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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大林格勒回来后，我得知，一支强大的德军部队，于7月31日从齐姆良斯卡亚地区，沿季霍列茨克至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向科捷尔尼科沃方向发起进攻，插向第64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后方。
德军在顿河大弯曲部遇到顽强抵抗以后，希特勒立即修改了第45号训令，并重新部署了部队。他把哥特将军的坦克第4集团军从正在进攻高加索地区的“A”集团军群里抽出来，交给“B”集团军群。并向“B”集团军群下达了命令：从行进间实施突击，从南面攻入斯大林格勒，造成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两面夹击之势。
在这几天里，方面军各部队都收到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于1942年7月28日发布的第227号命令。命令极其明确、极其坦率地说明了当前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命令中说：
“敌人不顾遭受到的惨重损失，把越来越多的新兵力投入战场，他们正在向苏联的腹地一步步地逼近，他们不断地占领新的地区。蹂躏、毁坏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他们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残杀人民。
战斗正在沃罗涅日和顿河地区、在南方靠近北高加索的大门口进行。德国占领军正冲向斯大林格勒，冲向伏尔加河，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库班河地区和北高加索，攫取那里的石油资源和粮食资源。
敌人已经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斯塔罗别尔斯克、罗索希、库普扬斯克、瓦卢伊基、新切尔卡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地区以及半个沃罗涅日……在失去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顿巴斯和其他地区以后，我们的领土大大地缩小了，因而，我们的人员、粮食、钢铁、工厂也变少了。我们失去了七千多万人口、年产8亿多普特粮食的产粮区以及年产1千多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
现在，我们已失去了人力资源的优势，也丧失了粮食储备的优势。继续后退就意味着自杀，就意味着断送我们的祖国。
从现在起，我们每放弃一寸土地都将极大地加强敌人的优势，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诸如‘我们可以无休止地退下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粮食取之不尽’之类的论调。这些论调是有害的、是错误的。它将削弱我们的斗志，助长敌人的威风。因为，如果不停止退却，我们就会失去粮食、燃料、钢铁、原料、工厂、铁路。由此得出结论：是停止退却的时候了。一步也不能后退！
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必须顽强地坚守每一个阵地，坚守每一寸苏联领土，尽最大力量去保卫它，直至流尽量后一滴血。
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停止退却，然后打退并粉碎敌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德国人并不像某些惊慌失措分子想像的那样强大，他们已成为强弩之末。顶住敌人现在的和随后几个月的突击，我们就可以稳操胜券。
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突击，并把他们赶回去吗？能够。因为现在我们后方工厂的生产在突飞猛进，我们的前线正在得到愈来愈多的飞机、坦克、大炮和迫击炮。
那么，我们到底缺什么呢？我们缺的是，在所有部队中建立铁的秩序和纪律。这是我们当前致命的弱点。如果我们要挽救局势，捍卫祖国，就必须在我们的军队中建立极严格的秩序和铁的纪律……
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应该就地枪决。从今以后，每个指挥员、红军战士、政工人员都应遵守这个铁的纪律：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绝不后退一步。”
“绝不后退一步！”这类口号以前也提过。但是，从没有一个文件这样毫不掩饰地向全体人员，不但向全体红军指挥员，而且向普通士兵，谈到我们国家的困难处境。这个命令实际上是告全体苏联人民书。因为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多民族的、全体苏联人民的子弟兵。党、苏维埃政府坦率地把国家的困难告诉人民，这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热烈的反响，它必将带来积极的结果。每个战士、每个指挥员都深深地感到了对祖国、对人民应负的责任。的确，我们已无路可退了。
这个文件打开了政治工作的新局面。政工干部开始坦率地、毫不粉饰现实地向普通士兵讲明形势，并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各级指挥员也懂得了，退却再也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了。
但是，如果认为，造成这种新局面只是因为这个命令，那就太天真了。这个命令只是表达了全军上下自夏季战役以来就酝酿着的一种情绪。如果不是成千上万的人意识到我们当时极为窘迫的处境，这个命令本身不会发挥任何效力。在退却的艰难日子里，我们的战士无时不感到痛苦、懊丧、悲忿。
很多红军战士和下级指挥员对我说：
“我们去年退却……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突然袭击，这使我们在投入战斗之前就损失了许多飞机和坦克。可是现在，我们有坦克和飞机，有武器……我们现在可以顶住敌人！
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退却？！”
8月2日早晨，舒米洛夫将军召我去他那里。
我来到集团军司令员工作兼居住的房间时，发现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在。会议听取了参谋长关于南方局势和我军左翼情况的报告。
情况令人担忧：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已突破我第51集团军的防御，于8月1日占领了列蒙特纳亚，逼近科捷尔尼科沃。第64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已逐渐被敌人从南面包围。
舒米洛夫将军建议我立即前往方面军的南部地段，查明情况，就地采取必要措施。他说，这个决定已得到戈尔多夫的同意。
我迅速做好了出发准备。随同我一起去的有副官I·A·克利莫夫、传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和瓦季姆·西多罗科夫，还有几名通信兵。我们分乘三辆汽车（其中一辆载有电台）向南出发。
途中，我来到了位于上鲁别日内村的第214师师部，见到了师长H·A·比留科夫。这是我从7月24日以来第一次见到他。比留科夫汇报了情况。在该师防守的整个地段上，从下奇尔斯卡亚至戈罗茨卡亚镇，都平静得使人生疑。敌人甚至没有试图强渡顿河，也没有实施积极的侦察。敌人的这种消极态度使我感到很奇怪。
我和比留科夫将军坐在干稻草垛旁谈话时，大约30发炮弹在附近爆炸了。稍稍平静一点之后，我告别了比留科夫，向南进发。我们的下一站是设在格涅拉洛夫斯基村的第64集团军的步兵第29师师部。
第29师配置在阿克赛河沿岸，在戈罗茨卡亚村至新阿克赛伊斯基村的地段上，正面向南。该师以北，沿着顿河是第214师的防御地带。该师以南，从波将金斯卡亚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地区，由配置我集团军的独立骑兵团防御。该师的左翼没有设防。
我还知道，第118筑垒地域的部队正在沿梅什科夫卡河一线展开和准备防御。但这是在后方，在阿克赛河以北。
我们在第29师师长A·A·科洛布京处过了夜。8月3
日晨，我们前往上雅布洛哥内村和科捷尔尼科沃一带侦察。和我同行的有两个步兵班，他们是我从第29师师部带来的。他们分乘两辆汽车。草原上的能见度很好，可以看出8—9公里之远。
当我们从北面接近上雅布洛奇内村时，我们发现从南面过来两支步兵队伍，其中还有炮兵。这是A·A·柳德尼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38师和C·C·库罗帕坚科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57师正在向北面撤退。
两个师都不满员，它们隶属于T·H·科洛米耶茨少将的第51集团军。这两个师在齐姆良斯卡亚和列蒙特纳亚地区遭到敌人的攻击，损失严重。在失掉同集团军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向北、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撤退。和他们一起撤退的，有集团军炮兵副司令员B·F·德米特里耶夫少将率领的两个近卫迫击炮团。
柳德尼科夫和库罗帕坚科对南面的情况都很不了解，他们被敌人吓住了，我立刻就发现了这一点。我命令这两个师听我指挥，并决定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整顿。这两个师按照我的命令退过阿克赛河，在那里占领阵地，组织防御。在这两个师的后面，配置了A·M·斯米尔诺夫上校的海军陆战第154旅，作为第二梯队。我把南部集团临时司令部设在上库姆斯卡亚镇。参谋长由第51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个军官担任。
然后，我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勾通了联系，并通过作战值班军官，详细报告了方面军南部地段出现的局面。我与第64集团军司令部没能取得联系。
方面军司令部通知我说，西伯利亚的新锐步兵第208师将在奇列科夫和科捷尔尼科沃车站下车，并建议由我指挥这个师。
“师部在哪里？”我问道，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8月4日晨，我向各位师长（柳德尼科夫、库罗帕坚科、斯米尔诺夫）再次下达命令：沿阿克赛河在各自占领地段上构筑工事，组织防御。然后，我和前一天一样，又乘车通过格涅拉洛夫斯基和上雅布洛奇内，向西南方向侦察。
在格列米亚恰亚车站一带，我们又遇到了沿铁路向北撤退的人员和车辆。我费了很大劲才在人群中找到指挥员，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8月3日，第208师的几个军运列车的部队，在科捷尔尼科沃车站刚下火车，突然遭到德军飞机和坦克的攻击，部队损失很大。幸存在部队正沿铁路撤退。师长、团长和司令部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在涅贝科沃会让站附近，步兵第208师的一个营已展开成散兵线，正面朝南，开始构筑掩体。营长报告说，他从由南面败退下来的人那里得知，在科捷尔尼科沃出现了德军坦克，因此他自己决定占领防御阵地。团长和师长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我赞许他的做法，并命令他截住败退下来的士兵。我答应将从距他最近的司令部里与他取得联系。我想在奇列科夫车站或许能找到个师部或团部。
驶近车站时，我们看见好几个军运列车。第208师的其他部队正在这里下车。有4个军运列车在科捷尔尼科沃被击毁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里。铁路路基和列车周围到处挤满人群，辎重行李散落遍地，炊烟阵阵，一片混乱。
我找到其中一个列车的指挥员，他是个少校营长。我对他扼要地说明南面的情况，命令他向涅科沃村附近的141．8和143．8高地派出较强的掩护分队，把其余各分队调离车站，等候师部指示。
发出这些命令之后，我带着自己的小组乘车来到了第1奶品农场，它位于奇列科夫火车站以西两公里处。
在那里，我们架设电台，准备与方面军司令部联系。我记得呼号是“阿库斯季克”。时值正午，万里晴空。在奶品农场这个市镇里，除我们之外，还有第208师的部队。15分钟后，副官克利莫夫报告我，“阿库斯季克”已经叫通。我向电台走去时，发现天空中出现3批9机编队的飞机，从北面直向我们飞来。我觉得好像这些飞机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突然，传来了爆炸声。我回头望去，看到这些飞机正在轰炸奇列科夫火车站和停在那里的军车。车厢和车站的建筑设施燃起大火。猛烈的火舌迅速地从一座建筑物伸向另一座建筑物。
我跑到电台前，命令报务员用明码发报：“在奇列科夫车站，我军飞机正在轰炸自己的军列！……”当我看着报务员拍发报警信号时，我没注意到又有一个九机编队从北面飞来，向镇里投炸弹，接着，它们排成环形队形，开始轮番俯冲扫射。多少红军战士刚来到前线，还没有看到敌人，就被打死或打伤，这个场面令人十分痛心。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是，刚到达的部队在卸车区域没有得到空中掩护。方面军司令部没能保障这一行动的顺利实施，更没有通知空军部队。
我们的电台也坏了，我失去了联络手段。
那天晚上，在比留科夫斯基会让站附近，我们终于找到了第208师师长H·M·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上校。我记得他当时脸色惨白，声音颤抖。他受到极大的刺激，许多人无缘无故地死去，使他内心痛苦万分。
“将军同志，”他对我说，“我无法对我的下属解释这些无谓牺牲的原因。”
我在这里停留了几小时，等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平静下来以后，我把师政委、参谋长和师政治部主任叫到他那里，命令他们四人立即与分散在从涅贝科沃会让站到茹托沃车站以及到阿布加涅罗沃一线的部队取得联系，当夜带领他们渡过阿克赛河，在安东诺夫镇至茹托夫村一线占领防御阵地，并在部队防线的前面和左翼派出加强巡逻队。
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我估计德军不愿与我们布署在科捷尔尼科沃地区铁路沿线的部队纠缠，他们将穿过普洛多维托叶和京古塔镇实施纵深迂回。事后得知，敌坦克第48军的坦克纵队正是从科捷尔尼科沃地区冲往这一方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第208师的指挥人员加强侦察，以便搞清这一地区的敌军主力的去向和意图。
我们驱车返回南部集团临时司令部时已是夜间。
值得庆幸的是，明月当头，我们可以不开汽车大灯，借着月光在草原上奔驰。在格涅拉洛夫斯基以南10公里处的一个交叉路口附近，我们遇上了一个骑兵侦察组。我从警卫中派出一个班的战士乘汽车迎了上去。
“站住！什么人？”
对方回答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
他们是从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镇撤下来的骑兵第255独立团的侦察班。从班长口中我们得知，从凌晨起，敌人开始在那里大举强渡顿河。
“告诉你们团长”，我对那个班长说：“我命令他在波将金斯卡亚和上雅布洛奇内正面进行侦察，监视敌人的行动，敌人可能从科捷尔尼科沃地区开进到这里。让他通过位于格涅拉洛夫斯基村的第29师师部与我保持联系。”
来到格涅拉洛夫斯基村后，我得知，第29师奉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要立即从防御地段开拔，向东转移到阿布加涅罗沃车站地区。我明白，这是方面军首长已获悉，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正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从南面扑向斯大林格勒的消息，因此决定将舒米洛夫的第64集团军的正面转向南方，迎击坦克第4集团军。这样，我的部队就应从南面掩护第64集团军的行动。
8月5日晨，草原传来的隆隆爆炸声将我们惊醒。这是敌机在轰炸和攻击沿阿克赛河岸缓缓东进的步兵第29师的纵队。
同一天早晨，骑兵第255独立团奉命防守第29师留下的地段、包括乔索夫斯基和格涅拉洛夫斯基。当然，一个骑兵团防御这样宽的地段是困难的，但我们没有别的部队了。何况看来敌人也不打算在这个地段攻击我们，因为敌人正把部队调往东北面的铁路附近，以便从西面掩护其主力。
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在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镇附近渡过顿河的敌军部队，也在向东北方向移动，在阿克赛河只留下了力量薄弱的掩护部队。敌军部队机动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保障其主力部队左翼的安全。而其主力正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从东南方向绕过铁路进攻斯大林格勒。
我骑兵掩护部队当面是力量薄弱的敌军，而且基本上是罗马尼亚部队，这使我稍微放了心。但敌主力部队向东北方向的运动却使人不安。显然，敌人为了从南面突击斯大林格勒，正插到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这势必将切断我军的交通线和供应线。
我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南面出现的态势。司令部向我下达了绝对命令，要我用现有的力量坚决守住阿克赛河沿岸的阵地。
我向各部队下达了在阿克赛河地区顽强防御的命令。并且对火炮和迫击炮的战斗准备情况进行检查。为了避免遭受敌人的突然袭击，我向各个方向派出了侦察队。
作为预备队的是海军陆战第154旅和精心伪装在山谷里的两个“卡秋莎”火箭炮兵团。
8月5日晚上，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开始进攻，攻击点选在柳德尼科夫和库罗帕坚科两个师的接合部。主要突击在8公里宽的正面实施。敌步兵渡过了阿克赛河，并部分地楔入我战斗队形。看来，敌军坦克正准备渡河。
德国人认为他们的战术方法和战役方法是完美无缺的，所以这次行动又是故技重演。象渡顿河一样，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火炮轰击，继而是步兵，步兵后面是坦克。当8月5日晚，我侦察兵和观察哨发现在防御正面、特别是在波波夫山谷里，集结了大量的敌步兵、炮兵和各种车辆时，我马上就猜到了敌人的意图。
我决定破坏敌人的这次进攻。
计划很简单：凌晨用炮兵突击敌出发阵地上的集结兵力，然后，用迅猛的反冲击把敌步兵赶过阿克赛河。
天黑之后，敌人大意起来了，汽车行驶时开着大灯，丝毫不怕我军飞机。坦克还没有动，它们在等待架设浮桥。
夜里，我找到柳德尼科夫师长和库罗帕坚科师长，告诉他们8月6日早晨我的行动计划。他们很快就领悟了我的意图，并立即投入攻击准备。
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我这一手。天刚亮，我炮兵开始向敌集结兵力开火。我们站在147高地上看到，先是敌步兵、然后又是辎重队和炮兵，从山谷和掩蔽工事里爬出来，四下逃命。敌人慌乱地向南逃去。
这样，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就破坏了敌人准备在8月6日发动的进攻。
8月6日的战斗使敌人损失惨重，被打死、打伤、俘虏的人数很多。我们还缴获了8门大炮、大批的步枪和机枪。
我看到，这支部队虽然是在撤退中收拢来的，但他们并没有丧失战斗精神，仍然是作战勇猛，攻击时齐心合力，迎敌时沉着镇定。而这是最可贵的。
这样，我们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
日终时，我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这一天的战斗情况。我也得知，在第64集团军的新防御区——阿布加涅罗沃和京古塔区域，这天同样发生了激战。
最后我还知道，东南方面军①由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上将指挥。我从1938年就认识他，那时我们一起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当夜，我给他发了一封短信，其中提出如下建议：不要限于消极防御，而要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实施反突击——
①1942年8月7日，最高统帅部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分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3、第62、第21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没有坦克）。在东南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4、第57、第51集团军，以及正开赴斯大林格勒的近卫第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
我没有得到答复，甚至不清楚叶廖缅科是否收到信。
8月7日，敌人在同一方向再次转入进攻。中午时分，他们已楔入我军的防御阵地5—6公里。
我们决定再次用反攻击恢复态势。任务简单明确：粉碎敌人，并把他们赶过阿克赛河。我们决定不在白天实施反攻击，因为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也不象8月6日那样在早晨实施，而准备在日落前两小时实施，那时天已渐黑，敌机已没有多少时间活动了，敌步兵已过河，而敌坦克还在河对岸。我们的这次冲击再次获得成功，敌人被赶过了阿克赛河。
8月12日，根据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海军陆战第66旅和斯大林格勒要塞区划归南部集团。
这些部队调给我后，多少使南部集团、特别是其右翼的相当稀疏的战斗队形更加紧凑密集。我们利用河流沟谷等天然屏障建起了坚固的防线。
在这段时间里，敌坦克第4集团军正从南面向普洛多维托耶和阿布加涅罗沃地区进攻，我第64集团军在加强了机械化第13军（由T·A·塔纳希申上校指挥）之后，正与该敌进行顽强的防御战斗。
很清楚，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在采取惯用的手段——钳形攻势。他们企图在西面实施突击，从南面夺取斯大林格勒，与此同时，包围在城西和城西南地域的我军所有部队。看来，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才把我南部集团稍稍后撤，撤至梅什科瓦河附近。
我们8月17日接到方面军的撤退命令。南部集团司令部立即制定了部队撤退到新的地区的计划。
部队动作迅速，顺利地完成了夜间撤退行动，并抵达新的防御地区，未受任何损失。
敌人发现我军撤到新的防御地区时，为时已晚。只是在8月18日晚，梅什科瓦河上空才出现敌军侦察机。但是，敌机没有急于攻击我新阵地。看来，它认为不是时候。这段时间里，主要事件发生在其他方向上：第62集团军右翼的韦尔佳奇——科特卢班——斯大林格勒一线和第64集团军左翼的普洛多维托耶——通杜托沃——斯大林格勒一线。在这些方向上的战斗中，参战部队之多，武器技术装备之强，都是阿克赛河战斗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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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我肯定的时候。南部集团的顽强防御使我有权利认为，在组织阿克赛河防线时，我第一次独立作出的各项决定，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我们不仅可以在某一防御地区阻止敌人的攻势，而且可以重创他们，迫使他们撤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相信自己部队的力量，相信指战员们的才干，临危不惧，正确地估计形势，百折不挠地执行既定任务。
我知道，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还在前面，战场形势变得愈来愈危急，愈来愈令人忧虑。德国人依仗坦克、飞机的优势，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向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逼近。我做好了迎接任何考验的精神准备。年轻时，我在国内战争中受过锻炼。与高尔察克匪帮浴血奋战的那些红军指挥员和政委的光辉形象依然活在我心中，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记得那是在1919年初。我带着红军指挥员训练班的毕业证书来到喀山，被任命为第40团负责队列的副团长。不久，这个团的两个补充连被调去接受第2集团军司令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的检阅。司令部设在萨拉普尔。我是第二月的一个暴风雪的日子里带这两个连去的，天虽冷，但我还是出了满头大汗。
集团军司令员绍林是一位对部队要求十分严格的首长。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些头发花白的队列教官。而我这个多少有些孩子气的年青军官，却要在他们面前指挥各有150人的两个连队，汇报训练情况。只要有一个人走错了步子，或是做错了操枪动作，就全糟了。
但是，战士们都感受到了这里的严肃气氛，一个个挺直腰板，振奋精神。就象上了发条一样。所有口令他们都完成得很认真，做到了整齐划一，准确无误。转弯，又是一个转弯，展开横队，又收拢为纵队。我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做错动作。而两个月前，他们在队列里还是笨物笨脚！特别是2连的那个小伙子。
评判员们看着我，故意板着面孔，而把笑容藏在胡子下面。我知道，我的稚嫩惹他们发笑，而我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因为我还没长胡子……
最后传来口令：
“立定！……”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在队列前走过，他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着红军战士们和指挥员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补充连的训练水平和精神状态都十分满意。最后，他握了握我的手，告诉我说，我们团不久就要编入作战军队。
1919年3月初，我团从喀山调到了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地区，编入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各营分驻在托伊马、下托伊马和上托伊马三个较大的村子里。
把部队从喀山带到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条不紊地组织人员上车，要给每列车分配炊具、物资、马匹和板车。应该从何着手，谁也不清楚。此外，还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红军战士中有些人在喀山服役时表现还可以，一听说要离别亲友上前线，就打算往家里溜。
集团军的一个委员会来到我们团，警告我们说，如果部队出现开小差的现象，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将处分团指挥人员。
我们对部队进行了解释说服工作，还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各分队建立了审查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制止一切开小差的企图。
由于我们的努力，部队很顺利地完成了转移任务。
我们随时都可能投入战斗。当时高尔察克发动了新的攻势。他的军队占领了阿汉斯克、奥萨、比尔斯克。3月11日，又占邻了乌法。我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形成了一个150公里的缺口。
白匪军卡马第8师的几个团乘虚而入，直接威胁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和奇斯托波尔。而在那里，在卡马河流域积存着大量的国家中部地区所急需的粮食。
我们团的任务是：尽量缩小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在春汛到来之间，把这里的居民点控制在自己手里，保障粮食外运到我国的中部地区去。但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们武器不足，机枪更少的可怜，全团只有三挺“马克沁”。团长请求集团军司令员按编制给我们团配足机枪。
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回答他说：
“白匪军手中有很多机枪，用他们的机枪补充吧！阿津就是这样做的。”他停了一下，又解释道，“第28师师长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集团军司令员尊敬这位师长，称呼他时还带上名字和父名）就是用敌人的炮弹补充自己的炮兵。炮弹一打光，他就命令骑兵团说：‘冲到敌人后方去，搞些炮弹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与高尔察克匪徒展开战斗的前夕，我心中就对阿津师长产生了特殊的好感。这并不是因为在军队中和在老百姓中传说着他的许多神奇的故事，也不仅是因为他作战勇敢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严酷无情。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只要克服对危险的恐惧心理，你就不再是个胆小鬼。残酷无情更容易做到，在激烈的战斗中，手中的武器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只要你的手别发抖。而我尊敬阿津，是因为他是一位刚毅而又机智的指挥员，士兵们都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阿津和他们一起战斗，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有时，白匪用榴霰弹和密集的机枪火力把我们的战士压在地上，而阿津却跑过去，沿着隐蔽的散兵线给士兵们发烟卷。谁能不跟这样的指挥员打冲锋呢？当然，阿津这样做有点太冒失，可当时的阿津师长才年仅23岁。阿津善于迅速地判明敌人的企图，洞悉敌人的弱点，因此敢于把部队派到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
阿津获得的荣誉激励着我，哪个年轻人不想做一个出色的人？！何况是在战争年代……我不想隐瞒，我当时处处都想模仿阿津。
当然，这种想法不只我有，我们团的许多连长、营长都希望在阿津的指挥下作战。
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没有见到阿津，但他在我们的想像中是个身材高大、灵活机警的人，说起话来声如雷鸣。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团被编入步兵第28师。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团开赴可能与敌遭遇的地区去。命令最后几行要求我们按照条令把部队编成行军纵队。我们感到很惊奇。
那时，新的条令还没有制定出来，红军使用的是旧条令，只是在旧条令外面贴了一张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封皮。大家逐段逐条地学习条令，遇到讲上帝和沙皇的地方，就略去不看。我们惊奇的是，一向善于按自己的新法则指挥作战的阿津，居然也要求我们执行旧条例。看来，他并不象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简单。
2营和3营被派去掩护奇斯托波尔，1营和所有的团属分队取道耶拉布加和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前出至缅泽林斯克。还有一个营的补充兵力派往那里，这个营是由700名被赦免的逃兵组成的。
我指挥的支队前往耶拉布加，一路上我都在考虑，怎样执行阿津的命令：按照条令来组织行军纵队。条令要求派出前方尖兵和侧方警戒，可是部队是乘雪橇前进的，路旁的积雪几乎能没马脖子。无法派出侧方警戒。当然，我派出了骑兵侦察哨，但他们也只能沿着大路走。
在耶拉布加，风传敌人就要打来，很快就会占领这座城市。有些人惊慌失措，找各种借口想要逃到马马得什或直接逃往喀山。其实，敌人还离得很远，高尔察克的卡马第8师的主力还远在比尔斯克地区，只是该师的第32团已占领缅泽林斯克。
部队在耶拉布加宿营。次日黎明，就向卡马河畔的切尔内方向进发。由400名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共产主义营将在那里与我们会合。政委A·A·捷列金在卡马河畔的切尔内迎接了我们，并通知我们说，鉴于白匪军将进犯这一地区，在这里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共产主义营就是这个委员会组建的。
我们的团部设在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可我不愿呆在团部，想去共产主义营看看，他们的阵地离敌人最近。营里有一些缅泽林斯克人，他们熟悉地形。我想，应该尽快摸清缅泽林斯克的地形，继续前进，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在共产主义营营部，迎接我的是营长M·A·罗季奥诺夫。他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皮夹克。在这之前，他是舒甘斯克乡的军事委员。过了一会儿，营政委A·B·戈尔布诺夫和副官C·E·马马林也来了。戈尔布诺夫长着浓黑的眉毛，外表很象营长。马马林肩膀很宽，很有些军人风度。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骑兵侦察队的队长E·M·古里亚诺夫。他全副军人披挂，帽子歪戴着，前额上留着一绺哥萨克式的长发，是个真正的骑兵。我被介绍给他们的4位连长：法捷耶夫、斯塔里科夫、安德里亚诺夫和博罗兹诺伊。前三个连长看来都精明强干，只有博罗兹诺伊显得肥胖笨重，讲话带着乌克兰口音。4个连长都是党员，全营的党员共有43名，其余全是党外同情者或志愿兵。当时在那一带还没有共青团组织。
总而言之，这样的部队是可以信赖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勇敢作战、直至最后一个人。
回到团部后，我向团长报告了共产主义营的人员组成情况，并建议我团当夜向缅泽林斯克进发。共产主义营中的许多指战员都熟悉地形。在他们的配合下，我团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取缅泽林斯克。否则，敌卡马师主力从比尔斯克赶到之后，我们就更困难了……
“不行，我没有这个权力，”团长打断我说：“集团军司令员和第28师师长都没有下达进攻缅泽林斯克的命令。”
刚刚来到团里的政委阿列克赛·尤里耶夫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是彼得堡的工人，参加过十月革命起义。他支持我的意见，说：
“消极防御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在战术上是错误的。这一带缺少有利的作战阵地。我们不能在卡马河岸坐等敌人的到来。”
经过反复讨论，团长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他要我带全团出发相机行事，而他则继续留在卡马河畔的切尔内，等待与集团军司令部恢复联系。
谈话结束后，尤里耶夫走到我跟前，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的做法很象彼得堡人”他对我说：“就这样干……”
他比我年长3岁，来我团之前，在北德维纳河地区与白匪和英国人打过仗。无疑，他的经验和政治知识都很丰富，但他从不炫耀这些，讲起话来简单通俗，以理服人。简而言之，他很快引起了我的好感。
经过一夜的行军，我团来到库津别季耶沃村，并在这里停下歇宿。在这里，我们获悉，阿津师的步兵第39、第43团和孔特雷姆支队，已从卡姆巴尔卡地区开上比尔斯克至缅泽林斯克的大路。
休整之后，部队于晚间继续向缅泽林斯克前进。走在最前面的是古里亚诺夫的侦察队，共产主义营的一个连担任前方尖兵，后面跟着主力部队。
尤里耶夫、我和共产主义营的副官马马林赶上了前面的侦察队。他们排成横队，拉开很大的距离，象影子一样，在月光照亮的雪地上向前滑动着。
在距缅泽林斯克15公里处，一个通讯员骑马给我送来一份简单的命令：“不要停止不前。我命令你们占领缅泽林斯克。
把执行情况随时报告给我。师长阿津”。
“好，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做的都是正确的。”政委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阿津师长似乎知道，似乎听到我的激情在胸中沸腾。他下达的正是我所盼望的命令！现在只需加快速度，勇敢些，再勇敢些地冲向缅泽林斯克……
不久，左侧的侦察员报告说，遇到了孔特雷姆部队的警戒队。
半小时后，孔特雷姆本人骑马来到。他是阿津的爱将，英勇善战。因为是夜间，我没能看清他的脸，但从说话声音中，可以感到他很自信，有阿津的风格。他也接到了进攻缅泽林斯克的命令，只是还不知道从哪面攻打。他对这个城市不熟悉。
在这一点上，副官马马林和共产主义营的尖兵连会起很大的作用。
经过商议，我们做出如下决定：对敌人实施夜间攻击。第40团以共产主义营中的当地人为向导，从南迂回缅泽林斯克的后方，拂晓开始攻城，孔特雷姆的支队，将在马克林的小口径炮兵连的支援下，从正面攻城。
凌晨，寒气逼人。我部开始进攻。火炮向城里猛烈射击。城里大概慌作一团了，连大钟都敲响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进了城市。白匪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几乎未作抵抗就仓惶出逃。
应该说，这个城市的居民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也许，他们不相信我们会巩固自己的胜利。原先红军到过这里，没有坚持住，白军一来就把他们打跑了。现在又来了红军，别人也会把他们赶走。
我把指挥所设在邮局。费了很大劲，才和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取得了联系。我向团长报告说，我已执行了阿津的命令。
刚通完话，忽然又有电话叫我，我走过去拿起听筒。
“喂，你是指挥员吗？”问话的是一个粗鲁的男人声音。
“是的”。
“我是卡马第32团团长科雷舍夫大尉！”
“你好呀！你是从哪个世界爬出来的？你那里的情况怎样啊？”
“我这很好”，大尉说：“你和你的政委快找根上吊的绳吧！”
“绳子一定会找到的，第一次见到你时，就用它把你绞死！”
大尉用军官骂人的话骂我，我也用水兵的粗话回敬了他。
但谈话并未就此结束。
“你算个什么指挥员！”科雷舍夫接着说：“你看你的部队是怎么进攻的？战斗队形乱七八糟，真能叫人笑破肚皮！”
“而我看，你的模范团都是些胆小鬼，见了我们比兔子跑得还快！”
大概那个白匪军官气得摔了电话听筒、我只听到“啪”的一声，谈话中断了。
1919年的春天来到了。卡马河解冻了。小河里的水奔流起来。
现在，泛滥的河水成了第2集团军右翼的可靠屏障。敌人暂时还不敢渡河。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储备的粮食已经运往我国的中部地区，但是，在奇斯托波尔还有许多粮食没有运出。
尽管道路泥泞，高尔察克匪帮还是不断地把新的兵力投入战斗。第28师的部队在耶卡帖林堡——萨拉普尔——维亚特省的波梁内铁路沿线进行着艰苦的战斗。师长阿津不倦地奔走于各旅、团之间。师政委格奥系吉·尼古拉耶维奇·佩拉耶夫也不落后。他是一位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哪里有困难，哪里发生残酷的战斗，师长和政委就出现在哪里。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着红军战士们。《战士报》时常刊登他们的传奇性的故事：“阿津只身闯入白匪军团部，砍死了在场的所有敌军官，又安然无恙地返回部队”；“佩拉耶夫和阿津两人俘虏了整整一个营的白匪，然后派他们带着红袖章到高尔察克那里为苏维埃政权做宣传工作。”
敌人未能突破第28师的防线，但第2集团军的其它防御地段的情况都不妙。第7集团军的一个师长，旧军官罗曼诺夫投降了敌人。很快我们这里就出了乱子。第28师右翼的各团接到了据称是第2集团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要求我们立即不停地向西撤下去，甚至在维亚特卡河那样的地区也不要停下。我们的第40团奉命退到耶拉布加。
我们日夜兼程地在难以通行的道路上向后撤。在耶拉布加，我们收到阿津的命令，才知道前一个命令是高尔察克的特工机关伪造的。阿津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在季希耶戈雷村、邦久加饲养场和远至托伊马河一线占领防御。
我们立即向邦久加饲养场派出了骑兵侦察队，随后，又派出1营。当团主力部队的纵队正要出发的时候，由700名逃兵组成的2营哗变了。他们坚决拒绝出发。连长和营长们拿他们毫无办法。在哗变的士兵中，有一些人持富农观点和社会革命党人观点，他们很善于盅惑人心。他们利用我们的困难处境，提出反革命口号。他们要求发放新服装和其它许多我们没有的东西。
偏巧这天尤里耶夫政委又得了伤寒病。只得由我去“驯服”那些哗变的士兵。我两次集合全营，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去执行战斗任务，但都白费口舌。第三次，我火了，跳上马就向他们冲去。我当时年轻，没经验，以为强迫命令就可以把他们制服。
我冲入嘈杂的人群，突然愣住了。人们把我挤在中间。步枪和卡宾枪的枪口从四面八方对着我的脑袋，我听到拉枪栓的声音。只要稍不冷静，我就会被打死。
怎么办？回团部大概已经晚了，而且也不够策略。哗变的人会认为我胆怯了……他们会起哄，吹口哨。不，决不能这样！当然，他们疲倦了，不愿再去危险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抗拒师、团首长的命令。其他营的士兵也是又累又饿，为什么他们就该战斗、而这些人却坐着休息？谁给他们这种特权？
我感到，许多哗变的士兵也理解这一点，他们不过是受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这些害群之马找出来。把他们孤立起来。但是，用什么办法呢？
突然，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冒险的主意，以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好吧，既然这样，那你们是先开枪呢？还是先吃饭？”
我下了马，眼睛不住地盯着那几个领头的。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左边。我身后是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我转过身，对他大声说：
“把饭菜送到空场上去！快点！”
彼得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飞快地向团部跑去。
哗变的人群慢慢地安静下来。对吃午饭的议论分散了他们的其它想法，出现了某种心理上的松动。必须立即抓住这个时机。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我对他们说话的口气好象我们把什么都已经谈妥了一样，“到空场吃饭去，边吃边谈……”
人群里传出赞同的议论，大家开始向空场走去。
“光说话填不饱肚子……”
“说得对，”许多人喊道。
领头哗变的人不得不顺从大家的意志。他们跟着人群来到空场，饭菜也运到了那里。我通过传令兵命令共产主义营营长率领部队悄悄地包围空场，命令驻在城里的第28骑兵团的一个连在附近集合待命。
回到空场时，彼得·亚库舍夫口气很随便地警告那些领头哗变的人说：
“骑兵连和机枪都已经准备好，并瞄准你们了。第一个齐射往天上打，如果你们不老实，就把你们全都干掉！”
当然，传令兵的话有点夸张，但很起作用。哗变的人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埋头吃粥，好象把我也给忘了。
我和传令兵悄悄地离开了人群。
哗变的士兵手中拿的不是步枪、卡宾枪，而是勺子、饭盒。这时，骑兵冲到了空场上，共产主义营的战士们包围了正在吃饭的人群。
“投降吧！”
哗变者纷纷举起拿着勺子和饭盒的双手。那个样子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现在把他们缴械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我们查出63个领头的，并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
这63个人中，没有一个连排长。这说明，营里拒绝执行命令和刚才的骚乱是由于士兵的过于疲劳而自发形成的，而坏人正是利用了这场骚乱。
……4月19日，团长杜金决定进攻敌人，夺取季希耶戈雷林，尔后，再进攻邦久加林。这个任务交给了1营和3营。
团长不愿马上把2营投入战斗，这是很自然的。
凌晨，部队通过了托伊马河上的狭窄的徒步桥，来到邦久加饲养场以西的边缘地区，占领了出发阵地。我军没有大炮，敌人也没有。拂晓，我军排成散兵线开始进攻。敌人顽固地进行抵抗。但是，我团主力还是冲上了敌军阵地，展开了肉搏战。白匪军抵挡不住向后退去。我们紧紧追上，想切断敌军向东的退路。
我通过望远镜清楚地观察到整个战场，甚至看到每一个战士的行动。当我们以为我们的进攻已胜利在握的时候，敌人用1个营的预备队发动了反冲击。这个营作战勇敢，战术灵活，他们击退了在林边担任掩护的我团的左翼连队，开始从翼侧威胁我团主力。而这时，我团主力已接近季希耶戈雷村。
我团战斗队形出现混乱。由于没有预备队，各营相继都败退下来。一部分战士在饲养场以西涉水渡过托伊马河，大部分人则冲向徒步桥。那里眼看就要发生堵塞，这对敌人来说，正是个极好的靶子。幸好敌人正忙于进攻季希耶戈雷村，暂时还没有注意到我军的撤退方向。对此，必须马上有所行动。
我跳上马，赶过败退的部队，停在桥头上。我脑子里很快形成一个计划，把部队带回去，带领他们向季希耶戈雷村冲击，打击敌人的侧翼。
但是，能够阻止这群手持武器冲向桥头的人吗？他们将近400人，而我们只有我和传令兵两个人。我大喊：
“站住！谁要上桥除非踩着的我尸体！”
我举起了卡宾枪。前面的人站住了。在他们后面的人挤成一团。
“指挥员们，到我这里来！”
这时，在人群的后边传来喊声：
“站住！……站住！……回去！……”
这是各级指挥员在发令。
我命令道：
“向后转！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我见大部分战士都已把头转向敌人方面，就高喊：
“前进！冲啊！”
我看到，连排长们也纷纷向部队发号施令。
危机过去了。我又跳上马。高呼：
“跟我冲啊！跟我冲！……”
晚上，总结战斗时，我们才知道，团长又遭不幸。他本来就在生病，又泡了一个凉水澡。过河时急流冲倒了他的坐骑，他只好泅水过河。现在正发高烧，脸都变青了。团部副官纳扎尔金、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塔拉索夫和我守护着他，给他喂热茶暖身子。
2营的两个战士走进来，交给我一封信：
“崔可夫同志！我们觉得您不相信我们，因此不让我们参加战斗。我们为过去的事感到羞耻，但是，难道您以为我们不珍惜苏维埃政权吗？您认为我们会当叛徒吗？我们情愿将功赎罪。请您派我们参加战斗，无论您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我们都一定出色地完成，以此来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
几乎全营所有的战士都在信底下签了名。
“谁教你们写这种请愿书的？”我问。
“没有人教，我们自己想到的。大伙要我们得不到宽恕就不回去。”
我请求团长杜金允许次日一早就把这个营投入战斗。州委会的同志们支持我的意见。于是，副官按团长的口授写了一道命令：
“2营于4月21日拂晓前在邦久加饲养场南面集结待
命。”
当天夜里，团长被送进野战医院。我们团现在既没有团长，也没有政委，我担起了全团的指挥任务。根据我的请求，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和塔拉索夫代理政委的职责。
凌晨，2营来到了出发阵地。他们的任务是渡过托伊马河，进攻对岸的敌人，占领邦久加村，并固守在那里。渡河点选在大坝。但是，侦察员很快就报告说，大坝已被汛期洪水淹没，水深齐腰……
我们还是决定沿大坝进攻，但在我们商定具体细节的时候，敌人开始进攻季希耶戈雷村，企图夺回昨天失掉的阵地。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翼侧被他们作为攻击目标的我团2营，正准备在他们的右翼采取积极的行动。
塔拉索夫第一个来到大坝，他纵身跳入齐腰深的冰水里。头也不回地向对岸冲去。全营紧跟在他后面。敌人没想到我军会如此大胆地从这里过河。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进入战壕。
2营出其不意地夺取了邦久加。他们加固了阵地，与占领了邻近的季希耶戈雷村的3营会合。白匪军昏头转向，他们害怕陷入包围，头也不回地败退了10公里。
2营在这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个白匪军连，连长是一个中尉。
全营战士个个兴高彩烈。他们诚心诚意地、英勇无畏地洗刷了身上的耻辱。白匪军官被押送到师部。
白匪军官的口供很有价值。不久，我们收到阿津发来的简短而充满激情的电话记录，上面写着：
“第40团的红军战士们：你们是好样的！我赞美你们的大无畏精神，望你们继续这样打击敌人。阿津。”
我团在新占领的地段上防守了10天。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突破了步兵第28师沿萨拉普尔——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喀山铁路的防线的左翼，推进到维亚特卡河边，对我形成包围之势。而维亚特卡河和卡马河涨大水又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河上没有桥，唯一的一艘汽船在维亚特卡河上拖带着驳船，往返于马马得什与安济尔克村之间。因此，第28师右翼的所有部队奉命向马马得什撤退，我第40团担任掩护任务。
4月30日夜，我们在遏阻敌人的同时，开始向耶拉布加撤退。
撤退的第一天，敌人一个骑兵连沿托伊马河谷绕过我团右翼，占领了我后方的鞑靼切尔内村。敌人企图通过这次对我后方的袭击引起我军的慌乱。但是，敌人的这个骑兵连几乎被我全歼。敌军第2次企图在列卡列沃村附近包围我团，但也没成功。在穆尔济哈村和托克马什卡村一带，我团坚守了整整一昼夜，从而保证了第28师第3旅顺利渡河。
5月4日那天，对我们来说是极为艰难和危险的。安济尔卡村的渡口上挤满了辎重车和人员。首先我们要把火炮运过河去。汽船拖着驳船往返一次需要几个小时。人员和辎重上船时很混乱。于是，我任命塔拉索夫为渡口指挥长，并拨给他一个骑兵侦察排。
我们团的最后一个防御地区距河边3公里。这时因为涨水河面已宽达5公里。连日来的挫折使敌人恼羞成怒，一次次疯狂地向我阵地发动进攻。我们也动用了所有力量和最后一点弹药，艰难地抗击着敌人。
轮船倒数第2次往返的时间长得让人焦急。如果轮船发生意外，被敌人炮火击中或是发动机出现故障，那我们就将困在被敌人控制的河岸上。我们一面拼死抗击着敌人的攻击，一面不停地观察轮船。终于，它在对岸码头靠了岸，卸完船，又向河这边驶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撤退时我团各分队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组织纪律性。红军战士们自觉而有效地制止了一切混乱现象。在最后最关键的十分钟，我们得到了对岸我军炮兵的火力支援。他们阻止了白匪军的进攻。
5月4日晚，我们在马马得什顺利地登陆了。现在，敌人与我们之间隔着一条宽阔的维亚特卡河。
我师阻击高尔察克军队的最艰苦的时期，就这样结束了。敌人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高尔察克从北面进攻莫斯科的计划破产了。
1919年5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打给第2集团军司令员B·A·绍林的电报中说：
“我谨以工农兵和哥萨克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求您、同志，向英勇的第28师转达诚挚的问候和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英勇顽强地抗击了高尔察克匪帮、保卫了苏维埃俄国。我认为，我有责任把光荣的第28师的英勇无畏的战绩报告工农政府。
光荣属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英雄们！他们是祖国的精华和骄傲！”
……现在，我置身于斯大林格勒前线。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与敌人进行生死搏斗时，充分发挥出我们的聪明才智，如果我们时刻牢记，当时还年轻的红军部队，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能够用劣等武器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白匪军和外国干涉者，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正义事业，那么，在今天，希特勒匪帮也必将受到严惩，并走向灭亡。残酷的年代自有其残酷的法则，那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付骄横的侵略者，就必须机智、勇敢、坚决地战斗。
这就是我在南部集团从阿克赛河撤到第64集团军防御地带以后的一些思考。那时，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战斗已经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