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了。事情是这样地突然，这样地不可抗拒，而且，还这样毫无必要地以粗鲁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职务，这引起了一种深刻的意见分歧(诚然，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公众难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些极端分子，无疑今天还有这种人，他们硬说参加这场争论的双方怀有极其邪恶的动机。譬如，他们说，在政府的高级领导层中有一个简直是卖国的“无须取胜”集切(不知怎么与不久前叛逃到苏联的两名英国外交机构的成员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麦克阿瑟成心要把我们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想，正如我们的大多数公民后来历弄清的那样，这两种非难和中伤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仍，不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的爱国和忠诚是不应受到丝毫怀疑的。杜鲁门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想避免一场世界性的浩劫。麦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对在亚洲大陆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在扩大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存在鸿沟，也不是这两个人的强烈个性格格不入。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词中所指出的，无非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表示不赞同上级曾以最明确的语言一再向他传达的方针罢了。
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这是通过密切交往丽逐步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追溯到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担任校长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负责体育课，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兴趣甚浓，因而，那几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后来，直到我到朝鲜赴任之前，与他会面的次数就相当少了。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一直很关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复杂性格中为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每次登陆作战时和参加的重大进攻行动发起时伊然以现地实际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我认为，其中一些毛病的产生应当归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军校时，他的这些才能就已经使他在所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西点学校时的学术造诣、体育运动水平和领导成就，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得人们不愿意否决他的看法，甚至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驳。他那雄辩的口才以及阐述自己论据时那种生动的样子，也往往能使反对意见烟消云散，使本来怀疑他的那些人转而怀疑他们自己。他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谓他成心想把我们卷进亚洲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与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他倒是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主张把地面部队派往大陆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大声疾呼，反对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他一再郑重其事地主张，用我们强大的海、空力量来封锁共产党中国，并且摧毁她“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
政府领导人，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所进发出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麦克阿瑟将军。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参议院听证会(此时，麦克阿瑟在离开祖国十余年之后重返故土，在为期七周的对证中面对着自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辩论中某些激烈争论的情况透露出来之后，真正的分歧点才普遍为世人所了解。由于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到了解释，因而大多数公众对总统的批评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对于匆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做法普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军本人直到报社记者告诉他才获悉自己被解职一事)。
诚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想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但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却根本不同意麦克网瑟封锁和压垮中国的方案。坦率地说，麦克网瑟所寻求的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即不借冒使苏联卷人这场冲突并最终导致苏联入侵欧洲的风险来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潜力。麦克阿瑟声称，鉴于我们已经与红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采取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已经丢失，现在只不过是苏联人的一个工业后院罢了。麦克阿瑟相信，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亚洲决定。
然而，麦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时，却把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描绘成是“胜利”与“僵持”之间的抉择。由于把这种抉择说得那样简单，因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应该作出那种抉择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由高手绞尽脑汁、极其巧妙地提出的“胜利”方针证明是难以反对的。
这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口号。
“胜利，迅速而彻底地赢得胜利！”任何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把麦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二十年后，他老调未改，在对美国国会所作的演讲中，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班发表演说时又重申：“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的，神圣的。那就是要打赢我们的战争……要有取胜的决心，要切实认识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
这些话当然是每个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的美国士兵的信念，也许找不到更好的战斗口号来激发美国人的满腔热血了。它表达了“决死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征服西部地区的长期战争，痛苦的国内战争，以及他们所参加过的每一场其他的冲突和战争。按美国人的性格是不愿打有限战争的。就象在拳击场上一样，他们所想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地击倒在地。象取胜这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哪个朝气蓬勃的美国人会反对呢？反对这种思想就象支持邪恶、反对美德一样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鲜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一次“胜利”有时还需要另一次胜利来保障。夺取一个高地之后，为了巩固战线或者防止敌人观察，似乎总需要再拿下一个高地才行。而当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所谓“胜利”，可能只不过是打赢麦克阿瑟宏伟计划中的初战而已。
可是，麦克阿瑟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是指在朝鲜的胜利，即不仅仅要在朝鲜半岛消灭全部敌军并建立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给共产主义以“狠狠一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打击将标志着红色浪潮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仅包括向鸭绿江实施大规模进攻，而且还包括摧毁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破坏其工业中心。为蒋入侵大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运往朝鲜以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为这些行动会打破共产党对大陆的控制。他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欢迎蒋打回去，而且还自以为苏联不会介入他所设想的这种冲突。但是，在向红色中国发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过程中，倘若苏联的干涉威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则我认为，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就会极力要求进而向苏联发动进攻(他认为，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使时间对苏联有利)。这只不过是他的最终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此，如果实行他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我们的总预备队削减得只剩下一个处于战备状态的陆军师。
这就是麦克阿瑟高喊战争时在其心目中的所谓“胜利”。这是个需要全国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满风险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为麦克阿瑟的上级所否决。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会的领袖)仔细研究讨论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以及亚洲的局部形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了审查。尔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形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每个问题。
这些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全部建议进行了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红色中国屈服。我已提到过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想摧毁满洲的基地，我们“本钱很少的空军”就会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以至于我们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重建这支空军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点出现挑战时能有效地应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将军对于轰炸满洲这种“一点一点地啄击皮毛”的办法毫无兴趣。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回来的只不过是敌人军事力量极轻微的损失。五角大楼也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象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那么快就被摧毁。如果进行轰炸，无疑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遭到屠杀；如果使用原子弹，那么牺牲者将会是数以百万计。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否则，共产党中国还能照样通过这条铁路接受军事补给，而苏联则丝毫不受触动。可是，炸毁西伯利亚铁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战行动，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杜鲁门政府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清楚，任何攻击满洲基地甚至鸭绿江上的桥梁的行动，都将结束那个保证我们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至于封锁中国沿海，这将构成一种战争行动。封锁，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然而，除非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以及大连港、旅顺港都包括在封锁之列，否则这一行动无法奏效。如果我们果真封锁这几个港口，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反应是不会让我们轻松的。
在五角大楼看来，利用蒋军入侵中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们能得到大规模的美国海、空军支援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麦克阿瑟当然认为蒋军是应该得到的。
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点力量如果用于朝鲜，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陆能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从而减轻那里的压力，但蒋的地面部队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
五角大楼对蒋军的作战能力不抱什么希望，麦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说道对这些人的战备程度缺乏信心。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提供诸如火炮、装甲车辆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对他们进行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然后才敢将这些部队投人战斗。但是，从已经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那里抽调这类紧缺助武器装备是不妥当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李承娩坚决反对在他的国家使用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朝鲜还有人力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政府也不赞同麦克阿瑟的西欧不太重要的观点。西欧的工业技能、人力、技术、各类工厂、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华盛顿感到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遭到孤立。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
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护，就象在英国强制下的两个世纪的和平时期所做的那样。
在麦克阿瑟被免除职务很久之后，这个方案才得以强行贯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军力量来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弹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来维持现存的疆界。此时，人们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向海外输送大批地面部队了，所以，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力只能支持我们打一种战争，即中场大战。国防部长则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一场大战。
最后，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使当时人们尚未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了，那就是在决定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于军事当局的统帅权。
就我记忆所及，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现役军官无论何种形式的挑战的先例只有那么一次。那就是在林肯执政期间，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公然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杜鲁门先生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麦克莱伦(当时任整个联邦军的司令)下达命令，可是，这位将军却不予理睬。
全国有半数的人都知道麦克莱伦怀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对林肯的那些人企图利用这种野心。林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被迫解除了联邦军最高司令的职务。”（关于对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的详细评论见附录1)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再次重演。据杜鲁门先生说，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麦克阿瑟就不尊重总统的权威。
起初，他还有所收敛，后来便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即使没有故意蔑视上级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对这些命令明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杜鲁门先生把麦克阿瑟的行动归纳为“违抗命令”。其他的人则使用了一些比较文雅的字眼，从“蔑视”到“公开反抗”等等无所不有。
就象国际舞台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其他伟大人物一样，麦克阿瑟似乎常常以为，他那天生的、常常为其军事成就所证明的才华，使他的判断能力远在他所有的同级乃至上级之上。可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军事领导人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能力更高一筹，而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就某个预案是否正确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他个人的建议。但是，在总统的决定向他宣布之后再与总统争辩，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权，也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O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常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政府当局与军事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巳存在、牢固确立了的。
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和琐事，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题；以及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助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是由于司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材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明。
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面且必须享有这种权力。此外，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一派坚决主张争劝彻底的胜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谓“大辩论”。
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主要是因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场。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够使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事业，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种坚决反对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坚持说，朝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十分清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决心停战，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xdx潮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新攻势助问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击退敌人的侵略行动，在朝鲜恢复国际和平”，这基本上就是恢复战前的态势，维持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对峙局面。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情况似乎已经表明，战场不久将出现相持局面。我们的攻势还在向前发展。但是，我闪所计划的全部进攻行动都是目标有限的行动，进攻的目标经过精心的选择，通过的地形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进攻都十分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因积极性过高而不顾后果地实施追击，以致造成不应有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已经运用了全部现在兵力，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鸭绿江——图们江—线推进(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否则，我们打算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麦克阿瑟作了，汇报，他亦表示赞同。
敌人似乎仍处于防御态势，但我还是提醒各军军长，敌军在部署上既适于防御，又适于进攻，他们能够随时发起全面攻势。这时，我已接到在东京任职的新任命，詹姆士·范弗里特中将则正在去第8集团军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闻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传播出来的，我突然晋升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闻也是这样传到我耳中的。
事实上，在这条新闻传到我这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含意，因为，这个消息是一位战地记者以提问的方式传出来的。我已无法想起这位记者的姓名，可是，我记得他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祝贺。这个问题，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当时已经知道麦克阿瑟将军被兔去了职务，并且知道我已被选定接替他的职务。我只是回过头去盯着那位记者，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不懂他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陪同陆军部长费兰克·佩斯视察前线，领他参观第936野战炮兵营(原为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来自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单位。我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这次参观，而不是什么神秘问题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营是一个155毫米榴炮营，刚刚通过了最后的训练考核，被批准投入战争。当时，他们受领了一项射击任务。营长和各连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技火绳，发射首发炮弹。一些士兵在这发炮弹上用粉笔画上猥亵的东西表示对弹着地区中国人的“问候”。部长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发射了首发炮弹，然后很得意地退到一边等候射击结果。这时，陪同部长的两位军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尔中将和特德·布鲁克斯中将决定嘲弄他一下。
“您难到没有想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作为一名文职的非战斗人员您是不应该开炮的吗？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丝惊楞的表情在部长那张平时相当平和的脸上大约只停留了半秒钟的时间便一掠而过。我们都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单位。几小时之后，当我了解到那位记者向我提出的那个我曾觉得很荒谬的问题的真实含意时，又轮到我感到惊讶了。
我接到命令，让我去东京赴任，接替那个一直是我上级的人的职务。
我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图书馆里。这是一次我不愿提起的会见。在我以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我曾对这次会见作过详细说明(见附录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绘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就是麦克阿瑟显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满的情绪。他象往常一样镇静和彬彬有礼，而且，我认为，他在接受这项决定时似乎表现出较高的涵养，大多数人处在同样情况下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不用说，正如我当时记录的那样，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看来丝毫没有减退。
我之所以说“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因为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其实，我在机场还见过他一面，为他举行了一次简朴的告别仪式。他握着我的手，诚心诚意地说：“我希望你在离别东京时能当上陆军参谋长。如果允许我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我本来也是会选上你的。”这句充满真情实意的简短的话语，体现了这位伟大军人政治家极其宽阔的胸怀。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证明了早在四个月之前当我就要离开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接管第8集团军时他对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当联合国军再度向三八线挺进时，他曾再次表示过这种信任。当时，他对我说：“你已经做到了人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十三年之后，由于公布了一则麦克阿瑟将军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会见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吉姆·卢卡斯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据卢卡斯先生说，在这次会见中(会见记录一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去世之后才得以公开)，麦克阿瑟将军把我列在其待选的野战指挥官名单末尾。考虑到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对我谈过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后来在华盛顿对参议员哈里·凯恩的谈话(内容如下)，这则报道使我迷惑不解，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答。
参议员凯恩：“在我看来，应该提一提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李奇微将军极其敬重的态度。在答复我最近的一次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在那位非凡的军人沃克将军死后，是我提议并挑选李奇微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我认识李奇微将军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认为，在远东地区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将军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了。我对他极其敬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位很有修养的人和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他们间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诚能超过李奇微将军与我之间的这种关系。’”(摘自《国会记录》——美利坚合众国——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程序与辩论。第97卷，华盛顿，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对于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凯恩时所说的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我深表赞同。——作者］我是与弗兰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凌晨一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机常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己正倾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这意昧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胎并运到朝鲜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次事故则加深了我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事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气上也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边上的山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的驾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继续向“怀俄明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角地区的集结情况。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当的位置上。
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多道调整线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军，我则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图最后一次竭尽全力将我们赶人大海。
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们任何一支为数可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和大片土地外，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一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便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将军转达了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宫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而仅仅给下级以执行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我始终认为，对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的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对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行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级赋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划，并使之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针，即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对前几个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或者说由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政策派生出来的许多指示作一扼要说明。除了在遭受进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这一任务之外(这是由我国政府一方赋予我的任务)，我作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还负有其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我认为，只要胜利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就会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撤往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任务仍然列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由于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后退行动，这些任务已毫无意义。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须就范弗里特将军今后作战时行动自由的限度问题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又得同时采取两个行观。
第一个行动是，在起草出措词严谨的指示信之前，要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加以适当限制(这些指示信不仅要送给范弗里特将军，而且还要送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规定我们的各项目标和方针)。我立刻采取了这一行动，重申了范弗里特到达的当天我曾下达过的口头指示，并补充了这样一条规定：“我希望，未经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临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如你认为局势有利，则你在犹他线’(离‘怀俄明线’有相当一段距离)以外地区发动进攻之前，务请预先向我报告。”
针对两件事情须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草拟指示信。尽管在接到来自华盛顿的有关当前任务和方针的扼要指示之前这些信件也许无法最后定稿，但我还是指示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与三位司令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达这些信件时，各位司令对信件内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已完全赞同的态度。
随指示信还附有一份备忘录。这样做的目的，我解释说，是为了提供某些与指示信密切相关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样极为重要的指示。下面是备忘录和给范弗里特将军的指示信的摘录。在附录3和附录4中，刊载了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技特迈耶将军的内容不同的指示情摘录。
备忘录摘录
“进行目前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使敌对行动规模扩大，进而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种危险性是严重的，始终存在的。它使本战区的所有部队，尤其是那些具有进攻能力的部队，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在执行赋予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这种责任是始终存在的。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且要求我们责无旁贷地对美国人民负责。要履行这一职责，每个指挥官就得充分注意自己助行动可能招致的后果；就必须使所属部队对自己的行动同样充满责任感；就必须建立起经过反复检验、自己感到满意的有效机构来保证对所属部队的进攻行动及所属部队对敌人的行动作出的反应实施控制。归根结蒂，指挥官本人必须下决心杜绝所属部队可能使目前冲突扩大的任何行动。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则不得采取此类行动。
“因此，我期望每个担负主要责任的指挥宫，不论职位高低，每日，实际上每时每刻，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都必须牢记：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以上内容对地面部队不象对我所统辖的海空军部队那样适用，海军一艘舰艇或空军一架飞机的行动都可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正如我后来视察范弗里特将军的司令部时向他口头指出的那样，这些内容却能促使他们对这一关键问题引起高度的重视。
给第8集团军司令的指示信摘录
(一)
1．除非情报部门证明需要采取新的方针，否则，你必须根据如下分析作战：１与你对抗之敌决心将你赶出朝鲜半岛或者将你就地消灭。
２苏联随时都可能以其陆、海、空军之现有实力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在本战区与联合国军作战。如苏联进行此类武装干涉，则中共和北朝鲜人民军之军事力量将发动攻势与之相配合。敌军的所有这些行动都将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实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候条件及其对地形所产生的影响。
2．此外，你还应当根据以下前提作战：１你的部队将补充到并维持在接近编制装备表规定的实力水平上。但是，你不会得到大量战斗部队或勤务支援部队的加强。
２目前尚无法预料你们的作战行动会持续多久。
３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撤至某个便于防守的地区，并在那里不定期地坚守下去。
４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主动撤退，以便及早撤离朝鲜半岛。
(二)
1．你的任务是击退敌军对你目前所占据的大韩民国领土(及那里的人民)进行的侵略，并且应与南朝鲜政府合作，在韩国土地上共同建立并维护秩序。执行此任务时，你有权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地面作战，以及采取登陆和空降作战等各类军事行动，但不得违反2.1之规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你所属任何部队，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越过韩满边界或韩苏边界。你所属非南朝鲜部队，甚至不得在靠近上述边界的地区作战。
2．执行该任务时，你应按下列规定行事：１只有接到我的命令，你的大部队才可在发起进攻时越过临律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一线(即“怀俄明线”)。
２你应该指挥部队集中力量使在朝鲜的敌军人员与装备遭到最大损失，同时，应始终保持你所属各大部队建制的完整，保障部队的安全。采取零敲碎打、不断削弱中共和北朝鲜军队进攻能力的办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此举还可破坏中国的军事威望。
３你应在后勤保障和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尽可能减少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施火力机动，以使你的集团军保持进攻精神，掌握主动权。
４你应利用敌人的每一弱点，并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向世界表明与你对抗的敌人战斗力的真实水平。
５(略)
６仅以占领地域为目的之行动本身意义不大或者毫无意义。
７驻远东海、空军司令执行受领之任务时，你应向他们提供支援。
(三)
1．这些指示(你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的副本，只能提供给你手下“应该了解情况”的美国军官。但是，指示中旨在防止扩大朝鲜战争的限制性规定，应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传达，以保证你所属部队人人皆知，都能照办。
2．(略)
3，如你要求澄清指示中之任何一项内容或建议，对指示的某些条文进行修改，欢迎你随时与我商讨。
美国陆军中将马修·李奇微
可是，我的新职务所负的责任远远超出了在朝鲜行动的范围。所以，我有时都怀疑自己是否因重视一项任务而忽视了另一项任务。国务卿约翰·福期待·杜勒斯在东京访问我时曾就我新近增大的责任表示了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说，“你不要认为你在签订条约的问题上所担负的责任是你所担负的责任中较次要的责任。”(日美条约当时正处于高级谈判阶段，杜勒斯是该条约的主要发起人)我向他保证不会这样做，并补充说，我将尽快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工作。我指出，在这第一周内，我已有意识地将保卫日本的有关问题放到了优先的地位，因为，苏联具有这样的能力，即可以在我们得不到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将其远东的军队投入这一战区与我军作战(国防部曾这样通知过我)，而且，他们走这步棋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苏军的这种能力给我造成的问题较之我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都要紧迫。
我知道，要想成功地保卫日本，我必须熟悉这里的地形情况以及我们在日本的部队和设施的现状。因此，我很快便开始对关键的地区进行一系列的侦察飞行和地面现地勘察。这种活动在后来的一个阶段，几乎把我每天的时间都占得满满当当。与此同时，我决心竭尽全力来防止在日本的某些军营中仍然盛行的那种只作守备打算的思想再度抬头。我还希望知道我们的部队驻在何处，他们的实力如何，他们的指挥官水平怎样，以及如果苏联果真发动突袭我们如何采取最佳作战方案对付之。到达东京后不几天，我便围绕北海道的整个边缘进行了一次侦察飞行。我觉得，北海道很可能是俄国人进犯的第一个目标。在这次飞行中，我尽可能飞抵接近苏联领土的地方——隔着拉彼鲁兹海峡，距苏联只有几英里。我还乘坐自己的B—17型飞机对其他地区进行了侦察。有时，我让驾驶员贴着树梢飞行，这样，我便可以对有朝一日我们的部队可能作战的地区的地形情况仔细地作一番调查。(一次，我带上夫人，请她进入轰炸员座舱尽情观赏就在我们脚下飞旋的山丘和森林。
她立刻得出结论说，在飞机有机玻璃罩里掠树梢飞行还不如在楼上有趣。在楼上，地面看上去距我们还要远一些。)尽管我知道苏联未必会发动进攻，而且，我也决心贯彻杜鲁门总统的指示，避免发生可能把我国卷入一场世界战争的任何行动，但我还是全力以赴地设法使我的部队保持战备状态，准备对付敌人能够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会采取的行动。
保卫日本是由我自己的国家赋予我的责任。作为驻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我还有其他的新任务：只要我认为战争还有希望给我们带来胜利，就继续在朝鲜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的局势，或者如果被迫放弃朝鲜，就把联合国军撤往日本。我接替新职务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其中一件我以为非常满意的事，就是我纠正了我认为对一位杰出的军官多伊尔·希基少将虽属无意但却是不重用的做法。一九五O年九月，阿尔蒙德少将离开东京去指挥第10军参加仁川作战之后，希基少将被指定为“总部代理参谋长”。此后，显然出于个人的某种癖好，麦克阿瑟将军在公文中仍然称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和“第10军军长”。他对阿尔蒙德才干的这种赏识(我知道，对于这种赏识，阿尔蒙德是当之无愧的，我表示完全赞同)，实际上使希基(一个主要司令部参谋长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好象成了一个临时补缺的人物。我相信，这种安排无论阿尔蒙德还是希基都不怎么中意。但是，要对此类事情提出异议，作为部属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在麦克阿瑟将军离开东京之后不久，我毫不犹豫地发布了命令，任命希基接替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阿尔蒙德被免去这一职务，继续担任第10军军长。
当然，尽管这类杂七杂八的事情可能牵涉我一小部分精力，但我们大家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联合国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问题和命运问题上。我知道，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特别是由于一天天恶化的气象条件削弱了我们的火力优势。然而，对我军对付中国军队任何威胁的能力，我仍旧抱有充分的信心，这一点，甚至在中国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都从未发生过丝毫的怀疑。
只是南朝鲜军队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到苦恼。实施进攻的中国军队再次将一支又一支的南朝鲜部队追赶得抱头逃窜。溃逃之中，这些部队又丢弃了大量贵重且难以补充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又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办法，借助月光，在各种轻重火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这次攻势开始于朝鲜中部的山区，拂晓时在整个朝鲜半岛全线展开。我们曾估计，敌人这次可能会广泛使用坦克作战，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没有使用过任何坦克。相反，敌人采取了我们所熟悉的而南朝鲜军队却非常不适应的战术：以大量步兵实施夜间进攻，不顾伤亡，一边几乎是在距炮兵弹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战线上又四处响起狂乱的军号声和粗野的吼叫声，敌人的步兵则穿着胶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我方阵地。
我们的防线各处都守得很牢固，除中央地段，各处均顶住了敌人的首次冲击。在中央地段，位于中间的阵地由南朝鲜第6师扼守，美军第24师控制着左翼阵地，第l陆战师控制着右翼阵地。中国人狠狠打击了南朝鲜军队，迫使其仓皇逃回“犹他线”以南。以后，敌人进入了这一缺口，力图包围两翼的美军部队。第24师和第1陆战师守住了阵地，但是，范弗里特将军立即命令第1军和第9军在这一威胁面前逐步撤往“堪萨斯线”，放弃新近夺取的全部阵地，换取宝贵的时间并严惩敌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封闭了由退却的南朝鲜第6师留下的缺口，防止了敌人进一步利用其突然取得的有利地位。
战斗在全线都十分激烈，中国人损失重大。我们针对这次进攻所进行的周密准备工作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前几周轻而易举的推进行动也许现在已经使我们陷入了敌人的陷阱。因为，大量中国军队突入、穿过或者包围了我中央地段的阵地。第一天下午十时，在第9军阵地后方一千码处出现了中国军队。这些部队向当天下午刚刚前出到此处的我炮兵分队开了火。但是，组织严密的环形防御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这样一个例子。第92装甲野战炮兵营阵地周围的战斗打得特别艰苦，破晓以前，阵地上到处是中国军队。可是，莱昂·拉瓦中校预先已考虑到防御问题，所以他们没有为之惊慌失措。
中国人被击退之前被打死了一百七十九人，而第92炮兵营仅损失十五人。在三天的战斗中，仅第9军就发射了一万五千发炮弹。
四月二十六日，敌人切断了连接汉城与朝鲜中部的春川及东海岸杆城的宽阔公路。范弗里特立即将第9军撤至洪川江。中国军队已经在一个午夜涉过了水深很浅的临律江，企图在南岸建立一些不大的桥头堡。与此同时，其他中国部队则沿铁原与汉城之间的公路向南运动。第1军有条不素地一直撤到“堪萨斯线”，打算在那里坚持下去。
撤退中，他们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可是，敌人以一次突然的打击把南朝鲜第1师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南，从而暴露了英军第29旅的左翼。尽管第1军一再设法援救格洛斯特郡团的第1营，但该营仍为敌军所切断和打垮。卡恩思中校(他在该团服役已达二十年之久)和他的部队在自己的阵地上英勇顽强地坚守了好几天，直至弹药全部告罄。
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了联合国军一边。
中国人一切断汉城以东东西走向的主要公路，就集结兵力，准备向首都发起大规模突击。他们事先就吹嘘该城不久就要回到他们手中。当位于汉城正北的议政府受到中国人威胁时，我们被迫将其放弃。接着，范弗里特着手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以固守汉城，并将敌人阻止在汉江以北。美军第3师在距该城四英里的地方中牢地坚守着阵地。
中国人对汉城最危险的一次突击是在四月二十九日。
六千名中国士兵企图乘小舟在汉城西面渡过汉江，尔后由此沿金浦半岛南下，对汉城实施迂回包围。正是在此处，我们的制空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敌人还在江面上强渡时，我们的飞行员突然向他们猛袭过去，将进攻之敌大部歼灭。到达南岸的零星残敌根本不是南朝鲜第5陆战营的对手，该营当时正负责防守这个半岛。敌人的另一次行动是企图在汉江与北汉江汇合处打开一条通路，越过汉江，迂回汉城。这次行动被美军第24师和25师所粉碎。
随着敌人强渡汉江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我军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称作“无名防线”，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给该线命名)。该线横穿整个朝鲜半岛，由紧靠汉城以北的地区，经朝鲜中部的萨班古，一直延伸到日本海海边、三八线以北的一座海滨小镇大浦里。在敌军距目标很远时，其疯狂进攻就被我军所阻止。在阻止这一进攻的过程中，炮兵和空军的轰炸给地面部队以巨大的支援。从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联合国军的飞行员们执行了七千四百二十次飞行任务；我军大炮持续不断的轰击则使整个地面布满了弹坑。
范弗里特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利用火与铁而不是血和肉同敌人作战，因此，他的部队充分利用了我们在空中力量和多种口径的火炮上所拥有的绝对优势。敌人刚刚明显丧失进攻的势头，第8集团军就立即恢复了攻势，不给敌人以变更部置、补充装备的时机。我们知道，敌人的补给品还在源源不断地由满洲运往铁三角地区。铁三角这一坦荡的平原完全被嶙峋的花岗岩山岭所包围，其顶端是平康，底线则从铁原伸向金化。我们的计划是：如果可能，我们就推回到“堪萨斯线”，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夺占该地区，而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充分利用较为有利的防御地形。五月初，我们的坦克巡逻队曾插入“无名防线”以北十二英里的敌纵深地区，在那里袭扰了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突入金浦半岛的许多小股敌部队很快被我肃清，于是，南朝鲜第1师奋力朝临津江推进。第1骑兵师重新夺回了议政府，封闭了通向汉城的接近路。其他部队则由北部和东部将敌人赶出了汉城。在通往春川的道路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在那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进行了顽强抵抗。
在重新夺占春川之前，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不得不采取近战来肃清该地区的敌人。远处的右翼部队也同时向前推进。所以，有一度情况似乎表明，我们也许可以发动一次攻势，重返“堪萨斯线”。可是，五月的第二周，敌人原先那种零星的抵抗在各处变得顽强起来。据观察员报告：敌人正在修建新的机场，估计其空军的实力大约为一千架飞机。尽管我们进行了空袭，但是正运送补给的队伍仍在一步步南下。同时，每天都能发现敌人大部队运动的情况。因此，范弗里特将军决定推迟进攻，加强自己的防御，以抗击敌人这一新的进攻。沿着“无名防线”设置了五百多英里长的铁丝网，埋设了地雷，并在雷场安放了装有汽油和凝固汽油、能够电发火的圆桶。射界进行了周密的测定，我们准备让敌人好好尝一下在朝鲜战争中还未实施过的密集火力射击的苦头。
中国于五月十五日黄昏之后恢复了进攻。他们动用了大约二十一个师的兵力，在翼侧还有北朝鲜的九个师。进攻的矛头指向防线中央，尤其是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的防御地段。在进攻发起后的第二天较晚的时候，防守春川右侧高地的南朝鲜第5师和第7师在中国人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在一片混乱中仓卒撤退。所以，需要进行一番激烈的争夺来封闭防线上的这一缺口。范弗里特遂将美第2师和第1陆战师调至右翼，以抗击实施突破之敌的西半部分部队，同时令第9军向右延伸防线，以便把第2师和陆战师留下的防御任务也担负起来。他命令两个步兵团进入阵地，阻击敌大规模进攻中位于最前端的敌军，与此同时，命令一个团战斗队和美第2师迅速北上，抗击敌进攻形成的突出部西半部之敌。这是一次历时二十四小时的极其紧张的战斗，因为中国人大批涌入了突出部，并且企图包围我方阵地。第2师的士兵们曾一度在主要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前后方和翼侧与中国人和北朝鲜人顽强战斗。然而，美军第9步兵团仍然向北进击；美第2师的法国营和荷兰营加上美第23和第38步兵团，为恢复对主要补给线的控制则向南进击。此后，第2师便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朝鲜战争中最强大的炮击行动之一，是第38野炮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发射了一万多发105毫米炮弹。这次炮击支援步兵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并且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五月十八日，中国发动新攻势的第三天，阿尔蒙德将军命令第2师撤至南面约五英里处的一道新的阵地。该师师长克拉克·拉夫纳将军成功地实施了后撤。在三天的战斗中，第2师伤亡和失踪者共计九百人，而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估计为三万五千人。
敌军对防守中央防区东段和沿海地区的其他南朝鲜部队形成的强大压力，迫使这些部队远远地撤到“无名防线”以南地区，防守在日中海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后撤了大约三十五英里，被赶到了江陵村。在西部防区，敌人企图沿北汉江向南突击，迂回汉城。但是，美第25师和南朝鲜第6师经过三天的苦战，将中国人阻止在南朝鲜首都以东约二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磨石隅里的南面。敌人还直接向汉城发动了若干次小规模进攻，但很快即被击退。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距自己所吹嘘的目标很远的情况下再一次停下来喘息。在东部防区和中央防区，他们得以向南推进，占领了大片地区，为此，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中国人诱歼我军任何部队的企图均末得逞。除了从南朝鲜军队手中夺取大量武器装备外，他们能够炫耀的用鲜血换来的东西仅有大片崎岖不平的但抖地狱篇》中所描述的那种土地，以及一些遭受猛烈轰炸、几乎是片瓦不留的村庄。然而，对退却的南朝鲜军队所丢弃的这些武器装备不可等闲视之。这些武器足可装备好几个完整的师。可是，在华盛顿的报刊上和美国国内其他地方还是出现了许多无稽之谈，对我的司令部与南朝鲜政府之间存在的摩擦表示不满。但是，这些摩擦是由喋喋不休的无稽之谈造成的，而这些无稽之谈又产生于李的办公室。他们说什么南朝鲜现有大量受过训练的兵源，只要美国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武装，就能减少在朝鲜的联合国军的数量。这种前景对美国国内的读者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可是，这纯粹是建立在幻觉的基础之上的。除非李能使已经武装起来的南朝鲜军队在战场上打得好一些，或者激烈的战事能够缓和下来，否则，既不会有多余的人员，也不会有多余的资源能用于为实现那种预想的扩充计划而进行的监督和训练。
五月九日，承莫西奥大使和范弗里特将军的陪同，在除李本人之外无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我拜会了南朝鲜总统，并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需要改善南朝鲜军队的领导状况。我们对南朝鲜陆军参谋长钟将军一直是十分信任的。
然而，由于作战要求很高，加之文职当局在政治上对他进行干预，没有全力加以支持，因而，他几乎无法培养出南朝鲜军队所需要的和理应拥有的那种高水平的野战指挥官。
我认为，那天下午我们与那位老斗士所进行的开诚布公的谈话毫无模棱两可之处。我甚至可能过多地向他透露了军事形势方面的问题。可是，他的司令部还是在顽固地制造这类所谓我们拒绝利用取之不尽的兵源的谎言。这件事已成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了。因此，我要求范弗里特注意，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他的参谋长和三位美军军长)，除纯军事问题之外，不要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其他问题的言论。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把南朝鲜所有的师从战线上撤下来进行训练、使之成为第一流的作战部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在我们政治战线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上火上浇油。
现在，中国人的进攻又一次停止了，是我们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了。联合国军两个新到达的营即将完成最后的战前训练，编入第8集团军。因范弗里特的炮兵饱和轰击战术而暂时造成的弹药“短缺”（炮连从未短缺过弹药。实际情况是，由于弹药消耗突然大幅度增加，在朝鲜的弹药贮备曾一度低于规定标准。——作者）已不再是个问题。但是此时，关于后勤方面的情况，无论敌人的还是我们的，我们一定得时刻留意。进攻作战推进得太远就会使我们的补给线拉得过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相应地缩短，同的，还会使我们遭到重大伤亡。南朝鲜仍然只有一个第一流的港口可供装卸军用物资，这就是釜山港。可是现在，这一港口已远在南面，而这是唯一可供吃水深的舰船停泊的港口。
汉城的港口仁川受到黄海潮水大落差的限制，物品需要从远离海滩的大船上卸到登陆艇上才能运上岸。
但是，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可能时夺取该地区，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案。这里过去曾是一条良好铁路线的终点，现在也是敌人能够不断向前线运输粮秣弹药和其他补给品的许多良好公路的枢纽。人们也许还记得，“怀俄明线”亦即“堪萨斯线”的突出部是针对铁三角的底线而划定的。对我们来说，控制华川水库也极其重要，汉城的水电供应以前依靠华川水库，而且，这里还是敌人补给线上的重要地点。因此，发动这次新攻势的目的是，不再顾及三八线的限制，重新打过三八线去，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之潜在力量。
五月十九日，我飞往朝鲜，在靠近萨马的第10军指挥所会见了范弗里特、阿尔蒙德和第9军军长霍格。这几位指挥官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我将自己对这次谈话的理解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第8集团军应于五月二十日发起进攻，各军任务如下：1．第10军应制止敌人在其右翼达成突破，并协同第9军右翼部队发起进攻，第9军右翼也由第10军负责保障。
2.第9军应进攻并夺占春川盆地以西的高地。
3．第1军应沿汉城——铁原轴线发起进攻，并负责保障第9军的左(西)翼。第8集团军司令应密切注意这次进攻的进展情况。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视察了所有其他的美军军、师指挥所和部分南朝鲜军的军、师指挥所。我在前线巡视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拜会了钟将军。我再次强调，他必须保证所属各级指挥官都能认清形势的严重性，并做出特殊的努力使南朝鲜部队能象支真正的部队那样在战场上作战。
那天晚上，我在第5航空队指挥所会见帕特·帕特里奇时，获悉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当天下午心脏病发作的坏消息。他这次病得很厉害，被迫离职住了几个星期的医院。此后，只好将他送回国内，后来他退出了现役。他是一位极其勇敢、经验丰富和足智多谋的军人。然而，突然的变化是战争中常有的现象。我对他的这次重大转折深感痛惜。但是，能得到奥托(奥佩)韦兰空军中将我还是相当满意的，空军果断地指定由他来接替斯特拉特迈耶的职务。我早就认识韦兰，曾与他在泛美防务委员会共过事，并一同参加过里约热内卢公约的谈判工作。
我在远东任职的后一段时间，大概再没有比他更乐于合作、更得力能干的战友了。
发动攻势前决定变更部署，因而使华川水库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给了第9军，而在此之前，第9军的作战地带分界线是划在水库边缘上的。第10军已实现其最初目标，所以，现在便可以插向东北方向，阻击沿海岸北撤的敌人。
南朝鲜第1军将沿海岸北进，尔后向偏西北方向进攻，粉碎它与第10军之间的敌人。在中国人进攻时遭受沉重打击的南朝鲜第3军被撤销了建制，其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
联合国军于五月二十日开始进攻，在不断得到美国空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克服敌人越来越弱的抵抗向前推进。这次进攻并不打算推进到鸭绿江，诚然按我们当时的兵力大概能够打到那里。但是，范弗里特仍指挥其部队向前挺进，穿过了第一道调整线，即“托皮卡线”(该线从西部黄海潮汐平原上的坟山，经鳞蹄，延伸到濒临日本海的杆城以南约十英里的黄浦里)。尔后，他们继续向“堪萨斯线”和对着铁三角底边的、北面的“怀俄明线”前进。同往常一样，敌人在如下一类地区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那就是地形对他们有利的地区，道路狭窄或者无路可行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补给品不得不依靠肩扛手提运上山岭的地区。
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天气也来给敌人帮忙，降低了我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使许多道路几乎完全被毁，而且还使我们的飞机无法起飞。结果，敌人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其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然而，到该月底，南朝鲜全境毕竟差不多再次肃清了敌人的部队。估计被我打死的敌军为一万七千人，另外，还俘获相同数目的敌军俘虏。在这次进攻中，南朝鲜军队伤亡异常惨重，死伤、失踪或病倒者达一万一千人左右。
随着我军打回甚至越过“堪萨斯线”，又轮到我们采取肪御了。范弗里特再次着手采取措施，以尽可能使防线变得坚不可摧。整个防线设置了一层层铁丝网，阵地前布满了地雷和燃烧桶。只要可能各处都挖掘了带顶盖的掩蔽部。此外，还设置了路障，并测定了炮兵集火射击的诸元。
尽管大雨不断，并且敌人顽强地进行抵抗，向铁三角底边实施的进攻作战仍然一直持续到六月份。美军第3师和第25师向前猛打、猛攻，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把中国人从圆木构筑的掩体中赶了出来。铁三角西端的铁原于六月十一日为我夺占，东端之金化，敌人未继续抵抗便放弃了。此后，两支步坦协同的特遣部队迅速穿过铁三角地区进至平康，平康守敌亦全部撤光。可是，我军发觉敌人占据着城北的制高点。于是，这两支特遣部队又撤了回来。从此以后，双方都不再采取大规模行动去夺占三角地区的平原了。
敌人很重视的另一个地区是一个我们称作“大钵”的古老火山口。火山口在麟蹄以北大约二十五英里处，距东岸也有二十五英里，靠近美第10军与南朝鲜第1军的分界线。火山口的周边犹如刀刃一般锋利，陡然拔地面起，高出火山口底部数百英尺，上面覆盖着密密的树林。敌人在周边山坡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且配置了大量的火炮和追击炮。为了夺占这一地区，我们在以后几个月中付出了很大伤亡。第8集团军占领这一地区，便可以缩短我们的防线，使我们更好地观察敌人，而且还可以减少敌人对这一方向发动强大的突然进攻的可能性。我们一旦夺占了这一地区，便决不会再把它放弃掉。
现在，第一年的战斗已经结束，联合国军实现了早先的目标——将南朝鲜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并扼守分界线。横贯整个半岛，最西部除外(因为，这里南流的临津江是最有利的防线)，我军在三八线以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足以抗击敌人的任何进攻，除非敌人能得到大规模增援。
但是，为夺占和扼守关键地区附近的制高点，部队遭到了敌人不顾伤亡的顽强抵抗。敌人和我们一样，建立了坚固的防线，井在前沿前构筑了屏护阵地。这道防线，敌人是打算坚守下去的。因此，我在六月二十五日收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可能即将与共产党进行停火谈判的消息，是很受欢迎的。我立即派我的参谋军官小瑟莱斯中校前去与范弗里特商议。他随身带了一张我的幕僚们准备的地图。图上显示了我军当前的前沿阵地的位置、“堪萨斯线”的位置、预想的“堪萨斯线”警戒线的位置，以及可以保障“堪萨斯线”阵地的预想的停火线的位置。我要求范弗里特告诉我，让第8集团军夺占其当前的前沿阵地与预想的停火线之间的制高点是否可行，有无必要。
根据范弗里特后来的言论(大意是我阻止了他夺取彻底胜利)，我认为回顾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还是很有意思的。他当时的看法是：此时此刻他不赞成让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去夺占制高点。他认为，在东部前线发动进攻会使美军付出很大伤亡，而所得到的却只是一些土地。在西线发动进攻虽则比较容易，可是，范弗里特认为，这会使他过于暴露给敌人，易遭对方进攻。他认为：发动进攻要付出很大伤亡，并会使第8集团军变得较易遭受敌人攻击，这样做代价太大，不应为实现停火而冒这样的风险。他还竭力要求，如果当真进行停火谈判，那么应考虑到礼成江以西、三八线以南的那部分朝鲜领土。我们无意占领这一地区，但该地区有可能成为我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我们想获得的东部那块地方。他还说，第1陆战师的当面之敌(北朝鲜两个军)占据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们作战顽强，齐装满员，似较中共军队更能作战。
他的这些看法我都赞同，于是，我们决定原地坚守，等待谈判的结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首次提出了停战的要求。这使政治和宣传方面的活动大大增加，并给我带来了一批重要的人物。中共很快表示赞同马立克的建议。同时，在我国也有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和平的呼声。六月二十九日，我在东京非常高兴地将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迎到了总部。在他之后到达的是阿奇·亚历山大，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他是陆军部副部长，我与他有过多次令人愉快的交往。不久之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也飞来向我们宣传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一些强烈看法。
六月三十日，遵照我在华盛顿的上级的指示，我向中国最高统帅部广播了一则声明：如果象报道的那样，他们准备停火，联合国军将乐意派出代表讨论停战问题。双方建立接触和协商会谈地点仅花了几天的工夫。会谈地点设在紧靠三八线南面的西部沿海城镇开城。我指定由特纳·乔伊海军中将率领联合国军代表团。敌军的主要谈判人是北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中将。但是，共党方面的实权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手中。
我还是熟悉共产党的手法的，那就是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毫无内容的争论把对手拖得精疲力竭。我在联合国任职的两年半中，对此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却根本没有料到这种毫无成果、令人疲惫的谈判后来会拖那样长的时间。双方很快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谈判期间，敌对行动还得继续下去。然而我觉得，在停火的希望依稀可见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尽量减少我方的损失。因此，我通知所届指挥官：不要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而要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局部进攻旨在夺占可以扩大我方观察范围、缩小敌方观察范围的关键地形。
在开战一周年之际，我以为和平可能即将来临。可是，又过了两年的时间并且付出了很大伤亡，每个士兵的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