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传·洪承畴传》：
十二年授蓟辽总督。是年冬，我朝兵征明锦州及宁远，总兵金国凤拒战于宁远城北山冈，偕其二子，俱殁于阵。承畴疏言："国凤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迨擢任大将，兵近万人，反致殒命，非其才力短，由营伍纷纭，人心不一也。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战，唯总兵官号令是听，庶军心齐肃矣。"
这是先稳住阵脚，大举决战，则尚有待。自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来，真正的会战，只有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贰臣传·洪承畴传》：
(崇祯)十三年，总兵祖大寿以锦州围困告急，承畴出山海关驻宁远，疏请调宣府、大同诸镇兵，俟俱集，合关内外兵十五万，又必刍粮足支一岁，乃可战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各率兵至，与玉田总兵曹变蛟、蓟州总兵白广恩、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凡八大将，合兵十三万，马四万。朝议以兵多饷难，令职方郎中张若麒促战，乃进次松山。
按：前屯卫，今名前卫，北宁路出山海关第一个大站即是；下一大站为绥中，即中后所；又一大站兴城，即宁远。由山海关至锦州，宁远适当途程之半。宁远、锦州间有两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为松山，由此渡小凌河即为锦州。此外要隘有连山、塔山、高桥，都在北宁线上。连山即今锦西，高桥东北即塔山。洪承畴的八大将、十三万兵，即分布在这一带，而以小凌河南的松山为指挥所。《清史纪事本末》卷三：
(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围锦州，城中蒙古兵内应，破其外城。夏五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等，帅八总兵、师十三万赴援，屯宁远、锦州间；城守祖大寿遣卒自城中逸出传语，以车营逼敌，毋轻战。承畴持重不发，而朝旨趋战，遂进兵，阵于松山之北。
按：洪承畴疏请调兵十五万，积粮一足岁，乃可战可守，此为与祖大寿商定的战略。自孙承宗、袁崇焕以来，都是这一战略，即以大凌河为界限，巩固锦州至山海关的阵地，稳扎稳打；因为清兵人众马多，粮草补给颇成问题，利于速战，故须以静制动，以拙限速，以重压轻。至清兵师老马疲，锐气渐消，开始撤退时，即为大举反攻的时机。与清军相争而定胜负者，在稳、在久、在耐得住。至于战术方面，清兵人各二马或三马；明军十三万，马只四万匹，利于守而不利于攻。防守之道，针对骑兵而用车营，即营地以大车为防御工事，限制马足，车后伏弓箭手，敌骑迫近时，发矢射人射马。车营可以移动，逐渐推进，步步为营，既守亦攻，故曰："以车营逼敌。"
松山之战，在清朝实际上是被迫应战。其时清军围锦州，系更番轮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尔衮代济尔哈朗，而明军八总兵所属部队都已到齐。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军，但强敌当前，既有坚忍不拔的祖大寿，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畴，此战关乎兴废，乃抱病启程渡辽河。据《实录》载："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方止。"将至锦州时，先令多尔衮在高桥安营，以便进驻。多尔衮恐有失，请太宗驻驾松山、杏山间，实已绕出敌后。观乎《实录》中记载太宗之言，一则曰"不来，切勿轻动"，再则曰"近则迎击之，倘敌兵尚远，先往迎战，贻累于众，即与败无异"，可知完全是采取守势。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战，相持之下，吃亏的应该是清军。
洪承畴布阵的情况，据《太宗实录》载：
是时敌人于松山城北乳峰山冈结塞，其步兵于乳峰山、松山之间掘壕立七营。其骑兵列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合步骑共号十三万。其领兵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李辅明、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及副将以下共二百余员。癸亥，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又合镶蓝旗护军追击至塔山，获笔架山积粟十二堆。
据《全辽志》，乳峰山在锦州西南七十里，中峰如盖，东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凭山拒守，复以骑兵列阵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则当面之敌，不过南面高桥的清军，众寡之势判然，但运动不便，亦以固守为宜；不意出战失利，失去积聚。所谓笔架山，实在是两个岛：笔架山有大小两座，对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桥，一广八丈，长四里许；一广三丈，长三里许。这跟觉华岛是一样的情形，由海道运粮至此，卸载两岛。其地在高桥与锦西之间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当即是今之葫芦岛。
第二天又复接战，《实录》载：
甲子，敌犯镶红旗汛地，我军击却之，旋复来战。太宗文皇帝张黄盖，指挥将士布阵，敌望见悉退。太宗文皇帝谕诸将曰："今夜敌兵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有遁者，如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汝等协力追击，直抵塔山。"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潜遁，我诸将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奋击穷追，杀死及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按：洪承畴所率八总兵，最得力者玉田总兵曹变蛟，屯乳峰山七营就是曹变蛟的队伍；其次为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可寄以厚望者，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松山之败，始自杨国柱之中伏。杨为义州卫人，其侄杨振为本卫指挥，崇祯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携来的大炮首攻松山时，巡抚方一藻议遣将救松山时，只有副总兵杨振自告奋勇，行至锦县以南十里吕洪山中伏，全军皆没，杨振被擒，令往松山说守将副总兵金国凤来降。到得离松山一里许，杨振南向而坐，告诉他的随从李禄说："你到城里告诉金副总兵，务必坚守，援军马上就到了。"李禄到了城下，如言转达，金国凤防守益坚，清兵无功而还。杨振、李禄则皆被杀。
杨国柱阵亡之处，即杨振殉职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杨国柱传》：
国柱，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十一年冬，入卫畿辅，从总督卢象昇战贾庄，象昇败殁，国柱当坐罪。大学士刘宇亮、侍郎孙传庭皆言其身入重围，非临敌退却者比，乃充为事官，戴罪图功。十四年，祖大寿被困锦州，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国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国柱太息语其下曰："此吾兄子(按：指杨振)昔年殉难处也。吾独为降将军乎？"突围中矢，堕马卒。
据此可知《清太宗实录》所谓"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云云，不免夸张。事实上是救锦州时，杨国柱的兵先到，与其侄一样，在吕洪山中伏。独怪杨国柱既为锦州以北的义州卫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应该熟悉，且复有其侄的前车之鉴，而竟漫不经心，蹈其覆辙，此中真有天意在。
杨国柱之败，不独出师不利，大损士气；而笔架山积聚之失，军食堪虞，尤足以动摇军心。清太宗至此，乃改变战略：原来是见机行事，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由于旗开得胜，因而决心改采攻势。如前所引，将左翼(东面)四旗调至右翼，并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边，目的是在断明军的归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变蛟传》：
(崇祯)十四年三月，(洪承畴)偕变蛟、(马)科、(白)广恩先后出关，合三桂、廷臣，凡…驻宁远。承畴主持重，而朝议以兵多饷艰，职方郎张若麒趣战。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乃议急救锦州…国柱战殁，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俄闻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成祖)亲临督阵，诸将大惧。及出战连败，饷道又绝，(王)朴先夜遁，通、科、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驰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据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误，而关系甚大，即"东至塔山"之"东"字应为"西"字。叙战史最要紧的是，地理方位必须清楚。如王朴等夜遁，"东"至塔山，则为自投罗网。山海关在西面，想遁回关内，自然应该往西，往东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叙过锦州、松山等地的关系位置，这里需要再重叙一遍，以清眉目。按：自山海关至锦州，乃由西南往东北；由东北往西南，则锦州之南为松山，松山之南为杏山，杏山西南为高桥，高桥之南为塔山，塔山之南为连山(锦西)，连山之南为宁远(兴城)，即为吴三桂的防区。
当杨国柱败殁于锦县之南的吕洪山时，其他各军亦已到达松山附近；在王朴夜遁、吴三桂等相继逃走时，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过高桥，至塔山附近为清军所拦截，此即清太宗绝其归路之计。王朴、吴三桂遇阻而退，还据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宁远，自然仍旧往西；而清军则已自塔山进至高桥设伏。
检讨此一役的因果关系，以杨国柱吕洪山中伏大败为战局变化的关键；而所以出现此一关键，则由于张若麒的促战。张若麒亦《贰臣传》中人，籍隶山东胶州，两榜出身，以为杨嗣昌收买劾黄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调兵部职方司。明朝兵部权重，四司中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贰臣传》本传：
(崇祯)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围锦州，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来援，未敢决战。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畴，欲分四路夹攻。承畴虑兵分力弱，议主持重；若麒以围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畴进兵。若麒屡报捷，洊加光禄寺卿。既而诸军自松山出战，我师击败之，歼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还，新甲庇之，复令出关监军。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议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
其时张若麒在前方的身份为监军，故得促诸将出战，后来御史劾张若麒有"督臣洪承畴派军远出，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之语，此为明朝军事指挥制度上积渐而成的一种不合理现象。但洪承畴既膺专阃之寄，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不必明言，实际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张若麒，一方面独行其是。两百年后曾国藩、胡林翼平洪杨，即本此原则以行，视官文如张若麒，刻意交欢，推功归之，"我打仗，你升官"，但求勿掣肘、勿乱出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说过，同光之能中兴，实由君臣皆熟读《明史》，能惩其失。恭王当政，一本肃顺重用汉人的原则，授权曾国藩节制五省，"不为遥制"，而曾国藩遂能以明末将帅为鉴，惩其失，师其长，如剿捻之布长围、设老营，无非杨嗣昌"四镇六隅，十面三网"的变化。今以洪承畴与张若麒、曾胡与官文之情况相比较，可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证。
松山被围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献城投降，清军得生擒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除洪承畴外，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皆被杀。留洪承畴是为招降吴三桂等边帅，而杀邱、曹、王则是警告祖大寿。
据《贰臣传》记载，夏成德献城，先有期约，并以子为质，临事极其秘密，以故统帅以下的军民长官皆一鼓成擒。往日读史至此，辄感困惑：且不说洪承畴谨慎持重，深谙韬略；即如邱民仰起家乙科，素有能名；曹变蛟与其叔文诏，为明季有数良将，流寇闻"大小曹将军"之号，望风而逃，然则对夏成德从容通敌，岂竟漫无察觉？此为事理之不可解者。
近读陈寅恪《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始恍然大悟。按：杨嗣昌、陈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无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陞。陞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陞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诫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龙于狱，命为三边总督讨李自成，事在崇祯十四年五月，正锦州被围之时；则知陈新甲始倡和议，即在此时。谢陞罢相，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已为松山已破以后。但崇祯之斥谢陞，并不表示放弃议和之意，须至这年八月陈新甲被逮下狱，始为不谈和的表示。就此过程来看，陈新甲遣使议和，在于何时，尚待探索。接前引《陈新甲传》：
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令新甲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疏乞宥，不许。
据此可知，陈新甲所遣议和专使为职方郎中马绍愉；马于何时与清接触，据《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后，事实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迟二月上旬，马绍愉即已到达盛京，提出议和的条件；证据即在高鸿中"条陈残本"有两行附识，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这年明朝遣使议和时，清太宗命诸臣各陈意见。高鸿中既于二月十一日即有条陈，则马绍愉之到达盛京，必在此以前。另一附识"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济格于"三月乙酉"将整个条陈意见作一汇报。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间，有一大事，即夏成德于二月二十左右献松山，生擒洪承畴。
明既遣使，清以礼待，但马绍愉于二月初到盛京，阿济格等直至四十天后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则当一缓松山之围，即令欲造成既成事实，以为争取优厚条件的张本，亦不应于破城之后杀一巡抚、两总兵。观清之所为，不友好到了极处，根本无和可议；而清官书记载，却非如此。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纪》云：
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愿。尔等其以朕意示之。"五月乙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盗寇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使者往来，期以面见；吉凶大事，交相忧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馈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予于连山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遂厚赉明使及从者遣之。
按：照此条件，以当时明清对垒的形势来看，可谓相当宽大合理，无怪乎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而马绍愉的"密语"，为陈家童仆误为寻常战报的"塘报"者，正就是报告此事。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诚意，则与二、三月间所表现的不友好态度为一极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释是：谈和根本是个骗局。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奏太宗"为验"，在此一个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动，暗中勾结夏成德献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诸将苦守殉难，白死而已。何不献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则献城之举未为不忠，而富贵可以立致。"观夫夏成德敢以子为质，不虞有任何变卦，致召不测之祸，即因马绍愉秘密东来，能坚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为质，绝无危险。
松山既破，败报到京，说洪承畴、邱民仰并皆殉难，举朝大震。崇祯惊悼不已，设坛赐祭：洪承畴十六坛，邱民仰六坛。照明朝的体制，一品官赐祭九坛；公侯掌武职，方赐祭十六坛，为最高的荣典。哪知祭到第九坛，传来消息：洪承畴投降了。当时并曾有旨，在北京外城建祠，以邱民仰与洪承畴并祀，祠成将亲临致祭，得到这个消息，废然而止，连带邱民仰亦失去了血食千秋的机会。
洪承畴的投降与明朝之失天下无甚关系，但对清朝之得天下，关系甚重。《清史稿》本传：
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杀民仰、变蛟、廷臣，而送承畴盛京。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着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居月余，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薙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等入见。
此事经孟心史先生考证，时地皆不确，为好事者附会之词。历史上类此故事亦甚多，如曹彬下江南，容李后主宫内收拾行装、"辞庙"、"别宫娥"；他的部下担心李后主倘或自杀，回汴京无法交代，曹彬说李后主绝不会死，因为上船请降时，走一条跳板都不免恐惧，胆小如此，绝不会自杀。此即所谓观人于微。大致清初遗民对洪承畴痛恨特甚，所以有许多讽刺的传说。
至于清太宗必欲用洪承畴，眼光超卓，倍不可及。孟心史有一段议论说：
考承畴用事时代，实为当时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畴更无合用之人。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为招徕遗老，树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视听。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汉人为将领者多出麾下，声势最张之平西王吴三桂，即其督蓟辽时旧部八总兵之一。发纵指示，足孚众望，而又读书知政体，所到能胜察吏安民之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挺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东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畴手，而以文人督师，不似旧日镇将，各拥死士，有其羽翼。用则加诸膝，退则坠诸渊，了无留恋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洪承畴章奏文册汇编跋》)
当松山城破时，祖大寿的三个弟弟都在洪承畴军中：祖大乐，总兵；祖大名、大成，游击。被俘后，太宗命释祖大成，放他回锦州传话。到此地步，祖大寿自然非降不可了。《清史稿》本传：
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耶？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也。"泽远感激泣下。
清太宗驾驭降将的手段，确是高人一等，而实从《三国演义》中揣摩曹操的权术而得。接前引《祖大寿传》：
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复，虑蹈大凌河故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于此可知，在祖大寿未降以前，其部属始终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事实上祖大寿令子侄投降，或许亦有布置内应的打算在内；果然典兵，极可能受祖大寿的指挥而反正。"乌真超哈"、"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皆满洲语，即汉军、都统、副都统。"额真"后改"章京"，此一满洲官称与"戈什哈"（护卫)至清末未改，亦为汉人得以任职的仅有的两个满洲语官名。
至于"收吴三桂家族于中后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后，《清史稿》所记稍有未谛，《贰臣传·祖大寿传》于大寿奉命招降吴三桂不从下接叙：
是时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关外五城，别由黄崖口入蓟州，越京师，略山东郡邑。
八年正月，大寿奏言："臣先执谬，自辱其身，深愧归降之晚。伏睹皇上宽仁神武，一统之业，朝夕可定；以臣目击机会，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虚实，兵之强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识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守宁远也？"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此为祖大寿降清后唯一所建之策。以意逆推，祖大寿经数月观察，已知明欲灭清，大非易事；而明则内困流寇，复有清兵不断破边墙而入，长驱南下，大肆掳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实在太苦了。而明朝终必在此双重艰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则与清兵相持，兵连祸结，更苦百姓。因此，祖大寿特建此策，固为清谋，但亦为明朝及关内百姓筹一条生路。祖大寿坚毅深沉，受孙承宗、袁崇焕知遇，自崇祯四年降清，犹复孤军坚守锦州达十一年之久，其心系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国的武德标准定得太高，作战非胜即死，遁走亦且为辱，遑论投降？但祖大寿采取比较实际的观点，前面引述过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时，曾邀副将石建柱告以心腹语："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不能尽忠报国，唯惜身命耳。"话虽如此，能为国还是要为国，孤城困守，析骸为炊，此种非人生活过了十一年之久，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之事。设非松山之败，他还可以在锦州守下去。平心而论，祖大寿实在很对得起明朝。即在既降以后，为清建策，亦仍有卫护明朝及关内百姓之深意在内。
如其策见用，明朝及关内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尽得山海关五城(合锦州、松山、杏山为"关外八城")，则明清正式形成对垒之势，清兵不必再由墙子岭、黄崖口破边墙而入，肆行海盗式的掳掠。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关为界，而以关西至滦河为缓冲地带，达成和议，救明于不亡。
第二，此时守关以宁远总兵吴三桂为帅，集兵达五十万之众；移入关内，以剿流寇。吴三桂、左良玉力足以办贼。
第三，明季财政受困之大病为饷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三年增赋百六十五万，皆为"辽饷"。此外所谓"练饷"(团练)、"剿饷"，亦与备辽有关，前后总计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以上。吴三桂移兵入关，不必再有转输困难的辽饷，财政上的压力自可减轻。
但因其时阿巴泰所领明兵征山东者，尚未班师，故其言不用。未几太宗崩，至是年十月，始由济尔哈朗攻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唯旋即退出，并未照祖大寿的计划，迫使吴三桂撤回关内，是必有高人看破机关，乐见清兵能吸住吴三桂的五十万大军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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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崩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至廿六始由太宗第九子福临嗣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时方六岁。在此十七天之中，多尔衮曾与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有过激烈的争夺，但官书已灭其迹，只能从残余的记载中窥知一二。试为钩稽如次。
孟心史《清代史》第一章第三节：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谓多尔衮"不为帝者，自守臣节"，实与当时真相稍有不符。太宗既崩，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应由豪格继位；但太祖既有共主的遗命，而太宗继位时，亦系四大贝勒共坐议政，则以多尔衮之功之才，谓欲入关与明争天下，完父兄未竟之业，非正大位俾获全权不可，亦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一件事。因此，当时便有两派，一派主立豪格，一派拥戴多尔衮。
《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顺治)二年十二月，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以尊崇皇上，戒谄媚己，且曰："太祖、太宗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又曰："前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因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皆无生理。'是以不立。"传语毕，唯豫亲王不答；使者还报，复遣传语曰："昔太宗宾天时，予在朝门幄中坐，尔与英王跽请即尊位，谓两旗大臣属望我者，诸亲戚皆来言，予时以死自誓乃已。此言岂乌有耶？"豫亲王语塞。
据此可知，（一）若立豪格，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多尔衮；（二）多尔衮一兄阿济格、一弟多铎为首先拥戴之人。但解释不立豪格之故，而多铎不答，可知多铎知其言为违心之论。多尔衮对于尊位，非不欲也，乃不可也。
太宗崩后，皇位既经十七日之争议始能定夺，而在世祖即位之第二天，几又翻覆，为《多尔衮传》所载：
八月，世祖章皇帝即位，礼亲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与王辅政，王自誓曰："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天地谴之。"越日，郡王阿达礼潜语王曰："王正大位，我当从王。"贝子硕托亦言："内大臣及侍卫皆从我谋，王可自立。"遂与礼亲王发其谋，阿达礼、硕托并伏诛。
心史先生谓多尔衮"功高而不干帝位"，"自守臣节"，即因有此"发其谋"一事。但如细考，即不能无疑。须知硕托乃礼亲王代善第二子，阿达礼则为代善第三子颖亲王萨哈璘长子。萨哈璘颇有战功，殁于崇德元年，得年三十三，阿达礼袭封为多罗郡王。今按：阿达礼与硕托，即使有劝多尔衮自立，形成谋反大逆的罪名，但毕竟只是一句话而无行动，依律为"未遂"，罪名应减一等，再衡以"议亲"、"议贵"的原则，万无死理，而竟骈诛！何故？
其次，代善这年正好六十岁，以花甲老翁而忍令一子一孙伏法，竟不一救，已大出情理之外；而以代善之年辈，为皇族之家长，其诸弟诸侄以及"三朝"老臣，竟不代为乞情，以慰此尊亲，更非常情所有。此又何故？
于此可知，必致硕托、阿达礼于死，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此即所谓"借人头"——倘非如此，则豪格必反。
今据《清史列传》诸王传，推断当时事实并举证如下：
一、当太宗崩后，颇有人支持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即其一。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得太宗重用，势力相颉颃，并以两黄旗大臣推太宗之恩及于幼主，所以多尔衮虽欲自立而不可得。《清史列传·何洛会传》：
何洛会…初隶肃亲王豪格旗下，颇见任使。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睿亲王摄政，与肃亲王不相能，何洛会因讦肃亲王与两黄旗大臣杨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诋诽睿亲王，且将谋乱，下法司鞫实，削肃亲王爵，杨善等四人并弃市。
此为豪格讦多尔衮，而为何洛会所出卖；在此以前，两黄旗即有拥立豪格，而济尔哈朗亦曾与闻的事实，《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四年)二月以造第逾制…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王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私议…降多罗郡王。
"不举发"自为支持豪格的明证。
二、为夺皇位。多尔衮与豪格双方，旗鼓相当，争持不下，势必演变为自相火并；大概除代善的正红旗以外，其余七旗均将卷入漩涡，则外有拥重兵的吴三桂，内有犹未倾服的祖大寿，乘机而起，危亡立见，故由代善以家长的资格出面调停，既不立豪格，亦不立多尔衮，皇位仍归于太宗之子。但多尔衮辅政，则豪格不能再辅政，否则又成两虎相争之局，故以较疏远的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为"辅政叔王"，代表豪格的利益。
这是勉强达成的协议，豪格应得皇位而未得，属于失败的一方；多尔衮虽未得皇位，但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自是胜利的一方。因此，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即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所以代善的责任极重，他必须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绝对维持协议，才能约束豪格。哪知世祖即位第二天，便有硕托、阿达礼之事，其中真相，心史先生并未发现。
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多尔衮传》：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刑。"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观此一段，则我前面所举的两个疑问皆可解释。事实是很明显的：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先，已跟多尔衮谈过；见多尔衮有默许之意，方再谋于父祖。但代善识得厉害，多尔衮知情不举，其心即不可问；退一步言，就算本心无他，不过徇私庇隐，亦自背其前一日"秉公辅理"的誓词。只看"言词迫切"四字，可知情况严重；或者豪格的问罪之师都已经预备好了，是故代善不能不牺牲一子一孙，以避免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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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选立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自然是由于孝庄太后之故。孝庄与多尔衮的关系，为清初之大疑案之一。疑云之起，由于张煌言(苍水)的两首七绝，题为"建夷宫词"，收入《奇云草》。"建夷"者，建州之夷，为遗民对新朝的称呼。诗云：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此诗系年庚寅，为顺治七年。天下哄传，太后下嫁摄政王。孟心史先生曾作考证，力辟其非实。相传孝庄后下嫁，曾有"誊黄"的恩诏，但孟心史遍检旧籍而无有；又欲得"不下嫁之坚证"，最后读《朝鲜李朝实录》，方有确证，其言如此：
私念清初果以太后下嫁之故，尊摄政王为"皇父"，必有颁诏告谕之文；在国内或为后世列帝所隐灭，朝鲜乃属国，朝贡庆贺之使，岁必数来，颁诏之使，中朝亦无一次不与国内降敕时同遣。不得于中国官书者，必得于彼之实录中。着意翻检，设使无此诏，当可信为无此事。既遍检顺治初年《李朝实录》，固无清太后下嫁之诏，而更有确证其无此事者，急录之以为定断，世间浮言可息矣。
朝鲜仁祖李倧实录：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以此知朝鲜并无太后下嫁之说。使臣向朝鲜说明"皇父"字义，亦无太后下嫁之言。是当时无是事也。
但以我的看法，虽无太后下嫁摄政王的事实，但极可能有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
按：清朝创业两帝，皆得力于政治婚姻。太宗孝端、孝庄两后母家博尔济吉特氏，为国戚第一家，累世结姻，关系尤重，不可不作一介绍。
博尔济吉特氏为元朝皇室之后，属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共四部十旗，计科尔沁六旗、札赉特一旗、杜尔伯特一旗、郭尔罗斯二旗，当今辽宁北部、黑龙江南部，以洮南为中心，东至伯都纳，西至热河、察哈尔交界，北至索伦，南至铁岭，皆其牧地。博尔济吉特氏即为科尔沁部，向来以右翼中旗为盟长，称号为札萨克汗。
孝端皇后之父名莽古斯，为科尔沁六旗中一旗之长。此族早已附清，太祖一妃，即康熙接位册封为"皇曾祖寿康太妃"者，为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孔果尔后封札萨克多罗冰图郡王，成为科尔沁六旗的盟长。
清朝与博尔济吉特氏始通婚姻，在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即莽古斯以女归太宗。天聪七年，莽古斯已殁，其妻称为科尔沁大妃，携子塞桑、塞桑长子吴克善，以及吴克善的妹夫满珠礼等来会亲，进一步大结婚姻。但行辈错乱，如太祖之于叶赫一族，亲戚关系变得极其复杂，《清列朝后妃传稿·太宗孝端文皇后传》载：
天聪间后母科尔沁大妃…数来朝，帝迎劳锡赉之甚厚。贝勒多铎聘大妃女，为皇弟多尔衮娶其妹，吴克善子亦尚公主。
大妃之女即孝端之妹，多铎为太宗之弟，昆季而为连襟，自无足异；为多尔衮娶"其妹"者，大妃之妹，亦即孝端的姨母，多尔衮成为其嫂之姨丈，凭空长了一辈。吴克善为孝端的内侄，其子为内侄孙，尚公主则成为女婿，此亦是凭空长了一辈。
与此同时，塞桑之女，吴克善之妹，亦即孝端的侄女，为太宗纳为妃，即孝庄后。崇德元年，建五宫，孝端称"清宁中宫后"；孝庄为"永福宫庄妃"；而孝庄另有一姊，则早于天命十年即归于太宗，封为"关雎宫宸妃"。宸妃有孕，崇德二年七月生皇八子，以其为正式建元后所生第一子，因而以诞生太子之例举行大赦，但旋即夭殇；半年后，亦即崇德三年正月，孝庄生皇九子，即为世祖福临。宸妃之子不殇，自应为皇位之继承人；但我以为不尽然，即因多尔衮与孝庄有特殊感情。
孝庄后崩于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五，则是生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清史稿》说她"于天命十年二月来归"，计年不过十三，度当时情事，不过依姑而居，"待年"择配，本不必于此时即定为太宗妾媵。至多尔衮殁于顺治七年，年三十九，则应生于万历四十年壬子，长孝庄一岁。当太祖崩于叆鸡堡，四大贝勒逼迫大妃身殉，两幼子多尔衮、多铎由太宗抚养，其时多尔衮十五岁、孝庄十四岁，年岁相当，滋生情愫，是极可能的事。我甚至怀疑，多尔衮与孝庄的这段恋情，至死未已。孟心史《太后下嫁考实》云：
蒋录(按：蒋氏《东华录》的简称；下称王录亦即王氏《东华录》的简略)于议摄政王罪状之文，有王录所无之语云"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又云：凡批示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其末又云：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此为后实录削除隆礼，不见字样之一贯方法。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绝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也。夫渎乱之事，何必即为太后之事？
心史先生的考证，推理谨严，但上引最后一句，不免强词夺理，如反问一句："安知必非太后之事？"恐心史先生亦将语塞。事实上如我前文所指出的年岁相当，以及同养于宫中、朝夕相共的情况来说，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为了孝庄的可能性，大于其他任何人。此外如心史先生所指出的自称"皇父摄政王"，以及孝庄后崩后愿别葬，似皆非无故。关于"皇父"之说，胡适之先生于读"考实"后有一函致心史先生云：
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朝鲜实录》所记，但云"臣问于来使"，来使当然不能不作模棱之语，所云"今则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问。单凭此一条问答，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鄙意绝非轻信传说，终嫌"皇父"之称，但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
心史先生复函，词锋犀利，以为：
夫以国无明文之暧昧，吾辈今日固无从曲为辩证。但中冓之言，本所不道，辨者为多事，传者亦太不阙疑。此为别一事，不入鄙作考实之内。唯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
如心史先生所言，我谈此段即是"多事"；但"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世事真相，常由多事而来。心史先生对多尔衮颇有好感，故确信其有完美的人格；而我的看法不然，如考证多尔衮与豪格争权的真相，结论是多尔衮对皇位非不欲也，乃不能也，非如心史先生所说，多尔衮能"自守臣节"。至谓多尔衮与孝庄若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此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多尔衮没有读多少汉文，于名教礼义，并无多大了解，何尝以为与太后有暧昧即为恶行？倘非如此，何至于杀胞侄而又霸占侄媳？彭长庚比多尔衮为周公，济尔哈朗驳之云："多尔衮图肃亲王元妃，又以一妃与英亲王；周公曾有此行乎？"如此悍然无忌的乱伦，难道不是"自暴其恶"？
复次，关于孝庄别葬昭西陵一事，尤出情理之外。《太后下嫁考实》云：
孝庄崩后，不合葬昭陵，别营陵于关内，不得葬奉天，是为昭西陵。(按：太宗葬盛京西北十里隆叶山，名昭陵；孝庄葬关内，在盛京之西，故名昭西陵。）世以此指为因下嫁之故，不自安于太宗陵地，乃别葬也。《孝庄后传》，"后自于大渐之日，命圣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心恋汝父子(按：指顺治、康熙)，当于孝陵(按：顺治孝陵，在遵化昌瑞山，后总称东陵)近地安厝。"世说姑作为官文书藻饰之辞，不足恃以折服横议。但太宗昭陵，已有孝端合葬；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不能定为下嫁之证。
这话不错，但心史先生不言孝庄葬于何时，似不免有意闪避。我之所谓"尤出情理之外"者，康熙年间，始终未葬孝庄。
自此而始，到康熙上宾，孝庄梓宫始终浮厝于世祖孝陵之南；直至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世宗服父丧二十七个月，"祫祭太庙，释服即吉"时，才动工兴修昭西陵。《雍正实录》载祭告文曰：
钦惟孝庄文皇后，躬备圣德，贻庆垂庥，隆两朝之孝养，开万世之鸿基，及大渐之际，面谕皇考，以昭陵奉安年久，不宜轻动，建造北城，必近孝陵。丁宁再三，我皇考恭奉慈旨。二十七年四月己酉，上启銮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诣山陵，辛酉奉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于享殿。甲子，上诣暂安奉殿内恭视大行太皇太后梓宫；封掩毕，奠酒恸哭，良久始出。
为什么三十八年不葬？且先看《康熙实录》在孝庄崩后不久的一道上谕：
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升遐。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于所择吉处，毋致缺损。着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尔等即传谕行。
按：慈宁宫在养心殿之西，乾隆十六年曾经重修，所以原来"新建宫五间"的遗址，已无迹可寻。又《康熙实录》：
择地于孝陵之南，为暂安奉殿，历三十余年。我皇考历数绵长，子孙蕃衍；且海宇升平，兆人康
，胤禛祗绍不承，夙夜思维，古合葬之礼，原无定制，神灵所通，不问远近；因时制宜，唯义所在。即暂安奉殿，建为昭西陵，以定万年之宅兆。据此可知，昭西陵之名，是到了雍正三年才有的。在康熙年间，并未为孝庄修陵。中国传统的丧礼，"入土为安"；康熙三十多年不葬祖母，这一层道理，始终是说不过去的，然则其有迫不得已的隐衷，灼然可见。
康熙之孝顺祖母，不独自有帝皇以来所未有，即平常百姓家亦罕见，但细参实录，辄有微觉不近人情之感，如孝庄崩后，必欲于宫中独行三年之丧；以及康熙二十八年岁暮，去孝庄之崩将近两年，三年之丧以二十七个月计算，亦将届满，而赵执信、洪昇竟因"非时演剧"被斥逐(详见拙作《柏台故事》关于黄六鸿部分)，处分过苛，与康熙的个性不符，等等，予人的感觉是，纯孝之外，似乎康熙对祖母怀有一份非常浓重的咎歉，渴思有所弥补。
这份咎歉，实即康熙不可告人的隐痛。然则他的隐痛是什么？是孝庄绝不可与太宗合葬；而所以造成不可合葬的原因，在于安太宗之遗孤、存太宗之血食。孝庄不独无负于太宗，且当为太宗谅解及感激于泉下；但格于世俗礼法，竟不得与太宗同穴，自为莫大之委屈，且此委屈又不得有片言只字的申诉，则在孝庄实负不白之奇冤。康熙知其故而不能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权力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贵贱，独独对祖母的奇冤，无法昭雪，则康熙隐痛之十百倍于常人，亦可想而知。
说来说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走笔至此，有欲罢不能之势，只好来个"外一章"，但亦不算离题太远。多尔衮固曾祔庙上谥，称"成宗义皇帝"；生前虽无称帝之名，而有为帝之实，应亦可算作"清朝的皇帝"之一。
蒋氏《东华录》顺治七年八月载：
上孝烈武皇后尊谥曰"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颁诏大赦。内阁旧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徽音端范，饬内治于当年；坤则贻庥，协鸣名于万禩。典章具在，孝享宜崇。钦惟皇祖妣皇后，先赞太祖，成开辟之丰功；默佑先皇，扩缵承之大业。笃生皇父摄政王，性成圣哲，扶翊眇躬，临御万方，溯重闱之厚德；敉宁兆姓，遵京室之遗谋。庆泽洪被于后昆，礼制必隆于庙祀。仰成先志，俯顺舆情，于顺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祗告天地…"
此孝烈皇后即太祖的大妃、多尔衮的生母，以逼殉之故，谥之曰"烈"。
按："孝烈皇后"祔享太庙，颁诏大赦，既称"皇祖妣皇后"，又称"笃生皇父摄政王"，则是世祖竟视多尔衮为父，为太上皇。此为传说"太后下嫁"的由来。我不信有此说的原因是：第一，以情理而论，孝庄绝不会主动表示要嫁多尔衮；若有此事，必是多尔衮逼嫁。然则多尔衮逼嫁孝庄的目的何在？倘因情之故，自当体谅孝庄的处境，绝不可出此令天下后世讥笑的怪事；若以为太后下嫁，多尔衮便成皇帝的继父，而获"皇父"之称，则何不索性自立，既立而纳孝庄，岂不比逼嫁更为省事？
其次，倘谓太后下嫁而有恩诏，则"誊黄"必遍及于穷乡僻壤，遗民的诗文中一定会有记载，必不至于只有张苍水那两首诗的一个"孤证"。
然则"皇父"之称又何自来？多尔衮为什么要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我的推论是，世祖可能为多尔衮的私生子。而当太宗既崩，多尔衮大权在握，尤其是"一片石"大败李自成，首先入关，占领北京，清朝天下可说是多尔衮打成功的，如心史先生所说，"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能为帝而不为，"以翼戴冲人自任"者，我有一个解释：是由此而确立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
此话怎讲？我们不妨先回溯太祖崩后的情况：太祖遗命，国事"共主"；太宗初期亦确是如此。后以代善父子拥立而定于一尊，基本上是违反太祖遗命的。如果多尔衮废世祖而自立，那就形成了兄终弟及的局面，将来谁能取得皇位，视其功劳地位而定。同时他亦无子可传。但如"翼戴冲人"，则父死子继的制度可以确立不移；他本人虽未称帝，不过由于世祖实际上是他所生，那么，子子孙孙皆为清朝的皇帝了。这就跟明朝的帝系由孝宗转入兴献帝的情况一样。照中国传统的传说，子孙上祭，冥冥中只有生父可享，所以多尔衮不做皇帝，反能血食千秋。
***
这一论说，我现在自己推翻了。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我才发现孝庄的苦心；主要的是，多尔衮与太宗有多重的关系，一方面有杀母之仇，一方面有养育之恩，恩怨纠结，以致行事多不可解。
细察多尔衮死前的心境，近乎昏瞀狂乱；《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六年)十二月，王妃博尔济吉特氏薨，以玉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七年正月，纳肃亲王妃博尔济吉特氏，并遣官选女子于朝鲜；二月，令部不需题奏者，付亲王满达海，及端重亲王、敬谨亲王料理；五月，率诸王贝勒猎山海关，令亲王多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汉岱并议政。
是月，朝鲜送女至，王亲迎之于连山，即日成婚。
七月，王欲于边外筑城清署，令户部计额征地亩人丁数，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银二百四十九万两有奇，输工用。
王寻以悼妃故，有疾。锡翰与内大臣席纳布库等诣第，王怨曰："顷予罹此莫上之忧，体复不快，上虽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礼，一为临幸。若谓上方幼冲，尔等皆亲近大臣也。"又曰："尔等毋以予言请驾临。"锡翰等出，王遣人追止之不及，于是上幸王第。王责锡翰等罪，降罚有差。
十一月，王以疾率诸王贝勒猎边外，十二月薨于喀喇河屯。
按：豪格年岁与多尔衮相当，其福晋当亦在三十以外，非少艾之比；杀豪格或为夺权，而必欲纳其妻，则不能不谓之有报复意义在。至如得病后，既怨世祖不临视；既临视又责传言之人。又，为兴土木，加派九省地丁至二百四十九万两，亦与其入关之初务蠲前朝弊政的作风不同。凡此近乎悖乱的感情状态，以我的看法，是内心有一极大的冲突不能解决，相激相荡而产生的反常行为。此一冲突即郑亲王既遭贬斥，豪格亦已被诛，自己手握重兵，党羽密布，已无任何阻力可使他不能称帝；而唯一所顾虑者，即是孝庄太后。
按：如前所引，议政王满达海为代善第七子；端重亲王博洛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六子；敬谨亲王尼堪则褚英第三子。满达海之袭爵，固由多尔衮的支持；博洛及尼堪在太宗朝皆为贝勒，并不见重，由多尔衮的提携，始得封王，此时并皆议政，自然唯命是从。
至于八旗兵力的分配，其情况如下：
一、两黄旗，名义上归世祖，实际上由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指挥。
二、正白旗，为多尔衮的嫡系武力。
三、镶白旗，本由多尔衮胞弟豫亲王多铎为旗主，此时亦归多尔衮。
四、正蓝旗，旗主本为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所有；莽古尔泰获罪，收归太宗自将；顺治初又归多尔衮，而名义上的旗主为豫王之子多尼。
五、镶蓝旗，完全属于郑亲王济尔哈朗。
六、正红旗，此旗为代善所有，旗主为满达海；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亦持有一部分。
七、镶红旗，旗主为克勤郡王岳托；英亲王阿济格亦持有一部分。
如上所述，多尔衮握有两黄、两白、正蓝，对两红旗亦有影响力；唯一的敌对势力为郑王的镶蓝旗。在这样的压倒优势之下，何事不可为？
然则多尔衮由未入关以前想夺皇位而不能，到此时能夺皇位而不夺，原因真是为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故以"翼戴冲人自任"吗？不是的！因为多尔衮如推太宗养育之恩，"成立"诸子弟，则不当杀太宗长子豪格，复夺其妇，这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多尔衮自己所说的那段话，不过后世词臣藻饰之辞，不足为信。
可信的是：孝庄太后以幼时爱侣，出以万缕柔情，约束多尔衮的"最后行动"；其间绸缪委曲、调护化解，不知费了孝庄多少苦心，最危险的时刻，是多尔衮尊大妃为孝烈皇后祔庙之时，母以子贵的"太后"已经出现，事实上已等于诏告天下，他——多尔衮就是皇帝。天下臣民有忠于太宗欲起而声讨者，此时必当有所行动；若无行动，即是承认多尔衮得自立为帝。此时所欠缺者，不过一道即位诏书而已；而此一道诏书终于未发，即是孝庄对得起太宗的地方。
分析至此，我可下一断语，孝庄下嫁多尔衮，绝无其事，失身则必不免。孝庄不欲与太宗合葬，即以白璧有玷之身，愧与太宗同穴。她的辱身以存太宗天下的苦心，康熙完全了解，所以孝养无微不至。及至孝庄既崩，不可与太宗合葬，则不独康熙了然，臣下亦了然，徐乾学特撰《古不合葬考》，即非承帝之旨，亦必有迎合之意。但康熙虽不能葬孝庄于昭陵，而亦终不忍别葬，以致浮厝数十年；而臣下无言此事者，即以深知此事如佛所云："不可说，不可说！"能说者，为后世我辈。
多尔衮既薨，势力犹在，归灵至京时，世祖亲率亲贵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其时已尊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故以太子奉迎梓宫之礼接灵。至顺治八年正月，犹追尊摄政王妃为成宗义皇后。"成"者，论其功绩；"义"者，美其谦让。凡此皆足以证明朝政犹操之多尔衮亲信之手，而未几即遭清算，则因英亲王阿济格思夺多尔衮的两白旗继之为摄政王，为多尔衮的亲信举发，变成兄弟自相残杀，郑亲王济尔哈朗得以尽反朝局。其事始末，大致如《东华录》所载：
顺治八年正月甲寅，议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罪。先是，摄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济格赴丧次，旋即归帐。是夕，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
按：英王独不至者，隐然表示其身份在诸王之上，而与摄政王平；亦即表示多尔衮既死，应由其摄政。
翌日，诸臣劝请方至。英王途遇摄政王马群厮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马群厮卒前行。第三日遣星纳、都沙问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曰："劳亲王系我阿哥，当以何时来？"
按："劳亲王"者，郡王劳亲。劳亲王为阿济格第五子，此时奉父命，领兵自京师赶来。
众对曰："意者与诸王偕来，或即来即返，或隔一宿之程来迎，自彼至此，路途甚远，年幼之人，何事先来？"盖因其来问之辞不当，故漫应以遣之。吴拜…等私相谓曰："彼谓劳亲王为吾等阿格(哥)，是以劳亲王属于我等，欲令附彼。彼既得我辈，必思夺政。"于是觉其状，增兵固守。
按：吴拜即武拜，与苏拜皆多尔衮麾下大将，武功卓著。劳亲王已先为多尔衮取入正白旗，表面似为喜此胞侄，实际上有以劳亲王为质子之意。多尔衮对同母兄阿济格之防范甚严，见下引：
又英王遣穆哈达召阿尔津、僧格。阿尔津自本王薨后，三年不诣英王所矣。今不可遽往，应与摄政王下诸大臣商之。于是令穆哈达回，遂往告额克亲及吴拜、苏拜…额克亲谓阿尔津曰："尔勿怒，且往，我等试观其意如何。"
按：阿尔津、僧格皆隶镶白旗，所谓"本王"即指豫亲王多铎。多铎薨后，镶白旗归多尔衮，恐阿济格染指，故不准阿尔津等在英王门下行走。
英王复趣召，阿尔津、僧格乃往。英王问曰："不令多尼阿哥诣我家，摄政王曾有定议否？"阿尔津等对曰："有之。将阿哥所属人员置之一所，恐反生嫌，故分隶两旗，正欲令相和协也。摄政王在时既不令之来，今我辈可私来乎？此来亦曾告之诸大臣者。"英王问曰："诸大臣为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之上有两固山额真、两护政大臣、两护军统领。一切事务，或启摄政王裁决，或即与伊等议行。"
按：多铎多子，第二子多尼名义上为镶白旗旗主，但一部分已改隶正白旗，而正白旗亦必有一部分改隶镶白旗，此即所谓"正欲令相和协"，实际上为多尔衮兼并的一种手法。多尼亦为阿济格胞侄，但多尔衮禁止多尼至阿济格处，防范之严可知。
又所谓"固山额真"即都统，为一旗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其时亦须听命于旗主；"议政大臣"由崇德元年设"十六理事大臣"而来，每旗两人，便于天子干预各旗事务，以及各旗配合中央要求，有所协力；"护军统领"则为实际带兵作战的大将，一旗分为左右两翼，所以有两护军统领。阿尔津等曾任议政大臣，亦曾为护军统领，此时正好解任，阿济格以为阿尔津等正在失意，有机可乘，打算说服他们，将多尼拉过来。不意此两人有备而来，公然拒绝；阿济格鲁莽从事，异谋尽露。于是：
额克青、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议曰："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两旗；既得我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诸王得毋误谓我等，以英王为摄政王亲兄，因而向彼耶？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遂急以此意告诸王。
按：多尔衮无子，以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所谓"抱王幼子"即指多尔博。
郑亲王及亲王满达海曰："尔两旗向不属英王；英王岂非误国之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向彼？今我等既觉其如此情形，即当固结谨密而行。彼既居心如此，且又当生事变矣。"
按：所谓"诸王"中，实力派只济尔哈朗及满达海。后者为代善第七子，袭封和硕亲王，此时尚无称号，至顺治八年二月始加号为"巽亲王"。
迨薄暮设奠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欲共议摄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随于摄政王帐前系马处，乘马策鞭而去。端重王独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尔等防之，回家后再议。"又摄政王丧之次日，英王…又言摄政王曾向伊言："抚养多尔博，予甚悔之。且取劳亲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郑亲王答曰："不知。"又言"两旗大臣甚称劳亲之贤"。此言乃郑亲王告之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又谓端重王曰："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又遣穆哈达至端重王处言："曾遣人至亲王满达海所，王已从我言，今尔应为国政，可速议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
按：此段叙英王阿济格思夺权的计划，情事如见；原拟俟多尼至后，挟多尼以号令两白旗。多尼不至，遂即离去；根本无意议祭奠多尔衮事。至于对济尔哈朗的话，意谓多尔衮生前悔以多尔博为子，而取劳亲入正白旗。此真是俗语所说的自说自话了。
"端重王"者端重亲王博洛，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三子，以附多尔衮得封王，与敬谨亲王尼堪及代善之子满达海并为多尔衮所亲信，于顺治七年二月由多尔衮授权，处理日常政务。阿济格思利用博洛的手段，实在幼稚之至。
至石门之日，郑亲王见英王佩有小刀，谓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似此举动叵测，不可不防。"是日，劳亲王率人役约四百名，将至，英王在后见之，重张旗纛，分为两队，前并丧车而行。及摄政王丧车既停，劳亲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举动甚悖乱。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集四旗大臣尽发其事。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
据孟心史注，此"四旗"当是两白两蓝，其说后详。
阿济格被逮至京，原可不死，"自作孽"则"不可活"，《清史列传》：
至京，鞫实，议削爵幽禁，降为贝子。闰二月以初议罪尚轻，下诸王大臣再议，移系别室，籍其家，子劳亲等皆黜宗室。三月，阿济格于狱中私藏兵器，事觉，诸王大臣复议：阿济格前犯重罪，皇上从宽免死，复加恩养，给三百妇女役使，及童仆、牲畜、金银、什物，乃仍起乱心，藏刀四口，欲暗掘地道，与其子及心腹人，约期出狱，罪何可贷？应裁减一切，止给妇女十口，及随身服用，余均追出，取入官。十月，监者复告阿济格谋于狱中举火。于是论死，赐自尽，爵除。
按：劳亲，《清史稿》写作楼亲，亦赐自尽。未几，多尔衮近侍苏克萨哈、詹岱卖主求荣，出首告多尔衮"逆谋"，皆郑亲王济尔哈朗所主持。阿济格原可有所作为，而鲁莽灭裂，自速其败，心史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实》中有一段论评，极其警辟，录如下：
阿济格与多尔衮相较，明昧相距太远。清初以多尔衮入关，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权中央，又不无因摄政之故。冲主与强藩，形成离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识，当睿王之丧，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旗之人所倚赖，则袭摄政之威、挟三旗(两白正蓝)之力，中立之两红旗不致立异(按：正红满达海；镶红罗洛浑为岳托之子)，怀忿之镶蓝旗不敢寻仇(按：指济尔哈朗为多尔衮排挤成仇)，世祖虽欲收权，尚恐大费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驱除，郑王乘机报复，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挟天子以临之，英王既除，睿豫两王仅有藐孤，登时得祸。一举而定四旗，大权悉归皇室，此所谓天相之矣！
多尔衮自追尊为"义宗成皇帝"至"追诏其罪"，不过一个月的辰光。他所得的罪过是"削爵"、"黜宗室籍"、"财产入官"、"其嗣子多尔博给倍亲王多尼"。所谓"黜宗室籍"，即由"黄带子"变为"红带子"，若非后来复封，则官文书上的记载，应为"觉罗多尔衮"；嗣子多尔博本为多铎幼子，"给倍亲王多尼"亦即归宗，由其胞兄抚养，后来恩封多罗贝勒，则为推其生父之恩，与多尔衮无关。
细考史籍，顺康之间对多尔衮的处置，比见诸上谕者要严厉得多；即以上述四款处分而言，最重的是令多尔博归宗，乃绝多尔衮之后。据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上谕："今其后嗣废绝，而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着交内务府派员往视缮葺，仍为量植松楸，并准其近支王公等，以时祭扫。"可知自顺治八年至乾隆三十七年这一百二十年间，多尔衮的近支亲属去扫他的墓都是不准的。康熙仁厚，每不念旧恶而喜与人为善，独于多尔衮深恶痛绝，略无矜恤之意，可知其隐痛所在。
走笔至此，回头再说"太后下嫁"。据《清列朝后妃传稿》，在世祖即位后，对孝端的记载是：
顺治六年四月后崩…帝率诸王文武俱成礼，典仪遵定制，与文皇帝同。
此表示多尔衮视孝端为太宗的皇后。但对孝庄的记载是：
世祖践阼，尊为皇太后。
可知在多尔衮未死以前，孝庄并无称号。及至多尔衮获罪，世祖亲政，方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并有正式尊封的册文。于此我们不妨作一假定：孝庄虽无下嫁多尔衮之实，而多尔衮似有称帝以后以孝庄为后的打算。他之如何称帝，是件很值得研究的事；照我的看法，他不至于废世祖而代之，最可能的途径是由"皇父"变为"太上皇帝"，而以孝庄为"太上皇后"。果然如此，则为历史上空前亦可能是绝后的创例。
推论至此，张苍水的那两首"建夷宫词"，未可视之为丑诋敌国的谰言，其中自有若干事实存在。如结句"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前一句则"身到皇宫内院"，多尔衮秽乱宫闱，原为当时朝廷所自承；后一句乃指以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满洲话称侍卫为"虾"，广义而言，御前行走的"领侍卫内大臣"亦为"虾"，此指多铎而言，意谓多尔衮若娶孝庄，则顺治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多尔博为子。