敌人已从维亚特卡河岸被赶走，这就可以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河。我团在主要方向上已向前推进15—20公里，从两侧控制住了马马得什至耶拉布加的大道。
但这一天我们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指挥人员伤亡很大。副团长马马林和共产主义营营长热列兹金负伤，部队失去了季亚科诺夫和舍夫佐夫两位营长，还有几位连长，其中包括我在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同学尼克，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由于缺少指挥人员，我们决定按编制员额把5个营合并为3个营。
我任命1营长谢尔盖耶夫为我的副手。前沙皇军队的军士库兹明接替了他的职务。2营长仍然是布哈尔金，3营长是安德里亚诺夫。
现在，团部有许多科、股、处，可在那时是没有的。全部作战文书都装在团长和他的副官的皮图囊里。我通过通讯员和电话向各营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之后，在日出时就和政委一起骑马到阵地上去了。
在山谷中，野战炊事车已经冒起缕缕炊烟。战士们努力把一天的饭都吃进肚子。大家邀请我们一起吃。政委和我每人喝了一小锅汤。
这时，右边响起了枪声。敌人蠢蠢欲动了。但我们没有急于进攻。我们要趁黎明给火炮定位，并组织各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为此，我和政委立即登上了地图上标明的200高地。
敌人在我右邻部队的地段上活动频繁。昨天，高尔察克白匪军的预备队，在敌卡马河区舰队的炮火支援下，沿卡马河岸发起了进攻。枪战已经发展到我团右翼。我让政委留在高地上，自己骑马跑到山脚，向穆尔济哈村驰去。在那里，我看到友邻第43团各营正全线败退。白军排成整齐的散兵线跟在后面，相距大约1公里。榴霰弹在红军战士的头顶上爆炸。他们忽儿挤作一团，忽而又四散奔逃。指挥员们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想制止败退。
在穆尔济哈村，我遇到了炮兵连长，他们连的炮位就在村外，我命令他向正在进攻的敌军开火。在这个村里，我还遇到了我们团的骑兵侦察队，共有40人，菲利普·古里亚诺夫带队。他立刻举着红旗前支增援。
我看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身穿水手服的人加入了侦察队行列。他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马，手中拿着一条长鞭子。他无情地抽打败退的人群，每抽打一下都要用水手常用的话骂一句。当败退的士兵开始向后转时，这个勇猛的骑手骑着他那没有鞍子的马向南、向卡马河岸奔去。他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感到很可惜，他完全可以编入我团的骑兵侦察队……
白匪军的攻击被打退了。他们被我军的大炮和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
这时，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师政委佩拉耶夫身负重伤。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是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的灵魂。他多次参加激烈的战斗，不知有多少步枪和机枪的子弹曾向他发射，但他仍然活着，震慑着敌人，鼓舞我们去创造光荣的事业。可现在，在穆尔济哈村，他遭到了不幸。
回到高地后，我看到我团的战斗队形已经整顿好，准备出击，就和政委决定转入进攻。我们带部队沿大路经过阿尔马拉村，向耶拉布加实施主要突击。
我们把共产主义营、步兵和骑兵的侦察队留作预备队。当我确信营长们都已正确理解了任务之后，就骑马来到了炮兵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
在那里，我见到了炮兵营长。团进攻地段共有7门大炮。当时有7门大炮掩护一个团已经足够了。部队展开队形，开始向前推进。越过高地的南坡，穿过伸向北方的大道。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军后方，不知是谁的火炮向1营的散兵线轰击，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到部队最密集的地方。是谁打得这样准？是敌人的区舰队沿卡马河冲到了我军后方，还是我们自己的炮兵，像常说的那样，“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我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自己人。在科特洛夫卡村北面的232高地上，有两门大炮正在直接瞄准射击自己的部队。我们无法同他们联系，只得派去两名骑兵侦察员，同时，在教堂的钟楼上挂上了红旗。
不久就查清，轰击我团进攻部队的是我军江河区舰队陆战队的大炮。由伊万·库兹米奇·科扎诺夫指挥的“黑政委”陆战队（这是高尔察克匪帮给他们起的名字），经过顽强战斗后在科特洛夫卡村附近登陆，并占领了制高点。他们看到我团进攻部队的散兵线越过200高地的山脊，就误认是白军，于是就轰击起来。也许是穆尔济哈村钟楼上的红旗起了作用，也许是我们的侦察员赶到了炮阵地，轰击停止了。发生这种令人懊恼的事，是由于缺乏通讯器材和及时的互通情报。
这场混乱大约耽误了1个小时，敌人马上利用了这个机会实施反冲击。这次敌人投入的力量比上午大。我立刻把留作预备队的共产主义营投入战斗，接着，我带领骑兵侦察队向前冲去。
没有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搞复杂的机动。我只好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向白匪军冲去。
敌人正气势汹汹的向我逼来。只剩300米了。走在前面的是军官，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身穿长袍、手拿十字架的牧师。他就在我的正前方。很显然，牧师参加冲锋，说明敌人的力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谁的意志坚强，谁就能取得胜利。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战士。他们步伐坚定，队伍整齐，简直象在受检阅。不用说大家都明白，要用心理战对付心理战。两军默默地接近，没有“乌拉”的喊声。
这时，我感到左手受到猛烈的一击，接着是一阵剧痛。我的马倒了。我意识到，马被打死了。但是为什么左手火辣辣地痛，我一时没有想到。我的脚卡在马镫里，右手还握着缰绳。传令兵骑着马跑到我跟前，跳下马来。我从马镫里抽出双脚，一句话也没说，就飞身上了传令兵的马。我好象忘了左手的巨痛，仇恨地怒火在胸中燃烧。
我举起手枪，使出全力喊道：
“乌拉！”
红军战士们也随声喊了起来。竭尽全力向前奔去。战场上，“乌拉”的喊声冲上云宵，又向远方滚滚而去。
敌军的散兵线被撕裂。敌军官死的死，逃的逃。牧师也落荒而逃。在跑动时他的长袍下摆向两边飘起，活象乌鸦的翅膀。
“喂！穿长袍的，你这个坏蛋！”
我愤恨的骂道。我本想去追他，但这时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超过了我，他们高举着明晃晃的马刀向前奔去。
我一回头，看到师长阿津正沿大道飞奔而来。他骑着一匹乌黑色的马，身披黑色的毡斗篷，战刀在头顶上闪耀。骑兵第28团的两个连紧跟在他的后面。也举着明晃晃的马刀。骑兵和步兵的“乌拉”声震天动地。我军炮兵已把炮火转向阿尔马拉村。
阿津超过我时，喊了一声：
“你好！”就往前冲去。
骑兵们紧跟着他直向敌军后方杀去……
我骑马跑进了阿尔马拉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我从马上爬下来，把身子靠着井台旁的取水吊杆。左手的疼痛越来越剧烈。
此时，1营长库兹明跑了过来，看到我的伤势，立刻召呼卫生员来救护。
枪声已经停了。我记不清是谁从我手中取下了缰绳，是谁把我扶进屋。我仿佛在睡梦中听到一个人轻声说：
“他在发高烧。”
我睁开眼，看见政委杰尼索夫在我身旁。他递给我一个水壶。我喝了几口，感到嗓子火辣辣的。那水壶里不是酒精就是伏特加。左手被包扎好了。
酒精使我提起了精神。
“战斗怎么样？”
“敌人跑了。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明天上午，我们可以占领耶拉布加。”
大家想把我运到哪儿去，我并不关心。我觉得困得要死，浑身疲乏已极。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政委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走后你和谢尔盖耶夫指挥吧！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告别了。临走前，杰尼索夫问：
“党证在身上吗？”
我在衬衣口袋里摸到党证，回答说：
“让它留在我这儿吧！”
经过两天的战斗，阿津的第28师右翼各团，粉碎了盖达将军指挥的集团军所属克拉斯诺乌菲姆第1团、卡施特姆第2团、帕夫洛达尔第58团、萨扬第59团、贝加尔第10团和上乌金第12团，并向前推进了50公里。
敌军望风披靡，未经战斗就放弃了耶拉布加。他们根本守不住这个城市，因为我进攻部队与F·A·斯米尔诺夫的江河区舰队相互配合，把这座城市围得象个铁桶一般。如果白军留在城内，他们将被围歼。开进耶拉布加的是我第39、第40、第43团和科扎诺夫的陆战队。
占领了耶拉布加城以后，第28师前出到战役地区，对敌翼侧形成包围之势，威胁着敌军后方。我第5和第2集团军之间的缺口缩小了，又恢复了协同行动。敌军战线岌岌可危，这种形势很快又影响到敌军后方。乌拉尔的工人和西伯利亚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更勇敢、更坚决地展开了反对高尔察克匪帮的斗争。
在那些岁月里，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对革命、对列宁党的忠诚和英雄主义精神，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躺在大车上，走了很长时间。道路崎岖，猛烈地摇晃常常把我惊醒。脑袋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热、一阵冷。
在马马得什我才完全清醒过来。团卫生主任赫梅廖夫正站在我的床边为我诊脉。他留着黄中带红的小山羊胡子，长着一对蓝眼睛。他说：
“现在已经一切正常了。失血过多。应该躺几天。”
但是，我躺不住，闲得难受就翻阅起一堆报纸来。
……美、英、法、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政府，决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高尔察克，承认他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国以后，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前一个多月，同盟国最高会议讨论了“俄国问题”，决定增加对高尔察克的白卫军的援助。5月26日，向高尔察克发出了关于有条件的承认他为俄国最高统治者的照会。在照会上签字的有：美国代表威尔逊、英国代表劳埃德·乔治、法国代表克莱曼梭、意大利代表奥兰迪、日本代表西园寺。照会中说，这些国家愿意帮助高尔察克将军的政府和一切与他们合作的人，向他们提供部队装备、补给品和弹药等。
交换条件是：占领莫斯科以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俄国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外高加索以及其他几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的关系无法调解，则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联盟；承认和平会议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的命运；最主要的是：高尔察克要承认沙皇对外国所欠的债务……
报纸读得厌烦了，我想起了部队。
卧床的3天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还没满3天，我就渡过维亚特卡河，回到了耶拉布加。
我归队的事应该向阿津报告。巡逻的战士告诉我，师长两小时之前从前沿回来，住在神甫的房子里。
我走到篱巴门前，隔着小花园听到从窗子里传出阿津愤怒的说话声。他大概正在训斥什么人。我担心地想：该不该在这种时候见他？如果见了，大概要后悔的……但我还是决定进去。我走进外层，见里面空无一人。我正在房门口停住了脚步。房间里只有阿津一个人。他向我那只挂有胸前缠满绷带的手看了一眼，安静了下来，接着就快步走到我跟前，抱了我一下说：
“回来啦？”
没等我回答，他又用力拥抱我，说道：
“好样的！你的团已成为……‘装甲’团啦！”
当时，我们用装甲一词称呼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阿津口中的这个词，是对我团的很高的评价。它表明，阿津认为第40团从现在起已加入第28师功勋部队的行列。
接着，阿津提高声音，又谈起因我到来而打断的想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牧师和他老婆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随他们去好了！但是，为什么教堂的管事，甚至连看门的，也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难道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资产者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穆尔济哈带着白匪兵冲锋的牧师？”我提醒说：“如果这所房子以前是他的家，那他是不会回来了。”
我向阿津问清了我们团的位置之后，就立刻乘马出发，奔向耶拉布加通往萨拉普尔的大道。
一路都是熟悉的地方，仅仅在几天之前，这里还是前线。我看到，这里正在恢复和平的生活。农民在耕地，草地和牧场上放养着牛羊……居民的生活很安定。他们现在已相信红军的力量，希望白匪军永远不再回到这里。
晚上，我在萨拉普尔以西35公里的阿日巴赫季诺村，赶上了部队。
团部设在学校里。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户，我看见许多人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正在举行全团党员大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门。主席台上坐着杰尼索夫、戈尔布诺夫、费多托夫、古里亚诺夫和安德里亚诺夫。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当时一般党员会议都有这项议题。为了不打断报告人的话，我悄悄地坐在边上。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回来了，我又和战友们、和真正的朋友们在一起了……
会后，党员们立即回到各自的连队。这时已是1919年6月2日凌晨。拂晓前，向前面派出了几个骑兵侦察班，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担任前卫的3营。凌晨4时，团主力出发了。我的戎马生活又开始了。没有它，我简直无法想象怎样生活。
全团战士都知道，这天我们要夺取萨拉普尔。我和杰尼索夫随前卫营——3营一起行动。
早晨7时，我们接近了尤里诺村。这时，骑兵侦察员报告，当面之敌是卡佩利团，大约有1500名步兵和骑兵。他们已做好冲锋准备，正向我们靠近。
事后得知，我们当时面对的确是卡佩利将军的一个特别团，其成员都是富裕的哥萨克家庭出身的精悍的士兵。人们把他们叫做“敢死队。”
我们派通讯员去通知各营，我们将与“敢死队”遭遇。我们决定用独特的方法迎接卡佩利的部队：由前卫营在原有方向上与敌人交火，团主力中的1营在尤里诺村以东展开队形，以便从敌翼侧实施决定性的突击。
炮兵连摆在村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军方面
3——4公里内的情况。指战员们奉命在我军炮兵开火以后再投入反冲击。
我留在炮兵连长处。政委杰尼索夫带1营在村子左边展开队形。
白军的散兵线出现了。中间是步兵，两翼是骑兵分队。
炮兵连长想开火，我阻止了他：
“等一等！”
计划很简单：把白匪军放近点，用霰弹杀伤他们，然后转入冲锋。
我没有为留在炮兵连感到后悔。白匪军的散兵线距我军300米左右时开火了。这时，我向炮兵连下达射击命令。
几个齐射就大显神威，炮弹几乎都落到敌军散兵线最密集的地方。我团各营随即发起冲锋。卡佩利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他们逃起命来很在行，一路上不仅丢弃了步枪和子弹盒，而且连靴子都扔掉了，光脚跑起来轻松嘛。
我们未能追上他们。
抵达西加耶沃村之后，3营转向东南，前去攻打乌斯季萨拉普尔卡。与此同时，我团主力会同骑兵第28团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萨拉普尔。
卡佩利的“敢死队”根本没有打算防守这个城市。
萨拉普尔的居民对我军很热情。他们受高尔察克统治的时间不长，但已经看到，白卫军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只是皮鞭、绞架、枪杀过了一段时间，一艘燃烧着的平底船顺流漂到了乌斯季萨拉普尔卡村边的河岸上。这是白匪军搞的“浮动火葬场。”在上了锁的船舱里发现了几百名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6月3日白天，顺卡马河漂下来两个带绞架的木筏。第一个木筏上有4个被绞死的人，第二个木筏上有5个……
前出到卡马河岸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高尔察克的江河区舰队仍在下游的尼科洛别列左夫卡地区活动。6月3日凌晨，这支由12艘船组成的区舰队抵达乌斯季萨拉普尔卡，观察哨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区舰队。当敌人对村子猛烈轰击时，我军炮兵才开始还击。村里几处起火，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奋不顾身地与烈火博斗，只有一所房子被烧毁。尽管我们遭受突然进攻，但我们的炮兵仍击沉一艘敌舰。
在萨拉普尔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高尔察克的区舰队首先向城市开火，轰击民房，轰击正在梦乡中的市民。我军击沉2艘敌舰。
高尔察克的区舰队损失了3艘战舰之后，向北面的彼尔姆退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萨拉普尔市开始了和平生活。广场上，俱乐部里，挤满了年青人，红军战士们为他们举办了音乐会。顺便提一句，我们团里有许多天才的民歌手、杂技演员和小丑演员。他们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愉快和欢笑。以前，卡佩利将军的“敢死队”在这里为非作歹，经常公开地侮辱市民，而我军指挥员却为市民们举办娱乐晚会和有管乐队伴奏的舞会。许多青年人向团部递交了自愿加入红军的申请，一时间团司令部里简直是门庭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